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八十五歲的乾隆皇決定傳位十五子顒琰（嘉慶帝），但歸政後卻持續以太上皇之位主導政局，直至嘉慶四年正月初三日駕崩為止，也就是說，嘉慶君作了整整三年半的「象徵性」皇帝。
這三年半的時間，透過閱覽各地大小官吏的奏摺，以及觀察父皇乾隆的人事用退決斷，嘉慶應有足夠的時間與機會，去瞭解各省封疆大吏的個性以及各地的民情狀況，進而發展出自己對國家治理的決斷能力。但太上皇還在，嘉慶無用人之實權，一切都要等到乾隆過世之後，才能一展身手！有機會等待其實並不是件壞事，也可以讓自己準備的更好，但時間與機會，往往都稍縱即逝，一旦錯失便不再來。
嘉慶實際掌權的第一個正式政治動作，便是處置和珅，而且是在乾隆駕崩後五日便成功發動，最後以二十條大罪加於和珅並賜自盡！但和珅到底貪墨了多少銀兩可使「和珅跌倒，嘉慶吃飽」，此一公案爭論多年，2009 年江蘇如皋戴時祥先生出示祖傳之《嘉慶四年正月丁卯抄檢和珅相府物品清單》後，或可獲得一致的答案。和珅任官後所積累的財富，最終都入了嘉慶的口袋，或許這真是乾隆有意留給嘉慶的一大聚寶盆，也或許是天理昭彰，報應不爽的真實寫照，只可惜大清朝於嘉慶後國事日非，這些由戶部掌管的國家財富，很快的便因四地而起的變亂，在龐大的軍費開支下耗用而盡。
和珅之所以是第一個倒台的大臣，絕對是嘉慶隱忍三年半間，看盡和珅貪贓不法的事實後所做出的決定，也應是嘉慶殺雞儆猴用以立威的最佳範本，所羅列的二十條大罪，梁章鉅的《歸田瑣紀》「和珅」一文中有翔實之記載，其中第十六條到二十條，都跟和珅貪墨金銀財寶有關。梁章鉅的資料是於嘉慶年間入值軍機處後查檢檔案所得，因此當無作假或不實之虞。但去除一個和珅，無法立即刷新積弊已久的官場陋習，清代官員俸祿有限，《欽定戶部則例》中明載各級官員的年俸多寡，倘能出現「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現象，那絕非正俸可以獲致。在前述二十條大罪中，「川楚教匪滋事，各路軍營文報，任意延擱不遞」是第五大罪，也就是這一條，讓另一個與和珅有所干係的大臣畢沅，於死後為之籍沒家產。
和珅能深受乾隆器重並任事多年，必有其因。依照陳康祺所著《郎潛紀聞》「和珅蒙恩眷之緣」一文，和珅開始受到重視，是於扈從乾隆出宮時，乾隆於乘輿中獲知「有要犯逃脫」之邊報，於是發話問：「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眾人無語下，和珅接話：「爺（乾隆）謂典守者不得辭其責爾」，加上對乾隆之詢問對答如流，是以從此恩禮日隆，破格拔擢！依據和珅的履歷，這該是乾隆三十七年 (1772) 和珅擔任三等侍衛時的事，而那年和珅才二十二歲。《紀聞》中又說和珅「才敏給，遇事機牙肆應，尤善揣人主喜怒」，也就是懂得吹噓溜馬、逢迎巴結，這種能力確實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畢竟對於重視氣節的讀書人，若是「棄禮義，捐廉恥」便能「自致卿相」，那是顧及廉恥之家所絕不願為的。嘉慶四年 (1799) 乾隆駕崩，和珅隨即失勢伏法，那年的和珅也才四十九歲！風雨人生之路，此時可呼風喚雨，彼時則落拓潦倒，起落難測間，對於和珅的最終下場，陳康祺於結尾時說：「鑒之哉！鑒之哉！」這當是對所有在公門中人說的。
和珅位高權重樹大根深，內外交絡綿密，嘉慶想要立威，若單以一個和珅做為儆猴之用恐怕有所不足，加之乾隆五十九年白蓮教起事於陝西安康及四川大寧後，民變迭發不止，嘉慶雖尚無實權，但心裡想必也是七上八下！而此時受乾隆重用擔任湖廣總督的畢沅，也正奔波於各地鎮撫亂事，以文人掌軍事，難免紙上談兵，加之和珅將「各路軍營文報，任意延擱不遞」，就算貴為總督的畢沅，於處理教匪之亂事上，其實定然也有其難處。畢沅於軍務倥傯中，依《清史稿》本傳所載，先後駐於荊州、常德、辰州、枝江、荊州、湖南、辰州等地，後於嘉慶二年六月中風手足麻木，七月便病逝湖南辰州（今湖南省洪江市）當陽旅館，享年六十有七。這位身兼兵部尚書銜的畢沅，與和珅有多深的交往未見多少具體事實，然而其所奏報的教匪細節，確實有可能過於疏略，甚或受和珅之指使而有意忽略某些狀況，再加上和珅的遷延耽擱，清政府確實有可能因而錯失了迅速平亂的時機。
《清史稿》中說：「川、楚教匪，沅當其始，久而後定」，又言：「（嘉慶）四年，追論沅教匪初起失察貽誤，濫用軍需帑項，奪世職，籍其家。」可見教匪初起之時，正好在畢沅的治轄區域，至於是哪些人失察因而貽誤軍機，嘉慶皇帝自有判斷。在王鍾翰先生所校之《清史列傳》中，記載了嘉慶四年九月的上諭如下：「迄今匪徒蔓延，皆由畢沅於教匪起事之初，辦理不善，其罪甚重。…沅既經貽誤地方，復將軍需帑項任意濫支，結交饋送，執法營私，莫此為甚。倘畢沅尚在，必當重治其罪。今雖已身故，豈可復令其子孫仍在官職？」，而在《嘉慶朝實錄》中，亦記載：「自剿辦教匪以來，迄今四載，所費帑項多至七千餘萬。賊匪滋擾，始自湖北，而軍營饋送之風，亦始自湖北。畢沅身為總督，公然提用軍需正項，信任胡齊侖一人經理，恣意侵扣，實為首先作俑，如畢沅尚在。朕必立寘重典也。」說穿了，教匪之亂，嘉慶將檢討的對象放到了於嘉慶二年已然身故的湖廣總督畢沅身上，理由大約就是：「貽誤軍機」、「苛扣軍餉」這兩大條。當然，這兩大條如果影響嚴重軍務，吏部於裁量之時，就都不會是微罪。
民變四起，必如「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一般，何況乾隆晚期，天下已然隱患遍伏，即或某些是癬疥之疾不久即平，但也顯示出整個國家的動亂徵兆。很不幸的，白蓮教起事於川楚，正為畢沅署理之區，是以理當有責，但要說苛扣軍餉一事，即或法有明文嚴予禁止，但那也是從上到下行之有年的陋習了。嘉慶要立威，當然也要有個合理的理由，以白蓮教起事處理不當做為懲戒一位已然故去之總督大員，其理不能說不夠充足，而且影響層面也在控制之中，但那終究只是對系統性貪墨不法的敲山一擊而已，畢沅於法不冤，但就官場而言，他應該只是拿來懲貪戒墨的另一個範例而已。
就貽誤軍機而言，《大清律例》《兵律》中的「軍政」門內，有「飛報軍情」一例，其內明言：「凡飛報軍情，…若互相知會，隱匿不速奏聞者，杖一百，罷職不敘。因而失誤軍機者，斬。」畢沅當時就白蓮教民變一案，若真的「失察貽誤」而有貽誤軍機之事實，則確實可以論死。至於「苛扣軍餉」，在《欽定兵部處分則例》中，無論八旗或是綠營都有明確的條例規範。在《八旗處分則例》中有「苛扣錢糧」一條：「若放餉時佐領、驍騎校不驗看，散給託付領催以致侵漁缺少者，佐領、驍騎校降一級調用（私罪），明知領催剋扣不即申報者，降三級調用（私罪），通同剋扣者，革職（私罪），交刑部治罪。」而在《綠營處分則例》中，亦有「剋扣虛冒」一條：「營員剋扣兵餉或虛冒兵丁者，革職提問（私罪）。…若總督、巡撫、提督、總兵提叅疏內，不將未經揭報之該管各官職名指叅，或並不將知情失察分晰聲明者，提督、總兵罰奉一年（公罪），總督、巡撫交吏部議處。」畢沅就「剋扣軍餉」一事，罪責如何最後當由「吏部議處」，透過行政處分而決定畢沅的去處，可惜他已作古，是以只能以他法做為懲處。
嘉慶對畢沅「死後追罪」，說是人若還在，必「重治其罪」、「立寘重典」，然人已死，又不能鞭屍或挫骨揚灰，最後也只能以奪世職（削奪世襲之二等輕車都尉）、籍其家（籍沒所有家產）之方式處理。畢沅到底與和珅有多少交往？依據錢泳《履園叢話》耆舊門「秋帆尚書」一文，畢沅「為人仁而厚，博而雅，見人有一善，必咨嗟稱道之不置。好施與，重然諾，篤於朋友」，可見在他幕下之人如錢泳，如果沒有溢美，對畢沅是極為稱道的。畢沅寫詩祝賀和珅不惑之壽，錢泳規勸畢沅少與和珅往來，畢沅也遵聽其言，之後遂「終其身不交和相」。看來和珅與畢沅間的關係，應該也止於公務上基本聯繫而已，這也是公事上不得不有的關係，而沒有「特別」的往來。另就陳康祺《郎潛紀聞二筆》內「畢秋帆賀和珅詩」一文，對於錢泳「邀功」不結交和相的說法，做了些許不以為然評論，但也肯定畢沅「愛古憐才，人所共仰，其交和珅，懾於權勢，未能泥而不滓，亦人所共知。」可見陳康祺對於畢沅的為人，也持肯定之態度，且對和畢之交乃屬公事上必有的無奈。
不同人，月旦臧否之間看法不同皆屬正常，愛新覺羅昭槤所寫的《嘯亭雜錄》卷十內「畢制府」一文則說：「（畢沅）性畏懦無遠略，教匪之始，畢受相國和珅指，不以實入告，致使蔓延日久，九載始靖，人爭究之。」從這一段屬於滿人的敘述，應該可以反映出當時滿族的上層階級，對於畢沅於白蓮教叛亂初始之無為而致孳蔓的憎恨，畢竟天下洶洶，總有其因，而這個因，不能歸給十全武功的乾隆，更不能歸給今上的嘉慶，自然就歸給了下世的畢制府以及賜死的相國和珅！昭槤在《湖北謠》一文內，藉由湖北的鄉言俚語，對畢沅又增加了一些指控：「畢性迂緩，不以公事為務。…畢如蝙蝠，身不動搖，惟吸所過蟲蟻。…故激成教匪之變，良有以也。今畢公死後，籍沒其產，…人皆恨之。」昭槤對畢沅的個性多有責難，但歷來牆倒眾人推，對於昭槤的指控，定然有所誇大，否則乾隆識人之不明也難辭其咎矣。《論語》上說：「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畢尚書乃狀元出身，獎掖文士且編書有成，當不在下流之列，而昭槤卻歸惡如此，其然乎，其不然乎？
嘉慶帝對畢沅的譖恨，很難說清，但下手做的很絕：「今雖已身故，豈可復令其子孫仍在官職？」畢沅抄家時，畢氏家族皆受波及，其兄畢瀧所藏書畫同時遭到收繳，而依據錢大昕《潛研堂集》中的《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湖廣總督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公墓誌銘》所載，畢沅共有三子五女，三個兒子（畢念曾、畢嵩珠、畢鄂珠）在畢沅下世時都只是「候補員外郎」，另外還有兩個孫子（畢蘭慶、畢芝祥），一位承襲二等輕車都尉，另一則為候選員外郎。可惜畢沅身後還沒兩年，這些孩子的仕進之途就都被徹底截斷了，而畢氏家族曾有的風光，以及乾隆賜給畢沅母親張藻的褒揚「經訓克家」，也隨風揚去，畢竟：「萬里江山萬里塵，一朝天子一朝臣」！也果然，訴不完人間恩怨，世世代代都是緣。
和珅賜死，畢沅籍家，兩把火燒下來，嘉慶君其實並沒有將已然敗壞貪墨成風的吏治有所澄清，而清代的「嘉道中衰」，與和畢的「家道中落」，從此便永遠的綁在一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