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小兒誦讀蘇子瞻《記承天寺夜遊》課文，因不知此篇何時入選，遂出《東坡志林》一書以示蘇軾它篇…。小兒默默，而不知我所欲言者，實乃記中「何夜無月？何處無竹伯？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之蘇子心境！
蘇軾於宋神宗元豐二年，因受御史舒亶及李定兩人之構陷（即所謂「烏台詩案」），以所為詩詞譏諷時政，遂於七月二十八日為御史台所逕自逮捕，經四月之審訊，神宗於十二月二十九日下發聖諭，著令將蘇軾貶往黃州（湖北黃岡）任團練副使，並規定「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文」。說白了，就是就近監視看管，且無需委予任何工作！蘇軾於《記承天寺夜遊》一文自記寫作日期為「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如此，寫此夜遊記時，蘇軾在黃州「投閒置散」無所是事已然四年矣，而其在元豐五年所作之《臨江仙‧夜歸臨皋》一詞中也提到：「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仿佛三更」，一個為朝廷放逐閑而無事的人，既然棄而不用，也只能縱情於覽山觀月，吟詩做詞，並以飲酒自娛自適了。
夜遊記中有「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乙句，而張懷民究為何人，其生平已然無可稽考，然而蘇軾於元豐六年另有《水調歌頭，黃州快哉亭贈張偓佺》一詞，其中明確記載：「知君為我，新作窗戶濕青紅」，看來兩人交情不淺，否則張氏大可不必為蘇軾建亭，而且在抹漆未乾之際，便邀子瞻臨江登覽。詞末兩句：「一點浩然氣，千里快哉風」，顯然將張懷民的氣度與格局都說的很大。此外，其弟蘇轍《欒城集》中，於元豐六年十一月朔日亦有《黃州快哉亭記》一文，記此亭來歷如下：「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為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於是乎知張懷民乃清河人（江蘇淮陰），字夢得，又字偓佺，不知因何故謫居齊安（即黃州），此文描述張君遇謫不患，遠放不憂，恬淡自然的個性如下：「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為患，竊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就蘇氏兩兄弟之所言，張懷民顯然是位心胸坦蕩，無入而不自得的朋友。
除卻蘇軾一文一詞，以及蘇轍的《黃州快哉亭記》外，我們真不知道張懷民在謫放黃州之前，以及黃州之後的人生際遇。或許，張氏的曠達，本不會在意是否留名後世，然有心栽花花不發，蘇氏兩兄弟倒是無心替張懷民在青史中插了一柳。至於蘇氏自己，在《自題金山畫像》一詩中，則將其一生說的蒼涼哀怨：「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的確，蘇軾一生時運不齊，命途多舛，且歷經多次貶謫，其中黃州五年，惠州三年，儋州四年，想要如張懷民般恬然自安，自然也很困難，然若非多年遠謫在外，蘇軾又何能足跡歷遍天下，替後人留下大量詩詞歌賦？語謂「文窮而後工」，是耶非耶？而所謂「國家不幸詩家幸」，是幸耶抑不幸耶？對於蘇軾，顯然不幸居多。
神宗在世三十七年而崩，哲宗繼位年僅二十四歲即亡，徽宗於十八歲即位，隨即以蔡京為相，大黜舊黨，並於即位之第五年（崇寧四年），將司馬光、蘇軾等三百零九人打成「元祐奸黨」、「害政之臣」，且於德殿門之東壁樹立「元祐黨人碑」，以「永為萬世臣子之戒」。以文臣而言，「曾任宰臣執政官」以司馬光為首，而「曾任待制以上官」則以蘇軾為首，「餘官」部分，則首列蘇門四學士秦觀、黃庭堅、晁補之、張耒四人！蘇軾一生之不遇，連帶也使他的弟子遭受禍害！蘇軾《書謗》一文自書曰：「吾平生遭口語無數，蓋生時與韓退之相似，吾命在斗、牛間，而退之身宮亦在焉。」蘇軾以文名享譽天下並因而遭忌，早在烏台詩案發生時便已如此，故其自言：「平生文字為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為文字所累，卻又一再為文自討苦吃，而最後卻以「命宮」之所在，以解釋其一生不遇之機由，並舉韓愈相似之命格以為例，不論天上命宮如何，地上的蘇軾，當是已無奈至極矣。
我輩無蘇軾之能，尚不免於口語之災、譏訕之言，復無張懷民之曠達，是以不能築亭自適、忘懷得失，「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倘世間真有「快哉風」可為眾人所共，則又何必爭之逐之？伎之求之？「常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人生天地之間，有所欲，問功業，則自適為難矣！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之冬夜，通曉佛理的蘇子瞻，就當夜，連同張懷民，真是個閑人？還是個投閒置散無能施為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