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那晚的月亮

友朋寫來一信，問我何以知曉東坡舊文！實無它，當有意與古人交通，且深受其文字之感動，自然便欲跳脫文字框架，而欲與其直接對話矣！余每讀子瞻之文，想見其下筆時之心境，大江東去竟是一肚子不合時宜，而為竄逐他鄉不得一歸，遂往往擲書而歎難以自己！

東坡寫《記承天夜遊》於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改換成西曆，亦即西元1083年11月24日也！蘇軾說當晚：「月色入戶…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如此，當晚月色明亮，且無雲霧遮罩，方能「月色入戶」、「積水空明」、「竹柏交影」。雖如此，當晚的月色究竟如何哉？

與古人溝通，除文字意義而外，倘能設身處地而進入其心靈深處，則彼之心境自然猶同自身之心境，自然也就能苦其所苦，樂其所樂。吾人無法親身回到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的冬夜，與蘇、張同遊古寺，但我們可以把玩電腦軟體，以虛擬之方式，立即進入1083年11月24日的月夜…。

蘇軾當年因攻訐時政之故，為神宗貶於黃州（即今之湖北黃岡）擔任團練副使之閒職，而「黃岡」之地理座標乃為東經114度48分，北緯30度24分。運用電腦軟體（Stellarium），將前述座標、日期，以及當時子瞻「解衣欲睡」而又「欣然起行」的時間輸入（假設為夜間十時）。於是，我們可以清楚看見，當夜，無論從東西南北哪一個角度觀月，月色確實亮麗可人，所惜蘇軾當時乃一閒散之人，皓月一輪當空，銀霞直洩至竹影交錯，好一個清風、月夜、竹柏影，古寺、知交、遠謫人，惟相與共者，僅張懷民一人爾！

基於房舍座北朝南之故，「月色入戶」，可以合理假設乃自南窗而入，故檢附面向南方，仰望天空之夜景以享眾人，想當時東坡居士所觀之月，當即此爾！「何夜無月」？近千年後回復當時之月景，光風霽月如蘇軾、張懷民者，尚不免於一貶三謫，縱有曠達之心，物外之趣，又怎能不替蘇子一興閒散之嘆？

千里快哉風，送舟從此逝

聞小兒誦讀蘇子瞻《記承天寺夜遊》課文，因不知此篇何時入選，遂出《東坡志林》一書以示蘇軾它篇…。小兒默默，而不知我所欲言者，實乃記中「何夜無月？何處無竹伯？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之蘇子心境！

蘇軾於宋神宗元豐二年，因受御史舒亶及李定兩人之構陷（即所謂「烏台詩案」），以所為詩詞譏諷時政，遂於七月二十八日為御史台所逕自逮捕，經四月之審訊，神宗於十二月二十九日下發聖諭，著令將蘇軾貶往黃州（湖北黃岡）任團練副使，並規定「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文」。說白了，就是就近監視看管，且無需委予任何工作！蘇軾於《記承天寺夜遊》一文自記寫作日期為「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如此，寫此夜遊記時，蘇軾在黃州「投閒置散」無所是事已然四年矣，而其在元豐五年所作之《臨江仙‧夜歸臨皋》一詞中也提到：「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仿佛三更」，一個為朝廷放逐閑而無事的人，既然棄而不用，也只能縱情於覽山觀月，吟詩做詞，並以飲酒自娛自適了。

夜遊記中有「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乙句，而張懷民究為何人，其生平已然無可稽考，然而蘇軾於元豐六年另有《水調歌頭，黃州快哉亭贈張偓佺》一詞，其中明確記載：「知君為我，新作窗戶濕青紅」，看來兩人交情不淺，否則張氏大可不必為蘇軾建亭，而且在抹漆未乾之際，便邀子瞻臨江登覽。詞末兩句：「一點浩然氣，千里快哉風」，顯然將張懷民的氣度與格局都說的很大。此外，其弟蘇轍《欒城集》中，於元豐六年十一月朔日亦有《黃州快哉亭記》一文，記此亭來歷如下：「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為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於是乎知張懷民乃清河人（江蘇淮陰），字夢得，又字偓佺，不知因何故謫居齊安（即黃州），此文描述張君遇謫不患，遠放不憂，恬淡自然的個性如下：「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為患，竊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就蘇氏兩兄弟之所言，張懷民顯然是位心胸坦蕩，無入而不自得的朋友。

除卻蘇軾一文一詞，以及蘇轍的《黃州快哉亭記》外，我們真不知道張懷民在謫放黃州之前，以及黃州之後的人生際遇。或許，張氏的曠達，本不會在意是否留名後世，然有心栽花花不發，蘇氏兩兄弟倒是無心替張懷民在青史中插了一柳。至於蘇氏自己，在《自題金山畫像》一詩中，則將其一生說的蒼涼哀怨：「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的確，蘇軾一生時運不齊，命途多舛，且歷經多次貶謫，其中黃州五年，惠州三年，儋州四年，想要如張懷民般恬然自安，自然也很困難，然若非多年遠謫在外，蘇軾又何能足跡歷遍天下，替後人留下大量詩詞歌賦？語謂「文窮而後工」，是耶非耶？而所謂「國家不幸詩家幸」，是幸耶抑不幸耶？對於蘇軾，顯然不幸居多。

神宗在世三十七年而崩，哲宗繼位年僅二十四歲即亡，徽宗於十八歲即位，隨即以蔡京為相，大黜舊黨，並於即位之第五年（崇寧四年），將司馬光、蘇軾等三百零九人打成「元祐奸黨」、「害政之臣」，且於德殿門之東壁樹立「元祐黨人碑」，以「永為萬世臣子之戒」。以文臣而言，「曾任宰臣執政官」以司馬光為首，而「曾任待制以上官」則以蘇軾為首，「餘官」部分，則首列蘇門四學士秦觀、黃庭堅、晁補之、張耒四人！蘇軾一生之不遇，連帶也使他的弟子遭受禍害！蘇軾《書謗》一文自書曰：「吾平生遭口語無數，蓋生時與韓退之相似，吾命在斗、牛間，而退之身宮亦在焉。」蘇軾以文名享譽天下並因而遭忌，早在烏台詩案發生時便已如此，故其自言：「平生文字為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為文字所累，卻又一再為文自討苦吃，而最後卻以「命宮」之所在，以解釋其一生不遇之機由，並舉韓愈相似之命格以為例，不論天上命宮如何，地上的蘇軾，當是已無奈至極矣。

我輩無蘇軾之能，尚不免於口語之災、譏訕之言，復無張懷民之曠達，是以不能築亭自適、忘懷得失，「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倘世間真有「快哉風」可為眾人所共，則又何必爭之逐之？伎之求之？「常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人生天地之間，有所欲，問功業，則自適為難矣！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之冬夜，通曉佛理的蘇子瞻，就當夜，連同張懷民，真是個閑人？還是個投閒置散無能施為之人？

得意之馬，長安之花

公元八○○年，任職溧陽尉的孟郊，在溧水岸邊迎母時，寫下了千古名篇《遊子吟》：「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然孟郊長年困於科場，於貞元十二年及第中進士時，已然四十六歲，而又四年方外放溧陽（江蘇宜興縣西），是以寫此詩時，已是五十歲的中年人了。清人邢昉在其《唐風定》一書中評論此詩說道：「仁孝藹藹，萬古常新」。確實，此詩頌傳千古，讀之無不令人戚戚，因為我們身上，有誰不帶著母親無盡的愛心與關心？

孟郊的母親，《兩唐書》不載其名，依據韓愈《貞曜先生墓誌銘》：「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庭玢，娶裴氏女，而選為崑山尉，生先生及二季酆、郢而卒。」由是知其父蚤卒，母姓裴，並有兄弟兩人。再據韓愈《孟東野失子并序》一詩所言：「東野連產三子，不數日輒失之」以及《墓誌銘》所載：「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乙亥，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由是知孟郊之妻鄭氏，曾先後產下三子，但不數日遂即嗚呼夭折。在父喪無子，而又仕途蹇蹬的情況下，孟郊遂將所有的心思，都擺在了撫育自身的母親身上。

孟郊一生事母至孝，為了母親，他四處依托，在其《上常州盧使君書》一文中，孟郊極其卑辭厚顏的說：「小子顯求閣下道德仁義之衣食以為養也…。輕重可否傾一言，陳謝誠冀於異日」，信中懇請盧使君能如先前的長官般，不論好壞都能給個差事，以為供樣之資。在此文中，孟郊還提及他先後求食於「宣武軍司馬陸大夫」、「吏部侍郎韋公」等人，奔走干謁求食四處，低聲下氣的有些苟延，想來其詩中的窮愁之苦，顯然其來有自。當他到處求人之際，思及養育之恩的母親，「遊子衣」便不斷浮現在其字句之中。在《怨別》詩中，有「秋風遊子衣，落日行遠道」的無奈，而在《商州客舍》詩中，則有「南山風雪壯，遊子衣裳單」的清寒，另在《遠遊》詩中，他寫下「長為路傍食，著盡家中衣」的難堪。終於，孟郊在半百之年，經吏部銓選成為溧陽尉，即或薪俸微薄，但在衣食有養下，孟郊終能迎母於溧水旁，並期以寸草之心，聊報三春之暉。元和四年，孟郊年六十歲，慈母下世，孟郊為此去官守喪。又四年，孟郊依鄭慶餘之邀，前往大理應試，卻以暴疾卒於閿鄉（河南靈寶），隨後遺體運回洛陽，賴韓愈及鄭慶餘打點錢財之助，方能葬於北邙山先人墓左，人謂：「生居蘇杭，死葬北邙」，對窮苦一生的孟郊而言，至少成就了一半，或可慰藉其有所欠缺的不安心靈。

孟郊多次應舉不第，生活清苦已極，在其《嘆命》詩中，曾寫下：「三十年來命，唯藏一卦中，題詩還問易，問易蒙復蒙，本望文字達，今因文字窮，影孤別離月，衣破道路風，歸去不自息，耕耘成楚農。」想以文字通達，卻以文字困窮，唯一賴以生活的工具，卻使自己前途茫茫，無所依托，這無疑是下第文人的最大悲愴。孟郊在其《落第》詩中說自己：「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不第之心已如刀割，而一再落第後，其《再下第》詩中則顯現出更深的悲痛：「一夕九起嗟，夢短不到家，兩度長安陌，空將淚見花」，這其中轉轉難眠的嗟嘆，揪心難言的無奈，只能化成清淚而已。然而貞元一第，乾坤隨即顛倒，其《登科後》一詩，寫出得意士子一登龍門的無比快樂：「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

孟郊及第後，到底「春風得意」「走馬看花」去了哪裡？除了參加新科進士的「曲江宴」及「杏林宴」之外，幾乎無人細談！今人王魯昌先生將此詩與進士聚集的「探花宴」連在一起，但未說明到探花遊園地底會去哪些地方。又，近人楊向逵，趙梅，則以《秦中歲時記》所載之意，推論說：「使之騎馬遍遊曲江附近，或長安各處的名園，去採摘牡丹等名花」。前述三人之說，顯然對探花遊園發揮依然有限！然而以動亂頻仍的唐朝末年觀之，長安京畿兩陷於黃巢之亂，先是「淘物」，後又「洗城」，恰如韋莊《秦婦吟》中所謂：「華軒繡轂皆銷散」、「內庫燒為錦繡灰」，而在長安「火迸金星上九天，十二官街煙烘烔」祝融肆虐下，唐朝官方庫藏典籍，也難逃化成焦灰的遺憾。在文獻不足之下，就連春風得意走馬看花的探花宴，其來龍去脈也就變的晦暗不明了。《舊唐書‧孟郊》傳，僅以九十四字述其一生，而《新唐書》則將之附於《韓愈傳》下，累字不過百七十四而已，想孟郊六十四年之人生，於史傳，竟止此爾！確實令人嘆息。

長安城始建於劉邦得天下定都之後，至隋文帝重建為大興城。唐依隋制，陸續擴建，至玄宗開元年間，依據李健超《唐長安復原圖》所言，已成為東西長9.6公里，南北寬8.6公里，周長36.7公里，面積84平方公里，擁有一百○九個里坊，兩個市（東西），及一個風景區（曲江池），居民約百二十萬的國際大都市。據李氏考證，長安城東西南北各開三座對望之城門，城內南北大街11條，東西大街14條，其中互通城門的稱為「六街」，縱橫此二十五條交通要道，即劃分為棋盤式之里坊及市。新科進士「一日看盡長安花」的位置，必然就在此偌大的84平方公里之內！

依據南宋趙彥衛的《雲麓漫鈔》所引唐朝李淖所著之《秦中歲時記》：「期集謝恩了，從此使著披袋、篋子、騾從等，仍於曲江點檢。…次及即杏園初宴，謂之探花宴，便差定先輩二人少俊者，為兩街探花使，若他人折得花卉，先開牡丹、芍藥來者，即各有罰。」細細體會這幾句話，說明了皇帝於皇宮之內召見、大隊人馬前往曲江賞花、隨後的杏園探花宴，以及再而後遣年少之兩街探花使，前往各處名園採摘名花等等。如此，長安看花之所在，可以進一步縮減為「兩街」之所在。此外，唐末孫棨所著之《北里志》其序中亦明載：「僕馬豪華，宴遊崇侈，以同年俊少者為兩街探花使，鼓扇輕浮，仍歲滋甚！」由唐人李淖及孫棨之記載，可確知唐朝進士探花遊園，是在杏園賜宴之後，且是以兩位少年進士為探花使之先導，從兩街出發，隨後遍遊長安名園，而且耗費不貲！

由於史料欠缺，李淖及孫棨所說的「兩街」，已然無從稽考，但依正常邏輯判斷，杏園宴席開於午後，酒足飯飽後方有探花遊園之樂。待眾人返回杏園，細屬採摘成果及先後順序，而後於晚間再度舉宴，方有可能對探花「不力」之探花使處以罰則。如今，當時探花遊園如何進行已無法確知，但仍可合理假設長安遊園之「路徑」，係經進士團（外包的工作單位）事先仔細安排，並分成東西兩路，每路各指派探花使者一，並將其餘進士亦區分為兩路，一定時間之後，再隨探花使之後塵跟去，也才有可能如李淖所言：「若他人折得花卉，先開牡丹、芍藥來者，即各有罰。」遊春之日既受皇命，所以各地名園「一律開放，任其採摘」（楊向逵、趙梅語）也就順理成章了。如此，「兩街」未必只是字面上的兩街，而是事先安排的探花起始之街，後續行程以及順序則顯然早已打點妥當。

那長安又如何區分為「兩街」，以便進士們馬分兩路探花遊園？二○○六年五月，李志紅先生在其博士論文《唐長安城市景觀研究》中，整理《長安志》及《唐兩京城坊考》後，梳理出七十四個私家園林，並將之標示於長安城圖之內（見李文圖5-1-4：唐長安城宅園分佈示意圖），同時發現宅園分佈多在皇城第二條街之南且臨水之處。細看標示之圖，長安右側的園林顯然較為集中，左側則略顯分散，如是，探花使之責任區域，如果是分在左側之園林，想要於一個下午看遍長安之花，「馬蹄疾」就是不得不的景象了。因此，我們再度合理假設，新科進士從位於長安東南角的杏園出發，由探花使先行，而後其餘進士亦區分兩路，跟隨探花使之馬步而去，若探花使馬力不濟，而為後續之進士跟上，就要給予一定之「罰則」了！而為顧及娛樂性及刺激性，探花使的年紀必然需健壯姣好，方可能讓後面「五十少進士」的其他進士驅步追趕了。

四十六歲之前，孟郊以進士及第為目的，然待選四年，僅得一溧陽尉的小官且為羞辱罰俸，秩滿即除，其後四處依托，屈身卑言以求安身奉母。年逾六十，還要為一官半職前往大理應試，最後竟暴卒於閿鄉之途。孟郊身後無子、無資，若非韓愈及鄭慶餘之義助解囊以打理後事，孟郊恐怕真要瘞旅他鄉永不得歸了。而他進士及第，一日看盡長安花的大唐都城，最後也在唐昭宗天祐元年，毀於朱溫之手。天下事盡如白雲蒼狗，曲江盛會現已如塵，而杏園探花今又何在？玄宗開元五年，曲江關宴，新科進士三十人，併同歌妓、篙工等，於遊湖之際發生船難而全數罹難，一生辛苦，驟成清風，龍門初登，頓成亡魂，是以知及第莫喜，落第莫悲，作弄人的是命，一切都該是緣吧！

誌謝詞 - 得之於人者太多，出之於己者太少

余修讀博士學程於茲七年矣，賴師長、同僚、友朋傾力之助，方僥倖於近日通過口試。回顧此一過程，誠如之藩先生所言：「得之於人者太多，出之於己者太少」，心有所感，然無所回報，遂將心境寫成「誌謝」一文，並置於論文之首，以誌恩德如此，並期俯仰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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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謝

在經歷七年的博士學程洗鍊後，以「學海無涯」四字形容自己的心情，顯然頗為貼切。我不知道這篇論文的告成，是否正是曾鞏《墨池記》中所謂的「一能」，但「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則當是真實的寫照。當年，曾鞏兩次落第，受鄉里「有似簷間雙燕子，一雙飛去一雙來」之奚落與譏諷，而後窮二十二年之功，方才榜中進士。如此，「羲之之書晚乃善」的結論，不也是其自身的寫照？於今，透過閱讀前賢的研究，配合工作上的一點心得，以七年孜矻之力，一點一滴的努力填補未知，而終能在老師、朋友、同僚的多方協助下，完成此一論文，是緣份，是福份，也是曾鞏「學固豈可以少哉」的結果。

陳之藩先生《謝天》曾說：「無論什麼事，得之於人者太多，出之於己者太少，因為需要感謝的人太多了，就感謝天罷。」對我而言，又何嘗不是如此？在整個的論文寫作過程中，從訪談對象的選定、稿件的整理、問卷的擬定排印、電話的跟催、問卷的分析，直到稿件的四修五送、一字一句的檢視，在在有老師，有朋友、有同僚的協助與叮嚀，也唯有透過大家的協助，才有這篇論文。得之於人者實在太多太多，而這些在背後付出的，又豈能僅以謝天帶過？

謝天之餘，感謝林孟彥及李吉仁兩位教授給予的指導，如今這修習所得的丁點成果，或許能不負兩位老師對我的些許期望。而在寫作動筆為難之際，二十餘年不曾謀面的老同學李文淑教授，隔海跨刀釋疑解難，並叮嚀催促耳提面命，寫之改之、潤之修之的傾力而為，視此論文有如己物，實已難言為謝。此外，政衛這幾年來的資料搜尋及在統計上的協助，哲偉、佩榕伉儷訪談稿的校整，智惠的電話柔性跟追，廖姊在庶務上的鼎助，以及佳燕、韋禎兩位公餘的校對之功，才使這篇論文得以呈現。於此，也謝謝晶技林萬興總經理在此一過程，所給予的支持及方便，而在風雨攪擾之際，更感謝評審委員所提點的修正建議，以期此一小文能更為堅實以供後之學者評閱。得之於人者若斯，方有出之於己者如此，由衷感謝你們。

過去近十年，無疑的，我將心力全都給了工作以及課業，有心無行之下，確實疏於對家庭的照顧。此其間，父母溘逝，稚子長成，端有賴妻子無悔之悉心照料處置，而今妻亦青絲飄霜，容面染塵矣。我曾經在《與妻詩》中如是寫道：「步步趨趨相守路，輕輕渺渺扶過橋，或貧或賤誓如昔，是喜是哀兩牽牢。謦欬稚子猶啼笑，鬢髮斑疏紅顏耄，相守三生始今朝，姻緣七世訂月老」，謝謝妳在過去所有落寞中的默默付出，或貧或賤，是喜是哀，願能一生相守。

七年前，我在報考的自傳中寫下內心的期許：「我樂於追求知識與成長，勇於接受挑戰與橫逆，如果攻考博士班是前往知識長河另一條明路，我想我已經開始擺渡！」倏忽擺渡七年，如同玄奘選中西去東回的取經白馬，沒閒著，但慶幸沒有空自繞圈而已！說實話，我沒有唐人春風得意看盡長安的愉悅，倒是體會了清儒言必有據旁徵博引的要求，何權峰先生曾說：「人生最大的痛苦是自我成長，人生最大的快樂也是自我成長，只要你找得到那個意義」。於人生近乎半百之際，得能體會璩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的心境，有機會回頭審視這些曾經與如果，也算一種領悟，一種意義。

多年前，當祖母知道父親輾轉至台而未為戰火吞滅，由伯父轉來口信：「沒想到我還有一個兒子活在世上，…我李家又有一個大學生了！」未料，這也是我與祖母此生唯一的「聯繫」。九十一年除夕，父親在其《感時篇》中寫道：「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並有註曰：「吾三十二年冬，辭母別太行，臨行之矚。吾守母教，自問無愧，仲舒寫。」這是父親天命將屆之際，無愧於祖母期待所書寫的報告，而父親亦曾在六十六年寫下對我的期許：「孩子，爸所給您的只有一點，即堂堂正正做一個人，不投機、不取巧，儘管世事複雜，能堅持著這一點，什麼都不可怕！」如今，大江大海已然沈寂，天上人間亦已永隔，然而父母對子女的冀望，傳承而下，卻不會止歇，只不知，以今日書劍兩無所成之我，能否無愧於父親對我的冀望。

在擺渡的過程，所惜，因自己走的太慢，父母已然無法等到這天的到來，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如此無涯之憾，於幽夢中如何向雙親訴說？而今祭豐養薄之嘆，椒酒虛供之哀，撫育提攜之恩，是如此的揉雜於內心之中！蓼蓼者莪，匪莪伊蒿，蓼蓼者莪，匪莪伊蔚，我已聽不見您倆的聲音，也只能將此論文的完成，託付予五指山上的雲霧，作為無忝所生的些許回報！

鶴立雞群，到底是哪一種鶴？

《晉書嵇紹傳》有言：「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于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群。』戎曰：「君複未見其父耳。」這裡的嵇紹（竹林七賢嵇康之子），就是那隻「野鶴」，也是《正氣歌》「為嵇侍中血」一句中，為晉惠帝擋刀擋槍流血而死的忠臣！

嵇紹已經「鶴立雞群」如此之高？那嵇康又有多高？《世說新語》一書說：「嵇康身長七尺八寸，偉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飾厲，而龍章鳳姿，天資自然。」依據中國歷代度制演變簡表，一尺十寸，而一寸等於今日之2.42公分，如此，嵇康身高近190公分了！兒子嵇紹在遺傳之下，「昂昂然」顯然也不會差到哪裡。

鶴跟雞比，自然不能比，但為何以鶴為比呢？中國的鶴，歷史悠久，《詩經小雅‧鶴鳴》「鶴鳴於九皋，聲聞於野」，鶴在叫了；《小雅‧白華》「有鶖在樑，有鶴在林」，鶴在歇息了；《大雅‧靈台》「麀鹿濯濯，白鳥鶴鶴」，鶴在展示羽毛了！而《左傳》裡衛懿公好鶴，致使亡國，是鶴成為玩物喪志的對象了，蘇軾《放鶴亭記》裏鶴的遨翔自在，又成為束縛心靈的寄託了！在《浮生六記》裏的「鶴戾雲端」，把蚊子都比成鶴了！至於「閒雲野鶴」是種悠閒，「風聲鶴唳」是種緊張，「焚琴煮鶴」是種無趣，「不舞之鶴」是種無能，如此，鶴在不同的時機，確有截然不同的意義。

雞之高不過三十公分，而鶴之長約在一百五十公分。如此，鶴之高度是雞之五倍，如果嵇紹也如其父有著190公分的身高，依據比例，一般的人豈不都成侏儒了？文人之筆，誇飾而已，嵇紹高是高，但中國鶴有二屬九種，比喻其人的「野鶴」，真不知是類比於哪一種！古人說：「落難鳳凰不如雞」，而正氣歌裏另有一句：「雞棲鳳凰食」，看來嵇紹只能是頭野鶴，還不夠格當鳳凰呢！

嵇紹之父嵇康書《與山巨源絕交書》一文，隱喻司馬氏篡位之意而為司馬昭所殺，然嵇紹竟忘父仇仕晉而任侍中之職。最後，在八王之亂中，因保護幾近弱智的晉惠帝而死於蕩陰之役。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五十一《嵇紹論張華》一條，大罵嵇紹「身污偽命」忘卻父仇，「責人重，責己輕」！顧炎武在《日知錄》卷十三《正始》篇中，也重責嵇紹「紹之於晉，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其非君，當其未死，三十餘年之間，為無父之人，亦已久矣。而蕩陰之死，何足以贖其罪乎？」如此，這隻看似高人一等的野鶴，在清朝王、顧兩位史學家眼中，是個忘君父之仇的敗類！然而在宋末的文天祥口中，則是個盡忠盡義，不屈權勢，以命護主的大忠臣，如此，文天祥顯然是用嵇紹的不屈之節，凸顯自己必死之心吧！時代不同，進退的認知，竟可以有如此的天差地別。

今日之天空，想做野鶴恐怕機會甚難，而高人一等「卓卓然」、「昂昂然」的結果，被打斷腿的，多半也都是那隻鶴吧！出頭鳥，自古似乎都沒啥好下場。放鶴亭裡，鶴飛去兮，豈真能縱其所如？而現實生活中，鶴歸來兮，繞樹三乍，又有何枝可依？西山而放，東山而歸，看看天下，哪裡適合留隻鶴呢？。

守珪執送敗軍將，玄宗宥放安祿山

高適《燕歌行》一詩，收錄於《唐詩三百首》中，有序言道：「開元二十六年，客有從御史大夫張公出塞而還者，作《燕歌行》以示適，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並留下「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名句，戰士明朝生死難卜，也就只能珍重今宵，縱情醉臥於美人帳下了。而此處之張公，所指乃是時任幽州長史之唐朝名將張守珪，張氏也是安祿山的義父，史思明的第一位伯樂（安、史兩人皆為曾任范陽節度張守珪之「捉生將」）！

張守珪，唐陝州河北人（今山西省平陸縣人），《燕歌行》一詩稱其為御史大夫，乃指張守珪於開元二十一年調任幽州長史後，因舉措得宜，屢次大破契丹及奚兩部，加之成功計殺契丹主將可突於、契丹王李屈烈，及蕃酋怒厥娘等，一洗幽州先前兩任主官趙含章、薛楚玉之敗績，因而甚為當世所重。開元二十三年一月，當張守珪捷報傳至行在，玄宗本欲授守珪予宰相之職，而後經過幾番折衝，終為宰相張九齡所諫阻。二月，玄宗賜守珪「輔國大將軍、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等職，因此詩中用御史大夫以稱張守珪，實無任何貶抑之意於內。

嗣後，依附東突厥之契丹及奚部又叛，侵擾唐邊。開元二十七年守珪部將趙刊、白真陀羅假傳守珪將令，命平盧節度使烏知義擊奚而敗績，事後又諱敗為勝，並賄賂玄宗派遣調查事件真相之牛仙童，東窗事發後，為玄宗貶至括州（今浙江麗水）縣。到任未幾，於廿八年五月六日遘疾，疽發背，薨於廨舍。依《張守珪墓誌銘》所載：「上聞而傷之，有詔贈涼州都督。以開元廿八年十月廿日返葬於北邙之新塋，禮也。」足見玄宗對此鎮邊將軍之功績，依然盈掛於心。而高適此詩寫於開元二十六年，乃附和當時出塞而還友人而作，而守珪彼時仍掛帥幽州，與二十七年諱敗之事仍有一年之隔，因此說《燕歌行》一詩乃譏刺守珪軍備廢弛、縱容屬下之作，實不知何所為據。而近人又以開元二十四年安祿山進擊奚、契丹等部之敗績為由，將此詩所諷諭之對象改為安祿山本人，則亦錯亂時序，誤植史實矣。想安祿於二十四年後以白衣展效（亦即撤去官職戴罪立功），而二十五年時，守珪仍以少兵獨自大破契丹，是以《燕歌行》一詩，既不諷張，亦不諷安，所諷者，連年兵禍，民難安生而已。

話說開元二十四年，守珪鎮幽州並獲玄宗賜爵御史大夫後，再度派平盧將軍安祿山進擊契丹與奚，祿山因輕敵冒進，為敵所敗，守珪遂依軍法奏斬祿山「執送京師，請行朝典」，將祿山生殺之權交付上級裁奪。當時宰相張九齡奏劾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教戰，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但玄宗「特捨」之，張九齡覆奏道：「祿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臣請因罪戮之，冀絕後患。」玄宗見文，竟然批示：「卿勿以王夷甫知石勒故事，誤害忠良」，宥免了祿山的死罪。此後，安祿山平步青雲，於太平期間，身兼河北三鎮（平盧、范陽、河東）節度使，並受封為東平郡王，直至天寶十四年十一月，終於起兵反唐，成就了《長恨歌》裡「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的經典名句。

趙翼在其《二十二史劄記》中，針對安祿山執送京師之事，先抱懷疑態度，以為是「乃傳聞之訛」，然後又說是「是祿山送京當斬被赦，又係當時共見共聞之事」。蓋趙翼以《唐書‧張九齡傳》有執送之事，資治通鑑亦載之，然《唐書‧張守珪傳》則付之闕如故有此問。惟考之唐姚汝能所撰《安祿山事跡》一書，則明載「二十四年，祿山為平盧將軍，討奚、契丹失利，守珪奏請斬之…，玄宗惜其勇銳，但令免官，白衣展效。九齡又執奏，請誅之。」而兩《唐書》所載事跡，亦不外於如此，是以安祿山「執送」京師一事，當屬事實。至於《資治通鑑》兩百一十四卷所載：「開元二十四年，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左驍衛將軍安祿山討奚、契丹叛者，祿山恃勇輕進，為虜所敗。夏四月，辛亥，守珪奏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耶，奈何殺祿山？』所歸亦惜其驍勇，乃更執送京師」等語，實乃誤錄《安祿山事跡》中所載安祿山未發跡前之史實：「開元初，…張守珪為范陽節度使，祿山盜羊姦發，追捕至，欲棒殺之，祿山大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兩蕃耶？而殺壯士！』守珪奇其言貌，乃釋之。」由是知，精確如司馬氏之《資治通鑑》，難免亦有其失。

安祿山始受知於張守珪，從捉生將、偏將、養子、員外左騎衛將軍、衙前討擊使，以至平盧將軍，在在皆守珪提攜之恩！然一旦討奚、契丹失利，守珪依然依律奏請軍法從事，毫無妥協情面，以是知守珪軍令嚴明，不分親貴，而絕非後人以高適《燕歌行》一詩所述故事，逕以為乃譏刺守珪之含沙之言。而祿山執送京師後，雖兩經張九齡請行朝典斬首，然命大不死，終為玄宗以「王夷甫知石勒故事」為由所宥。此後安氏攀龍附鳳，賄賂關節，因而一路青雲扶搖直上，大權在握、重兵在手，乃能於天寶十四年十一月九日「以馬步相兼十萬，鼓行而西，以誅楊國忠為名」攻略京畿，釀成唐室大禍，直至史朝義於寶應元年十二月為李懷先所殺，前後擾攘中原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亂」方才蕩平。此後，唐室元氣大傷，國運沒落！就在籓鎮割據，節度使擁兵自重下，再經黃巢之亂，京畿復陷，中國歷史「五代十國」的紛擾命運，也就難以避免了。

祿山「受知」於張氏守珪，知其驍勇善戰，因而官運亨通，亦「受知」於張氏九齡，知其面有逆相，幾乎梟首示眾！人生時運之不同，遇人之差異，真何可以道理計哉？

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小兒誦讀白居易《琵琶行》，首言：「元和十年，予左遷九江郡司馬」，遂問我白居易到底為什麼會貶官到江州！誠然，《琵琶行》與《與元微之書》兩文，確實皆未言明白氏遷謫江州之故，因此略敘梗概，以為其解。

話說唐獻宗元和十年六月，宰相武元衡遇刺於家門口，白居易聞聽後立即上書，奏請輯補盜賊「以雪國恥」，並替武元衡申冤。然當時宰相以為居易之職屬於宮官之「太子左贊善大夫」，不當先諫官言事，心裡已經老大不愉快了！而此時居易的政敵，竟也說他「浮華無行」，並舉白氏母親因看花而落井身亡，但白居易竟還寫《賞花》及《新井》兩詩，是以不合理教，更不宜繼續留在宮中。因此，宰相遂奏貶白氏為「江表刺史」。無奈詔出後，中書舍人王涯又落井下石再度上疏，認為白居易所犯的罪狀，不適合給予治郡的刺史之職，於是後詔追前詔，改授白氏為「江州司馬」。如此，白居易上書為武元衡被刺請補盜賊乙事，本來是件理有必然的事，但竟成為政敵攻擊的口實，為此貶了官，出了京，多少令人有些想不通前後所以。

至於武元衡被刺，則是因為元和八年武氏再任宰相後，力主譾除籓鎮勢力，以鞏固憲宗的領導地位，而當時吳元濟（淮西節度使之子）、王承宗（承德節度使之子）、李師道（淄青節度使）三人暗通款曲一直與朝廷作對，其中王承宗又因上書請求朝廷赦免吳元濟叛亂所寫的文件「辭禮悖慢」，受到武氏喝斥，因此王承宗也立即上書憲宗參了武元衡一本，兩人在皇帝面前彼相攻訐鬧的很不愉快！顯然，王承宗將武元衡持續主戰，且不給面子的情形，一五一十的都告知了死黨李師道，李師道於是買下殺手，在六月三日武元衡上朝東方未白之際，便給了武氏致命一擊，先是重擊了他的左股，而後將他的頭顱都給揣懷了去，唐朝宰相橫死街頭，這是什麼景象！

武元衡之死，必需回溯至元和九年閏八月十二日，吳元濟父親淮西節度使去世，元濟請朝廷同意委為「留後」（續任節度使之意），但朝廷於憲宗即位起，便力主削籓，因此未予准許。元濟遂起兵反唐侵佔河南諸縣，並割據申、光、蔡三州。憲宗於是發六路兵近十萬人進討，雙方大戰僵持不下。於是元濟陸續上表請求赦免叛變之罪，然朝廷在武元衡、裴度等人之主政下，堅持不准，王承宗亦上表為元濟疏通，但為伍元衡所喝斥。於是，與吳元濟、王承宗互有勾結之淄青節度使李師道，遂暗下盤算，意欲刺殺堅持主戰之武元衡及裴度二人。

元和十年六月三日清晨未曉之際，武元衡為盜割去頭顱，橫死於宅東北隅牆之外，而裴度亦遭狙擊，一出家門便遇賊三次攻擊，傷首、墮馬、入溝，並賴從人王義捨身護主，方逃過一劫。一日之間，重臣一死一傷，多數大臣遂建議罷兵赦免元濟，但憲宗此時卻堅定異常，執意繼續譾除籓鎮。元和十二年，裴度自請赴前線督師，唐鄧節度使李愬雪夜襲蔡州，擒下吳元濟。十三年，王承宗獻地謝罪，十四年二月，李師道為自家大將劉悟所殺，於是，天下大定，史稱憲宗「元和中興」。就此觀之，憲宗之中興大業，與武元衡之死、裴度之傷有重大關係，而白居易在此過程中，首先上書請補盜賊，並因而遭貶出京，而後方有《琵琶行》之作，歷史的脈動，將所有的偶然連在一起，白居易躬逢其勝，也算是留名青史了。

武元衡是死了，但諫官竟然未立即上書，反倒讓白居易這個「太子左贊善大夫」搶了頭香，這或許也是白氏受人糾舉，硬是說他「浮華無行」、「甚傷名教」的原因之一，白氏越俎代庖，而又奪了他人的禁臠，能不得罪人嗎？只是，背後的原因不能明說而已！此外，憲宗曾經對李絳說：「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於朕，朕實難奈。」趁此機會，皇上給白氏一點顏色，讓他知道皇帝才是老大也是有可能的。

白居易真的「浮華無行」、「甚傷名教」嗎？白居易確有能歌善舞的歌妓「樊素」、「小蠻」兩人，也曾寫過：「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的詩句，今天形容女子所用的「櫻桃小口」、「小蠻腰」，其實都是白居易替大家留下的文化遺產！至於《長恨歌》、《琵琶行》裏的名句，就多的不便數了！唐代文人狹妓成風，白居易應當不怎麼例外，如是，又何必眾人皆醉白獨醒呢？那些歷史上的是是非非，也如其詩所述：「來如春夢不多時，去似朝雲無覓處」，一切就樂天隨緣吧。

元和十年，白居易的好友元稹亦貶為通州司馬，聞居易左遷，悽然的寫下他的心境：「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坐起，暗風吹雨入寒窗」，樂天讀至此，也心痛的回應：「此句他人尚不可聞，況僕心哉！至今每吟，猶惻惻耳」！而那個在《琵琶行》裡「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的「長安倡女」，在默守空船之際，心中又有多少的空虛無奈？至於身首異處的宰相，誰又能還得其命？歷史上，淪落天涯的，永遠不止一人，得能相逢，就都當作故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