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說新語》中「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答曰：『我曬書。』」一段，相信大家都有印象，郝隆曬的是肚皮，是內在、不是書的實體，但腹有詩書之下，以博學之姿自我炫耀一番，他人實在也不能怎樣。
「書」是紙的集合，紙上記事，事中言理，於是讀書即在於明理。郝隆曬的是自負，是倨傲，然而讀書是期待隨閱讀量之增加，越發懂得進退有據、謙沖有理，絕非驕傲於人。郝隆曬肚皮的故事，反應出東晉名士放誕率性的行為，而蘇軾「一肚子不合時宜」，顯示的卻是讀書人的氣節、見識，讀書人應有的寫照該是哪一種，大家瞭然於心。
自有印刷之書籍以來，無論多麼珍稀，都可能因受潮而黴爛，遭蠹魚而碎食，因此於夏日之際透過曬書以去除濕氣，驅趕蠹魚，便成了文人雅士個人乃至政府藏書單位的例行工作之一。從記述東晉郝隆的行為開始，到宋代洪邁的《容齋四筆》所載秘書省負責曬書等事，可見曬書不單單是為了保護所藏書籍，也成了雅事一樁。到了清朝的朱彝尊，其故居署名為「曝書亭」，著作則叫做《曝書亭集》，曝書也無疑是讀書人的例行事務之一，而這個朱彝尊有多少書需要曝呢？依據《曝書亭著錄序》所言：「擁書八萬卷，足以豪矣！」可見朱先生有八萬卷的書需要曝曬，這個數量，確實需要大費周章！故居取名「曝書亭」，亦當名符其實。
乾隆年間修纂《四庫全書》，總共抄寫了七部，存放於文淵閣、文源閣、文津閣、文溯閣、文宗閣、文匯閣、文瀾閣等七個館閣之中，當時翁方綱躬逢其勝，有緣參與了文淵閣「曬書」的任務，於是寫了《曝書登文淵閣》一詩。《四庫全書》之纂修，其內賦有乾隆交辦之重大政治任務，也就是「寓禁於徵」，在向四方徵書之同時，一併將內含悖逆文字的書籍予以禁絕，所以翁方綱所曬的書，其實都是清政府所認可的文字，太陽可以曬去書上霉味，驅除蠹魚，但已然曬不到那些所禁絕的書籍。雖如此，乾隆對於文淵閣書籍的保存確實十分在意，曾在四十一年 (1776) 六月下過諭旨：「所有閣中書籍，按時檢曝，雖責之內府官屬，而一切職掌，則領閣事以下各任之，於內閣、翰、詹衙門內兼用」！其中「按時檢曝」四字，就是要求需依時曬書，也可證曬書一事的重要，而第一部《四庫全書》，也終於在乾隆四十六年入藏於文淵閣內。先前提到的翁方剛，就是隨後以「編修」身份，充任文淵閣所編制的「文淵閣校理」十六員之一！
清代趙慎畛的《榆巢雜識》一書，裡面記載著清政府曬書的規定：「每歲按三、六、九月，由提舉閣事大臣會同領閣事大臣，定期奏請曝書。」一年曬書三回，目的當即在去除濕氣，以免霉爛。文淵閣雖為磚瓦所造，有專人負責，但所藏書籍仍不免為濕氣所侵，為蟲所蠹，因此需要定期曝曬！而宋朝的邵雍更有《曝書吟》一詩：「蟲蠢書害少，人蠧書害多。蟲蠹曝已去，人蠹當如何？」可見蟲蠢可以曝曬而去之，但人蠧卻難以處理！然而誰是人蠹？誰又是人傑？劭雍所疑惑的，其實也正是正人君子所疑惑的，世間有多少乾綱獨斷之主，可以清楚定義人蠹，更懂得去除人蠹以免遺患將來？其實國家或企業清明之境所需要的，不就是去蠹而用傑？若不能去，讀書人就真只能翻翻書、曬曬書了，然後依舊一肚子不合時宜。
蘇軾：「麤繒大布裹生涯，腹有詩書氣自華」，看看自己，我們都該是有內涵、講氣節的讀書人！
以下，《世說新語》所載郝隆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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