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有希望，腳下就有出路

求學，本身即是件艱苦之行，因為所求的都是未知，也都需要耗用時間而獲致，畢竟學習絕不能靠打一針便有了不同的智慧，那都是不斷累積的過程，更是自己體悟人與人間的差異後，所獲得的待人處世的經驗！但問題如果不在求取知識之本身，而是連前往求學所在地的路途，都辛苦難行甚且有性命之憂時，那求學、求知無疑便更為艱辛！唐三藏的取經之路，需歷經九九八十一難，才會有不一樣的唐僧！而取得經書只是其一，讀懂、唸通，並予以有效傳播才是真正的重點。

「脫貧」靠的是知識，致富靠的則不僅僅是知識，還需仰賴許多外在的環境因素，然而「努力」則永遠是其中的必然要素。求學路之艱辛，往往不在腳下，而是在心裏的那一扇窗是否願意開啟，以及開啟後是否願意持續接納新知，並打開另一扇知識之窗。多年前，與兄姊回至山西高平的老家探親，見到了父親所謂「親而不近」親戚們，在父親所遺文字中不斷留下的名字，也一一在眼前鮮活起來，「他們」是我根出同源卻從未謀面的親戚，有些晚生還是父親所取定的名字，那「家」的感觸，無比悸動卻難以表達，父親當年雪夜辭母的想像，在腦海中不自覺的浮起，但我所不知的，是這個父親口中的「家」，竟是如此的景象，我相信父親當年返家祭祖，看到如是的情景，他的心痛定然也難以形容。

進入四伯大兒子的家中並祭拜先祖牌位後，仔細環顧四周，那父親所謂的「老家」，則已然破舊不堪，沒有絲毫父親所描述的大家氣派，但也如多數街坊鄰居一般，入室之門上掛著一個厚重布簾，用以隔絕外在寒冷的氣溫，而其內僅有的一盞五燭光電燈泡，則是他們整個家裏的唯一照明，試問這樣的環境，孩子們當怎樣讀書？視力又如何健康？四伯大兒子描述了當年受黑五類拖累的種種，因孩子們沒有受教育的機會，於是僅能入礦採煤一求溫飽！我請小孩將上學的課本取來，她拿出一本極為破舊的課本，是前幾屆留下來的，裡面卻沒有寫上幾個字，我心驚於如此的學習，如若進學受限下，日後又如何能夠以知識而脫貧？

當年父親八歲而祖父下世，家中一切均靠祖母丁氏操持，父輩們知所上進並有背後之撐持，實為祖母之功，而今晚輩勤學有缺，資源有限，學習之環境又侷促如此，那一剎那間心中湧起的難過，我也很難形容，「富」、「強」絕對是所有中國人共同的心願！父親曾以老家祠堂所懸對聯為訓：「居身不忘猶龍懿訓，處世謹遵旋馬高風」，而今眼前景象卻迥然於先前父親所述，回想那曾有的書香門第，氣節與衿持，灰滅之後確有待重生與振起，日後的風聲雨聲之中，定然會有更多的讀書聲。

曾經，我的大伯，四伯，以及父親，從山西高平叢山峻嶺的山窪窪裡，一路走向北京、行向太原，最後分別進入北京大學，前去山西大學，求取知識並完成學業，而後在大時代之中，各自迎向不同的命運！大伯畢業後回至鄉里，因偶染風寒竟至英年早逝，四伯則成了城裏的教書匠，最後並接掌了爺爺所留下的鹽酒家業，而父親則在抗日救國的路上，為國無悔付出，最終輾轉至台並終老於斯！不論時代怎麼變遷，「求學」或說「取經」，其實是不能停止的路，絕不因學位之獲得而停止，也不因所知之增廣而停歇，世事如棋，外在環境永遠在變，不變的當是自己所堅持的閱讀，是不停止的自我反省與改變，因為閱讀、因為反省、因為自我改變，方能成就日日新的自己。想起家兄在前往祖母墓地所在時對我說的話：「就山窪窪這麼個地方，怎麼出了父親這號人物！」我想，一切當從志學與讀書開始，礎堅本固之下，然後才能面對艱阻並有自己的未來。

深山裏孩子們的未來，在他們自己的心上、腳下，正如曾經的父輩一般，負笈他鄉勤悃求學，雖不知前程何在，但確知前程之中需有知識為伴。雜感隨心，向所有在知識的領域中，透過感悟的智語，留下宏篇巨著或是支言片語的前人們，獻上最大的感恩。

勸君切莫過台灣，台灣恰似鬼門關，千個人去無人轉，知生知死誰都難

記得小時候常唱的《捕魚歌》歌詞：「白浪淘淘我不怕，掌起舵兒往前划，撒網下水到漁家，捕條大魚笑哈哈…」，很顯然的，寫歌者所描繪的背景，是以人力及風力推動漁船時的景象，那淘淘的白浪，唱起來似乎有些詩情畫意，但翻湧的海浪亦可輕易的翻覆舟船，將船家化為東海之波臣，因此多一分戒慎恐懼之心應該會更安全一些。

遙想明末清初之時，先人們靠著幾桅數槳，張帆橫渡黑水溝來台的過程，如果真如諺語所說的「十去，六死，三留，一回頭」，那先人們這一段航行之旅，需要經歷什麼樣的煎熬？我們大概可以想像一下，單靠著羅盤一只，僅僅憑藉人力與風力，於奮力的吆喝聲中，划過這婆娑之洋，航向期待中的美麗之島臺灣，需要面對蒸薰的烈日、闃黑的恐懼、濤天的巨浪、嘔人的起伏，心理雖承載著無限的希望與美好，但身體也擔負著未知的恐懼和艱辛！待得媽祖保佑安全下帆靠岸之時，也當是舉目無親四顧茫然之始，無疑的，當大家踏上臺灣的那一刻起，必然是另一個怔忡不安的開始…。

從明鄭開始渡海來台的移民過程，不管是依規定拿著戶籍地「照單」登記上船的，還是以走私模式自行揚帆而來的，這些先人們在披荊斬棘下安家落戶了，而後來的先人們也在先人的基礎上，斫榛焚茅後開展定居了，至於更後來的人們，則藉助先前所有努力的成果，在台灣繼續朝南、往北，向東而漸次的一步步開發出新的天地。但是歷史總有不預期的事件發生，因而不斷改變原有的軌道，那種期待中的安定，也總是因內在與外在的變化，而呈現出令人不安的動盪，先人航行的終站，其實不必然就是預期的終點。

我個人深信，「十去，六死，三留，一回頭」所描述的，應該多是那些仗著小帆船，不經官府許可而自行渡海來台的先人吧！為了自己的未來，就這樣賭上自己的所有，且僅有的一切…。想起這麼一首以客語寫的詩：「勸君切莫過台灣，台灣恰似鬼門關，千個人去無人轉，知生知死誰都難。」想想那種場景，背井離鄉出海外，長山羅漢過臺灣，祝願媽祖勤庇佑，求得此去一生安。試問又有誰人願意無理由的離開父母、親人、子女？必然是千般無奈下所使然。

我們把歷史先做個斷點，將東吳孫權以及隋煬帝與「琉球」的戰事先擱置一邊，而從明朝開始談起。那時明朝東南沿海正遭受倭寇的襲擾，是以實施禁海政策，海上的交通因而受阻多年。如此的背景，使西班牙人、荷蘭人有良好的歷史機遇先後來過臺灣並有過局部的統治。那時的臺灣，除了外來的西、荷之人外，還有原住民以及少數渡海來台墾荒的漢人。連橫在《台灣通史》序上說：「臺灣固無史也，荷人啟之，鄭氏作之，清代營之」，臺灣相對具體的史實，確實需從荷蘭人講起。南明政權覆滅之後，也只剩下鄭成功孤忠一脈與清廷做最後的抗擊。其後，為取得持續反清的基所，鄭成功遂先後於永曆十五年四月及十二月（1661年），分別攻克「普羅民遮城」以及「熱蘭遮城」，終於取得了臺灣做為明鄭反清的基地，但在清廷「遷界禁海」的嚴厲政策下「片帆不得入海」，使得臺灣整體之民力與財力，因失去了與大陸沿海從事貿易的經濟基礎，自然難以支撐抗清大業。鄭成功在趕走荷蘭人後不過四個月，卻於永曆十六年（1662年）因罹患「日射病」（即中暑），於五日後隨即身故，該時大明王朝已然覆滅，因此鄭成功的兒子鄭經，在經過內部一番爭奪之後，自行襲封了延平王的爵位。

明鄭與清廷的較量，在鄭成功的孫子鄭克塽襲位後到達決定的關口。1683年，受命為水師提督的施琅以「趕繒船」為主力，率領238艘戰船於澎湖海戰大敗劉國軒，隨之收復臺灣並將臺灣納入了清朝的版圖。施琅征台後，頒布「渡臺禁令」並嚴令「赴台者不許攜眷」，於是大量的羅漢腳成為當時臺灣獨有的景象，但官方雖然嚴禁，私渡則多少難以禁絕，直到雍正四年（1726年），福建巡撫毛文銓提出：「此禁一弛，不但養活無數窮民，而於國課亦不無小補」，再加上五年時李衛的上書：「商船一出外洋，茫茫大海，渺無涯際，東西南北，任其所之，既不能跟隨踪跡，焉保其不駛往別洋」，說明禁海毫無實際用處，雍正方放寬了海禁，於是貨流重新開始，人流再度啟動，渡台的限制也才得以漸漸解除。但在解禁之前，那些冒死偷渡來台的，不能說也多半無法寫，是以歷史難以記載。至於那曾經立下輝煌戰功的趕繒船，則因船體笨重行動力欠缺而漸漸遭到嫌棄。待到嘉慶年間，趕繒船已逐漸改建為相對輕巧、機動力較佳之「同安船」，嘉慶皇帝甚且以之戰勝了擁有「霆船」規格以上的猖獗海盜蔡牽，同時也成就了同安船的歷史顛峰。

雖如此，中國傳統的趕繒船以及改造後的霆船、同安梭船，都因船體之噸位、防護力、機動力、火力、火砲射程等五件要素，都遠遠不如「船堅砲利」的西洋鐵甲戰艦，因而暴露出中國戰艦的嚴重缺失。於是，清政府開始積極籌建北洋與南洋水師，購買西洋軍艦，並派遣童生出洋學習軍事，回國後並分別擔任起海軍各艦之要職。然而鴉片戰爭一役，清廷所努力籌建的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提督丁汝昌不屈而自殺殉國，但卻無奈的承擔了所有戰敗的責任，死後為之籍沒家產，同時受命棺槨塗以黑漆，以示該員有罪且不許下葬！至於南洋水師則基本上缺乏戰力，中法之戰時，還不如福建水師之英勇抗敵，僅能退避以備巡防之用。那時，鄭和七下西洋的輝煌歷史已成過去，而北洋艦隊的全軍覆沒教訓卻正在眼前！苦難的中國，日後需承受馬關條約帶來的各種屈辱，包括割讓台澎在內，而負責談判的李鴻章，於交涉期間甚至遭到暗殺而左頰中彈！他雖有幸不死，但也成了喪權辱國的眾矢之的，餘生受人唾罵不已！或許，衡量清政府當時的條件，也只有變法失敗的梁啟超，對他的評價能稍有諒解：「吾惜鴻章之識，吾悲鴻章之遇」。

當一個國家受盡屈辱，想要重新找回民族的自信與榮光是很自然的事，記得清末的兩次鴉片戰爭的受創，記得甲午戰爭的屈辱，記得八國聯軍圓明園的被焚，更記得日本侵華的深刻血痕，如此，便不會忘記所謂「安定」二字，是用國人無畏與無奈犧牲的鮮血所換得的！不由得想起彭德懷先生在韓戰後所說的話：「西方侵略者幾百年來，只要在東方一個海岸上架起幾尊大炮就可霸占一個國家的時代是一去不復返了。」回看中華民族這一百多年來，確實是在血裡面一點一滴的走到今天。

中國在古代就有做為水戰用的「樓船」，故名思義，樓船不只一層，所以體積龐大，漢武帝發兵百越時即曾使用樓船，陸游在六十一歲時曾感慨的寫下：「樓船夜雪瓜洲渡，鐵馬秋風大散關」，除了寄託自己的胸懷，也將樓船的戰爭用途說的明白，而這種以人力、風力做為船艦驅動力的戰爭武器，一直延續到清末淘汰同安船後才劃下句點，中國傳統建造戰船的輝煌歷史，在西式鐵甲艦前，也不得不寫下該來的終章。當年的中國，確實是敗在器械遠不如人，以及腐化的官僚制度之上，而非將士兵卒不夠英勇！想想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八里橋之戰，清軍靠著舊制武器與騎兵衝鋒，與英法軍血戰後遺屍兩萬餘人，能說中國的軍隊不勇敢嗎？中國，從清末起便一直吟唱著無解的悲歌，受到無盡的欺凌，直到自立自強奮發而起，不再仰人鼻息的那麼一日！

曾經，先人們離鄉棄里的來到臺灣，逐漸創造出了自己的天地，各種姓氏逐一的落戶臺灣各地，但他們絕對不會忘記「唐（長）山過臺灣」時老家的堂號，所有的香火一代代的延伸，都有著與大陸無法割捨的情節，即或因為政治因素而有著無法避免的隔離與哀傷，但最後也還是要在自己的姓氏面前，取得血源與文化的認同，並在譜牒中找到自己所在的位置。而今，即或年代久遠昭穆失序，難以具體追溯自己的祖先出自哪一村、哪一房，但陳林半天下的臺灣，對於自己的根，總還可以追尋一下自己先人來自閩粵的歷史，不為政治，但為尋根，只為血源，只為將來在子孫的記憶中，留下自己曾經的一頁。

近日，聽聞文化部要求將「閩南語」正名為「臺灣台語」，心中有無限感慨，語言是活的，也絕不會因「名稱」之改變，便否定了其「語源」的來處，文化尋根是件對自己交代的大事，否定自己的根，枝葉又還能常綠多久呢？不由得想起杜甫沉重的詩句：「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做人，要對的起自己的姓氏、自己的祖先，且聽聽自己血脈流淌的聲音，我們都會找到從何處來，以及去往何處的答案。

歷史在時間橫軸上往前，先人已然走過，而我們也終將走過，傳承中華文化的火種是一代又一代的責任。此時，耳邊似乎響起陳明章《唐山過台灣》的吟唱：
一隻白鷺鷥　一飛五千里
講伊唐山過台灣
一台小帆船　一程一個月
講伊唐山過台灣　呀嘿
一ㄟ小布袋仔　講伊帶著神主牌仔
一ㄟ小包袱仔　講伊帶著小香爐
講伊賣唐山過台灣
講伊賣唐山過台灣

一手三枝香　枝枝有神明
拜託媽祖婆啊伊著保庇　平安到淡水
咱ㄟ祖先伊　伊唐山過台灣
開山尬造路啊　鹿港到艋舺

「神主牌」、「小香爐」、「媽祖婆」，先人遠渡離家時沒有忘記自己的根，我們又何以要自斷如是的血源聯繫？無論您的先人從哪裡來，慎終追遠而不忘本，就該有必然的福報。

圖片來源：https://storystudio.tw/article/gushi/smuggled-to-taiwan

還記得《出師表》、《陳情表》、《祭十二郎文》嗎？

很久以前便知道這三句話：「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讀李令伯《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讀韓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友。」雖說記憶深刻，但也未曾刻意去瞭解是誰說的，直到在宋人趙與旹的《賓退錄》中無意讀到，才知道原來這幾句話，出自南宋青城山道人「安子順」（字世通）之口！

安子順將三篇文章的精華，簡單的以「忠」、「孝」、「友」三個字表示，可說是極為精鍊！這也使人想起另一句話：「善喻者，以一言明数事；不善喻者，百言不明一意」，可見讀書要能讀懂，而讀懂還能將內容整理成自己的話，並精準的予以表達且不失原意。當然，若能用易於理解的「譬喻」做說明，更可以幫助閱讀者的理解。舉例，假如你說：「若水之就下」，所要表達的意義可能要猜上一猜，但如果換成：「人往高處爬，水往低處流」，意思就明顯多了。讀書之後，能將心得歸納、整理、濃縮、重新表達，那造就出的文字就是你的了，至於誰是安子順，大概沒幾個人會覺得重要。

安子順是南宋時人，《宋史》本傳中說：「安世通青城山道人，本西人。」而後再下一段談到吳曦（南宋名將吳璘的孫子）於四川造反一事，所以我們知道安世通本來是西夏人，後來才移居至四川青城山。由於吳曦叛宋附金是在南宋寧宗時代，加上本傳中記載了他勸說楊輔的文字，以及吳獵鄭重推薦安子順的敘述，故可推估安世通在四川一地應屬知名人士，而趙與旹與安子順應該有一定的交往，才會在《賓退錄》中記載了一筆。安子順寫給楊輔的信中提到「區區行年五十二矣」，而吳曦造反是在開禧三年（公元1207年），以之往上推五十二年，則安世通當即生於南宋紹興二十五年（1155年），那時高宗在位，而害死岳飛的秦檜，也於是年走完一生！

安子順是「道士」，而青城山是道教的發祥地，故而不難想像他隱居青城的原因，至於安子順的一生事蹟如何，則已然淹沒於歷史之中了，這也符合列身於《隱逸傳》的本意。但要說明的是，「西人」不是西方之人，而是「西夏」之人，成吉思汗死於征夏之時，加之西夏抗擊蒙古的過程至為慘烈，故而當都城興慶府覆滅之時，蒙古進行了屠城，大量的史料隨之散失，因此西夏的歷史便總顯得有些晦暗不明，而由西夏國君李元昊以及宰相「野利仁榮」所創製的「國書」（國家官定文字），雖曾是西夏的通行文字，但最終也隨西夏覆滅成了難以識讀的古字了，直到俄國學者發現對照西夏文與漢字的字典，再加上其他學者的不斷努力，才漸漸解開了識讀西夏文的障礙。

西夏的疆域包括河西走廊，而河西走廊曾是中原大亂時士族與讀書人避難之所，因此文風昌盛，況且西夏也實施中土之科舉制度，對人才之培育也極為重視，故而絕不能以化外之民視之！西夏建國之初曾與宋廷經過三次大戰，宋廷每戰皆北，而西夏與金國的戰爭，亦是勝多敗少，可說是雷同三國的另一個型態！但西夏最終還是在蒙古東、西兩路的鐵蹄夾擊下，經過極為殘酷的抗擊過程而為蒙古所滅！也正因成吉思汗是死在與西夏的征戰的六盤山下，故而待西夏末帝李睍投降後，蒙古人依成吉思汗之遺言，大幅的屠戮了西夏都城興慶府的貴族與軍民。

安子順是如何從西夏移居到四川的，不可考矣！但西夏與宋廷達成政治與軍事上的協議後，兩國人民有所交流便屬自然而然。西夏於西元1227年亡國，如果安子順修道有成那時依然建在，也該是73歲的長者了。西夏亡國後，南宋便直接面臨了蒙古鐵騎的威脅，四川更是首當其衝，是以抗蒙名將輩出，其中宋將王堅死守「釣魚城」，並以投石機擊傷大汗蒙哥而致身亡，加上蜀地溽暑難耐，蒙軍乃不得不回軍北撤，才使南宋有了繼續殘喘的機遇！安世通以道士身份而能與達官貴人有所交往，可見他這個道士，定然有所不凡，他歸納《出師表》、《陳情表》、《祭十二郎文》的內容為三個字，誠屬提綱挈領、畫龍點睛之語，值得後世欽佩。

安子順，以一篇寫給楊輔的勸誡書而留名於《宋史˙隱逸傳》之中，又以幾句感觸之語透過《賓退錄》的記載，傳之於後世！我們現在對他的記憶，不是正史內文所述，而是他所點出的做人道理：「忠」、「孝」、「友」！當年，安子順的父親身為武官，在西夏有志難伸竟致縱酒而亡，而他自己也從西夏輾轉而至四川，最後成為道士並隱居於青城山中！想來其中也定有無法言明的苦衷，而這些苦衷，應當也與忠、孝、友三字有所干係吧，他的所慨，定有其淵源 ！

還記得《出師表》、《陳情表》、《祭十二郎文》嗎？腦海中不由得浮起「臨表涕泣，不知所云」、「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強者夭而病者全乎」這些出自內心的文字，到了一定年紀，有了一定經歷，將心比心，讀之確實令人動心墮淚！

歷史的記憶，前行的解答

對於自清末以來的近代中國歷史，往往不忍細讀，那一段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記憶，我相信只要願意接受真實的歷史，便會令人血脈賁張，也使人掩卷嘆息，而期待苦難的中國，能有重新振起的一天，相信也正是因為有這樣深刻的感受，乃有孫中山先生領導革命，並於幾番秋風秋雨、黃花碧血之後，恢復中華，推翻帝制肇建了中華民國，並隨後辭去了臨時大總統一職。

未料，民國二年袁世凱刺宋案發生，孫先生遂重起革命，在救國的道路上辛苦奔忙。十二年後，民國十四年，在北平的病榻上，他留下「和平、奮鬥、救中國」七字遺言，而在預立的遺囑中亦以「廢除不平等條約」為念，那時的中國，強敵環伺而內耗積弱，軍閥混戰不已，直至張學良將軍東北易幟，全國方歸於統一，而那時的臺灣，早已在春帆樓的晚濤哀聲中，於1895年由李鴻章以一紙《馬關條約》割讓給了日本，而那年，也正是孫先生第一次起義失敗，陸皓東被捕犧牲之年。

國父孫先生逝世十二年後，民國二十六年，宛平縣的蘆溝橋傳來了戰火，守土有責的二十九軍三十七師二一九團團長吉星文率部奮死抵抗，開始了八年抗戰的血淚歷史！國府主席蔣中正先生，在廬山發表談話：「地無分東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皆有守土抗戰之責！」於是中國全面抵抗日軍，其中大規模的會戰二十二次，重要戰役兩百餘次，大小戰鬥近二十萬次，軍民傷亡三千五百餘萬，終於換來了民國三十四年的勝利的果實，而那時的臺灣，仍在日本的統治之下，一樣飽受戰爭之苦。隨即，三十四年的十月二十五日，經過臺北公會堂的受降典禮，臺灣光復重回中華民國的懷抱，終結了日本五十年的統治。

蘆溝橋烽火蔓延的十二年後，民國三十八年，抗日勝利的果實隨即為國共內戰所摧折，經過一連串的血拼廝殺，骨肉相殘，共軍席捲大陸，毛先生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高聲的唸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啦」，而一路潰敗的國府，則帶著中華民國的國號以及約一百二十萬的軍民，渡海播遷來台，並靠著臺灣海峽的屏障，在相爭「正統」的衝突中，在「血洗臺灣」與「反攻大陸」的口號中，以及「共匪」與「蔣匪」的交相指責與謾罵中，兩方各自一路往前。於是，在大江大海的橫亙下，家，分了；人，別了；父母子女的親情，散了，大陸往東望，有一個寶島臺灣，臺灣往西望，有一個故國懷想，這一切的一切均為海峽所割裂，為政黨所隔離。那時的臺灣，說是自由的燈塔，卻也有著白色的恐怖。

國府遷台二十二年後，民國六十年，無論怎麼生聚教訓與努力爭取，聯合國在國際的現實下，依舊通過了2758號決議文，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了原本屬於中華民國的聯合國席次。從此，中華民國的邦交國逐年下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邦交國則逐年遞增，而分離兩岸的人民，卻依舊只能魂牽夢縈卻不得一見。八年之後，民國六十八年，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關係正常化」之後將正式建交，美國總統也將訪問北京，並決定與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蔣經國先生於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凌晨得到宋楚瑜的報告，於接見安克志大使時立即向美國提出抗議，但現實總是讓人難堪，中華民國此後越發孤立，國際上雖風雨飄搖，內政中卻努力建設。那時的臺灣，只要肯努力，願意付出，人人依舊都有希望，都可小康甚且致富。

中美建交八年之後，民國七十六年，中華民國終於開放探親，一篇《我們已經沉默了四十年》的文章，讓滯台的老兵及眷屬們無不淚流滿面：「難道我們沒有父母？我們的父母是生是死，卻不得而知。『生』讓我們回去奉上一杯茶，『死』則讓我回去獻上一柱香。」於是，兩岸的親人，終於有機會將生死相隔的遺憾略做彌補，但太多的爹娘已成黃土一抔，太多的親人也已然渺無音訊！那種隔絕，太久；那種痛，太沈；那種遺憾，太深！有多少的老人家，在親人見面時、在祭拜墳塋前，嚎啕大哭的像個稚子，所有失親的劇痛與淚水，沉重的灑在中華的大地之上，最後化成黃河、匯成長江，隨恨水而東逝。那時的臺灣，正處於「臺灣錢淹腳目」的狀況，在政治上可謂清明，在經濟上越發富裕，但逐利的氣氛也漸次成形，而不當追求財富的結果，替未來的黑金政治，埋下不該有的錯誤種子。同時，那時的臺灣，商人們可以漸漸的開始投資大陸，將在臺灣所掙取的利得與技術移植到「祖國」之上，而大陸也張開雙臂，迎接還鄉投資的「台胞」們。

兩岸交流下的中國，絕不單單是「何尊」上所出現的古字，也是民族上、文化上、血緣上的名詞，更是中華大地幾千年來先人所生活過的土地，裡面包含著朱自清《背影》中所描繪舉箸提筆諸多不便的父親，也有著董玉方《父親寫的散文詩》中日記本內經歷風霜雨雪的父親。當然，也有著汪中《先母鄒孺人靈表》裏藉槁於地的母親鄒維貞，還有蔣士詮《鳴機夜課圖》中坐堂而織的母親鍾令嘉，那是由長江、黃河所孕育的民族與大地，更是炎黃繁衍而下子子孫孫的所居之所。中國，是共同的父親，也是共同的母親，而臺灣也是他們的孩子。

開放探親約十二年後，民國八十九年，在國民黨政權移交予民進黨政府前，蘇起先生提出了「九二共識」四字，亦即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由臺灣地區及大陸地區的「雙方」各自表述，從而暫時規避可能的政治困擾！而後，民進黨在兩次執政的過程，透過各種方法、語彙、政治動員，拒絕接受九二共識，也在兩次執政的過程中，大量的採取去中國化的作為，越發的敵視、仇視大陸，喊出「抗中保台」的口號，於是兩岸同胞間的情誼，再一次在政治的因素下，漸次隔絕，並同時在全盤親美的政策下，終而衍生了大陸封鎖臺灣式的軍事演習、海峽中線不復存在、導彈飛越中華民國領空的嚴峻情勢，而中華民國的邦交國，如今也已降到了屈指可數的地步！就在不久前，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一年的「國慶日」時，民進黨政府刻意的以英文寫出「Taiwan National Day」的字樣，如此偷樑換柱的取巧行為，不令人費解，但卻矮化了自己，喪失了國格，也失去了對史實的尊重，確實令人無比擔憂，試問忠烈祠裏殉國的英靈們，將如何面對現今這種混亂的國家表述？我們效忠的，到底是哪一面國旗？哪一個國家？

有些記憶難以遺忘，記得國中課本上有謝冰瑩所寫的《蘆溝橋的獅子》一文，文中提到蘆溝橋上的石獅子老是數不清，也提到蘆溝橋的起造於金世宗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的歷史，但對我最深刻的記憶卻是那最後的一段：
「二十六年的『七七』，這橋上該是多麼悲壯！不知有多少戰士在這裡倒下了，屍體滾在河裡，鮮血染紅了河流。如今我們從這裡踏過，有幾個人曾想到我們的足跡會踏著戰士們當日的血跡？會踏著戰士們當日的頭顱？有幾個人會懺悔抗戰以來他做了昧天良，喪心害理，對不起已死烈士的事？」
的確，追求自身的良心平安，當是做人的最基本原則，一切當要對的起人，而非辜負於人，何況是辜負國家這等大事。這也使我想起由郝柏村、齊邦媛、星雲大師等人所寫的：《我們生命裡的七七：從蘆溝橋到中日八年抗戰》一書，高希均先生的序文說：「百年來我們中國人的歷史，正就徘徊在絕望與希望之中，毀滅與重生之中，失敗與成功之中。沒有歷史，哪有家國？只有失敗的歷史，何來家國？」歷史是一面明鏡，未來的希望、重生、成功，需要認清自己的歷史，才會找到真正的方向。

想起曾任軍團司令的羅本立上將，他在民國九十四年，為了返回安徽祭祖，主動申請卸下戰略顧問及中華民國陸軍一級上將終身職位，羅將軍申請的理由很簡單：「從軍六十年未返家鄉，希望能返鄉祭祖，完成爲人子孫應盡的本分。」在先人墳前上香盡孝，叩謝父母之恩，當是為人子孫的本分，而羅將軍於返回大陸祭祖十二年後，於民國一百零七年病逝臺北，並長眠於汐止五指山上。羅將軍放下一切，返回安徽合肥，示範了做為中華兒女為人子應有的孝道。謝冰瑩說：「蘆溝橋，這響亮而神聖的名詞，它永遠地烙印在我的心裡，永遠地烙印在每個中華兒女的心裡。……」蘆溝橋，我所看到的，不是石獅子的多少，而是民族的脊樑與精神，對於自己的歷史、自己的祖先，絕不當有所遺忘。

想起史學大家許倬雲老師，許老師在接受訪問，每每提到抗戰時，便會泣不成聲，他的夫人說：「他想起同胞被日本飛機炸碎的身體掛在樹上」，同樣的，開發「龍蕊」的科學家黃令儀女士也曾說：「我這輩子最大的心願就是匍匐在地，擦淨祖國身上的恥辱，因為我親眼看到過我們的同胞被日本鬼子的飛機炸死。」歷史是一種記憶，深沉的記憶，問題是這種個人記憶該從什麼時間起算？如果從連橫《臺灣通史》所說的「洪惟我祖先，渡大海，入荒陬 ，以拓殖斯土」開始，血液中流淌的，依舊是炎黃的血液，更無論從司馬遷《史記》起算的夏商周了！

中華民國往哪裡去？臺灣這一塊共生共住的土地又將如何？應當，在歷史的記憶中可以找出前行的解答。

以下為吉星文將軍之照片

有識人之明，更需有用人之氣度

午夜大雨，簌簌的節奏聲中，竟有種令人不安的感覺，為求心之定靜，於是隨手取架上《兩般秋雨盦隨筆》翻看，其中有「居官不聽子弟言」一條，引用耿定向的《先進遺風》一書，並提及明代首輔楊溥，楊溥的兒子楊旦，還有台州人范理的事蹟。

「居官不聽子弟言」述及明代楊溥在內閣為官時，兒子自家中前往拜望，楊溥問道：「一路上聽到有誰的官聲比較好？」這個兒子（楊旦）沒有正面回答，卻說：「江陵縣令特別不好」，而其所持理由是：「接待時甚為儉約不尊重！」楊溥沒有多說什麼，將縣令「范理」的名字暗中記了下來。之後，楊溥並不是尋求報復，而是將范理擢拔為德安府的知府。於是耿定向很感慨的說：「當官的，逢迎巴結以冀求陞官發財；做子弟的，借端借勢以凸顯自身身份；當父兄的，囫圇吞棗以子弟充作耳目！但是楊溥卻沒有這樣做，反而是重用了被詆毀的人，這該是砥礪為官者的規範，也是教育子弟的家法啊！」看完上面這一段，心中頗有感觸，反視現今師道之尊早已不存，而官場文化顢頇、用人邏輯紊亂，不正是耿定向所描繪、所鄙惡的景象？

楊溥是明代的政治家，也是英宗朝賢相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之一。他曾擔任太子朱高熾（後來的明仁宗）的侍從，並在太子論及漢代張釋之的賢能時，說過一句後世知名的話：「釋之誠賢，非文帝寬仁，未得行其志也。」也就是說屬下的能力再好，如果沒有長官的青睞與重用，縱有能力也一樣不得其志！這句話或許是所有不得志的讀書人所共有的心聲。永樂十年 (1412年)，朱高熾因接駕北征回朝的明成祖（朱棣）有所延誤，楊溥身為太子侍從，連帶受累被打入大獄，但沒想到關押竟然超過十年之久直到仁宗繼承大統！他在獄中，因家人數度未能送餐，楊溥幾乎餓死牢內，但在關押期間，楊溥只專心做一件事：「讀書」，《明史》上說他「讀經史諸子數周」，能在獄裡將典籍來回讀了好幾遍，確實甚為不易。也正因有了繫獄十年餘的經驗，楊溥對於官場、人情、是非、生死，以及刑罰，定然都會有非常不一樣的感悟。

明仁宗（朱高熾）繼位之後，楊溥終於得釋，在感念楊溥因自己的過錯而受到十年牢獄之災下，因此楊溥特別受到仁宗的重用與照顧。仁宗去世後，由八歲的英宗朱祁鎮即位，隨即太后召集幾位重臣，以類似託孤的口吻言道：「卿等老臣，嗣君幼，幸同心共安社稷」，然後又將楊溥召來，說了幾句很感動人的話：「先帝一直掛念著你的忠誠以及牢獄受累，所以每每為你嘆息不已，沒想到今天我竟然還能見到你！」於是大夥哭成一團，畢竟當年下詔獄的大臣，有許多都沒能熬到雲開日見離開大獄之時，太后那幾句心裡話，確實引人感觸為多，而「誠敬孝謹」的明仁宗，在位期間虛懷納諫，減輕刑法，由其赦免了建文帝的舊臣，以及其父成祖時代所流放的官員與家屬，開啟了「仁宣之治」，忽焉而去，也確實令人懷念。

至於那個不懂交際應酬以牟取進階利益的范理，依據《先進遺風》內容，持續被擢拔到「貴州左布政使」的位置。於是，有人建議范理應該寫信感謝一下楊溥，但范理卻回應說：「國家用人，並非私相授受，為何要謝？」所以並未對楊溥有任何一封私人書信表達謝忱，直等到楊溥下世後，范理才為之設祭一哭，並感謝楊溥實為一生之知己。楊、范二人，只論公誼而不求私利，心懷天下國家而非個人出處，君子之交當如是乎？殆如是也！楊溥與范理兩位的行事風格，無私無我，確實值得景仰。依據《台州府志》，范理最後做到「南京吏部左侍郎」一職，而其居官與為人則「居官清慎忠勤，一以興利為主…，家無半椽寸土之增，服食粗糲如貧士。」看到這樣的人物，想起了一生清廉的于成龍，還有連出國都缺乏旅費的孫運璿院長，對比時下的政府官員，誆騙而不畏神明，放言而不慚清議，居位而不知羞恥，真是既難過且難堪。

有了漢文帝，才有了張釋之，有了明仁宗，才有了楊溥，有了楊溥，才有了范理，有了康熙，才有了于成龍，有了兩蔣，才有了孫運璿！有識人之明，更需有用人之氣度，倘識淺器小不能容賢，嗟之來呼之去，就算是個人才，也會被糟蹋的不成個人才了。居官在位者，能不慎乎？能不慎乎？

以下《兩般秋雨盦隨筆》引《先進遺風》內容：

以下《台州府志》有關范理之記述：

以下《先進遺風》一書有關楊溥與范理之內容：

今夜裡，月嬋娟

中秋之際，同學、朋友、同事紛紛寄來團圓平安之語，其中引蘇軾《水調歌頭》者尤多。確實，「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能平安健康一家和樂的在一起，定有相當的福份。

蘇軾在神宗熙寧九年 (1076年) 八月十五日寫下此詞，那時的他人在密州（山東諸城），而他的弟弟蘇轍則在齊州（山東濟南），兩人難以相見，因此才會於詞序中說：「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那天晚上，跟蘇軾一起開懷暢飲的，至少還有孔宗翰一人，孔宗翰乃孔子第四十六代孫，待蘇軾從密州改治他處後，便是由他接替了蘇軾治密州的責任。蘇軾與蘇轍兄弟倆係仁宗嘉佑二年之同榜進士，而孔宗翰與其兄孔舜亮則是於嘉佑四年同登進士，兩家兄弟機緣如此，又都是宋代的知名人物，確實令人驚艷。

蘇軾於熙寧七年 (1074年)，由杭州改治密州，並於同年九月到任，因此寫《水調歌頭》的時候，已在密州兩年左右。那晚，中秋月圓之夜，與孔宗翰放酒暢飲之時，四十一歲的他想到了自己的弟弟蘇轍，於是詞中有一種明顯的孤獨：「何事長向別時圓？」蘇軾不知道的，是一個月後詔命下達，他又改治河中府（永興軍路），而他的弟弟則在同年十月，受詔回至京師任職，兄弟倆至此越離越遠，那句有如讖語的「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確實使兩兄弟聚首為難！曾經「致君堯舜，此事何難？」的期許，與出仕後的起伏際遇，顯然不會是蘇軾所期望的。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那是所有分離之人的共同期待，蘇軾在離開密州前，在超然台前望月，有感而賦成《江城子，前瞻馬耳九仙山》一詞，全文如下：
前瞻馬耳九仙山，碧連天，晚雲間。城上高臺，真個是超然。莫使匆匆雲雨散，今夜裡，月嬋娟。
小溪鷗鷺靜聯拳，去翩翩，點輕煙。人事淒涼，回首便他年。莫忘使君歌笑處，垂柳下，矮槐前。

那該是熙寧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夜晚的事。那夜，與蘇軾相伴一起觀月者又有誰？未來的路，蘇軾當然不知，但所有的人事淒涼正等著他。如今的我們知道，他一生命運的重大轉折「烏台詩案」即將出現。詩案發生之後，他在獄中他寫了絕命詩《獄中寄子由》送給弟弟：「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將已經看的見的後事託予蘇轍，此時的他，不再有「去翩翩，點清煙」的瀟灑，而該是「囹圄裡，人難圓」的重大慨嘆！

「小時不識月，呼作白玉盤」，而今知道陰晴圓缺與悲歡離合都是人生裡的必然與無奈，僅希望今夜共看明月之際，無淚，所有人都快快樂樂、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有人曬書，有人曬肚皮！ 書蠹好曬，人蠹難移！

《世說新語》中「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答曰：『我曬書。』」一段，相信大家都有印象，郝隆曬的是肚皮，是內在、不是書的實體，但腹有詩書之下，以博學之姿自我炫耀一番，他人實在也不能怎樣。

「書」是紙的集合，紙上記事，事中言理，於是讀書即在於明理。郝隆曬的是自負，是倨傲，然而讀書是期待隨閱讀量之增加，越發懂得進退有據、謙沖有理，絕非驕傲於人。郝隆曬肚皮的故事，反應出東晉名士放誕率性的行為，而蘇軾「一肚子不合時宜」，顯示的卻是讀書人的氣節、見識，讀書人應有的寫照該是哪一種，大家瞭然於心。

自有印刷之書籍以來，無論多麼珍稀，都可能因受潮而黴爛，遭蠹魚而碎食，因此於夏日之際透過曬書以去除濕氣，驅趕蠹魚，便成了文人雅士個人乃至政府藏書單位的例行工作之一。從記述東晉郝隆的行為開始，到宋代洪邁的《容齋四筆》所載秘書省負責曬書等事，可見曬書不單單是為了保護所藏書籍，也成了雅事一樁。到了清朝的朱彝尊，其故居署名為「曝書亭」，著作則叫做《曝書亭集》，曝書也無疑是讀書人的例行事務之一，而這個朱彝尊有多少書需要曝呢？依據《曝書亭著錄序》所言：「擁書八萬卷，足以豪矣！」可見朱先生有八萬卷的書需要曝曬，這個數量，確實需要大費周章！故居取名「曝書亭」，亦當名符其實。

乾隆年間修纂《四庫全書》，總共抄寫了七部，存放於文淵閣、文源閣、文津閣、文溯閣、文宗閣、文匯閣、文瀾閣等七個館閣之中，當時翁方綱躬逢其勝，有緣參與了文淵閣「曬書」的任務，於是寫了《曝書登文淵閣》一詩。《四庫全書》之纂修，其內賦有乾隆交辦之重大政治任務，也就是「寓禁於徵」，在向四方徵書之同時，一併將內含悖逆文字的書籍予以禁絕，所以翁方綱所曬的書，其實都是清政府所認可的文字，太陽可以曬去書上霉味，驅除蠹魚，但已然曬不到那些所禁絕的書籍。雖如此，乾隆對於文淵閣書籍的保存確實十分在意，曾在四十一年 (1776) 六月下過諭旨：「所有閣中書籍，按時檢曝，雖責之內府官屬，而一切職掌，則領閣事以下各任之，於內閣、翰、詹衙門內兼用」！其中「按時檢曝」四字，就是要求需依時曬書，也可證曬書一事的重要，而第一部《四庫全書》，也終於在乾隆四十六年入藏於文淵閣內。先前提到的翁方剛，就是隨後以「編修」身份，充任文淵閣所編制的「文淵閣校理」十六員之一！

清代趙慎畛的《榆巢雜識》一書，裡面記載著清政府曬書的規定：「每歲按三、六、九月，由提舉閣事大臣會同領閣事大臣，定期奏請曝書。」一年曬書三回，目的當即在去除濕氣，以免霉爛。文淵閣雖為磚瓦所造，有專人負責，但所藏書籍仍不免為濕氣所侵，為蟲所蠹，因此需要定期曝曬！而宋朝的邵雍更有《曝書吟》一詩：「蟲蠢書害少，人蠧書害多。蟲蠹曝已去，人蠹當如何？」可見蟲蠢可以曝曬而去之，但人蠧卻難以處理！然而誰是人蠹？誰又是人傑？劭雍所疑惑的，其實也正是正人君子所疑惑的，世間有多少乾綱獨斷之主，可以清楚定義人蠹，更懂得去除人蠹以免遺患將來？其實國家或企業清明之境所需要的，不就是去蠹而用傑？若不能去，讀書人就真只能翻翻書、曬曬書了，然後依舊一肚子不合時宜。

蘇軾：「麤繒大布裹生涯，腹有詩書氣自華」，看看自己，我們都該是有內涵、講氣節的讀書人！

以下，《世說新語》所載郝隆之事：

以下，《榆巢雜識》所載曝書一事：

以下，劭雍《曝書吟》一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