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曾讀過陳文德所著《秦公司興亡史》一書，文中將秦國的君王視為一家公司的總經理，於是對秦國起家、發家、最後至敗家的過程，做出一番評論。從歷史的角度審視，樓起、樓塌，興亡確實就在轉瞬之間。
誠然，治理國家的君王，與經營企業的總經理，都有著無可替代的壓力與責任，除需面對貴族世家（猶如背後的董事會）外，還有將相輔佐大臣（即如經營層主管），以及下層僚屬（有如科層組織中的各級員工），當然還有各種外部聯絡關係（如同利害關係人）。如此，在內內外外的複雜關係網中，若說治理是件易事，那當屬過於樂觀，除非運作已有常軌，若說困難，則觀乎上位者自身的能力，以及所擁有的資源，在不斷的變動中拿、捏、推、敲，找出可行的最適解，本身並不是容易的事。
雖說「治大國如烹小鮮」，但所處的環境，能否如是從容，當隨環境而定，但不論決策者如何做出抉擇，最終都需回到所認定的價值理念，並透過制度設計進行協調分工，並懂得識人、用人，才有機會完成所期待的目標。自來國家與企業運作久了，都會出現「熵增」現象而逐漸混亂，因此如何透過一定的修正與彈性作為，裨補闕漏而有所廣益，進而使制度有效運作，方有可能在具備競爭能力條件下，繼續往前！無論哪種組織，基本運作都少不了人，系統可變，制度可改，但如何管人，並使人懂得自我檢討，在自律、自重、自尊、自信中找出更好的答案，那豈是容易的事？
《戰國策》中，記載鄒忌與城北徐公比美的過程。鄒忌問了妻、妾以及客三個人，三個人都說鄒忌較美，等到隔天徐公到訪，鄒忌細看後，自認不如徐公，因而悟出，妻是「私我」，妾是「畏我」，而客則是「有求於我」，所以才說自己較美。入朝後，鄒忌提醒齊威王宮婦「私王」、朝臣「畏王」、四境之民「有求於王」，因此齊王一定嚴重受到蒙蔽。齊王領悟，於是下令徵求諫言並給予不同賞賜，齊國因而大治。
齊王與鄒忌，之所以能跳脫「私」、「畏」、「有求」的束縛，那是因為懂得自我檢討，但如果反過來看，若上位者本身與下屬也有「私」、「畏」、「有求」之利害關係，就很難跳脫原有的困境，而使治理成為一件容易犯錯之事。可見懂得虛己以待，並察納雅言以跳脫既有藩籬，對管理者而言，是件多麼重要的大事。
然而下屬與管理者信任關係的建立，需要時間與事件的考驗，而彼此信任的崩塌，卻可能起因於一件微小的道聽途說之事，管理者在資訊有限之下，如何做出一個還算不錯的決定，那需要相當清醒的智慧，畢竟一個看似不起眼的決策錯誤，可能引起的蝴蝶效應，遠非決策當下所能預見，這個「天下之結」的誠信，一旦斷裂便再也難回。
一家企業或一個國家，若是逐漸下行，那絕不是單一事件所導致，而是一連串決策偏差所導致的結果，是以避免決策的偏差，那是管理者最需在意之事，畢竟決策一定，資源一旦投入，便也再不可逆矣。企業需要求才，而才之出現，何嘗不需要伯樂？缺少伯樂，千里馬也難有出頭之日。曹操謂曹休為「吾家千里駒」，前秦苻堅對苻朗說的也是同一句話。千里駒的認定，出自上位者的口中，而那也一定是累積而得出的信任。
人才的價值，從來不只取決於能力本身，也取決於組織當下是否需要這種能力，當人才的價值不再被認定或需要，有千里駒之能也無千里駒之用。高宗殺岳飛，是因岳飛擋在了宋金和議的中間，而南朝宋文帝殺了檀道濟，則是疑心與猜忌作祟，失了岳飛，再也無恢復之將，殺了檀道濟，則自壞萬里長城！可見上對下一旦有忌，則下對上再怎麼忠誠，也無濟於事矣！宋高宗與宋文帝何以對國之大將猜忌如此？原來，身旁各有一個進讒言的秦檜，以及劉義康。如此，孔明所言：「親賢臣、遠小人」是上位者最需留意之事，畢竟興隆與傾頹，永遠離不開親賢遠小四字。
人的價值，隨環境之變動，終有消退之時，是懂得審時度勢急流勇退，還是待時而懸車致事，抑或戀棧其位而不願賦歸，那都是個人的選擇，但不論哪一種選擇，遭遇哪一種對待，都不該失去對自我價值的認定。「馮唐易老、李廣難封」，那是起伏際遇，「勝地不常，盛筵難再」那是人生常態，而「君子見機，達人知命」那則是選擇，然千里駒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是以無需空餘報國之情，若相信自己所擁有的價值，又何需效阮籍窮途之哭？持續強化自己的價值，比等待他人的賞識，應該更易於掌握自己的機遇。
得志時，不把位置誤認為能力，失意時，也不把不被需要誤認為沒有價值，終究伯樂決定你是否被看見，但不應由伯樂決定你是否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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