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意在《老學庵筆記》中，看到有關「翟公巽」的兩則短文。《宋史》中，翟公巽頗為嚴肅，但在《筆記》中，卻很生活化。
《筆記》中記載翟公巽在泗州謁僧伽像，但只有他一個人看見僧伽的鬍鬚，突然湧出寸許。在旁的僧人說：「先生受詔還京，恐怕不久還要外放。」翟公巽於是追問因由，僧人回應：「鬚出者，須出也！」這一個僧伽突然鬍子變長的「異象」，為何只有翟公巽一人得見？他到底又真正看到了什麼？其後竟也應驗再度外放。
同卷之中，又提到翟於會稽時，命人塑造真武大帝（玄天上帝）之像，待塑成，翟熟視之後，一直說：「不似、不似」，於是立即毀棄另行重塑一尊。只不知，所塑之真武一像，何以在翟公巽的眼中是為「不似」？那真正「似」的，在翟公巽心中，又是什麼樣子？至於重塑的一像，如何又符合他「似」的標準？翟認定的標準，顯然自在心中，旁人卻問不得。
儒釋道各有學問，翟公巽對此三家顯然都有所信服，應試需以儒學、追求內在心靈則需以釋道，但每一個人都有我執，執念來自過往的教育、經驗，乃至某些傳承。執本身沒有不好，但執也成了難以改變的根由，直到有一天，當重大變故動搖了既有的執著，眼中的世界、心中的價值觀，才有所更改。
企業何嘗不然？當企業領導人有了一個固定的我執，便落入「凡所有相，皆是虛妄」的境地，若對所看、所聽不做辨別，僅以偏信、偏聽做為判斷依據，何謂認定的真實，恐怕就離事實很遠了？《論語》有言：「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對於是否相信這件事，需要自我警覺的省察，聽觀於前，再思而後，方可做出信服自己的抉擇，而絕不是以片段式的資訊，便做出全面式的決斷。
再看看翟公巽對於真武大帝塑像的感受：「不似、不似」，真實的真武屬於不同傳說下的綜合體，我們沒有不敬之意，畢竟「祭神如神在，敬鬼如鬼在」，但真武大帝到底該是什麼長相，也只能想像而不能確知，所謂塑像，都是以自己認定的長相起塑而後定形。翟公巽所看到第一尊真武塑像，不是他心中所認為的樣子，因此立即毀棄重塑，可是重塑之後的真武新像，也僅能符合翟公巽自己心中的期待，至於其他人只能默默接受而已。
翟公巽的心，留在了自己對真武形象的執著，忘了「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的提醒。企業實亦如此，當堅持於既有的邏輯、規矩、方法，又如何能改弦更張尋求突破？所有的變，都應該有一個基本的原則，那就是變得比現在更好，如果在偏信、偏聽下所做的決策一旦施行，限於我執中的拗傲，那期待中的「更好」，應該是達不到的。當我們看到翟公巽「即日毀之別塑」的決策，那個明顯的我執，是不是也是多數人於不符期待下，做決策時的樣子？
翟公巽在高宗朝官至參知政事（副宰相），學問與人品頗獲時人之好評，他更是蘇軾、黃庭堅、曾鞏的崇拜者。翟的一生所成，既在學問書畫，更在政事能臣，是以享有當世之令名美譽，雖如此，卻也不免於世人陷於我執的困擾。他可以拗對蔡京，彈劾梁師成，也敢於與秦檜為敵，秦檜罵其為「狂生」，而翟則怒懟以「濁氣」，那對案相罵的場景，在《宋史》中活靈活現，然終以性剛不屈，為秦檜所忌而罷官歸里。待至紹興七年，他獲得兩個榮譽職的虛銜：「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翟接受了高宗的優榮與禮遇，然於五年之後，逝於平江府常熟縣寓所，距他的原籍江蘇丹陽，可有三百餘里之遙。
企業只要能夠存活，便一定有其各自的優勢地位，姑不論整體人才素質如何，其中也必有出謀劃策，以及決策者居於其中。擘劃的長遠與否，關乎企業的命運，而人才素質的優劣，則與企業競爭力能否維繫密不可分。至於引領在上的決策者，則需在用人與決事上，承擔最終的結果，擔任上位者，從來不是輕鬆的工作，因此賦權可以，要求當責可以，適當採取御下之術也可以，畢竟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但絕不可如崇禎：「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如此卸責於下屬，定決策三字，永遠是上位者無法迴避的責任。
企業成敗永遠在於人與事的抉擇之上，而一國之興亡亦復如此，若能掌握住核心思維，有著正確的方向與策略，架構適宜的組織與團隊，然後關注於人員的素質良窳，並隨環境進行彈性調整，如此企業與國家皆可望有較高的成功機會，只是企業之上位者與國家之經國者，擔負著興亡成敗的最終之責，是以人與事的抉擇，需慎之又慎，隨意下放自己權力的決策者，也需思之又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