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話，需要自己用心解讀

少時讀《黔之驢》，開篇即言：「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這篇寓言的用意，我無意探討，唯獨對「好事者」三字，心裏一直有著許多疑惑。

試問：何以要載隻「驢」進入貴州？好事者此舉的動機又為何？僅僅是因為黔地「無驢」嗎？還是需要牲口所提供的勞動力？這位好事者，多管了閒事，可惜卻沒人確知他的真正用意。自唐代以降，似乎也少有人去臆測，這位好事者載驢入黔的初衷！但我們知道，「好事者」一定有其目的，只可惜「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顯然原始期待落空後，便置之不顧了。

同樣的，「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一句，李商隱「意不適」的原因為何，也只能以其身世、宦途、境遇，試著回溯當時造成意不適的可能原因。只可惜，無論哪一家說法，可能都不是李商隱鬱抑的真因。那個抑鬱的心事，可能是一時的，也可能縈繞了好一段時間，一切都再等待一個，一個一吐心緒為快的時機。

對於作者未明說的真意，讀者只能自行猜想，於是「字裡行間」的有限訊息，便成為臆測的線索，英語「read between the lines」、「implicit meaning」也都是意圖理解文字「背後」的意思。然而，有意探究作者弦外之音的，可能很有限。因此寫作者是否直白、或者含蓄，都會影響讀者探尋作者之本意的意願。柳宗元當年寫「三戒」，借動物之際遇，反應人情世故中的真與偽、善與惡，這可能即是作者的本意。

台大羅斯福路段，以及北二高三峽交流道附近，每年四月，均可見滿滿盛開的木棉，當時好事者之所種，應該正是為了這火紅的花朵吧！日前，行過大安公園，見其內木棉樹下落英繽紛，而有好事者將木棉花堆成一個「心狀」，另一個好事者，則在不同時間，將落花排列成：「I ❤️ U」三字，有「心」，有「愛」，這兩位好事者，用意應該一見可知，該是情侶的即興創作吧？我將之攝下，感受著擺花成形的那一刻，好事者會有怎樣的悸動。

《登樂遊原》的名句：「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後人各自臆測作者的用意為何，但這傷感的兩句，將時光難再、繁華落盡的惆悵盡寫於其內。如果夕陽之景在前，我相信每一個人，都可能因那一刻自己的「意念」，而有獨自的感觸。其實，每一天日出日落，只要意有不適，就很容易看到自己留下的光輝，與那近黃昏的夕陽。

過去，所寫的雜文中，許多曲折而不言明的的心境，有待讀者探究，但每一幀攝下的夕陽，都有那一刻的各自心情。一幀從高鐵車上拍的夕陽，由明亮而至灰暗，最後則是漆黑，光影的變化，即是人心情的變化。又一幀在公司樓頂所攝的夕陽，樓下盡是喧囂的車流，而樓上取景之人，卻有著黃昏已近，行將歇息的感受在內。每一幀照片，若體悟足夠深刻，不用多做提醒，便可重新體會當下的心境。

《黔之驢》與《登樂遊原》所不明寫的，正是讀者需要各自體悟之處，如此「好事者」、「意不適」，正因喻意略有晦暗，是以成為柳宗元與李商隱二人，留給後人細細咀嚼，然後身入其境並與前人交心的機緣。終究，許多話都需留給自己，咀嚼自己的一切，不論「適」與「不適」，遇過多少因好事而遭遇的艱難，都需繼續踽踽前行，並期待明日燦爛的陽光。

以下為所攝幾幀照片：

人生「該有」什麼樣子

人生路程走到六十四歲的人，應當是什麼樣子？是心態上，致仕之年將屆的無奈，還是仍可自詡老當益壯，存著壯心往前？

宋代熙寧變法，歐陽修在朝堂上與王安石意見極為相左，不得意下「七乞致仕」，終能於六十四歲之年請辭獲准，那是於神宗皇帝登基四年之後，才應允了歐陽修的致仕乞求。歐陽修累章告老，但神宗卻硬拖了四年，這既是對元老重臣的尊重，也是皇位未穩之際，對人事變動不得不謹慎的結果。畢竟，如果這位「文壇大老」一旦請辭，皇帝即慨然同意，確實有可能引發人事布局上的連動震盪。六十四歲，已然精疲力盡病態叢出的歐陽修，確實想懸車而去了。

歐陽修獲允歸隱潁州一年多後，即因病而故，得年六十有六。學者依據歐陽修文集中的詩文，推斷他患有消渴症（糖尿）已然多時，另有眼疾、風眩等症狀，最終在多重病因之下，走出了歷史舞台！這位當年為了蘇軾，發出「當避此人出一頭地」的六一居士，轉身雖未必光彩，但不忮不求，下台的身影依舊華麗。

可惜，歐陽文忠真正得以頤養的日子，竟然僅一年有餘，宦海浮沉中，他退休的規劃，盡寫在給熙寧四年月二十六日午時給兒子歐陽發的信中。信中提及他致仕後的「歸潁之計」，是在自建的房子中，與家人同享天倫，這位謙虛自謂「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的一代文壇宗主，於父親謝世後的六十年，終於熙寧三年寫成《瀧崗阡表》，那句「非敢緩也，蓋有待也」的開頭，是他於致仕前，以一聯串的職銜，給亡父的最佳交代。

同樣與王安石難以相安的司馬光，因執拗而無法與安石同朝為官，與其朝堂對立一肚子氣，不如退居洛陽，任一閒散的「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全然不問政事，而潛心致力於《資治通鑑》之寫作。就在司馬光六十四歲那年秋天，當《資治通鑑》收尾之際，他卻突然罹患「語澀疾」，這基本上疑似中風後口語不清的徵兆，當然也可能是巴金森症所生的結果。雖如此，司馬光於病中依舊堅持修史，直到耗盡十九年的心血方克完成《資治通鑑》，此書也終究成為後世帝王治理國家的重要借鏡。

司馬於《進資治通鑑表》中說：「臣今骸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為，旋踵遺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就知道他自己對此書付出了多大的犧牲，又對該書抱有多厚的冀望！可惜地，當《資治通鑑》終於於元祐元年刊行後，司馬君實於同年九月以六十八歲長逝而去。也就在這一年，隱居的王安石也於秦淮河畔半山園中，謝世而亡，荊公與君實的敵對立場，在六十五歲之年一同悄然飄進歷史。政治上的爭鬥，不管誰是誰非，最終都會在時移勢遷中化為烏有，誰不是寄身於石火光中，角上又有何事可爭？

另一個「一肚子不合時宜」的蘇軾，在六十四歲那年，於海南貶所終於盼來一紙赦書，然歡欣北歸途中，因「病暑暴下」（可能因中暑加飲食不潔所致之痢疾），加之能極可能因自行服藥不當，於六十五歲湛然羽化於常州。蘇子瞻得病之初，特別書屬其弟蘇轍：「即死，葬我嵩山下，子為我銘。」蘇軾對蘇轍的思念，充分顯現於「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這幾句之中，是以患病後囑咐其弟操辦後事，這兩人的兄弟之情，世上難有其匹！至於蘇軾一生的功業，竟然是他提壁所寫的三處謫所：「黃州、惠州、儋州」。

尚且懷有理想的蘇軾，遇赦離開儋州後，沿路受父老相携以迎、熱誠接待，但實在也沒料到，最終卻在「常州」終止了六十五年的人生旅程。曾敏行於《獨醒雜志》卷二內，清楚的描述當蘇軾北返至庾嶺之時，一村店老翁做揖前言曰：「我聞人害公者百端，今日北歸，是天祐善人也。」蘇軾則自嘲的回應：「鶴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合抱手親栽。問翁大庾嶺頭住，曾見南遷幾個回。」天道無常，烏台詩案後，蘇軾幾乎都在貶謫的路上，以此觀之，是否常祐善人已然不知，但在百姓眼中，東坡勤政愛民，修堤於杭州、建橋於惠州、更於儋州勸農、鑿井、興學，自然即是善人。

清末的左宗棠，早年屢舉不第，只能在各地書院教書、讀書以自我排遣，他自號「湘上農人」，應該就是他那時的景況。後得兩江總督陶澍器重，陶並於臨終時，將其家業及幼子陶桄都託付於左宗棠。左氏以八年光陰，對陶桄教之、訓之、導之，也保住了陶家基業，並妥善安排十六歲的陶桄，與其長女左孝瑜成親，這門親事，是陶澍尚在時就已做出的決定。試問若沒有絕對的信任，又怎願託孤於外姓之人。陶桄成親後，左宗棠託孤之任也終告完成。隨後，一路從張亮基、曾國藩的幕僚向上遞進，最後官升巡撫、總督。

左氏一生功業，都無法與他六十四歲時獨排眾議，義無反顧的「輿櫬西征」，終而收復新疆的功績相比。六十四歲時的左宗棠，既要面對李鴻章的異議，又需借債自籌糧餉，朝廷反對者自然多所掣肘，而那位代為籌措資金的紅頂商人胡雪巖，原本在商言商，替朝廷借債並收取利息本不為怪，但竟以破產結局，連墳塋所在都不敢讓人知曉，實令人慨嘆不已，是非功過，就留予後人評說吧！

這些六十四歲左右的歷史人物，有急流勇退如歐陽修者、有患語澀卻堅持修史如司馬光者、有窮盡一生心力推動新法，卻留下無盡詆毀的王安石、還有遇赦北返有所期待，但卻病暑暴下逝於常州的蘇軾，以及輿櫬西征收復新疆的左宗棠！這些耳熟能詳的人物，人生際遇各自不同且天命有限，但彼等留給後人的，應是在相似心境下的無限唏噓。

近日身體有異，掃描結果待之甚久，醫師轉動銀幕，將掃描結果給我自看：「患者64歲，腦下垂體就該是64歲的樣子」（原為英文）。行至如今，也曾有許多期待與綺夢幻想，但到底什麼又是「該有」的樣子？古人所定的標竿：「十又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之後五十、六十、七十的一路追尋，然而透過歷史人物的投射，期待與理想各自不同，年紀與功業即恐非重點，而是在時間的流轉中，能否淡然接受有限的自己，還有努力過的痕跡。

或許此時，更當莫言去日苦多，且留來日方長之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