緣，可以化、可以修、可以求，但不可強

年紀越大，越覺得人生裡的際遇，都是緣，起落是緣，功名利祿也是緣，得之是緣，不得之也是緣，所以凡事盡力後，隨緣即可，如此緣起緣滅，冥冥之中有著自己的道理，而強求之緣實難長久，是以凡事無機不得其緣，無緣不得其渡。

偶讀趙翼《簷曝雜記》，其中《程文恭公遭遇》一篇，提到他的外舅程文恭公（程景伊）仕宦發達的過程。大意說其外舅任職禮部侍郎時，圓明園失火，滿朝大臣都前往協助灌救，程景伊亦踉蹌前往。正巧，就他一個人碰到乾隆乘輿而出，而前後趨救的大臣們，乾隆卻一個也沒見著！於是「上遂心識之，…自是邀聖眷，…其端皆自救火之日起。」從此宦途順遂，顯赫一時！趙翼因此感嘆的說：「仕宦進退，莫不有命！」的確，造化弄人，一場不知名的大火，竟有緣的燒旺了程景伊的宦途，而趙翼於乾隆二十六年應辛巳恩科時大魁天下的夢，據《履園叢話》所載，卻因籍隸江、浙之故，在乾隆「三卷互易」之下，將狀元點給了陝西韓城的王杰，趙翼因而失去他應有的狀元頭銜。

我對程文恭公的認識，最初是來自閱讀《隨園老人遺囑》一文，那是袁枚下世前對兩位孩子袁通、袁遲的叮嚀！文中提到：「乾隆四年，蒙皇上恩點入詞林，以年少故派習清書。同年現在者，阿廣庭公相；已逝者，常州相國程文恭公景伊、番禺協辦莊滋圃亞相有恭、蘇州禮部尚書沈文恪公德潛…。」程景伊、莊有恭、沈德潛與袁枚，是乾隆四年的同榜進士，程景伊初任禮部侍郎時係在乾隆十九年，那年程景伊四十二歲，已然是從二品的高官，而袁枚卻只擔任過溧水、江浦、沭陽、江寧等縣正七品的知縣，時任總督的尹繼善曾保舉袁枚出任高郵知州，但卻硬生生被吏部打了回票，袁枚一氣之下，於是「我心不樂，適老母患病、遂乞養歸山」，那年隨園先生才三十七歲！人生的際遇，仕宦的運途真的不可以「道理」計！但誰也沒料到袁枚歸山之後，日後除文采斐然之外，亦長袖善舞，於商場上春風得意，竟可累積萬金之財，真的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乾隆四年的進士榜中，狀元郎是廣東番禺的莊有恭（莊滋圃），之後經十餘年之歷練，莊於乾隆十七年時，已然署官兩江總督，一方封疆大吏的他，那年也才剛剛三十九歲！遺憾的是，除了對清史有興趣朋友外，多數人是不知道有莊有恭、程景伊、趙翼這些歷史上的「知名人士」的，而袁枚若不是選入教材的一篇《祭妹文》，恐怕也難能為如今的大眾所知曉。但又很幸運的，周星馳《唐伯虎選秋香》一劇，裡面有個叫華安的書童，與參謀將軍「對穿腸」有過一場「對對子」的大戰。其中兩人有這麼一對：「（參謀）圖畫裡，龍不吟虎不嘯，小小書童可笑可笑！」，「（書童）棋盤內，車無輪馬無韁，叫聲將軍提防提防！」而事實上，這兩句對子是脫自莊有恭小時與知府大人的對對，其原文是：「（知府）龍不吟、虎不嘯、花不香、鳥不叫，見個小子可笑，可笑」、「（有恭）車無輪、馬無韁、炮無煙、卒無糧，喝聲將軍提防，提防。」於是，張冠李戴之下，那個有趣的小小書童，替莊有恭留下了原本就該青史留名的對句，金榜題名的狀元郎大夥不知，卻透過「塵世中一個迷途小書僮」的戲劇口白，使此一對子廣達於眾！

《遺囑》中提到的沈德潛（禮部尚書沈文恪公德潛），一直到乾隆三年以六十七歲高齡方才中舉，翌年則與莊有恭等同中進士（二甲第八名），而後得乾隆之優眷，當上了太子太傅，直到乾隆三十四年以九十七歲高齡辭世。未料下世之後，乾隆四十三年因徐述夔詩案爆發，據《清史稿》所載，以徐之「一柱樓集有悖逆語」，而沈德潛於集前替徐述夔立傳，裡面有文人很一般的酬祚之語「品行文章皆可法」，因而導致乾隆不懌，終而下議九卿，落得個「奪德潛贈官,罷祠削諡,仆其墓碑」的下場！袁枚晚年回憶起沈德潛的詩，以及最終仆墓的結局，或許會替自己三十七歲時所做的辭官決定感到慶幸！誰會知道在莫名的演繹之下，「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是背逆之語呢？誰又會料到替徐述夔寫的小小應酬傳文，又會惹來一身腥呢？連死後都不得安寧。

袁枚於《遺囑》中，交代兩個兒子要好好保持「隨園」三十年不變，再之後則「付之悠悠，不但我不能知，即汝等亦未必知，達人見解所不必再計者也。」顯然袁枚是知道世間沒有永遠的，所以才立下三十年之期，而這個隨園日後幾經戰火，在袁枚的孫子袁祖志（袁通之子）於光緒十八年追述《遺囑》之時，隨園已經「鞠為茂草」了！再依據中央大學教授朱偰先生《金陵古蹟圖考》一書，上世紀三十年代的隨園，幾乎「掃地盡矣」，只剩下「墓碑」一塊，「破椽」一楹。黃強先生對隨園所經歷的滄桑變化感嘆不已，於是唏噓的寫下：「物是人非，隨意而成的隨園，歷經滄桑，隨園還是隨緣吧！」的確，仕宦之途是緣，園林之設也是緣，唐朝杜牧寫《阿房宮賦》時是如此，北宋的蘇軾寫《凌虛台記》時是如此，清代的袁祖志寫隨園的結局亦是如此！而身後的封樹難保亦復如此！斗轉星移，洪川東逝，其中有紅塵奢戀，有人間恩怨，世世代代無處不是緣。

隨園之破敗與太平天國亦相關，清末陳作霖的《秉燭里談》，即提及太平天國在南京時對園林景觀的破壞：「自經粵亂，復尋舊跡。」太平天國失利後，遵王賴文光率東捻繼續抗擊清軍，並於同治四年高樓寨一戰，斬殺僧格林沁親王，但同治六年勢衰之後，於揚州瓦窯鋪為清軍吳毓蘭所俘殺。而因緣際會擒獲捻酋的吳毓蘭，依據《清史稿》列傳所載，同治五年時吳係以正四品之道員選用，吳雖歷有戰功而從知縣、知州、知府一路擢昇，但卻並未經歷重大陣仗，如今叨天之幸，遇到勢蹙已極自撞而來的賴文光，此一送上門的戰功，使吳毓蘭以「擒獲巨憝」顯名天下，遂立即簡放道員，並於同治六年升至從三品之布政使！《清史稿列傳二百二十》於評論金國琛、黃淳熙、吳坤修、康國器、李鶴章、弟昭慶、吳毓蘭等人之仕宦起落時，感慨際遇之不同，有心的寫下難言的無奈：「功名之際，遭際固難測哉！」

一場無由之火，程景伊獲得聖眷官至一品尚書；一時不悅之氣，袁簡齋乞養歸山止於七品知縣；一卷因江浙籍貫之故，趙雪崧痛失狀元名銜；一篇酬祚的立傳之文，沈德潛為之奪官仆墓；一頭撞進來的軍功，使吳毓蘭擒獲巨憝而名顯天下；一齣無厘頭的影劇，讓莊有功之絕對婦孺皆朗朗上口！緣，可以化、可以修、可以求，但若化不來、修不得、求不至，便一定要懂得隨緣，那是絕對強不得的！仕宦之途與功名富貴率皆如此、率皆如此。

「仕宦進退，莫不有命」、「功名之際，遭際固難測哉！」緣，若無那隱隱約約、似有若無的線絲，便無可因，也無可夤矣！

物中有理，物外有趣

沈復《閒情記趣》有云：「余憶童稚時，能張目對日，明察秋毫，見藐小微物，必細察其紋理，故時有物外之趣」，此間所謂「物外之趣」，當在觀察藐小微物紋理之後的心得，所以是為物外，也是「趣」之所在。

工作所在之頂樓有雜土數方，不月餘即莠草盈庭。清理而後，屢見「苦蕒菜」散佈其中，細觀此草之生長，但見芽發之、葉抽之、莖長之、花展之，瓣落之，而後成為帶著白色羽翅種子的球狀之物，再之後羽翅迎風飄散，隨遇尋找下一個落土的生機！一株小草，就這樣不斷的進行著生命的循環，沒有任何聲音，也未受任何關注，但卻堅毅而強韌的，走著自己生命的道路！物中有理，物外有趣，這或許就是沈復的細察所得。

《小窗幽記》中說：「得趣不在多，盆池泉石間，煙霞具足；會景不在遠，篷窗竹屋下，風月自賒。」顯然陸紹珩已深得怡然自得之樂趣，回想蘇軾所言：「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看來一個人怎麼看所見的景物，又看的有多深，怎麼解讀所看之物，解讀的方式又如何，便決定了趣味之多寡，無所感之人，自然無趣，而有感之人，自然得其旨趣，甚至興趣盎然。

行過龍門國小，見路旁有紫花兩莖，黃花多朵，花色隨陽光之有無兀自不同，為之駐足而觀並攝影留念，想起「花自飄零水自流」的詞句，那可以是李清照的閒愁，也可以是沈復的閒情，是情、是愁，一切都在那一時間趣之所在。余當日甫從手術室中而出，幸而未有大礙，落花時節未到，故而見花依然是花，或黃或紫雖處於雜草之間，但生機依舊盎然，行人有多少駐足如我者？又有心境多少如當時之我者？無所謂矣，蓋趣有不同，急趣而過者，不得此無盡藏耳！

少時，洪小喬有《愛之旅》一曲：「風吹著我像流雲一般，孤單的我也只好去流浪，帶著我心愛的吉他，和一朵黃色的野菊花。」那一朵野菊花是為何花？是蒲公英？是苦蕒菜？是角茴香？還是牛膝菊？不知也！周杰倫亦有《晴天》一曲：「故事的小黃花，從出生那年就飄著」，花，尤其是黃花，似乎為人寄託著無盡的情感，沈三白之對芸娘，李清照之對趙明誠，洪小喬之對「往日的夢」，乃至周杰倫之對「從前從前有個人」！以物寄興，以物託趣，花或許不會知道人所賦予的使命，但花卻知道自己的命運，必然隨風飄蕩，且必須隨遇而安，而人又何嘗不如是？

想起李宗盛在《油麻菜籽》中的那一句：「經過了那些無奈和期待，我好高興有了自己的將來。」黃色的野花、黃色的油麻菜，配上色彩繽紛的大千世界，還有那些睹物生情、生愁的人們，不管如何飄，無論怎麼盪，最後，相信都會有自己的將來！

戲劇不是歷史，歷史卻是戲劇

在《雍正王朝》一劇中，「八王議政」逼宮一幕堪稱經典！在雍正被逼到角落之際，張廷玉憑藉軍機大臣的角色，以老成持重之音，引經據典之禮，侃侃而談進而保全了雍正的體面，在其替雍正辯護「新政」時，說：「攤丁入畝，使國庫的收入增加一半；火耗歸公，因此國庫又多收入了兩成！」這幾句劇中的話，值得探討一番。

攤丁入畝，就是將人頭稅計入地畝之內，有土地的（富人）多繳，沒土地（窮人）的不用繳，類似今日的土地稅。至於火耗歸公，則是鎔鑄打造金銀器具時，將殘留在模具中的那些極小量的貴重金屬，通通歸屬於國家！有如企業生產的下腳料都必須上繳國庫一般。依據張廷玉所稱，國家的財政較原本的收入，據此兩項政策從而多增加了七成！而張所稱的「國庫」，即是清代戶部之內的「庫銀」。

清代各省的財政收入，除少部分「存留」各省以為必須支應外，其餘都需「起運」至京師，地方若有所需，則必須上摺子向中央請求撥款！財政收支權基本上是由中央掌控，而戶部的庫銀多寡，即代表著清朝中央政府的國庫充盈程度。在當時，用戶部存銀多寡來判斷清廷的財政健全程度，確實是一個良好的指標。戶部是天下第一大部，相當於今日之內政部與財政部的合體，實際掌握著財政的「度」與「支」，也就是國家財政預算的計收與實際支出的重要部門，若有開銷之需求，就必須從戶部存銀支取。

針對戶部庫銀的研究似乎為數有限，其中史志宏先生寫之《清代戶部存銀收支和庫存研究》一書，由於係依據存放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之「戶部銀庫黃冊抄檔」，故而可信度極高，但因檔案館內康熙朝之資料留存不全，因此書內對於康熙朝戶部存銀之著墨甚為鮮少，雍正朝的資料亦屬有限，而乾隆朝的資料則相對齊備！基此，劇中張廷玉所稱之國庫存銀變動增長情形，實無法依據史先生之研究予以核實。又，在日人佐伯富所著之《清雍正朝的養廉銀研究》一書內，則有雍正朝地丁銀（攤丁入畝）及各省羨耗數（火耗歸公）的整理資料，可惜也不包含康熙朝的相關資訊，想要判定劇中張廷玉所言是否確鑿，還需要找尋其他的資訊才行。

所幸，在清人法式善所著《陶廬雜錄》卷一第四十四條中，記載有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之戶部存銀數字，雖說康熙年間之完整度依舊不足，但較之先前之研究，顯然有更直接且更精確之數值可供參考。該條所載戶部存銀之資訊，起自康熙六年，終於乾隆三十九年，惟以下康熙年間之資訊因「檔冊霉爛不全」故而缺考：7~10, 13~15, 18~24, 27~29, 38~41, 44~46, 50~51, 54~56。

吾人將上述資訊略做整理後，可以得出如下之時間序列圖：

很顯然的，康熙將天下交給雍正，雍正將天下交給乾隆之時，戶部存銀的數字都是從高點「遽降」至最低點之時！其中原因也很值得進一步討論，但至少我們可以說，如劇中張廷玉所說之時點是在雍正朝之前期（也應如是），若以三年為期（有如雍正五年比雍正二年），當時之國庫收入確實是一步步上升的，而且上升幅度還真的與張廷玉所言相距不遠！如此，二月河的小說，雍正王朝的編劇，至少在戶部存銀一事上，與「史實」偏離的差距顯然有限，足見小說之所以精彩，劇情之所以吸睛，定然有一部份之劇情必須紮根於真實的歷史之上。 雖說「八王議政」是虛構的情節，張廷玉當時也不是軍機大臣，但戶部庫銀多寡一節，倒是約莫可信！走筆至此，忽然想起顧詰剛的「疑古」與「辨偽」，一連串的層累之下，探析真相確實是一種快樂，但探析之後的所得成果，也未必即是真相。

近來，政府推出「斯卡羅」一劇，並透過文化部大力推廣，賴清德先生給予推介背書！殊不知，該劇內容背離史實甚遠，若將之視為依據小說所編寫之「戲劇」，幾層轉寫演繹下，就成了口吐鵝毛，倒也看看、笑笑無妨！但如若透過政府傾力推銷，將刻意編寫演繹之「劇情」當成「史實」，並對同胞進行認知注射，則真不值一看！畢竟該劇真的經不起史實的檢驗，大家若稍稍翻翻連橫的《台灣通史》「美船之役」一文，整個斯卡羅事件的歷史梗概也就輪廓清楚了。政治人物有無尊重歷史的「良心」，三言兩語便可快速為之透視！而研究歷史者若不能挖掘真相，反而逢迎附和當朝之人，失去的就是自己的學術良知與學術道德，自然有愧歷史、有愧所學！

戲劇不是歷史，歷史卻是戲劇，試問：如今可還有「趙盾弒其君」、「崔柱弒其君」的良知與史筆？

莊蝸

前些日子寫了「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一文，裡面那隻蝸牛，近日隨午後的陰雨又現身了。對我而言，竟然有點「老朋友」見面的感覺，細看它進食的過程，正是「細嚼慢嚥」的充分寫照。

就那麼一隻，突然替它伶仃的身影感到有些難過，畢竟獨自「蝸居」在六樓樓頂幾坪雜土之間，「它」應該是找不到配偶了！

承愚同學要我「收養」它，並告知那是「非洲大蝸牛」，是日本人八十年前引進台灣當成食材的。但我說它是「公共財」無法收養，僅希望這踽踽獨行的蝸牛身影，能夠繼續享有它自己的快樂。

於是，這一隻寂寞的蝸牛，給它取個走過必留下痕跡的名字：「莊蝸」！

前文網址：http://d9116903.blogspot.com/2021/07/blog-post_30.html

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

午後雨作停歇，於樓頂見大蝸牛一隻，緩緩挪移，觸角高舉，想係覓食而動，只不知此物從何處來，侷促於樓頂幾坪雜土之間，又能往何處去？

忽然想起白居易的《對酒》詩：「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於是細觀其角，忽高忽低，或短或長，綿綿細細，兀自探索，而兩角未見交集，角端無有多少「空間」，實不知又如何而爭？莊子當年以蝸牛左角之「觸氏」與右角之「蠻氏」爭地而戰，做為無謂之爭之寓意，應該也是一時興起之比喻。

蝸牛種類甚多，莊子於戰國時所見之蝸牛，與白居易於唐時所見之蝸牛，或也不同，體積越小者，觸角越小，角端之空間就更為微小矣！以角端之空間做地域爭奪之比喻，則莊子彼時所見之蝸牛，一定較今日所見之蝸牛為小。

民歌《蝸牛與黃鸝鳥》如是寫道：「阿門阿前一棵葡萄樹 ，阿嫩阿嫩綠地剛發芽。蝸牛背著那重重的殼呀，一步一步地往上爬」，詞中之蝸牛品種為何？不知也！但爬上葡萄樹應該是受葡萄香氣所指引的吧！至於「重重的殼」，那顯然是體積上的比喻了。蝸牛需食，人亦需食，蝸牛需有一方之土，人也需有一方之地，一方需有多大？又需要爭些什麼？人生在世，萬盅粟，食不過一張嘴，千重屋，睡不過一張床，懂得知足而不爭，僅取生養之所需，這需要時間的焠練方能有所體悟。

白居易寫《對酒五首》，寫作時不知有無酒意，還是單單借酒抒發？那年的白居易，不當是「君子無所爭」，而是晚年之際已然無需爭矣。同學寄來盛傳一時的大陸高考作文《酒》，不同情境不同解讀，但到人生暮年，還是需接受「隨富隨貧且歡樂」的人生，以及「不開口笑是癡人」的豁達。

忘了告訴大家，不論是莊子的蝸牛角或是白居易的蝸牛角，也無論蝸牛之品種為何，那個「角上」，其實是蝸牛的「眼睛」，可不是什麼能爭之地啦。

一朝一姓的歷史興衰，諸人諸事的歷史定位

歷史的記述角度不同，說法難免不同，但時日不當有誤，畢竟是哪一天就是哪一天，記述錯誤，也只能說先時資訊不對稱的情形相對嚴重，因誤聽而有所誤記，或因消息來源不同，是以差異在所難免。

康熙先滅了南明政權，而後平了三籓之亂，再之後便是收台灣，從此天下一統全部歸於清之版圖。可是，收台灣之前是先攻取澎湖，鄭軍澎湖海戰失利，台灣便隨之請降了。電視劇《康熙王朝》裡的情節，有相當部分背離史實很遠，原本無需多說，但收台灣究竟是哪月哪日，因記載詳略有差，值得提提。

《清史稿˙鄭克塽列傳》中，大要記述澎湖之戰如下：「（康熙二十二年）六月，琅師乘南風發銅山，入八罩嶼，攻澎湖，擊沈錦師船二百，斬將吏三百七十有奇、兵萬餘。」所以我們知道清軍海師是從福建「銅山」（今東山縣）出發，而後進入「八罩嶼」（今澎湖縣望安島），然後向北攻打「澎湖」（今馬公島），寥寥數語間，關係收台灣的重大戰役便結束了！然後便是「七月吳啟爵持榜入臺灣諭軍民薙發，克塽使請降」，再之後便是「八月，琅督兵至鹿耳門，水淺不得入，泊十有二日，…克塽及國軒、錫範率諸將吏出降。」簡單說，澎湖大敗之後，鄭氏便失去了抵抗的能力，而鄭克爽及掌政的馮錫範，也沒有試圖於台灣再做其他抵抗，而是於安平鹿耳門「迎於水次」，很平順的請降於施琅。

當時鄭將劉國軒將精兵約兩萬囤於澎湖，「蜂擁於風櫃尾、牛心灣等處」（此據《台灣通史˙施琅列傳》），事實上，除了上述兩處，據《劉國軒列傳》所載，鄭軍在澎湖之「雞籠嶼」、「中灣」、「四角山」（四角嶼）、「內塹」（龜山）、「外塹」（西台古堡）、「東峙」（案山）等處皆有駐軍且建有礟台，「沿海巨舟，星羅棋布，環設礟城，凌師以守」。風櫃尾與牛心灣的名字迄今都未曾改動，風櫃尾在今馬公市馬公灣的對面，牛心灣則在西嶼鄉東側，而「風櫃尾」其實才是施琅當時所稱的澎湖，透過掌握「風櫃尾」、「牛心灣」兩處，便可箝制整個澎湖灣，至於劉國軒何以不駐軍於八罩嶼（望安島），那是因為：「國軒知八罩嶼惡，望間當有颶至。」（據《台灣通史˙劉國軒列傳》）可見劉國軒對於澎湖的地形、氣候狀況是有深刻瞭解的。《孫子兵法˙地形篇》云：「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劉氏為將多年，知天曉地，海上有兩大主力艦隊遏抑澎湖灣口，陸地則有戎旗一鎮吳潛鎮守於風櫃尾，劉國軒雖然於海戰戰敗時逃遁回台，並於日後向清降清，但戰力有限，真的也只能徒呼負負！雖如此，連橫對他卻有很高的評價，將之比為秦將白起、王翦：「以國軒之武略，使乘風雲而建旗鼓，豈不足烜赫一世？而終為敗軍之將者，何哉？語謂：『大廈將傾，非一木之所能支』…時之不得假也，悲夫！」有如此體諒之言，真的也不枉了，但劉最終以降清做結苟全一命，成為清朝之天津總兵，那又何必一定要在戰場中犧牲這麼多的將士性命？

《康熙王朝》中不斷提到「風信」（風向）一事，這在史書上有明確記載。依據雍正年間陳倫炯所著之《海國聞見錄˙自序》，其內有這麼幾句話：「聖祖仁皇帝命征澎、臺，遣靖海侯施公琅提督諸軍；旁求習於海道者。先公進見，聚米為山，指畫形勢，定計候南風以入澎湖。」可見「等待南風」一事確實是當時的共識，至於陳倫炯的父親「陳昴」有沒有那麼厲害，有否「候南風」之建言就無須考究真偽了，畢竟雍正時台灣早已納入清之版圖，就算是掠人之美，也無從確悉矣。《清史稿˙施琅傳》中，針對征討台澎，康熙二十年施琅即有疏：「俟風便，可獲全勝」，於二十一年又提及：「但遇風利，即可進行」，至於「風利」與「風便」是什麼並中沒有多說，但隨後於「二十二年六月，瑯自桐山攻克花嶼、貓嶼、草嶼，乘南風進泊八罩」幾句，則明確點出是「南風」，而且進兵的順序也非常清楚，這與《海國聞見錄》內容相符。考之《台灣通史˙施琅列傳》，裡面提到施琅與李光地的對話，李光地提出大家的疑問：「南風不利行軍」是何道理？施琅完整的說出了他對海象的掌握，簡言之就是：「北風猛烈，入夜更甚」，船隊很難展開，只能魚貫而行，而且還很可能會因之吹散，加之所有島嶼為鄭軍所據，到達澎湖會沒地方可以停泊。但是「夏至前後二十日，風微夜靜，海水如練，可以碇泊，聚而觀釁，舉之必矣」，所以施琅的結論是：「用北風者邀倖於萬一，而南風則十全之算也。」如此，施琅確實在等南風之便，而且是「夏至前後二十日」，這比劉國軒：「知八罩嶼惡，望間當有颶至」知道的還更清楚！《諸葛亮集˙將苑》「腹心」中說：「故善將者，必有博聞多智者為腹心，沈審謹密者為耳目，勇悍善敵者為爪牙。」陳昴或許就是施琅的腹心，是以有「候南風」之謀，而劉國軒可能沒有腹心可資參詢，或是已知清軍有南風之便，卻硬是忽略了這一風險！所以方能讓施琅一路先攻佔花嶼、貓嶼、八罩嶼，而後乘南風北向順風而戰！

兩軍於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六日黎明接戰，施琅身中三矢又受礟傷，不利而退至八罩嶼！二十二日再戰，「有風從西北來，渰浥蓬勃，逢迎清軍，士皆股栗」，當時因風向大不利於清軍，戰士信心遂幾近崩盤！施琅此時「大驚禱天」，結果竟然風雷大發「立轉南飇」，決戰之下，據《台灣通史˙劉國軒列傳》，鄭軍「損兵一萬兩千有奇，沈失大小師船一百九十四艘」，內容較《清史稿》更為精確，而死難的鄭軍諸多將領姓名、職銜，也都明確予以記載，包括此時守在西嶼頭的陸軍將領吳潛，望見海軍戰敗卻無舟可往救援，有所自慚乃拔劍自刎殉國！連橫如此明確的記載鄭軍英勇陣亡將士，其用意是很明顯的。至於施琅禱天的內容，《施琅列傳》中記述如下：「唯天唯皇上之靈，尚克相余」，也就是老天啊，皇上啊，請你們都要幫我啊！「唯天之靈」可以理解，但說「皇上之靈」，怪怪的，有意收台的康熙可還沒死啊！

澎湖海戰於康熙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結束，鄭軍敗績，鄭克爽聽從劉國軒之建議遂向清廷請降。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十八日，琅至，克爽迎之」（據《台灣通史˙施琅列傳》！至此，鄭成功的「東寧王國」正式結束，而明朝的正朔，也從此劃下終點！清代江日昇的《臺灣外記》，說施琅是在八月十三日，進入台灣受降，《清史稿˙施琅列傳》日期未詳細記載，但提及因水淺，故而在外海多停留了十二天，是以至少也該是八月十二日以後的事了！清初劉繼莊的《廣陽雜記》卷一記載：「施琅於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破澎湖，七月十三日自澎湖進兵，十九日至鹿耳門，入台灣。二十二日，延平王鄭克爽…奉表歸降。」所載則與《台灣通史》相異。劉繼莊（獻廷）於康熙二十六年入北京，與萬斯同等曾同修《明史》，是與施琅同時代的人物，且學術地位為同時代領袖人物所景仰，或許劉繼莊記之載較為切實，而連橫之《台灣通史》寫於清末，蒐羅諸書而集大成，又專論台灣之史，也或許所言更為可信！至於屬於正史的《清史稿˙聖祖本紀》載：「閏六月戊午，施琅克澎湖」、「八月…戊辰，施琅疏報師入臺灣，鄭克塽率其屬劉國軒等迎降，臺灣平」，《清史稿˙施琅傳》提及：「八月，琅統兵入鹿耳門…。台灣平，以海道捷報。疏至，正中秋，上賦詩旌琅功」，如此，推算施琅是應是在八月十五日前至少五、六日，就寫了疏報！《聖祖本紀》的八月「戊辰」實為八月二十九日，平台日期各家所記略有差異，孰是，孰非？因個人所見文獻甚為鮮少，阮旻錫《海上見聞錄》、施琅《靖海紀事》、夏琳《海紀輯要》等諸書亦尚未得見，不可盡知也屬正常。

施琅於八月十八日後「越數日」（日期不詳），「刑牲奉幣」，前往祭拜鄭成功之廟，並朗讀了一篇自己所寫的祝禱文，此文完整收錄於《台灣通史˙施琅列傳》之內，裡面提及與「賜姓」（鄭成功）有君臣知遇之恩，也有弒父殺兄之仇，而如今站在清廷的立場收服台灣，是「公義私恩」的無奈，言畢也為之淚下。事實上施琅對於收取台灣一事，只要一有機會，便上書說明攻台之策，他整整花了二十多年的心血，一直到鄭經死後，鄭克爽年幼而台灣內部又彼此不合，才給了施琅報仇血恨的機會！澎湖海戰，於接戰之前，劉國軒不能聽從所屬建議，擊敵於立足未穩之時，而首戰之時，清軍失利，施琅本身面目受創幾不可免，而劉國軒又不敢乘勝追擊，二度錯失良機，方會在決戰之時，因風向突然轉變，給了清師轉圜的勝利之機，但清軍實乃慘勝，並非如施琅原本所預估的可一戰而下！如果我們處在同樣的時代，遇著與鄭、施一樣的情況，待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塵埃落定之後，於告廟之時，往事總總席捲而來，恐怕也會感慨不已！

清朝康熙二十二年的那一月、那一天，明朝永曆三十七年的那一月、那一天，成就了清朝的天下統一，也成就了明朝的歷史終章，而我們於幾百年後的今天，已然無所在意於究竟是哪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之後，看我們這段歷史的人想必也如是，這使我突然想起杜牧的《阿房宮賦》：「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重複的是一朝一姓的歷史興衰，而展現的卻是諸人諸事的歷史定位。

「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為之奈何？」

以下為明鄭澎湖砲臺位置圖，可參見：http://thcts.sinica.edu.tw/themes/rb06.php

訴不完人間恩怨，世世代代都是緣

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八十五歲的乾隆皇決定傳位十五子顒琰（嘉慶帝），但歸政後卻持續以太上皇之位主導政局，直至嘉慶四年正月初三日駕崩為止，也就是說，嘉慶君作了整整三年半的「象徵性」皇帝。

這三年半的時間，透過閱覽各地大小官吏的奏摺，以及觀察父皇乾隆的人事用退決斷，嘉慶應有足夠的時間與機會，去瞭解各省封疆大吏的個性以及各地的民情狀況，進而發展出自己對國家治理的決斷能力。但太上皇還在，嘉慶無用人之實權，一切都要等到乾隆過世之後，才能一展身手！有機會等待其實並不是件壞事，也可以讓自己準備的更好，但時間與機會，往往都稍縱即逝，一旦錯失便不再來。

嘉慶實際掌權的第一個正式政治動作，便是處置和珅，而且是在乾隆駕崩後五日便成功發動，最後以二十條大罪加於和珅並賜自盡！但和珅到底貪墨了多少銀兩可使「和珅跌倒，嘉慶吃飽」，此一公案爭論多年，2009 年江蘇如皋戴時祥先生出示祖傳之《嘉慶四年正月丁卯抄檢和珅相府物品清單》後，或可獲得一致的答案。和珅任官後所積累的財富，最終都入了嘉慶的口袋，或許這真是乾隆有意留給嘉慶的一大聚寶盆，也或許是天理昭彰，報應不爽的真實寫照，只可惜大清朝於嘉慶後國事日非，這些由戶部掌管的國家財富，很快的便因四地而起的變亂，在龐大的軍費開支下耗用而盡。

和珅之所以是第一個倒台的大臣，絕對是嘉慶隱忍三年半間，看盡和珅貪贓不法的事實後所做出的決定，也應是嘉慶殺雞儆猴用以立威的最佳範本，所羅列的二十條大罪，梁章鉅的《歸田瑣紀》「和珅」一文中有翔實之記載，其中第十六條到二十條，都跟和珅貪墨金銀財寶有關。梁章鉅的資料是於嘉慶年間入值軍機處後查檢檔案所得，因此當無作假或不實之虞。但去除一個和珅，無法立即刷新積弊已久的官場陋習，清代官員俸祿有限，《欽定戶部則例》中明載各級官員的年俸多寡，倘能出現「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現象，那絕非正俸可以獲致。在前述二十條大罪中，「川楚教匪滋事，各路軍營文報，任意延擱不遞」是第五大罪，也就是這一條，讓另一個與和珅有所干係的大臣畢沅，於死後為之籍沒家產。

和珅能深受乾隆器重並任事多年，必有其因。依照陳康祺所著《郎潛紀聞》「和珅蒙恩眷之緣」一文，和珅開始受到重視，是於扈從乾隆出宮時，乾隆於乘輿中獲知「有要犯逃脫」之邊報，於是發話問：「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眾人無語下，和珅接話：「爺（乾隆）謂典守者不得辭其責爾」，加上對乾隆之詢問對答如流，是以從此恩禮日隆，破格拔擢！依據和珅的履歷，這該是乾隆三十七年 (1772) 和珅擔任三等侍衛時的事，而那年和珅才二十二歲。《紀聞》中又說和珅「才敏給，遇事機牙肆應，尤善揣人主喜怒」，也就是懂得吹噓溜馬、逢迎巴結，這種能力確實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畢竟對於重視氣節的讀書人，若是「棄禮義，捐廉恥」便能「自致卿相」，那是顧及廉恥之家所絕不願為的。嘉慶四年 (1799) 乾隆駕崩，和珅隨即失勢伏法，那年的和珅也才四十九歲！風雨人生之路，此時可呼風喚雨，彼時則落拓潦倒，起落難測間，對於和珅的最終下場，陳康祺於結尾時說：「鑒之哉！鑒之哉！」這當是對所有在公門中人說的。

和珅位高權重樹大根深，內外交絡綿密，嘉慶想要立威，若單以一個和珅做為儆猴之用恐怕有所不足，加之乾隆五十九年白蓮教起事於陝西安康及四川大寧後，民變迭發不止，嘉慶雖尚無實權，但心裡想必也是七上八下！而此時受乾隆重用擔任湖廣總督的畢沅，也正奔波於各地鎮撫亂事，以文人掌軍事，難免紙上談兵，加之和珅將「各路軍營文報，任意延擱不遞」，就算貴為總督的畢沅，於處理教匪之亂事上，其實定然也有其難處。畢沅於軍務倥傯中，依《清史稿》本傳所載，先後駐於荊州、常德、辰州、枝江、荊州、湖南、辰州等地，後於嘉慶二年六月中風手足麻木，七月便病逝湖南辰州（今湖南省洪江市）當陽旅館，享年六十有七。這位身兼兵部尚書銜的畢沅，與和珅有多深的交往未見多少具體事實，然而其所奏報的教匪細節，確實有可能過於疏略，甚或受和珅之指使而有意忽略某些狀況，再加上和珅的遷延耽擱，清政府確實有可能因而錯失了迅速平亂的時機。

《清史稿》中說：「川、楚教匪，沅當其始，久而後定」，又言：「（嘉慶）四年，追論沅教匪初起失察貽誤，濫用軍需帑項，奪世職，籍其家。」可見教匪初起之時，正好在畢沅的治轄區域，至於是哪些人失察因而貽誤軍機，嘉慶皇帝自有判斷。在王鍾翰先生所校之《清史列傳》中，記載了嘉慶四年九月的上諭如下：「迄今匪徒蔓延，皆由畢沅於教匪起事之初，辦理不善，其罪甚重。…沅既經貽誤地方，復將軍需帑項任意濫支，結交饋送，執法營私，莫此為甚。倘畢沅尚在，必當重治其罪。今雖已身故，豈可復令其子孫仍在官職？」，而在《嘉慶朝實錄》中，亦記載：「自剿辦教匪以來，迄今四載，所費帑項多至七千餘萬。賊匪滋擾，始自湖北，而軍營饋送之風，亦始自湖北。畢沅身為總督，公然提用軍需正項，信任胡齊侖一人經理，恣意侵扣，實為首先作俑，如畢沅尚在。朕必立寘重典也。」說穿了，教匪之亂，嘉慶將檢討的對象放到了於嘉慶二年已然身故的湖廣總督畢沅身上，理由大約就是：「貽誤軍機」、「苛扣軍餉」這兩大條。當然，這兩大條如果影響嚴重軍務，吏部於裁量之時，就都不會是微罪。

民變四起，必如「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一般，何況乾隆晚期，天下已然隱患遍伏，即或某些是癬疥之疾不久即平，但也顯示出整個國家的動亂徵兆。很不幸的，白蓮教起事於川楚，正為畢沅署理之區，是以理當有責，但要說苛扣軍餉一事，即或法有明文嚴予禁止，但那也是從上到下行之有年的陋習了。嘉慶要立威，當然也要有個合理的理由，以白蓮教起事處理不當做為懲戒一位已然故去之總督大員，其理不能說不夠充足，而且影響層面也在控制之中，但那終究只是對系統性貪墨不法的敲山一擊而已，畢沅於法不冤，但就官場而言，他應該只是拿來懲貪戒墨的另一個範例而已。

就貽誤軍機而言，《大清律例》《兵律》中的「軍政」門內，有「飛報軍情」一例，其內明言：「凡飛報軍情，…若互相知會，隱匿不速奏聞者，杖一百，罷職不敘。因而失誤軍機者，斬。」畢沅當時就白蓮教民變一案，若真的「失察貽誤」而有貽誤軍機之事實，則確實可以論死。至於「苛扣軍餉」，在《欽定兵部處分則例》中，無論八旗或是綠營都有明確的條例規範。在《八旗處分則例》中有「苛扣錢糧」一條：「若放餉時佐領、驍騎校不驗看，散給託付領催以致侵漁缺少者，佐領、驍騎校降一級調用（私罪），明知領催剋扣不即申報者，降三級調用（私罪），通同剋扣者，革職（私罪），交刑部治罪。」而在《綠營處分則例》中，亦有「剋扣虛冒」一條：「營員剋扣兵餉或虛冒兵丁者，革職提問（私罪）。…若總督、巡撫、提督、總兵提叅疏內，不將未經揭報之該管各官職名指叅，或並不將知情失察分晰聲明者，提督、總兵罰奉一年（公罪），總督、巡撫交吏部議處。」畢沅就「剋扣軍餉」一事，罪責如何最後當由「吏部議處」，透過行政處分而決定畢沅的去處，可惜他已作古，是以只能以他法做為懲處。

嘉慶對畢沅「死後追罪」，說是人若還在，必「重治其罪」、「立寘重典」，然人已死，又不能鞭屍或挫骨揚灰，最後也只能以奪世職（削奪世襲之二等輕車都尉）、籍其家（籍沒所有家產）之方式處理。畢沅到底與和珅有多少交往？依據錢泳《履園叢話》耆舊門「秋帆尚書」一文，畢沅「為人仁而厚，博而雅，見人有一善，必咨嗟稱道之不置。好施與，重然諾，篤於朋友」，可見在他幕下之人如錢泳，如果沒有溢美，對畢沅是極為稱道的。畢沅寫詩祝賀和珅不惑之壽，錢泳規勸畢沅少與和珅往來，畢沅也遵聽其言，之後遂「終其身不交和相」。看來和珅與畢沅間的關係，應該也止於公務上基本聯繫而已，這也是公事上不得不有的關係，而沒有「特別」的往來。另就陳康祺《郎潛紀聞二筆》內「畢秋帆賀和珅詩」一文，對於錢泳「邀功」不結交和相的說法，做了些許不以為然評論，但也肯定畢沅「愛古憐才，人所共仰，其交和珅，懾於權勢，未能泥而不滓，亦人所共知。」可見陳康祺對於畢沅的為人，也持肯定之態度，且對和畢之交乃屬公事上必有的無奈。

不同人，月旦臧否之間看法不同皆屬正常，愛新覺羅昭槤所寫的《嘯亭雜錄》卷十內「畢制府」一文則說：「（畢沅）性畏懦無遠略，教匪之始，畢受相國和珅指，不以實入告，致使蔓延日久，九載始靖，人爭究之。」從這一段屬於滿人的敘述，應該可以反映出當時滿族的上層階級，對於畢沅於白蓮教叛亂初始之無為而致孳蔓的憎恨，畢竟天下洶洶，總有其因，而這個因，不能歸給十全武功的乾隆，更不能歸給今上的嘉慶，自然就歸給了下世的畢制府以及賜死的相國和珅！昭槤在《湖北謠》一文內，藉由湖北的鄉言俚語，對畢沅又增加了一些指控：「畢性迂緩，不以公事為務。…畢如蝙蝠，身不動搖，惟吸所過蟲蟻。…故激成教匪之變，良有以也。今畢公死後，籍沒其產，…人皆恨之。」昭槤對畢沅的個性多有責難，但歷來牆倒眾人推，對於昭槤的指控，定然有所誇大，否則乾隆識人之不明也難辭其咎矣。《論語》上說：「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畢尚書乃狀元出身，獎掖文士且編書有成，當不在下流之列，而昭槤卻歸惡如此，其然乎，其不然乎？

嘉慶帝對畢沅的譖恨，很難說清，但下手做的很絕：「今雖已身故，豈可復令其子孫仍在官職？」畢沅抄家時，畢氏家族皆受波及，其兄畢瀧所藏書畫同時遭到收繳，而依據錢大昕《潛研堂集》中的《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湖廣總督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公墓誌銘》所載，畢沅共有三子五女，三個兒子（畢念曾、畢嵩珠、畢鄂珠）在畢沅下世時都只是「候補員外郎」，另外還有兩個孫子（畢蘭慶、畢芝祥），一位承襲二等輕車都尉，另一則為候選員外郎。可惜畢沅身後還沒兩年，這些孩子的仕進之途就都被徹底截斷了，而畢氏家族曾有的風光，以及乾隆賜給畢沅母親張藻的褒揚「經訓克家」，也隨風揚去，畢竟：「萬里江山萬里塵，一朝天子一朝臣」！也果然，訴不完人間恩怨，世世代代都是緣。

和珅賜死，畢沅籍家，兩把火燒下來，嘉慶君其實並沒有將已然敗壞貪墨成風的吏治有所澄清，而清代的「嘉道中衰」，與和畢的「家道中落」，從此便永遠的綁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