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December 16, 2009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那晚的月亮


友朋寫來一信,問我何以知曉東坡舊文!實無它,當有意與古人交通,且深受其文字之感動,自然便欲跳脫文字框架,而欲與其直接對話矣!余每讀子瞻之文,想見其下筆時之心境,大江東去竟是一肚子不合時宜,而為竄逐他鄉不得一歸,遂往往擲書而歎難以自己!

東坡寫《記承天夜遊》於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改換成西曆,亦即西元1083年11月24日也!蘇軾說當晚:「月色入戶…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如此,當晚月色明亮,且無雲霧遮罩,方能「月色入戶」、「積水空明」、「竹柏交影」。雖如此,當晚的月色究竟如何哉?

與古人溝通,除文字意義而外,倘能設身處地而進入其心靈深處,則彼之心境自然猶同自身之心境,自然也就能苦其所苦,樂其所樂。吾人無法親身回到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的冬夜,與蘇、張同遊古寺,但我們可以把玩電腦軟體,以虛擬之方式,立即進入1083年11月24日的月夜…。

蘇軾當年因攻訐時政之故,為神宗貶於黃州(即今之湖北黃岡)擔任團練副使之閒職,而「黃岡」之地理座標乃為東經114度48分,北緯30度24分。運用電腦軟體(Stellarium),將前述座標、日期,以及當時子瞻「解衣欲睡」而又「欣然起行」的時間輸入(假設為夜間十時)。於是,我們可以清楚看見,當夜,無論從東西南北哪一個角度觀月,月色確實亮麗可人,所惜蘇軾當時乃一閒散之人,皓月一輪當空,銀霞直洩至竹影交錯,好一個清風、月夜、竹柏影,古寺、知交、遠謫人,惟相與共者,僅張懷民一人爾!

基於房舍座北朝南之故,「月色入戶」,可以合理假設乃自南窗而入,故檢附面向南方,仰望天空之夜景以享眾人,想當時東坡居士所觀之月,當即此爾!「何夜無月」?近千年後回復當時之月景,光風霽月如蘇軾、張懷民者,尚不免於一貶三謫,縱有曠達之心,物外之趣,又怎能不替蘇子一興閒散之嘆?

Sunday, December 13, 2009

千里快哉風,送舟從此逝


聞小兒誦讀蘇子瞻《記承天寺夜遊》課文,因不知此篇何時入選,遂出《東坡志林》一書以示蘇軾它篇…。小兒默默,而不知我所欲言者,實乃記中「何夜無月?何處無竹伯?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之蘇子心境!

蘇軾於宋神宗元豐二年,因受御史舒亶及李定兩人之構陷(即所謂「烏台詩案」),以所為詩詞譏諷時政,遂於七月二十八日為御史台所逕自逮捕,經四月之審訊,神宗於十二月二十九日下發聖諭,著令將蘇軾貶往黃州(湖北黃岡)任團練副使,並規定「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文」。說白了,就是就近監視看管,且無需委予任何工作!蘇軾於《記承天寺夜遊》一文自記寫作日期為「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如此,寫此夜遊記時,蘇軾在黃州「投閒置散」無所是事已然四年矣,而其在元豐五年所作之《臨江仙‧夜歸臨皋》一詞中也提到:「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仿佛三更」,一個為朝廷放逐閑而無事的人,既然棄而不用,也只能縱情於覽山觀月,吟詩做詞,並以飲酒自娛自適了。

夜遊記中有「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乙句,而張懷民究為何人,其生平已然無可稽考,然而蘇軾於元豐六年另有《水調歌頭,黃州快哉亭贈張偓佺》一詞,其中明確記載:「知君為我,新作窗戶濕青紅」,看來兩人交情不淺,否則張氏大可不必為蘇軾建亭,而且在抹漆未乾之際,便邀子瞻臨江登覽。詞末兩句:「一點浩然氣,千里快哉風」,顯然將張懷民的氣度與格局都說的很大。此外,其弟蘇轍《欒城集》中,於元豐六年十一月朔日亦有《黃州快哉亭記》一文,記此亭來歷如下:「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為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於是乎知張懷民乃清河人(江蘇淮陰),字夢得,又字偓佺,不知因何故謫居齊安(即黃州),此文描述張君遇謫不患,遠放不憂,恬淡自然的個性如下:「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為患,竊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就蘇氏兩兄弟之所言,張懷民顯然是位心胸坦蕩,無入而不自得的朋友。

除卻蘇軾一文一詞,以及蘇轍的《黃州快哉亭記》外,我們真不知道張懷民在謫放黃州之前,以及黃州之後的人生際遇。或許,張氏的曠達,本不會在意是否留名後世,然有心栽花花不發,蘇氏兩兄弟倒是無心替張懷民在青史中插了一柳。至於蘇氏自己,在《自題金山畫像》一詩中,則將其一生說的蒼涼哀怨:「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的確,蘇軾一生時運不齊,命途多舛,且歷經多次貶謫,其中黃州五年,惠州三年,儋州四年,想要如張懷民般恬然自安,自然也很困難,然若非多年遠謫在外,蘇軾又何能足跡歷遍天下,替後人留下大量詩詞歌賦?語謂「文窮而後工」,是耶非耶?而所謂「國家不幸詩家幸」,是幸耶抑不幸耶?對於蘇軾,顯然不幸居多。

神宗在世三十七年而崩,哲宗繼位年僅二十四歲即亡,徽宗於十八歲即位,隨即以蔡京為相,大黜舊黨,並於即位之第五年(崇寧四年),將司馬光、蘇軾等三百零九人打成「元祐奸黨」、「害政之臣」,且於德殿門之東壁樹立「元祐黨人碑」,以「永為萬世臣子之戒」。以文臣而言,「曾任宰臣執政官」以司馬光為首,而「曾任待制以上官」則以蘇軾為首,「餘官」部分,則首列蘇門四學士秦觀、黃庭堅、晁補之、張耒四人!蘇軾一生之不遇,連帶也使他的弟子遭受禍害!蘇軾《書謗》一文自書曰:「吾平生遭口語無數,蓋生時與韓退之相似,吾命在斗、牛間,而退之身宮亦在焉。」蘇軾以文名享譽天下並因而遭忌,早在烏台詩案發生時便已如此,故其自言:「平生文字為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為文字所累,卻又一再為文自討苦吃,而最後卻以「命宮」之所在,以解釋其一生不遇之機由,並舉韓愈相似之命格以為例,不論天上命宮如何,地上的蘇軾,當是已無奈至極矣。

我輩無蘇軾之能,尚不免於口語之災、譏訕之言,復無張懷民之曠達,是以不能築亭自適、忘懷得失,「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倘世間真有「快哉風」可為眾人所共,則又何必爭之逐之?伎之求之?「常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人生天地之間,有所欲,問功業,則自適為難矣!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之冬夜,通曉佛理的蘇子瞻,就當夜,連同張懷民,真是個閑人?還是個投閒置散無能施為之人?

Friday, November 20, 2009

得意之馬,長安之花


公元八○○年,任職溧陽尉的孟郊,在溧水岸邊迎母時,寫下了千古名篇《遊子吟》:「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然孟郊長年困於科場,於貞元十二年及第中進士時,已然四十六歲,而又四年方外放溧陽(江蘇宜興縣西),是以寫此詩時,已是五十歲的中年人了。清人邢昉在其《唐風定》一書中評論此詩說道:「仁孝藹藹,萬古常新」。確實,此詩頌傳千古,讀之無不令人戚戚,因為我們身上,有誰不帶著母親無盡的愛心與關心?

孟郊的母親,《兩唐書》不載其名,依據韓愈《貞曜先生墓誌銘》:「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庭玢,娶裴氏女,而選為崑山尉,生先生及二季酆、郢而卒。」由是知其父蚤卒,母姓裴,並有兄弟兩人。再據韓愈《孟東野失子并序》一詩所言:「東野連產三子,不數日輒失之」以及《墓誌銘》所載:「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乙亥,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由是知孟郊之妻鄭氏,曾先後產下三子,但不數日遂即嗚呼夭折。在父喪無子,而又仕途蹇蹬的情況下,孟郊遂將所有的心思,都擺在了撫育自身的母親身上。

孟郊一生事母至孝,為了母親,他四處依托,在其《上常州盧使君書》一文中,孟郊極其卑辭厚顏的說:「小子顯求閣下道德仁義之衣食以為養也…。輕重可否傾一言,陳謝誠冀於異日」,信中懇請盧使君能如先前的長官般,不論好壞都能給個差事,以為供樣之資。在此文中,孟郊還提及他先後求食於「宣武軍司馬陸大夫」、「吏部侍郎韋公」等人,奔走干謁求食四處,低聲下氣的有些苟延,想來其詩中的窮愁之苦,顯然其來有自。當他到處求人之際,思及養育之恩的母親,「遊子衣」便不斷浮現在其字句之中。在《怨別》詩中,有「秋風遊子衣,落日行遠道」的無奈,而在《商州客舍》詩中,則有「南山風雪壯,遊子衣裳單」的清寒,另在《遠遊》詩中,他寫下「長為路傍食,著盡家中衣」的難堪。終於,孟郊在半百之年,經吏部銓選成為溧陽尉,即或薪俸微薄,但在衣食有養下,孟郊終能迎母於溧水旁,並期以寸草之心,聊報三春之暉。元和四年,孟郊年六十歲,慈母下世,孟郊為此去官守喪。又四年,孟郊依鄭慶餘之邀,前往大理應試,卻以暴疾卒於閿鄉(河南靈寶),隨後遺體運回洛陽,賴韓愈及鄭慶餘打點錢財之助,方能葬於北邙山先人墓左,人謂:「生居蘇杭,死葬北邙」,對窮苦一生的孟郊而言,至少成就了一半,或可慰藉其有所欠缺的不安心靈。

孟郊多次應舉不第,生活清苦已極,在其《嘆命》詩中,曾寫下:「三十年來命,唯藏一卦中,題詩還問易,問易蒙復蒙,本望文字達,今因文字窮,影孤別離月,衣破道路風,歸去不自息,耕耘成楚農。」想以文字通達,卻以文字困窮,唯一賴以生活的工具,卻使自己前途茫茫,無所依托,這無疑是下第文人的最大悲愴。孟郊在其《落第》詩中說自己:「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不第之心已如刀割,而一再落第後,其《再下第》詩中則顯現出更深的悲痛:「一夕九起嗟,夢短不到家,兩度長安陌,空將淚見花」,這其中轉轉難眠的嗟嘆,揪心難言的無奈,只能化成清淚而已。然而貞元一第,乾坤隨即顛倒,其《登科後》一詩,寫出得意士子一登龍門的無比快樂:「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

孟郊及第後,到底「春風得意」「走馬看花」去了哪裡?除了參加新科進士的「曲江宴」及「杏林宴」之外,幾乎無人細談!今人王魯昌先生將此詩與進士聚集的「探花宴」連在一起,但未說明到探花遊園地底會去哪些地方。又,近人楊向逵,趙梅,則以《秦中歲時記》所載之意,推論說:「使之騎馬遍遊曲江附近,或長安各處的名園,去採摘牡丹等名花」。前述三人之說,顯然對探花遊園發揮依然有限!然而以動亂頻仍的唐朝末年觀之,長安京畿兩陷於黃巢之亂,先是「淘物」,後又「洗城」,恰如韋莊《秦婦吟》中所謂:「華軒繡轂皆銷散」、「內庫燒為錦繡灰」,而在長安「火迸金星上九天,十二官街煙烘烔」祝融肆虐下,唐朝官方庫藏典籍,也難逃化成焦灰的遺憾。在文獻不足之下,就連春風得意走馬看花的探花宴,其來龍去脈也就變的晦暗不明了。《舊唐書‧孟郊》傳,僅以九十四字述其一生,而《新唐書》則將之附於《韓愈傳》下,累字不過百七十四而已,想孟郊六十四年之人生,於史傳,竟止此爾!確實令人嘆息。

長安城始建於劉邦得天下定都之後,至隋文帝重建為大興城。唐依隋制,陸續擴建,至玄宗開元年間,依據李健超《唐長安復原圖》所言,已成為東西長9.6公里,南北寬8.6公里,周長36.7公里,面積84平方公里,擁有一百○九個里坊,兩個市(東西),及一個風景區(曲江池),居民約百二十萬的國際大都市。據李氏考證,長安城東西南北各開三座對望之城門,城內南北大街11條,東西大街14條,其中互通城門的稱為「六街」,縱橫此二十五條交通要道,即劃分為棋盤式之里坊及市。新科進士「一日看盡長安花」的位置,必然就在此偌大的84平方公里之內!

依據南宋趙彥衛的《雲麓漫鈔》所引唐朝李淖所著之《秦中歲時記》:「期集謝恩了,從此使著披袋、篋子、騾從等,仍於曲江點檢。…次及即杏園初宴,謂之探花宴,便差定先輩二人少俊者,為兩街探花使,若他人折得花卉,先開牡丹、芍藥來者,即各有罰。」細細體會這幾句話,說明了皇帝於皇宮之內召見、大隊人馬前往曲江賞花、隨後的杏園探花宴,以及再而後遣年少之兩街探花使,前往各處名園採摘名花等等。如此,長安看花之所在,可以進一步縮減為「兩街」之所在。此外,唐末孫棨所著之《北里志》其序中亦明載:「僕馬豪華,宴遊崇侈,以同年俊少者為兩街探花使,鼓扇輕浮,仍歲滋甚!」由唐人李淖及孫棨之記載,可確知唐朝進士探花遊園,是在杏園賜宴之後,且是以兩位少年進士為探花使之先導,從兩街出發,隨後遍遊長安名園,而且耗費不貲!

由於史料欠缺,李淖及孫棨所說的「兩街」,已然無從稽考,但依正常邏輯判斷,杏園宴席開於午後,酒足飯飽後方有探花遊園之樂。待眾人返回杏園,細屬採摘成果及先後順序,而後於晚間再度舉宴,方有可能對探花「不力」之探花使處以罰則。如今,當時探花遊園如何進行已無法確知,但仍可合理假設長安遊園之「路徑」,係經進士團(外包的工作單位)事先仔細安排,並分成東西兩路,每路各指派探花使者一,並將其餘進士亦區分為兩路,一定時間之後,再隨探花使之後塵跟去,也才有可能如李淖所言:「若他人折得花卉,先開牡丹、芍藥來者,即各有罰。」遊春之日既受皇命,所以各地名園「一律開放,任其採摘」(楊向逵、趙梅語)也就順理成章了。如此,「兩街」未必只是字面上的兩街,而是事先安排的探花起始之街,後續行程以及順序則顯然早已打點妥當。

那長安又如何區分為「兩街」,以便進士們馬分兩路探花遊園?二○○六年五月,李志紅先生在其博士論文《唐長安城市景觀研究》中,整理《長安志》及《唐兩京城坊考》後,梳理出七十四個私家園林,並將之標示於長安城圖之內(見李文圖5-1-4:唐長安城宅園分佈示意圖),同時發現宅園分佈多在皇城第二條街之南且臨水之處。細看標示之圖,長安右側的園林顯然較為集中,左側則略顯分散,如是,探花使之責任區域,如果是分在左側之園林,想要於一個下午看遍長安之花,「馬蹄疾」就是不得不的景象了。因此,我們再度合理假設,新科進士從位於長安東南角的杏園出發,由探花使先行,而後其餘進士亦區分兩路,跟隨探花使之馬步而去,若探花使馬力不濟,而為後續之進士跟上,就要給予一定之「罰則」了!而為顧及娛樂性及刺激性,探花使的年紀必然需健壯姣好,方可能讓後面「五十少進士」的其他進士驅步追趕了。

四十六歲之前,孟郊以進士及第為目的,然待選四年,僅得一溧陽尉的小官且為羞辱罰俸,秩滿即除,其後四處依托,屈身卑言以求安身奉母。年逾六十,還要為一官半職前往大理應試,最後竟暴卒於閿鄉之途。孟郊身後無子、無資,若非韓愈及鄭慶餘之義助解囊以打理後事,孟郊恐怕真要瘞旅他鄉永不得歸了。而他進士及第,一日看盡長安花的大唐都城,最後也在唐昭宗天祐元年,毀於朱溫之手。天下事盡如白雲蒼狗,曲江盛會現已如塵,而杏園探花今又何在?玄宗開元五年,曲江關宴,新科進士三十人,併同歌妓、篙工等,於遊湖之際發生船難而全數罹難,一生辛苦,驟成清風,龍門初登,頓成亡魂,是以知及第莫喜,落第莫悲,作弄人的是命,一切都該是緣吧!

Monday, November 9, 2009

誌謝詞 - 得之於人者太多,出之於己者太少


余修讀博士學程於茲七年矣,賴師長、同僚、友朋傾力之助,方僥倖於近日通過口試。回顧此一過程,誠如之藩先生所言:「得之於人者太多,出之於己者太少」,心有所感,然無所回報,遂將心境寫成「誌謝」一文,並置於論文之首,以誌恩德如此,並期俯仰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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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謝

在經歷七年的博士學程洗鍊後,以「學海無涯」四字形容自己的心情,顯然頗為貼切。我不知道這篇論文的告成,是否正是曾鞏《墨池記》中所謂的「一能」,但「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則當是真實的寫照。當年,曾鞏兩次落第,受鄉里「有似簷間雙燕子,一雙飛去一雙來」之奚落與譏諷,而後窮二十二年之功,方才榜中進士。如此,「羲之之書晚乃善」的結論,不也是其自身的寫照?於今,透過閱讀前賢的研究,配合工作上的一點心得,以七年孜矻之力,一點一滴的努力填補未知,而終能在老師、朋友、同僚的多方協助下,完成此一論文,是緣份,是福份,也是曾鞏「學固豈可以少哉」的結果。

陳之藩先生《謝天》曾說:「無論什麼事,得之於人者太多,出之於己者太少,因為需要感謝的人太多了,就感謝天罷。」對我而言,又何嘗不是如此?在整個的論文寫作過程中,從訪談對象的選定、稿件的整理、問卷的擬定排印、電話的跟催、問卷的分析,直到稿件的四修五送、一字一句的檢視,在在有老師,有朋友、有同僚的協助與叮嚀,也唯有透過大家的協助,才有這篇論文。得之於人者實在太多太多,而這些在背後付出的,又豈能僅以謝天帶過?

謝天之餘,感謝林孟彥及李吉仁兩位教授給予的指導,如今這修習所得的丁點成果,或許能不負兩位老師對我的些許期望。而在寫作動筆為難之際,二十餘年不曾謀面的老同學李文淑教授,隔海跨刀釋疑解難,並叮嚀催促耳提面命,寫之改之、潤之修之的傾力而為,視此論文有如己物,實已難言為謝。此外,政衛這幾年來的資料搜尋及在統計上的協助,哲偉、佩榕伉儷訪談稿的校整,智惠的電話柔性跟追,廖姊在庶務上的鼎助,以及佳燕、韋禎兩位公餘的校對之功,才使這篇論文得以呈現。於此,也謝謝晶技林萬興總經理在此一過程,所給予的支持及方便,而在風雨攪擾之際,更感謝評審委員所提點的修正建議,以期此一小文能更為堅實以供後之學者評閱。得之於人者若斯,方有出之於己者如此,由衷感謝你們。

過去近十年,無疑的,我將心力全都給了工作以及課業,有心無行之下,確實疏於對家庭的照顧。此其間,父母溘逝,稚子長成,端有賴妻子無悔之悉心照料處置,而今妻亦青絲飄霜,容面染塵矣。我曾經在《與妻詩》中如是寫道:「步步趨趨相守路,輕輕渺渺扶過橋,或貧或賤誓如昔,是喜是哀兩牽牢。謦欬稚子猶啼笑,鬢髮斑疏紅顏耄,相守三生始今朝,姻緣七世訂月老」,謝謝妳在過去所有落寞中的默默付出,或貧或賤,是喜是哀,願能一生相守。

七年前,我在報考的自傳中寫下內心的期許:「我樂於追求知識與成長,勇於接受挑戰與橫逆,如果攻考博士班是前往知識長河另一條明路,我想我已經開始擺渡!」倏忽擺渡七年,如同玄奘選中西去東回的取經白馬,沒閒著,但慶幸沒有空自繞圈而已!說實話,我沒有唐人春風得意看盡長安的愉悅,倒是體會了清儒言必有據旁徵博引的要求,何權峰先生曾說:「人生最大的痛苦是自我成長,人生最大的快樂也是自我成長,只要你找得到那個意義」。於人生近乎半百之際,得能體會璩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的心境,有機會回頭審視這些曾經與如果,也算一種領悟,一種意義。

多年前,當祖母知道父親輾轉至台而未為戰火吞滅,由伯父轉來口信:「沒想到我還有一個兒子活在世上,…我李家又有一個大學生了!」未料,這也是我與祖母此生唯一的「聯繫」。九十一年除夕,父親在其《感時篇》中寫道:「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並有註曰:「吾三十二年冬,辭母別太行,臨行之矚。吾守母教,自問無愧,仲舒寫。」這是父親天命將屆之際,無愧於祖母期待所書寫的報告,而父親亦曾在六十六年寫下對我的期許:「孩子,爸所給您的只有一點,即堂堂正正做一個人,不投機、不取巧,儘管世事複雜,能堅持著這一點,什麼都不可怕!」如今,大江大海已然沈寂,天上人間亦已永隔,然而父母對子女的冀望,傳承而下,卻不會止歇,只不知,以今日書劍兩無所成之我,能否無愧於父親對我的冀望。

在擺渡的過程,所惜,因自己走的太慢,父母已然無法等到這天的到來,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如此無涯之憾,於幽夢中如何向雙親訴說?而今祭豐養薄之嘆,椒酒虛供之哀,撫育提攜之恩,是如此的揉雜於內心之中!蓼蓼者莪,匪莪伊蒿,蓼蓼者莪,匪莪伊蔚,我已聽不見您倆的聲音,也只能將此論文的完成,託付予五指山上的雲霧,作為無忝所生的些許回報!

Thursday, October 29, 2009

鶴立雞群,到底是哪一種鶴?

《晉書嵇紹傳》有言:「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于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群。』戎曰:「君複未見其父耳。」這裡的嵇紹(竹林七賢嵇康之子),就是那隻「野鶴」,也是《正氣歌》「為嵇侍中血」一句中,為晉惠帝擋刀擋槍流血而死的忠臣!

嵇紹已經「鶴立雞群」如此之高?那嵇康又有多高?《世說新語》一書說:「嵇康身長七尺八寸,偉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飾厲,而龍章鳳姿,天資自然。」依據中國歷代度制演變簡表,一尺十寸,而一寸等於今日之2.42公分,如此,嵇康身高近190公分了!兒子嵇紹在遺傳之下,「昂昂然」顯然也不會差到哪裡。

鶴跟雞比,自然不能比,但為何以鶴為比呢?中國的鶴,歷史悠久,《詩經小雅‧鶴鳴》「鶴鳴於九皋,聲聞於野」,鶴在叫了;《小雅‧白華》「有鶖在樑,有鶴在林」,鶴在歇息了;《大雅‧靈台》「麀鹿濯濯,白鳥鶴鶴」,鶴在展示羽毛了!而《左傳》裡衛懿公好鶴,致使亡國,是鶴成為玩物喪志的對象了,蘇軾《放鶴亭記》裏鶴的遨翔自在,又成為束縛心靈的寄託了!在《浮生六記》裏的「鶴戾雲端」,把蚊子都比成鶴了!至於「閒雲野鶴」是種悠閒,「風聲鶴唳」是種緊張,「焚琴煮鶴」是種無趣,「不舞之鶴」是種無能,如此,鶴在不同的時機,確有截然不同的意義。

雞之高不過三十公分,而鶴之長約在一百五十公分。如此,鶴之高度是雞之五倍,如果嵇紹也如其父有著190公分的身高,依據比例,一般的人豈不都成侏儒了?文人之筆,誇飾而已,嵇紹高是高,但中國鶴有二屬九種,比喻其人的「野鶴」,真不知是類比於哪一種!古人說:「落難鳳凰不如雞」,而正氣歌裏另有一句:「雞棲鳳凰食」,看來嵇紹只能是頭野鶴,還不夠格當鳳凰呢!

嵇紹之父嵇康書《與山巨源絕交書》一文,隱喻司馬氏篡位之意而為司馬昭所殺,然嵇紹竟忘父仇仕晉而任侍中之職。最後,在八王之亂中,因保護幾近弱智的晉惠帝而死於蕩陰之役。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五十一《嵇紹論張華》一條,大罵嵇紹「身污命」忘卻父仇,「責人重,責己輕」!顧炎武在《日知錄》卷十三《正始》篇中,也重責嵇紹「紹之於晉,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其非君,當其未死,三十餘年之間,為無父之人,亦已久矣。而蕩陰之死,何足以贖其罪乎?」如此,這隻看似高人一等的野鶴,在清朝王、顧兩位史學家眼中,是個忘君父之仇的敗類!然而在宋末的文天祥口中,則是個盡忠盡義,不屈權勢,以命護主的大忠臣,如此,文天祥顯然是用嵇紹的不屈之節,凸顯自己必死之心吧!時代不同,進退的認知,竟可以有如此的天差地別。

今日之天空,想做野鶴恐怕機會甚難,而高人一等「卓卓然」、「昂昂然」的結果,被打斷腿的,多半也都是那隻鶴吧!出頭鳥,自古似乎都沒啥好下場。放鶴亭裡,鶴飛去兮,豈真能縱其所如?而現實生活中,鶴歸來兮,繞樹三乍,又有何枝可依?西山而放,東山而歸,看看天下,哪裡適合留隻鶴呢?。

Friday, October 16, 2009

守珪執送敗軍將,玄宗宥放安祿山

高適《燕歌行》一詩,收錄於《唐詩三百首》中,有序言道:「開元二十六年,客有從御史大夫張公出塞而還者,作《燕歌行》以示適,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並留下「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名句,戰士明朝生死難卜,也就只能珍重今宵,縱情醉臥於美人帳下了。而此處之張公,所指乃是時任幽州長史之唐朝名將張守珪,張氏也是安祿山的義父,史思明的第一位伯樂(安、史兩人皆為曾任范陽節度張守珪之「捉生將」)!

張守珪,唐陝州河北人(今山西省平陸縣人),《燕歌行》一詩稱其為御史大夫,乃指張守珪於開元二十一年調任幽州長史後,因舉措得宜,屢次大破契丹及奚兩部,加之成功計殺契丹主將可突於、契丹王李屈烈,及蕃酋怒厥娘等,一洗幽州先前兩任主官趙含章、薛楚玉之敗績,因而甚為當世所重。開元二十三年一月,當張守珪捷報傳至行在,玄宗本欲授守珪予宰相之職,而後經過幾番折衝,終為宰相張九齡所諫阻。二月,玄宗賜守珪「輔國大將軍、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等職,因此詩中用御史大夫以稱張守珪,實無任何貶抑之意於內。

嗣後,依附東突厥之契丹及奚部又叛,侵擾唐邊。開元二十七年守珪部將趙刊、白真陀羅假傳守珪將令,命平盧節度使烏知義擊奚而敗績,事後又諱敗為勝,並賄賂玄宗派遣調查事件真相之牛仙童,東窗事發後,為玄宗貶至括州(今浙江麗水)縣。到任未幾,於廿八年五月六日遘疾,疽發背,薨於廨舍。依《張守珪墓誌銘》所載:「上聞而傷之,有詔贈涼州都督。以開元廿八年十月廿日返葬於北邙之新塋,禮也。」足見玄宗對此鎮邊將軍之功績,依然盈掛於心。而高適此詩寫於開元二十六年,乃附和當時出塞而還友人而作,而守珪彼時仍掛帥幽州,與二十七年諱敗之事仍有一年之隔,因此說《燕歌行》一詩乃譏刺守珪軍備廢弛、縱容屬下之作,實不知何所為據。而近人又以開元二十四年安祿山進擊奚、契丹等部之敗績為由,將此詩所諷諭之對象改為安祿山本人,則亦錯亂時序,誤植史實矣。想安祿於二十四年後以白衣展效(亦即撤去官職戴罪立功),而二十五年時,守珪仍以少兵獨自大破契丹,是以《燕歌行》一詩,既不諷張,亦不諷安,所諷者,連年兵禍,民難安生而已。

話說開元二十四年,守珪鎮幽州並獲玄宗賜爵御史大夫後,再度派平盧將軍安祿山進擊契丹與奚,祿山因輕敵冒進,為敵所敗,守珪遂依軍法奏斬祿山「執送京師,請行朝典」,將祿山生殺之權交付上級裁奪。當時宰相張九齡奏劾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教戰,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但玄宗「特捨」之,張九齡覆奏道:「祿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臣請因罪戮之,冀絕後患。」玄宗見文,竟然批示:「卿勿以王夷甫知石勒故事,誤害忠良」,宥免了祿山的死罪。此後,安祿山平步青雲,於太平期間,身兼河北三鎮(平盧、范陽、河東)節度使,並受封為東平郡王,直至天寶十四年十一月,終於起兵反唐,成就了《長恨歌》裡「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的經典名句。

趙翼在其《二十二史劄記》中,針對安祿山執送京師之事,先抱懷疑態度,以為是「乃傳聞之訛」,然後又說是「是祿山送京當斬被赦,又係當時共見共聞之事」。蓋趙翼以《唐書‧張九齡傳》有執送之事,資治通鑑亦載之,然《唐書‧張守珪傳》則付之闕如故有此問。惟考之唐姚汝能所撰《安祿山事跡》一書,則明載「二十四年,祿山為平盧將軍,討奚、契丹失利,守珪奏請斬之…,玄宗惜其勇銳,但令免官,白衣展效。九齡又執奏,請誅之。」而兩《唐書》所載事跡,亦不外於如此,是以安祿山「執送」京師一事,當屬事實。至於《資治通鑑》兩百一十四卷所載:「開元二十四年,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左驍衛將軍安祿山討奚、契丹叛者,祿山恃勇輕進,為虜所敗。夏四月,辛亥,守珪奏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耶,奈何殺祿山?』所歸亦惜其驍勇,乃更執送京師」等語,實乃誤錄《安祿山事跡》中所載安祿山未發跡前之史實:「開元初,…張守珪為范陽節度使,祿山盜羊姦發,追捕至,欲棒殺之,祿山大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兩蕃耶?而殺壯士!』守珪奇其言貌,乃釋之。」由是知,精確如司馬氏之《資治通鑑》,難免亦有其失。

安祿山始受知於張守珪,從捉生將、偏將、養子、員外左騎衛將軍、衙前討擊使,以至平盧將軍,在在皆守珪提攜之恩!然一旦討奚、契丹失利,守珪依然依律奏請軍法從事,毫無妥協情面,以是知守珪軍令嚴明,不分親貴,而絕非後人以高適《燕歌行》一詩所述故事,逕以為乃譏刺守珪之含沙之言。而祿山執送京師後,雖兩經張九齡請行朝典斬首,然命大不死,終為玄宗以「王夷甫知石勒故事」為由所宥。此後安氏攀龍附鳳,賄賂關節,因而一路青雲扶搖直上,大權在握、重兵在手,乃能於天寶十四年十一月九日「以馬步相兼十萬,鼓行而西,以誅楊國忠為名」攻略京畿,釀成唐室大禍,直至史朝義於寶應元年十二月為李懷先所殺,前後擾攘中原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亂」方才蕩平。此後,唐室元氣大傷,國運沒落!就在籓鎮割據,節度使擁兵自重下,再經黃巢之亂,京畿復陷,中國歷史「五代十國」的紛擾命運,也就難以避免了。

祿山「受知」於張氏守珪,知其驍勇善戰,因而官運亨通,亦「受知」於張氏九齡,知其面有逆相,幾乎梟首示眾!人生時運之不同,遇人之差異,真何可以道理計哉?

Saturday, October 3, 2009

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小兒誦讀白居易《琵琶行》,首言:「元和十年,予左遷九江郡司馬」,遂問我白居易到底為什麼會貶官到江州!誠然,《琵琶行》與《與元微之書》兩文,確實皆未言明白氏遷謫江州之故,因此略敘梗概,以為其解。

話說唐獻宗元和十年六月,宰相武元衡遇刺於家門口,白居易聞聽後立即上書,奏請輯補盜賊「以雪國恥」,並替武元衡申冤。然當時宰相以為居易之職屬於宮官之「太子左贊善大夫」,不當先諫官言事,心裡已經老大不愉快了!而此時居易的政敵,竟也說他「浮華無行」,並舉白氏母親因看花而落井身亡,但白居易竟還寫《賞花》及《新井》兩詩,是以不合理教,更不宜繼續留在宮中。因此,宰相遂奏貶白氏為「江表刺史」。無奈詔出後,中書舍人王涯又落井下石再度上疏,認為白居易所犯的罪狀,不適合給予治郡的刺史之職,於是後詔追前詔,改授白氏為「江州司馬」。如此,白居易上書為武元衡被刺請補盜賊乙事,本來是件理有必然的事,但竟成為政敵攻擊的口實,為此貶了官,出了京,多少令人有些想不通前後所以。

至於武元衡被刺,則是因為元和八年武氏再任宰相後,力主譾除籓鎮勢力,以鞏固憲宗的領導地位,而當時吳元濟(淮西節度使之子)、王承宗(承德節度使之子)、李師道(淄青節度使)三人暗通款曲一直與朝廷作對,其中王承宗又因上書請求朝廷赦免吳元濟叛亂所寫的文件「辭禮悖慢」,受到武氏喝斥,因此王承宗也立即上書憲宗參了武元衡一本,兩人在皇帝面前彼相攻訐鬧的很不愉快!顯然,王承宗將武元衡持續主戰,且不給面子的情形,一五一十的都告知了死黨李師道,李師道於是買下殺手,在六月三日武元衡上朝東方未白之際,便給了武氏致命一擊,先是重擊了他的左股,而後將他的頭顱都給揣懷了去,唐朝宰相橫死街頭,這是什麼景象!

武元衡之死,必需回溯至元和九年閏八月十二日,吳元濟父親淮西節度使去世,元濟請朝廷同意委為「留後」(續任節度使之意),但朝廷於憲宗即位起,便力主削籓,因此未予准許。元濟遂起兵反唐侵佔河南諸縣,並割據申、光、蔡三州。憲宗於是發六路兵近十萬人進討,雙方大戰僵持不下。於是元濟陸續上表請求赦免叛變之罪,然朝廷在武元衡、裴度等人之主政下,堅持不准,王承宗亦上表為元濟疏通,但為伍元衡所喝斥。於是,與吳元濟、王承宗互有勾結之淄青節度使李師道,遂暗下盤算,意欲刺殺堅持主戰之武元衡及裴度二人。

元和十年六月三日清晨未曉之際,武元衡為盜割去頭顱,橫死於宅東北隅牆之外,而裴度亦遭狙擊,一出家門便遇賊三次攻擊,傷首、墮馬、入溝,並賴從人王義捨身護主,方逃過一劫。一日之間,重臣一死一傷,多數大臣遂建議罷兵赦免元濟,但憲宗此時卻堅定異常,執意繼續譾除籓鎮。元和十二年,裴度自請赴前線督師,唐鄧節度使李愬雪夜襲蔡州,擒下吳元濟。十三年,王承宗獻地謝罪,十四年二月,李師道為自家大將劉悟所殺,於是,天下大定,史稱憲宗「元和中興」。就此觀之,憲宗之中興大業,與武元衡之死、裴度之傷有重大關係,而白居易在此過程中,首先上書請補盜賊,並因而遭貶出京,而後方有《琵琶行》之作,歷史的脈動,將所有的偶然連在一起,白居易躬逢其勝,也算是留名青史了。

武元衡是死了,但諫官竟然未立即上書,反倒讓白居易這個「太子左贊善大夫」搶了頭香,這或許也是白氏受人糾舉,硬是說他「浮華無行」、「甚傷名教」的原因之一,白氏越俎代庖,而又奪了他人的禁臠,能不得罪人嗎?只是,背後的原因不能明說而已!此外,憲宗曾經對李絳說:「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於朕,朕實難奈。」趁此機會,皇上給白氏一點顏色,讓他知道皇帝才是老大也是有可能的。

白居易真的「浮華無行」、「甚傷名教」嗎?白居易確有能歌善舞的歌妓「樊素」、「小蠻」兩人,也曾寫過:「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的詩句,今天形容女子所用的「櫻桃小口」、「小蠻腰」,其實都是白居易替大家留下的文化遺產!至於《長恨歌》、《琵琶行》裏的名句,就多的不便數了!唐代文人狹妓成風,白居易應當不怎麼例外,如是,又何必眾人皆醉白獨醒呢?那些歷史上的是是非非,也如其詩所述:「來如春夢不多時,去似朝雲無覓處」,一切就樂天隨緣吧。

元和十年,白居易的好友元稹亦貶為通州司馬,聞居易左遷,悽然的寫下他的心境:「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坐起,暗風吹雨入寒窗」,樂天讀至此,也心痛的回應:「此句他人尚不可聞,況僕心哉!至今每吟,猶惻惻耳」!而那個在《琵琶行》裡「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的「長安倡女」,在默守空船之際,心中又有多少的空虛無奈?至於身首異處的宰相,誰又能還得其命?歷史上,淪落天涯的,永遠不止一人,得能相逢,就都當作故人吧。

Wednesday, September 30, 2009

韋叢王弗錄鬼簿,元稹東坡齊悼亡

「唯將終夜長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是《三遣悲懷》中元稹思念亡妻韋叢的名句,而「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則是蘇東坡在《江神子》一詞中,悼念元配王弗的頭數語。凡是讀過前述幾句的人,都很難忘懷這些情真詞切而又悽楚動人的句子。

然而,元稹二十五歲(貞元十九年)與韋叢結婚,不七年而韋氏忽亡,時元稹年三十一而韋氏僅二十七(元和四年)而已!貧賤夫妻百事哀的心境下,《三遣悲懷》即作於此時。無獨有偶,王弗十六歲嫁予十九歲的蘇東坡,婚後十年,亦於二十七歲(治平二年)過世,然《江神子》卻是作於王氏錄於鬼簿十年後的熙寧八年,當時子瞻已然年屆不惑,恩愛夫妻不到頭,且原配均於二十七歲羽化而去,稚子哭而幼女鬧,淒涼之情能向誰訴?

韋氏過世後兩年,元稹納安氏為妾,並且終於有了第一個兒子(韋叢嫁予元稹,七年間生了五個孩子,但僅一女名喚「保子」存活)。為了元氏納妾,陳寅恪在《元白詩箋證稿》中大罵道:「韋氏亡後不過二年,微之已納妾矣…。但微之本人與韋氏情感之關係,決不似其自言之永久篤摯,則可以推知。…綜其一生形跡,巧宦固不待言,而巧婚尤為可惡也,豈其多情哉?實多詐而已矣!」想元稹一生,先會崔鶯鶯,後娶韋叢,繼有安氏,最後又續絃裴淑,確實感情豐沛如若江河,並曾寫下「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的名句,如此風流之人,如果硬是用「篤摯」或「堅貞」二字予以要求,應當是過苛了。

王弗卒後三年,東坡再娶王閨之(王弗堂妹),而蘇軾寫《江神子》一詞時,與王閨之已然結婚七年,我們不知道王閨之得見此詞後有無微詞,而史學大師陳寅恪對此則不曾針砭一語。此外,蘇軾於王閨之在世之時,即另有侍妾王朝雲隨於身旁。紹聖三年,朝雲於惠州疾篤之際,誦《金剛經》四句偈:「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隨即化去。東坡悵然有感,作《悼朝雲詩》,中有「此心一念償前債,彈指三生斷後緣」兩句,期望能「一念」盡償前債,俱斷「三生」後緣。此生已了,來生未卜的感慨,在渡海北歸前景不明的路上,無疑是格外淒涼的!想來,這正是東坡不願朝雲再跟著他過顛沛流離生活的切確心願!

元稹與東坡一生皆有三次婚姻,兩人情感之豐富在詩詞中隨處可見。元稹在韋叢過世後共寫有三十三首悼亡詩,而東坡之哀詞,僅「江神子」一闕便餘韻悠悠令人千古同嘆,至於于謙悼內「曉看天色暮看雲,行也思君,坐也思君」也不過短短數語而已。人生裡的情,既不是以婚姻次數計算,也不能用詩詞多寡予以計量,而是那內心裡真真切切的感受。

梁實秋《槐園夢憶》一書,將與結髮夫妻程季淑的情愛,寫的令人太息,結尾數語:「緬懷既往,聊當一哭!衷心傷悲,擲筆三歎!」尤其令人動容。然梁氏於七十三歲之齡,原配過世未即一年,即續娶小梁二十八歲之韓菁清,而程季淑則如清風、若朝露,消逝矣!同樣的,楊振寧與杜致禮也曾一起渡過五十三年的歲月,然杜氏過世僅約三年,八十二歲的楊振寧遂另娶芳齡二十八歲的翁帆為妻,歲月顛倒,誰又是?顛倒鸞鳳,誰又非呢?

蘇詞《蝶戀花》有云:「枝上柳棉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笑漸不聞聲漸悄,多情卻被無情惱!」對元蘇梁楊而言,管他殘歲餘幾,情愛確實不足為外人道,至於流長斐短,無妨矣,亦不枉矣。

Friday, August 7, 2009

只覺當初歡侍日,千金一刻總蹉跎


翻閱父親筆記,見其於九十一(2002)年除夕夜,手書懷母之句,短短數語,感慨良深。隨後,父親又引高適《除夜》及袁枚《傷心》兩詩,以古今同然之情,將除夕夜懷親的心境表露無遺。父親但憑兒時記憶即可默寫高、袁兩詩,足見其對詩意體會之深刻。當時父親已然八十有二,自覺假年不多,是以每有春秋百年之嘆,而所書文字,亦不再如往昔遒勁透背一洩而下,如今見父親略顯抖動之文,回想其靜坐書寫之背影及從不直言之心境,不自覺淚已盈框。

父母在世之時,於除夜團圓飯前,總是先依序上香祭告先人,而後由兒孫輩一一向父母磕頭,並獻上祝福的話,而今已矣,親已不在,陰陽兩隔,如何寄語?《詩經‧蓼莪》所謂:「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的感受,余今亦深有體會!椒酒虛供,祭之豐誠不如養之薄!柰何!柰何!

茲引高、袁詩句原文,並將父親手書稿一併錄下。

高適《除夜》詩原文:
旅館寒燈獨不眠
客心何事轉淒然
故鄉今夜思千里
霜鬢明朝又一年

袁枚《傷心》詩原句:
傷心六十三除夕
都在慈親膝下過
今日慈親成永訣
又逢除夕恨如何
素琴將鼓光陰逝
椒酒虛供涕淚多
只覺當初歡侍日
千金一刻總蹉跎





Thursday, August 6, 2009

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


父親在其《感時篇》中寫道:「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並有註曰:「吾三十二年冬,辭母別太行,臨行之矚。吾守母教,自問無愧,仲舒寫。」

我翻閱至此,心驚不已!祖母的教誨父親當然問心無愧,但在那個年代,祖母的知識到底又受教於何人?依據父親所書,祖母姓丁,並有兄一人名喚丁儒,行醫濟世於晉南頗得好名,並曾以獨特湯藥救活家父幼時怪症。父親於七、八歲之交,祖父因病於壯年去世,連同大娘子女,一家十口,家道靠祖母一人撐持,巴蜀清婦,得能操持如許家業而不墜,其中險阻艱難,自然難為外人所道。而後父親入山西大學,因日寇侵華,以姬梅軒(振魁)之故,從軍報國,入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三千弟兄抗擊日軍於太行、中條山區。父親戰傷昏厥被俘,靠祖母財力疏通,及吳世瑤世伯死牢送槍之助,擊斃日軍牢卒,方脫離百二十日之苦難。三十二年,晉南會戰爆發,國軍各部慘敗,太行游擊據點為日寇所掃蕩殆盡,不得不轉進他處以圖再舉,父親遂於隆冬大雪之夜,冒險返家,「辭母別太行」,於堂前立誓並約定「兒一定回來」!再而後,家父隨軍轉戰南北,三十四年抗戰勝利,復因國共內戰轉劇,有家難歸,終於三十八年飄零過海,再也無法歸鄉,直至「母死兄亡」無由奔喪!這樣的人生,恰如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所言:「所有的顛沛流離,最後都由大江走向大海;所有的生離死別,都發生在某一個車站、碼頭。上了船,就是一生」!

祖母所云兩句,想必為其心頭滴血之言,蓋此語原出《三國志‧魏志‧何晏傳》,描述曹爽從弟,曹文叔之妻,夏侯令之女(其名不詳),於曹氏一族盡為司馬懿所誅後,仍欲守節自持,不棄曹氏之語:「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為乎?」想祖母為先祖之續絃,而年輕守寡,面對內外壓力,撐持自高平以至運城之家業,奔波往返照顧一家十口,豈為一般女性所能為之事?又於瀰天戰火之際,家父離家之時,告以仁節義心,要家父務必堅持信念:「不改節」、「不易心」,而復於清算鬥爭的年代,家產棄盡而無人敢養,但卻堅毅的活至九十六歲!這到底是什麼力量,在背後讓祖母可以這樣的忍艱耐苦?祖母易簀之際,據叔父來信告知,口中聲聲呼喚未歸之兒,忍死待兒卻無能償願,天乎,人乎,而竟已乎?家父一生念念不忘祖母之恩,綜觀父親於筆記中所書祖母訓誨之言,其來亦必有自。

我無緣見祖母一面,親受懿行薰陶,但我知道,當大伯寫來家書,提到祖母所言:「沒想到我還有一個兒子還在世間」(指家父),而「我李家又有一個大學生了」(即我),在受盡黑五類之苦的當時,想必她心裡多少有些寬慰…。父親對祖母,有著無法奉養的愧疚,而我對祖母,則有著難以言喻的景仰。如果說父親受祖母言行之影響,而一生無愧於母教,那我從父親那所傳承的是非觀念,與辦事竭盡心力的基本邏輯,不也正是源自於祖母?父親口中的「猶龍懿訓」、「旋馬高風」,來自老家的祠堂,即或過往的一切恩怨早已掃地出門,但我相信,未來的李氏子孫,都當記得來自父祖勿墜家聲的那份期許,不易心 、不改節。

人間至誠的愛,來自親恩,來自不忘本,也來自追思…。



Wednesday, July 22, 2009

故鄉是祖先的異鄉,異鄉是我輩的故鄉

宋寧宗嘉定二年(西元1209年),高齡八十五歲的陸游,在紹興老家的病床上,寫下他人生的最後一首《示兒》詩:「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然後,這位不拘禮法,恃酒頹放的大詩人,走進歷史,也走出復國未能的大夢。

陸游生於靖康之恥的次年,半壁江山已然拱手讓予金國,而後經歷孝宗隆慶元年(西元1163年)張浚北伐失利,以及寧宗開禧二年(西元1206年)郭倪北伐之挫敗,陸游應該很清楚在暖風醉人的杭州,西湖歌舞不休的南宋朝廷,其國力實在是不足抗金恢復故土的。然而,陸游擁抱了匡復大業的醉夢,也讓其一生走不出不得志的無奈。

宋朝立國重文輕武,加上採行強幹弱枝的軍事政策,戰力明顯不足。於是「冗官」、「冗兵」、「冗費」成為國家無窮的惡夢。北宋期間,便已經成為范仲淹「慶歷新政」、王安石「熙寧變法」的主要改革訴求!無奈宋朝帝王決心不足,兼以用人失當,新政、變法在黨爭循環之下,根本沒有太多發揮的成效,反而成為加速滅亡的催化劑。時至南宋,自高宗起即偏安成性,進取無心,縱使文有李綱,武有岳飛,哪裡又真有直搗黃龍的機遇?陸游在張浚、郭倪兩次的北伐失利後,又豈真不知故土恢復無望?偏安已成必然?

汐止五指山上,立著「異日國家得統一,家祭勿忘告乃翁」的牌樓,這是埋骨之人的所願,還是立牌之人的期望?曾經,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的交替之際,父母隨軍來到台灣,經過多少次的生聚教訓,勤儉克難,在年華日日老去的容貌下,我不知道父母將王師北定的詩句遺忘於何時,但我確知那無盡的思念與期望,最後只剩下回家探親與祭掃亡魂的深沈悲痛!

多少次,父母在歸鄉無望的淚水中驚醒,又有多少回,父親哭倒在年夜飯前亡親的照片之下!曾經「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而不知有多少個如果,父親想望著能重回故里,一溫兒時舊夢。怎奈,在政治的現實裡,歸鄉無望漸次化成「離鄉背里,豈我願耶」的自我安慰,最後,再帶著蒼蒼華髮,毛血日衰的軀殼,哭倒在黃土一坯的埋親之所。歸去,歸去,家鄉已無親,來兮,來兮,身隨魂夢縈,「將軍百戰身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向哪裡回頭,哪裡還有故人?而王師在哪裡?誰又才是王師?「如許恨,長啼血,算未抵,人間離別」!

父親在病榻間,嘴中唸唸有詞的,始終是「你母親這一輩子,跟我沒有過過一天好日子!」異鄉羈魂,誰人可告?濡沫相依,又何需為報?如今父母已然走了六年,歸葬無期,家祭又當何以為告?于右任《臨終詩》曾這樣說:「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只有痛哭!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天蒼蒼,野茫茫,山之上,國有殤!」或許,五指山上,僅能託雲霧以為告:「故鄉是祖先的異鄉,異鄉是我輩的故鄉」!

Sunday, July 12, 2009

公元二二八,孔明罵死王司徒?

《三國演義》一劇,鋪陳諸葛亮首出祈山,魏主派大將軍曹真、張郃及司徒王朗迎戰。司徒王朗自以為「在兩軍陣前,老夫只需一席話語,管叫諸葛亮拱手而降,蜀兵不戰自退!」於是,王朗於陣前一段「天數有變,神器更易,而歸有德之人,此乃自然之理」的言論,惹來諸葛一頓犀利痛罵:「王司徒之生平,我素有所知,你世居東海之濱,初舉孝廉入仕,理當匡君輔國,安漢興劉,何期反助逆賊,同謀篡位!罪惡深重,天地不容!無恥老賊,豈不知天下之人,皆願生啖你肉,安敢在此饒舌!今幸天意不絕炎漢,昭烈皇帝于西川,繼承大統,我今奉嗣君之旨,興師討賊,你既為諂諛之臣,只可潛身縮首,苟圖衣食,怎敢在我軍面前妄稱天數!皓首匹夫,蒼髯老賊,你即將命歸九泉之下,屆時有何面目去見漢朝二十四代先帝?!二臣賊子,你枉活七十有六,一生未立寸功,只會搖唇鼓舌!助曹為虐!一條斷脊之犬,還敢在我軍陣前狺狺狂吠,我從未見過有如此厚顏無恥之人!」聞聽之後,幾聲咿咿啊啊,王朗遂跌落馬下一命嗚呼!這便是「孔明罵死王朗」的大要(劇情細節請參見:http://www.youtube.com/watch?v=992J0oG8y-E)!

但,王朗真是諸葛亮罵死的嗎?查《三國志‧魏志‧王朗傳》,王朗就任司徒之職,乃在魏明帝(曹操之孫,曹丕之子)即位之後,也就是公元二二六年。但由於前一位皇帝崩殂之當年不能改元,因此魏明帝於次年方改元太和。依《魏志》所載,王朗就是在太和二年(公元二二八年)過世的,但並沒有確切指出是何月何日!查諸葛亮首出祈山,時在後主劉禪繼位後之建興六年春天(也正是公元二二八年),因此就王朗之卒年而言,王朗還真有可能是死於兩軍陣前的!

司徒位列三公之一,如果王朗真的以七十有六之高齡隨曹真禦蜀,以兩軍探子(情報人員)的基本能力而言,王朗一旦來到兩軍陣前,諸葛是不可能不知道的!但王朗有無可能隨軍出征?以正常狀況而言,王朗位在三公,加上已然是七十多歲的老人家,即或伏櫪老驥餘勇可賈,魏明帝也不可能派遣如此長者隨軍出征的。若然,豈不是讓人覺得魏國人才盡凋,隨時可欺?加上蜀國兵進之初,魏國倉促應變,先失隴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隨後靠曹真敗趙雲、鄧芝於箕谷,張郃破馬謖於街亭,三郡乃重新歸降,轉危為安。如此一來,即或王朗真的隨軍出征,能參贊機謀,與曹真共同擊破諸葛,也必然不是個無能之輩。《演義》中將曹真、王朗說的如此不堪,看來是羅貫中的個人偏好了。

太和四年,大將軍曹真再度征蜀,王朗之子王肅以「深入阻險,山坂峻滑」為由,上書勸止,魏明帝採納建言「於是遂罷」!如果王朗真的為諸葛亮罵死於陣前,以王肅經文家「父仇不共戴天」的儒家邏輯,不但不該諫止,應該還會強力上書,要求增兵增糧,以全其功以報父仇吧!如此說來,王朗雖然確實死於諸葛亮首出祈山之年,但以年紀、職務、間接史證而言,應該是自然終老,而不是氣急攻心,墜馬而亡的。

曹操《讓縣明本志書》曾云:「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顯然對自己的能耐與功勳,是頗為自詡的。對照《演義》中諸葛罵王朗的話:「二臣賊子,你枉活七十有六,一生未立寸功,只會搖唇鼓舌!助曹為虐!」這應該也是羅貫中偏好蜀國的自我展現吧,如果王朗果真如此不堪,那曹丕又為何會說:「乃一代之偉人也,後世殆難繼矣」!公元二二八,死了一個王朗,但立場不同,是非有時真不知到底在哪一方。

Thursday, July 9, 2009

癩蝦蟆想吃天鵝肉,金蟾蜍咬進吉利錢

俗語有謂:「癩蝦蟆想吃天鵝肉」,顯然是說醜男意欲攀搭美女之意!但為什麼將醜男比喻成癩蝦蟆呢?原來,這也是有典故的!

《詩經‧邶風‧新台》一詩有句如下:「燕婉之求,蘧篨不顯」、「燕婉之求,蘧篨不殄」、「燕婉之求,得此戚施」,這三句的意思,都是在說明某位女子「本想找個俏郎君,怎知配上癩蝦蟆」的無奈。句中的蘧篨(音ㄑㄩˊ、ㄔㄨˊ)、戚施,依古人註解所說,就都是癩蝦蟆的意思!所以癩蝦蟆想吃天鵝肉這句俗諺,看似平常,其實還是大有出處的!

當年唸沈復《浮生六記》,曾有鮮活描述如下:「一日,見二蟲鬥草間,觀之,興正濃,忽有龐然大物,拔山倒樹而來,蓋一癩蝦蟆也。舌一吐而二蟲盡為所吞,余年幼,方出神,不覺訝然驚恐。神定,捉蝦蟆,鞭數十,驅之別院。」這裡的癩蝦蟆,以龐然大物之姿出現,但吃的是兩隻不知名的小蟲,最後竟被沈三白不知以何物鞭打數十下,驅趕他處!看來,癩蝦蟆吃東西,不管天鵝肉也好,小蟲也罷!都是惹人嫌惡的。

癩蝦蟆不好聽,但若是換成「蟾蜍」二字,似乎就成了開運的象徵,不論是金蟾蜍,或是一般開運的咬錢蟾蜍,都有利市大發的意思。話說咬錢蟾蜍的故事,本出自道教劉海,將收服之妖精打回原形後,發現竟然是隻僅有三腳的蟾蜍,又因劉海助人開運積財,所以市面所售的咬錢蟾蜍,也都只能有三只腳,而想吃天鵝肉的癩蝦蟆,卻還是有四只腳的。不管三腳或是四腳,它終究只是隻癩蝦蟆而已!

癩蝦蟆到底長的什麼樣子?坦白說,因蟾蜍科物種的確不少,我們很難確定《詩經‧邶風》中的「蘧篨」、「戚施」,與今天台灣見到的蟾蜍有何種區別!但我們明確知道「中華大蟾蜍」,是在中國地區繁衍最普遍的一種,它的背上有突起囊袋,會分泌毒液用以保護自己,而風乾後的蟾蜍皮,也是味解毒、止痛的中藥。而想像中的「咬錢蟾蜍」,背上所突起的囊袋,也被神話成連線的北斗七星,天樞、天璇竟然跑到了蟾蜍背上開陽、瑤光起來,這就不能不歸功於中國人的天文素養,以及豐富的想像力了,以下是中華大蟾蜍的坐相英姿,應該也是《詩經》裡「蘧篨」的實際長相吧!

















以前常想,癩蝦蟆明明有公有母,透過求偶、產卵以延續物種,怎麼老是將癩蝦蟆比作男性呢?後來,我弄懂了!因為天鵝不也有男有女?所以癩蝦蟆當然也可能是「母」的啦!如此,女男平等,天下太平!真一樂也!

Tuesday, June 23, 2009

不做壽避客山林,不立字避謗宦海


嘉慶八年正月二十日,行年四十歲的浙江巡撫阮元,為免門生故舊之做壽,外出巡視,避客於海塘之上。自此不惑之年起,爾後年年如此,直至八十六歲壽終。

阮元自謂:「三朝閣老,九省疆臣」,而他人則譽道:「一代經師,學界山斗」,想阮元一生,歷仕乾隆、嘉慶、道光三朝,並主導《十三經注疏》校勘之大任,學可三元及第,官則封疆大吏,一生寵沃優榮,確實令人稱羨,而近人劉靖淵在《論阮元》一文,將其才華盡展的因由說的貼切:「他有著足夠高的職位,因而具備實現願望的足夠力量,不會有才難展;他與權力核心之間,保持著足夠遠的距離,因而擁有相當大的施展空間,沒有台閣近臣深恐動輒得咎的如履薄冰的心理負擔,也沒有他們由此而形成的自我限制和束縛。」人的一生得能如此,並且壽享八十有六,復有何求?更有何憾?

阮元於乾隆六十年任浙江學政,後於嘉慶五年實授浙江巡撫,至嘉慶十年丁父憂解職返回江蘇揚州,十三年再撫浙江,直至十四年八月解任為止!除卻父喪丁憂而外,整整十五年的時間,阮元都在浙江杭州。如此一來,嘉慶八年阮元避客之時,他已經在浙江待了八個年頭,其本人即或有意低調,而身為當地之最高行政長官,手握升遷大權,想必於此生辰之日,也難免望風梯榮之輩紛至沓來,逢迎拍馬之徒盈門而至!然而如此風光,又豈是阮元所願?於是,他開始避走山林,以求一日之幽靜!阮元任兩廣總督時,在《隱山銘》一文中,述其避客之源由如下:「元生辰在正月廿四日。近年所駐之地,每於是日避客,獨往山寺。嘉慶廿四年,元歲五十有六,是日避客於此山,貫行六洞,競日始返,竊以為此一日之隱也。」如此,阮元所求乃是「一日之隱」,故而「每於是日避客」。

然細考阮元四十歲時,安南海盜雖已大破,但地方土盜依然所在多有,加之旱澇之災頻仍,災民流離端靠阮元施賑為濟。以阮元一生持續放賑、捐款之善行義舉而言,他確實是位難得一見的父母清官,所謂疾民所疾、苦民所苦,即如是,亦當如是!阮元生辰避客,本不欲鋪張浪費而以屏幛宴樂為美,更無意背負人情包袱,以累日後施政作為,因此外出避客實有其不得不爾的背景。值此不惑之年,阮元仿白居易《白髮詩》,步韻寫了這麼一首詩,原詩及序如下:

癸亥正月二十日,四十生日,避客往海塘,白香山四十歲《白髮詩》韻
春風四十度,與我年相期
駐心一回想,意緒紛如絲
慈母久違養,長懷雛燕悲
嚴君七旬健,以年喜可知
人生四十歲,前後關壯衰
我髮雖未白,寢食非往時
生日同白公,恐比白公贏
百事役我心,所勞非四肢
學荒政亦拙,時時懼支離
宦較白公早,樂天較公遲
我復不能禪,塵俗日追隨
何以卻老病,與公商所治

我看著「學荒政亦拙,時時懼支離」兩句,想想自己多年的荒疏,書劍兩無所成,而百事役我心,華髮早飛白,心裡真有著說不出的無奈!再看著「我復不能禪,塵俗日追隨」兩句,確實覺得自己亦塵俗不堪,故而瑣事百般縈繞無法放下。而友朋於海外竭誠督促,刻刻叮嚀提醒,句句取捨專注,只不知余之所勞確非四肢,破碎支離早非一日矣!百感憂心,萬物勞形,實無淵明一賦歸去來兮之灑脫,確有馮諼三彈劍鋏慨嘆之所求,此間無奈,豈其我願耶!

日前,公司董事長年屆耳順,同仁為之慶生,並有特殊安排以博其樂。過程中,主事者請相關同仁書寫賀卡,本欲有所推遲,然以獨缺不宜,遂以自身之心境勉而寫道:
伯玉知非之日方過
仲尼耳順之年已來
苟日新之念若常在
從所欲之心自可期

寫畢,同仁先而觀之,謂我文字中無明確祝賀之意,而略見猶疑,並建議予以適當改寫。余聽畢而苦笑,腦海中忽然浮現起唐朝陸贄,對於他人建議自己「稍加抑制」,以避免得罪同儕所回的話語:「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不恤其他!」回想這些年來,竭心奮力而為,即或無功可書,然俯仰當已無愧,更不曾昧心對不起誰。至於對父親的期望:「盡其心之所當為,盡其力之所能為」,亦了然於心無所愧疚矣!如此,我既然對的起服務之所及所屬長官,那寫幾句心裡的話,也就不恤其他了。

蘇軾因文字惹禍,烏台詩案幾乎要了他的性命!而陸贄罷相棄用而後,流放幽居整整十年,不立任何文字以避謗,未待天子詔返,即以壯年憂憤而終!然高拱懷恨終生,於下世前,竟刻意書寫《病榻遺言》用以構陷宰輔張居正,此後良臣盡逐,明朝自是而亂。而今余亦年近知非,所幸無客可避,加之無膏腴可施,自然也無需避,至於文字遣懷,傾抒塊壘,既無職位之所求,營營卻忘,汲汲何求,也就無所謂避謗了!果如此,我欲無懷,命從葛天,可乎?不可得乎?

Saturday, June 6, 2009

祿山胡旋迷君眼,豬兒磔腹取赤心

後晉劉昫《舊唐書》載安祿山的體態如下:「晚年亦肥,腹垂過膝,重三百三十斤,每行以肩膊左右抬挽其身,方能移步」,足見安氏體態肥大異常,可是「至玄宗前,作胡旋舞,疾如風焉」,這可能嗎?一個走都快走不動的人,還可能胡旋的轉悠個不停嗎?

宋歐陽修《新唐書》依據《舊唐書》所載,換言如下:「晚亦肥,腹緩過膝,奮兩肩若挽牽者乃能行,作胡旋舞帝前,乃疾如風。帝視其腹曰:『胡腹中何有而大?』答曰:『為赤心耳!』…祿山腹大垂膝,每易衣,左右共舉之,豬兒為之結帶。…及老,愈肥,曲隱常瘡。」所描述的也是個肥大難以行動之人,而且腹部大到需要他人「抬」起方能束上褲帶了,但歐陽修卻依然說祿山可以胡旋如疾風,實已不可思議!

另據唐朝姚汝能所撰《安祿山事跡》一書所言:「晚年亦肥,腹垂過膝,自秤得三百五十斤,…祿山每行,以肩膊左右抬挽其身,方能移步。玄宗每令作胡旋舞,其疾如風。」由是知新、舊《唐書》所言,都來自姚氏所撰之《事跡》一書,不過略做文字之置換而已,而安祿山胡旋「疾如風」的說法,顯然也來自此處。

唐朝白居易在其《胡旋女》一詩中這樣說:「天寶季年時欲變,臣妾人人學圓轉,中有太真外祿山,兩人最道能胡旋」,足見安祿山自然是會跳胡旋舞的,而且跳得很不錯!還能與楊貴妃一起迷惑明皇幾近死不悔改!白居易詩證如下:「祿山胡旋迷君眼,兵過黃河疑未反,貴妃胡旋惑君心,死棄馬嵬念更深」。但,再怎麼會跳,也不可能是在腹垂過膝重達三百餘斤,需要挽抬方可移步之時,還能「疾如風」般轉個不停的。《胡旋女》一詩中描述跳胡旋舞的女子如下:「絃鼓一聲雙袖舉,迴雪飄飄轉蓬舞,左旋右轉不知疲,千匝萬周無已時。」據此,想要跳胡旋舞的人,身材絕不可能過於肥大,否則怎麼禁受的起左旋右轉、千匝萬周呢? 由是知《安祿山事跡》、《舊唐書》、《新唐書》等三書,皆誤植時間順序矣!安祿山當然能跳胡旋舞,但絕不是在需人抬挽移步之時矣。

又,祿山因體態過肥,顯然患有高血壓所導致之眼睛病變,致使其最後「日加昏昧,殆不見物」,最後也因為「眼無所見,捫刀不得」(皆《事跡》語),終為嚴莊、安慶緒、李豬兒三人共謀磔腹而殺之,而且就直接在所睡之床下掘地,「以氈裹其屍」草草給埋了!一代梟雄之人,富貴盡享,恩寵無過,但卻下場如此,真個是非成敗轉頭空,怎能不令人欷噓!

Friday, June 5, 2009

倒屣迎之,如何倒屣?

《三國志‧王粲傳》有句如下:「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而一般注解「倒屣」二字,就是「倒穿鞋子」的意思!然而問題是:「鞋子可能倒著穿嗎?」

人有左右二足,只聞左右錯穿,從不聞「前後」顛倒穿者!其中緣故無他,蓋或履或屣,都必須先能夠「套」住足之前部,方能「穿」上,非如此,以人體正常之足,前有趾,或有跟,想要顛倒穿鞋,必然無法正常穿上。是以,倒屣二字,只能說是一時情急之下,想要立即穿上鞋子,卻前後顛倒怎麼穿也穿不上吧!也因此倒屣之本意,當是用以說明「急切」的意思!以《王粲傳》所述場景,蔡邕該是怕王粲速來速去,所以急切出門相迎,因而急的連鞋字都套不上了。

倘真有可以倒屣穿著之鞋,則前後趾跟設計必然特異,果如此,此類發明當早為人知矣!

Tuesday, May 26, 2009

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

 
小兒有問:「五柳先生陶淵明,為何宅邊只有五棵柳樹?這個宅邊,到底是哪一邊!」經此一問,余一頭霧水!難道這正是現在國中的考題之一?小兒一臉正經,只能搜索枯腸,解之如下。

「五」當是概數,用以表示宅邊有「許多」柳樹的意思,未必真的就單單只有五棵柳樹。可是唐朝王績有《五斗先生傳》,宋朝歐陽修也有《六一先生傳》,兩者又將五、六做為實數計算,說不定淵明先生的宅邊,還真的僅有五棵柳樹呢!可是,哪天要是柳樹倒了幾棵,或是多種些桑麻之屬,五柳先生豈不是要隨時準備改號?

至於柳樹在宅的哪一邊,這很重要嗎?淵明《飲酒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東籬邊可以悠然而見南山,所以應該不是東邊!至於是否是南邊?其《歸去來兮》一賦有句:「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因此如果房舍正常的座北朝南,那南邊之窗可以外望無礙,前庭中還有不明多寡之柯樹,所以南邊看來不甚可能!至於是否在西邊?也不太可能,《歸去來兮》又言:「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是以夕陽西下時,淡淡的陽光還是可以進入窗戶,而且西邊是種有孤松幾株的。既非東西,又不在南方,如此那幾株柳樹,應該就在北方了。不信?淵明《歸園田居》詩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園,桃李羅堂前」!所以,淵明座北朝南的北方後園中,確實是種有榆、柳兩樹的,而朝南的前堂,也種有桃、李兩樹。

如上所言,五柳先生的柳樹,應該就是在「北方」的後園之中,至於是否正好是五株,我想也就不必深究了。不過,徐浩芳先生有不同解讀,他以為陶潛自號五柳之主因,乃是因為中國之「柳文化」與「柳意韻」與其心境極度吻合之故,但也認同並非宅邊真有五株柳樹之故。不論其中原委如何,淵明先生所居之處,確實是田園滿樹,而且也該是歸園入住前即有,而非由他所親自栽種的吧。

解畢,小兒一愣一愣的看著我,我也不哭不笑的看著他,心想:這是什麼國文考題?一篇至情的文章,竟然拿來考證榆柳桃李之東西南北!一三五七的數字差異?既然心為形役,也只能惆悵獨悲了!而作為老爸,沒事要解答這樣的國文,也是種無聊又無奈的事。
 
 

Friday, May 22, 2009

古來聖賢皆寂寞,行散亦可留其名

朋友寫來一信,亦以劉伶《酒德頌》中之飄飄然為樂!誠然,誠然!然余少時既然好酒,又豈能不知微燻與酒醉之別?近人岳文強及岳江欣二人,於《名賢詩譜劉伶醉》一書中,曾彙編古人詠劉伶之詩譜高達四十萬字,足見醉人之酒,自有高妙之處!真是「古來聖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

葉夢得《石林詩話》替晉人好酒開脫如下:「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沈醉者,此未必意真在於酒,蓋時方艱難,人各俱禍,惟托於醉,可以粗遠世故」。如此,劉伶醉酒,放蕩形骸,意在粗遠世故以避禍爾,是以醉侯劉伶在《酒德頌》中所做之語,顯然絕非單單醉酒而已!

雖如此,劉伶酒醉之時,又豈能「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睹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三載浮萍」?以常理判斷,劉伶可以渾渾噩噩以致於此,顯然絕對不只茫然而已,而是根本上已有虛浮之幻覺!方有可能聽不清、看不明、覺不感、情不動,世間萬物大小輕重皆已不分。尤其此中「不覺寒暑之切肌」一句,著實大有蹊蹺,值得仔細探究一番!

魏晉之人,除了好酒之外,亦好服散。服用「五石散」後,渾身發熱,必須著寒衣(穿單薄之衣)、吃寒食(吃冷飯菜)、卻又必須飲熱酒,方可將體內之熱散發出來!而所謂五石散,係由五種礦石之散劑(磨碎之粉)組成,亦即:紫石英、白石英、石鐘乳、石硫磺、赤石脂,此五味本是張仲景調與傷寒病人食用之方,其意在以發熱怯寒之效,治療傷寒發冷之症,未料竟為魏晉上流社會所服用。此中道理其實無它,正在於服用後會有恍惚忘我之效果,如此效用,豈不正如同今日搖頭丸之屬?恍惚之際,忘我之時,無拘無束,意識模糊,加上酒力之助,茫茫天下,天下亦茫茫矣,這正是《酒德頌》中劉伶所描述的現象!而其「不覺寒暑之切肌」一句,也正是體內發熱,卻又必須洗冷水、穿薄衣之描述,完全符合服用五時散後的標準症狀與要求!如此,劉伶不只病酒,亦病於五石散矣,而古來吟頌劉伶酒德之人,是亦不知其頌酒之做,應該也是在服用五石散之後的結果。

五石散乃由紫石英、白石英、石鐘乳、石硫磺、赤石脂等五味所組成,細看五味之中,除紫石英而外,無一味不有「壯陽」之效,這也就難怪在何宴「一夕數女」之下,大有求於強精壯陽之五石散矣。話說何宴乃東漢大將軍何進之孫,在曹操長子曹昂死於張繡之亂後,遂隨其母卞氏嫁入曹家(昂母丁夫人爾後隱於丁庄),卞夫人之後生下曹丕、曹植,與何宴乃同母異父之兄弟!之後因與曹丕關係欠佳,因此在曹丕主政後,只能放浪形骸,麻痺自我以求保全,因此他改進先前小餌丹法,練成五石散,以為強身御女、自我迷亂之用。既然何宴用之,且能一夕數女,上行下效下,五石散遂大行於魏晉士大夫之間。胡三省注《資治通鑑》亦如是說:「晉人多服寒食散,今《千金方》中有數方。蘇軾曰:『世有食鐘乳,鳥喙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宴。宴少而富貴,故服寒以濟其欲』」。足見壯陽之效,是服用寒食散(五石散)所不可或缺的理由之一。

除酒侯劉伶而外,魏晉之際服用五石散者多矣。其中書聖王羲之,亦大量服用五石散,而其死因,合理猜想,亦當與服食此味有關。晉穆帝永和九年,王氏行年五十,與名賢之士共四十一人,咸集於會嵇山下,飲酒行觴,感慨繫之,乃於醉態迷茫之時,寫成千古名篇《蘭亭集序》,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其中重複之字,字體竟亦無一字相似。王氏酒醒,又重複寫了好幾遍,但再也不如原篇之好!乃以為蓋有神助之故。然余以為,王氏當時酒醉,所以下筆間難免有其醉意,因此序中所書,確實行雲流水縱筆自如,足當「天下第一行書」之謂,然其塗改之處幾近十處,也顯係王氏寫作時意已茫茫,神已惚惚,故爾重做之筆,再也無法有其神態。所不知者,乃書聖為此序時,是否亦曾服食五石散在先,是以意態茫然,錯筆難免。想當時所謂「群賢畢至、少長咸集」,依據《太平廣記》引《法書要錄》所言,乃是「修袚禊之禮,揮毫制序,興樂而書」!如此聚會,既然是行修禊之禮,用以怯病去鬼,且以賦詩為樂,那參與者於行前即當知有賦詩之需求。然當時之在座之群賢,亦頗見無能成詩者,如此看來,群賢尚不能成詩,則此時有無一併服用五石進而「行散」,遂至茫茫無能舉管者,是很值得探討的。如果真有,那天下第一行書,也就是服用五行散後的傑作了,意態茫然之際所做,當然不是王氏醒後清明之時可以仿效者了。

行酒之樂,不待劉伶而後知;行書之筆,倒是需王氏醉態而後有!東坡《後赤壁賦》有言:「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詩經邶風》中說:「微我無酒,以敖以遊」!有酒無酒,干係大焉,寂寞聖賢,還是來點酒吧。


Saturday, May 2, 2009

茶香取代酒香

余年輕時頗能飲,而家兄亦如斯,父親見此,乃於其筆記中擔憂的寫道:「以茶香取代酒香,可乎?」而今酒香已少,豪飲如牛的氣概早已不知去向,所餘者,只剩一種曾經,半點記憶!

曹操《短歌行》說:「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據聞,杜康乃是中國造酒之第一人,而所釀之酒,可使「猛虎一杯山中醉,姣龍兩盅海底眠」!如此,喝上一杯杜康,慷慨忘憂,渾不知世間事矣。姑不論酒之醇厚如何,但飲後哪種燻燻然、飄飄然、渾渾然之感,或許正是好酒者喜飲之故。

《水滸傳》裡,武松嗜酒,在豪飲「三碗不過崗」後,迸出神力醉劈猛虎,嗣後,又借酒意,尋釁醉打蔣門神,可見酒力施之於拳腳之上,頗有其功用!而李白醉酒,可以借酒裝瘋於殿前,讓貴妃捧硯、力士脫靴而成清平三調,也可以在斗酒後賦雄詩百篇,洋灑自若。如是,酒之於文學,亦有其功效焉!劉伶逞酒,自謂:「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乃敢當太座之面,詠吟「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不耳聽」,而其《酒德頌》,則將飲酒後的天大地寬,說的令人欣然:「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睹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三載浮萍」!其人茫然如此,是幸亦不幸邪?然吾人不禁要問,彼等所飲借力使力,解憂忘煩,放蕩自縱之酒,究為白酒乎、黃酒乎、抑或紅、綠酒乎?

杜康本為人名,因魏武《短歌行》之借用而成酒名。無獨有偶,北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載:「河東人,劉白墮,善能釀酒,季夏六月,時暑赫唏,以甕儲酒,曝於日中,經一旬,其酒不動,飲之香美而醉,經月不醒」!而河東乃今之山西永濟,劉白墮在此釀桑落之酒,香美四溢,遠近馳名,終而成為御酒,致使白墮與杜康般,均成為酒的代名詞!蘇子瞻即有詩云:「獨看紅渠傾白墮」,想這位「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彷彿三更」的大文豪,若非嗜酒、病酒,大飲大啖又誤食中藥下,應該是不會病死在常州的,至於吟唱「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的柳永,在離別傷心之時,應該也是與李白一般,但願長醉不願醒的吧。

幾已不酒多年矣!坦白說,倒不是因為父親「茶香換酒香」的叮嚀使然,而是病體無福再飲歡伯之故!范仲淹《禦街行》一詞裡,曾這樣訴說自己孤單的心境:「愁腸已斷無由醉,酒未到,先成淚」,有時,在深夜慎獨之際,無由的,我也有這樣的感覺,何況無酒!玉液也罷,瓊漿也好,清酤、奇醲、厚醇、薄醨,看來都已離我遠去!隨著年紀與心境,品味著父親的叮嚀,香味在咀嚼茶梗的記憶中,反而越加濃郁。

Friday, April 24, 2009

封禁三十二年的訊息

為著小兒的國文閱讀,一人回到北投老家,在書架上努力尋覓著年輕時所極其欣賞的散文集。終於,找到了!然而打開扉頁,發現的卻是一段已然封禁長達三十二年的訊息…

我喜歡陳之藩先生的文章,簡單又富有道理,在讀過《謝天》、《失根的蘭花》、《哲學家皇帝》後,便不自覺的被其內涵所吸引,因而曾多次展讀其所寫的小品。負笈美國那年,用僅有的一點閒錢,買了合併《旅美小簡》、《在春風裡》、《劍河倒影》三書的《陳之藩散文集》送給周邊的朋友。朋友問我何故,我也說不上來,但總覺得陳先生的文字,有著許多可以借鏡成長之處。

父親在《旅美小簡》的扉頁上寫到:「孩子,爸所給您的只有一點,即堂堂正正做一個人,不投機、不取巧,儘管世事複雜,能堅持著這一點,什麼都不可怕!」父親落款於民國六十六年七月,如此這段留給我的訓誨,是父親五十八歲時的文字,而我則是個高二的孩子。三十餘年後展視父親的筆跡,父親爽朗的笑聲,振筆而書的背影,年夜飯前的講話,彷彿就在我的眼前,而我也永遠記得在與父親最後一次的爭辯中,父親說:「有一天你會聽不見我的聲音」!於今,我真的聽不見了,卻只能在所遺的文字中,想著他的音容,想著他的用意,想著他所走過的人生,給我的愛與寬容…

《目送》一文,龍應台寫送子與喪父,用這樣同樣的一段話:「我慢慢地,慢慢地瞭解到,所謂父母子女一場,只不過意味著,你和他的緣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斷的在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過去,因求學、服役、出國、結婚而離家,然而每次離開,父親總是說:「到了打個電話給我」!於今,父母已然走了六年,我是多麼希望還有那麼一個電話可打,聽聽父親或是母親的回聲,再讓他們安心一次!也讓他們知道,那個漸行漸遠的孩子,是那麼地想念著他們…

穆景南在其《流轉不息的愛》一文結尾時這樣說:「我是在老人家走後,才知道親子的愛之深,緣之重。我是在老人家走後,才知道人生一世,受惠良多,親恩深重。我是在老人家走後,才希望有許多的早知道」。我一字一句的看著父親寫下的墨蹟,感受著父子間的愛與緣,體會著當年父親的心境,也問著過去三十餘年來,自己是否已然做到「堂堂正正、不投機、不取巧」的期許,許多事已然不可能重來,而「早知道」的機會也離我而逝,在受惠良多與親恩深重八字間,念我雙親,淚水便不自覺的流下…

Thursday, April 16, 2009

金石猥燼,明誠絕筆;雪堂病暑,東坡怛化

據《金石錄後序》所載,建炎己酉(建炎三年,西元1120年)六月十三日,李清照夫婿趙明誠君應詔,自池陽(安徽省貴池縣)趕赴湖州上任,途中因冒大暑奔馳,遂感疾,終至「病痁」(感染瘧疾)!李清照深知夫婿「性素急」,在受不了瘧疾發燒之症狀下,猜想夫婿一定會因高燒而「必服寒藥」,進而導致「疾可憂」。於是,在接獲臥病之書後,清照立即兼程北上,當到達建康(南京)時,發現趙氏果然「大服茈胡、黃芩藥,瘧且痢,病危在膏肓」!八月十八日,遂一命嗚呼,黯然銷魂!

趙氏病痁時,因發燒而大量服用「茈胡」、「黃芩」二味,殊不知此二味雖有清熱、解暑之效,但實不宜過量服用,尤其當趙氏冒大暑得病,再因長途跋涉進而病痁之後,氣血顯然已虛,用藥更不可不慎。無奈趙氏竟「大服」茈胡、黃芩二味,遂導致瘧、痢兩發,終至殞身不起!語謂:「藥不對病,以致傷生」,於趙氏者實為明證。

無獨有偶,東坡先生長年放逐海南,於元符三年遇赦北歸時,依命先徙廉,再徒永,最後方允許自由居住。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舟次江蘇儀真時,東坡因病暑而暴下(顯患急性腸胃炎),卻依然與米芾等一時之士暢飲大啖,未善加節制,再加之自我診斷用藥不慎,竟爾溘逝於常州,哲人其萎,雲海蒼茫,實令人遺憾至極!

依據宋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引李敒之言:「東坡自海外歸毘陵,病暑,著一小冠,披半臂,坐船上,夾運河案,千萬人隨觀之」,可知此時東坡因酷暑,而於舟內寬衣解帶,僅著一露肩背心而已!然暑熱如此,實不知東坡何以僅移舟清涼之處,而不權且上岸小住!以致為熱氣所蒸,為暑毒所趁,抑或東坡自以為有浩然正氣,可以當蒸漚歷瀾、暴晴乍熱之穢氣乎?

南宋費袞《梁谿漫志》有云:「東坡至儀真得暑疾,止於毘陵顧塘橋孫氏之館。氣寢上逆,不能臥」!蘇轍《東坡先生墓誌銘》則謂:「元符三年,大赦北還。初徙廉再徒永,將居許,…病暑暴下,中止於常」,蘇軾《復章援書》則自言:「軾自儀真得暑毒,困臥如昏醉中」,又其《與錢濟明書》則具言病狀如下:「某一夜發熱,不可言,齒間出血如蚯蚓者無數,待曉乃止,困憊之甚。細察疾狀,專是熱毒,根源不淺,當專用清涼藥,以令用人參、茯苓、麥門冬三味煮濃汁,渴即少啜之,於藥皆罷也。」由是知,東坡之病暑暴下,極可能係夏季高溫,飲用不潔之食物或飲水所致,既然腸胃有急性發炎症狀(暴下),理當擅自珍攝,而不宜與米芾等人持續暢飲啖食梁肉。無奈,東坡嗜酒、好客,在始終沒有適當的休息,以及正確的醫藥調理下,腸胃發炎變成諸症併發,終而棄世而去。

案東坡之症,顯係於五、六月盛暑之際,長時奔波致使體力下滑,又因久處船艙蒸漚歷瀾,燥熱難當,是以「病暑」!再因飲水或食物不潔,乃至腸胃發炎數度「暴下」(下痢),雖調飲黃耆粥以自解其熱,然實已暗埋日後病情加劇之因。蓋「虛不受補」,黃耆對於已然感染發炎、急性腸胃炎拉肚子者皆不宜也。嗣後,復與米芾等名士飲酒歡燦大快哆貽,以是加劇其腸胃之症!待得氣寢上逆,終致坐臥兩難,已然病在膏肓。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卷二十九論「齒間血出候」斷定如下:「頭面有風,而陽明脈虛,風挾熱乘虛入齒齦,搏於血,故血出也」。據此,東坡之熱病,當時於體內四處竄溢,進而致使「齒間出血如蚯蚓者無數」,溫補枉然,東坡此疾,幾已無藥。然東坡自負其醫藥常理「專用清涼藥,已令用人參、茯苓、麥門冬三位煮濃汁,渴即少啜之,餘藥皆罷也」。如是,既然餘藥皆罷,東坡之命亦懸在旦夕矣。

蓋人參有補元氣、安定心神、改善消化系統之功效,但對腹脹脾虛,有發炎症狀者實有禁忌;而茯苓可治水腫、失眠、頭暈目眩等症,然絕不宜多用;至於麥門冬一味,雖清熱解暑,清心安眠,然脾虛胃寒食量少,拉肚子者最好忌用!然東坡三味共用,餘藥皆罷下,雖試圖以清涼藥解熱,然實乃以清涼藥自誤也。清人陸以湉在《冷廬醫話‧慎藥篇》中評論道:「士大夫不知醫,遇疾每為俗工所誤,又有喜談醫事,研究不精,孟浪服藥以自誤。如蘇文忠公事,可惋嘆焉。…病暑飲冷暴下,不宜服黃,迨誤服之。胸脹熱壅,牙血泛溢,又不宜服人參、麥門冬。噫!此豈非為補藥所誤耶?」同篇,又引林昌彝《射鷹詩話》:「公當暴下之時,乃陽氣為陰所抑,宜大順散主之,否則或清暑益氣湯、或五苓散、或冷香引子、及二陳湯、或治中皆可選用,既服黃耆粥,邪已內陷,胸作脹以為瘴氣大作,誤之甚矣!瘴毒亦非黃耆粥所可解,後乃牙齦出血,係前失調達之劑,暑邪內幹胃腑,宜甘露飲、犀角地黃主之,乃又服麥冬飲子及人參、茯苓、麥門冬三物,藥不對病,以致傷生,竊為公惜之。」如是,「士大夫不知醫,孟浪服藥」,確實是東坡致死之因。

熙寧七年,東坡於常州悼錢公輔之《哀詞》寫道:「大江之南兮,震澤之北。吾行四方而無歸兮,逝將此焉止息。」果然,一語成讖,東坡最後病歿於常州「毘陵顧塘橋孫氏之館」(見《梁谿漫志》),然宋袁文《甕牖閒評》則說:「東坡以建中靖國元年遇赦北歸,七月到常州,而竟殂於錢公輔家,此亦異事也歟?」實則不然,蓋錢濟明乃錢公輔之子,東坡臥病常州時,有賴錢濟明之助,方尋得顧塘橋孫氏之館為居住之所,並非卒於錢公輔家,此或袁文一時筆快之誤。

蘇東坡與趙明誠二人,皆自南而北,因長途奔波而病暑,又因誤服清涼解熱藥物人蔘、茯苓、麥門冬、柴胡、黃苓等,而於兩個月之期喪身而亡!何文人之不解醫典也?東坡本有「儒醫」之稱,也曾以其竄逐南荒之經驗,抓藥活人,終了竟不能自醫,斯人斯疾,是天喪斯文也已。蘇轍《東坡先生墓誌銘》言曰:「其於人,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見義勇於敢為而不顧其後,用此數困於世,然終不以為恨」,蘇轍當時同放嶺南,受蘇軾之書而以弟銘兄,其言實慟!

東坡已然大江東去矣,而我輩縱有一肚不合時宜,又何能望其項背?至於「數困於世,不以為恨」則又何其難哉!何其難哉!

Tuesday, March 31, 2009

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

《東坡志林》記歐陽文忠之語如下:「少時有僧相我,耳白於面,名滿天下;唇不著齒,無事得謗。」果然,歐陽修以文名滿天下,然亦無端得究,為言官以閨閫誣訕。據東坡所言,歐陽耳白於面為「眾所共見」,但不敢問是否「唇不著齒」。由此描述,歐陽修的面貌及膚色應該異於常人。所謂耳白於面,雖不知有多白,但既然眾所共見,可見倒也白到一定程度,有異他人。而唇不著齒,當指「唇部外突」而與齒間留有縫隙。基於上述,歐公似有兔唇,又似乎患有基因病變之白化症,果如此否?則值得細部一探。

據孔平仲《談苑》一書:「永叔嘗自言上有一兄,未晬而卒,母哭之慟,夢神人別以一子授之,白毫無數,永叔生,毛漸脫落。」基此,其母懷永叔時,已然白毫滿身,生後方漸次脫落,因而歐陽永叔承繼基因耳白於面,並為相人所指出,也就應該不是什麼怪異之事。至於其人是否兔唇,蘇軾雖親見其人,但「不敢問」,是以今日已然無從查考,但至少歐公的唇部異於常人(或為厚唇),當屬合理假設。以「唇不著齒」為訕謗之立論基礎,顯係以唇、齒兩者之「間隙」推知,又以耳白於面為名滿天下之推因,則或係「雖不見其面、卻耳聞其名」為緣故。要言之,歐陽永叔之臉部外觀,就唇耳言之,必有不同於常人者。

歐公一生曾遇兩次大謗。仁宗慶曆年間,御史錢明逸因歐陽修所修之《新五代史》內文,貶抑其先祖五代十國之吳越錢氏,是以懷恨於心,遂而誣陷歐陽修私貪公帑。御史中丞彭思永、殿中侍御蔣之奇兩人,亦承流言劾奏歐公「私通子婦」吳氏!仁宗詔彭、蔣二人「具語所從來」(細問是哪裡聽來的),兩人「無以對」,遂「具坐謫官」。然,中書舍人錢穆及其父錢勰,卻堅持彈劾歐陽修,仁宗為免黨議,無奈之下,乃於慶曆五年,放歐陽修於滁州,時歐公年方三十九,遇此無端遷謫,此後便自號醉翁,酒不醉人而其自醉於酒矣。

神宗熙寧年間,又有臺官以閨閫誣訕,言其與外甥女張氏不倫!內外洶洶,幾無一言為之辯護。歐陽修上章力乞辨明,神宗久積黨爭經驗,方寸明白,故以手詔賜書曰:「數日來,以言者誣卿以大惡,朕曉夕在懷,未嘗舒釋,故累次批出,再三詰問其從來事狀。…使內外知為虛佞,事理既明,人言亦釋,卿直起視事如初,無恤前言。」如此,賴上位者之信賴,歐陽修乃能力保其位,然兩次私德受謗,難免惶恐鬱鬱,只不知所受之譖,是否真出於唇不著齒之故?抑或人處世間,終有君子小人之爭,我不犯人便為他人所犯?曾經,屈原忠而被謗,信而見疑,行吟澤畔,形容憔悴,顏色枯槁,十九連問而龜耆所不能知!是是非非,曲曲直直,又待何人可判?

歐陽修《蔡州再乞致仕第一表》,自述其身體狀態如下:「臣年日加老,病益交攻。新春以來,舊苦增劇,中痟渴涸,注若漏巵;弱脛零丁,兀如槁木。加以睛瞳氣暈,幾廢視瞻,心識耗昏,動多健忘。」所謂「中痟渴涸」,就是中醫之消渴之疾(亦即現今之糖尿病);而「注若漏巵」,即為頻尿、漏尿症(亦即攝護腺肥大,外加膀胱無力);「弱脛零丁,兀如槁木」,則顯指體態病弱,身形極其消瘦;「睛瞳氣暈,幾廢視瞻」,當是高度近視加上年邁老花,已然幾乎看不見了;至於所謂「心識耗昏,動多健忘」,無疑即為日漸老年癡呆,體力、記憶力大幅衰退之意。終於,熙寧四年,歐公於六十五歲之際,致仕(退休)引退田園。歐公致仕前一年,以至情至性,寫下《瀧岡阡表》一文,藉由母親的記述,將父親事親之孝心孝行,任事之求全細膩,對子輩之深切期許,點滴寫下,用以表彰去世已然六十年的父親歐陽觀。《瀧岡阡表》寫就後,歐公請石氏鐫之,並遣吏齎歸。據當時士林傳說,載舟夜過鄱陽湖時,龍神為之借觀,並朱圈「祭而豐不如養之薄」八字!余每讀此文至此,實亦對此八字深有所愧!惟風木不止,感嘆晚矣、遲矣!倘龍神真予借觀朱圈,是亦有憾於其祖乎?

近日老家來電,略謂家父所書懷母石碑,已於遷葬時所壞,而新立者,則係仿刻之文!想歐陽文忠所鐫《瀧岡阡表》,其原石早已漶漫難辨存字無多,是以僅能以拓本行世,以是知縱有金石可鏤之文,封樹又何能長保無毀?而子孫賢肖更豈能先而知之?如歐陽享三朝錫命者尚且如此,則無所依託如余家將更遑論矣!王安石《祭歐陽文忠公文》首云:「公生而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人生確實如此,上下往復,世路崎嶇,設有生榮死哀之「足」,自不待金石之文與封樹之壯闊矣,既以寂滅為樂,又何從悲之?

Wednesday, March 18, 2009

人生自有定分

接連參與長者告別,心為黯然,雖說人皆有死,無需避諱,然喪家之痛,豈真能為外人所感?舉香茗壺觴以悼,以誠慰之而已。

何伯伯(輔峰)突逝於西安,卻決定安骨於台。善欣攜二子在側,因久不見其人,幾已不識,送別時忽言「老矣」二字,令人慨嘆語塞!語謂:「父母在,不言老」,而善欣於父親告別之日言及此,余為之憮然。何伯伯先公何日章先生為圖書館學大師,於任職河南博物館館長時,曾協同史語所挖掘殷墟甲骨,多有貢獻,而其仿杜威所創之中文圖書十進分類法,迄今猶為政大、輔大所用,於教育之推廣有大助焉。其曾祖何元杰,乃前清翰林大學士,祖何承傳則為清末秀才,書香門第,子孫克紹箕求皆有所成,而余眛然直至當日閱讀事略,如此錯失一窺堂奧之機,是余緣份之淺薄,福份之不惠也。

何伯伯為家兄之義父,其長女善裕為妻當時之同事,而次女善欣則為余大學之同學,然吾等竟彼此不知,實亦咄咄為怪。余家當時不通閩語,提親有難,遂商請何媽媽予以牽成,如今何伯伯終老天命,笑聲遠颺,後期又必不可,感物悽然,實難勝懷,而忽忽間,某亦年近五十矣,當時牽成之恩,只能祝禱以報。想何伯伯於大陸撤守後,勇毅而為,輾轉千辛萬苦,由京至港而後入台,於此蜩螳季世,眼見生死流離,無是有非,當亦知命矣,而死生既有命,或富貴功名,或福祿年壽,是皆有定分爾,如何可求?

陸機思親有云:「感瑰姿之晚就,痛慈景之先違,天步悠長,人道短矣,異途同歸,無早晚矣」,庾信傷心而賦:「二王奉佛,二郗奉道,必至有期,何能相保?一朝風燭,萬古埃塵,丘陵兮何忍,能留兮幾人」?我輩思親、傷心送人於今日,而他日異途終將同歸,塵埃萬古,何人得留?每思人世是非,無一不取決於人,而百年光陰,逝水如斯,但能滄海一聲笑爾!人生確有定分,強求憑添遺憾而已。

Friday, March 13, 2009

諸葛神威,七擒孟獲

《三國志》中,陳壽寫諸葛進兵南中僅寥寥數語如下:「(建興)三年春,亮率從南征,其秋悉平。」再依《出師表》所載「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八字,可知諸葛平南中所費時間,加計軍次往返,大約僅有五個月左右!速度如此之快,顯示南中之亂,不至動搖國本,故爾忍之三年,依舊可以迅速蕩平。也正因陳壽所述不及「七擒孟獲」乙事,是以學者對擒縱真偽歷來互有爭辯。

七擒孟獲之說,最早出現在裴松之《三國志注》內,裴引習鑿齒《漢晉春秋》一書曰:「亮在南中,所戰皆捷,聞孟獲者,為夷、漢所並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如何?』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祇此爾,即定易勝爾。』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嗣後,晉常璩之《華陽國志‧南中志》、宋司馬光之《資治通鑑》,均師從裴注所引,進而使七擒七縱幾成歷史定論。此外,據《三國志集解》所載,張若驥《滇云記略》一書,甚至明指諸葛七擒孟獲之處;而馮甦《滇考‧武鄉侯南征》亦列出武侯擒服孟獲七處,再加上羅貫中《三國演義》之添油加醋推波助瀾,彝族孟獲,便成為武侯手中捉放隨意的角色。然則,孟獲真的為之七擒,孔明又真的予之七縱嗎?

歷史本為勝利者所寫,然陳壽乃巴西郡安漢(現四川南充)人,先仕蜀任觀閣令史,後仕晉至著作郎,並曾撰編《蜀相諸葛亮集》。據此,若諸葛確有七次擒縱大事,壽理當通曉並入載史籍!縱使壽與諸葛有刑上生父之恨(壽父因馬謖街亭之失,致受髡刑),並於《傳》尾以「應變將略,非其所長」做結,然綜觀《亮傳》,壽以「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也」為結語,並以「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為諸葛開脫,是以不能盡謂壽有報復之私心。如此,《三國志》一字不錄孟獲擒放之事,足見此事縱有傳聞,當亦為陳壽所疑,此為擒縱不可信之理由一。

就史而論,章武三年先主劉備下世(即後主建興元年),「南中諸郡,並皆叛亂」,諸葛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直至建興三年春始「率從南征」,而以未逾五個月的時間「悉平」南中。三年之亂短時而定,足見南中亂源並非大禍,直待諸葛意欲北伐穩固後方時,方予經略盪清。如以《滇云記略》及《滇考》所論擒服孟獲七處,實遍及雲南各地,以當時諸葛「深入不毛」之交通狀況而言,榛莽絕域進退為難,絕無如此速戰之可能,此為七擒七縱不可採之理由二。

兩軍交戰,如能擒得其首,左右護衛必然俱歿於戰或從而受擄,其眾則亦必如山倒而潰。若孟獲七次受擒,豈能始終不受創傷,嗣後又還能不斷聚眾以戰?如此戰況結果,實在無法想像。而一常敗將軍,又豈能持續匯聚人氣並號令他人與蜀軍作戰?至於兵馬、輜重、補給屢喪漢軍,又如何於崇山峻嶺間獲得足夠補充?彝族驍勇理所自然,也正因此,倘拼死以戰仍七敗於蜀,其損失也必然巨大。如此,在兵員、糧餉、以及醫療三缺之下,合理推斷,彝族實不可能屢挫屢戰,至七戰蜀軍而後止,此為捉放孟獲七次不可信之理由三。

自來兵貴神速,若諸葛師老兵疲於南郡山嶺,勢將無法有效匯聚精力北伐曹魏,甚至為魏吳所趁。因此,若擒得首腦如孟獲者,又真欲以政治手段征服其心是以放之,亦不過一、二次而已,何能再而三、三而四?遑論至於七次?武侯若需七戰以勝孟獲,擒放隨意,其本身所喪之兵、所損之將、所耗之財、所費之時,必然無從向蜀中父老交代,以諸葛日後處理失街亭之軍法嚴明,如此兒戲擒放,不恤軍士出生入死之情,實無可能,此為孟獲七縱猶戰不可採之理由四。

建興三年,自春至秋,速戰而定南中後,依習鑿齒《漢晉春秋》所言,諸葛武侯以夷治夷,欲「不留兵、不運糧」,然南中「其秋悉平」後,依《志》所言,已然成為蜀國「軍資所出,國以富饒」之地!足見南中絕大部分已在蜀漢控制之下,然「南彝復叛,殺害守將」(見《三國志‧張嶷傳》)依然存在。如此言之,若孟獲真有控制能力,撂下「南人不復反矣」之言,又何來「復叛、殺將」之史實?足見武侯平南中後,必然留有「守將」以觀後效,如此「不留兵、不運糧」之說,也就自然無據矣!此為孟獲七擒不可信之理由五。

綜理而言,武侯平南中,因需深入不毛,補給受限,乃決定採行速戰而決之策,因此費時僅五月左右,如若不然,北有魏、東有吳,以蜀之國力,又如何進行三面作戰?是以如前述,孟獲七擒七縱之說,實有五不可信之理由:或史不載、或地理不通、或餘勇未鼓、或耗損難捱、或反復無常。因此,《習慣領域》一書所言:「孔明經營蜀國時,他曾七擒七縱孟獲,最後孟獲感於孔明的仁德,而真誠(當為臣字)服於蜀國,便是很好的例子」,實乃受《演義》影響所做之錯誤解讀。至於書中「如果能欣賞敵人,真誠的愛我們的敵人,最後敵人也會被我們所感動」數語,則顯然為不知兵之書生言論矣。蓋兩軍對峙,一旦正式交兵,即成生死大事,何來感動之言、相愛之理?結論如此,瀘水之濱的悠悠羈魂,能不喈咨者再?

Tuesday, March 10, 2009

中山亡國,實趙非楚

游伯龍教授所著《習慣領域》一書,在談到相互回報時,以白話引《戰國策中山策》「中山君饗都士大夫」之故事為例如下:
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二人:「子奚為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餐餌之。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喟然而仰歎曰:「與不期眾少,其於當厄;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餐得士二人。」
於是作者說:「中山君因為一杯羹而亡國,卻因為一壺食而得到兩位壯士」。事實上,中山國之所以「亡國」,絕非單純因司馬子期享受不到羊羹所致,檢視《戰國策》一書,於不同篇章所述之各種原因,中山國亡之因,其實有著差異極大的說法與成因,值得稍做探討。

首先,中山國係春秋時鮮虞族所建之國,然因史料殘缺,難徵究竟!清王先謙有感於此,曾撰《鮮虞中山國事表》,一次排比先秦史料,旁徵博引下,依舊未見重大突破。直至一九七七年,河北平山縣發現中山國王墓,得大鼎一(有文四百六十九字),方壺一(有文四百五十字),圓壺一(有文兩百又四字),據此可稍補文獻之不足,然史實依然晦暗,無利於中山國興亡事蹟之大白。據清朝張琦(張惠言之弟,乾隆時人)所著《戰國策釋地》一書所言:「中山之境,自今直隸(河北)保定府之唐縣、完縣,正定府之獲鹿、井陘、平山、靈壽、無極、定州、新樂、行唐、區陽,兼有冀州之地。」如此,中山國境,處在河北、山西之交,當時為趙、魏、齊、燕等大國所環繞。也正因此,清朝全祖望《經史問答》卷八云:「中山於楚,真風馬牛,楚雖強,不能越魏逾趙過代,而集矢於中山,……而知中山必不受兵於楚也。如策文所云羊羹,蓋襲華元之事,所云壺餐,蓋襲趙盾之事,本附會也!」因此,說中山國亡於楚,確實是值得再商榷的。

由於中山、楚國各處一方遠懸南北,因此中山策裡的「亡」字,先前各家注本均以「流亡」或「逃亡」做解,而非「滅國」之意!注本如此做注,實是因為《中山策》中「亡於楚」的記載,既屬孤證,且與其他史證不符,疑義下雖不敢盡棄,但更有力的資料顯示,中山國實係亡於推動胡服騎射之趙武靈王之手。因此,《習慣領域》一書如明言係引自《國策》,即可免於誤導讀者之失,日後改版,或可略做修正。雖如此,「一杯羹亡國,一壺餐得士」的故事,則已成為後世讀書人掩卷感嘆:「是故立國者擇士不可不審,用人不可不慎矣」的教訓了!至於此處之司馬子期究為何人,實亦語焉不詳,若不細審年代,相互勾稽,司馬子期將成為背負中山滅亡的戴罪之人。

有關中山亡國的說法,《戰國策》中尚有其他記載,如在《趙策》中說: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秦為齊王上書說趙王曰:「……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恃韓未窮,而禍及於趙。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今燕盡韓之河南,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三。…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群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之也。」
此段大意,依照鮑彪的說法,乃是:「楚受秦伐,趙國無患,故破中山滅之」,而元朝吳師道引南宋呂祖謙《大事記》則說:「中山恃魏,楚魏久連兵,中山失助而亡。」如此說來,中山亡國的導火線,是因為中山國原來的憑藉(或楚或魏)連年征戰自顧不暇,所以給了趙國攻打中山,進而滅之的大好時機。據此,中山明顯係趙國所滅。

又,《戰國策》之《燕策》中,亦有中山亡國的另一說法:
或獻書燕王:「……今韓、梁、趙三國已合矣。秦見三晉之堅也,必南伐楚。趙見秦之伐楚也,必北攻燕。物固有事異而患同者,秦久伐韓,故中山亡;今久伐楚,燕必王。」
如此,中山國係因秦、韓交攻,兩國皆無力協助中山下,故而中山為趙國趁機所破。足見中山必需倚靠他國之助而存。而此處秦、韓兩國,反都成為中山存續不可或缺之潛在屏障。戰國時期,各國彼此錯綜複雜的微妙關係於此也可見一斑。

此外,《魏策》中也有中山亡國的紀述:
闕文謂魏王曰:「昔曹恃齊而輕晉,齊伐厘、莒而晉人亡曹。繒恃齊以悍越,齊和子亂而越人亡繒。鄭恃魏以輕韓,伐榆關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翟以輕晉,秦、翟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此五國所以亡者,皆其所恃也。非獨此五國為然而已也,天下之亡國皆然矣。」
依據此文所說,中山之亡,乃因齊、魏兩國連兵伐楚,中山失去後盾,趙國遂得隙出兵而亡中山!齊、魏將重兵力集結於南向伐楚之戰,無法兼顧他國之下,中山乃亡於趙國之手。

《齊策》之中,還有另一個中山滅國的原因:
天下遍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
據此,則中山之亡,仍係趙國乘齊、燕大戰方酣無力分兵之際,趁隙而舉兵破中山之國。同理,秦、楚、韓、魏四國混戰,宋國與越國乃得以逞其爭霸之心。戰國時的政治,合縱連橫,像是一個大型賽局,無一不精於算計。

綜觀中山亡國之因,除《中山策》所言「羊羹不遍」孤證而外,其餘皆係他國用兵無暇兼顧之際,趙國趁勢興兵而破中山!所惜史載有限,中山國之興亡史記,始終淹沒於荒煙蔓草之中,直至平山縣王墓之發現!然後知「中山」也曾以千乘之國,與齊國聯兵伐燕,破燕後得其「吉金」,遂自鑄鼎壺寶器。然天下情勢我虞爾詐,隨後國破於趙,君走齊而死之,再而後即國亡祀絕!令人慨嘆者再。

簡言之,亡中山者,乃趙非楚也!《習慣領域》一書,以白話例舉《中山君饗都士》一文而未明其出處,並以「亡」為亡國之亡,當為無心之失。為免誤解中山滅國實際之因,謹將《國策》各策所述中山國史實,徵引原文略述如上,用以明一國之亡,實非羊羹不遍,而係錯處五國之間,強凌弱,眾暴寡,以小事大既難,遑論內政不修、行伍不振矣!當時七雄爭戰,無一不有包舉宇內之心,囊括四海之意,審時度勢稍有不慎,便祀絕國破矣。而中山之亡,僅其一例而已。

何浩先生《司馬子期的國別與「楚伐中山」的真偽》一文,以「楚」字乃「趙」之訛寫,細審二字左側,魯魚亥豕之失,亦不無可能,豈其然乎?豈其不然乎?

Wednesday, February 25, 2009

何人不可為倉頡

日前習慣領域課間,蕭師問以幸福之「幸」與辛苦之「辛」,兩者差異何在?一時同仁語默!蕭師遂解之如下:「幸字頭上為『+』號,辛字頭上為『-』號,正向思考則得幸福,負向思考則必然辛苦!」語畢,但見眾生點頭稱是,勤做筆記。余聽後皺眉不已,蓋人人皆可為倉頡,然解字之基礎,需先求字之本源,而後再會其意,若全然以臆度為之,則恰如許慎《說文解字》序中所言:「馬頭人為長,人持十為斗,虫者屈中也!」看似有理,實則失之千里貽笑大方。

漢字自東漢許慎《說文》以至清末諸家,以小篆之字形解字成為定則,然「隸書乃小篆之捷」,而「小篆乃大篆之捷」(小篆體是大篆體的省寫),往上推之,大篆又是金文及甲骨的省寫,加之許慎未見甲骨,所錄重文多為各地所遺大篆或鐘鼎銘文變體,是以小篆雖仍大部保留甲、金字形,然因結構日漸簡略,難免失其原形原義,偶見遺誤亦在所難免。雖如此,許慎窮畢生之力,乃成六書之說,於上總結漢字字形之演繹規則,於下則開文字、聲韻、訓詁學研究之先河,確實值得擊節讚嘆景仰再三!余學無所歸,術無所成,然喜以倉頡為師,今見「辛」、「幸」二字之說,雖有推敲之意,不乏根銀之誤,不自舛陋,試為解之,以為眾人一笑。

先將「辛」字之演變例示如下:







細看甲骨,辛字實乃「人」字「倒立」之形,其中「二」字,不是一二之二,而是上下之「上」,以此說明人非正常站立,而是處於倒立之狀,其「艱辛」於是可知。金文將上字省略一橫,但仍處於倒立之形,篆書而後,形變之下,難見其義矣。蕭師將辛字之一點(隸書後,一橫改為一點)視為一個「-」號,其義不通,但歪打正著,原始字形本來確實就是一橫,以代表「上」的意思。

至於「幸」字,甲骨今不存其形,僅能以他字推導之。解字之前,請先看「逆」字字形演變:







逆字甲骨,左腳出而於途而巧遇他人「反向」而來(倒立之形),金文略同。至篆書,移左腳(止)字形與「ㄔ」字合併,成為「辵」(音輟)部,而所餘之「倒立人形」,再加上原本已經移走合併於ㄔ字之「止」字,形變成為似「羊」之形,但其本來之義,就是一個倒立的人形。再看另一個「報」字如下:







報字雖不存甲骨,然金文與篆書左半邊,明顯是個「幸」字,可以做為參考解釋幸字本義。以逆字右側倒立之人形觀之,報字左邊,幸字的下半部,應該也是倒立之人形。為求謹慎,請看現存甲骨之「執」字如下:






金文與篆文「執」字,字形左半部之「幸」字完全相同,而執字之甲骨,其字形明顯是一人正常站立,另一人則呈倒立之形。因此,合逆字、報字、執字三字以觀不存甲骨之「幸」字,當為兩人之形(一人站立、一人倒立)。如此說來,將幸字之上半部解釋成「+」號,則已明顯有誤,而再將幸字與辛字之上半部,分別解釋成「正向」與「負向」,用以說明正向則幸福,負向則辛苦,則又牽強引伸矣。

古人讀書,敬倉頡有如聖人,因而書寫廢棄之紙,絕不隨意拋棄,而需於「惜字亭」(亦稱敬聖亭)燒之。小時書寫廢棄之紙,父親一律囑我丟置於「字紙簍」中,而後亦以火化之,蓋所敬者,確實「字」也!今所存之惜字亭已然不多,而南投集集之「明新書院」古風猶在是以其亭尚存,值得一記。如今電腦橫行,印表機霸道,眾人早已然不再以書寫為樂,而均已打字替之,是以古訓「文如其人」已然不再可信,而廢棄之紙亦可回收再用,焚之則製造環保議題!雖說古今不同,然文以載道,文以表意,文以傳情,自古則同。父親於長孫就讀小學之際,留言筆記八字:「識字之始,痛苦之始」,想其苦本不在文字,而在文字所傳、所載之內容也。

傳聞倉頡造字「天為雨粟,鬼為夜哭,龍為潛藏!」文字隱藏之魅力,有無法表達者,識之辛苦,是幸亦不幸邪?

Saturday, January 31, 2009

倉頡的弟弟,許慎的哥哥

寧鄉魯實先先生,晚號靜農,因精通《史記》、文字學、上古曆法,以是徐復觀先生將之譽為魯學「三絕」。魯先生過世,楊樹達先生以「突過前人,遠出儕輩」、「超越前儒,古今獨步」譽之,屈萬里先生則以極盡褒揚之「學富五車,目空一世」八字輓之,而歐陽無畏先生更以「古聖倉頡今聖魯」七字,將魯先生比之為今世之倉頡!而事實上,魯實先先生確實「目空一世」,嘗自謂其乃:「倉頡的弟弟,許慎的哥哥」!想當年洪楊太平天國之亂,洪秀全兵起金田,也曾自稱:「上帝的兒子,耶穌的弟弟」!以之相較,時序雖異,卻仍有異曲同工之妙!

月前,余曾囑同事以劉順仁老師所著之《決勝:在看不見的地方》一書分享同事。文內,劉師舉魯先生釋金文之「師」字如下:「師左邊是個象形字,代表起伏的小山丘;右邊的『帀』是揮舞著旗幟的人。左右兩邊合起來,『師』字指的是行軍作戰中,揮舞著旗幟指揮作戰的人」。並進而說明:「『師』負責把指揮官心中看不見的戰略或戰術目標,轉化成士兵都能理解的指標。」如是,「師」是一個揮舞旗幟的「人」,而且原始意義跟「作戰」相關!雖如此,師的本義真是如此嗎?

解字之前,先看看「師」字在甲骨文以下的演變過程:







由於師字今不存甲骨,故僅能以金文及篆文臆度原始造字之義。《說文解字》云:「帀,周也,從反之而帀也。」許慎的意思是說:「帀」(音ㄗㄚ)是「之」字的倒寫。由於「之」字的本義是「左腳」踏出的意思,那倒過來,就該是「從別處至此」了。唐漢先生在《漢字與人體五官》一書中,將「帀」字訓做國語方言中「打哪」兒來的連音(亦即一個字唸兩個音)!而在其另一本著作《圖說漢字密碼》中,則將師字左邊的偏旁,解釋成人的「屁股」!於是將左邊的「形」,右邊的「音」兩部分合起來,師字就是:「從遠處來到此處,屁股坐了下來,便意味著駐紮或就地休息的意思!」此又為一家之言,而且言之成理。

較之魯先生所論,以師字乃揮舞旗幟的指揮官而言,「屁股坐地」之說,似乎更具信服力。因為,另一個形似的「帥」字,與師有著同樣的左偏旁,可是帥字在金文的書寫方式,就明顯的不似「小山丘」了。以字形如此相異做出推斷,師字左半部應該不是小山丘(阝),而很有可能是人之兩股也!以下是帥字的演變過程:







如果要說左邊偏旁像是「小山丘」的字,「陟」與「降」可能更為神似,從腳趾向上或是向下,可明確分辨到底是「昇高」,還是「下降」。兩字左邊的偏旁,以有限所知,就是「山」的斜寫(山字本有三個峰突,此處的「阝」就是部首中的左阜),在《漢字與文化》一書中,王貴元先生也認同這樣的說法,但唐漢先生則認為那像是個「梯子」,突出的部分則是梯階!以同類型字而言,如「陰」、「陽」、「防」、「阻」、「險」、「陡」等,其左邊,都是山狀的「小山丘」(左阜),所以「師」字的左半部,應該更像是貼地的兩股了。以下是陟、降兩字的演變過程:













《詩經‧小雅‧節南山》篇中,有如下之言:「昊天不惠,降此大戾」,所以降是自上而下。《詩經‧周南‧卷耳》篇說:「陟彼高岡,我馬玄黃」,因此陟是由下而上,陟與降,在此明顯的已經不再用人的腳做比喻,而可以是天的懲罰,或是馬蹄的凌亂了。 《詩經‧大雅‧文王》篇,將陟降二字連用如下:「文王陟降,在帝左右」,這裡說的,不是文王的腳步上上下下,而是指生死的大事了。

魯先生六十六年去世,徐復觀先生有悼辭如下:「在古文字的考證上,旁人有幾個字的成就,便可互相標榜,魯先生的精確考證,則以千百計,前無古人,他是可以當之無愧的!」確實,在文字學上,魯先生之造詣博大精深,後學難望項背。因此,對我而言,實無意論說是非,也沒有能力進行文字考釋,此文所述,純粹只是表達一點識字解釋的想法而已。傳說倉頡造字,天竟血雨,渾沌開竅,七日而終!家父亦嘗言:「識字之始,痛苦之始!」。「知識」二字,知道的越多,其實就知道的越少了,以魯先生學問之精勤,是當亦有同感!

Wednesday, January 28, 2009

富貴與名節


今春,不自為對句,而取東坡書雪堂之楹聯兩語如下:
台榭如富貴,時至則有
草木如名節,久而後成

所謂「時至則有」,頗見超脫之意,且命定之意甚白,如此富貴非可求而致之,而盡在命中矣!命中有無則需「待時」而驗,時至則水到渠成,不至則宛若浮雲而已!「久而後成」,則又頗見累積之功,蓋名節需點滴累積生成,是努力而致之者!而非旦夕可得。如此,富貴由命,名節在己,富貴需他人之給予,而名節則靠自身之努力!想東坡一生,文名滿天下,然仕途顛躓,遠謫荒陬,也曾有過以一葉之扁舟,絕脫塵世之想法,可惜身為欽點罪臣,「小舟從此逝,滄海度餘生」的心願,只能在夢中想望!

余今年已然四十有八,近二十餘年之職場履歷,早知富貴難求,一切自有其命,莫怪乎夫子以五十為「知命」之年!蓋不經風霜,不歷人事,又何以曉悟命中之理?至於名節二字,但望無忝所生不辱其先而已,又何敢冀求虛名外譽?如今學書學劍兩不成,兀自馬齒徒長而已,心有愧疚感概,遂以東坡雪堂之句為今春之對聯,以為自警。

又,另以《楹聯叢話》所載清朝陳文恭公之對語,書予家姊如下:
惜食惜衣,非為惜財緣惜福
求名求利,但需求己莫求人

此兩句中,上聯用了四個「惜」字,大有勤儉之意,惜福之心,而下聯則用了四個「求」字,頗見進取之念,而孤傲亦躍然字中!大凡世間事,一切盡其在我,至於結果,既不可逆料,則當交予蒼天。昔日,家父曾書楹聯「謀其事之所當為、盡其力之所能為」以贈,並謂我曰:「凡事盡心盡力而已」! 想父親亦曾於商界縱橫擺闔,大起之大落焉。起時,有金則散之他人以情為先;落後,則歸咎責己以義為重,語謂:「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在父親書空咄咄,感受人情冷暖卻又無可為言之際,當已深刻體會!

想余七年前再度入學,本有振翼之念,然數歲間勞形於案牘公務,復苦於攝護之疾,加之天資愚下難窺堂奧,是以雖孜孜矻矻不敢有怠,然成果依然極其有限,每於人靜慎獨之際,撫思所望與所成者,其間實不能以道里計,故爾羞赧不堪,啟齒為難!而如今華髮叢生,去日苦多,也只能以盡心盡力自勉自勵矣!


姓氏豈有佳有劣

余讀《幽夢影》,有文如下:「《水滸傳》,武松詰蔣門神云:“為何不姓李?”此語殊妙。蓋姓實有佳有劣,如華、如柳、如雲、如蘇、如喬,皆極風韻。若夫毛也、賴也、焦也、牛也,則皆塵於目而棘於耳者也。」因而重新檢視水滸,知武松當日醉打蔣門神,本是刻意尋釁意欲激怒對方,是以硬是詰問何以姓蔣而不姓李!而張心齊卻以為「此語殊妙,蓋姓實有佳有劣」,並以「風韻」、「塵目棘耳」為佳劣之分,實不知何以以此為據!

中國人「行不改名,坐不改姓」,蓋兩者皆父祖所傳,若非有特殊因故如殺身、避諱、趨吉,非到萬不得已,是絕不會隨便改變自己的姓名的。若此,以風韻為據而評斷佳劣之分,似有非宜。當然,以字義論之,華柳雲蘇喬,確實有花木扶疏,楊柳依依飄飄然之感,而毛賴焦牛湯之屬,則難免澀於其義,不討人喜。然詩有毛萇、文有賴斐、情有焦仲卿、史有牛僧孺、而武有湯和,各善勝場、各領風騷,又豈宜以姓氏論其高低?

張氏以單姓論其佳劣,不知複姓之如「司馬」、「司徒」、「歐陽」、「上官」、「宇文」、「太史」、「諸葛」、「令狐」、「獨孤」、「長孫」、「東方」、「南宮」、「西門」、「北宮」、「慕容」、「公孫」、「皇甫」、「納蘭」、「万俟」、「顓孫」、「端木」、「賀蘭」、「尉遲」、「夏侯」、「澹台」、「左丘」、「拓跋」等等,可有優劣高低之分?還是,這些姓氏在武俠小說中已經美化如詩,自有高低?

《幽夢影》著者張潮,安徽歙縣人,號心齋,其雖博古奄今,然境遇多違,苦辛坎坷,積十二載之心力,始終沒有幾許功名。然以其出身名門宦族,並投身八股科場,所讀既廣,必然通曉宋朝鄭樵所著之《通志》有氏族略一篇,中有二千一百十一姓;而元朝馬端臨之《文獻通考》一書,其中亦錄有三千七百三十六姓!除卻單、複姓外,亦尚有三字及四字之姓氏,若均以「風韻」、「塵棘」為據,當不可盡為姓氏分類矣!姓氏均有其源,張氏出自「弓長」、李氏始於「李子」,源遠流長各有其根,以風韻塵棘為分野,實不若探其得姓之本源,以及開枝散葉,脈流之延伸,而後知各家各姓,皆其來有自也。

想八股科舉,既不考風韻,亦不試塵棘,此或許是張潮有幽夢之書,卻終生不第之主因吧!明乎此,又能不替張潮感嘆些許?

Friday, January 23, 2009

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殉職的糊塗消防員

《孟子》盡心篇下有一則「重作馮婦」的故事如下:「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如果單看前段文意,我們實在不知道為什麼「士者笑之」!想馮婦搏虎,乃是為了大家好,「士」又何以笑之?因此,我們合理推斷,陳臻先前所說的「殆不可復」(不可以再做一次),加上孟子所說的「是為馮婦也」(豈不成為馮婦了),合在一起,很可能就是馮婦以前善於搏虎,而後金盆洗手蓋有時日,當天受不了眾人簇擁喲喝,所以又下海打了一次老虎。如此,這個「晉人」(如無意外,該是山西人),小老百姓是「眾皆悅之」,但卻為「士者笑之」!真是合了姑意,逆了嫂意,令人為難。

馮婦是晉國哪裡人?我們不知,但春秋時期,中原地區尚有老虎則為不爭事實,《詩經》小雅小旻篇中裡有「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一句;《禮記》檀弓中,孔子適齊過泰山,也說過「苛政猛於虎」這樣的話;《論語》季氏篇內,孔子以「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大罵冉有、季路兩人有虧職守;再加上《孟子》盡心篇裏的「馮婦搏虎」,應當都是老虎出沒的最具體的明證!甲骨文與金文裏面的「虎」字,有著血盆大口,而「虎紋」甲骨文裡面也清晰可見。篆書以後,老虎在「字」裡面,已經失去了原有的威猛形象,而另一個「豹」字,也有著同樣的命運,演變之後,清晰的圓形豹紋僅剩一點,那張大口也隱約難視。順道一提,中國本來無獅,是以甲、金、篆、隸均無其字,獅字的產生,是獅子引進中國以後所滋生的事情。以下即為虎、豹二字的演變過程:











馮婦是個不折不扣的「男子」(雖說名字看著像個女的)!否則不可能在眾目睽睽之下「趨而迎之」、「攘臂下車」!馮婦搏虎聲名,除卻孟子短篇數語之外,均不見諸其他先秦史籍!明朝劉伯溫,在其所著《鬱離子》一書中,延伸馮婦搏虎之意,有如下預言乙則:
「東甌之人謂火為虎,其稱火與虎無別也。其國無陶冶,而覆屋以茅,故多火災,國人咸苦之。海隅之賈人適晉,聞晉國有馮婦善搏虎,馮婦所在則其邑無虎,歸以語東甌君。東甌君大喜,以馬十駟、玉二玨、文錦十純,命賈人為行人,求馮婦于晉。馮婦至,東甌君命駕,虛左,迎之於國門外,共載而入館,于國中為上客。明日,市有火,國人奔告馮婦,馮婦攘臂從國人出,求虎弗得。火迫于宮肆,國人擁馮婦以趨火,灼而死。於是賈人以妄得罪,而馮婦死弗悟。」

如此,馮婦當是「打虎」第一人,較之武松必需先喝他個三兩盅才有搏虎神力,是大有不同的!此外,依劉伯溫寓言所述,馮婦還是中國第一個不具消防知識,因「同音字異」,卻因而送死的糊塗消防員!不過,馮婦打虎時是「趨而迎之」、打火時是「擁以趨火」,看來馮婦也是個人來瘋,在群眾面前,自己有多少斤兩已然輕重不分,以搏虎之名而死於搏火之實,也是一種悲哀!

馮婦當時為何為士人所笑,實在看不太出來,而重操舊業又有何不可焉?細想之,如果是以眼下老邁之身,卻強拼過往搏虎虛名,那確實是令人遺憾的!或許,馮婦應該服老,應該見好就收,而不是在眾人簇擁之下,忘記了力已不逮的事實吧。

「不許人間見白頭」,馮婦之謂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