雀屏中選，親上加親，奪權稱帝，何惜血蔭

南北朝期間，北周在北，陳國居南，北周傳至靜帝宇文衍，為時任大丞相、上柱國楊堅以「受禪」為名，逕行廢周自立並改元開皇，建立隋朝。當時同為上柱國之竇毅，其妻為北周武帝（宇文邕）之姊「襄陽長公主」，故而竇毅是北周的外戚一族。竇毅之女（名不詳，史稱竇氏），因受周武帝特別喜愛，故而自幼即養於宮中，且對周武帝時有建言。楊堅以受禪之名取代北周，竇氏對其父竇毅說：「恨我不為男，以救舅氏之難」，以此觀之，其胸中丘壑實不下於男兒！由於竇氏自幼即識見不凡，竇毅遂對妻子說：「此女才貌如此，不可以妄許人，當為求賢夫！」講白了，就是希望女兒找個門當戶對的東床快婿。

隋文帝楊堅，娶了西魏大將軍獨孤信的第七女「獨孤迦羅」，而獨孤迦羅的大姊（史稱明敬皇后獨孤氏，字不詳）則嫁給了北周明帝宇文毓，再加上楊堅的長女楊麗華，嫁給了北周宣帝（武帝長子宇文贇），故而隋文帝也是北周的外戚，而且關係極為密切。此外，獨孤信的第四女，則嫁給了北周安州總管，柱國大將軍李昞，也就是嗣後建立唐朝的李淵的父親，而李淵的祖父李虎，則是隨同西魏宇文泰南征北討，建功立業的八柱國之一，李虎的兒子娶了獨孤信的女兒，由於兩人皆是將門之後，柱國兒女，算起來確實是門當戶對，一時姻緣！

既然李淵有個柱國大將軍的祖父（李虎）、父親（李昞），家世自然不凡。是以當竇毅替女兒招親，並希望「求賢夫」之際，李淵前往一試，想來也就自然而然了。竇毅招婿，是在自家門屏上，一左一右的畫了兩隻孔雀，然後：「諸公子有求婚者，輒與兩箭射之，潛約中目者許之。」我們不知這兩隻孔雀劃的有多大，也不知道李淵在距離多遠的位置放箭，但要連續兩箭都射中孔雀的眼睛，依照自然變異的邏輯，當然也不容易。《舊唐書》記載：「前後數十輩末能中，高祖後至，兩發各中一目，毅大悅」，於是竇毅將愛女許配給了李淵。李淵的母親（元貞太后）是獨孤信的第四女，而隋文帝的皇后（文獻皇后）則是獨孤信的第七女，北周明帝的皇后（明敬皇后）又是獨孤信的大女兒，而李淵又娶了竇毅的女兒，如此親親戚戚網網相連，依靠著血脈相連的關係，政權便是靠這樣的關係鞏固起來。

李淵的射藝，替他娶來竇毅之女，也成就了「雀屏中選」的成語，至於李淵的射箭技術，似乎無人多談。今翻閱《唐書》，大業十一年隋煬帝幸汾陽宮，身為姨表兄弟的李淵，為煬帝任命前往山西，擔任「河東黜陟討補」（依《舊唐書》）或「河東慰撫大使」（依《新唐書》），因賊帥毋端兒（突厥名）率千人薄於龍門城下，李淵乃「從十餘騎擊之，所射七十發，皆應弦而倒，賊乃大潰。」在《新唐書》中，這段歷史多加了幾句話：「賊敗去，而殮其屍以築京觀，盡得其箭於其屍！」這說明李淵的騎射技術卻實不凡，那於定點以射孔雀之目，應該是易如反掌的！唯一剩下的問題是，有如此神技，李淵卻於求親時「後至」於數十輩，顯見其求娶過程並不積極，箇中原因，恐怕誰也不知道了。

李淵有子二十二人，而竇氏嫁給李淵，則育有四子一女，長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三子李玄霸、四子李元吉，以及平陽公主，其中玄霸早卒。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庚申日（公元626年7月2日），《舊唐書》載：「秦王以皇太子建成與齊王元吉同謀害己，率兵誅之」，經過「六四玄武門之變」，兄弟三人互殘，竇氏骨血，最後也就只剩下李世民一人了。大唐開國，四子一女皆有貢獻，顯見竇氏提攜教誨之功絕不可沒。竇氏未嫁之時，以稚齡之女，曾建請北周武帝對突厥身份的皇后「抑情撫慰」，以平邊患，嫁給李淵後，又建請李淵將身邊駿馬送給隋煬帝以避其禍，李淵不聽而果獲罪，日後追思竇氏之言，乃數「進鷹犬」予煬帝，隨後即擢拜將軍，得此經驗，便涕泗縱橫的對諸子說：「我早從汝母之言，居此官久矣。」如此看來，竇毅說：「此女才貌如此，不可以妄許人，當為求賢夫」的邏輯，確實也是知女莫若父了。

「雀屏中選」其典故如此，原為為女擇婿之意，用此成語，則女有壯夫經天緯地之志，而待選之人，則有驍勇開疆闢土之能，李淵與蕭氏，有此一佳話傳後，當已不枉，所惜立國之後，三子垂涎皇位乃至骨肉相殘，終而血染玄武，倉皇退位，如此起落，又能不令人太息者再！

不見舍利見膽石

余因膽疾，開刀取石，黑石既出，疼痛遂沒！今日腹上傷口有四，而後五臟六腑少一，中內缺一臟器，感覺上確有空空然怪異之感！若在古代，遇此膽囊急性發炎，實不知能否續命苟活。想馬王堆出土之不腐女屍，乃西漢長沙國丞相利蒼之妻辛追夫人，經解剖檢驗，其命盡之際當為瓜熟之時，而死因則為膽道堵塞之急性膽囊炎所誘發之心臟疾病。如是，以今日超音波檢驗及內視鏡手術之便捷，辛追夫人之天命，應不止五十而已。

當年負笈美國印州，有陳姓女同學因其母隨來同住，故而頗為照應同修之人，平日有送茶之便，假日則有炊爨之食，冠緯兄因與其有舊，故先有得便之宜。雖如此，卻笑曰：「爾死後當全身舍利」！眾聞之亦大笑不止。爾後「全身舍利」遂成當時我輩相互取笑之言！然舍利，當即人體之結晶體也，體內竟能結成硬石，大小不一且顏色殊異，確實造化為工，人體亦為工也！

唐時，太監杜英奇建請憲宗迎法門寺之佛骨（指骨）於長安，韓愈聞聽，上《諫迎佛骨表》以示反對，重話有如：「枯朽之骨，凶穢之餘」、「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如此，釋迦摩尼涅槃後的遺物，對韓愈而言，也不過就是根骨頭而已，而且應該「投諸水火」，將之再燒一次使之灰滅，或放諸流水，永世不存。表上之後，憲宗大怒而將之貶往潮州。在潮州，韓愈另寫就《祭鱷魚文》一篇，讀之令人捧腹！在長安，韓愈趕佛骨；在潮州，韓愈趕鱷魚，一代文豪跟不能言語之死人與動物作對，奇哉！怪哉！

結石何來？迄今醫學無法定論，然必發生一定程度之「化學」變化，方可將鈣磷等體內微金屬結晶為石！惟「指骨舍利」不同，釋迦摩尼火化之「遺物」即為舍利，據傳當時佛陀涅槃，自引三昧真火化去肉身，而生八萬四千多顆真身舍利，如此能耐，當真是全身舍利了！故而佛骨舍利，顯非單純之結石晶體而已！一九八七年，陝西扶風法門寺地宮重現，共發現四枚佛骨舍利，其中第三枚，微黃，質地似骨，其餘一、二、四號則質地均如白玉！試想，火焚之後，理應僅剩白骨，而佛陀之舍利卻晶瑩似白玉，確實無法解釋！或許，以今日之火化溫度重燒一次，有機會能使之灰滅，但以現今普羅信眾之虔誠，以及政治之需要，又豈能隨意慨允之？

李時珍《本草綱目》中，載有「淋石」及「癖石」兩種。淋石，即今日之「腎結石」或「尿路結石」，而能自尿路所自然排出者。依據李時珍的說法，將此淋石磨粉服用，「當得碎石隨溺出」，真好像吃腦補腦般，吃石頭也可以排石頭的！醫學專業如李時珍，尚有如此一說，不知中醫是否真有如此排石治療之方，抑或僅能聊備一笑？至於「癖石」，就是身體其他部分的結石，李時珍說這是「專心成癖」、「精氣凝結而然」的結果！若真如此，我的那顆膽結石，也應是過去努力不懈，專心用功，以致精氣凝結的結晶啦！此外，李時珍將動物的化石說成是：「有情之變異也」，而將植物以及玉類的化石說成是：「無情之變異也」！如此說來，有情、無情，竟然才是中國人結石的主要原因！據此，顯然李時珍對化石之成因，係受溫度及壓力之影響之故，茫茫然，昏昏然，不解矣。

余今日以手術取出膽石，黝黝然、晶晶然、圓圓然，而知其為體內之結晶石也，若不然，他日我身火化，雖不能「全身舍利」如得道高僧，但外人恐亦頗見議論，必以為我乃「有道」一二之人，否則又何見此褐黑之「舍利」也！看來先取此石，是我與佛無緣也，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勞燕分飛

《樂府詩集》中，梁武帝蕭衍有《東飛伯勞歌》一首，首四句：「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誰家女兒對門居，開顏發豔照里閭」，原本說的是一位待嫁姑娘的故事，而後，竟然演化成「勞燕分飛」之成語。

「勞」，當即伯勞鳥，至於「燕」，就不知梁武帝時所指的是哪一種燕了！經查，伯勞鳥於中國計有十一種：灰伯勞、灰背伯勞，虎紋伯勞、牛頭伯勞、楔尾伯勞、黑額伯勞、棕尾伯勞、棕背伯勞、紅尾伯勞、紅背伯勞、栗背伯勞等，生物學上屬於伯勞科，伯勞屬，而梁武帝生於建康，廢南齊和帝蕭寶融後，亦定都南於建康（南京），故而《東飛伯勞歌》中的那隻伯勞，不太可能是分佈於華北、西北的長尾灰背伯勞，而有可能是廣佈於長江以南地區的棕背伯勞！在十一種勞伯鳥中，灰背、虎紋、牛頭、紅尾伯勞屬於候鳥，而棕背伯勞則屬於留鳥（有別於隨氣候遷徙之侯鳥），因此東飛伯勞的描述，不論是灰背伯勞或棕背伯勞，以東西言之，都不應該是氣候變遷所造成的遷移結果。而詩裡那隻「燕」，則明顯是為候鳥，在中國亦有九種之多，冬季南遷，春季北返，但不管屬於那一種，描述上也應該以「南飛燕」（冬季）或「北飛燕」（春季）形容，再怎麼樣都不應該是「東飛燕」的！故而蕭衍詩中「東飛伯勞西飛燕」的說法，應該只是「起興」的用語，跟侯鳥與留鳥的習性是無關的。

有關伯勞的鳴叫時間，歷史曾上有過一段很長的爭議！在《詩經‧豳風‧七月》中，曾有「七月鳴鵙，八月載績」的說法（依據爾雅釋鳥：「「鵙，伯勞也」，鵙（音ㄐㄩˊ）就是伯勞鳥，績即紡織），意思是說：「七月伯勞樹上唱，八月紡麻織布忙」，這裡的七、八月，使用的是夏朝的曆法，而七八月在周曆則已是秋天了！而《呂氏春秋‧仲夏紀》亦有「小暑至，螳螂生，鶪始鳴」！而小暑是在陽曆夏季的七月上旬！汲冢《周書‧時訓解篇》則說：「芒種又五日，鵙始鳴」，芒種亦為六月上旬，於是為了哪一種鳥會在何時鳴叫，古人有不少爭論，這種爭論，顯然跟「鵙」到底是哪一種伯勞鳥有直接的關係。到了明代，胡廣等纂輯《詩經大全》時，聰明的綜合了各家的說法而說：「鵙，仲夏始鳴，七月則鳴之極」。如此，把鵙鳴叫的時間，從夏天一路延伸到秋天了！其實這邏輯也很正常，鳥兒鳴叫的時間就本是其正常活動的時間，不活動，也就聽不到其叫聲了。

在鵙鳥的爭議中，連寫《本草綱目》的李時珍都插上一腳，在《禽部》第四十九卷中，李時珍將已知的八種說法作一比較，最後選定注解《爾雅》的郭璞之說，但最終也只是在伯勞鳥的「形體」上作考證而已，而李時珍做伯勞鳥的形體考證，應當是擔心取藥錯誤的遺憾。《本草》中，李時珍將伯勞的「羽毛」，以及所棲息過的「踏枝」都當成藥來用，說是帶上伯勞鳥的羽毛，可以治小兒「羸瘦」之病（顯然是指消化吸收不良之病），而使用伯勞鳥踏過的樹枝鞭打小孩，則可治「語遲」之病（所指為說話遲鈍之病）！據此，《本草》顯然有精闢之語，也有無稽之言！

到底鵙是哪一種伯勞鳥？《詩經‧豳風》中的豳地，據考證係位在今日陝西栒縣、邠縣一帶。如此，鵙鳥應該是分佈在相對較北邊之「灰背伯勞」！近人揚之水在其《詩經名物新證》一書中，即認定鵙鳥當為「灰伯勞」。而由高明乾、佟玉華、劉崑三人合著之《詩經動物釋詁》中，則言：「伯勞同屬的鳥有多種，詩中的鵙是泛指，今以常見的棕背伯勞釋之」！說實話，到底鵙是哪一種伯勞並不是很重要，而在豳地農耕的周代古人，當時能否那麼明確的分辨十一種伯勞，應該也是存疑的。

勞燕分飛，不同的鳥飛不在一起，本也不足為怪，英文成語也說：「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當情盡緣了，男女各自分飛，看來也未必是件壞事，只是這跟燕子、伯勞怎麼飛，飛哪裡，自然是一點關係都沒有的。

諸葛亮舌戰群儒，揚子雲投閣而死？

《三國演義》中，劉備當陽慘敗，乞救兵於東吳，意欲連兵赤壁以拒曹操。此時，諸葛亮隨同魯肅隻身來到東吳，與江東英傑見面之後，因戰降意見相左，乃有「舌戰群儒」之經典。其中汝陽程德樞嘲笑孔明「好為大言，未必真有實學，恐適為儒者所笑耳」，引來孔明「儒有小人君子之別」的一番大論，而其中提到小人之儒時，其議論如下：「若夫小人之儒，惟務雕蟲，專工翰墨，青春作賦，皓首窮經；筆下雖有千言，胸中實無一策。且如揚雄以文章名世，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閣而死，此所謂小人之儒也；雖日賦萬言，亦何取哉！」於此，揚雄成了屈膝投靠王莽，留下千載罵名跳樓而死的小人之儒！《演義》中言之鑿鑿，然此言不真，略說明如下。

揚雄一生，歷經西漢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及新莽五朝，其生於漢宣帝甘露元年，卒於王莽天鳳五年，得年七十一歲，而非死於跳樓。四十二歲之前，揚雄居蜀不出，劉禹錫《陋室銘》所稱的「南陽諸葛盧，西蜀子雲亭」，其中子雲亭，指的就是揚雄在成都附近郫縣老家所建的亭子。而《演義》中所謂的「日賦萬言」，顯然是指揚雄於漢元帝元延元年至三年間，擔任「黃門郎」時所寫的《甘泉賦》、《河東賦》、《羽獵賦》、《長楊賦》等四篇大賦！然而揚雄自己在《法言‧吾子篇》中明確的說道：「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如此，四十四歲以後的揚雄，顯然就不再作賦了，而揚雄其他賦篇如《蜀都賦》、《檄靈賦》、《太玄賦》、《逐貧賦》、《酒賦》、《反離騷賦》等，應該都是元帝元延三年以前的作品。王莽篡漢於孺子嬰三年十月（亦即王莽居攝之第三年，時為公元8年），而揚雄作賦停筆於元延三年（時為公元前10年），其間差距近18年，因此將曲身事莽，日賦萬言兩件事連在一起數落揚雄，真的有些說不過去！

話說王莽於元始五年毒死平帝，並立兩歲之劉嬰為帝，自稱「假皇帝」，並改元「居攝」（自居當攝政王之意），又於孺子嬰三年（居攝三年十月），改元為「初始元年」，十二月，強迫劉嬰禪讓皇位，稱帝並改國號為「新」。此時之揚雄，年已花甲加一，且從元延三年至孺子嬰三年王莽篡漢，揚雄一直淡泊的擔任「黃門郎」的小官，不鑽不營，而於蘭台石室中博覽群書，自得其樂！顯然，其「青春作賦」之時光已過，然「皓首窮經」之努力則未止歇！

王莽始建國元年（公元10年），揚雄已然六十三歲，因「耆老久」，從「黃門郎」轉為「太中大夫」乙職，但此一職務絕非他自求而來。始建國二年，劉向之孫，劉歆之子劉棻因上呈「符命」以投王莽所好，反遭放逐，復因劉棻曾經向揚雄詢問「奇字」（揚雄顯然是位文字學家），在「辭所連及，便收不請」之命令下，連帶獲罪！當衙吏前來收補之時，揚雄正於天祿閣上校書，因自知死命難逃，便從天錄閣上魚躍而下以求自我解脫，惟高齡如此，投閣竟然未死，確也一奇！王莽得知揚雄遭收補後，以「雄素不與事」，加之牽連不過因問字之故，遂乃「有詔勿問」。如此，揚雄跳樓有之，然未死之，因此《三國演義》舌戰群儒中，以揚雄投閣而死的說法，當然是不成立的了。

王莽始建國五年，揚雄已然六十六歲，受莽詔不得不為《元后誄》，復受命而寫《劇秦美新》，致使揚雄成為新朝之御用文人！然以當時之環境，文人如揚雄者，似乎也沒有多少選擇！而後，南宋朱熹在其模仿《春秋》及《左傳》之《通鑑綱目》中，大書「莽太夫揚雄死」！自是，揚雄罵名垂之千載矣！然而《三字經》中卻有「五子者、有荀揚、文中子、及老莊」之句，看來同是南宋大學者的王應麟，在是非之取捨上，與朱熹的偏好是很不一致的。

《三國演義》中對揚雄做賦似頗有不滿，事實上，揚雄在其《自序》中，將其做賦的諷建目的以及結果，說的很清楚，而其結尾數句，也表白了何以不再做賦的原因，錄之如下：「雄以為賦者，將以諷也，必推類而言，及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迺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諷，帝反縹縹有凌雲之志，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而不復為。」風雅頌也好、賦比興也罷，如果儒家硬要將「法度」套在文字之上，那詩詞歌賦、戲曲小說，所能發揮的想像空間，又還有多少呢？

皓首窮經之揚雄有之，投閣而死者則未或見，以諸葛孔明之賢，是不可能弄錯的。如此，《演義》之辭，在漢賊不兩立的框架下，讀之能不慎哉！

「建寧二年正月乙亥日」郭林宗卒年記

依據《昭明文選》中蔡邕所撰之《郭有道碑》，述郭林宗之卒日為「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然漢靈帝建寧二年正月並無「乙亥」日，是以知原文在輾轉翻刻之下，或年，或月，或日，必有一誤！否則以蔡邕對郭林宗之熟稔程度，加之刻石立碑之日有近萬人同觀覆核，因此蔡邕筆下之生卒日期，是不可能有所誤記的。

若「正月乙亥日」為確然，則依據方詩銘、方小芬《中國史曆日和中西曆日對照表》所載，郭林宗當卒於靈帝建寧「四」年，而非二年。若「二年正月」為確然，則「乙亥」日當改為「乙巳」、「乙卯」、「乙丑」（若乙字正確），或「辛亥」、「癸亥」（若亥字正確）五者之一。

因此，排列郭林宗之可能卒年，可為下列任一：
1. 建寧四年正月乙亥日（十四日）：即西曆171年三月八日
2. 建寧二年正月乙卯日（十二日）：即西曆169年二月二十六日
3. 建寧二年正月乙丑日（二十二日）：即西曆169年三月八日
4. 建寧二年正月辛亥日（八日）：即西曆169年二月二十三日
5. 建寧二年正月癸亥日（二十日）：即西曆169年三月八日

由於建寧二年正月無乙亥日，因此王利器《鄭康成年譜》及陸侃如《中古文學系年》二人，均直接將郭林宗之卒年繫於建寧四年。考之袁宏《後漢記》，建寧二年九月後，尚有郭泰悼念三君、八俊之死之慟詞，因此以郭泰卒於建寧二年正月之說顯然有誤，基此，郭林宗之卒年，當可確認為建寧四年正月乙亥日。而《文選》二、四之差，當為翻刻使然，魯魚亥豕，帝虎根銀，實亦難免爾。

中國以干支記年由來已久，雖起源迄今尚無定論，但以夏朝君王已用天干之名，如亂改曆法的無道君王「孔甲」，中有「甲」字，敗給商湯的夏桀「履癸」，中有「癸」字，而商朝君王則幾乎均以天干為號，如遷殷之商王「盤庚」，中有「庚」字，攻打鬼方的「武丁」中有「丁」字，殺周文王父親季歷的「文丁」，中有「丁」字，以及最後之商紂王「帝辛」，中有「辛」字等等，應足見中國使用天干之早，至於地支之使用，各家說法不一，似亦當發生在殷商時期，然郭沫若先生在其《釋干支》一文中，則以為地支乃古代巴比倫人之創作，而後輸入中土。

東漢章帝元和二年（西元85年），朝廷下令正式推行「干支記年」，從此六十循環之干支法，成為中國歷朝歷代記年之標準，直至清宣統三年（辛亥），孫中山武昌起義，西曆漸行，而民國三十八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肇建，改採西曆，從此西曆竟成為中國記年之定格。世界各地曆法起源於天體運行之「星象」，而西曆則以耶穌誕生之年為「西元」之始點，並僅以數字累進，其方便自有，然背後天象運行之美感，則已不存。

建寧四年，東漢大儒郭林宗下世，前往山西介休悼祭者，竟成千上萬絡繹而至！入土之日，由「篆隸雙絕」之大師蔡邕主筆祭奠，並刻石以銘，終壽四十有四的郭泰，生榮死哀，或可以含笑九泉而無憾矣。

郭泰從徐稚之善，立德垂百世之師

東漢末年，年方十一之徐稚隨其父往見名士大儒郭泰，見郭泰正命僕傭伐樹，問所以，得知郭泰以為四方之屋內若有樹，是為「困」也，徐稚笑問，若人居四方之屋中，豈不成「囚」？郭泰窘甚，遂罷伐樹而從徐稚之言。以名重天下之大儒而能如此從善，確實不易！此一故事，正好似王安石著《字說》中，以「坡」為「土之皮也」，東坡聽聞大笑，遂以「滑」字豈非「水之骨也」以難介甫。如今，王安石《字說》所解之字已百不一存，而「徐稚救樹」的故事，卻與郭泰從善如流之胸襟，同而傳之後世。

《後漢書》載郭泰往見李膺，李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李膺何許人也？《後漢書‧李膺傳》上這樣說：「士有被其客接者，名為登龍門」，足見郭泰開始受到注目，確實是因為與李膺交往的關係，其後林宗返家歸隱，「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輛數千，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如此，在他人從遊不得，卻又能與李膺同舟共濟之下，郭泰的名聲自是更為響亮！然而郭泰到底是怎樣一個人？依據《後漢書‧郭泰傳》，曾讓蘇軾深自折服的范滂，在他人問起郭林宗為人如何時，以數語描述如下：「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這樣的郭泰，超俗而不絕俗，歸隱而不忘親，而天子、諸侯也都難以攀近其身，確實很有個性。

然而，對於郭泰自己所在乎的朋友，就是花再多時間他也願意。《世說新語‧德行篇》中曾這樣描述：「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車不停軌，鸞不輟軛，詣黃叔度，乃彌日信宿」，由此可知，郭林宗選擇交往的朋友，是極有原則的。在這裡，袁奉高就是舉薦陳仲舉（陳蕃）於窮巷的袁閬（音ㄌㄤˇ），而黃叔度則是當時號稱「顏子復生」的黃憲，兩人皆係天下名士，再加上徐稚，蔡邕，郭泰的往來之士，無一不鼎鼎大名。看人，顯然真要看他交往的朋友。

靈帝建寧二年，黨錮禍起，郭泰以憂時過甚而於正月乙亥殞逝，享年僅四十有二。是時，「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為其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慚德，為郭有道無愧色耳』。」當時從四方前來送葬的，另據《八家後漢書輯注》中謝承所說：「泰以建寧二年正月卒，自弘農函谷關以西，河內湯陰以北，二千里負笈荷擔彌路，柴車葦裝塞塗，蓋有萬數來赴。」由於謝承乃三國東吳人氏，且為孫權夫人之弟，更易於接觸歷史典籍，是以較現存由南北朝宋國人范曄所著之《後漢書》，更臨近郭泰年代，是以其言當亦更可採信。如此，郭林宗入土之日，直是萬人空巷，舉國同悲！由於郭泰乃山西太原介休人士，退隱後即講學於此，以是當時送葬之清流名士，亦畢集於此！如今尚存之郭有道墓，據聞其封土即為會葬人士所一一掬堆而起。

蔡邕寫《郭有道碑》時，對於郭泰的個性，以「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描述；對於他的處事，以「砥節厲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含括；對於他的學問，則以「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總結；至於教育後進，以「收朋勤誨，童蒙賴焉」八字表達感激；對於他無意仕進，又以「蹈鴻涯之遐跡，紹巢許之絕軌」讚許。蔡邕自認以這些文辭總結郭泰當毫「無愧色」，而對於後輩的我們，似乎也只能此一碑銘中，細細感受郭林宗當時的聲望，以其他對時事所產生的影響。

介休以「三賢故里」而聞名，顯然郭泰也部分造就了介休，四年前，我從太原一路南下至高平祭祖，過清徐、祈縣、平遙、介休等地，父親口中的故鄉風光便一一印入眼簾，清徐的醋，祈縣的喬家大院，平遙的古城，以及介之推不言祿所在的介休，所有的歷史記憶，逐一與少時所讀所聽激起共鳴，然而，我也想起翁景明教授對自身不努力，但靠先人遺澤過活所提出的警語：「靠祖宗留下來的遺產過活，那算是什麼英雄好漢！」郭林宗以短短四十二年的時間，成就天下大名，連送殯之日，往祭者都成千上萬不辭道路險阻而來，以表示對一代大儒之尊重與景仰，而當年翁師於台北靈糧堂出殯，故舊即門亦逾千人蒞會，想來對大師的景仰，千古咸同。郭泰所依靠的，絕無祖蔭，亦鮮同朋庇護，而是自己長年努力之積累，然而郭泰不立言，不立功，卻以立德一項，為他人師表，後世永傳。

生命自有起落，於不同時空背景亦自有其絢爛與寂寞，然我輩汲汲於名利，碌碌於富貴者，千帆過盡，所為者何？又可曾想過古人所謂之三不朽，為後世師，作他人則？而今即或能以萬貫之財成就合抱封樹，傍青龍，穴蟾蜍，並立碑綴文以飾，然若無令人景從之德行，看來也勢必與草木同朽了。

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食取人，當記宰我

司馬遷在《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寫道：「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而孔子在《論語‧公冶長》中亦說道：「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 於予與改是」。如果說以言取人會失去充分認識宰予的機會，而孔子又因為宰予的言語能力，而從此改變了觀人的角度，那宰予理應不是很會說話才是。但孔門四科，卻偏偏又將宰予列入「言語」一門之首位，《史記》還說他：「利口辯辭」，實在不解其中道理何在！

宰予曾經晝寢，孔子罵他：「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於予與何誅！」這幾句話歷來都是認定孔子對於宰我白天睡覺這事大不諒解，是以將之比喻為「朽木」、「糞土之牆」。東漢王充，在其《論衡‧問孔》篇中，對孔子因為宰我只不過睡睡覺，便大發脾氣且喻之為朽木糞土，實在很不理解，於是他說：「責小過以大惡，安能服人」？這是歷史上第一次有人替宰我鳴冤不平，而在國學大師南懷瑾的眼中，卻將「朽木糞土」的說法，解釋為關懷而非責罵。他認為孔子以宰我「身體虛弱」，所以通融他可以白天睡覺，而不需予以過份苛責！我們不知宰予曾經晝寢過幾回，也不知他到底是否在正午間睡覺，更不知他是否曾跑回宿舍「蒙頭大睡」，還是僅僅偶一「夢見周公」而已，然南懷瑾之翻案文章，聽起來似乎也不無道理。

孟子在《公孫丑》篇中說：「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足見宰我的聰明才智，顯然孟子也都知道！那「宰予晝寢」，也就不能僅解釋說宰我平日不努力用功讀書，而真的有可能是指宰我體力不濟，不宜過份要求的意思，至於宰我何以體力不濟，還是患病嗜睡，便史無記載了。但孔子周遊天下時，依照《孔子家語‧記義》的記載：「孔子使宰予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予以遺孔子焉」，足見孔子是曾經派過宰予先行前往楚國探路的，所以如果說宰我身體不好、體力不濟，應該也只是某一特殊時段間的狀況而已。因此，我們從宰我跟在孔子身邊周遊列國多年，並委予「廚師」之責下，或許就是希望宰我能在君子遠庖廚的伙房內，比其他同學都能順口多吃點東西吧！

東坡流放，雖未自創食譜，但世有「東坡肉」以傳，袁枚歸隱，悠遊小倉山間，則有「隨園菜」留後，於今但知有「一品鍋」、「懷抱鯉」等「孔府菜」令人垂涎，而當年孔子「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的如此挑剔，只不知宰我在周遊列國時的庖廚之內，於那麼多規矩，而食材之又那麼有限下，還能替孔子作出多少令後世欣羨的美食！而今侍奉孔子挑嘴的宰我食譜早已不傳矣，是天喪斯食，後人無緣也，惜哉！能不惜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