插羽傳檄，驛騎星流

予讀陳其元《庸閒齋筆記》，其中記曾文正公之特質有「性畏雞毛，遇有插羽之文，皆不敢手拆」數句，「插羽」二字，覺得頗有意味，值得隨手提提。

《史記‧韓信盧綰列傳》記載如下：「陳豨反，邯鄲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針對羽檄，裴駰在《集解》中做了說明：「以鳥羽插檄書，謂之羽檄，取其急速若飛鳥也。」此段史實，《漢書‧高帝紀》亦有記載，顏師古注「檄」字時說：「檄者，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用徵召也。其有急事，則加以鳥羽插之，示速疾也。」說白了，就是「飛快傳書」的意思！東漢蔡倫之前無紙，所以傳來傳去的羽書檄文，用的都是木簡！但檄文該插什麼鳥的「羽毛」，又怎麼「傳書」，亦值得玩味一番。

古代通訊設施不足，訊息傳遞得靠人、馬傳送，漢朝置驛，傳遞文書有了正式建置，唐設驛站，並分陸驛、水驛、水陸三種，之後歷代皆有建置，至清朝末年，隨通訊條件之變化，始將驛站改成郵務系統。故而古人傳遞文件，靠的是驛站內的驛卒與驛馬，只不知一般老百姓透過此一系統傳遞私人郵件，需付多少銀兩，又可得到什麼樣的待遇！

《宋史》載岳飛破金，奉十二道金牌而班師，這十二道金牌如果真有，顯然也必需透過驛站而傳遞。所謂「金牌」，依照沈括《夢溪筆談》的說法，係「以朱漆木牌鑲金字，日行五百里」，故而金牌是木頭做的，以朱漆塗佈，然後鑲上金字（應該也是以金漆寫上去而已）。宋史專家鄧廣銘先生，認為高宗遠避於南，而河南朱仙鎮與浙江之臨安兩地相距有兩千餘里，是以絕不可能於一日之內，連派十二位驛卒送金牌予岳飛，且於同一日內到達！所謂十二道金牌，只能以史家誇飾效果視之。然王曾瑜先生則以為確有此事，真如此，則高宗身邊可充當投降派的驛卒還真多呢。

清朝曾文正公怕的是「雞」羽，而劉邦傳檄徵兵時用的是「鳥」羽，古人說「飛鴿傳書」又說「魚雁往返」，說不定，「鴿」毛與「雁」毛，在傳遞書信的歷史過程，都曾貢獻過一點力量！口語說：「拿著雞毛當令劍」，此一口語的後面，顯然也跟古代「以鳥羽插檄書」脫不了關係，雞毛指的是文書，而令劍可就是兵符了。

如今，以速度而言，郵務系統可分「平信」、「限時」、「快捷」三大類，民間則另有「快遞」，此間差別則在寄送費用與收信早晚兩項。時於清朝，軍用文書另有「加急」的說法，軍情越是緊急，便會以四百里、六百里、八百里等行程速度做為區分，而在加急的信函上，更會以加插羽毛數量的多寡，以顯示重要性的程度。八百里加急，文書上插著三根羽毛，六百里則為兩根，而四百里則僅插一根，以羽毛的數量多寡，做為區分函件的重要程度的外在表徵，確實是古人的智慧。

邊塞詩人岑參，曾描述唐時驛馬繁忙程度如下：「一驛過一驛，驛騎如星流；平明發咸陽，幕及隴山頭」，如今我們的快遞，再也回不到驛馬的年代，而插羽傳檄的記憶，也一去不返了。

三旬九食，捉衿見肘

鄭板橋在其《宦況》一詞中，曾經這樣寫到：「十年蓋破黃綢被，盡歷遍，官滋味。雨過槐廳天似水，正宜潑茗，正宜開釀，又是文書累。」一個文人在一片吆呼碎的傀儡生涯中，竟以一條跟了他十年的綢被，最後蓋破收場，足見板橋道人的官運著實不怎樣，這位「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其清廉自持應當也是實況！人生沒有幾個十年，十年的被子之所以「黃」，應當是表述「陳舊」之故吧！鄭氏，真是無奈啊！

無獨有偶，陶淵明在其《擬古》詩中，自述其生活窘狀如下：「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辛勤無此比，常有好容顏。」如據梁啟超《陶淵明年譜》一書，此詩作於宋武帝永初三年，而那年五柳先生已然是七十一歲的老人了！一個年逾古稀的長者，如果真的三十天才吃上九頓飯，恐怕其命難永！但十年中只有一頂帽子，這帽子再怎麼保養，以古人外出著冠之習慣，恐怕也是破爛不堪，難掩其羞矣！陶氏，真是窮啊！

在《莊子‧讓王》一篇中，有故事如下：「曾子居衛，…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如此，這位學而時習之的孔子得意門生曾參，也困阨的可以，三天吃不上一餐，十年買不起一件衣服，整理一下帽子，帽帶就斷了，拉一下衣服，破爛處就跑出來了，穿個鞋子，腳後跟都露出來了！在居衛的期間，看來曾參的難過，與顏回比其來，真是不相上下！曾氏，真是苦啊！

曾參的窮困，其中或許也有點效法古人節儉的味道，《禮記‧檀弓》有謂：「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如此看來，齊國的晏嬰，極為寶惜他的狐裘，竟然可以一用三十年而不壞！只不知，這個狐裘，是不是就是齊景公所賜予的那個白狐裘。《晏子春秋》一書上說：「景公賜晏子狐之白裘，元豹之茈，其貲千金，使梁丘據致之，晏子辭而不受，三反。」如果真是那個來自國君所賜的白狐裘，除了自我節約之外，如此寶惜也就有了另外一層的道理。晏氏，省而不窮！

與晏子以節約齊名的，為東晉末年的長孫道生，《魏書‧長孫嵩‧長孫道生列傳》上說：「長孫道生，嵩從子也…。道生廉約，身為三司，而衣不華飾，食不兼味。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嬰。」毀宅誡儉的典故，即是來自長孫道生訓誡子孫的故事。此處的「鄣泥」即是置於馬鞍下用以阻擋泥土的馬韉，一副馬韉可以用上數十年，除了愛惜，當然也是寶用之故，長孫道生如若軍務倥傯而需南征北討，這馬韉能否還用上十年，則自然令人質疑。長孫氏，儉而不奢！

南朝宋開國君主劉裕，依《宋書‧武帝本紀》所載：「上清簡寡慾，嚴整有法度，未嘗視珠玉輿馬之飾，後庭無紈綺絲竹之音。…故能光有天下，克成大業者焉。」可是到了他的孫子孝武帝劉駿，則驕奢淫逸，決定拆毀爺爺的臥房起蓋「玉燭殿」，拆屋之時，發現劉裕臥室內「床頭有土鄣，壁上挂葛燈籠、麻繩拂」（床頭擺著有土漬的馬韉，牆上掛著葛草編的燈籠，以及麻草擰成的撣子），此時侍中袁顗盛便盛讚武帝儉樸美德，但孫子孝武帝劉駿當下不表示意見，但離開現場後，劉駿竟不屑的說：「田舍公得此，以為過矣」（鄉巴佬留著這些玩意，實在太離譜了！）語謂：「由儉入奢易，由奢反儉難」，祖上勤儉的美德，到底能傳留幾代而不墜？

人生在世，萬盅粟，食不過一張嘴，千重屋，睡不過一張床，本來足用即可！然近聞高雄某十四歲之學童名喚「阿勇」者，因母親羸弱無法工作，而致饔飧不繼至食餿水度日者！如此窘狀，非窮非苦，非省非儉，而是居上位者忙於外在表象，而疏於實質照顧之故！想父母官得能安枕於暴雨之際，遮掩於事發之後，茲事亦不足怪矣，然百姓何辜，何處又得以申訴其內心之苦！三旬九食，捉衿見肘的年代，其實並沒有離開我們，只是我們看不見而已。

卜宅南村，賞奇析疑

大學時代，因修習目錄學之故，故而曾在系館內索閱過由昌彼得老師所寫的《說郛考》一書，經此機緣，因而得知《說郛》乃元末陶宗儀所寫的類書，隨後更因而識得陶氏所寫的另一本筆記《南村輟耕錄》。「南村」是陶宗儀自取的號，而輟耕錄三字，顧名思義則為其躬耕農暇之時所寫的筆記。

陶宗儀本係黃岩清陽（今浙江台州）人，於元末至正八年舉功名不第，加之同里方國珍為田主所誤，憤而起兵抗元， 陶氏為避兵禍，而不得不東遊西走於浙省之間。未幾，入贅松江費氏，遂與其妻費元珍客居雲間（江蘇松江）之泗涇南村，躬耕之餘並開館授課，爾後不應科舉，亦不受元末各家豪傑之徵辟，因自號南村，故其筆記由門人弟子袞輯而成《南村輟耕錄》一書。

真正吸引我的，不是《說郛》，亦非《南村輟耕錄》，而是「南村」二字。蓋陶淵明有《移居詩》兩首，其一曰：「昔欲居南村，非未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鄰曲時來往，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如此，南村之人，絕非鄉野村夫之白丁，而是談笑自若之鴻儒！陶宗儀書香世家，雖不知其是否為淵明陶姓之後，但以其於元時舉進士不第一節，也必然是飽讀群書之輩，加之又授徒開館，對陶淵明之詩文內容有所熟悉當不意外，故其引用五柳先生筆下之「南村」二字以為己號，當係自譬其乃不慕功名之賢者矣！

「南村」究竟在哪？朱自清先生《陶淵明年譜中之問題》一文，說是在「尋陽附郭」，古直先生的《陶靖節年譜》則說的更明確：「南村（亦曰南里）果在何處？…南村之在尋陽附郭，萬無可疑已」。陶潛乃東晉潯陽柴桑人，而潯陽柴桑即為今江西九江西南，如此，所謂「南村」，亦當在今天的九江附近了。南朝宋顏延年作《靖節徵士誄》時，稱陶淵明於「元嘉四年某月日，卒於潯陽縣之某里」，此處所謂「某里」，應該也就是淵明先生埋骨之南村（南里）了！

陶宗儀取號南村，顯然是以此二字自譬陶淵明的清高與不仕，然而陶淵明之文集，自南朝梁昭明太子即為之輯為八卷，往後歷代刻印不絕，而仿陶氏寫作《和陶詩》之文人，自蘇軾、蘇轍以來亦所在多有。反觀元末明初陶宗儀之《說郛》一書，雖集其一生功力，然因部帙龐大刻印不貲，是以只能輾轉手抄因而幾乎遺軼！今日尚能得見，或許也是陶氏家族的庇佑。

歷朝歷代號「南村」者多矣，想來亦係和陶之故，而余固陋不學，似未聞以「北村」名其號者！若有，可又比得上兩位陶先生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之亮潔高風？

擂鼓三通，力盡千槌

《三國演義》中，劉備徐州一戰大敗於曹操，遂與關、張兩位兄弟失散，不得不隻身投靠冀州袁紹，而後關雲長過五關斬六將，單騎走天涯，好不容易到達古城，卻以背信忘義投曹之故，為張飛阻於城下，當下約定需於擂鼓三通之前，斬下追來之蔡陽，方可示其忠悃之心，桃園之義！

電視劇裡，張飛在城上擂鼓，顯然擊鼓不只一下，那「擂鼓三通」！到底要擊鼓多少才是一通？這件事看起來不重要，但要是張飛擂鼓三通之後，而關羽還斬不了蔡陽，那以後兄弟古城相會的事，恐怕也不會發生了！古人說：「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所以「一鼓」也就是一通，到底打多少下是很重要的，而且也是不能亂打的。

打鼓，不是一般人都可勝任，而是必需由授命之「鼓吏」為之，這雖是個小職務，但在戰場上「敲邊鼓」，卻不用直接上戰場與敵拼命廝殺，相對來說也是個較為安全的職務吧！當年禰衡「擊鼓罵曹」，原本曹操是為了羞辱禰衡，所以才給了禰衡一個「鼓吏」的職務，不料卻成為禰衡反將一軍的手段！禰衡當年不穿上衣狠敲大鼓，倒也技驚四座引人側目，而日本鬼大鼓的男性表演者多半也不穿上衣，看來這種「脫衣文化」也是中國狂士禰衡所傳過去的吧！

打鼓可不是件簡單事，戰爭用的「戰鼓」，有直立的，也有平放的，槌鼓之人，如果膂力不足，敲出的聲音必然萎靡不振，那這個鼓吏不受軍法懲處恐怕也不容易，所以鼓吏，真不是人人都當得的。此外，我們也可以預期，水平而敲直立的鼓，比向下而敲平放的鼓會更耗氣力，而「戰鼓頻催」中所謂的戰鼓，多半是直立式的鼓，這點電視劇的考據工作，做的到也挺踏實的。至於「鼓」這個是字，如果細看一下，它本來就是直立的形狀，右邊的「支」是個「手拿槌」的象形，左邊則是一個「圓形鼓立於支架之上」的實際白描，而且鼓的上方還插著羽毛呢！

古人「一通」是為三百三十三槌，三通則為一千槌，如此擂鼓三通，則整整敲了一千下！試想一個鼓吏用力咚咚咚的槌上三百三十三下，能不累嗎？如果真的只用一個鼓吏擂鼓，那真是會再而衰、三而竭了！好在行軍作戰，一般也配有鼓吏六人，一來可以輪流擂鼓有個替換，二來萬一鼓吏陣亡，也不至無人擂鼓了！在古代戰事中，「擊鼓進兵」可不是一直猛槌戰鼓，也是有急有緩，有疏有密，所以《詩經．邶風．擊鼓》上說：「擊鼓其鏜　踴躍用兵」，是在用鼓聲的急緩，進行指揮作戰呢！古代沒有電子通訊設備，但有令旗、有鼖鼓、有號角，再加上指揮官的肢體語言與嘶吼聲而已！鼓的責任，其實還挺吃重的。

若有機會敲敲直立大鼓，近距離感受一下古代鼓吏的工作，以及那種手酸臂麻的感受，下回還有誰敢說「敲邊鼓」是件容易的事呢？！

行己有恥，誰毀誰譽

高中期間，在戚宜君《文人逸趣》一書中，曾讀過左宗棠不為人知的一則故事，略謂光緒年間，左氏伐新疆，軍次某地，安營後巡視地方軍情，見一老者於大樹下與人對弈，並旁立一榜曰：「天下第一棋手」。左氏善弈，技癢難耐，遂自請與老者對弈，老者不敵，左氏乃笑對老者說：「你那塊牌榜可以取下來了」，老者依言取下。而後，左氏定新疆大勝而還，途次舊地，見老者再度懸榜下棋。左氏詫異之餘再度請弈，然竟三戰皆墨，遂對老者說：「不意長者棋藝進步如此！」老者徐曰：「當時知公有要務在身，故避其鋒，以全其功，是以小讓耳！」左氏聞言後羞赧而退。

大約在同時，也曾讀過短篇英文一則，故事裡描述美國獨立戰爭期間，華盛頓率軍與英軍作戰，因局勢受迫而需移轉陣地，然部隊於過河之際，炮車卡在河底石縫而無法動彈。此時，只見一位軍士在旁大聲喝斥士兵用力推車，但自己卻不出力！華盛頓見狀，遂問這位軍士「為何不上前幫忙？」軍士於是說：「Sir, I am a corporal!」華盛頓聽後，不發一言，隨即捲起袖子與其他士兵，一起努力將炮車推上河岸，再而後喚來那位軍士，卻只說了一句話：「Sir, I am a general!」

每當我看到他人有驕矜之情，或是自身因故而有所計較之時，總會不自覺的想起這兩則故事。人的一生，有多少人在暗中「忍」你、「讓」你、「幫」你，如果對方不向你明言，自己又何曾知道？左宗棠所遇見的那位老者，有著什麼樣的氣度？如果左氏不曾途次舊地，那他這一生，也就不知道有這麼一位老人家，竟以藉故輸棋的方式，暗暗的幫助過他了。同理，戰爭期間的華盛頓，於戰事困頓之際，不計軍銜，同士卒之所苦，而能以幽默方式掙得軍士、士兵的尊敬，這位砍櫻桃樹的總司令，又有著什麼樣的格局？

金庸《天龍八部》裡，隱身在少林藏經閣中的「掃地僧」，姓啥名誰？竟能點化蕭遠山與慕容博兩人積年之願與怨，蕭氏有殺妻之仇，慕容存滅國之恨，如此不共戴天，未料僅僅數言，便使二人戾氣盡滅，皈依佛門，抖落世間恩怨。然而留在俗世的蕭峰，卻因忠義兩難刎劍自盡，而執迷於復國大夢的慕容復，則黃樑夢碎失落成瘋。如此，掃地僧的點化，對蕭氏及慕容父子，倒底是幫助？還是傷害？如果是幫助，幫助了什麼？是傷害，又傷害了哪些？人世間是非曲直的拿捏，誰人有掃地僧的智慧？我們的願與怨，得靠何人點化？

「要感謝那些傷害你的人」、「要感謝那些幫助你的人」，這些是誰說的？又都是說給誰聽的？不論是傷害或是幫助，只要能夠讓我們認識自己、瞭解人生百態，我們都當由衷感謝！然而又有多少人，能夠真切體會，什麼是傷害，什麼又是幫助？

大學畢業之際，當時將預官考試的成績單，一一轉交給同班同學，在我將成績單交給何姓同學時，他迷惑的看著我說：「我不預期你會這樣做」。沒錯，能不能幫，想不想幫、願不願幫，都在一念一間而已，我們確實不能預期別人應當幫我，也不應假設別人是在傷害我，如能把自己的心擺正，把自己的事做好，把自己的態度弄對，行己有恥，那誰毀誰譽，則又如何？

吾心如秤，定盤有星

「立法院」、「司法院」、及「行政院法務部」三大與法相關之單位，其單位圖示（logo）都有一個「天平」在內，但這個天平到底是怎麼來的？

希臘神話裡，宙斯的第二任妻子泰美斯（Themis），傳說中一手拿著天平，另一手則是拿著寶劍，而且眼睛也是矇上的，這種代表公平、正義、智慧的邏輯，想來應該就是法院之所祖。雖如此，我卻更喜歡中國人「吾心如秤」的智慧！

諸葛亮曾說：「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此話是說諸葛心中自有一桿秤，不會為人而改變其衡量基準！前述十一個字，唐時虞世南作《北堂書鈔》時曾將此語納入，而吳競寫《貞觀政要》時，亦於《論公平第十六》章內，引唐太宗之語：「君人者，以天下為心，無私於物，昔諸葛孔明，小國之相，猶曰：『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況我今理大國乎？」而將之帶入。到清朝陳澍編《諸葛忠武侯文集》時，收錄遺句，而將前述十一字命名為《雜言》。如今憑藉著《貞觀政要》一書之流傳，以及《諸葛忠武侯文集》之行世，「吾心如秤」四字，現已成為眾人皆知的成語，足見此四字含意之重、影響之遠！所惜，原文已逸，但就算僅存這十一個字，也足夠後人想像，諸葛當初下筆時的凝重心境了。

年前，大法官某，於汽車旅館有不倫之情，東窗事發而請辭下台，而復有檢察總長某，因舉止失當，成為立國以來第一位招受彈劾，隨即辭卻其職務者。近來，高等法院法官因貪墨而為自身之法院收押，又有法官輕判性侵稚女之惡徒，致使輿論大譁而不得不統一判則者，另有大學法律系教授某，於電視表達「贊成廢死」之己見，後為網友所抨擊，竟爾告發三十一人者！數週前，亦有藝人因爭女失利於法庭之內，而後求助社會大眾於法庭之外者！隨之引來另一藝人打抱不平，公然指責法官，法官不奈，竟亦公開回信反駁者！不數日前，某大學女生遺失學費而為另一法律系學生拾獲，拾獲女生竟依《民法》條文，要求三成之保管費者！聯電「和艦案」一波多折，曹先生以違法判決為由言稱拒不到庭，怎料審判法官竟出言以拘提恐嚇，但隨後又判曹先生以無罪。凡此種種現象，似乎「執法者」已失去應有之公平、正義之原則，而「法」字本身，也可由芸芸眾生以公決而斷定！依法論法，如今，哪裡有一個法的真正準則？

回顧諸葛之言，「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顯然武侯依法論法自有定則，方可不因人而改變，但堅持絕非易事！陳壽《三國志‧諸葛亮傳》這樣說：「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詞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是以「終於城邦之內，咸畏而愛之，邢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誡明也。」但問題是，我們到哪裡再去找一個這樣的諸葛先生？前任法務部長某，未能依法行政，因拒絕簽署死刑執行令，而至舉國譁然終致下台！而現任法務部長某，象徵處置數名死囚後，便悄悄然寂靜無聲矣！無奈，金劍已沈埋，既然舉不起劍，何居其位哉？

劉羅鍋一劇的主題曲《清官謠》，開首就是這麼一段：「天地之間有桿秤，那秤鉈是老百姓，秤桿子啊挑江山，你就是那定盤的星。」我們做百姓的，心知而肚明，因為我們用生活用感覺去衡量，而不是用條文用詭辯去解釋！那個矇著眼睛，拿著天平與寶劍的女神，如今在哪？而那個「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的諸葛先生啊，天下，哪裡又還有這樣一位先生？

友與客

「友」的本意是「兩隻手」，當有人出力而多一個幫手時，出力的人，自然就是朋友！而「客」的本意，乃「由他處而至」之人，從外面來了一個人能到你家裡去，那當然是個客人！

然而，友有益、損之分，客有好、壞之別，接客交友，本來就不可不慎，因為能害到自己的人，不是友便是客，通常也都是身邊最親近的人。是以孔子在《論語‧季氏篇》中說：「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我們簡單直譯一下，直是「正直」、諒是「體諒」、多聞則是「博學」，益友的特徵大致如此！至於損友，便辟是「慣於退避而不勇毅」、善柔是「善於迎合而無原則」、便佞則是「巧於佞言而不實在」！看看自己周邊的人，誠心的捫心自問，希望你的益友永遠多於損友。

至於客，好壞又怎麼分呢？宋人羅大經《鶴林玉露‧齊秦客》一篇這樣說：「觀李斯逐客之書，則秦故以客興，觀齊人松柏之歌，則齊又以客亡，客何所不有哉？在吾所擇耳」，原來客的好壞，是以在選擇後，自己所得到的下場而定論。那好與壞的責任，顯然都在自己而怪不得別人！至於怎麼選？又如何擇？那可能還是要回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的定義之上。秦王政用李斯之諫，得囊括四海併吞八荒，而齊王建用后勝之意，竟丟盔棄甲不戰而降！王者有無智慧，決定了一國的命運，而個人的交友損益，也左右了未來的成敗，對於選擇，確實是件不容易的事。

企業興亡何嘗不然？欲求基業長青，不單在制度，而在人才！有的企業領導者以「包容大度」而自詡，但有一能，用人則不計其他，而有的經營者則謹記「雞鳴狗盜之徒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的教訓，慎選而善擇。現代之企業經營，恰如古時諸國之逐鹿爭雄，不競爭則淘汰，不努力便出局，如果領導者真的善於擇客，用其益者，去其損者，聽彈鋏之音而沈雞鳴之聲，或許，會有更多更好的企業。

「客何好？客無好也。客何能？客無能也」，而識客者誰？「泛駕之馬，奔踶可致千里；跅弛之士，負俗而立功名」，而御之者又誰？

學不必博，要之有用；仕不必達，要之無愧

國中時，老師常常以胡適《讀書》一文裡的名言「為學當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相期許，我們當時那群毛頭小子，那裡知道「高」、「廣」二字的可貴，又那裡知道胡先生所謂「精」與「博」的讀書方法？進入高中，老師又以「不經一番寒徹骨，那得梅花撲鼻香」相鼓勵，那時的讀書，幾幾乎就是為了考試，「寒徹骨」也真的就是三更燈火五更雞，不眠不休的苦讀，所謂讀書的快樂，體會實在無多。

進入大學，讀書已然在己，而後進入研究所，讀書則是為了取得專業，然而不論怎麼讀，都有取得學位的目的。而今讀書，與名無關，與利無涉，眼攬千帆，純純然是為興趣與樂趣而已，想一旦脫離考試的藩籬，海闊天空，雖雜又如何？雖淺又何關？

少時，有人問我志向，我說想當個「海洋學家」，蓋當時喜愛釣魚，每週六必至淡水海邊報到！曾經「小畢的故事」一劇，戲裡的海邊，正是我釣魚的地方！而後，我開始喜歡種植花草樹木，雖然不是郭駝橐，倒也自得其趣，因而改志要當個「植物學家」！再而後，我喜歡上歷史裡的浩瀚江河，遂又變志想當個「歷史學家」。又不久，我開始喜歡上中國文字的優美與意涵，乃再改變舊志想當個「漢學家」，當時因有家父供給開銷，饔飧無愁，是以不曾想過任何與「興利」相關的事，滿腦子但是「床頭恆有沽書錢」的想法。隨後，父親事業遇挫，困窘至極，我亦連帶受此影響，心思旁鶩橫出，開始不專起來，但仍然喜歡讀上幾頁，所以自覺，既然無法專一，那就重新立志，或許還可以當個「雜家」吧！再之後，隨年紀漸長，確定書劍兩無所成下，既已愧對先前諸志，那勉強就當個「咱家」吧！想我隨環境之影響一路蛻變至今，現已視茫髮蒼，齒動牙搖，若還有人責難我一無所成，辜負所立眾志，那就見諒我，也就不過是個「咱家」吧！

今夜，忽然想起胡適「偶有幾莖白髮，心情微近中年」的慨嘆，憶起黃蘗「不經一番寒徹骨，那得梅花撲鼻香」的師囑，從前種種，確實不無感慨，人生若果百年，我已去其半矣！萬事不可重來，難怪梟雄如曹操者，也會有人生幾何，去日苦多的無奈！有時，也只能對酒當歌罷了。至於我，悠悠忽忽，所學，可曾用其十一？所事，可曾辜負何人？

我這個咱家，想起父親引《鶴林玉露》期勉的話：「學不必博，要之有用；仕不必達，要之無愧。學而無用，塗車芻靈也；仕而有愧，鶴軒虎冠也。」今生所學，博已不必，精亦難求，至於仕或事，則始終抱持著「盡其心之所當為，盡其力之所能為」的心態勇毅以赴，或許單單這一點，縱使百無一成，也至少不會成為尸位素餐的無賴吧。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而今年屆知命，讀書只是為興趣與樂趣而已，如此，能夠勉強算是「為己」了嗎？至於能否「有用」與「無愧」，從前總總已死，往後總總方生，我這個過河卒子，或許，還可以再拼命向前一下，再拼命向前一下。

 

 

 

阮籍有胡人血統？

《晉書‧阮籍傳》載：「籍又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吊，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如此，「白眼」就是不給面子，或給人難堪，而「青眼」就是給人面子，予人重視！

在諸家解說中，「青眼」都說是「正眼看人」，所以眼珠的黑色部分才會特別突顯，而白眼，當然就是「斜眼看人」，大有輕鄙，不尊重的含意。依據《晉書》的這段記載，衍生出「受人青睞」、「受人垂青」等慣用語。然而，「青眼」中的「青」字，真的做「黑」解釋嗎？青色，不就是綠色嗎？「青、紅、皂、白」合計四色，「皂」才是黑色，不是嗎？怎麼青又是黑色了呢？「青」的本意，是井邊之草，因水而綠，故而「青眼」之青，硬將之解釋成「黑」色，似乎有點奇怪！

或許，我們該回到故事的本體「籍又能為青白眼」之上，探討一下阮籍的眼睛，可不可能有其他顏色的成份在內！我們現在說外國人「金髮碧眼」，是明顯可以看出，彼等眼珠的顏色，跟我們是很不一樣的！《漢書‧西域志》中，也曾描述西域人面貌如下：「今之胡人青眼，赤須」，所以「青眼」二字，所陳述的，所指應該有可能不是「黑」色的眼珠子，而有可能是我們現下所說的「碧」色！那阮籍又是何方神聖，竟然有可能不是「黑眼睛」的龍的傳人？

據《晉書》記載，阮籍是河南陳留尉氏人（即今河南尉氏縣），號為「竹林七賢」之一，而他的父親阮瑀，當過曹操「倉曹掾」，建安七子之一。當曹操攻略天下時，「軍國書檄，多琳、瑀作也！」父子兩代，文名播於天下，也是一奇。我們不知道阮瑀在漢末天下大亂的年代，是不是娶了房胡人女子，在《建安七子集》中，我們沒有阮瑀自陳身世的線索！而現存的《阮籍集》中，我們也看不到他的家世與背景如何，我們唯一可以猜測的，是用《荀子‧勸學篇》的話：「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的說法，來推測《晉書》裡面的那個「青眼」，應該有可能就是「藍」色，也就是今天我們所說的「碧」色！如果阮籍的眼珠是一般人正常的黑色，那《晉書》又為何不直接使用「黑」字就好了呢？雖說，「青色」也可以有「黑色」的意思，但《晉書》又何必以青、黑二字困惑於讀者？

坦白說，我我們真沒有足夠的證據，用以證明阮籍有外國人的血統，但當漢末天下大亂，連蔡文姬（蔡邕的女兒）都可以輾轉流落嫁到匈奴，那胡人女子（具備《西域記》中的「青眼」特徵），或是混血女子流落中土，因而嫁給名動一時的阮瑀，生下俊美男子阮籍，應該也不是什麼不可以的大事吧！如此，阮籍的青眼，或許就是碧眼了！他的碧眼比較起白眼來，自然一定更為好看，不是嗎？

下回，睥睨而視，給人看白眼當然不好，那給人看青眼，還是要先確定自己的眼珠，是「黑」色的，還是「碧」色的比較好！

養氣人蔘所隱含的命價

余讀吳思《血酬定律》，至《命價考略》一章，見吳思引張集馨所著《道咸宦海見聞錄》一書，略謂咸豐皇帝聞福建械鬥而問布政使兩方互有死傷後「如何完結？」張集馨答以以命「相抵外，照數需索命價，互訟到官」云云！吳思遂怪異於「命價」二字！並認為此與「生命無價」、「人命關天」之邏輯不符。

人命難道不能以價計算？自來土匪擄人無非要求贖金，付錢贖人是為「贖票」，不付則可能招致「撕票」一命歸天！於此可見，殺頭的生意有人做，人命當然有價！而歷朝立錐為難而當兵之人，無非為餉錢而賣命，養兵千日所費，正在用兵一時之拼搏，如此，命價即在餉錢。近日李連杰、劉德華「投名狀」一劇，參與敢死隊而死者，給予「安家費」兩倍，參與敢死隊生還者，則給予安家費三倍！如是，安家費也是命價，惟不知清兵陣亡之安家費，值上幾銀幾兩？而拼上一命，究竟是為了劇裏的兄弟，還是孔方大兄。

清朝陳其元所著《庸閒齋筆記》一書，有《福建宰白鴨之慘》一條，大意在於「福建漳、泉二府，頂兇之案極多」，而陳氏內文有「賣爾之錢已用盡」等語，而頂兇之人，即是所謂「白鴨」。此類說法，與張集馨《道咸宦海見聞錄》命價內容相類似。張氏以「命價」稱之，而陳氏則以「賣錢」敘述，因此道光咸豐年間，福建漳泉兩地，人命顯然可以買賣，既然可賣，便自然有一定行情之買價與賣價，事前「買兇」需付費，事後「頂兇」亦需掏錢，命，自然是有價的，雖不能稱斤論兩計算，到不無討價還價之空間，又何需大驚小怪？

近日保險業者，以業種、年紀、病史，加上大樹法則後精算「保險費用」。如是，命價還可以細部推算，業者既不願吃虧，那以投資報酬率所精算之命價，必然有其賺頭！近來，鴻海跳樓事件頻傳，員工原本為清白而跳，為感情而跳，最後卻都以「補償金」做為了結，而最最後竟也使補償金向下修正，以免發生鼓勵性質。中共當局有鑑於補償金之基準未有通則，也意欲將職災之補償金予以法治化，並以城市之年平均所得為基準，乘以二十倍做為計算死亡之合理補償金！姑不論計算基準由何發展而得，所謂二十倍之死亡補助金，此及「命價」！同理，台灣勞保政策之勞工死亡給付，亦正是以二十個月之投保薪資做為計算基準，如此一來，兩岸同心、同理、亦統一，命價終有共識。

員工工作，原是「賣力」以求取薪資之所得，而非「賣命」以成就老闆永續經營之念，是以企業若可裁員而不義，人才自然可以跳槽而不忠，在如今「上班打卡制、下班責任制」的普遍邏輯下，連電視上都開始有「爆肝」的廣告出現，那現在的命價，看來要需要用養氣人蔘的價格來衡量了。

觀稻雜感

小時候，家旁也曾有一大片的稻田，在夏夜，曾跟著村里的大哥們抓過田雞，也曾抓過鰻魚、小蝦、螃蟹、大肚魚，但那是過去的記憶，而如今都成了高矮不一的房舍，僅存的幾株椰子樹，反成了建商炫耀的「地標」，然而對我，少時已逝，田園已杳，那幾株孤杆但如同殘缺與遺憾的象徵，又哪裡算得地標！

前往平鎮，照例需穿過田間曲折小路，路旁稻田多已收成，而枯黃的稻草也已焚成一堆堆的黑灰，白鷺鷥三伍成群的撿覓餘存的稻穀，而另一旁的禾苗則已播下，青綠整齊的挺立在鏡射陽光的水中，我駐車稍停，欣賞著眼下的景色，也一併回憶起兒時上學途中，一腳踏在田中的狼狽情形，「苗而不秀，秀而不實」，晃眼近四十年過去了，稻子在不同地方收成，而我也已白頭搔短，成為人子之父！歲月竟是這樣流過的。

想起唐朝李紳「憫農」的詩句：「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這是李紳三十歲入長安考進士時的溫卷詩句，而今的台北，富庶到僅剩關渡平原尚未開發，但如今的台北農戶，在期待地目變更一夕致富的心態中，更還有幾人種稻？「憫農」之古風已去，「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之辛勤過程，似乎也在專業分工與文明進步中，為人所漸漸遺忘。

田旁新起了社區，蓋起了樓房，挖出了魚塭，增添了自行車道，而「農地出售」的看板也盈盈在目，只不知現在生長稻米的水田，還有多少時日可以不成為生產文明用具的廠房！顯然，文明進步所帶來的物慾以及對自然的掠奪，已漸次奪去了原本單純而又和諧的自然景觀，以及生態平衡所需的物種棲息地，人與天爭，人與人爭，又哪裡來的其樂無窮？

滿足物慾的需求與供給，畫出來的雖只是經濟學上的兩條曲線，但對自然生態，卻是自我毀滅的兩道按鈕，需求愈大，供給愈多，而對自然的掠奪與破壞也必愈大，「青山常在、綠水常流」這是誰說的？曾幾何時，綠水在嗚咽的河流與轟隆隆的土石流聲中隨青山漸次頹圮，而人類的歷史，似乎也在不斷的自我毀滅下，憂懼於馬雅曆法2012的到來！「地球毀滅」似乎也成為現代人的共同夢魘！

田旁小路的彎折處，有「汝南佳城」與「盧江祖塔」壘壘墳塋，那是需求與供給同步止歇之處！轉過彎，又是一片待收的垂禾，豐碩飽滿，大地真是藏無盡啊，只可惜，天生萬物以養人，而現代人，回報給天的又是什麼呢？

通身透明之奇疾，虛陽不秘之無奈

夜來閒讀中華書局刊印之葉寘《坦齋筆衡》，其中「奇疾」一條，載「張南軒晚得奇疾，虛陽不秘」，並引南軒先生自嘆「養心莫善於寡慾，吾平生理會何事，而心失所養乎」數語，隨後又說「竟莫制之，逾年，遂死，然自昔醫書，不載此疾之症」。依此條所述，似謂葉寘並不清楚時與朱熹、呂祖謙齊名的張南軒（張栻），到底得了什麼病，故而說醫書不載此疾之症。

張栻是南宋名將張浚之子，淳熙七年過世時，享壽僅四十又八而已，故而「晚得其疾」所言，說的是張栻病歿之前的事，而非指其年歲已高！張栻壯年而沒，到底得的是什麼病？從「虛陽不秘」四字而言，並看不出有何特別，我們只能合理假設張栻的泌尿系統諸如攝護腺等出了問題，故而寡人有疾卻又難以啟齒！但虛陽不秘此類與性能力相關之疾病，歷來有之，並不是什麼「奇疾」，張栻年近五十而有此疾，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怎會說醫書不載呢？這又跟「心失所養」何關呢？其中似有隱誨，是以值得一探！

考之宋人趙溍《養痾漫筆》一書，轉錄《坦齋筆衡》「奇疾」此條時，於「遂死」語後，另有數句如下：「就殮，通身透明，臟腑、筋骨歷歷可數，瑩徹如水晶」。如此，葉寘是確知南軒先生得了奇疾，才會通身透明，內臟歷歷可數，是以「醫書不載此疾之症」八字，顯然是說自來各家醫書都不曾記載此類透明病症！至於中華書局之《坦齋筆衡》何以會漏刻前述就殮等數語，實已不可考矣！葉寘乃南宋初年之人，而趙溍則長成於南宋末代，趙溍既能於《養痾漫筆》轉錄葉寘《坦齋筆衡》就殮等數語，顯見其曾親見葉寘《坦齋筆衡》之更早版本，因而當以趙溍所載為是。

孟夫子在《盡心篇》曾言：「養心莫善於寡慾」，說的本是存善念、留仁心之意，張栻自己說：「養心莫善於寡慾，吾平生理會何事，而心失所養乎？」以邏輯推之，則張栻本人顯然並未寡慾，甚至可能多慾，故而心失所養，而其泌尿系統之隱疾，或即與其未能制慾有關。然「虛陽不秘」終究不是什麼奇疾，因此「通身透明，臟腑、筋骨歷歷可數，瑩徹如水晶」所指症狀，應該才是所謂「奇疾」。我們不知張栻離世前是否食用特殊藥物，也不知張栻病故後，其遺體有無經過特殊處理，但我們可以合理假設，張栻臨終之前，皮膚之色素已然漸次退盡，因自覺怪異，所以才會自嘆未能養心！至於身體能如同水晶般瑩徹，且內臟筋骨等可一覽無遺，如此奇異症狀，確實可謂奇疾，但此病又何以致之？

2010年三月十六日，大陸媒體載湖北襄樊市誕生一名袖珍女嬰，「女嬰降生時，全身皮膚猶如一層保鮮膜般晶瑩剔透」！既有醫護人員之接生見證，想來應當不假！然皮膚如保鮮膜般晶瑩剔透，且無任何色素存在，仍然令人匪夷所思！張栻下世時，如若通身透明有如水晶，實已不知其面容是否仍可有效辨識！以今日醫學言之，胎兒孕於母體漸次發展成形，而於胚胎階段，「皮膚」確實呈現透明型態，而後隨皮層之生成以及色素之沈澱，便不再呈現透明形態。自然大地，透明型態之生物泰半生活於海底世界！而張栻之透明奇疾，竟出現在花花人世，也真的只能用奇疾帶過了！

葉寘說：「自昔醫書，不載此疾之症」，如真有通體透明，瑩徹如水晶之人，既然因可看穿而看不見，那「自昔醫書不載」，也就不足為奇了！好在普羅大眾如我等，智不通透，眼難望穿，也才有載諸典籍之醫冊可以按圖抓藥，醫病救苦，如此，無論失心養心，虛陽實陽，寡慾多慾，凡事但能盡心而無愧我心，地上勞苦便已值得，生老病死自無所憾矣！

《時政啟》中的歷史共業

予讀《潛規則：中國歷史上的進退遊戲》一書，見吳思描述洪亮吉上書言事獲罪後，因嘉慶皇帝「皇恩浩蕩，從寬發落」，故而洪亮吉「老實認罪，痛哭流涕，感謝寬大處理！」閱讀至此，塊壘如鯁在喉，不吐不快，必需替洪亮吉說幾句公道話。

吳思所言，乃引自《清史稿‧列傳一四三洪亮吉 管世銘》，其原文如下：「書達成親王，以上聞，上怒其語戇，落職下廷臣會鞫，面諭勿加刑，亮吉感泣引罪！」「感泣引罪」四字，感泣不言可知，而引罪則如同引咎辭職之「引」字，確實有「承認」、「接受」的意思。但洪亮吉上書言事，到底有沒有罪則確實值得一探。洪亮吉在引出天大麻煩的《乞假將歸留別成親王極言時政啟》一文中，自己說：「蓋亮吉詞臣也，本無言責…如蒙採其芻蕘，…則鄙人之上願也，如以為無可采而而置之，亦其次也，或竟欲罪其狂惑，則區區晉國魏絳尚不逃刑，況亮吉早聞教於君子乎？…蒙聖天子知其愚，而寬其罪，則亮吉已受再生之德，又何敢知而不言，負覆載之生成乎？」如此言之，洪亮吉確實知道此書一上，其結果有上中下三種結果，遇到最差的情況，則命不保矣，而且是確知自己不應上書的情況下上書的。當年，白居易也是因為職務不對，卻又上書諫請補盜才惹來一堆腥，最後也因為得罪人而受貶謫之苦！

亮吉上書乃嘉慶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亮吉甫修畢《高宗實錄》第一冊之時，講白一點，也就是嘉慶四年二月九日乾隆升遐（駕崩）後，真正掌握實權不過半年的時間。雖說嘉慶即位六天即賜死和珅，但其他和珅所用之人樹大根深，實難立即一一處置，更何況嘉慶個性優柔寡斷，故而對貪官污吏，懲而不殺，對遺留積弊，戒而不禁，因此洪亮吉在《時政啟》中所列諸項指陳，其實皆乃事實，只不過嘉慶不愛聽，而又必需顧及君上顏面而已，更不能一次將天下所有沾染積習之官員，通通換個乾淨。當時之天下，在乾隆執政的最後一年，竟是：「各省督撫中廉潔自愛者，不過十之二三」（《乾隆起居注》六十年八月語），所以嘉慶只能隱忍，也就只能將亮吉落職，交部嚴審了！洪亮吉時乃任翰林之職（所謂詞臣），確實不能違例上書言事，然而他「自以曾蒙恩遇，不當知而不言」，所以冒死上書，並將《時政啟》分別送給了當時之成親王永瑆、吏部尚書朱珪、以及左督御史劉權之三人！當此一《時政啟》陸續到達嘉慶手中，一連三份，嘉慶想要不生氣也很困難！好在亮吉是個讀書人，所以嘉慶親口交代不要用刑，這也就是為何亮吉「感激聖恩，伏地痛哭，一一如問，指陳無隱」的原因！如果說亮吉錯了，錯在職位不對，錯在不懂得審時度勢，錯在不知韜光養晦，錯在直指嘉慶「視朝太晏」並受「小人熒惑」而不自知！但對一個已然五十四歲的詞臣，能如此頭腦清醒，能不戀棧職位，甚至置死生度外，也確實不容易。

訊後，「王大臣等，擬以大不敬律斬立決」，但嘉慶下旨免死，發往新疆伊黎，將交將軍保寧嚴加管束！保寧得旨，上書嘉慶說：「該員如蹈故轍，即一面正法，一面入奏！」這其實就是說倘亮吉稍有言語瑕疵，即可先斬後奏的意思！好在嘉慶還了個「此等迂腐之人，不必與之計較」的批示，亮吉方能於百日後，因京城大旱而言官又以亮吉故事「鉗口不復敢言」方能赦還故里，此後亮吉改名「更生」，以教書為業，雖仍關心天下，但再也不復多言矣！獲罪十年之後，亮吉於嘉慶十四年四月起，患脇疾（身側與手相鄰之部位疼痛，似是肝、肺出了問題），先後服用醫家「消導之劑」（散積行氣藥方）、「降伐之劑」（消炎清熱解毒藥方），然效果有限並時有喘逆（氣喘），於五月十二日撒手人環，享年六十四歲，後葬於武進德澤鄉！

亮吉的《時政啟》於嘉慶五年有了大不同命運，在天不雨，臣不語的狀況下，嘉慶將《時政啟》「裝潢成卷，常置座右，以做良規」，甚至「明白宣諭王大臣并洪亮吉原書，使內外諸臣，知朕非拒諫飾非之王，實為可與言之君」！雖如此，赦還之後的洪亮吉，再無往日之心，爾後自號「更生居士」，教書而外，多半吟風賞月，過著與人無爭的日子，而他在《時政啟》裏所描述的是是非非，便再也不提了。

《時政啟》到底說了什麼？我們不妨看看這兩百一十年前的大文章，與今天的政局對照起來，有無共通之處。洪亮吉當時所提的重點計有八項：
1. 處事太緩（也就是行政效率太慢，長官制度設計的能力太差了）
2. 集思廣益之法為備（也就是言路不通，長官耳目都受人蒙蔽了）
3. 進賢退不肖似尚猶疑（也就是用人失當，長官升用退廢人才都搞錯了）
4. 用人行政尚未盡改（也就是過去不適任的人還在位，長官革新意願太低了）
5. 風俗日趨卑下（也就是營私舞弊太嚴重，長官移風易俗的能力太小了）
6. 賞罰仍不嚴明也（也就是賞罰不明，長官獎賞的公平性太差了）
7. 言路似通而未通也（也就是沒有抒發難處的管道，長官太不喜歡聽真正的聲音了）
8. 吏制欲肅而未肅也（也就是官吏貪污嚴重，長官包庇下屬也太明顯了）

細細審閱，中國千百年來代代之「積習」，不就政是此八項？承平之時，問題存而稍輕，晦暗時期，狀況則沈重許多！顯然，洪亮吉對時事之觀察確實敏銳，也沒有說錯話，然而當時親政僅僅半年的嘉慶皇帝，確實一時之間也撼動不了乾隆六十年來所紮下的根深大樹，在往後的二十年執政期間裏，嘉慶也依然無法改弦更張，大力改革，卻任由前述八項問題持續孳蔓，如此國勢怎能不衰？百姓又怎能不苦？嘉慶皇帝縱然能「裝潢」洪亮吉的上書，並公開宣諭，但卻無力真正有所作為，那也就只能承受歷史學家「嘉道中衰」的刺耳評論了！

淨眼觀天下，生死兩相知

予讀錢穆《八十憶雙親》一文，見錢氏描述其父有如下文句：
「自幼有神童之稱，雙目炯炯發光，如能透視一切之背後，亦稱淨眼，云能見鬼神，過十二歲始不能見。」
「先父一人讀書…，每至深夜，或過四更，仍不回家，時聞有人喚其速睡，翌晨詢之，竟不知何人所喚。」
「余下一弟，先父最所鍾愛，不幸早夭。先父抱之呼曰：『必重來我家。』次弟生，眉上有一大黑痣，先父喜曰：『我兒果重來矣』。」
「先父病甚…，夜間每面牆側臥，口中常囈言：『為時尚早，可稍待』…。四月二十三日夜半，先父忽告家人：『我明日午前當行，今當有所囑咐』…。」
「先父曰：『鎮上人繫念我病者甚眾，我可待晨十時始行，猶及與彼輩道別。』…及十時，先父曰：『吾行矣。』遂瞑目。」

如是，錢穆之父承沛先生，少時可通神鬼，苦讀徹夜竟有神鬼告以速睡，子夭時告以務必重來，而此子果以一痣為記復來錢家！病篤之際，以囈言通於鬼神，而能知確切往生時日！人鬼幽冥兩隔，而承沛先生竟有此異能，能不怪哉！能不怪哉！

近日，報載有醫學系畢業且身為電信業主管之呂姓道士，於公餘從事觀靈之術！而其父呂金虎先生，則係當年替三毛「觀落陰」以會荷西而聲名大噪者！事實上，三毛曾試圖以錢仙、碟仙等不同方式試圖與亡夫交談，而後則於觀落陰的過程中，從「流年簿」中親見自己三十六歲「喪夫」之註記，以及此生需出版「二十三本」書籍等等令人無法解釋的現象！究竟何能如此？天眼、天耳、通靈、牽亡、觀落陰等既然均無法有效解釋幽冥之事，那神學、醫學、哲學也就不需試圖廢言作解了！縱能詮釋一二，也無法進入當事人的精神情境，解其苦、釋其憂，不是嗎？以錢父之例言之，通靈者不憂，不通者反而多有憂慮。

家父晚年困於心臟痼疾，時需入院診治。夜深，耳間屢聞有老兵告以：「此乃我床，何遽佔之？請速讓位！」甚者，有多人聒聒爭床竟夜不休！是以家父屢屢欲強行出院，一讓其位，二安其心！噫！陽間已無位，陰間豈仍需爭位哉？又憶沈三白《坎坷記愁》記芸娘故去後，為求一見，沈復於回煞之期忍淚睜目，坐床而待，忽然間「席上雙燭青焰熒熒，縮光如豆」，忽又「雙焰漸起，高至尺許，紙裱頂格幾被所焚」，而後又縮，再而復明，然而滿室寂然，一無所見，芸娘之精魄實無形可接，但辜負沈復一腔之情癡爾！家父入院，夜間耳聞聒聒之語但為一床之爭，沈復情癡，席間眼見烈烈之焰只求一見之緣，想世間欲通不通，不求卻自通於鬼神者，其間又究有何種緣分可得而知之？

不論通或不通，人謂「菩薩案前一爐香，修得來世鐵心腸」，夫妻、父子、母女，無論今生如何千番恩愛，萬般不捨，今生而後，即或約定來生，來生又何由再見？又如何以一「痣」而相認？夫子當年說：「不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遠之」，人生一世，所能掌握的，真的就只有真真實時的現下而已！漢文帝七年，召貶於長沙已然四年的賈誼於宣室促談，所惜文帝所問，但為鬼神而不及天下蒼生，賈誼之不遇，李商隱也僅能以「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為之抱屈！我們實不知賈誼能否通於鬼神致有文帝一問，但以其早卒於三十三歲之年而言，則似乎確有為鬼神所妒之才！冀用而不能為人所用，只能一嘆！只能一嘆！

錢父卒於四十一歲，有子錢穆為國學之大師，有孫錢偉長為力學之專家，俱不負臨終「汝當好好讀書」之望矣！己之今生有限，作育傳承方可無限，於錢父，於錢氏一族，實不枉矣。人生際遇，但凡錯過者，盡皆無法重來，既已錯過，倘不能一笑，或可一嘆處之！生死之事，尤為如此。

一時瑜亮，以文字捉殺

同仁今日寄來網路文章，談的是「周瑜與諸葛亮才智對口」，裡面把弄中國方塊字上下左右可以拆解的特色，再加上字義之差異性，便使得中國文字產生無比的趣味與魅力。自來中國之楹聯與詩詞，講究工整、音律及對仗，在文人筆下，詩詞歌賦可以盡情鋪排，而正恰如武人一般，刀槍劍戟可以隨性舞弄，其中無他，僅「熟」字而已。

對文字有興趣者，可以拆字解字，對數字有感覺者，可以在「數獨」中優遊，而對英文字彙有較深之能力者，也可於文字謎題中盡情嬉戲，此中無他，僅「悅」字而已。

前篇短文，老友紹琪於二○○五年五月時也曾轉寄一觀，當時曾戲作兩句以為回應，余不熟字說，亦不過巧悅一得，自知難登大雅，但卻也不失小趣，是以錄之如下以享同朋，無非玩味文字而已，可一笑爾。

有水便是泙，無水也是平
去掉泙邊水，加草便是苹
干戈寥落四周星
身世飄篷雨打苹

有雨便是雲，無雨也是云
去掉雲上雨，加草便是芸
兩鬢飛霜白頭翁
旱田幾畝誰人芸

網路文章則有周瑜、諸葛、魯肅之對句如下：
周瑜
有水便是溪，無水也是奚，
去掉溪邊水，加鳥便是雞。
得志貓兒勝過虎，
落坡鳳凰不如雞。

諸葛
有木便是棋，無木也是其，
去掉棋邊木，加欠便是欺。
龍遊淺水遭蝦戲，
虎落平陽被犬欺。

周瑜
有手便是扭，無手便是丑，
去掉扭邊手，加女便是妞。
隆中有女長得醜，
百里難挑一個妞。

諸葛
有木也是橋，無木也是喬，
去掉橋邊木，加女便是嬌。
江中吳女大小喬，
曹操銅雀鎖二嬌。

魯肅
有木也是槽，無木也是曹，
去掉槽邊木，加米便是糟，
當今之計在破曹，
龍虎相鬥豈不糟！

易馬作木，移驕成橋

國學大師錢穆，原名思鑅（音ㄏㄥˊ），先生年在十二，而父親方過不惑隨即過世，賴母親蔡氏及長兄提攜之力，乃能賡續學業於不墜。因先生排行老四，故其父為之取「賓四」為字。據《八十憶雙親》一書所載，一九一二年春，其兄原名恩第，改名為「摯」，而賓四先生亦易名為「穆」，箇中原因不詳，或以民國肇建，而欲一改前運或一新耳目耳。網路傳載先生原名為「恩」，則顯係誤植。

大師原住於外雙溪素書樓，該屋係蔣介石敦請錢氏回台時所特許者。一九九○年六月，因立法委員陳水扁及市議員周伯倫指控其人霸佔政府公物，強求大師需另徙它處，輿論一時譁然！裴普賢先生甚至投書「中央日報」，認為此舉乃「國家和社會不尊重知識分子」，所惜在政府要員斡旋不果下，錢先生毅然以九十六歲之高齡，搬離寄寓二十二年之所，並隨即於九月抑鬱下世。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二日，陳氏於競選市長連任之際，突然造訪素書樓，並言稱「意欲」向錢夫人表達歉意，惟黃鶴已去，大樹飄零，虛情如此又有何益？莫怪錢夫人為此感嘆言道：「寧為死人辦館，不給活人居住！」

先生年方九歲，一日隨其父過鴉片肆，恰有人謂錢穆可誦《三國演義》全篇，有客聞而難之，請其隨於館中背誦「諸葛亮舌戰群儒」乙節。當夜，錢氏一人分飾多角，或諸葛或群儒，輕易過關。翌日昏時，錢與父復去館肆，其父於過橋時問之曰：「識橋字否？」又問：「以木字易馬字為旁，識否？」再問：「驕字何意，知否？」，錢氏答曰：「知」，其父遂挽其臂輕語之曰：「汝昨夜有近此『驕』字否？」先生聞此有如雷震，遂俯首默不語。顯然，錢穆前夜記誦舌戰群儒，其間自有驕色，是以其父以馬木相易婉而戒之，錢氏聰穎，自是一生虛懷！

《八十憶雙親》載錢先生之父易簀之際，召先生至榻前，語不及它，僅以「汝當好好讀書」六字相告，死別之際，教兒者竟淡淡僅此一語，而語及其他戚友，亦不過「來生再見」而已，讀之令人悽愴！所幸錢先生讀書有成，著作等身，其中尤以成於抗戰期間之《國史大綱》一書，足堪民族永誌！高希均教授近作《讀書救自己》一書，以讀書乃自救之道，言淺意賅，實亦無異於「好好讀書」四字爾！

好好讀書，無異自救，而易馬作木，則移驕成橋，渡己亦渡人矣。

馬蹄聲息董氏墓

朋友遊歷長安古都而回，觀兵馬、臨雁塔、遊曲江、登華山，好不自在！然而好奇的是，我這位朋友竟還以考古、懷古的心情，去了一趟「董仲舒墓」以及「捉蔣亭」！

董仲舒在《史記》及《漢書》裡都有傳，當年漢武帝為鞏固領導地位，採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言，並將儒家經典與士子進身之階緊密連結在一起，自此天下讀書人要取得功名，便非得勤讀儒家學說不可！因此，董仲舒顯有大功於儒家，但對九流十家的其他學術派別而言，則不啻遺禍萬年！老朋友西去長安，取景於仲舒墓前，不知是誠心悼念董氏宏儒之功，還是想替先秦其他諸子，一抒兩千餘年不得其志之鬱積晦氣。

少時讀白居易《琵琶行》，中有「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兩句，注釋都說蝦蟆（音ㄏㄚˊㄇㄚˊ）陵為「下馬陵」之音誤，並舉唐朝李肇《國史補》：「舊說，董仲舒墓門，人過皆下馬，故謂之下馬陵，後語訛為蝦蟆陵」為之說明。據此，下馬陵即董仲舒墓室之所在。余無意考證關中下馬陵之發音與蝦蟆陵之差異如何形成，倒是老友透過網路，寄來佐證照片乙幀，以證明唐時之「蝦蟆陵」，如今早已正名為「下馬陵」矣！如此，讀萬卷書與行萬里路，兩者確實不可偏廢！

余嘗閒讀宋朝葉寘《愛日齋叢抄》，於卷五，葉氏提到下馬陵與琉璃王冢之來歷如下：「揚州天長道中有大古冢，土人呼為『琉璃王冢』。馬氏《嬾真子錄》辨為漢廣陵王，胥，諡厲，後人誤謂『劉厲』為『琉璃』爾。長安董仲舒墓，門人至，皆下馬，謂之下馬陵，訛呼為蝦蟆陵。」如此，唐之李肇，宋之葉寘早已知蝦蟆為下馬之音誤矣，而歷來音轉之例證顯然多有。晚清詩家黃遵憲精於客家民謠，其《己亥雜詩》中說：「篳路桃弧輾轉遷，南來遠過一千年；方言足證中原韻，禮俗猶留三代前」，看來對於古韻今音的差異，有研究意願者，尚可在方言中尋得較多之線索，然而音韻之學，其樂趣當在協律之音，朗吟之味，而非冰冷聲符韻母之訓詁考證，而如今縱能以圖片舉證，惜樂趣已然少矣。

李敖大師讀盡萬卷書，然身羈海島無法歷覽名山勝水，人問何以補憾，他說生命有限，那能走遍天下？能以書籍中之圖片「神遊」其地即可！我不曾身歷西安，但已有「下馬陵」之照片，相信透過此幀地名之照，亦足以神遊周之鎬京，秦之咸陽，漢唐之長安，以及如今之西安矣。

諷諫豈其容易，聽諫何其不易

自來諷諫不易，而諷諫上位者尤不易。而聽諫，自來也沒有幾個唐太宗。

唐時，溫庭筠對宰相令狐綯詢問典故時，直接回答說：「這典故出自《莊子》，而《莊子》並不是什麼冷僻的書籍，希望宰相在日理萬機之餘暇，還能多看看古書！」令狐綯大怒在心，遂上書朝廷指稱溫庭筠「有才無行」，致使溫飛卿終生不得其志。溫庭筠說了實話，但聽話的令狐綯，卻聽不進實話！甚至上書朝廷，阻隔了飛卿仕進之途！為此，溫庭筠曾感慨的寫下：「故知此恨人多積，悔讀南華第二章」（見《北夢瑣言》），讀書錯了嗎？讀書當然沒錯，諷諫錯了嗎？諷諫自然也沒錯，真正錯的，是溫氏心直口快，偏偏又碰到心胸狹隘之人而已！

然而宋時，寇準出治陝西，碰到自成都返回洛陽的張詠，寇準請張詠吃飯，並送行至郊外，臨行，寇準問：「請問張老有無可以教誨寇準的地方？」張詠慢慢的說：「《漢書》裏的《霍光傳》，不可不讀」，寇準一時聽不懂，回到家，取出《霍光傳》細讀，當讀到：「不學無術」四字時，大笑著對旁人說：「原來張詠是說我讀書不多、理解有限啊」（見《資治通鑑》）！寇準書讀少了嗎？當然沒有，張詠話說錯了嗎？自然也沒有，然而張詠卻能借《霍光傳》的內文諷諫寇準，並且使受教著心領神會，自我解嘲。

顯然，諷諫所使用的明暗方式，與諷諫所表達的直間說法，影響了諷諫的結果！但諷諫者的個性，與被諷諫者的心胸氣度，對是否能接納諷諫，則有著決定性的影響。溫庭筠未必「有才無行」，而令狐綯也未必「不覽古書」！至於寇準，若真是「無學之輩」，何得進士，又哪來澶淵之盟？顯然張詠「不學無術」之規勸，靠的是寇準虛心願意的再讀一次《霍光傳》，而且願意領會一笑！至於溫庭筠，只能說他不懂得直言諷諫的風險，加之用詞欠佳，更也許，令狐綯根本就沒讀熟過《莊子》一書！

自來，對上位者諷諫，彼等可聽，可不聽，也可聽而不懂，而上位者對下位者有所要求，下位者那能不聽，又那能聽不懂呢？期許碰上一個唐太宗，還不如自己多讀幾本書，以備不時之需！碰上寇準一流，以《漢書》相勸，碰上令狐綯之輩，則以《莊子》自戒吧！

諷諫，本來就是個不對等的遊戲。

聞道百，以為莫己若

公司主管日昨來電，中有「貽笑大方」一句，然將「貽」字，誤唸為「ㄊㄞˊ」，而非「ㄧˊ」音，一時臘獵錯別，確實小有遺憾！

貽字，《說文解字》將之訓為「贈遺也，从貝，台聲，經典通用詒」。如此，貽字是個形聲字。此字數見於《詩經》，諸如《邶風‧靜女》：「靜女其孌，貽我彤管」、《王風‧丘中有麻》：「彼留之子，貽我佩玖」、《周頌‧思文》：「貽我來牟，帝命率育」，從文句判斷，「貽」確實就是「贈與」、「遺留」的意思，至於「从台聲」，台字古音唸「ㄧˊ」，本來是「說」的意思，所以貽笑大方要是唸錯了，就真有點見笑了。依照清朝以訓經出名的鄭珍說法，認為貽詒兩字通用，是因為「貽字皆漢後所改」之故，因不能確考，姑錄於此。

成語含貽字者，除「貽笑大方」外，尚有「養虎貽患」、「養癰貽患」，而口語中「貽人口實」、「貽誤軍機」，或是告別式中常見的「貽範古今」都是以貝部的「貽」字出現，而原本「經典通用詒」的「詒」「ㄧˊ」字，現在已然少用，倒是以言部出現的「詒」字，以及以糸部的「紿」字（兩字皆唸做「ㄉㄞˋ」），就都是「欺騙」的意思。歷史上替漢景帝劉啟出「削籓」之策的晁錯，就是被景帝直接騙到東市給腰斬了！班固在《漢書》中，直接說晁錯是「紿載行市」，也就這一個紿字，騙死了盡心盡力的晁錯。當年楚漢相爭，劉邦乞和於楚，並約定以鴻溝為界中分天下，然而劉邦卻於立約之後，依從張良、陳平之計，趁項羽兵罷食盡引軍東歸之際，背信進擊楚軍以免「養虎貽患」，劉邦的無恥無賴，最後卻戰勝了不可一世的霸王，而下令騙殺晁錯的景帝，也正如其祖父般，在歷史上都是最不負責的騙子皇帝！雖說兵不厭詐，然而以成敗論英雄的漢家天下，不得不說是以「紿」起家！

《莊子‧秋水》篇載河伯東見汪洋之大海，終而望洋興嘆自覺渺小，而對海若說：「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人在自尊自大中，確實看不見貽笑大方的危殆，而河伯向海若認錯，則是在自覺且有體悟之後，然而對大多數的我們，什麼時候才可以改掉「聞道百，以為莫己若」的自信呢？

刮骨療毒的「左臂」

《三國演義》在歷史劇的推波之下，真正的史實已然難以分辨，加上羅貫中巧妙的佈局與安排，現今大家耳熟能詳的是小說的內容，而正史中的記載，反而隱諱不明。

《演義》第七十四回，關羽於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圍攻樊城時，為曹營大將龐德暗算，致使「左臂」受傷。隨後，關羽又為樊城守將曹仁之弓箭手，以毒箭射傷「右臂」，因而使得右臂青腫，無法自由活動！然後於七十五回中，關雲長巧遇神醫華陀，經過聞所未聞之刮骨療毒，方才救得一命。樊城久攻不下間，曹操大將徐晃援軍掩至，此時關羽傷口未愈，不得不強行出戰並與之交兵八十餘回，但因右臂少力，只得無奈退回營中！方才回營，復聽聞外派求援之部將傅士仁與糜芳，竟同時投奔東吳，一時怒火攻心，傷口迸裂因而昏厥！關羽因攻樊城不下，而後方荊州又為東吳襲破，遂派廖化求援於劉封、孟達，但二將竟以敵強我弱為由拒絕出兵！自此關羽進退失據，大有虎落平陽之感。隨後，關羽與呂蒙戰於麥城，因兵少無法堅守，乃於敗逃間，為東吳將領馬忠所擒，終而與子關平同時喪命！這就是《演義》中對關羽最後一年的大致描述！簡單說，關羽先傷左臂，再傷右臂，刮骨療毒後因右臂使不上勁，先敗於徐晃，再困於呂蒙，隨後四面楚歌，命喪麥城。

因此，依照《演義》的邏輯，如果關羽左臂不受暗算，右臂不傷於毒矢，則舞弄大刀之右臂必強而有力，如是徐晃自不能敵，徐晃不敵則樊城可破，樊城若破，則傅士仁與糜芳未必敢投奔東吳，而劉封、孟達更不敢拒不出兵救援！如此一來，關羽「右臂」受傷而需刮骨療毒一事，顯係牽動後續諸多事件，否則也不致身死麥城！遍看現存關羽讀《左氏傳》或握刀圖像，其人確實慣用「右手」，如是右手受傷，不啻傷了關羽的實質作戰能力，而以羅貫中精熟於三國之史實而言，自不可能不知關羽在正史中，其受傷的部位其實是已然痊癒之「左臂」，而非持刀之「右臂」，然為鋪陳關雲長的忠義形象，並安排後續情節，羅氏明顯且刻意的扭動了史實。

《三國志》中，描述關羽受傷情形如下：「羽嘗為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陰雨，骨常疼痛」。據此，關羽受傷明顯的是「左臂」，且未載明何年受傷，又受何人所傷。但隨後寫建安二十四年，關羽破于禁，斬龐德，足見其左臂之傷，雖經刮骨手術，也已然用武無礙，方能水淹七軍，大破于禁「威震華夏」。至於傅士仁與糜芳兩將投降東吳一事，則係關羽素來輕視兩人，加之欲以供給軍資不力之罪予以法辦，乃使兩人心懷恐懼不得不自謀生路。而此時替子索婚失敗的孫權，因譖恨在心，遂藉機「陰誘」傅、糜叛逃東吳，並派呂蒙、馬忠等將抄其後路，關羽因自信過度且奧援盡失下，終於埋下麥城斷頭之禍！

由是觀之，羅貫中寫關羽「右臂」中毒矢一事，絕非不知「左臂」受傷之史實，而是為了維護關羽的「忠義形象」，採用移花接木之法，左右對調之術，然後再以關羽「右臂少力」不敵徐晃，從屬叛逃、四面楚歌的無奈，替關羽「悲壯」敗死麥城預留伏筆而已！如此，一個移左做右之筆，其實是暗藏了羅貫中「為賢者諱」的邏輯，以及羅氏曲筆寫史的個人偏好！倘關羽地下有知，亦當九泉含笑矣！

孔子愀然而憂，杞人舍然大樂

近日港星周潤發演「孔子」一劇而大紅，劇中孔子，周遊列國，知兵知禮，整個天下似乎是圍繞著他轉的！然而事實上，《史記‧孔子世家》載孔子周遊列國時，恰如鄭人所謂：「累累若喪家之狗」！若非漢武帝基於政治的需要，接受了董仲舒：「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的建議，進而形成「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治理念，孔子之道，恐怕仍然也只是九流十家之一而已，持平的說，孔子在其時代，並不是個得志的人。

孔子好禮，其實是出自對制度的尊重，周時之禮樂制度，規範了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的生活儀節，是以孔子在《論語》中，曾多次稱讚周朝的創立者文王、武王、以及周公，李峰在《西周的滅亡》一書中，甚至直接點明：「整個儒家傳統，即是以傳承自西周時期的核心文獻為中心」，中國文明的具體記載，也正是始於西周。然而西元前771年（周幽王十一年），西周首都鎬京（今陝西長安縣西北）為犬戎及申國聯軍所攻破，據《史記》所載：「（犬戎）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經此一戰，周的大本營渭河谷地已然殘破不堪，幽王子平王乃不得不東遷雒邑（今河南洛陽），自此，周天子之實質權力大為式微，而諸侯國也漸次逾越本分，終而導致「禮崩樂壞」的局面！是以司馬光寫《資治通鑑》時，其起始之年代，也是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韓趙魏「三家分晉」開始下筆。簡單的說，孔子（西元前551～前479）處在一個兼併日烈，禮崩樂壞越來越嚴重的東周時代，然而孔子卻一直想要挽回此一趨勢，以重新回到以禮樂制度為主的尊王時代，然時勢既不可逆，孔子周遊列國累累若喪家之狗的結果，也就可以預見。

孔子因為愛禮，所以在《論語》中留有大量其個人對禮的觀點，隨手舉例，《季氏篇》載孔子教伯魚之言「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在《泰伯篇》中則有「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的說法，而在《顏淵篇》中，更有「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結論。也正因此，孔子在周遊列國時，對於禮的來源以及制度，曾下過一番深刻考究的功夫，分別前往杞國以及宋國考證古禮，然而遺憾的是，到了孔子的東周年代，代表夏禮的杞國，以及代表商禮的宋國，所遺留的「禮文化」已經所剩無幾，是以《論語‧八佾篇》中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無疑的，孔子當時對杞、宋兩國所存的「禮制」，以及殘存文獻，就已經是十分失望了。

杞國乃夏禹之後，依據《大戴禮‧少間》：「成湯卒受天命，…故乃放夏桀，散亡其佐，乃遷姒姓於杞」，據此，杞國是商湯戰勝夏桀後，遷姒姓於杞而立的小國，而杞人即是夏禹之後，而此處的「杞」地，即今河南杞縣。而後「周武王克殷紂，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祀。」（見《史記‧陳杞世家》）如此，到了周滅商時，原來的杞國應已不存，所以才需要求禹之後，武王有幸，還真讓他找到一個「東樓公」，並將之再度封於杞地，《史記》接著說「東樓公生西樓公，西樓公生題公」，看來東樓、西樓都應該只是代號而已，而原來的名氏在司馬遷的年代，應當就已經無從稽考了。

班固《漢書‧地理志》載杞國「於先春秋時徙魯東北」，據此，原封於河南杞縣的杞國，在「先春秋時」（當即西周末或東周初）就遷到了魯東北之處，此處所謂「魯東北」，即今山東省新泰縣，至於是哪一位杞國國君率民東遷，其過程又如何，迄今尚無定論！但極有可能是在西周鎬京陷落，河洛殘破之季，隨同周王室向東遷徙，而至現今魯東北之地，而後杞國在周貞定王二十四年，終為楚惠王之所滅。由於「春秋」時期係起自魯隱公元年（前722年），而周平王東遷雒邑則係前770年，故而所謂「先春秋時」，極有可能即在此前後五十年之內。而孔子周遊列國前往考察禮數的杞國，顯然不是商滅夏所封的河南的杞縣，而是東遷至山東的新泰縣。錢鈞華先生新著《跟孔子周遊列國》一書，將杞地當成現今之山東安丘市，其言，不知所據何本？

孔子周遊列國先後兩次，第一次去了宋、京城雒邑、齊及杞。孔子說「杞不足徵也」、「宋不足徵也」就是第一次周遊列國的感嘆！為求禮，宋和杞是不能不去的兩地，而《史記‧孔子世家》所載：「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的地點，正是東周王室所在的京城雒邑了。此外，《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明載了老聃對孔子的開示：「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從這些話看來，時年三十四歲的孔子，面有驕氣，心內多欲，而表現出來行為舉止，便是令人不悅的「態色與淫志」，第一次的遊歷，對孔子而言，對自身的受用，顯然遠多於教誨他人。至於第二次周遊列國，孔子在外共一十四年，隨弟子十餘人，先後前往衞、陳、宋、曹、鄭、蔡、葉、楚等國，五十五歲外出，六十九歲歸魯，以當時的交通條件及天候狀況，實不能不說是一種「壯遊」。孔子在外困厄十四年後返回魯地，年近七旬，已然頹頹老矣，而弟子「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老來心境如此，確實令人興嘆，惟天不假年，五年後，七十四歲孔子亦錄為鬼簿。

「杞人憂天」即是杞國貢獻的典故。《列子‧天瑞》篇載：「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成語中現今只說憂天，而列子的原文可是也憂地的。杞人所憂的天地崩墜，據聞是指「隕石墜落」，學者並試圖舉出各史書中之隕石記錄，用以證明杞人所憂者，實確有其事。《列子》一書即或不偽，現今也難以說明何年、何月、於何地墜落之隕石，即為杞人所憂者！倒是其中「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的這位仁兄，不知道是否也是杞人？如若是，也不過僅有一兩位杞人憂天而已！然而，在兩人最後都「舍然大喜」下，其憂既解，又怎麼還能說「杞人憂天」呢？《孟子》中有謂：「齊人有一妻一妾者」，最後竟成為「齊人之福」的成語，如是，齊人有福而杞人有憂，斷章取義，郢書燕說，也只能一笑置之。

杞國禮已不存，所以方有孔子「不足徵」之嘆，而《史記‧陳杞世家》亦以「杞小微，其事不足稱述」結尾。當年自美返國，黃大一博士正致力於漢字電腦化之事，以期取回由日人所掌控之無奈！博士以其人微言輕，暢言之事難獲當局重視，是以於電腦展時，矚予綴文一二以誌其事，乃成：「電腦漢字大唱櫻花戀，禮失求諸野；回歸正統重振大漢風，捨我又其誰！」博士大樂，至今猶記其事，只不知今日之電腦漢字，其內碼是否已然移情別戀？

杞人憂天，也憂地，齊人有福，也無福，禮失可以求諸野，然而周遊列國的孔子，道不行也，似乎喚不回禮崩樂壞的無奈！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元前403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三家分晉已成為不能逆轉的事實，從此周朝制度大壞，野也無理，所幸孔子已然下世七十六年，再也無需大聲疾呼勞苦奔波，當然也見不到令人作嘔的征戰殺伐了。

左孟莊騷縱奇而無味，詩詞歌賦雖淡自堪嚼

余長於北投婦聯三村，而後於役畢之時方擴建為現今之文化新城。少時，鄰里叔伯盡為軍職，每至年節，各戶遂懸對聯於正門左右，迄今耳熟能詳者有如：「爆竹一聲除舊歲，春風送暖入屠蘇」、「海納百川故能成其大，壁立千仞如能成其高」、「忠孝傳家久，詩書繼世長」等聯，而家父雅好文史，每年於此時亦自書對聯，或懷母，或言志，或舒懷，或勵人，而於起落之後，亦偶有書空之言，咄咄而隱諱者，然要皆以己意出之，不曾落前人窠臼。

既長於村里文風之下，少時即好於歲除之際，逐家挨戶以觀所書對聯，其中海家之對聯，為記憶中之最深刻者，蓋其所懸，歷歲不改，永為粗厚顏體之「忠孝傳家久，詩書繼世長」兩句，而蔣家所書，則常為「海納百川故能成其大，壁立千仞如能成其高」兩句。經年而後，余方知「海納百川」，實脫自虎門銷煙林則徐之「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至於「忠孝傳家」則為宋朝蘇軾為王氏子孫所書三槐堂銘「忠孝傳家遠，詩書繼世長」之名句，不論字句源於何家，鄉里叔伯多以毛筆自書，即或偶一倩人代筆，然所懸字句，亦多有典故或自行構思，而非泛泛之辭。

而後，見市場有代筆書聯以求售者，朱紙金漆，即席作書以幅論價。父親每至則微哂而已，蓋所觀者非書非字，而為聯中之意涵爾！少時不知父親所書之可貴，而今僅存者，唯筆記中之聯句，而往昔條幅墨跡，則已隨每年之歲除而蕩然無蹤矣，思之令人枉然！雖父親手澤現存尚有近二十冊，然其中僅餘蠅頭小楷，而已無昔日之大體楹聯。父親去後，家中楹聯遂由我代書，小子既荒疏於勤練，所為不似歐陽，無如顏魯，更非柳瘦，八法不精大雅難登！為子者趨庭而不能繼父之志，也只能暗自難堪而已！

去歲慌亂而不曾提筆，是以除夕原不欲再書所感，然家姊早有叮嚀，乃勉而為之，所惜字跡勾勒無緒，心中憾憾而無以為解。忽觀鄰舍所懸：「有錢有錢更有錢，發財發財發大財」兩句，中內愴然而感慨更為之深，而後知村里老成凋零，杞宋無徵，幾已無自書楹聯之人矣，而所書之文辭，實乃現今「錢」與「權」之普世價值爾！過盡千帆，熙熙攘攘，無非名，無非利，倘心中如此，一旦行之於文字，也就僅存錢、財二字已矣！是無奈，亦無可奈何！

觀後，乃書「而立始明經，左孟莊騷縱奇而無味；天命及進士，詩詞歌賦雖淡自堪嚼」為今春之聯，上聯記往日讀書強記，不見箇中真味，下聯記今日隨性索閱，偶有所得之喜，復為「古之學者為己，學習之再思之，己知；今之學者為人，劇秦之美新之，人知」以贈家姊，其意亦略如上。

父親年近八十，嘗以明末顧炎武「蒼龍日暮還行雨，老樹春深更著花」兩句書於門聯以自況，暨憂國復想家，如今我輩養尊處優，不知幾人尚有此心，有感於鄰家之聯以及趨庭無學之憾，乃成詩如下：「詩書不復讀，忠孝何傳家？錢財嵌楹聯，大義隱蒹葭，是非今誰問，情真走天涯，讀書但為己，辜負長安花」！是為記。

雀屏中選，親上加親，奪權稱帝，何惜血蔭

南北朝期間，北周在北，陳國居南，北周傳至靜帝宇文衍，為時任大丞相、上柱國楊堅以「受禪」為名，逕行廢周自立並改元開皇，建立隋朝。當時同為上柱國之竇毅，其妻為北周武帝（宇文邕）之姊「襄陽長公主」，故而竇毅是北周的外戚一族。竇毅之女（名不詳，史稱竇氏），因受周武帝特別喜愛，故而自幼即養於宮中，且對周武帝時有建言。楊堅以受禪之名取代北周，竇氏對其父竇毅說：「恨我不為男，以救舅氏之難」，以此觀之，其胸中丘壑實不下於男兒！由於竇氏自幼即識見不凡，竇毅遂對妻子說：「此女才貌如此，不可以妄許人，當為求賢夫！」講白了，就是希望女兒找個門當戶對的東床快婿。

隋文帝楊堅，娶了西魏大將軍獨孤信的第七女「獨孤迦羅」，而獨孤迦羅的大姊（史稱明敬皇后獨孤氏，字不詳）則嫁給了北周明帝宇文毓，再加上楊堅的長女楊麗華，嫁給了北周宣帝（武帝長子宇文贇），故而隋文帝也是北周的外戚，而且關係極為密切。此外，獨孤信的第四女，則嫁給了北周安州總管，柱國大將軍李昞，也就是嗣後建立唐朝的李淵的父親，而李淵的祖父李虎，則是隨同西魏宇文泰南征北討，建功立業的八柱國之一，李虎的兒子娶了獨孤信的女兒，由於兩人皆是將門之後，柱國兒女，算起來確實是門當戶對，一時姻緣！

既然李淵有個柱國大將軍的祖父（李虎）、父親（李昞），家世自然不凡。是以當竇毅替女兒招親，並希望「求賢夫」之際，李淵前往一試，想來也就自然而然了。竇毅招婿，是在自家門屏上，一左一右的畫了兩隻孔雀，然後：「諸公子有求婚者，輒與兩箭射之，潛約中目者許之。」我們不知這兩隻孔雀劃的有多大，也不知道李淵在距離多遠的位置放箭，但要連續兩箭都射中孔雀的眼睛，依照自然變異的邏輯，當然也不容易。《舊唐書》記載：「前後數十輩末能中，高祖後至，兩發各中一目，毅大悅」，於是竇毅將愛女許配給了李淵。李淵的母親（元貞太后）是獨孤信的第四女，而隋文帝的皇后（文獻皇后）則是獨孤信的第七女，北周明帝的皇后（明敬皇后）又是獨孤信的大女兒，而李淵又娶了竇毅的女兒，如此親親戚戚網網相連，依靠著血脈相連的關係，政權便是靠這樣的關係鞏固起來。

李淵的射藝，替他娶來竇毅之女，也成就了「雀屏中選」的成語，至於李淵的射箭技術，似乎無人多談。今翻閱《唐書》，大業十一年隋煬帝幸汾陽宮，身為姨表兄弟的李淵，為煬帝任命前往山西，擔任「河東黜陟討補」（依《舊唐書》）或「河東慰撫大使」（依《新唐書》），因賊帥毋端兒（突厥名）率千人薄於龍門城下，李淵乃「從十餘騎擊之，所射七十發，皆應弦而倒，賊乃大潰。」在《新唐書》中，這段歷史多加了幾句話：「賊敗去，而殮其屍以築京觀，盡得其箭於其屍！」這說明李淵的騎射技術卻實不凡，那於定點以射孔雀之目，應該是易如反掌的！唯一剩下的問題是，有如此神技，李淵卻於求親時「後至」於數十輩，顯見其求娶過程並不積極，箇中原因，恐怕誰也不知道了。

李淵有子二十二人，而竇氏嫁給李淵，則育有四子一女，長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三子李玄霸、四子李元吉，以及平陽公主，其中玄霸早卒。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庚申日（公元626年7月2日），《舊唐書》載：「秦王以皇太子建成與齊王元吉同謀害己，率兵誅之」，經過「六四玄武門之變」，兄弟三人互殘，竇氏骨血，最後也就只剩下李世民一人了。大唐開國，四子一女皆有貢獻，顯見竇氏提攜教誨之功絕不可沒。竇氏未嫁之時，以稚齡之女，曾建請北周武帝對突厥身份的皇后「抑情撫慰」，以平邊患，嫁給李淵後，又建請李淵將身邊駿馬送給隋煬帝以避其禍，李淵不聽而果獲罪，日後追思竇氏之言，乃數「進鷹犬」予煬帝，隨後即擢拜將軍，得此經驗，便涕泗縱橫的對諸子說：「我早從汝母之言，居此官久矣。」如此看來，竇毅說：「此女才貌如此，不可以妄許人，當為求賢夫」的邏輯，確實也是知女莫若父了。

「雀屏中選」其典故如此，原為為女擇婿之意，用此成語，則女有壯夫經天緯地之志，而待選之人，則有驍勇開疆闢土之能，李淵與蕭氏，有此一佳話傳後，當已不枉，所惜立國之後，三子垂涎皇位乃至骨肉相殘，終而血染玄武，倉皇退位，如此起落，又能不令人太息者再！

不見舍利見膽石

余因膽疾，開刀取石，黑石既出，疼痛遂沒！今日腹上傷口有四，而後五臟六腑少一，中內缺一臟器，感覺上確有空空然怪異之感！若在古代，遇此膽囊急性發炎，實不知能否續命苟活。想馬王堆出土之不腐女屍，乃西漢長沙國丞相利蒼之妻辛追夫人，經解剖檢驗，其命盡之際當為瓜熟之時，而死因則為膽道堵塞之急性膽囊炎所誘發之心臟疾病。如是，以今日超音波檢驗及內視鏡手術之便捷，辛追夫人之天命，應不止五十而已。

當年負笈美國印州，有陳姓女同學因其母隨來同住，故而頗為照應同修之人，平日有送茶之便，假日則有炊爨之食，冠緯兄因與其有舊，故先有得便之宜。雖如此，卻笑曰：「爾死後當全身舍利」！眾聞之亦大笑不止。爾後「全身舍利」遂成當時我輩相互取笑之言！然舍利，當即人體之結晶體也，體內竟能結成硬石，大小不一且顏色殊異，確實造化為工，人體亦為工也！

唐時，太監杜英奇建請憲宗迎法門寺之佛骨（指骨）於長安，韓愈聞聽，上《諫迎佛骨表》以示反對，重話有如：「枯朽之骨，凶穢之餘」、「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如此，釋迦摩尼涅槃後的遺物，對韓愈而言，也不過就是根骨頭而已，而且應該「投諸水火」，將之再燒一次使之灰滅，或放諸流水，永世不存。表上之後，憲宗大怒而將之貶往潮州。在潮州，韓愈另寫就《祭鱷魚文》一篇，讀之令人捧腹！在長安，韓愈趕佛骨；在潮州，韓愈趕鱷魚，一代文豪跟不能言語之死人與動物作對，奇哉！怪哉！

結石何來？迄今醫學無法定論，然必發生一定程度之「化學」變化，方可將鈣磷等體內微金屬結晶為石！惟「指骨舍利」不同，釋迦摩尼火化之「遺物」即為舍利，據傳當時佛陀涅槃，自引三昧真火化去肉身，而生八萬四千多顆真身舍利，如此能耐，當真是全身舍利了！故而佛骨舍利，顯非單純之結石晶體而已！一九八七年，陝西扶風法門寺地宮重現，共發現四枚佛骨舍利，其中第三枚，微黃，質地似骨，其餘一、二、四號則質地均如白玉！試想，火焚之後，理應僅剩白骨，而佛陀之舍利卻晶瑩似白玉，確實無法解釋！或許，以今日之火化溫度重燒一次，有機會能使之灰滅，但以現今普羅信眾之虔誠，以及政治之需要，又豈能隨意慨允之？

李時珍《本草綱目》中，載有「淋石」及「癖石」兩種。淋石，即今日之「腎結石」或「尿路結石」，而能自尿路所自然排出者。依據李時珍的說法，將此淋石磨粉服用，「當得碎石隨溺出」，真好像吃腦補腦般，吃石頭也可以排石頭的！醫學專業如李時珍，尚有如此一說，不知中醫是否真有如此排石治療之方，抑或僅能聊備一笑？至於「癖石」，就是身體其他部分的結石，李時珍說這是「專心成癖」、「精氣凝結而然」的結果！若真如此，我的那顆膽結石，也應是過去努力不懈，專心用功，以致精氣凝結的結晶啦！此外，李時珍將動物的化石說成是：「有情之變異也」，而將植物以及玉類的化石說成是：「無情之變異也」！如此說來，有情、無情，竟然才是中國人結石的主要原因！據此，顯然李時珍對化石之成因，係受溫度及壓力之影響之故，茫茫然，昏昏然，不解矣。

余今日以手術取出膽石，黝黝然、晶晶然、圓圓然，而知其為體內之結晶石也，若不然，他日我身火化，雖不能「全身舍利」如得道高僧，但外人恐亦頗見議論，必以為我乃「有道」一二之人，否則又何見此褐黑之「舍利」也！看來先取此石，是我與佛無緣也，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勞燕分飛

《樂府詩集》中，梁武帝蕭衍有《東飛伯勞歌》一首，首四句：「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誰家女兒對門居，開顏發豔照里閭」，原本說的是一位待嫁姑娘的故事，而後，竟然演化成「勞燕分飛」之成語。

「勞」，當即伯勞鳥，至於「燕」，就不知梁武帝時所指的是哪一種燕了！經查，伯勞鳥於中國計有十一種：灰伯勞、灰背伯勞，虎紋伯勞、牛頭伯勞、楔尾伯勞、黑額伯勞、棕尾伯勞、棕背伯勞、紅尾伯勞、紅背伯勞、栗背伯勞等，生物學上屬於伯勞科，伯勞屬，而梁武帝生於建康，廢南齊和帝蕭寶融後，亦定都南於建康（南京），故而《東飛伯勞歌》中的那隻伯勞，不太可能是分佈於華北、西北的長尾灰背伯勞，而有可能是廣佈於長江以南地區的棕背伯勞！在十一種勞伯鳥中，灰背、虎紋、牛頭、紅尾伯勞屬於候鳥，而棕背伯勞則屬於留鳥（有別於隨氣候遷徙之侯鳥），因此東飛伯勞的描述，不論是灰背伯勞或棕背伯勞，以東西言之，都不應該是氣候變遷所造成的遷移結果。而詩裡那隻「燕」，則明顯是為候鳥，在中國亦有九種之多，冬季南遷，春季北返，但不管屬於那一種，描述上也應該以「南飛燕」（冬季）或「北飛燕」（春季）形容，再怎麼樣都不應該是「東飛燕」的！故而蕭衍詩中「東飛伯勞西飛燕」的說法，應該只是「起興」的用語，跟侯鳥與留鳥的習性是無關的。

有關伯勞的鳴叫時間，歷史曾上有過一段很長的爭議！在《詩經‧豳風‧七月》中，曾有「七月鳴鵙，八月載績」的說法（依據爾雅釋鳥：「「鵙，伯勞也」，鵙（音ㄐㄩˊ）就是伯勞鳥，績即紡織），意思是說：「七月伯勞樹上唱，八月紡麻織布忙」，這裡的七、八月，使用的是夏朝的曆法，而七八月在周曆則已是秋天了！而《呂氏春秋‧仲夏紀》亦有「小暑至，螳螂生，鶪始鳴」！而小暑是在陽曆夏季的七月上旬！汲冢《周書‧時訓解篇》則說：「芒種又五日，鵙始鳴」，芒種亦為六月上旬，於是為了哪一種鳥會在何時鳴叫，古人有不少爭論，這種爭論，顯然跟「鵙」到底是哪一種伯勞鳥有直接的關係。到了明代，胡廣等纂輯《詩經大全》時，聰明的綜合了各家的說法而說：「鵙，仲夏始鳴，七月則鳴之極」。如此，把鵙鳴叫的時間，從夏天一路延伸到秋天了！其實這邏輯也很正常，鳥兒鳴叫的時間就本是其正常活動的時間，不活動，也就聽不到其叫聲了。

在鵙鳥的爭議中，連寫《本草綱目》的李時珍都插上一腳，在《禽部》第四十九卷中，李時珍將已知的八種說法作一比較，最後選定注解《爾雅》的郭璞之說，但最終也只是在伯勞鳥的「形體」上作考證而已，而李時珍做伯勞鳥的形體考證，應當是擔心取藥錯誤的遺憾。《本草》中，李時珍將伯勞的「羽毛」，以及所棲息過的「踏枝」都當成藥來用，說是帶上伯勞鳥的羽毛，可以治小兒「羸瘦」之病（顯然是指消化吸收不良之病），而使用伯勞鳥踏過的樹枝鞭打小孩，則可治「語遲」之病（所指為說話遲鈍之病）！據此，《本草》顯然有精闢之語，也有無稽之言！

到底鵙是哪一種伯勞鳥？《詩經‧豳風》中的豳地，據考證係位在今日陝西栒縣、邠縣一帶。如此，鵙鳥應該是分佈在相對較北邊之「灰背伯勞」！近人揚之水在其《詩經名物新證》一書中，即認定鵙鳥當為「灰伯勞」。而由高明乾、佟玉華、劉崑三人合著之《詩經動物釋詁》中，則言：「伯勞同屬的鳥有多種，詩中的鵙是泛指，今以常見的棕背伯勞釋之」！說實話，到底鵙是哪一種伯勞並不是很重要，而在豳地農耕的周代古人，當時能否那麼明確的分辨十一種伯勞，應該也是存疑的。

勞燕分飛，不同的鳥飛不在一起，本也不足為怪，英文成語也說：「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當情盡緣了，男女各自分飛，看來也未必是件壞事，只是這跟燕子、伯勞怎麼飛，飛哪裡，自然是一點關係都沒有的。

諸葛亮舌戰群儒，揚子雲投閣而死？

《三國演義》中，劉備當陽慘敗，乞救兵於東吳，意欲連兵赤壁以拒曹操。此時，諸葛亮隨同魯肅隻身來到東吳，與江東英傑見面之後，因戰降意見相左，乃有「舌戰群儒」之經典。其中汝陽程德樞嘲笑孔明「好為大言，未必真有實學，恐適為儒者所笑耳」，引來孔明「儒有小人君子之別」的一番大論，而其中提到小人之儒時，其議論如下：「若夫小人之儒，惟務雕蟲，專工翰墨，青春作賦，皓首窮經；筆下雖有千言，胸中實無一策。且如揚雄以文章名世，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閣而死，此所謂小人之儒也；雖日賦萬言，亦何取哉！」於此，揚雄成了屈膝投靠王莽，留下千載罵名跳樓而死的小人之儒！《演義》中言之鑿鑿，然此言不真，略說明如下。

揚雄一生，歷經西漢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及新莽五朝，其生於漢宣帝甘露元年，卒於王莽天鳳五年，得年七十一歲，而非死於跳樓。四十二歲之前，揚雄居蜀不出，劉禹錫《陋室銘》所稱的「南陽諸葛盧，西蜀子雲亭」，其中子雲亭，指的就是揚雄在成都附近郫縣老家所建的亭子。而《演義》中所謂的「日賦萬言」，顯然是指揚雄於漢元帝元延元年至三年間，擔任「黃門郎」時所寫的《甘泉賦》、《河東賦》、《羽獵賦》、《長楊賦》等四篇大賦！然而揚雄自己在《法言‧吾子篇》中明確的說道：「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如此，四十四歲以後的揚雄，顯然就不再作賦了，而揚雄其他賦篇如《蜀都賦》、《檄靈賦》、《太玄賦》、《逐貧賦》、《酒賦》、《反離騷賦》等，應該都是元帝元延三年以前的作品。王莽篡漢於孺子嬰三年十月（亦即王莽居攝之第三年，時為公元8年），而揚雄作賦停筆於元延三年（時為公元前10年），其間差距近18年，因此將曲身事莽，日賦萬言兩件事連在一起數落揚雄，真的有些說不過去！

話說王莽於元始五年毒死平帝，並立兩歲之劉嬰為帝，自稱「假皇帝」，並改元「居攝」（自居當攝政王之意），又於孺子嬰三年（居攝三年十月），改元為「初始元年」，十二月，強迫劉嬰禪讓皇位，稱帝並改國號為「新」。此時之揚雄，年已花甲加一，且從元延三年至孺子嬰三年王莽篡漢，揚雄一直淡泊的擔任「黃門郎」的小官，不鑽不營，而於蘭台石室中博覽群書，自得其樂！顯然，其「青春作賦」之時光已過，然「皓首窮經」之努力則未止歇！

王莽始建國元年（公元10年），揚雄已然六十三歲，因「耆老久」，從「黃門郎」轉為「太中大夫」乙職，但此一職務絕非他自求而來。始建國二年，劉向之孫，劉歆之子劉棻因上呈「符命」以投王莽所好，反遭放逐，復因劉棻曾經向揚雄詢問「奇字」（揚雄顯然是位文字學家），在「辭所連及，便收不請」之命令下，連帶獲罪！當衙吏前來收補之時，揚雄正於天祿閣上校書，因自知死命難逃，便從天錄閣上魚躍而下以求自我解脫，惟高齡如此，投閣竟然未死，確也一奇！王莽得知揚雄遭收補後，以「雄素不與事」，加之牽連不過因問字之故，遂乃「有詔勿問」。如此，揚雄跳樓有之，然未死之，因此《三國演義》舌戰群儒中，以揚雄投閣而死的說法，當然是不成立的了。

王莽始建國五年，揚雄已然六十六歲，受莽詔不得不為《元后誄》，復受命而寫《劇秦美新》，致使揚雄成為新朝之御用文人！然以當時之環境，文人如揚雄者，似乎也沒有多少選擇！而後，南宋朱熹在其模仿《春秋》及《左傳》之《通鑑綱目》中，大書「莽太夫揚雄死」！自是，揚雄罵名垂之千載矣！然而《三字經》中卻有「五子者、有荀揚、文中子、及老莊」之句，看來同是南宋大學者的王應麟，在是非之取捨上，與朱熹的偏好是很不一致的。

《三國演義》中對揚雄做賦似頗有不滿，事實上，揚雄在其《自序》中，將其做賦的諷建目的以及結果，說的很清楚，而其結尾數句，也表白了何以不再做賦的原因，錄之如下：「雄以為賦者，將以諷也，必推類而言，及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迺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諷，帝反縹縹有凌雲之志，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而不復為。」風雅頌也好、賦比興也罷，如果儒家硬要將「法度」套在文字之上，那詩詞歌賦、戲曲小說，所能發揮的想像空間，又還有多少呢？

皓首窮經之揚雄有之，投閣而死者則未或見，以諸葛孔明之賢，是不可能弄錯的。如此，《演義》之辭，在漢賊不兩立的框架下，讀之能不慎哉！

「建寧二年正月乙亥日」郭林宗卒年記

依據《昭明文選》中蔡邕所撰之《郭有道碑》，述郭林宗之卒日為「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然漢靈帝建寧二年正月並無「乙亥」日，是以知原文在輾轉翻刻之下，或年，或月，或日，必有一誤！否則以蔡邕對郭林宗之熟稔程度，加之刻石立碑之日有近萬人同觀覆核，因此蔡邕筆下之生卒日期，是不可能有所誤記的。

若「正月乙亥日」為確然，則依據方詩銘、方小芬《中國史曆日和中西曆日對照表》所載，郭林宗當卒於靈帝建寧「四」年，而非二年。若「二年正月」為確然，則「乙亥」日當改為「乙巳」、「乙卯」、「乙丑」（若乙字正確），或「辛亥」、「癸亥」（若亥字正確）五者之一。

因此，排列郭林宗之可能卒年，可為下列任一：
1. 建寧四年正月乙亥日（十四日）：即西曆171年三月八日
2. 建寧二年正月乙卯日（十二日）：即西曆169年二月二十六日
3. 建寧二年正月乙丑日（二十二日）：即西曆169年三月八日
4. 建寧二年正月辛亥日（八日）：即西曆169年二月二十三日
5. 建寧二年正月癸亥日（二十日）：即西曆169年三月八日

由於建寧二年正月無乙亥日，因此王利器《鄭康成年譜》及陸侃如《中古文學系年》二人，均直接將郭林宗之卒年繫於建寧四年。考之袁宏《後漢記》，建寧二年九月後，尚有郭泰悼念三君、八俊之死之慟詞，因此以郭泰卒於建寧二年正月之說顯然有誤，基此，郭林宗之卒年，當可確認為建寧四年正月乙亥日。而《文選》二、四之差，當為翻刻使然，魯魚亥豕，帝虎根銀，實亦難免爾。

中國以干支記年由來已久，雖起源迄今尚無定論，但以夏朝君王已用天干之名，如亂改曆法的無道君王「孔甲」，中有「甲」字，敗給商湯的夏桀「履癸」，中有「癸」字，而商朝君王則幾乎均以天干為號，如遷殷之商王「盤庚」，中有「庚」字，攻打鬼方的「武丁」中有「丁」字，殺周文王父親季歷的「文丁」，中有「丁」字，以及最後之商紂王「帝辛」，中有「辛」字等等，應足見中國使用天干之早，至於地支之使用，各家說法不一，似亦當發生在殷商時期，然郭沫若先生在其《釋干支》一文中，則以為地支乃古代巴比倫人之創作，而後輸入中土。

東漢章帝元和二年（西元85年），朝廷下令正式推行「干支記年」，從此六十循環之干支法，成為中國歷朝歷代記年之標準，直至清宣統三年（辛亥），孫中山武昌起義，西曆漸行，而民國三十八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肇建，改採西曆，從此西曆竟成為中國記年之定格。世界各地曆法起源於天體運行之「星象」，而西曆則以耶穌誕生之年為「西元」之始點，並僅以數字累進，其方便自有，然背後天象運行之美感，則已不存。

建寧四年，東漢大儒郭林宗下世，前往山西介休悼祭者，竟成千上萬絡繹而至！入土之日，由「篆隸雙絕」之大師蔡邕主筆祭奠，並刻石以銘，終壽四十有四的郭泰，生榮死哀，或可以含笑九泉而無憾矣。

郭泰從徐稚之善，立德垂百世之師

東漢末年，年方十一之徐稚隨其父往見名士大儒郭泰，見郭泰正命僕傭伐樹，問所以，得知郭泰以為四方之屋內若有樹，是為「困」也，徐稚笑問，若人居四方之屋中，豈不成「囚」？郭泰窘甚，遂罷伐樹而從徐稚之言。以名重天下之大儒而能如此從善，確實不易！此一故事，正好似王安石著《字說》中，以「坡」為「土之皮也」，東坡聽聞大笑，遂以「滑」字豈非「水之骨也」以難介甫。如今，王安石《字說》所解之字已百不一存，而「徐稚救樹」的故事，卻與郭泰從善如流之胸襟，同而傳之後世。

《後漢書》載郭泰往見李膺，李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李膺何許人也？《後漢書‧李膺傳》上這樣說：「士有被其客接者，名為登龍門」，足見郭泰開始受到注目，確實是因為與李膺交往的關係，其後林宗返家歸隱，「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輛數千，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如此，在他人從遊不得，卻又能與李膺同舟共濟之下，郭泰的名聲自是更為響亮！然而郭泰到底是怎樣一個人？依據《後漢書‧郭泰傳》，曾讓蘇軾深自折服的范滂，在他人問起郭林宗為人如何時，以數語描述如下：「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這樣的郭泰，超俗而不絕俗，歸隱而不忘親，而天子、諸侯也都難以攀近其身，確實很有個性。

然而，對於郭泰自己所在乎的朋友，就是花再多時間他也願意。《世說新語‧德行篇》中曾這樣描述：「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車不停軌，鸞不輟軛，詣黃叔度，乃彌日信宿」，由此可知，郭林宗選擇交往的朋友，是極有原則的。在這裡，袁奉高就是舉薦陳仲舉（陳蕃）於窮巷的袁閬（音ㄌㄤˇ），而黃叔度則是當時號稱「顏子復生」的黃憲，兩人皆係天下名士，再加上徐稚，蔡邕，郭泰的往來之士，無一不鼎鼎大名。看人，顯然真要看他交往的朋友。

靈帝建寧二年，黨錮禍起，郭泰以憂時過甚而於正月乙亥殞逝，享年僅四十有二。是時，「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為其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慚德，為郭有道無愧色耳』。」當時從四方前來送葬的，另據《八家後漢書輯注》中謝承所說：「泰以建寧二年正月卒，自弘農函谷關以西，河內湯陰以北，二千里負笈荷擔彌路，柴車葦裝塞塗，蓋有萬數來赴。」由於謝承乃三國東吳人氏，且為孫權夫人之弟，更易於接觸歷史典籍，是以較現存由南北朝宋國人范曄所著之《後漢書》，更臨近郭泰年代，是以其言當亦更可採信。如此，郭林宗入土之日，直是萬人空巷，舉國同悲！由於郭泰乃山西太原介休人士，退隱後即講學於此，以是當時送葬之清流名士，亦畢集於此！如今尚存之郭有道墓，據聞其封土即為會葬人士所一一掬堆而起。

蔡邕寫《郭有道碑》時，對於郭泰的個性，以「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描述；對於他的處事，以「砥節厲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含括；對於他的學問，則以「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總結；至於教育後進，以「收朋勤誨，童蒙賴焉」八字表達感激；對於他無意仕進，又以「蹈鴻涯之遐跡，紹巢許之絕軌」讚許。蔡邕自認以這些文辭總結郭泰當毫「無愧色」，而對於後輩的我們，似乎也只能此一碑銘中，細細感受郭林宗當時的聲望，以其他對時事所產生的影響。

介休以「三賢故里」而聞名，顯然郭泰也部分造就了介休，四年前，我從太原一路南下至高平祭祖，過清徐、祈縣、平遙、介休等地，父親口中的故鄉風光便一一印入眼簾，清徐的醋，祈縣的喬家大院，平遙的古城，以及介之推不言祿所在的介休，所有的歷史記憶，逐一與少時所讀所聽激起共鳴，然而，我也想起翁景明教授對自身不努力，但靠先人遺澤過活所提出的警語：「靠祖宗留下來的遺產過活，那算是什麼英雄好漢！」郭林宗以短短四十二年的時間，成就天下大名，連送殯之日，往祭者都成千上萬不辭道路險阻而來，以表示對一代大儒之尊重與景仰，而當年翁師於台北靈糧堂出殯，故舊即門亦逾千人蒞會，想來對大師的景仰，千古咸同。郭泰所依靠的，絕無祖蔭，亦鮮同朋庇護，而是自己長年努力之積累，然而郭泰不立言，不立功，卻以立德一項，為他人師表，後世永傳。

生命自有起落，於不同時空背景亦自有其絢爛與寂寞，然我輩汲汲於名利，碌碌於富貴者，千帆過盡，所為者何？又可曾想過古人所謂之三不朽，為後世師，作他人則？而今即或能以萬貫之財成就合抱封樹，傍青龍，穴蟾蜍，並立碑綴文以飾，然若無令人景從之德行，看來也勢必與草木同朽了。

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食取人，當記宰我

司馬遷在《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寫道：「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而孔子在《論語‧公冶長》中亦說道：「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 於予與改是」。如果說以言取人會失去充分認識宰予的機會，而孔子又因為宰予的言語能力，而從此改變了觀人的角度，那宰予理應不是很會說話才是。但孔門四科，卻偏偏又將宰予列入「言語」一門之首位，《史記》還說他：「利口辯辭」，實在不解其中道理何在！

宰予曾經晝寢，孔子罵他：「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於予與何誅！」這幾句話歷來都是認定孔子對於宰我白天睡覺這事大不諒解，是以將之比喻為「朽木」、「糞土之牆」。東漢王充，在其《論衡‧問孔》篇中，對孔子因為宰我只不過睡睡覺，便大發脾氣且喻之為朽木糞土，實在很不理解，於是他說：「責小過以大惡，安能服人」？這是歷史上第一次有人替宰我鳴冤不平，而在國學大師南懷瑾的眼中，卻將「朽木糞土」的說法，解釋為關懷而非責罵。他認為孔子以宰我「身體虛弱」，所以通融他可以白天睡覺，而不需予以過份苛責！我們不知宰予曾經晝寢過幾回，也不知他到底是否在正午間睡覺，更不知他是否曾跑回宿舍「蒙頭大睡」，還是僅僅偶一「夢見周公」而已，然南懷瑾之翻案文章，聽起來似乎也不無道理。

孟子在《公孫丑》篇中說：「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足見宰我的聰明才智，顯然孟子也都知道！那「宰予晝寢」，也就不能僅解釋說宰我平日不努力用功讀書，而真的有可能是指宰我體力不濟，不宜過份要求的意思，至於宰我何以體力不濟，還是患病嗜睡，便史無記載了。但孔子周遊天下時，依照《孔子家語‧記義》的記載：「孔子使宰予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予以遺孔子焉」，足見孔子是曾經派過宰予先行前往楚國探路的，所以如果說宰我身體不好、體力不濟，應該也只是某一特殊時段間的狀況而已。因此，我們從宰我跟在孔子身邊周遊列國多年，並委予「廚師」之責下，或許就是希望宰我能在君子遠庖廚的伙房內，比其他同學都能順口多吃點東西吧！

東坡流放，雖未自創食譜，但世有「東坡肉」以傳，袁枚歸隱，悠遊小倉山間，則有「隨園菜」留後，於今但知有「一品鍋」、「懷抱鯉」等「孔府菜」令人垂涎，而當年孔子「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的如此挑剔，只不知宰我在周遊列國時的庖廚之內，於那麼多規矩，而食材之又那麼有限下，還能替孔子作出多少令後世欣羨的美食！而今侍奉孔子挑嘴的宰我食譜早已不傳矣，是天喪斯食，後人無緣也，惜哉！能不惜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