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July 16, 2021

訴不完人間恩怨,世世代代都是緣


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八十五歲的乾隆皇決定傳位十五子顒琰(嘉慶帝),但歸政後卻持續以太上皇之位主導政局,直至嘉慶四年正月初三日駕崩為止,也就是說,嘉慶君作了整整三年半的「象徵性」皇帝。

這三年半的時間,透過閱覽各地大小官吏的奏摺,以及觀察父皇乾隆的人事用退決斷,嘉慶應有足夠的時間與機會,去瞭解各省封疆大吏的個性以及各地的民情狀況,進而發展出自己對國家治理的決斷能力。但太上皇還在,嘉慶無用人之實權,一切都要等到乾隆過世之後,才能一展身手!有機會等待其實並不是件壞事,也可以讓自己準備的更好,但時間與機會,往往都稍縱即逝,一旦錯失便不再來。

嘉慶實際掌權的第一個正式政治動作,便是處置和珅,而且是在乾隆駕崩後五日便成功發動,最後以二十條大罪加於和珅並賜自盡!但和珅到底貪墨了多少銀兩可使「和珅跌倒,嘉慶吃飽」,此一公案爭論多年,2009 年江蘇如皋戴時祥先生出示祖傳之《嘉慶四年正月丁卯抄檢和珅相府物品清單》後,或可獲得一致的答案。和珅任官後所積累的財富,最終都入了嘉慶的口袋,或許這真是乾隆有意留給嘉慶的一大聚寶盆,也或許是天理昭彰,報應不爽的真實寫照,只可惜大清朝於嘉慶後國事日非,這些由戶部掌管的國家財富,很快的便因四地而起的變亂,在龐大的軍費開支下耗用而盡。

和珅之所以是第一個倒台的大臣,絕對是嘉慶隱忍三年半間,看盡和珅貪贓不法的事實後所做出的決定,也應是嘉慶殺雞儆猴用以立威的最佳範本,所羅列的二十條大罪,梁章鉅的《歸田瑣紀》「和珅」一文中有翔實之記載,其中第十六條到二十條,都跟和珅貪墨金銀財寶有關。梁章鉅的資料是於嘉慶年間入值軍機處後查檢檔案所得,因此當無作假或不實之虞。但去除一個和珅,無法立即刷新積弊已久的官場陋習,清代官員俸祿有限,《欽定戶部則例》中明載各級官員的年俸多寡,倘能出現「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現象,那絕非正俸可以獲致。在前述二十條大罪中,「川楚教匪滋事,各路軍營文報,任意延擱不遞」是第五大罪,也就是這一條,讓另一個與和珅有所干係的大臣畢沅,於死後為之籍沒家產。

和珅能深受乾隆器重並任事多年,必有其因。依照陳康祺所著《郎潛紀聞》「和珅蒙恩眷之緣」一文,和珅開始受到重視,是於扈從乾隆出宮時,乾隆於乘輿中獲知「有要犯逃脫」之邊報,於是發話問:「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眾人無語下,和珅接話:「爺(乾隆)謂典守者不得辭其責爾」,加上對乾隆之詢問對答如流,是以從此恩禮日隆,破格拔擢!依據和珅的履歷,這該是乾隆三十七年 (1772) 和珅擔任三等侍衛時的事,而那年和珅才二十二歲。《紀聞》中又說和珅「才敏給,遇事機牙肆應,尤善揣人主喜怒」,也就是懂得吹噓溜馬、逢迎巴結,這種能力確實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畢竟對於重視氣節的讀書人,若是「棄禮義,捐廉恥」便能「自致卿相」,那是顧及廉恥之家所絕不願為的。嘉慶四年 (1799) 乾隆駕崩,和珅隨即失勢伏法,那年的和珅也才四十九歲!風雨人生之路,此時可呼風喚雨,彼時則落拓潦倒,起落難測間,對於和珅的最終下場,陳康祺於結尾時說:「鑒之哉!鑒之哉!」這當是對所有在公門中人說的。

和珅位高權重樹大根深,內外交絡綿密,嘉慶想要立威,若單以一個和珅做為儆猴之用恐怕有所不足,加之乾隆五十九年白蓮教起事於陝西安康及四川大寧後,民變迭發不止,嘉慶雖尚無實權,但心裡想必也是七上八下!而此時受乾隆重用擔任湖廣總督的畢沅,也正奔波於各地鎮撫亂事,以文人掌軍事,難免紙上談兵,加之和珅將「各路軍營文報,任意延擱不遞」,就算貴為總督的畢沅,於處理教匪之亂事上,其實定然也有其難處。畢沅於軍務倥傯中,依《清史稿》本傳所載,先後駐於荊州、常德、辰州、枝江、荊州、湖南、辰州等地,後於嘉慶二年六月中風手足麻木,七月便病逝湖南辰州(今湖南省洪江市)當陽旅館,享年六十有七。這位身兼兵部尚書銜的畢沅,與和珅有多深的交往未見多少具體事實,然而其所奏報的教匪細節,確實有可能過於疏略,甚或受和珅之指使而有意忽略某些狀況,再加上和珅的遷延耽擱,清政府確實有可能因而錯失了迅速平亂的時機。

《清史稿》中說:「川、楚教匪,沅當其始,久而後定」,又言:「(嘉慶)四年,追論沅教匪初起失察貽誤,濫用軍需帑項,奪世職,籍其家。」可見教匪初起之時,正好在畢沅的治轄區域,至於是哪些人失察因而貽誤軍機,嘉慶皇帝自有判斷。在王鍾翰先生所校之《清史列傳》中,記載了嘉慶四年九月的上諭如下:「迄今匪徒蔓延,皆由畢沅於教匪起事之初,辦理不善,其罪甚重。…沅既經貽誤地方,復將軍需帑項任意濫支,結交饋送,執法營私,莫此為甚。倘畢沅尚在,必當重治其罪。今雖已身故,豈可復令其子孫仍在官職?」,而在《嘉慶朝實錄》中,亦記載:「自剿辦教匪以來,迄今四載,所費帑項多至七千餘萬。賊匪滋擾,始自湖北,而軍營饋送之風,亦始自湖北。畢沅身為總督,公然提用軍需正項,信任胡齊侖一人經理,恣意侵扣,實為首先作俑,如畢沅尚在。朕必立寘重典也。」說穿了,教匪之亂,嘉慶將檢討的對象放到了於嘉慶二年已然身故的湖廣總督畢沅身上,理由大約就是:「貽誤軍機」、「苛扣軍餉」這兩大條。當然,這兩大條如果影響嚴重軍務,吏部於裁量之時,就都不會是微罪。

民變四起,必如「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一般,何況乾隆晚期,天下已然隱患遍伏,即或某些是癬疥之疾不久即平,但也顯示出整個國家的動亂徵兆。很不幸的,白蓮教起事於川楚,正為畢沅署理之區,是以理當有責,但要說苛扣軍餉一事,即或法有明文嚴予禁止,但那也是從上到下行之有年的陋習了。嘉慶要立威,當然也要有個合理的理由,以白蓮教起事處理不當做為懲戒一位已然故去之總督大員,其理不能說不夠充足,而且影響層面也在控制之中,但那終究只是對系統性貪墨不法的敲山一擊而已,畢沅於法不冤,但就官場而言,他應該只是拿來懲貪戒墨的另一個範例而已。

就貽誤軍機而言,《大清律例》《兵律》中的「軍政」門內,有「飛報軍情」一例,其內明言:「凡飛報軍情,…若互相知會,隱匿不速奏聞者,杖一百,罷職不敘。因而失誤軍機者,斬。」畢沅當時就白蓮教民變一案,若真的「失察貽誤」而有貽誤軍機之事實,則確實可以論死。至於「苛扣軍餉」,在《欽定兵部處分則例》中,無論八旗或是綠營都有明確的條例規範。在《八旗處分則例》中有「苛扣錢糧」一條:「若放餉時佐領、驍騎校不驗看,散給託付領催以致侵漁缺少者,佐領、驍騎校降一級調用(私罪),明知領催剋扣不即申報者,降三級調用(私罪),通同剋扣者,革職(私罪),交刑部治罪。」而在《綠營處分則例》中,亦有「剋扣虛冒」一條:「營員剋扣兵餉或虛冒兵丁者,革職提問(私罪)。…若總督、巡撫、提督、總兵提叅疏內,不將未經揭報之該管各官職名指叅,或並不將知情失察分晰聲明者,提督、總兵罰奉一年(公罪),總督、巡撫交吏部議處。」畢沅就「剋扣軍餉」一事,罪責如何最後當由「吏部議處」,透過行政處分而決定畢沅的去處,可惜他已作古,是以只能以他法做為懲處。

嘉慶對畢沅「死後追罪」,說是人若還在,必「重治其罪」、「立寘重典」,然人已死,又不能鞭屍或挫骨揚灰,最後也只能以奪世職(削奪世襲之二等輕車都尉)、籍其家(籍沒所有家產)之方式處理。畢沅到底與和珅有多少交往?依據錢泳《履園叢話》耆舊門「秋帆尚書」一文,畢沅「為人仁而厚,博而雅,見人有一善,必咨嗟稱道之不置。好施與,重然諾,篤於朋友」,可見在他幕下之人如錢泳,如果沒有溢美,對畢沅是極為稱道的。畢沅寫詩祝賀和珅不惑之壽,錢泳規勸畢沅少與和珅往來,畢沅也遵聽其言,之後遂「終其身不交和相」。看來和珅與畢沅間的關係,應該也止於公務上基本聯繫而已,這也是公事上不得不有的關係,而沒有「特別」的往來。另就陳康祺《郎潛紀聞二筆》內「畢秋帆賀和珅詩」一文,對於錢泳「邀功」不結交和相的說法,做了些許不以為然評論,但也肯定畢沅「愛古憐才,人所共仰,其交和珅,懾於權勢,未能泥而不滓,亦人所共知。」可見陳康祺對於畢沅的為人,也持肯定之態度,且對和畢之交乃屬公事上必有的無奈。

不同人,月旦臧否之間看法不同皆屬正常,愛新覺羅昭槤所寫的《嘯亭雜錄》卷十內「畢制府」一文則說:「(畢沅)性畏懦無遠略,教匪之始,畢受相國和珅指,不以實入告,致使蔓延日久,九載始靖,人爭究之。」從這一段屬於滿人的敘述,應該可以反映出當時滿族的上層階級,對於畢沅於白蓮教叛亂初始之無為而致孳蔓的憎恨,畢竟天下洶洶,總有其因,而這個因,不能歸給十全武功的乾隆,更不能歸給今上的嘉慶,自然就歸給了下世的畢制府以及賜死的相國和珅!昭槤在《湖北謠》一文內,藉由湖北的鄉言俚語,對畢沅又增加了一些指控:「畢性迂緩,不以公事為務。…畢如蝙蝠,身不動搖,惟吸所過蟲蟻。…故激成教匪之變,良有以也。今畢公死後,籍沒其產,…人皆恨之。」昭槤對畢沅的個性多有責難,但歷來牆倒眾人推,對於昭槤的指控,定然有所誇大,否則乾隆識人之不明也難辭其咎矣。《論語》上說:「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畢尚書乃狀元出身,獎掖文士且編書有成,當不在下流之列,而昭槤卻歸惡如此,其然乎,其不然乎?

嘉慶帝對畢沅的譖恨,很難說清,但下手做的很絕:「今雖已身故,豈可復令其子孫仍在官職?」畢沅抄家時,畢氏家族皆受波及,其兄畢瀧所藏書畫同時遭到收繳,而依據錢大昕《潛研堂集》中的《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湖廣總督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公墓誌銘》所載,畢沅共有三子五女,三個兒子(畢念曾、畢嵩珠、畢鄂珠)在畢沅下世時都只是「候補員外郎」,另外還有兩個孫子(畢蘭慶、畢芝祥),一位承襲二等輕車都尉,另一則為候選員外郎。可惜畢沅身後還沒兩年,這些孩子的仕進之途就都被徹底截斷了,而畢氏家族曾有的風光,以及乾隆賜給畢沅母親張藻的褒揚「經訓克家」,也隨風揚去,畢竟:「萬里江山萬里塵,一朝天子一朝臣」!也果然,訴不完人間恩怨,世世代代都是緣。

和珅賜死,畢沅籍家,兩把火燒下來,嘉慶君其實並沒有將已然敗壞貪墨成風的吏治有所澄清,而清代的「嘉道中衰」,與和畢的「家道中落」,從此便永遠的綁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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