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笑與送別

跟我一起工作十餘年的同事出閣了，高興中有一種失落，她從一個約末二十歲的小姑娘開始與我共事，晃眼竟已十餘年。因此，我像是在嫁女兒一般，不捨中卻又替她感到高興，「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其實一切都再自然不過。婚禮上，我受邀為其證婚，但卻我始終不知該說什麼，臨出門前兩分鐘，我終於能在賀禮上寫下兩句祝福的話：
雲想衣，花想容，瑤台月下與君逢
露凝香，膚凝脂，巫山雲裡和卿濃

她在自己的淚水中拜別了父母，也在眾人的祝福中迎向自己的人生。爾後的人生路上，自當與夫婿風雨偕行以迄白首。

隔兩日，在白淨素雅的禮堂中，我送別了與父母前後來台的長輩。張伯與父親曾在山西一同為抗戰付出心力，然膝下始終無子，是以在父母見證下，以家兄為螟蛉義子。而今家兄持照一路護別長輩至終，灰飛煙滅中，卻不由得燒起少時一連串殘存的回憶…。

張伯病篤之前，我曾數度探視，然老人家口中，總是數說著當年他與家父如何結識於晉南，如何於陽城擔任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幹部，又如何於太行、中條山中艱苦抗戰，以及三十八年撤退前，步出山西後，如何先入武漢，後順水下南京，而後退守廣州，再渡海來台的點滴…。最後也總是不忘的帶到，他是如何在台到處搜尋在舟山一戰成名的「三角部隊」（家父當年的軍麾），而終能於桃園鶯歌與家父相會的往事！如此異地相逢，能不恍如隔世？家父往生，張伯因病無法到來，我等前往探視，在搖晃行進的步履中，感嘆知交零落，老人的淚水再也止遏不住…。

家父的筆記中，貼有影印的字句，是家父贈予張伯松竹畫作的題詞，後畫作因故受損，張伯遂將父親題詞影印剪下並「分贈親友」。我不知張伯是在什麼特別的心境下，保留了父親的題詞，但從張伯所寫的字句裡，當可以看出兩位老友所珍惜的緣分。父親的題詞當為：「年逾知命，方知官不足耀，財不足恃，祇老友壹○可慰衷心，時值五八春節，順寄松梅畫壹株，以見志節。  爾福○○   兄仲舒。」而今，張媽亦歸往道山矣！少時前往丹鳳山的日子雖已遠去，但所有的曾經與記憶，卻在最後的白幡中飄飄盪盪，縷縷入心，有小時於山中遊玩的身影，有收集松果及樹種的午後要約，有家兄家嫂磕頭的情境，有母親在我臨出國時的特別叮嚀，有張伯訴說三角部隊的激動，有桃園相會的隔世感慨，也有家父事業遇挫後，許多臨門催逼不堪回首的難言畫面…，人生能不如夢？昔日的老友，是論生死之交的老友，是不以財官相交的老友，是以志節相慰的老友，而今，俱往矣，還有何處可尋？張伯影印父親的題詞分贈親友，或許，在他的經驗中，又何嘗不有著知交難尋的感慨！

在歡笑中，從眾人裡迎來新人，當有白頭偕老的誓言，而在淚水中，於人群中送走故人，已無來生再見的期許！一場大夢，渾渾噩噩、汲汲營營、歡歡喜喜、是是非非，誰人真可以論斷自己的人生？

回天之賜，端有賴于杜父；拯溺之恩，不無延頸于公

古代中國，男女婚事大體上都是經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成，加上婚姻屬於兩家子事，與今日「小兩口子」的邏輯有所不同，因而父母是如何「命」之，媒妁之言又是如何「合」之，有著一定的程序與作法。

前些日，寫畢「婚書未立，徒引以為辭，聘財已交，亦悔而無及」談悔婚後，數日前復偶見明朝竹林浪叟所著之《新鍥蕭曹遺筆》電子檔（由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其中卷三有《辨婚帖》一文，細讀所以，該文雖未盡述前因後果，然可以得知當係有土豪劣紳，意欲假借父親所遺之命（許婚）強取某女，女方母親不許，故而纏訟三年，並期新任之青天大老爺能主持公道，俾使母女得以相偎相依。其文申辯來由，既有邏輯亦具感情，確實頗見功力，與今日之訴狀似有雷同處，現將全文句讀後照錄於後，以供大家研讀明朝婚姻制度時之參考。

辨婚帖  明 竹林浪叟
乞察奸豪，以杜奪婚事。阿慨中失所天，偷生殘喘，詎意禍起蕭墻，遭豪○捏謀奪婚，纏告三載，切齒無何！禍發之初，爺未下車，及德星照臨，事歸司府。徒仰仁風，幸天開眼，旋送仁臺。回天之賜，端有賴于杜父；拯溺之恩，不無延頸于公。然豪搆奪婚顛末，幸府主○爺，剖柝虛妄，供卷可查，但○縣申由，實為禍階，其間牽合附會之辭，彌縫齟齬之語，不得不條柝具備。固知以下犯上，罪弗可逭，但事係綱常，不容無喙，冒死具帖，伏乞電察。

婚姻為人道之首，風化所關，故媒妁通好，六禮具陳者，重厥事也！世有割襟，律條有禁，蓋惡其不由媒妁之言耳。據貪伯○，指夫親許，尚未過聘，未云親許過聘，可岐而為二乎？既有親許，則有過聘，何其自相背馳？縱使親許為真，不猶例于割襟指腹之紀律耶？尚未過聘，不猶背于六禮之不具耶？執此疑似之詞，屈斷已定之婚，質諸法律，法律何在？揆諸人心，人心豈安？

愛女莫過父母，至親無若同胞，今○執伯兄之言為可據，又從而文其辭曰：「○乃親伯，必不肯陷姪女于非配之求，○乃長兄，亦不肯將妹為可居之貨。」獨不念阿為女生母，阿男與女同胞，其視伯兄異弟異母之親，不無一日之疏者，而奇貨可居之心，殆難必其或無也！在豪，子故非公冶之賢，在伯，兄亦非孔子之聖，遽可違親而遵疏哉？親疏倒置，詞理舛謬，洞察之下，了然胸中。

婚姻以禮聘為主，故豪告原詞，捏出拜銀若干作為財禮，婢女可證。噫！將欲欺人，適以自欺，殊不思六禮之中，納采納徵，果有財禮，不施于婚配之初，而褻于拜見之後耶？豈無媒妁可通，而以婢女作證耶？前后二供，俱無財禮釵聘等語，近告上司，飄空插入，是在前者，既指鹿為馬，在後者，又畫蛇添足也。乞參照府縣供由，一有釵聘事情，願甘執抗之罪。

坐阿不從夫言，悔親死後之罪，藉令有寸絲財禮，隻字婚盟，是阿之悔親也，若徒執伯等之偏言，遽坐阿罪，是無贓而坐盜者，其誰服之？與古之莫須有三字獄無異矣？況○縣○爺，隔以牧養之疏，蕪以財情之大，其不誤也幾希？夫以府主之尊之供，母兄之親之言，具不足信。以隔縣之官之偏，以旁族之疏之證，附會斷親，秉至公于法衡者，不如是之比況也。以上條陳，事關倫理，伏乞詳察斧斷，誠生死而骨肉矣，冒死以聞。

又，清朝于成龍四十五歲赴羅城擔任縣令，當時之羅城「遍地榛莽，縣中居民僅六家」！在一系列緝捕盜賊保境安民的措施後，七年有成，羅城大治。于成龍對於當地百姓所作的許多努力，也得到了上級長官的肯定與回報，並此後一路青雲，官至總督、巡撫。就在其擔任羅城縣令時，也曾對縣民之婚姻問題當過一回「清官」，並做成《婚姻不遂判》一文。該文之寫作交代來龍去脈甚詳，用辭對仗工整並有道德判斷用語，值得參考，判詞交代女子馮婉姑與西席教師錢萬青相愛將婚，然婉姑之父馮汝棠收受紈絝子弟呂豹變之錢財遂而悔婚，而婉姑於呂豹變婚娶之日，自刺其頸幾死，隨後婉姑及錢萬青雙雙告官由于成龍接案，於是有此《婚姻不遂判》一文，現將于氏判詞一併錄下，有同好者可以細閱。

婚姻不遂判   清 于成龍
羅城西門外有馮汝棠者，有女曰婉姑，姿容美麗，尤善吟咏。愛西席錢萬青才，遂私之。即央媒執柯，訂婚嫁也。有呂豹變者，本紈絝子，目不識一丁，涎女色，以多金賂婉姑之婢，使進讒離間。又托媒向女父多方遊說。女父汝棠本一市儈，惑其富，竟悔前約，而以女許之。親迎之日，強置輿中而去。待紅毡毹上雙雙交拜之際，女突從袖中出利翦刺其喉，血花四射。經多人救護，得不死。女復排眾奔逸，至縣訴告，而錢萬青亦以悔婚再嫁，控馮汝棠到縣。于成龍時宰羅城，廉得其情，即飛簽拘馮汝棠及呂豹變到堂，一鞫之下，立下判書曰：

關雎咏好逑之什，周禮重嫁娶之儀，男歡女悅，原屬恒情，夫唱婦隨，斯稱良偶。錢萬青譽擅雕龍，才雄倚馬，馮婉姑吟工柳絮，夙號針神。初則情傳素簡，頻來問字之書，既則夢穩巫山，竟作偷香之客，以西席之嘉賓，作東床之快婿。方謂青天不老，琴瑟歡諧，誰知孽海無邊，風波忽起！彼呂豹變者，本刁頑無恥，好色登徒，恃財勢之通神，乃因緣而作合。婢女無知，中其狡計，馮父昏聵，竟聽纏言。遂以彩鳳而隨雞，乃使張冠而李戴。

婉姑守貞不二，至死靡他，揮頸血以濺凶徒，志豈可奪？排眾難而訴令長，智有難能。仍宜復爾前盟，償爾素願。明月三五，堪諧夙世之歡，花燭一對，永締百年之好。

馮汝棠者，貪富嫌貧，棄良即丑，利欲熏其良知，女兒竟為奇貨。須知令甲無私，本宜懲究，姑念緹縈泣請，暫免仗笞。

呂豹變刁滑紈絝，市井淫徒，破人骨肉，敗人伉儷，其情可誅，其罪難赦，應予仗責，儆彼冥頑。

崇禎五十相，天下見興亡

清王世禎《池北偶談》一書，於卷十《談憲》裡，有《崇禎五十相》一條，將崇禎在位十七年間的五十位內閣大學士及首輔之名一一臚列其內，這也就是「崇禎五十相」的說法來由。

令人好奇的是，王世禎《池北偶談》內，另有《五十相》、《崇禎三相》兩條，也都在談崇禎年間任用首輔的議題，足見王氏對崇禎一朝人事更替問題，有相當程度的關注與感觸！《五十相》一條說：「《石林燕語》云：『本朝宰相，自建隆元年至嘉祐四年，一百四十年，凡五十人』。明崇禎十七年間，命相亦五十人。可以觀治亂矣。」王世禎的觀察沒有錯，一個高階人事變動頻仍的政府，怎麼可能會有穩定的政策與成果？如果自宋太祖趙匡胤以至仁宗趙禎，四任皇帝百四十年間僅有五十位宰相，而明思宗短短十七年間，卻可以動動盪盪的左更右替五十位首輔大臣，那「可以觀治亂矣」六個字，相信連崇禎自己都是無法否認的，我甚至懷疑，崇禎還會記得那些自己所任命的首輔之名嗎？

崇禎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我們在同情悲憫其自縊煤山之餘，或許可以直接用《明史》的結論，歸納其行事風格如下：「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尚氣則急遽失措」，故而崇禎不只在首輔的任命上更迭頻繁，對於作戰將領的遴選，也是忽左忽右，光是在圍剿流寇上，崇禎便前前後後的用了楊鶴、洪承疇、曹文詔、陳奇瑜、盧象昇、楊嗣昌、熊文燦等人，以致功虧一簣！而在與後金作戰的薊遼總督相關職務上，也是一路由喻安性、劉策、梁廷棟、張鳳翼、曹文衡、傅宗龍、丁魁楚、張福臻、吳阿衡、洪承疇、楊繩武、范志完、張福臻、張鏡心、趙光抃而至王永吉，不斷的走馬換將，導致遼東全失！如果政治、軍事上的主事者尚且坐不暇暖，那政策又如何安定？績效又何由而生？治亂興亡，跟人事的穩定是很有關係的。

《崇禎三相》一條則引夏瑗公的話說：「烈皇英明勤敏，自當中興，而卒致淪喪者，以輔佐非人也？」然而夏允彝（字瑗公）的說法，無非是為崇禎脫罪而已！試想當一個國家淪喪異族之手，不去怪罪掌握最高權利的皇帝，卻去責難左右輔佐之人，又怎能不失喪天下？以髮覆面無顏見列祖列宗的崇禎，在最後一刻，對自己的責任都還弄不清楚，明朝怎能不亡？夏氏之後抗清失利自戕以殉，但有這樣的臣子，大明王朝卻依舊覆滅，其病在首不在指當亦不辨自明。崇禎嘗自言：「吾非亡國之君，汝皆亡國之臣！」此言更不知所以，明朝的江山，正因為有崇禎這樣的亡國之君，有這樣錯誤的思維，才使得原本想要致君堯舜的大小臣子，最後都成了無奈的亡國之臣！倘連續的錯誤，皆犯在最高掌權者的手中，國家能不亡者亦幾希矣。

五十相的任命與撤換，總督的進用與卸職，都是崇禎的權責，談遷《國榷》這樣說：「聰於始，愎於終，視舉朝無一人足任者」，《明史》亦說：「在位十有七年，不邇聲色，憂勸惕勵，殫心治理。臨朝浩歎，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僨事。乃復信任宦官，布列要地，舉措失當，制置乖方。」我們可以同情亡國的崇禎，但無法認同亡國之責因此便可豁免，害崇禎亡天下者，絕對是崇禎自己啊！

為政當知大體，小聰小察不足尚

同學寄來一信，裡面有李鴻章晚年所作的條幅，其文如下：
享清福不在為官，只要囊有錢，倉有米，腹有詩書，便是山中宰相
祈壽年無須服藥，但願身無病，心無憂，門無債主，可為地上神仙
且有橫批四字：天天快樂！

想李鴻章於簽訂辛丑條約後不久即積勞辭世，而以上條幅卻有清閒之意，究於何時寫成，值得日後一究。不過，這位在丘逢甲口中「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的李鴻章，死前尚為俄國公使所強迫簽訂不利於清廷之條款，其人生終局竟至如此，也不得不令人同聲一嘆！畢竟，甲午戰敗，「李相國痛哭流涕，徹夜不寐」，八國聯軍攻入北京鑾駕西遷，李鴻章此時臨危授命「朝夕焦思，往往徹夜不眠」，確實很難可以有「天天快樂」的想望！

在上開條幅之後，同學另附有一聯如下：
說實話，辦實事，一身正氣
不貪污，不受賄，兩袖清風
橫批四字為：查無此人！

第二聯是否為李鴻章所書實不可知，但以之為李鴻章的自書之聯，似乎也不甚恰當，畢竟李鴻章一家，兄弟子孫受清廷多所優寵，而這位當初在《入都》詩中寫下「倘無駟馬高車日，誓不重回故里車」的李合肥，也確定絕不是兩袖清風之人。

不過，康熙年間的于成龍，倒是真擔的起「一身正氣」、「兩袖清風」的說法。于成龍乃山西永寧人，於順治十八年於謁選後方授廣西羅城知縣，時年已然四十五矣，之後雖累官至江南江西總督、江蘇安徽巡撫，但死時在官舍竟然只有一席舊杉，鹽豉幾罐而已，而且于成龍一輩字「歷官未嘗攜家屬」均隻身赴任，難怪康熙會說：「朕博采輿評，咸稱于成龍實天下廉吏第一。」就于氏的行徑作為而言，只能說「說實話，辦實事，不貪污，不受賄」的人少，但卻真不能說「查無此人」了。

在《清史稿．于成龍》傳中，曾簡單記載于氏於康熙十九年因青縣知縣趙履謙「貪墨」不改而予彈劾，但次年親見康熙時，康熙卻對他說：「為政當知大體，小聰小察不足尚。人貴始終一節，爾其勉旃！」我們試算一下于成龍的年紀，康熙二十年時，他已是六十五歲的老人了，而康熙七歲即位，十四歲親政，當時也不過才二十七歲而已。試想一個未至而立的君王，對一個已過耳順的長者說：「為政當知大體，小聰小察不足尚」，那會是什麼樣的場景？是什麼樣的對話方式？不過，我們對照一下清史，康熙二十年也正是此少年英主平定三藩之亂的同一年！康熙經歷八年的嚴峻考驗，方使清廷轉危為安，這其中所承受的壓力，以及所經歷的政治角力，恐怕卻不是年高如于成龍者所能領會的！如此，年紀本身不是問題，反而是歷練的多寡與其強度才是真正的議題所在，于成龍查貪墨而劾趙履謙，但康熙所在乎的，可能是趙履謙在是是非非的天平秤上，是否還有其他的奇才茂等可取之處，否則也不會將于成龍的彈劾案，當成「小聰小察」來面對了，康熙當時之思慮，必然有其不為人知之一面。

如論如何，康熙是一國之君，又剛剛完成平定三籓的不世之功，是以「必然」識得大體，反觀于氏，雖清高而自苦如此，也只能算是個不懂官場文化的老實人了！如果于成龍彈劾趙履謙貪墨不改，在康熙眼中也僅僅是小聰小察之事，那也足見康熙在用人上，對於或有一技之長者，很可能也是採取水至清則無魚的寬容態度吧！畢竟人非聖賢，誰能無過？「大」、「小」二字的對照使用，在其中很有些細微之處值得玩味。至於「人貴始終一節，爾其勉旃」兩句，我們只能解釋康熙的意思是說：如果于成龍你一旦決定要清高自持自苦以往，那就要堅持到底，而不要再想著容華富貴了。

于成龍絕對當的起「說實話，辦實事，一身正氣；不貪污，不受賄，兩袖清風」的風評，但對於當時的政治環境，什麼是「為政之大體」？什麼又是不足尚的「小聰小察」，「自奉簡陋，日惟以粗糲蔬食自給」的一品大員于成龍回答不上來，那真正的答案，那恐怕得要康熙自己來回答了。

「查無此人」！我們到底要造就的，是一身正氣、兩袖清風懂得辨別「小聰小察」的地方清官，還是識大體，不拘小節卻能成就大格局的領導者？一個人的家世背景以及所屬的環境，對日後待人接物的邏輯上，無不有著深沈且久遠的影養，于氏是來自民間的人，經歷過明末天下大亂的窘迫，他當然不是明朝遺老，但絕對對自己難得的境遇與優榮拘謹小心！口說天天快樂的人未必快樂，立身清高而查無此人者，雖存在卻未必討喜，想走哪條路，能做哪種人，是命也是運，隨緣起伏，淈泥揚波，餔糟歠釃也未必是件不光彩的事！就讓滄浪之水，帶我們去該去的地方吧。

「婚書未立，徒引以為辭，聘財已交，亦悔而無及」談悔婚

偶讀《白居易集》，卷六十六中有悔婚判詞《得乙女將嫁於丁，既納幣，而乙悔。丁訴之，乙云：未立婚書》一篇，雖不能確知此文作於何年何月，但大抵應作於進士及第後代選之時。白氏以文學知名，文章婦孺能解，而其《長恨歌》、《琵琶行》兩篇尤其膾炙人口，此篇判詞以四六文方式寫成，引經據典，寫的文無華贍頗值一讀，茲錄其文如下：

女也有行，義不可廢，父兮無信，訟由所生。雖必告而是遵，豈約言之可爽？乙將求佳偶，曾不良圖，入幣之儀，既從五兩，御輪之禮，未及三周，遂違在耳之言，欲阻齊眉之請。況卜鳳以求士，且靡咎言，何奠燕而從人，有乖素諾？婚書未立，徒引以為辭，聘財已交，亦悔而無及。請從玉潤之訴，無過桃夭之時。

簡言之，白居易判定婚約成立，丁男可依原訂婚期迎娶乙女，而不以雙方「未立婚書」為由予以否准。

雖如此，白氏所判，是否合於唐律？而唐律又是否訂有「未立婚書」即構成婚約不成立之要件？基此，雙方的爭點顯然即是婚姻是否需要有要式行為的婚書方為成立！

我們檢閱《唐律疏議》，於第四篇《戶婚》中，有《許嫁女輒悔》一律，其內容為：「諸許嫁女，已報婚書及有私約而輒悔者，仗六十。」顯然婚書之有無，確實是雙方婚約成立的形式要件之一，而且此條係針對女方而設，悔婚者要仗責六十下的，其受刑者應該也就是女方的父親！同條第二款又說：「雖無許婚之書，但受聘財亦是。」說白一點，只要是女方確實接受了男方的聘禮，即或雙方尚未互易婚書，婚姻之承諾還是必須履行的！因此，白居易以「婚書未立，徒引以為辭，聘財已交，亦悔而無及」作為婚姻成立之依據，確實是有其道理的，而他所據以判定的理由也很簡單，亦即「入幣之儀，既從五兩」、「奠燕而從人」、「聘財已交」等接受聘禮之事實，故而最後判定男方勝訴：「請從玉潤之訴，無過桃夭之時」，讓男方可依既定之嫁娶之期履行婚約。

白居易於貞元十六年進士及第，曾授盩庢縣（今陝西省周至縣）尉，也曾經擔任刑部侍郎，最後並以刑部尚書致仕，因此對於唐律絕對有相當深度的理解。此外，依據陳登武教授的考證，白氏於貞元十八年參加「書判拔萃科」考試亦於隔年登科，甚至在待選之前即創作《百道判》以為舉子臨摹之用（見陳登武《再論白居易「百道判」－以法律推理為中心》一文），故而白氏能輕鬆駕馭唐律，並以之判准此案中婚約之成立。

我們不知何以「乙悔」，是因為丁有「老、幼、疾、殘、養、庶」之故？還是另有其他原因？但推斷判詞中「女也有行，義不可廢」八字，顯然白氏是直接或間接的確定了乙女意欲嫁予丁的事實，才會用「有行」、「義不可廢」予以形容。當然，我們不知道乙女與丁男之婚後情形如何，也總希望家庭和樂美滿，而不至遭遇袁素文「一念之貞，遇人仳離」的無奈結果，要真不幸，白氏的判決，雖合於法理，卻平白造就了怨偶一對。

《許嫁女輒悔》第三款說：「或更許他人者，仗一百，已成者，徙一年半。後娶者知情，減一等。女追歸前夫，前夫不娶，還聘財，後夫婚如法。」依照條文所述，後娶者事前知或不知，也會對女方之罰責構成相當影響，善意第三人若「知」則罪減一等，「不知」則流放一年半！宋代因襲唐律，《宋刑統》卷十三有《婚嫁妄冒》一條，首款內容即照錄唐律《許嫁女輒悔》第一款，由此看來，悔婚罪之罪責，在唐宋兩代不能說不重了！

而今之婚約，需由男女雙方自行訂定，且不能由他人代理，同時在尊重雙方當事人之主觀意願及自由意思下，更不能強迫要求履行，僅能於當事人悔婚後，由無過失之另一方，向有過失之一方請求退還基於婚約所致贈之各項贈與物，並請求相當金額之賠償，因此也僅發生民事之賠償責任，卻絕不會擔負如「仗」、「徙」等刑事之責任，古今「悔婚」之差異，針對處罰的對象以及內容，已然天差地別矣！

婚姻之維繫當然需以感情為基礎，而婚約之履行，也應以感情之存在與否為基準，如果婚約訂定後感情因故生變，如因「義不可廢」而依唐律判定婚約持續成立的結果，恐怕反而會造成更不愉快的後果，至於「女也有行」，不管女方德行如何，這跟婚約應否繼續成立應該是沒有關係的吧，倘若一方有意而一方已無意，強為婚姻，那將來的婚姻怎能有效維持？清官難斷家務事，好在白居易斷的是婚姻關係發生前的問題，否則，「閨房之私有甚於畫眉者」，家裡的點點滴滴，吵吵鬧鬧，又該準據哪一條以為斷呢！

臨財毋苟得，臨難無苟免

東漢末年桓、靈之際，接連發生兩次黨錮之禍，天下名士因而「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其中除了李膺、杜密之外，也包括影響蘇軾一生的范滂。在此之中，有自願連坐的將軍皇甫規，也有投官就案的議郎巴肅，而得罪宦官的張儉，則惜其殘命遁走天涯，於逃亡過程，張儉望門投止冀求收留，然因收容張儉之故，「伏重誅者以十數，宗親並皆殄滅，郡縣為之殘破」，足見張儉的遁走，確實連累多人受害，這其中還包括孔融的大哥孔褒在內！從此「張儉」二字，成了後世等同逃亡的代名詞。

明朝末年，挺擊案、紅丸案、移宮案先後發生，東林黨人楊漣與左光斗，因與魏忠賢有所齟齬，遂誣坐收受熊廷弼賄賂一案而死於獄中。楊漣臨死前，有《獄中絕命辭》，其中「不為張儉逃亡，亦不為楊震仰藥，欲以性命歸之朝廷，不圖妻子一環泣耳」幾句，說明其不躲、不逃也不會自殺，心中只有朝廷而無家私！「大笑大笑還大笑，刀斫東風，於我何有哉」則表現出其視死如歸的強烈氣魄！至於絕命辭中所提到的的「張儉」，探其文意，則多少是帶有輕鄙之味的！

清朝末年，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因密謀政變為袁世凱所出賣，遂與楊銳、林旭、楊深秀、劉光第、康廣仁同日問斬，譚死前亦有絕命詩：「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同樣的，張儉二字再度成為頓逃的代名詞，而譚嗣同則表現出寧可殺身成仁，也不願連累他人的氣魄，「橫刀向天笑」一句，則明顯帶有易水送別一去不歸的蒼涼。此處「望門投止」的張儉，雖然看似可憐，但他人的性命，則又有何辜？如果只想到自己的逃亡，而不顧慮他人的身家，那確實不符合「臨難勿苟免」的古訓。

宋朝末年，文天祥抗元兵敗被俘而不屈，傳車送窮北後在蒸漚歷瀾的土室中寫成《正氣歌》，而其死前有《衣帶贊》，其辭曰：「孔曰成仁， 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於是文天祥終於如願的「殺身成仁」，「捨生取義」。而仁義二字在隱匿多年後，竟然會在「白銀帝國」一劇中，由地底深埋之處挖起，並成為康家不可違逆的相傳祖訓！以此對照亡命天涯連累眾人的張儉，如果僅僅懂得「見曹氏世德已萌，乃闔門懸車，不豫政事」的避禍做為，卻不知成仁取義的基本道理，那又哪裡值得當時人的破家相護，以及後人的尊敬？

「不學張儉逃亡」、「望門投止思張儉」，再對照一下史可法、楊漣、譚嗣同，乃至講究仁義以為經商之道的晉商，那張儉是真不可學，不可思的！

看人看到谷底，想事想到顛峰

近日，因工作之故，碰到一位以建置知識資料庫為業的顧問，經過商談，對方對於知識資料庫的建置方案，確實有其獨特的想法，而且懂得透過心理學的推崇方式，藉由表達對「檯面上企業家」的景仰之意，進而取得當事人的信任與好感，在取得企業主一定的信任之後，其所要索的價格，也就可以有所堅持！當然，對於自己有信心有把握的人，絕對是件令人欣賞的事，但如果過於自信，則難免有黯於自見的些許壓力。

當年，父親賦閒在家既久，靜極思動，透過友人主動之介紹，遂前往南陽街某知名留美補習班擔任總務主任一職。父親在該補習班服務方逾一載，或出於已意，或依公司之要求，隨即決定卸職返家。卸職之最後一日，父親其唯一之手下戴某，在南陽街小吃店的一隅與父親餞別，而當晚出席作陪者，除家兄與我而外，左右已無他人！我父子三人與戴先生在這樣的夜晚、這樣的氣氛下共飲，心理著實難掩欷噓！父親興許多喝了點酒，醉意間，我將父親送回北投，只聽到父親老淚縱橫一直喃喃自語的說道：「我還能幹，還可以幹！」顯然，父親雖沒有多說，但應該是在極為落寞的狀態下，離開了他那在職的最後一夜。坦白說，我無法盡知父親當時在該補習班內的工作點滴，但我事後知道，父親留在筆記本上「看人看到谷底，想事想到顛峰」這麼一句話，正是該公司企業主的寫照。

每一個企業，當有一定的經營成績後，企業主似乎都會欣欣然自喜焉而不能自見，也恨不得將其人生經驗化成文字，寫成教訓，印成書簡，以期將其立德、立功之過程，以立言的方式予以展現！然而，德有多少？功有幾分？言又有幾許值得借鏡之處？在捨我其誰、自我感覺良好下，當事人多半是難以體會人生還有藏拙之需的！而當企業主開始「著書立說」自我吹噓之時，也正是唐納 ．薩爾《成功不墜》一書所描述企業衰亡的開始！「看人看到谷底」，不就是自我感覺良好？自以為高人一等？而「想事想到顛峰」，不也就是自我膨脹，自以為是的明顯例證？父親寫道：「不學無術，只會罵人的老闆，不會有好的結果」，有時我真的懷疑，台灣的企業家，是不是都想學習以罰站兼罵人出名的郭先生，才會以為自己也是成功有為的企業家？還是，他們都只學到郭先生的外在皮相？卻學不會其人內在的思維與邏輯？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這種有如禪宗的思維模式，在管理與心理學的領域，是不是也該適當如此？

「阿諛人人喜，真言個個嫌」，如果企業主失去了聆聽真言的能力，那企業又哪裡還能可大可久，基業長青？父親自己解釋說：「自來世間多如此，何嫌今日人情薄？道義難見！」父親說的沒錯，自來世間本就喜歡聽好聽的話，尤其是居於上位之人似乎更是如此！選擇性的聽既然已是常態，那選擇性的說當然有就大行其道，而善於做表面功夫、講場面話的人，縱然未見功成，只要應對有方，也不必然會遭遇人生難堪之境。然而反過來看，講真話、說直言的人，則未必都能有魏徵生前的際遇了，以銅為鏡，不難，以古為鏡，已有難為之處，而真正懂得以人為鏡的人，鮮矣哉！貞觀十一年，為避免太宗忘卻創業艱難耽於逸樂，魏徵上呈《諫太宗十思疏》，其中「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一句，不正是諸葛亮《出師表》中：「陛下亦宜自課，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的另一種說法？處高位而懂得自課，並能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進而察納雅言的人，方可避免因耳目壅蔽，終而致使企業遭遇危亡之境，然而「自課」二字，如何克服那個自己，確實不是件容易的事。

父親寫道：「受冤而不申，遭謗而不怨，是一大忍耐功夫。年青時學忍耐，年老後工作則能忍耐，世事本無常，何必爭短常，一笑置之可也。」那些父親走過的路，吃過的教訓，與寫下的話語，簡單平常裏，確有著處世為人顛撲不破的道理，而如今也都成為我咀嚼再三，進而習得忍耐與堅毅的針砭之言。我看著、看著父親的字句，不自禁為之淚流，因為那正是父親吃過的苦，與曾經經歷過的無奈，當一個人失去揮灑的舞台，而需落寞淡淡的離去，不論老驥伏櫪還有多大的雄心，那種無能為力的心境，又是多麼令人難以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