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之交，於患難之中更見真情，是以翟公有言：「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通透之言，令人感嘆不同的冷暖。試想，人生原不必有八拜之交，但仍可以於點頭之交的緣分下助人一臂，而這一臂，往往令人終生難忘！
陳鵠於《西塘集耆舊續聞》內，簡短的記載了蘇東坡由黃州移至汝州時的制詞：「蘇某謫居之久，念咎已深，人才實難，不忍終棄。」這簡單的幾句話，替當初下達貶謫決策的皇家保留了顏面，也給了皇家寬宥東坡的合理理由，更給了蘇軾復起用事的無限生機！當然，越是精簡越不容易措辭，何況還要兼顧多方需求，有隱有揚恰到好處，也難怪蘇軾接到詔書後也為之歎服不已，而替皇帝擬定這詔書文字（制詞）的，正是與東坡頗有淵源的三槐家族成員之一：王子發。
《古文觀止》中，收有《三槐堂銘》一文，這是蘇軾在王鞏之期許下，為彰顯王氏先祖德行所寫的酬祚之文，但也就是這篇酬祚之文，卻成了「修德於身，責報於天」的最好寫照，種因得果福報不爽，確實是王家數代的真實寫照，而三槐堂也成了顯赫的王氏堂姓之一。當年王祐在庭中種下槐樹三棵，以做為後世子孫必為三公的預先見證，王祐祈願如此之重，而後也果然如願以償，日後，他的兒子王旦大為真宗所器重並成了當朝宰相。元豐二年，王鞏因蘇軾烏台詩案之累，貶於賓州（廣西賓陽）擔任鹽酒稅務監理之責，雖說地處偏遠，但還算是個相對穩定的官缺，而蘇軾則貶至黃州當團練副使的閒職，因此蘇軾在寫給王鞏的詩中，曾半嘲笑的說：「茲行我累君，乃反得安宅」，確實頗有嘲弄王鞏因禍得福的味道。王鞏乃王素之子，王素為王旦之子，而王旦為王祐之子，而王震（王子發）則是王素之從孫，亦即是王素親兄弟的孫子。王旦有子三人，依序為王雍、王沖、王素，王震是哪一支王家之後，尚須再確認一下。但，蘇軾與王家一大家子上上下下確實是有相當交往的，至少他景仰王素，並與王鞏一同受累至貶黃州，而王家人丁興旺，出類拔萃者真正不少，正如《三槐堂銘》中所記：「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
《宋史˙王震傳》中說：「元豐官制行，震與吳雍從輔臣執筆入記上語，面授尚書右司員外郎，使自書除目，舉朝榮之。」其中「自書除目」四字，是指王震可以直接替代皇帝下達除授官吏的文書，這種如同可以專斷官吏任免的權力實在非同小可，難怪舉朝都替他感到榮幸。我們不知道王震寫蘇東坡移至汝州制詞時的感受，但制詞中替蘇軾開罪說「謫居之久，念咎已深」，也就這一句話，結束了東坡在黃州的苦難，可是王子發不知道，日後的東坡，會一直走在「念咎」被貶的過程之中，直至人生盡頭。東坡於元豐四年到達黃州，三年後，於元豐七年受命移汝州任團練副使，但前往汝州之路途中，因阮囊羞澀而無法到達，因而上書懇求帝家允許他能留住於常州，宋皇勉予同意後卻又隨即命蘇軾知登州，再之後又召回朝廷任職禮部，「人才實難，不忍終棄」到此時終於得到驗證。
蘇東坡在移往汝州過程所乞求留住的常州，在其人生後期歷經一連串的謫貶，並於儋州（海南島）北返之時，最終成了東坡命盡之地！而那沒去成的汝州，則成了他的埋骨之所！一切中的一切皆似乎早已命定，他的命，如願的留在了常州，而他的身，則永遠的瘞旅在了汝州。東坡《自題金山畫像》中說：「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那是東坡回顧自己一生時的感嘆，更像是替自己的起伏經歷作一總結，但若以身後為念，或可說：「問我身繫何處，許州常州汝州」，許州（河南穎川）是蘇軾北返後，想與弟弟蘇轍一起居住的地方，可惜永遠也無法如願了！蘇轍當年在《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中提及東坡「即死，葬我嵩山下，子為我銘」的要求，以及寫下「將居許，病暑暴下，中止於常」這幾句時，相許終老於許州的願望落空了，與大哥相見的機會也從此不再，那種心境有多難過多複雜，眼淚又有多重多婆娑，恐怕難為外人所道。
蘇東坡在黃州寫《前赤壁賦》，文末之後存有「多難畏事，欽之愛我，必深藏之不出也」這幾句刻意叮囑的話，「欽之」即是傅堯俞，是蘇軾在黃州時仍膽敢與之往來的朋友之一，以後的元祐黨人碑上，也有他的名字！「欽之愛我」四字，其實何嘗說的不是「欽之不要害我」？「多難畏事」之時，誰不需要心靈上可以依託，感情上可以真正相信的朋友？好在孤寂之時，還有同在黃州可以一同夜遊承天寺的張懷民，透過看月觀影，總能將孤獨與無奈，化做難及的清醒與超脫，還有那前後一同遊覽赤壁，在山高月小之間狼籍暢飲作樂的「二客」為伴，但「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孤單寂寞不僅僅是蘇軾的身影，心靈上仍有著需要外在肯定方能填補的空白。
王子發的制詞使蘇軾離開了黃州，而後元祐初年蘇軾重回京師，並與王子發共事過一段期間。那時，三槐堂的銘文還在，但雪堂主人的眉頭與鬢上，已然經霜歷雪，不再是以前那個以為「致君堯舜，此事何難」的少年矣！而王子發自己，據《宋史˙王震傳》所載，王震與章惇雖皆是由呂惠卿所薦任，但卻常時與章惇理念不合，是以在日後的政治漩渦中遭到章惇的算計，因而導致「折獄滋蔓，傾搖大臣」的指謫而出治岳州，一位出色有能力的大臣，就這樣的無奈、無聲、無息的流進歷史的長河，史書僅以一個字「卒」，做為王震出治岳州後的尾聲。王家子孫多賢，而王震更有治理刑獄的專才，神宗並曾給予「自書除目」的高度信任，無奈一朝天子一朝臣，可惜十九歲理政後的哲宗，即或自我惕勵，以新法治國，但以章惇為相，黨爭進一步加劇，再加上繼位「妄耗百出，不可勝數」的宋徽宗，北宋最終亡於自腐及金人的鐵蹄之下。
就輩份而言，蘇軾是王素的同輩、王鞏的長輩，而王震是王素的從孫，那蘇軾自然也會是王震的長輩，蘇軾與王震之交往起自何時？據蘇軾《次韻王震》一詩首兩句：「攜文過我治平間，霧豹當時始一斑」，「治平」是宋英宗的年號，可見兩人在英宗時就開始交往了，而且是王震請求蘇軾予以文學上的指正，而那時的蘇軾，已然名動公卿，霧豹一斑對蘇軾自己是客氣之語，如對王震則是褒獎之辭。若以年紀推測，王震很可能是王旦長子王雍的後嗣。兩人之交往始於文字，而感激之情亦寄託於文字，是以同詩中有「清篇帶月來霜夜，妙語先春發病顏」，也算是蘇軾對王震離黃移汝所擬制詞的感謝，試想君子之交不在財貨之上，而在道義之間，實不得不為東坡、王震二人的文字交，道義交，以及人生道路中起起伏伏的際遇，掩卷深思！
世間之苦，誰都有自己的黃州惠州儋州，而未來之想，誰又無必有的許州常州汝州？兩者之間，八拜之交難求，但成為助人一臂的點頭之交，誰都可以誠心的試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