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熟低穗，人熟低聲

歲月使人成熟，也使人洗鍊，但卻不是每個人遇到事情，都可以表現出一樣的成熟或洗鍊。

少時讀《古文觀止》，中有歐陽修寫的《晝錦堂記》，此篇歌頌韓琦的持重老成，中有名句：「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但韓琦「措天下於泰山之安」所指又為何事？千載而後，還真需回去探詢韓琦的經歷，才能瞭解箇中曲折。

朱弁《曲洧舊聞》一書中，提及歐陽修寫完《晝錦堂記》後，將該文出示給擔任秘書監的晁端彦（淑美）參看，並說了一段寫作此文的背景：「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如此，予所親見，故實記其事，無一字溢美。」可見歐陽修稟筆直書所描寫的韓琦，乃其親見親聞之事。至於親見親聞了什麼？歐陽修又說：「於斯時也，他人皆惴慄流汗，不能措一詞，公獨閑暇如平安無事，真不可及也。」於是，我們知道在那個特殊的時刻（斯時），宋朝一定發生了某件國家大事，大臣皆害怕而噤聲不語，此時的韓琦卻悠閒自在傍若無事，令人不敢想像！而這個國家大事，使得歐陽修有了寫作《晝錦堂記》的時空背景。

其實，《晝錦堂記》內已然暗示了這個大事：「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晝錦」之堂於后圃。」「至和」是宋仁宗的年號，依據《宋史》，韓琦於至和二年（1055）因身體狀況不佳，自請調任相州（今河南安陽），而相州正是韓琦的老家，故而對韓而言，確實可稱為「衣錦還家」，而那時的韓琦正在壯年的四十七歲！距他於仁宗康定二年（1041）指揮「好水川」之戰大敗喪師七萬餘人之時，已然經過了十四個年頭了。但那年慘敗退軍，主將任福陣亡，退軍之際數千人嚎於韓之馬首，沿路招魂哭喊的難過景象，令韓琦自己都「掩泣駐馬，不能進」，這一幕在韓琦的心中，一定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記。

回想仁宗康定元年（1040），三十二歲的韓琦出任陝西的最高軍事統帥，摒棄范仲淹積極防禦的被動思維，力主集中優勢兵力攻打西夏，但「好水川」卻大敗喪師，隨後貶治秦州（今甘肅天水）。為抗擊西夏，宋廷改變軍事部署，將陝西析分為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等四路，分屬於四個統帥各自負責經理，但慶曆二年四月，宋軍卻再敗於「定川寨」喪師九千四百餘人，朝廷盱衡情勢，乃於同年十一月招韓琦回任陝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與范仲淹再度一同抗擊西夏，十四年間起起伏伏，經歷過軍事上的挫敗，以及之後慶曆新政的改革失利，卻能於仁宗嘉佑三年出任宰相，英宗即位後又受封為魏國公，實已位極人臣！待神宗即位後，韓琦因反對新法與王安石不合，最後神宗只能尊重韓琦自己的請求，再度出判相州，之後朝廷雖有新任，但韓琦天命終老之年已至，病體難移，終於在自己的出生地相州，劃下了人生精彩的句點。

歐陽修所謂「惴慄流汗，不能措一詞」的景象，當是宋軍敗於西夏時，朝廷上上下下不知當如何應對的實況，而那時的韓琦，顯然能表現出泰山崩於前而巋然不動的定力！方能隨後與范仲淹再度扛起抗擊西夏的大纛，使國境轉危為安。至於韓琦於相州自設「晝錦之堂於後圃」的用意，應該是要為自己的努力做個無愧良心的交代，也想要替相州之人留個戮力從公的榜樣吧。

韓琦自設的「晝錦堂」，因歐陽修的《晝錦堂記》而留名，而《晝錦堂記》的寫作原委，也因朱弁《曲洧舊聞》《歐公晝錦堂記無一字溢美》一篇而顯露於後。如未曾展讀《晝錦堂記》或《歐公晝錦堂記無一字溢美》，我們確實會錯過許多背後的人事曲折與偶然因由。清代王夫之於《宋論˙英宗一》中，對韓琦這樣評價：「三代以還，能此者，唯韓魏公而已」，這是不是溢美之詞，我們雖未親歷其事，卻都可以當一回歐陽修，捫心的給出自己的答案吧。

語謂「稻熟低穗，人熟低聲」，有人「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也有人「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韓琦自設晝錦堂的含意，但求「邦家之光」，而非「閭里之榮」，或許就是最好的教材與示範。

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生死相許

漢字中有一個很特別的字，此字上部為「學」（少「子」），下部為「魚」，代表的是一種海洋節肢動物：「鱟」（音厚，ㄏㄡˋ）！個人一直覺得，對於「鱟」，大家可以再多關注一些。

鱟是蟹的一種，英文是 「Horseshoe crab」，也就是「馬蹄蟹」，大家可以上網自己查查，這種海洋生物於地質年代的「奧陶紀」（Ordovician）即已存在，故而推估鱟在地球的歷史，至少已經活了四億餘年。所以中國人的老祖宗對鱟這種海洋生物，自然也不會陌生，否則也不會特別造這個字了。

可惜，許慎的《說文解字》裡面確實沒有收這個字，更早的字書《爾雅》也沒有，後人考證《山海經˙東山經》裡面的「珠蟞魚」，很可能就是「鱟」，而郭璞注《山海經》時，特別提到「鱟」：「形如車文，青黑色，十二足，長五六尺，似蟹，雌常負雄，漁者取之，必得其雙，子如麻子，南人為醬。」可見鱟魚出雙入對的習性已為古人所掌握，而鱟魚所產之魚卵，則可以做成魚子醬食用。可是，這些註解，說的是鱟的「外形」、「習性」、「魚卵」，卻沒有提及這個字的本身含意，以及這個字到底是怎麼造的。雖如此，鱟這個字卻已經出現在郭璞·的《江賦》：「蜦䗚鱟媚」，以及左思的《吳都賦》：「乘鱟黿鼉，同罛共羅。沈虎潛鹿，馽龓僒束」之中，大家試讀一番，還真有點詰屈聱牙，大家若是對《江賦》、《吳都賦》有興趣，《昭明文選》中都有收錄及註解。

鱟魚的血，是藍色的，古人吃鱟，也必然知曉！閩南語俗諺說：「好好鱟，殺到屎若流」，可見民間確有食用鱟魚及其魚子的習慣，而鱟魚的肉質無多，也確實不好處理。《莊子．外物篇》中有一段話：「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血化為碧，碧色即藍色，莊子當時以碧色為例，應該是已經確知有鱟魚一般的碧色之血，否則為何血不化為其他顏色呢？當然，萇弘的血最後凝結成了「碧玉」，而不是真成了一攤「碧血」！至於鱟魚，經演化億年之久而不滅絕，其特殊之處即在於其血液可以對抗細菌，因此經過醫學研究，鱟血現在已專門用來檢測細菌之用，所以成了藥界上的「藍金」，也不時成為捕捉及「抽血」的對象，鱟魚現在可成了極為珍稀的物種！

鱟字，上方的「學」字，其實是左、右兩隻手在模擬刻寫甲骨文字，中間形似「乂乂」的符號，也就是一筆一畫所刻寫的文字軌跡，至於下方的「魚」字，一望可知，那就是鱟魚！兩者合在一起，無疑就是用鱟魚的殼，來練習刻寫文字了。甲骨文一般刻寫在獸骨與龜甲之上，但也可以合理推測，古人以刀筆在練習刻寫文字時，鱟魚的「殼」，應該也是練習的用具之一，否則也就不需要造這個字了。「學」是小孩子在屋內練習刻寫甲骨，「覺」是甲骨卜辭來驗證未來的結果，也就是用刻寫卜辭後燒酌的龜裂情形，去看那看不見的未來，這就是「覺」的本意。所以我說，「鱟魚」的殼，應該也曾經傳遞過各類的文字訊息，但鱟殼並沒有像龜甲或獸骨般那麼堅硬，練習書寫後，應該很快就破裂而不堪了，但鱟殼曾經是文字書寫的承載物之一，那該是可以合理推想的。

鱟魚雌性體大，雄性體小，兩者於夏秋之際交配，雄性附著於雌性之後游向海灘，恰有如鮭魚一般，待雌性鱟魚產卵之後，再由雄鱟排出精子以使卵子受精，這是大自然的規律，更是鱟魚的習性，雄性鱟魚附著於雌性之尾，那是演化的結果，並不是什麼動物界「堅貞不貳」的愛情代表！但感性的說，這種「負雄而行」的恩愛表象確實深植人心，是以閩南語中又有「捉孤鱟，衰到老」的諺語。意思是說，若只單獨的抓一隻鱟，即有如拆散一對戀人般，那是會倒一輩子楣的！問題是，沒事抓鱟做什麼呢？忽然想起元好問為投地而死的大雁所寫的《雁丘詞》：
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生死相許？
天南地北雙飛客，老翅幾回寒暑。
歡樂趣，離別苦，就中更有痴兒女。
君應有語：渺萬里層雲，千山暮雪，隻影向誰去？

如果鱟也出雙入對，如果鱟也不能獨活，那又有誰，可以寫寫鱟，這「夫妻魚」的情愛？

每個人的觀察有所不同，清代《廣陽雜紀》內有記載如下：「鱟魚之血，其色碧。漁人得雌鱟，則其雄守而不去，得雄鱟，則雌者遠逝矣。」作者劉獻廷是清初順治、康熙年間之人，據他的觀察，只有雄性的鱟有堅貞之情，雌性則否！我們不知道劉獻廷在觀察鱟的過程，其樣本數是多少，但劉獻廷的理性顯然勝於感性，難怪他可以受邀去修《明史》。據王源所寫的《劉處士墓表》，劉獻廷「於禮樂、 象緯（天文學）、醫藥、 書數（文字學及算數）、法律、 農桑、火攻、器製，傍通博考，浩浩無涯」，看來劉獻廷對於動物學，多少也有一定的觀察與瞭解。

萬物皆有情，元好問所問「情為何物」，較之劉獻廷之觀察，豈不正如《喻世明言》所言：「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限來時各自飛」？雁也好，鱟也罷，無悔是情，有悔也曾是情，無論丹血、碧血，但願皆如《千江有水千江月》所言一般：「女有貞，男有信」，一切忠而有信，直至自然召喚之一日。

鱟殼並沒有留下如甲骨的千古訊息，但鱟魚相負的堅貞形象，相信一定可以流傳千古！

錦上添花，不見得就是花嘛！

研究歷史或是文學並不是我的專業，但那是我的興趣，而管理與法律，或許也勉強才稱得上是我的專業，但專業的人太多，可以寫專業文字的也太多、太好，所以我選擇去寫自己興趣的部分，何況我的老師與同學們，毫無疑問的，個個都是專業領域中的英才與俊碩，所以啊，實在也不需要錦上添花，更何況添上的，也不見得就是花嘛！

我寫我想寫的，網頁的閱讀量也絕非我的考量，而我選擇不寫今人，也是因為寫了今人就必然要得罪人，加之自己的看法並不符合時下潮流，所以在「良心平安」，「求得良心的安慰」的前提下，我寫寫古人，不得罪今人又可以「以古喻今」，只要不厚誣古人，這樣應該也還可以吧。

前數日寫「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問我身繫何處，許州常州汝州」一文，結尾提及：「世間之苦，誰都有自己的黃州惠州儋州，而未來之想，誰又無必有的許州常州汝州？」那是對人生起伏的感慨，而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起伏，最後也都需沉睡於歷史之中，被記得的就記得了，不被記得的，那也無比正常！經歷過的，懂得了，未曾經歷的，遲早也總會懂得的。

想看看我寫的，也一定會得罪今人的「雜語」嗎，以下就是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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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市長好，

仔細聽完您與何議員的對話，我替兩位都感到難過，一個不知所問，一個不知所答，因為「領空」、「防空識別區」、「飛航情報區」是有很大差別的。大陸軍機飛進台灣之防空識別區其實並不為奇，請仔細看看台灣所劃分的防空識別區，那可是包含大陸沿海地區的，所以只要對岸在我防空識別區「範圍內」的軍機一起飛，我方的飛機也就相對需要起飛以為因應，這種狀況已然存在「多年」，這也是我國空軍為確保國家安全下的例行事務（戰備任務）。但，重點是：如何偵別飛進防空識別區的飛機是否存有敵意？由於防空識別區並非國際法所承認的區域，因此凡是進入防空識別區的飛機，都是透過國際頻道的「廣播」先予以「警告」（善意告知），並透過軍機「併飛」的監視模式，而後予以「驅離」（請其離開）。

過去多年，在兩岸關係平和的年代，尤其在馬英九先生的兩岸休兵政策下，兩岸沒有如此緊張，無敵意也就不需要如此緊張。而現在的緊張，是怎麼造成的，大家自有公斷，不需要多說，但也應知到那是政治意識操作下的連帶後果。可以安居，政治意識使人不能安居，可以樂業，政治意識也使人難以樂業，不斷強調台灣意識，而硬是忽略「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所稱的大陸地區與台灣地區，所造成的傷害，絕非台灣人民所樂見！政治植根於人民的福祉，政治意識也不該凌駕於人民安居樂業之上。

大陸軍機近來常態性進入我方防空識別區，我方飛機透過「廣播」（內容報章雜誌都有）「警告」對方，對方也會於完成其所肩負之「任務」後「自動」離開。需要細問的是，何以大陸軍機不斷進入我方西南角的防空識別區？其目的合理推測，應在偵測「海面下」巡航的不明潛艇，而非刻意針對台灣！自美國及其盟友於南海不斷「自由航行」與「軍事演習」之後，預估這種狀況將會持續發生，就大陸的立場而言，大陸必須掌握海面下的動態，因為潛艇可以近距離發射核子飛彈，摧毀大陸沿海的重要經濟區域，對大陸的威脅是現實且存在的，因此如以大陸的立場，自然的必須對海面下的活動予以掌握、監控，以免為他國所趁。

回到您與何的對話，何不知所問，也不曾細查，純以政治意識做為議會詢答的主軸，這種屬於國防、外交事務，本就不該在地方的議會中討論，而您的回答，是以過去警務人員出生入死的經驗，做為回應的主軸！於是，何要的「譴責」，他要不到，你說的「誓死捍衛」，也與防空識別區的劃分完全脫離！「擾台」二字，實在是有些過度解說，因為大陸軍機的「針對性」如何，真的需要仔細思考一番！台灣如今淪為美國的「棋子」卻仍自以為是實在令人難過，記得李敖先生說台灣是美國的「看門狗」，而且當了看門狗還要「自己買武器」，同時還又貴又老舊，確實更是令人遺憾無耐。

建議侯市長可以客氣的回問一下何議員，地方議會的主要功能為何，並與議員一起研究一下「領空」、「飛航情報區」、「航空識別區」三者的定義，我相信之後便可以，知其所問，知所應答，以避免政治意識下的無意義詢答。

懇請謹記：「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那可不是您經歷過的地方性槍戰所可比擬，而是國家存亡的大事，這也不是在議場中幾番唇槍與舌劍便可以替代及解決的！慎哉！慎哉！

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問我身繫何處，許州常州汝州

朋友之交，於患難之中更見真情，是以翟公有言：「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通透之言，令人感嘆不同的冷暖。試想，人生原不必有八拜之交，但仍可以於點頭之交的緣分下助人一臂，而這一臂，往往令人終生難忘！

陳鵠於《西塘集耆舊續聞》內，簡短的記載了蘇東坡由黃州移至汝州時的制詞：「蘇某謫居之久，念咎已深，人才實難，不忍終棄。」這簡單的幾句話，替當初下達貶謫決策的皇家保留了顏面，也給了皇家寬宥東坡的合理理由，更給了蘇軾復起用事的無限生機！當然，越是精簡越不容易措辭，何況還要兼顧多方需求，有隱有揚恰到好處，也難怪蘇軾接到詔書後也為之歎服不已，而替皇帝擬定這詔書文字（制詞）的，正是與東坡頗有淵源的三槐家族成員之一：王子發。

《古文觀止》中，收有《三槐堂銘》一文，這是蘇軾在王鞏之期許下，為彰顯王氏先祖德行所寫的酬祚之文，但也就是這篇酬祚之文，卻成了「修德於身，責報於天」的最好寫照，種因得果福報不爽，確實是王家數代的真實寫照，而三槐堂也成了顯赫的王氏堂姓之一。當年王祐在庭中種下槐樹三棵，以做為後世子孫必為三公的預先見證，王祐祈願如此之重，而後也果然如願以償，日後，他的兒子王旦大為真宗所器重並成了當朝宰相。元豐二年，王鞏因蘇軾烏台詩案之累，貶於賓州（廣西賓陽）擔任鹽酒稅務監理之責，雖說地處偏遠，但還算是個相對穩定的官缺，而蘇軾則貶至黃州當團練副使的閒職，因此蘇軾在寫給王鞏的詩中，曾半嘲笑的說：「茲行我累君，乃反得安宅」，確實頗有嘲弄王鞏因禍得福的味道。王鞏乃王素之子，王素為王旦之子，而王旦為王祐之子，而王震（王子發）則是王素之從孫，亦即是王素親兄弟的孫子。王旦有子三人，依序為王雍、王沖、王素，王震是哪一支王家之後，尚須再確認一下。但，蘇軾與王家一大家子上上下下確實是有相當交往的，至少他景仰王素，並與王鞏一同受累至貶黃州，而王家人丁興旺，出類拔萃者真正不少，正如《三槐堂銘》中所記：「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

《宋史˙王震傳》中說：「元豐官制行，震與吳雍從輔臣執筆入記上語，面授尚書右司員外郎，使自書除目，舉朝榮之。」其中「自書除目」四字，是指王震可以直接替代皇帝下達除授官吏的文書，這種如同可以專斷官吏任免的權力實在非同小可，難怪舉朝都替他感到榮幸。我們不知道王震寫蘇東坡移至汝州制詞時的感受，但制詞中替蘇軾開罪說「謫居之久，念咎已深」，也就這一句話，結束了東坡在黃州的苦難，可是王子發不知道，日後的東坡，會一直走在「念咎」被貶的過程之中，直至人生盡頭。東坡於元豐四年到達黃州，三年後，於元豐七年受命移汝州任團練副使，但前往汝州之路途中，因阮囊羞澀而無法到達，因而上書懇求帝家允許他能留住於常州，宋皇勉予同意後卻又隨即命蘇軾知登州，再之後又召回朝廷任職禮部，「人才實難，不忍終棄」到此時終於得到驗證。

蘇東坡在移往汝州過程所乞求留住的常州，在其人生後期歷經一連串的謫貶，並於儋州（海南島）北返之時，最終成了東坡命盡之地！而那沒去成的汝州，則成了他的埋骨之所！一切中的一切皆似乎早已命定，他的命，如願的留在了常州，而他的身，則永遠的瘞旅在了汝州。東坡《自題金山畫像》中說：「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那是東坡回顧自己一生時的感嘆，更像是替自己的起伏經歷作一總結，但若以身後為念，或可說：「問我身繫何處，許州常州汝州」，許州（河南穎川）是蘇軾北返後，想與弟弟蘇轍一起居住的地方，可惜永遠也無法如願了！蘇轍當年在《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中提及東坡「即死，葬我嵩山下，子為我銘」的要求，以及寫下「將居許，病暑暴下，中止於常」這幾句時，相許終老於許州的願望落空了，與大哥相見的機會也從此不再，那種心境有多難過多複雜，眼淚又有多重多婆娑，恐怕難為外人所道。

蘇東坡在黃州寫《前赤壁賦》，文末之後存有「多難畏事，欽之愛我，必深藏之不出也」這幾句刻意叮囑的話，「欽之」即是傅堯俞，是蘇軾在黃州時仍膽敢與之往來的朋友之一，以後的元祐黨人碑上，也有他的名字！「欽之愛我」四字，其實何嘗說的不是「欽之不要害我」？「多難畏事」之時，誰不需要心靈上可以依託，感情上可以真正相信的朋友？好在孤寂之時，還有同在黃州可以一同夜遊承天寺的張懷民，透過看月觀影，總能將孤獨與無奈，化做難及的清醒與超脫，還有那前後一同遊覽赤壁，在山高月小之間狼籍暢飲作樂的「二客」為伴，但「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孤單寂寞不僅僅是蘇軾的身影，心靈上仍有著需要外在肯定方能填補的空白。

王子發的制詞使蘇軾離開了黃州，而後元祐初年蘇軾重回京師，並與王子發共事過一段期間。那時，三槐堂的銘文還在，但雪堂主人的眉頭與鬢上，已然經霜歷雪，不再是以前那個以為「致君堯舜，此事何難」的少年矣！而王子發自己，據《宋史˙王震傳》所載，王震與章惇雖皆是由呂惠卿所薦任，但卻常時與章惇理念不合，是以在日後的政治漩渦中遭到章惇的算計，因而導致「折獄滋蔓，傾搖大臣」的指謫而出治岳州，一位出色有能力的大臣，就這樣的無奈、無聲、無息的流進歷史的長河，史書僅以一個字「卒」，做為王震出治岳州後的尾聲。王家子孫多賢，而王震更有治理刑獄的專才，神宗並曾給予「自書除目」的高度信任，無奈一朝天子一朝臣，可惜十九歲理政後的哲宗，即或自我惕勵，以新法治國，但以章惇為相，黨爭進一步加劇，再加上繼位「妄耗百出，不可勝數」的宋徽宗，北宋最終亡於自腐及金人的鐵蹄之下。

就輩份而言，蘇軾是王素的同輩、王鞏的長輩，而王震是王素的從孫，那蘇軾自然也會是王震的長輩，蘇軾與王震之交往起自何時？據蘇軾《次韻王震》一詩首兩句：「攜文過我治平間，霧豹當時始一斑」，「治平」是宋英宗的年號，可見兩人在英宗時就開始交往了，而且是王震請求蘇軾予以文學上的指正，而那時的蘇軾，已然名動公卿，霧豹一斑對蘇軾自己是客氣之語，如對王震則是褒獎之辭。若以年紀推測，王震很可能是王旦長子王雍的後嗣。兩人之交往始於文字，而感激之情亦寄託於文字，是以同詩中有「清篇帶月來霜夜，妙語先春發病顏」，也算是蘇軾對王震離黃移汝所擬制詞的感謝，試想君子之交不在財貨之上，而在道義之間，實不得不為東坡、王震二人的文字交，道義交，以及人生道路中起起伏伏的際遇，掩卷深思！

世間之苦，誰都有自己的黃州惠州儋州，而未來之想，誰又無必有的許州常州汝州？兩者之間，八拜之交難求，但成為助人一臂的點頭之交，誰都可以誠心的試試。

文房有四寶，舊去新來說好了

筆墨紙硯，是文人必備之物，是以稱為文房四寶，「寶，珍也」！姑不論品質好壞，先前的寫作，確實是離不開這四樣物具的。

這四寶，除因極少數特定需要仍須使用外，如今都化成了「古董」，湖州的筆，徽州的墨，宣城的紙，歙州的硯，曾經是多麼響亮的名字，可惜那些年的風光與風流均已無緣再現，而今只留下象徵意義的名詞而已，也終將隨科技之興起而走進歷史，隨時代之變遷而淘汰！唏噓之餘，慨嘆之中，實也莫可奈何。

在汩沒的過程，文人無能抗拒，試舉無法出力，師者無由拒絕，於是這個曾經出現在甲骨上的毛筆墨痕，隨著自來水筆、鋼筆、原子筆、粉筆、白板筆的出現，用毛的「羊毫」與「狼毫」誠無用武之地，研墨的「松煙」與「漆滓」也卸下責任，而今僅徒存「墨水」二字而已。當然，與墨相關的硯，也不再需要擔負自我磨礪與消瘦之責！只剩下「紙」，還肩負著知識傳承的重責，但也隨著山林的砍伐、環保的訴求、碳排的規範，漸漸而為電子檔所取代。於是，傳統的「載體」卸下中國四大發明的光環，升級成為僵硬又生疏的法律名詞：「電磁記錄」，彈指之間便可轉傳複製！

宋代袁文《甕牖閒評》一書記載：「蘇東坡一日得麤紙一幅，題云：『此紙甚惡，止可纔錢享鬼而已？余作字其上，後世當有錦囊玉軸什襲之寵，物之遇不遇蓋如此。』」蘇軾說的沒錯，粗糙到只能當冥紙的一張爛紙，一旦上面有了字，而且是蘇軾的字，便價值飛漲成了稀世之寶，足見「紙」不是重點，「字」才是重點，而書寫之「人」更是珍稀的最根本因素。君不見王羲之之《快雪時晴帖》，顏真卿之《祭姪文稿》，蘇東坡之《前赤壁賦》，黃公望之《富春山居圖》，或文或畫，或字或圖，傳世寶惜如此，又豈是紙的因素？非也，而是書寫之人所表達的心境與意境，是作者經歷世間起伏後所傳達的豁達與反思，更是閱看之人在咀嚼其中滋味後，於心中所產生的震盪與漣漪！而一張紙所承載的，也可能是孤篇橫絕如張若虛，是一生所留下的唯一創作，正是「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望相似。」

筆墨硯都不見了，週邊的筆架、紙鎮、墊布也都消失了，任由鍵盤、滑鼠、螢幕取而代之，但心境與意境、豁達與反思、震盪與漣漪則可繼續發生於紙之上，四寶其實依舊在，然而名詞已隨時間之推移而有所改換，「電磁記錄」也好、「數位資訊」也罷，所儲存的不論是表像或表意的圖文，都是價值，是個性、是思維，是創意、是貢獻的呈現！筆墨傳情已一去不返，金石可鏤也徒然費貲，且替文房四寶歌一首好了，忘不了也沒有不好，只是風水轉到別處了。

如今製筆的業者沒生意了，製墨的也走入歷史了，做硯的改行做文創了，至於粗糙的冥紙，因空汙法也不讓燒了，只不知地下的祖輩們是否因此而阮囊羞澀？只有 Double A，時不時的上廣告猛說好好好！時移勢遷，筆墨紙硯現又何寶之有？但又有誰會料到，生產螢幕的、滑鼠的、鍵盤的、主機的，通通上市上櫃了，好個「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無一不印照出環境的無情與產業的興衰。當然，企業可以有千年的志氣，但幾乎都沒有經營千年的能力，既如此，還是努力於特有的個性、思維，創意之上吧！這些，師者稱之為「核心競爭力」，有緣的，自然會傳下來，無緣的，無從強求！

天上陰晴圓缺的月，世上悲歡離合的人，不變的只有變，不改的只有改，正是：「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大江東去，河東有筆墨紙硯，河西有螢幕鍵盤滑鼠與主機，會不會還有那所謂輪轉的十年？與君歌一曲，應該是真沒有了！

緣，可以化、可以修、可以求，但不可強

年紀越大，越覺得人生裡的際遇，都是緣，起落是緣，功名利祿也是緣，得之是緣，不得之也是緣，所以凡事盡力後，隨緣即可，如此緣起緣滅，冥冥之中有著自己的道理，而強求之緣實難長久，是以凡事無機不得其緣，無緣不得其渡。

偶讀趙翼《簷曝雜記》，其中《程文恭公遭遇》一篇，提到他的外舅程文恭公（程景伊）仕宦發達的過程。大意說其外舅任職禮部侍郎時，圓明園失火，滿朝大臣都前往協助灌救，程景伊亦踉蹌前往。正巧，就他一個人碰到乾隆乘輿而出，而前後趨救的大臣們，乾隆卻一個也沒見著！於是「上遂心識之，…自是邀聖眷，…其端皆自救火之日起。」從此宦途順遂，顯赫一時！趙翼因此感嘆的說：「仕宦進退，莫不有命！」的確，造化弄人，一場不知名的大火，竟有緣的燒旺了程景伊的宦途，而趙翼於乾隆二十六年應辛巳恩科時大魁天下的夢，據《履園叢話》所載，卻因籍隸江、浙之故，在乾隆「三卷互易」之下，將狀元點給了陝西韓城的王杰，趙翼因而失去他應有的狀元頭銜。

我對程文恭公的認識，最初是來自閱讀《隨園老人遺囑》一文，那是袁枚下世前對兩位孩子袁通、袁遲的叮嚀！文中提到：「乾隆四年，蒙皇上恩點入詞林，以年少故派習清書。同年現在者，阿廣庭公相；已逝者，常州相國程文恭公景伊、番禺協辦莊滋圃亞相有恭、蘇州禮部尚書沈文恪公德潛…。」程景伊、莊有恭、沈德潛與袁枚，是乾隆四年的同榜進士，程景伊初任禮部侍郎時係在乾隆十九年，那年程景伊四十二歲，已然是從二品的高官，而袁枚卻只擔任過溧水、江浦、沭陽、江寧等縣正七品的知縣，時任總督的尹繼善曾保舉袁枚出任高郵知州，但卻硬生生被吏部打了回票，袁枚一氣之下，於是「我心不樂，適老母患病、遂乞養歸山」，那年隨園先生才三十七歲！人生的際遇，仕宦的運途真的不可以「道理」計！但誰也沒料到袁枚歸山之後，日後除文采斐然之外，亦長袖善舞，於商場上春風得意，竟可累積萬金之財，真的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乾隆四年的進士榜中，狀元郎是廣東番禺的莊有恭（莊滋圃），之後經十餘年之歷練，莊於乾隆十七年時，已然署官兩江總督，一方封疆大吏的他，那年也才剛剛三十九歲！遺憾的是，除了對清史有興趣朋友外，多數人是不知道有莊有恭、程景伊、趙翼這些歷史上的「知名人士」的，而袁枚若不是選入教材的一篇《祭妹文》，恐怕也難能為如今的大眾所知曉。但又很幸運的，周星馳《唐伯虎選秋香》一劇，裡面有個叫華安的書童，與參謀將軍「對穿腸」有過一場「對對子」的大戰。其中兩人有這麼一對：「（參謀）圖畫裡，龍不吟虎不嘯，小小書童可笑可笑！」，「（書童）棋盤內，車無輪馬無韁，叫聲將軍提防提防！」而事實上，這兩句對子是脫自莊有恭小時與知府大人的對對，其原文是：「（知府）龍不吟、虎不嘯、花不香、鳥不叫，見個小子可笑，可笑」、「（有恭）車無輪、馬無韁、炮無煙、卒無糧，喝聲將軍提防，提防。」於是，張冠李戴之下，那個有趣的小小書童，替莊有恭留下了原本就該青史留名的對句，金榜題名的狀元郎大夥不知，卻透過「塵世中一個迷途小書僮」的戲劇口白，使此一對子廣達於眾！

《遺囑》中提到的沈德潛（禮部尚書沈文恪公德潛），一直到乾隆三年以六十七歲高齡方才中舉，翌年則與莊有恭等同中進士（二甲第八名），而後得乾隆之優眷，當上了太子太傅，直到乾隆三十四年以九十七歲高齡辭世。未料下世之後，乾隆四十三年因徐述夔詩案爆發，據《清史稿》所載，以徐之「一柱樓集有悖逆語」，而沈德潛於集前替徐述夔立傳，裡面有文人很一般的酬祚之語「品行文章皆可法」，因而導致乾隆不懌，終而下議九卿，落得個「奪德潛贈官,罷祠削諡,仆其墓碑」的下場！袁枚晚年回憶起沈德潛的詩，以及最終仆墓的結局，或許會替自己三十七歲時所做的辭官決定感到慶幸！誰會知道在莫名的演繹之下，「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是背逆之語呢？誰又會料到替徐述夔寫的小小應酬傳文，又會惹來一身腥呢？連死後都不得安寧。

袁枚於《遺囑》中，交代兩個兒子要好好保持「隨園」三十年不變，再之後則「付之悠悠，不但我不能知，即汝等亦未必知，達人見解所不必再計者也。」顯然袁枚是知道世間沒有永遠的，所以才立下三十年之期，而這個隨園日後幾經戰火，在袁枚的孫子袁祖志（袁通之子）於光緒十八年追述《遺囑》之時，隨園已經「鞠為茂草」了！再依據中央大學教授朱偰先生《金陵古蹟圖考》一書，上世紀三十年代的隨園，幾乎「掃地盡矣」，只剩下「墓碑」一塊，「破椽」一楹。黃強先生對隨園所經歷的滄桑變化感嘆不已，於是唏噓的寫下：「物是人非，隨意而成的隨園，歷經滄桑，隨園還是隨緣吧！」的確，仕宦之途是緣，園林之設也是緣，唐朝杜牧寫《阿房宮賦》時是如此，北宋的蘇軾寫《凌虛台記》時是如此，清代的袁祖志寫隨園的結局亦是如此！而身後的封樹難保亦復如此！斗轉星移，洪川東逝，其中有紅塵奢戀，有人間恩怨，世世代代無處不是緣。

隨園之破敗與太平天國亦相關，清末陳作霖的《秉燭里談》，即提及太平天國在南京時對園林景觀的破壞：「自經粵亂，復尋舊跡。」太平天國失利後，遵王賴文光率東捻繼續抗擊清軍，並於同治四年高樓寨一戰，斬殺僧格林沁親王，但同治六年勢衰之後，於揚州瓦窯鋪為清軍吳毓蘭所俘殺。而因緣際會擒獲捻酋的吳毓蘭，依據《清史稿》列傳所載，同治五年時吳係以正四品之道員選用，吳雖歷有戰功而從知縣、知州、知府一路擢昇，但卻並未經歷重大陣仗，如今叨天之幸，遇到勢蹙已極自撞而來的賴文光，此一送上門的戰功，使吳毓蘭以「擒獲巨憝」顯名天下，遂立即簡放道員，並於同治六年升至從三品之布政使！《清史稿列傳二百二十》於評論金國琛、黃淳熙、吳坤修、康國器、李鶴章、弟昭慶、吳毓蘭等人之仕宦起落時，感慨際遇之不同，有心的寫下難言的無奈：「功名之際，遭際固難測哉！」

一場無由之火，程景伊獲得聖眷官至一品尚書；一時不悅之氣，袁簡齋乞養歸山止於七品知縣；一卷因江浙籍貫之故，趙雪崧痛失狀元名銜；一篇酬祚的立傳之文，沈德潛為之奪官仆墓；一頭撞進來的軍功，使吳毓蘭擒獲巨憝而名顯天下；一齣無厘頭的影劇，讓莊有功之絕對婦孺皆朗朗上口！緣，可以化、可以修、可以求，但若化不來、修不得、求不至，便一定要懂得隨緣，那是絕對強不得的！仕宦之途與功名富貴率皆如此、率皆如此。

「仕宦進退，莫不有命」、「功名之際，遭際固難測哉！」緣，若無那隱隱約約、似有若無的線絲，便無可因，也無可夤矣！

物中有理，物外有趣

沈復《閒情記趣》有云：「余憶童稚時，能張目對日，明察秋毫，見藐小微物，必細察其紋理，故時有物外之趣」，此間所謂「物外之趣」，當在觀察藐小微物紋理之後的心得，所以是為物外，也是「趣」之所在。

工作所在之頂樓有雜土數方，不月餘即莠草盈庭。清理而後，屢見「苦蕒菜」散佈其中，細觀此草之生長，但見芽發之、葉抽之、莖長之、花展之，瓣落之，而後成為帶著白色羽翅種子的球狀之物，再之後羽翅迎風飄散，隨遇尋找下一個落土的生機！一株小草，就這樣不斷的進行著生命的循環，沒有任何聲音，也未受任何關注，但卻堅毅而強韌的，走著自己生命的道路！物中有理，物外有趣，這或許就是沈復的細察所得。

《小窗幽記》中說：「得趣不在多，盆池泉石間，煙霞具足；會景不在遠，篷窗竹屋下，風月自賒。」顯然陸紹珩已深得怡然自得之樂趣，回想蘇軾所言：「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看來一個人怎麼看所見的景物，又看的有多深，怎麼解讀所看之物，解讀的方式又如何，便決定了趣味之多寡，無所感之人，自然無趣，而有感之人，自然得其旨趣，甚至興趣盎然。

行過龍門國小，見路旁有紫花兩莖，黃花多朵，花色隨陽光之有無兀自不同，為之駐足而觀並攝影留念，想起「花自飄零水自流」的詞句，那可以是李清照的閒愁，也可以是沈復的閒情，是情、是愁，一切都在那一時間趣之所在。余當日甫從手術室中而出，幸而未有大礙，落花時節未到，故而見花依然是花，或黃或紫雖處於雜草之間，但生機依舊盎然，行人有多少駐足如我者？又有心境多少如當時之我者？無所謂矣，蓋趣有不同，急趣而過者，不得此無盡藏耳！

少時，洪小喬有《愛之旅》一曲：「風吹著我像流雲一般，孤單的我也只好去流浪，帶著我心愛的吉他，和一朵黃色的野菊花。」那一朵野菊花是為何花？是蒲公英？是苦蕒菜？是角茴香？還是牛膝菊？不知也！周杰倫亦有《晴天》一曲：「故事的小黃花，從出生那年就飄著」，花，尤其是黃花，似乎為人寄託著無盡的情感，沈三白之對芸娘，李清照之對趙明誠，洪小喬之對「往日的夢」，乃至周杰倫之對「從前從前有個人」！以物寄興，以物託趣，花或許不會知道人所賦予的使命，但花卻知道自己的命運，必然隨風飄蕩，且必須隨遇而安，而人又何嘗不如是？

想起李宗盛在《油麻菜籽》中的那一句：「經過了那些無奈和期待，我好高興有了自己的將來。」黃色的野花、黃色的油麻菜，配上色彩繽紛的大千世界，還有那些睹物生情、生愁的人們，不管如何飄，無論怎麼盪，最後，相信都會有自己的將來！

戲劇不是歷史，歷史卻是戲劇

在《雍正王朝》一劇中，「八王議政」逼宮一幕堪稱經典！在雍正被逼到角落之際，張廷玉憑藉軍機大臣的角色，以老成持重之音，引經據典之禮，侃侃而談進而保全了雍正的體面，在其替雍正辯護「新政」時，說：「攤丁入畝，使國庫的收入增加一半；火耗歸公，因此國庫又多收入了兩成！」這幾句劇中的話，值得探討一番。

攤丁入畝，就是將人頭稅計入地畝之內，有土地的（富人）多繳，沒土地（窮人）的不用繳，類似今日的土地稅。至於火耗歸公，則是鎔鑄打造金銀器具時，將殘留在模具中的那些極小量的貴重金屬，通通歸屬於國家！有如企業生產的下腳料都必須上繳國庫一般。依據張廷玉所稱，國家的財政較原本的收入，據此兩項政策從而多增加了七成！而張所稱的「國庫」，即是清代戶部之內的「庫銀」。

清代各省的財政收入，除少部分「存留」各省以為必須支應外，其餘都需「起運」至京師，地方若有所需，則必須上摺子向中央請求撥款！財政收支權基本上是由中央掌控，而戶部的庫銀多寡，即代表著清朝中央政府的國庫充盈程度。在當時，用戶部存銀多寡來判斷清廷的財政健全程度，確實是一個良好的指標。戶部是天下第一大部，相當於今日之內政部與財政部的合體，實際掌握著財政的「度」與「支」，也就是國家財政預算的計收與實際支出的重要部門，若有開銷之需求，就必須從戶部存銀支取。

針對戶部庫銀的研究似乎為數有限，其中史志宏先生寫之《清代戶部存銀收支和庫存研究》一書，由於係依據存放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之「戶部銀庫黃冊抄檔」，故而可信度極高，但因檔案館內康熙朝之資料留存不全，因此書內對於康熙朝戶部存銀之著墨甚為鮮少，雍正朝的資料亦屬有限，而乾隆朝的資料則相對齊備！基此，劇中張廷玉所稱之國庫存銀變動增長情形，實無法依據史先生之研究予以核實。又，在日人佐伯富所著之《清雍正朝的養廉銀研究》一書內，則有雍正朝地丁銀（攤丁入畝）及各省羨耗數（火耗歸公）的整理資料，可惜也不包含康熙朝的相關資訊，想要判定劇中張廷玉所言是否確鑿，還需要找尋其他的資訊才行。

所幸，在清人法式善所著《陶廬雜錄》卷一第四十四條中，記載有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之戶部存銀數字，雖說康熙年間之完整度依舊不足，但較之先前之研究，顯然有更直接且更精確之數值可供參考。該條所載戶部存銀之資訊，起自康熙六年，終於乾隆三十九年，惟以下康熙年間之資訊因「檔冊霉爛不全」故而缺考：7~10, 13~15, 18~24, 27~29, 38~41, 44~46, 50~51, 54~56。

吾人將上述資訊略做整理後，可以得出如下之時間序列圖：

很顯然的，康熙將天下交給雍正，雍正將天下交給乾隆之時，戶部存銀的數字都是從高點「遽降」至最低點之時！其中原因也很值得進一步討論，但至少我們可以說，如劇中張廷玉所說之時點是在雍正朝之前期（也應如是），若以三年為期（有如雍正五年比雍正二年），當時之國庫收入確實是一步步上升的，而且上升幅度還真的與張廷玉所言相距不遠！如此，二月河的小說，雍正王朝的編劇，至少在戶部存銀一事上，與「史實」偏離的差距顯然有限，足見小說之所以精彩，劇情之所以吸睛，定然有一部份之劇情必須紮根於真實的歷史之上。 雖說「八王議政」是虛構的情節，張廷玉當時也不是軍機大臣，但戶部庫銀多寡一節，倒是約莫可信！走筆至此，忽然想起顧詰剛的「疑古」與「辨偽」，一連串的層累之下，探析真相確實是一種快樂，但探析之後的所得成果，也未必即是真相。

近來，政府推出「斯卡羅」一劇，並透過文化部大力推廣，賴清德先生給予推介背書！殊不知，該劇內容背離史實甚遠，若將之視為依據小說所編寫之「戲劇」，幾層轉寫演繹下，就成了口吐鵝毛，倒也看看、笑笑無妨！但如若透過政府傾力推銷，將刻意編寫演繹之「劇情」當成「史實」，並對同胞進行認知注射，則真不值一看！畢竟該劇真的經不起史實的檢驗，大家若稍稍翻翻連橫的《台灣通史》「美船之役」一文，整個斯卡羅事件的歷史梗概也就輪廓清楚了。政治人物有無尊重歷史的「良心」，三言兩語便可快速為之透視！而研究歷史者若不能挖掘真相，反而逢迎附和當朝之人，失去的就是自己的學術良知與學術道德，自然有愧歷史、有愧所學！

戲劇不是歷史，歷史卻是戲劇，試問：如今可還有「趙盾弒其君」、「崔柱弒其君」的良知與史筆？

莊蝸

前些日子寫了「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一文，裡面那隻蝸牛，近日隨午後的陰雨又現身了。對我而言，竟然有點「老朋友」見面的感覺，細看它進食的過程，正是「細嚼慢嚥」的充分寫照。

就那麼一隻，突然替它伶仃的身影感到有些難過，畢竟獨自「蝸居」在六樓樓頂幾坪雜土之間，「它」應該是找不到配偶了！

承愚同學要我「收養」它，並告知那是「非洲大蝸牛」，是日本人八十年前引進台灣當成食材的。但我說它是「公共財」無法收養，僅希望這踽踽獨行的蝸牛身影，能夠繼續享有它自己的快樂。

於是，這一隻寂寞的蝸牛，給它取個走過必留下痕跡的名字：「莊蝸」！

前文網址：http://d9116903.blogspot.com/2021/07/blog-post_30.html

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

午後雨作停歇，於樓頂見大蝸牛一隻，緩緩挪移，觸角高舉，想係覓食而動，只不知此物從何處來，侷促於樓頂幾坪雜土之間，又能往何處去？

忽然想起白居易的《對酒》詩：「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於是細觀其角，忽高忽低，或短或長，綿綿細細，兀自探索，而兩角未見交集，角端無有多少「空間」，實不知又如何而爭？莊子當年以蝸牛左角之「觸氏」與右角之「蠻氏」爭地而戰，做為無謂之爭之寓意，應該也是一時興起之比喻。

蝸牛種類甚多，莊子於戰國時所見之蝸牛，與白居易於唐時所見之蝸牛，或也不同，體積越小者，觸角越小，角端之空間就更為微小矣！以角端之空間做地域爭奪之比喻，則莊子彼時所見之蝸牛，一定較今日所見之蝸牛為小。

民歌《蝸牛與黃鸝鳥》如是寫道：「阿門阿前一棵葡萄樹 ，阿嫩阿嫩綠地剛發芽。蝸牛背著那重重的殼呀，一步一步地往上爬」，詞中之蝸牛品種為何？不知也！但爬上葡萄樹應該是受葡萄香氣所指引的吧！至於「重重的殼」，那顯然是體積上的比喻了。蝸牛需食，人亦需食，蝸牛需有一方之土，人也需有一方之地，一方需有多大？又需要爭些什麼？人生在世，萬盅粟，食不過一張嘴，千重屋，睡不過一張床，懂得知足而不爭，僅取生養之所需，這需要時間的焠練方能有所體悟。

白居易寫《對酒五首》，寫作時不知有無酒意，還是單單借酒抒發？那年的白居易，不當是「君子無所爭」，而是晚年之際已然無需爭矣。同學寄來盛傳一時的大陸高考作文《酒》，不同情境不同解讀，但到人生暮年，還是需接受「隨富隨貧且歡樂」的人生，以及「不開口笑是癡人」的豁達。

忘了告訴大家，不論是莊子的蝸牛角或是白居易的蝸牛角，也無論蝸牛之品種為何，那個「角上」，其實是蝸牛的「眼睛」，可不是什麼能爭之地啦。

一朝一姓的歷史興衰，諸人諸事的歷史定位

歷史的記述角度不同，說法難免不同，但時日不當有誤，畢竟是哪一天就是哪一天，記述錯誤，也只能說先時資訊不對稱的情形相對嚴重，因誤聽而有所誤記，或因消息來源不同，是以差異在所難免。

康熙先滅了南明政權，而後平了三籓之亂，再之後便是收台灣，從此天下一統全部歸於清之版圖。可是，收台灣之前是先攻取澎湖，鄭軍澎湖海戰失利，台灣便隨之請降了。電視劇《康熙王朝》裡的情節，有相當部分背離史實很遠，原本無需多說，但收台灣究竟是哪月哪日，因記載詳略有差，值得提提。

《清史稿˙鄭克塽列傳》中，大要記述澎湖之戰如下：「（康熙二十二年）六月，琅師乘南風發銅山，入八罩嶼，攻澎湖，擊沈錦師船二百，斬將吏三百七十有奇、兵萬餘。」所以我們知道清軍海師是從福建「銅山」（今東山縣）出發，而後進入「八罩嶼」（今澎湖縣望安島），然後向北攻打「澎湖」（今馬公島），寥寥數語間，關係收台灣的重大戰役便結束了！然後便是「七月吳啟爵持榜入臺灣諭軍民薙發，克塽使請降」，再之後便是「八月，琅督兵至鹿耳門，水淺不得入，泊十有二日，…克塽及國軒、錫範率諸將吏出降。」簡單說，澎湖大敗之後，鄭氏便失去了抵抗的能力，而鄭克爽及掌政的馮錫範，也沒有試圖於台灣再做其他抵抗，而是於安平鹿耳門「迎於水次」，很平順的請降於施琅。

當時鄭將劉國軒將精兵約兩萬囤於澎湖，「蜂擁於風櫃尾、牛心灣等處」（此據《台灣通史˙施琅列傳》），事實上，除了上述兩處，據《劉國軒列傳》所載，鄭軍在澎湖之「雞籠嶼」、「中灣」、「四角山」（四角嶼）、「內塹」（龜山）、「外塹」（西台古堡）、「東峙」（案山）等處皆有駐軍且建有礟台，「沿海巨舟，星羅棋布，環設礟城，凌師以守」。風櫃尾與牛心灣的名字迄今都未曾改動，風櫃尾在今馬公市馬公灣的對面，牛心灣則在西嶼鄉東側，而「風櫃尾」其實才是施琅當時所稱的澎湖，透過掌握「風櫃尾」、「牛心灣」兩處，便可箝制整個澎湖灣，至於劉國軒何以不駐軍於八罩嶼（望安島），那是因為：「國軒知八罩嶼惡，望間當有颶至。」（據《台灣通史˙劉國軒列傳》）可見劉國軒對於澎湖的地形、氣候狀況是有深刻瞭解的。《孫子兵法˙地形篇》云：「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劉氏為將多年，知天曉地，海上有兩大主力艦隊遏抑澎湖灣口，陸地則有戎旗一鎮吳潛鎮守於風櫃尾，劉國軒雖然於海戰戰敗時逃遁回台，並於日後向清降清，但戰力有限，真的也只能徒呼負負！雖如此，連橫對他卻有很高的評價，將之比為秦將白起、王翦：「以國軒之武略，使乘風雲而建旗鼓，豈不足烜赫一世？而終為敗軍之將者，何哉？語謂：『大廈將傾，非一木之所能支』…時之不得假也，悲夫！」有如此體諒之言，真的也不枉了，但劉最終以降清做結苟全一命，成為清朝之天津總兵，那又何必一定要在戰場中犧牲這麼多的將士性命？

《康熙王朝》中不斷提到「風信」（風向）一事，這在史書上有明確記載。依據雍正年間陳倫炯所著之《海國聞見錄˙自序》，其內有這麼幾句話：「聖祖仁皇帝命征澎、臺，遣靖海侯施公琅提督諸軍；旁求習於海道者。先公進見，聚米為山，指畫形勢，定計候南風以入澎湖。」可見「等待南風」一事確實是當時的共識，至於陳倫炯的父親「陳昴」有沒有那麼厲害，有否「候南風」之建言就無須考究真偽了，畢竟雍正時台灣早已納入清之版圖，就算是掠人之美，也無從確悉矣。《清史稿˙施琅傳》中，針對征討台澎，康熙二十年施琅即有疏：「俟風便，可獲全勝」，於二十一年又提及：「但遇風利，即可進行」，至於「風利」與「風便」是什麼並中沒有多說，但隨後於「二十二年六月，瑯自桐山攻克花嶼、貓嶼、草嶼，乘南風進泊八罩」幾句，則明確點出是「南風」，而且進兵的順序也非常清楚，這與《海國聞見錄》內容相符。考之《台灣通史˙施琅列傳》，裡面提到施琅與李光地的對話，李光地提出大家的疑問：「南風不利行軍」是何道理？施琅完整的說出了他對海象的掌握，簡言之就是：「北風猛烈，入夜更甚」，船隊很難展開，只能魚貫而行，而且還很可能會因之吹散，加之所有島嶼為鄭軍所據，到達澎湖會沒地方可以停泊。但是「夏至前後二十日，風微夜靜，海水如練，可以碇泊，聚而觀釁，舉之必矣」，所以施琅的結論是：「用北風者邀倖於萬一，而南風則十全之算也。」如此，施琅確實在等南風之便，而且是「夏至前後二十日」，這比劉國軒：「知八罩嶼惡，望間當有颶至」知道的還更清楚！《諸葛亮集˙將苑》「腹心」中說：「故善將者，必有博聞多智者為腹心，沈審謹密者為耳目，勇悍善敵者為爪牙。」陳昴或許就是施琅的腹心，是以有「候南風」之謀，而劉國軒可能沒有腹心可資參詢，或是已知清軍有南風之便，卻硬是忽略了這一風險！所以方能讓施琅一路先攻佔花嶼、貓嶼、八罩嶼，而後乘南風北向順風而戰！

兩軍於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六日黎明接戰，施琅身中三矢又受礟傷，不利而退至八罩嶼！二十二日再戰，「有風從西北來，渰浥蓬勃，逢迎清軍，士皆股栗」，當時因風向大不利於清軍，戰士信心遂幾近崩盤！施琅此時「大驚禱天」，結果竟然風雷大發「立轉南飇」，決戰之下，據《台灣通史˙劉國軒列傳》，鄭軍「損兵一萬兩千有奇，沈失大小師船一百九十四艘」，內容較《清史稿》更為精確，而死難的鄭軍諸多將領姓名、職銜，也都明確予以記載，包括此時守在西嶼頭的陸軍將領吳潛，望見海軍戰敗卻無舟可往救援，有所自慚乃拔劍自刎殉國！連橫如此明確的記載鄭軍英勇陣亡將士，其用意是很明顯的。至於施琅禱天的內容，《施琅列傳》中記述如下：「唯天唯皇上之靈，尚克相余」，也就是老天啊，皇上啊，請你們都要幫我啊！「唯天之靈」可以理解，但說「皇上之靈」，怪怪的，有意收台的康熙可還沒死啊！

澎湖海戰於康熙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結束，鄭軍敗績，鄭克爽聽從劉國軒之建議遂向清廷請降。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十八日，琅至，克爽迎之」（據《台灣通史˙施琅列傳》！至此，鄭成功的「東寧王國」正式結束，而明朝的正朔，也從此劃下終點！清代江日昇的《臺灣外記》，說施琅是在八月十三日，進入台灣受降，《清史稿˙施琅列傳》日期未詳細記載，但提及因水淺，故而在外海多停留了十二天，是以至少也該是八月十二日以後的事了！清初劉繼莊的《廣陽雜記》卷一記載：「施琅於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破澎湖，七月十三日自澎湖進兵，十九日至鹿耳門，入台灣。二十二日，延平王鄭克爽…奉表歸降。」所載則與《台灣通史》相異。劉繼莊（獻廷）於康熙二十六年入北京，與萬斯同等曾同修《明史》，是與施琅同時代的人物，且學術地位為同時代領袖人物所景仰，或許劉繼莊記之載較為切實，而連橫之《台灣通史》寫於清末，蒐羅諸書而集大成，又專論台灣之史，也或許所言更為可信！至於屬於正史的《清史稿˙聖祖本紀》載：「閏六月戊午，施琅克澎湖」、「八月…戊辰，施琅疏報師入臺灣，鄭克塽率其屬劉國軒等迎降，臺灣平」，《清史稿˙施琅傳》提及：「八月，琅統兵入鹿耳門…。台灣平，以海道捷報。疏至，正中秋，上賦詩旌琅功」，如此，推算施琅是應是在八月十五日前至少五、六日，就寫了疏報！《聖祖本紀》的八月「戊辰」實為八月二十九日，平台日期各家所記略有差異，孰是，孰非？因個人所見文獻甚為鮮少，阮旻錫《海上見聞錄》、施琅《靖海紀事》、夏琳《海紀輯要》等諸書亦尚未得見，不可盡知也屬正常。

施琅於八月十八日後「越數日」（日期不詳），「刑牲奉幣」，前往祭拜鄭成功之廟，並朗讀了一篇自己所寫的祝禱文，此文完整收錄於《台灣通史˙施琅列傳》之內，裡面提及與「賜姓」（鄭成功）有君臣知遇之恩，也有弒父殺兄之仇，而如今站在清廷的立場收服台灣，是「公義私恩」的無奈，言畢也為之淚下。事實上施琅對於收取台灣一事，只要一有機會，便上書說明攻台之策，他整整花了二十多年的心血，一直到鄭經死後，鄭克爽年幼而台灣內部又彼此不合，才給了施琅報仇血恨的機會！澎湖海戰，於接戰之前，劉國軒不能聽從所屬建議，擊敵於立足未穩之時，而首戰之時，清軍失利，施琅本身面目受創幾不可免，而劉國軒又不敢乘勝追擊，二度錯失良機，方會在決戰之時，因風向突然轉變，給了清師轉圜的勝利之機，但清軍實乃慘勝，並非如施琅原本所預估的可一戰而下！如果我們處在同樣的時代，遇著與鄭、施一樣的情況，待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塵埃落定之後，於告廟之時，往事總總席捲而來，恐怕也會感慨不已！

清朝康熙二十二年的那一月、那一天，明朝永曆三十七年的那一月、那一天，成就了清朝的天下統一，也成就了明朝的歷史終章，而我們於幾百年後的今天，已然無所在意於究竟是哪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之後，看我們這段歷史的人想必也如是，這使我突然想起杜牧的《阿房宮賦》：「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重複的是一朝一姓的歷史興衰，而展現的卻是諸人諸事的歷史定位。

「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為之奈何？」

以下為明鄭澎湖砲臺位置圖，可參見：http://thcts.sinica.edu.tw/themes/rb06.php

訴不完人間恩怨，世世代代都是緣

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八十五歲的乾隆皇決定傳位十五子顒琰（嘉慶帝），但歸政後卻持續以太上皇之位主導政局，直至嘉慶四年正月初三日駕崩為止，也就是說，嘉慶君作了整整三年半的「象徵性」皇帝。

這三年半的時間，透過閱覽各地大小官吏的奏摺，以及觀察父皇乾隆的人事用退決斷，嘉慶應有足夠的時間與機會，去瞭解各省封疆大吏的個性以及各地的民情狀況，進而發展出自己對國家治理的決斷能力。但太上皇還在，嘉慶無用人之實權，一切都要等到乾隆過世之後，才能一展身手！有機會等待其實並不是件壞事，也可以讓自己準備的更好，但時間與機會，往往都稍縱即逝，一旦錯失便不再來。

嘉慶實際掌權的第一個正式政治動作，便是處置和珅，而且是在乾隆駕崩後五日便成功發動，最後以二十條大罪加於和珅並賜自盡！但和珅到底貪墨了多少銀兩可使「和珅跌倒，嘉慶吃飽」，此一公案爭論多年，2009 年江蘇如皋戴時祥先生出示祖傳之《嘉慶四年正月丁卯抄檢和珅相府物品清單》後，或可獲得一致的答案。和珅任官後所積累的財富，最終都入了嘉慶的口袋，或許這真是乾隆有意留給嘉慶的一大聚寶盆，也或許是天理昭彰，報應不爽的真實寫照，只可惜大清朝於嘉慶後國事日非，這些由戶部掌管的國家財富，很快的便因四地而起的變亂，在龐大的軍費開支下耗用而盡。

和珅之所以是第一個倒台的大臣，絕對是嘉慶隱忍三年半間，看盡和珅貪贓不法的事實後所做出的決定，也應是嘉慶殺雞儆猴用以立威的最佳範本，所羅列的二十條大罪，梁章鉅的《歸田瑣紀》「和珅」一文中有翔實之記載，其中第十六條到二十條，都跟和珅貪墨金銀財寶有關。梁章鉅的資料是於嘉慶年間入值軍機處後查檢檔案所得，因此當無作假或不實之虞。但去除一個和珅，無法立即刷新積弊已久的官場陋習，清代官員俸祿有限，《欽定戶部則例》中明載各級官員的年俸多寡，倘能出現「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現象，那絕非正俸可以獲致。在前述二十條大罪中，「川楚教匪滋事，各路軍營文報，任意延擱不遞」是第五大罪，也就是這一條，讓另一個與和珅有所干係的大臣畢沅，於死後為之籍沒家產。

和珅能深受乾隆器重並任事多年，必有其因。依照陳康祺所著《郎潛紀聞》「和珅蒙恩眷之緣」一文，和珅開始受到重視，是於扈從乾隆出宮時，乾隆於乘輿中獲知「有要犯逃脫」之邊報，於是發話問：「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眾人無語下，和珅接話：「爺（乾隆）謂典守者不得辭其責爾」，加上對乾隆之詢問對答如流，是以從此恩禮日隆，破格拔擢！依據和珅的履歷，這該是乾隆三十七年 (1772) 和珅擔任三等侍衛時的事，而那年和珅才二十二歲。《紀聞》中又說和珅「才敏給，遇事機牙肆應，尤善揣人主喜怒」，也就是懂得吹噓溜馬、逢迎巴結，這種能力確實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畢竟對於重視氣節的讀書人，若是「棄禮義，捐廉恥」便能「自致卿相」，那是顧及廉恥之家所絕不願為的。嘉慶四年 (1799) 乾隆駕崩，和珅隨即失勢伏法，那年的和珅也才四十九歲！風雨人生之路，此時可呼風喚雨，彼時則落拓潦倒，起落難測間，對於和珅的最終下場，陳康祺於結尾時說：「鑒之哉！鑒之哉！」這當是對所有在公門中人說的。

和珅位高權重樹大根深，內外交絡綿密，嘉慶想要立威，若單以一個和珅做為儆猴之用恐怕有所不足，加之乾隆五十九年白蓮教起事於陝西安康及四川大寧後，民變迭發不止，嘉慶雖尚無實權，但心裡想必也是七上八下！而此時受乾隆重用擔任湖廣總督的畢沅，也正奔波於各地鎮撫亂事，以文人掌軍事，難免紙上談兵，加之和珅將「各路軍營文報，任意延擱不遞」，就算貴為總督的畢沅，於處理教匪之亂事上，其實定然也有其難處。畢沅於軍務倥傯中，依《清史稿》本傳所載，先後駐於荊州、常德、辰州、枝江、荊州、湖南、辰州等地，後於嘉慶二年六月中風手足麻木，七月便病逝湖南辰州（今湖南省洪江市）當陽旅館，享年六十有七。這位身兼兵部尚書銜的畢沅，與和珅有多深的交往未見多少具體事實，然而其所奏報的教匪細節，確實有可能過於疏略，甚或受和珅之指使而有意忽略某些狀況，再加上和珅的遷延耽擱，清政府確實有可能因而錯失了迅速平亂的時機。

《清史稿》中說：「川、楚教匪，沅當其始，久而後定」，又言：「（嘉慶）四年，追論沅教匪初起失察貽誤，濫用軍需帑項，奪世職，籍其家。」可見教匪初起之時，正好在畢沅的治轄區域，至於是哪些人失察因而貽誤軍機，嘉慶皇帝自有判斷。在王鍾翰先生所校之《清史列傳》中，記載了嘉慶四年九月的上諭如下：「迄今匪徒蔓延，皆由畢沅於教匪起事之初，辦理不善，其罪甚重。…沅既經貽誤地方，復將軍需帑項任意濫支，結交饋送，執法營私，莫此為甚。倘畢沅尚在，必當重治其罪。今雖已身故，豈可復令其子孫仍在官職？」，而在《嘉慶朝實錄》中，亦記載：「自剿辦教匪以來，迄今四載，所費帑項多至七千餘萬。賊匪滋擾，始自湖北，而軍營饋送之風，亦始自湖北。畢沅身為總督，公然提用軍需正項，信任胡齊侖一人經理，恣意侵扣，實為首先作俑，如畢沅尚在。朕必立寘重典也。」說穿了，教匪之亂，嘉慶將檢討的對象放到了於嘉慶二年已然身故的湖廣總督畢沅身上，理由大約就是：「貽誤軍機」、「苛扣軍餉」這兩大條。當然，這兩大條如果影響嚴重軍務，吏部於裁量之時，就都不會是微罪。

民變四起，必如「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一般，何況乾隆晚期，天下已然隱患遍伏，即或某些是癬疥之疾不久即平，但也顯示出整個國家的動亂徵兆。很不幸的，白蓮教起事於川楚，正為畢沅署理之區，是以理當有責，但要說苛扣軍餉一事，即或法有明文嚴予禁止，但那也是從上到下行之有年的陋習了。嘉慶要立威，當然也要有個合理的理由，以白蓮教起事處理不當做為懲戒一位已然故去之總督大員，其理不能說不夠充足，而且影響層面也在控制之中，但那終究只是對系統性貪墨不法的敲山一擊而已，畢沅於法不冤，但就官場而言，他應該只是拿來懲貪戒墨的另一個範例而已。

就貽誤軍機而言，《大清律例》《兵律》中的「軍政」門內，有「飛報軍情」一例，其內明言：「凡飛報軍情，…若互相知會，隱匿不速奏聞者，杖一百，罷職不敘。因而失誤軍機者，斬。」畢沅當時就白蓮教民變一案，若真的「失察貽誤」而有貽誤軍機之事實，則確實可以論死。至於「苛扣軍餉」，在《欽定兵部處分則例》中，無論八旗或是綠營都有明確的條例規範。在《八旗處分則例》中有「苛扣錢糧」一條：「若放餉時佐領、驍騎校不驗看，散給託付領催以致侵漁缺少者，佐領、驍騎校降一級調用（私罪），明知領催剋扣不即申報者，降三級調用（私罪），通同剋扣者，革職（私罪），交刑部治罪。」而在《綠營處分則例》中，亦有「剋扣虛冒」一條：「營員剋扣兵餉或虛冒兵丁者，革職提問（私罪）。…若總督、巡撫、提督、總兵提叅疏內，不將未經揭報之該管各官職名指叅，或並不將知情失察分晰聲明者，提督、總兵罰奉一年（公罪），總督、巡撫交吏部議處。」畢沅就「剋扣軍餉」一事，罪責如何最後當由「吏部議處」，透過行政處分而決定畢沅的去處，可惜他已作古，是以只能以他法做為懲處。

嘉慶對畢沅「死後追罪」，說是人若還在，必「重治其罪」、「立寘重典」，然人已死，又不能鞭屍或挫骨揚灰，最後也只能以奪世職（削奪世襲之二等輕車都尉）、籍其家（籍沒所有家產）之方式處理。畢沅到底與和珅有多少交往？依據錢泳《履園叢話》耆舊門「秋帆尚書」一文，畢沅「為人仁而厚，博而雅，見人有一善，必咨嗟稱道之不置。好施與，重然諾，篤於朋友」，可見在他幕下之人如錢泳，如果沒有溢美，對畢沅是極為稱道的。畢沅寫詩祝賀和珅不惑之壽，錢泳規勸畢沅少與和珅往來，畢沅也遵聽其言，之後遂「終其身不交和相」。看來和珅與畢沅間的關係，應該也止於公務上基本聯繫而已，這也是公事上不得不有的關係，而沒有「特別」的往來。另就陳康祺《郎潛紀聞二筆》內「畢秋帆賀和珅詩」一文，對於錢泳「邀功」不結交和相的說法，做了些許不以為然評論，但也肯定畢沅「愛古憐才，人所共仰，其交和珅，懾於權勢，未能泥而不滓，亦人所共知。」可見陳康祺對於畢沅的為人，也持肯定之態度，且對和畢之交乃屬公事上必有的無奈。

不同人，月旦臧否之間看法不同皆屬正常，愛新覺羅昭槤所寫的《嘯亭雜錄》卷十內「畢制府」一文則說：「（畢沅）性畏懦無遠略，教匪之始，畢受相國和珅指，不以實入告，致使蔓延日久，九載始靖，人爭究之。」從這一段屬於滿人的敘述，應該可以反映出當時滿族的上層階級，對於畢沅於白蓮教叛亂初始之無為而致孳蔓的憎恨，畢竟天下洶洶，總有其因，而這個因，不能歸給十全武功的乾隆，更不能歸給今上的嘉慶，自然就歸給了下世的畢制府以及賜死的相國和珅！昭槤在《湖北謠》一文內，藉由湖北的鄉言俚語，對畢沅又增加了一些指控：「畢性迂緩，不以公事為務。…畢如蝙蝠，身不動搖，惟吸所過蟲蟻。…故激成教匪之變，良有以也。今畢公死後，籍沒其產，…人皆恨之。」昭槤對畢沅的個性多有責難，但歷來牆倒眾人推，對於昭槤的指控，定然有所誇大，否則乾隆識人之不明也難辭其咎矣。《論語》上說：「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畢尚書乃狀元出身，獎掖文士且編書有成，當不在下流之列，而昭槤卻歸惡如此，其然乎，其不然乎？

嘉慶帝對畢沅的譖恨，很難說清，但下手做的很絕：「今雖已身故，豈可復令其子孫仍在官職？」畢沅抄家時，畢氏家族皆受波及，其兄畢瀧所藏書畫同時遭到收繳，而依據錢大昕《潛研堂集》中的《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湖廣總督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公墓誌銘》所載，畢沅共有三子五女，三個兒子（畢念曾、畢嵩珠、畢鄂珠）在畢沅下世時都只是「候補員外郎」，另外還有兩個孫子（畢蘭慶、畢芝祥），一位承襲二等輕車都尉，另一則為候選員外郎。可惜畢沅身後還沒兩年，這些孩子的仕進之途就都被徹底截斷了，而畢氏家族曾有的風光，以及乾隆賜給畢沅母親張藻的褒揚「經訓克家」，也隨風揚去，畢竟：「萬里江山萬里塵，一朝天子一朝臣」！也果然，訴不完人間恩怨，世世代代都是緣。

和珅賜死，畢沅籍家，兩把火燒下來，嘉慶君其實並沒有將已然敗壞貪墨成風的吏治有所澄清，而清代的「嘉道中衰」，與和畢的「家道中落」，從此便永遠的綁在一起了。

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

一個人的生命有限，有些人停在知命之年，有些人行在花甲之年，有些人上至古稀之年，還有些人可以一路走到朝枚之年，甚至期頤高夀！但不論如何自我珍攝，天命有終，在行將離開之時，捫心自問的，每個人可能都不一樣，但孔子提醒我們是「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想要留名，要怎麼留呢？又要留什麼呢？

一篇《先母鄒孺人靈表》，使我認識了汪中，而在深夜燈前，翻閱《容甫先生年譜》以及《汪荀叔自撰年譜》，這兩人一生的大要，也就寫在裡面了。汪中的《年譜》是他的兒子汪喜孫寫的，而喜孫生時也替自己寫了年譜，看著汪家兩代人經歷，一個七歲喪父，一個九歲失怙，都是在孤兒寡母的狀態下長大，兩人也都備嘗艱辛，但也非常慶幸的，兩人都替自己留下了歷史的名聲。

汪中是個大孝子，他是在母親鄒維貞含辛茹苦之下帶大的，因此於母親走後，待辦完七七，汪中卻依然在鄉裡間穿著孝服行走！在其《年譜》中，於乾隆四十一年時寫道，母親因足疾不愈，他於夜間一個人跑到城隍廟去祈求，當時廟門已閉，在求得廟祝幫忙進入後，唸完祈禱文便將之化給城隍，因汪已幾夜未寐，回家後遂忽忽睡倒。夢中，神明擲下簿記一本要他檢閱，當汪中翻完第十二頁後，神明突然用手按住簿記不准再翻下一頁，汪中也於此時醒來。十二年後待鄒孺人下世，汪中才知道夢中所翻的十二頁，即是母親的十二年陽壽，之後汪中「每痛哭言之，悲不自已」，恨不得當時能強求神明多番幾頁。

母親於乾隆五十二年走後，汪中竟然沒有餘貲可以操辦葬事（貧無以治殮），乃不得不將「所藏書畫，歸之畢侍郎始克成禮」。如此，汪中是用自己的書畫去跟畢侍郎換取葬資安葬母親的，這可是汪喜孫寫的原文，喜孫也沒有必要去傷害畢侍郎的名聲！文中所說的畢侍郎，就是時任河南巡撫的畢沅，因巡撫兼兵部侍郎銜，是以習慣上以中央的職銜稱之為畢侍郎，後來畢沅升至總督，兼兵部尚書銜，以後就稱做畢尚書了。但當我們檢閱晚清方濬師所寫的《蕉軒隨錄》，裡面《容甫書函》一篇，卻有兩處記載與《年譜》相當不同。因此一記載與汪中葬母有相當關聯，我們先予迻錄如下：
畢秋帆宮保撫陝西時，知先生名而未之見也。一日，先生忽以尺書報之。宮保拆視，乃箋紙一幅，上僅書四句云：「天下有中，公無不知之理；天下有公，中無窮乏之理。」畢公閱竟大笑，即以五百金持送其家。
文末還說，汪中之子喜孫與他的大伯父（方蓮舫）是同榜進士，這段歷史是他隨伺大伯父時告訴他的。

回到容甫先生的《年譜》，在乾隆五十四年中，提到畢沅推薦汪中，而汪中致書回謝的內容。其中提到：「嘉善謝侍郎為某舉主，某受恩最厚，今在江南，某義不可他往，來歲將事公於梁。有士如某，公無遐棄之道；天下有公，某無餓死之法。」細看這一段，哪裡有畢侍郎送五百金給汪中的內容？方濬師《蕉軒隨錄》裡面提到的四句「天下有中，公無不知之理。天下有公，中無窮乏之理」與汪中自己寫的「有士如某，公無遐棄之道；天下有公，某無餓死之法」，這兩者的含意其實是有一定差距的！畢沅沒有方濬師說的大器，汪中也沒有方濬師說的投書求金！汪中有他的堅持，而他人生最後的階段，還是靠校書及鑒別書畫獲取生活所資的，書生意氣如此，是不太會低聲下氣求人的，尤其像汪中這樣矜名負氣之人，在窮途潦倒之際更不會如此，他定是執意將書畫貸予畢沅換取葬資的！也因個性如此，汪中一生窮困！至於畢、汪兩人見面，那是在乾隆五十四年之際，《年譜》中稱：「是年遊武昌時，尚書開府湖北，禮延先君」，所提及的「尚書」就是乾隆五十三年五月以後擔任湖廣總督的畢沅。《年譜》稱畢沅為侍郎或尚書的時序寫的很清楚，《蕉軒隨錄》將畢沅的致金與汪中的致書內容混在一起，時間先後也有落差，汪冠而畢帶，應當是聽聞之間與想當然爾的落差吧！

上文中的謝侍郎，即是謝墉，浙江嘉善人（今上海金山區），謝墉在江蘇學政任上，錄取汪中為「拔貢生」，也是從這時開始，汪中才有了清政府給予的廩米，也才會有《先母鄒孺人靈表》中所提的：「迨中入學宮，遊藝四方，稍致甘旨之養」，沒有這些收入，汪中很難奉養母親，那句「稍致甘旨之養」對照《靈表》中所言：「每冬夜號寒，母子相擁，不自意全濟，比見晨光， 則欣然有生望焉」，令人有恍如隔世不勝唏噓之感！謝墉對於汪中而言，確實有知遇之恩，甚至可以說因為謝墉之故，汪中整個家庭才有了稍稍脫貧的轉機，因此汪中才會說：「嘉善謝侍郎為某舉主，某受恩最厚，今在江南，某義不可他往」，汪中是惜情重義之人，這在他後來拜訪故友，並大力幫忙故友的身後之事可以得見，這也跟他自己幼年喪父窮苦無依，以及當時葬母無資以書畫換抵的經歷，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汪中之子汪喜孫，顧名思義，這個名字是因奶奶鄒維貞「望孫甚切」而取的，汪中初娶孫氏，因婚姻不偕，岀妻後繼取朱氏，朱氏即是汪喜孫的母親。乾隆五十二年，汪喜孫兩歲時祖母棄世，《汪荀叔自撰年譜》中提到鄒太宜人「比卒而目不暝」，是到「喜孫侍床前乃暝」，鄒老夫人確實是非常疼愛這個孫子的。《自撰年譜》中另外有兩件事值得一提。汪中病於鼻衂（流鼻血）已有相當時日，在喜孫八歲時，因自知來日無多，遂將喜孫託孤給了鮑志道（字封翁），鮑是歙縣棠樾人，因少時家道不濟，因而棄學從商，而後擔任兩淮鹽務總商達二十年，也就是擔任兩淮鹽商工會理事長長達二十年之久！汪中將兒子託給商界中人，其目的應當也很明顯，身後必須無材米之憂！汪氏後來也確實受到鮑志道的協助，喜孫長大後也曾到鮑家當過教師，但喪父時孤兒寡母受旁人欺侮，終究是難免的事，汪喜孫在《自撰年譜》中，明確點出某些與父親生前交好，但故後卻毫無聞問的友人之名，他的心裡，真的如人飲水啊！人因無親友之義而留名，於此可見。

汪中因患哮喘之疾，在《年譜》最後《附馬秀才書事》的文末，提及汪中「痰喘不止…。舉手作勢云：『海蒲頭三錢』，語不分明，哮喘愈劇，頃刻而逝」。馬秀才不知道這個「海蒲頭」是什麼，詢問醫家也沒聽過這付藥名，因此特別遺憾。汪喜孫對於父親往生時的言語，一定會想弄個清楚明白，因此特別在《年譜》中提到那是：「石菖蒲」。這一段記述，載在《年譜》乾隆五十九年內，文中提到汪中替江御史德量撰寫墓誌時：「未終篇，掩卷而臥，病作強起，呼僕買石菖蒲。自述痰溢氣逆，上不可治」。由此可知，汪中臨終時索要的藥名並非是「海蒲頭」，而是「「石菖蒲」。此外，汪喜孫還提到父親下世那一年，有「受業儀徵諸生魏先生彝群同學表兄某」，用鎖將他打的頭破血流一事，魏先生可憐這個沒有父親的孩子，遂請他回家塾去讀書，不要繼續在這受欺侮了。汪喜孫特別記載了自己這一段失去父親受人欺負的歷史，想來下筆時必然記憶深刻，但汪喜孫也很善意的，將施暴的人名給抹去了，反而是將照顧他的魏先生，留名於此！人因慈善之念而留名，於此可見。

對於汪容甫、汪喜孫，史有其名、其事，我相信天下沒有幾個人會如明代的高拱，於死前將所有的譖恨，寫成《病榻遺言》一書用以傷害政治對手張居正，而在清代的年譜學下，我們確實可以看到許多人一生的大小之事，以及當事人自己的說法，或是如同紀傳與編年總匯的個人交遊網絡概要！我們大都不會在未來的《漢學師承記》留下片言支語，也難以在什麼《學案》中找到自己的名字，但誰都可以留下印記，只要我們用心良善，便會活在一定的記憶之中，等待有緣的攫取。

忽然想起于右任寫給經國先生的那幅名聯：「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 人生可以或計或求，也可以不伎不求，但一切都當準用「天理良心」四字，為圭臬、為繩墨，以求得良心應有的平安。

大孝終身慕父母

「每冬夜號寒，母子相擁，不自意全濟，比見晨光，則欣然有生望焉」，這是汪中在《先母鄒孺人靈表》中說明其父離世之後的貧苦狀況！該文提到汪母「乾隆五十二年（西元1787）七月辛丑朔卒，明年三月戊寅，合葬於先君子之墓」，而於合葬之時，汪中同時另有《江都縣學增廣生員先考靈表》一文，以追述其對父親的有限記憶，汪父乾隆十四年（西元1749）四月下世時，汪中那時才七歲，所存之記憶自然無多，這兩篇《靈表》的全文，可在汪中的《述學補遺》中得見。

《先考靈表》中，汪提到父親對他的特別寵愛，甚至連「鄉黨僚友莫不異之」！汪中回顧其因，猜想是「君於中，父子之恩至深，而為日至淺，故汲汲用之，唯恐其不盡，即君亦莫能解於心也。」也就是汪父自己都感覺會與孩子相處的時日很有限，因此才特別的予以呵護。汪中在合葬父母時，以兩份《靈表》寫下自己感恩與懷念，也用以彰顯父母的養育之恩，而《孺人靈表》中「先君子羸病，不治生」一句，更說明了汪中的父親身體始終不好，顯見汪中之母自始即承擔了鞠育之責。這位「九死流離，撫其遺孤」不凡的汪母，名喚鄒維貞，而「矜名負氣、淵靜好書」沒有廩米的汪父，是為汪一元。

無獨有偶，歐陽修《瀧崗阡表》內記載他「四歲而孤」，也是靠母親「居窮自力」撫養而成。歐陽修後有重名，而《阡表》內說他的父親於真宗「咸平三年（西元1000）進士及第」、「享年五十有九」，但他父親的名諱歐陽修始終沒有明說，只是用「皇考崇公」、「先公」予以替代，至於畫荻教子的母親「鄭氏」，史未載其名，《阡表》內也只說其母太夫人「享年七十有二」。歐陽修父母的實際卒年，宋人王明清在其《揮麈録》揮麈後録卷六中，因試圖替歐陽修的父親歐陽觀進行辯護，以有別於龍袞《江南野錄》中的「不當」記述，乃將歐陽修之父歐陽觀，以及其母鄭氏的卒年、地點予以記錄了下來，分別是：歐陽觀，真宗「大中祥符三年三月二十四日終於官」；鄭氏，仁宗「皇祐四年三月十七日卒於南京留守廨舍」。語謂：「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歐陽修四歲而孤，靠母親「守節自誓，居窮自立於衣食」方能有立，其記憶深刻如此，是以為《表》記述之時，是不可能不知道的！

歐陽修另於皇祐五年（西元1053年）寫有《先君墓表》，那時歐陽修四十七歲，其內容與六十四歲合葬父母時所寫的《瀧崗阡表》，在文字上多有刪潤。對於歐陽觀，歷史記載很有限，茲將保留在《揮麈録》中歐陽修「自識其父墓」的文字先迻錄如下：「文忠自識其父墓云：『太僕府君長子諱觀，字仲賓。咸平三年進士及第，以文行稱於鄉里。少孤，事母至孝。丁潘原太君憂時，尚貧，其後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歲時祭祀，涕泗嗚咽，至老猶如平生。喜待士，戒家人俸勿留餘，而居官以廉恕為本。官至泰州軍州判官，卒年五十九。（大中祥符三年三月二十四日終於官），葬吉水縣沙溪保之瀧崗，累贈兵部郎中。夫人彭城郡太君鄭氏，年二十九而公卒，居貧子幼，守節自誓，家無紙筆，以荻畫地，教其子修學書，卒年七十二（皇祐四年三月十七日卒於南京留守廨舍），祔葬瀧崗。（墓志起居舍人知制誥呂臻撰，二部郎中知制誥王洙篆蓋，大理平事陸經書石）。有子曰□，早卒；曰修。』」明顯的，歐陽修的父母年紀相差了三十歲，這與正常的婚嫁年齡，兩人相差顯然大了許多。

關於歐陽修父親歐陽觀是否有前妻一事，龍袞的《江南野錄》言之鑿鑿：「歐陽觀，本廬陵人。家世冠冕，一祖兄弟，自江南至今，凡擢進士第者六七人。觀少有辭學，應數舉，屢階魁薦。咸平三年登第，授道州軍州推官。考滿，以前官遷於泗州，當淮、汴之口，天下舟航漕運鱗萃之所。因運使至，觀傲睨不即見；郡守設食，召之不赴，因為所彈奏殆於職務，遂移西渠州，迨成資而卒於任所。觀有目疾，不能遠視，苟矚讀行句，去牘不遠寸。其為人義行頗腆。先出其婦，有子隨母所育。及登科，其子詣之，待以庶人，常致之於外。寒燠之眼，每苦於單弊。而親信仆隸。至死曾不得侍宴語。然其骨殖，卒賴其子而收葬焉。」（見《揮麈後録》「歐陽觀行狀異同」條）龍袞直言歐陽觀曾經休過妻，連同自己的孩子也同時一併踢出，等到歐陽觀得中進士後，孩子來看望他，他卻待之如外人，也不甚搭理！此一記述與歐陽修所描述的父親形象有相當之落差，也難怪王明清在《揮麈録》中，特別要予以辯護一番，但歐陽修四歲而孤，是不可能去拜見考上進士時的父親的，更無能力去收喪往生的父親的，故其中定有不為外人所知之事。

在《宋人軼事彙編匯編》卷八「歐陽修」條下，明確記載著：「龍袞著《江南野錄》，云歐陽觀義行頗腆，先出其婦，有子隨母所育。及登科，其子詣之，待以庶人，然卒賴其收葬焉。觀乃文忠父。文忠自識其父墓，初無出母之玷。袞與文忠為鄉曲，豈非平昔有宿憾，與夫祈望不至云爾，不可不為之辯。以上王明清《揮麈後錄》語。按歐公《瀧岡阡表》，以熙寧二年立，而云既葬之六十年，逆數之葬時，公才四歲耳。表內雖不見出婦事，然以志考之，按此所謂志，即歐公識父墓之文，《揮麈錄》已載之。觀年五十九卒官，而鄭夫人年二十九，必非元配。蓋觀已出婦，其子固難言之。歐公撰族譜云觀二子，此下似脫去修、昺二字。昺當是前婦之子，所謂卒賴以葬者也。文忠後任昺之子嗣立為廬陵尉，見焚黃祭文。又文忠貶滁州，謝上表云：『同母之親惟有一妹。』足見昺為前母之子無疑。仲言欲為歐公諱之其意甚美，然非事實。舊聞証誤。」經過一番邏輯推理，證實了歐陽修的父親應有一個前妻，他也還有一個同父異母的哥哥歐陽昺。前妻是誰我們已難考證，歐陽觀又何以休妻、踢出自己的子嗣也難尋其因由，至於後妻，當即是歐陽修的母親鄭氏，從歐陽觀死時年已五十九而妻子鄭氏才二十九歲觀之，歐陽觀有一位前妻，而鄭氏乃為續絃，這該是非常合理的推斷，否則也不需要用「同母之親」四字了。

依據宋人羅大經在《鶴林玉露》「仕宦歸故鄉」中的記載，《瀧崗阡表》是用「青州石」鐫刻的，「石綠色，高丈餘，光可鑑」，青州遠在山東，而葬地是在江西之「吉州吉水」，當時歐陽修為了這一塊阡表，運途遙遠，確實是煞費苦心的。《宋人軼事彙編匯編》中說：「《瀧岡阡表》成，勒諸石，遣吏齎之歸」等句，同時還記述了龍神借觀並「朱圈祭而豐不如養之薄八字」的故事！哪些真、哪些偽，其實一看便知，但也可見《瀧崗阡表》當時在士林中的份量。羅大經說歐陽修「自葬鄭夫人後，不復歸故鄉」，當時大家對歐陽致仕後還頗有微詞，但大家可能不知道，那時的歐陽修，身體狀況其實已經很不好了。歐陽修葬母時，替石槨另寫了《母鄭夫人石槨銘》（見《歐陽修集》外集卷十二），其辭曰：「惟皇祐五年癸巳六月庚午，匠作石槨。粵七月己亥，既成，銘曰：『於乎！有宋歐陽修母鄭夫人槨，既密既堅，惟億萬年，其固其安。』」歐陽文忠的母親有棺有槨、有表有銘，其本人於母親下葬後即不再「回首敝盧、息間喬木」，必然有其不願言明的理由。

南宋的孫奕，在其《履齊示兒篇》「祭文簡古」中說：「歐陽文忠公奉母夫人喪歸盧陵，道過臨江，李觀以著作郎知清江縣，太守命作祭文，應聲而成曰：『孟軻亞聖，母教之也。夫人有子如軻，雖死何憾？尚享。』公聽之甚悲感，且擊節稱賞。」祭文中對歐陽修、其母鄭氏都推崇備至，比之孟母、孟軻，看來這些早年喪父而後大有所成之人，母教之功且大且深，范仲淹如此，歐陽修如此，汪中亦如此。而孫奕寫的《履齊示兒篇》，裡面的序言提到：「…姑以示子孫耳，故名《示兒篇》，使後世賢，廣吾意；不賢，毋謂不汝誨也。吾子其懋戒哉。」可是孫奕的兒子是誰？後世子孫又有哪些？如今已完全無有訊息矣！語謂「大孝終身慕父母」，而教誨下一代，最好的示範無非以德、以功、以言，而使之能受良好之教育，自然也是必經之途，范仲淹如是，歐陽修如是，汪中亦如是。

想起自己的母親，耳邊生起母親呼喚的餘音，如今天人相隔已忽忽十七年矣，歸有光《先妣事略》謂：「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這最後幾句，讀之怎不令人泫然！

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

歷史是為明鏡，在時間縱軸下，將人與事串接而起，及或時有隱諱，偶有曲筆，仍能將許多的牽連糾葛，躍然呈現。唐太宗以銅為鏡、以史為鏡、以人為鏡，其實就是將自己放到歷史長河之中，試著平心靜氣的審視自己的得與失，並在雷同的史實裡，尋找可能的解答。

《史記》載孟嘗君名高震主為齊王所憎，因而失去相位，而後賴馮驩之力而復得，孟嘗對於被廢其間離他而去的賓客頗為不滿，意欲於再見之時「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很經典的說明了那皆是人性的必然：「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並希望孟嘗君大肚能容待賓客如故。孟嘗君對人性現實的體會，是極為現實的寫照，而且在歷史中將一次次又一次次的不斷呈現，理解事之固然後當如何自處，考量的不止是一個人的氣度，更可能是一個人對價值觀的拿捏。

《史記˙汲鄭列傳》中，司馬遷以武帝時任廷尉的翟公個人經歷，說明人情之冷暖：「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翟公在大門上所寫的文字，頗似孟嘗君心裡的不平，所不同的，翟公寫的是自己的體會，也是在問那些去而復來的賓客，你們良心平安嗎？而後司馬遷說出自己的感嘆：「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眾人乎！」權勢有高低，人情有冷暖，而有勢與無勢，卻成了彼此交往的重要指標，如若知道權力是兩者交往的前提，那就必需預知失卻權力後，溝水東西乃「事有固然」！誠然，富貴多士時，可以有攀附的雞鳴狗盜之徒，貧賤寡友後，則不知有沒有不離不棄的馮驩。

趙之廉頗於長平之戰時遭陣前免職，賓客盡去，再度為將後賓客為之復來，廉頗是個武將，很直接且不修飾的說：「客退矣（你走吧）！」結果竟換來一陣搶白：「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這位賓客說出「市道交」這三個字，一切以有權、無權為交往之基準，還要廉頗不當有所怨恨。什麼是「市道交」？亦即兩者交往係以買賣關係視之，你有買的能力，所以我接近你，你缺乏買的能力，因而我離開你！好比今天的業務從業人員，是要去找有購買能力的客戶是一樣的！總不能貼附在沒有市場潛力的人的身上，於是「炎而附，寒而棄」的外顯行為，便成就了趨炎附勢的深沉人性。

東漢的王符，在其《潛夫論》《交際篇》中，總結了他的觀察：「昔魏其之客，流於武安；長平之吏，移於冠軍；廉頗、翟公，載盈載虛。夫以四君之賢，藉舊貴之夙恩，客猶若此，則又況乎生貧賤者哉？」後世講交際應酬的「交際」二字便當出自於此。有錢有權的上位者，與無錢無權的低賤者，受到的世間對待是很不一樣的，是以「莫忘世上苦人多」一句，可以如此的觸動心弦。王符繼續他的觀察：「唯有古烈之風，志義之士，為不然爾。恩有所結，終身無解；心有所矜，賤而益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隘然後知其人之篤固也。」對於有恩於己之人，以一生回報，對於繫心於己之人，則不離不棄！馮驩之於孟嘗君，或許即是此類寫照之一，但世間能有多少這樣的人？

王符是東漢安定臨涇人，在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家時前往拜見。那時，皇甫規才剛剛謝絕了前雁門太守的造訪，對於王符的到訪，卻「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於是時下人說：「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將書生道義看的的遠比官場上送往迎來更為貴重。王符得知之後，相信其心中的冷暖，自知矣，自知矣！王符將自己的書名取做《潛夫論》，而不欲彰顯自身之名，是當知一切之富與貴，終如浮雲也，浮雲也！

當然，有難堪現實的「市道之交」，也有情義相挺的「八拜之交」，諸如伯牙子期的「知音之交」、廉頗相如的「刎頸之交」、陳重雷義的「膠膝之交」、元伯巨卿的「雞黍之交」、角哀伯桃的「捨命之交」、劉關張的「生死之交」、管仲鮑叔牙的「管鮑之交」、孔融禰衡的「忘年之交」！確實是不同時代不同人，不同性格不同命。市道交之外，還有完全相反不計較貧賤、身份的「杵臼之交」。《後漢書˙吳祐傳》記載東漢的公沙穆東遊太學，因缺資乏糧，便至吳祐家中幫傭舂米以換取微薄資糧，吳祐後與公沙穆閒聊，「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閒」，於是，貧賤與富貴此時已然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兩人對「士志於道」的看法一同。回頭看看王符在《交際篇》中說的竇嬰（魏其侯）、田蚡（武安侯）、衛青（長平侯）、霍去病（冠軍侯）、廉頗、翟公等人的際遇，與他自己在同篇中說的「夫與富貴交者，上有稱舉之用，下有貨財之益；與貧賤交者，大有賑貸之費，小有假借之損」，人與人交往，如何持平的去看待每一個個體，而非以現實的權勢做為依據，那是做人的一種考驗，也是價值觀的顯現。

已經過往的人，理當沒有持續依附的價值！但清人趙翼《檐曝雜記》《京官趨勢弔喪》一文中，記錄了傅恆隨同乾隆前往熱河時，他的哥哥「廣成」（擔任左都御史）在京往生了，廣成家中訂出受弔之期為某三天，但第一天、第二天都無人前去弔唁，直到第三天傅恆歸來之時「各部院大小百官無不畢至，雖與廣公絕不相識者，亦以文忠故致賻而泥首焉。輿馬溢門巷，數里不得驅而進，皆步行入。」那是什麼樣的場面？是生榮死哀？還是人世裡趨炎附勢的另一現實表徵？大家心裡應該都有答案，那面子終究是做給活人的。

一早，朋友傳來《別人為什麼願意跟你相處》一文，裡面提到朋友相處的六個理由「你有用」、「你有料」、「你有量」、「你有容」、「你有趣」、「你有心」。不一會，同學又傳來《圈子不同，不必強融》小文一篇，裡面提到朋友能否相處就看是否：「久談不厭」、「相處不累」、「互相讓步」，細看兩文數度，心有所感，遂下筆寫成此文。

處世樹為模，本固任從枝葉動；立身錢作樣，內方還要外邊圓

職位是一時的，眷戀也不可能保有，生命也是一時的，終究塵歸塵，土歸土，在擁有與失去之間，盡其在我，努力以赴，盡可能做到良心平安，並成就自己想成就的，以便回頭審視之時，得以心安，可以微笑。

明朝的嚴嵩以寫「青詞」起家，最終當上嘉靖皇帝的宰相，掌權近二十年，但在《大明王朝》一劇中，於嚴嵩行將落職之際，想起該替賣醬菜的「六心居」題個匾，卻為商家趙老闆所拒絕，試想嚴嵩一旦去職，難免積累的仇家會來尋釁，他的字就不再具有攬客的價值了！劇中，嘉靖問了嚴嵩是否商家真的「死活不肯要」！嚴嵩回答說那是「人之常情」，而嘉靖「不喜歡這樣的人之常情」，於是要嚴嵩現場做書，並將「六心居」，的心字加上一撇，改成「六必居」，而後鈐上皇帝的「忠孝帝君」之印，連夜刻好，要商家明天就掛起來。

嘉靖不喜歡喜新厭舊的「人之常情」，也不喜歡「人心各異」，所以硬是要嚴嵩寫了字，還鈐上了皇帝的寶印，以替嚴嵩的人與字同時背書！六心居先前附庸風雅的求字，之後又死活不要的棄字，仔細想想，也不過就是「此一時、彼一時」之故！人在其位有權，不在其位無權，水就下而人性從權，權衡自己的利弊得失做出選擇，雖無所謂對錯，但令人感傷則又確實無比！

有些字則不用求，順勢寫下便成後世的圭臬，「忠孝傳家久，詩書繼世長」、「平生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知成之必敗，則求成之心不必太堅；知生之必死，則保生之道不必過勞」。再怎麼樣，凡事都可依《圍爐夜話》所言「求個良心管我，留些餘地處人」向前行去，許多事需順勢而為，許多人也只能從眾而發，終究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求得飛黃騰達，也不是每件事都可以一帆風順，正是在起起落落間，跌跌撞撞裡，試煉一個人的心與志，磨難一個人的堅與毅，終而成就一個人的功與業。

詠春大師葉問，在真實世界裡，寫的一筆好字，也留下不同於拳腳功夫的做人道理。在《葉問：終極一戰》劇中，黃秋生飾演的葉問，在劇尾道出其立身處世的道理：「處世樹為模，本固任從枝葉動；立身錢作樣，內方還要外邊圓」，並且用特殊的筆法，將前聯寫了下來，或許那真的就是黃秋生自己的字。然而葉問的毛筆字，在還需入塾啟蒙的年代，跟他的武術一般，是練過且有根底的。除上聯之外，葉問尚有另一聯如下：「盡孝莫辞勞，轉眼便為人父母；施恩休望報，回頭但看爾兒孫」！詠春的功夫，在電視的渲染效果下，似乎已然天下無敵，但真正沁入人心，值得不斷思考咀嚼的，卻是他寫的那兩幅對聯，還有那字中所包涵的意義。孝親、助人、處世、立身，這些都不是拳腳，但卻比拳腳有更大的力量，來自人心裡的力量，難以衡量。

有意義的歷史，成為典故，而典故中，多有為人處世的道理。六必居的「必」字，意謂著為臣必需忠，為子必需孝，而「外圓內方」的立身原則，則標榜著凡事需有原則，但又需懂得權變的邏輯。二十年的權相，在幾百年的歷史中，化成一個故事，哪些可以與哪些不可以的故事！而二十年的葉問影視劇，則將中國人幾千年的立身處世道理，以葉問其人，如畫龍若點睛般的呈現於大家的眼前。

人孰是？人孰非？捫心自問可也，一切安則為之，不安則不為。

試清夜自思，在國在家曾行幾事？但設身處地，於今於古像個甚人？

年前，在市場邊見賣字者以金漆書聯，某遂刻意駐足而觀，但見其揮毫點橫豎鉤，運筆挑彎撇捺，慢條斯理的寫成王安石的名聯：「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

那一刻，我想起父親，想起父親總是在除夕當日，自己割好新買的紅紙，而後在聯上以己意寫出對來年的想望，想起父親年節總要穿起藍袍馬掛的過往，想起父親拱手賀年時的恭喜二字，想起年夜飯前的講話…。父親的字，總有著獨特的氣息，也似乎永遠帶著老家祠堂猶龍懿訓，旋馬高風的味道，有剛勁，有雅致，更有自賞的得意。家父早先懸筆為書，而後因年紀乃定肘而寫，父親下筆時的神情，深深的印在我的腦海。如今，父親蒼勁透背的書法已然無可再得，但我識得父親的筆跡，記得他提筆時的那種專注，還有提字予人時，落款所用的那幾枚特別章印，其中「晉宰仲舒」尤為深刻，而父親下筆時的心境與感觸，也踏踏實實的留在給予後輩的筆冊文字之內。父親去後，家中對聯由我書寫，然過往十七年來，每年僅草草一回，是以已遠無當年學書時或顏或柳的能耐，貽笑大方間，也僅能以對聯文字自嘲一二而已。

每個人的字，都是自己個性的展現，也是學習過程努力的結果！先賢讀書以求仕進，哪一個不需提筆為文以達己意？經童試、鄉試、會試、殿試乃有進士之名，就算是武科進士，也仍然需要最基本的提筆默書《武經七書》之能力！而父親能書能畫，知棋知音，當與祖母丁氏延攬清末大儒之啟迪教化有關。在傳統中國的體制下，拜師而後執弟子禮，是很嚴肅、慎重的一件事，因為「好老師」能夠說穿精髓，懂得運用，對學子的成長與日後自我的學習是有重大影響的，是以東翁聘請西席，西席執教使弟子成材以回敬東翁之禮敬，是相得益彰進行知識傳承的大美事。

在《雍正王朝》一劇中，四皇子胤禛請來烏思道當世子的西席大人，除親自率全家人鞠躬拜請外，另依儒家傳統堂屋坐拜，方正式成為世子之師傅。據父親所述，祖母當年禮敬西席甚為不斐，又何嘗不是為了孩子打下做人處事的基礎而有所不吝？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我們之所以成為今天的我們，不能不對歷來的老師有所感恩。回想余於博班畢業撥穗之時，除對指導教授惠馨老師行禮感恩而外，亦對左右在座之師長分別行禮，蓋不論是否親受其教，在各自的專業上，無不對我有所啟發，而今校多子少，師道艱難之下，對於做為「老師」的教者，相信更有特別之感慨。

父親何時對我手把手的教導我寫字，我已不復記憶，而我是在父親走後，才發現自己受到他有多大的影響！那是一種忽然的驚覺！驚覺自己從父親身上得到了無盡的寶藏，我很難說清楚那到底是什麼，但我不會忘記父親說的：「字如其人」，也不會忘記他送我的第一本書，那本封面黃白相間的：《曾文正公家書》，也不會忘記爾福伯送我印章時說的「楷字不遮羞」！一個在意一筆一畫的孩子，以後的苦自然需自己承受，而我的個性，當然也應該在字中可知，但現如今只見「打字」而非「寫字」，那一種字如其人的邏輯，也只能透過字裡行間所傳達的訊息去體會了。

明末的郭都賢，曾經提攜過抗清身殉的史可法，也曾經營救過變節降敵的洪承疇，在明帝國大廈將傾之際，郭都賢棄官而去削髮為僧，但依舊無所逃於清人文字之獄，最後終老於江寧承天寺，他曾經寫過一幅對聯，細審其意，也可用「良心平安」四字代表：
何以副生平，試清夜自思，在國在家曾行幾事？
不須談特起，但設身處地，於今於古像個甚人？
人的一生，午夜夢回之際，慎獨自省之時，能求得良心之所安，若能心定而不疑，也就不至於寢食難安、畏首畏尾，明代的郭都賢如此，而清代廉吏的代表于成龍，則是以「不以溫飽為志，勿昧天理良心」做為一切的準繩，于成龍所寫的「良心」二字，真的是行走天下的基石，求心之所安，是件容易的事，也是件極不容易的事。

「人生識字憂患始」，可是不識字，也無以表達思想情感，家裡掛著父親送我的對聯：「盡其心之所當為，盡其力之所能為」、「崩沙新改路，橫石自成橋」，但也是在很久很久以後，我才知道第一聯是閻錫山的名句，第二聯則是脫自南宋楊萬里的詩句：「危岸崩沙新改路，斷渠橫石自成橋」！父親在我搬離北投老家時，送給我這兩幅對聯，應當是對我的期許，也是對我離家後需自主自知的教誨。父親軍旅半生，休致後以讀寫為樂，但總有其志不遂的遺憾，是以有「棟樑之材棄之野，暮年徒負父母恩」的感慨，但父親對祖母的叮嚀「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也自豪的寫下：「吾守母教，自問無愧」，我相信「良心平安」四字，是最後必須守住的界線，也是做人處事最基本的道理。對於父親，我有無限的懷念與感思，更隨年紀之增長，也漸能體會他在暮年時的心境，於是在今年，我以下語做為今年的春聯：
春色絲絲入戶，數奇期遇有李廣
瑞氣條條映簾，白首待遣看馮唐
父親啊，兒想念您。

歲在辛丑，人已花甲，於人於事，誰毀誰譽皆已無妨，但求良心之所安而已。

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 - 重讀《封燕然山銘》

讀書是自己的事，識字也是自己的事，但如果書裡所載的字義，經過歷史長河所造成的訛變而讀錯了，那原屬於自己的事，可能就變成眾人之事了。

前數日，因及時訊息傳遞之便，同學傳來《論語․泰伯》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幾句話的「標點」爭議，而事實上，這一句話的解讀爭議由來已久，有興趣的朋友不妨讀讀清華大學丁四新教授在《東岳論叢》所發表的論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問題檢討與新解》就知道可能的答案了。但，不止句讀可以造成誤解，文字傳抄錯誤，或是因為避諱所用的「別字」也會產生不少歧異，而刻石碑文因年久漶滅，再透過拓本傳抄，可能造成錯誤的機會更是不小。

高中時讀王安石的《褒禪山遊記》，中有記述如下：「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為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王介甫見古碑上有「花山」二字，便將「華山」的「華」字，認為應將之讀為「花」音，實在也有些武斷。但，出土文物可以驗證歷史文獻，文獻也可以佐證文物，這確實是相得益彰的好事，只要不是兩腳書櫥，自然可以判定魯魚亥豕，烏焉成馬之誤，也必能分辨郭公夏五、郢書燕說之失。雖如此，即或金石可鏤，但馬援銅柱已無處可循，熹平石經也只剩殘石可藏，管它金匱石室重緘保慎，終究也敵不過歲月消磨與戰火無情！後人，只能在遺留的斷簡殘篇、破瓦碎石的刻痕中，試圖回復最原始的樣態而已！

四十餘年前，讀成惕軒教授選輯之《駢文選注》，首篇即為班固於東漢永平元年（西元八十九年）寫的《封燕然山銘》，通讀全書及註釋後，對駢文有了粗淺的認識，之後讀張仁青教授之《中國駢文發展史》，更對駢文之流變有了較多的理解，而那篇《封燕然山銘》，因可通篇背讀，自然也記憶尤深！2017 年八月，內蒙古杭愛山發現《後漢書》所記載的《封燕然山銘》，當時即汲汲想知道其中細節，然因工作轉換之間，未再切切追尋後續發展。牛年之前，偶過書肆，得見北京大學教授辛德勇先生所著之《發現燕然山銘》一書，索閱後對辛教授考證之功，確實倍感佩服！真不料當初所強記之銘，經過山石拓本考證之後，竟有不少差異，但成惕軒教授當年對此銘的註釋，才是我重新認識銘文的基礎，忽忽間四十三年過去了，如今重讀此銘，想起成惕軒、張仁青兩位教授，也想起當初編輯《詞林韻藻》，《曲海韻珠》的王熙元教授，而今三位前賢皆已作古，衷有起伏，對書而歎，不禁悵然若有所失。

班固當年隨車騎將軍竇憲出征，寫下了成就此「燕然勒石」的千古文章，但大勝後之三年（永平四年），竇憲以謀逆之罪迫令自殺，班固受竇憲之牽連，為洛陽令種競所收補，受笞辱而死於獄中。今所見之《漢書》，其內之《八表》及《天文志》，其實是由其妹班昭及同郡人馬續所續成的。對於竇憲的一生，范曄在《後漢書》中，引用了東方朔《答客難》中「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的名句！事實上，范曄似乎更有意的忽略了《答客難》的前幾句：「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顯然范曄對竇憲獲罪，最終為和帝迫令而死的人生結局，是有相當多的感慨的。至於班固，則是因為自己的駕車奴僕，在得勢時醉罵過洛陽令種競，便在竇氏失勢之後，也落得搜捕入獄而死的下場。班固死後，《後漢書》本傳中僅記載：「詔以譴責兢，抵主者吏罪」幾句，顯然種競只是受到了幾句口頭譴責，而最終抵罪的卻是「主其事」的不知名小吏，班固真的死的冤枉啊！

文字流傳的，未必為真，而文字不能傳的，大家就用笑去體會吧。有感於此，謹將初讀《封燕然山銘》時的註記筆跡，以及辛教授考證後之銘文文字一併附於此，以為自己四十三年前的點滴留下些許紀念。如欲閱讀辛教授的考證，請參閱「辛德勇：《燕然山銘》文本新訂定」一文。

以下是辛教授釋讀勒石銘文後，加上標點的《封燕然山銘》：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
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寅亮
聖皇，翼王室，納大麓。維清，乃與執金吾
耿秉，述職巡圉，治兵于朔方。鷹揚之校，
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胡烏
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三萬。
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雷輜蔽路，萬有三
千餘乘。勒以八陣，位以威神，玄甲耀日，
朱旗絳天。遂淩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絕
大漠。斬溫禺以釁鼓，血屍逐以染   鍔。
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埽，滌平萬里，野
無遺寇。於是域滅區落，反旆而還。考傳
驗圖，窮覽其山川：隃涿邪，進安侯，乘燕
然。汙冒頓之逗略，焚老上之龍庭。將上
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
安固後嗣，恢拓畺㝢，震大漢之天聲。茲
所謂壹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者也。乃
遂封山刊石，昭銘上德。其辭曰：
鑠王師，征荒裔。癹匈虐，釓海外。夐其邈，
亙地界。封神丘，建陸碣。熙帝載，振萬世。

所有知道我的名字的人啊，你們好不好？

同學之前傳來孔廟的照片，也附帶上七十二弟子牌位的照片，當年孔子周遊列國到處找工作而不遂其志，那些跟隨他的弟子一路吃苦受罪，實在也非常辛苦，然如今又有多少人還記得他們的名字？

清代的李清，寫過一本《歷代不知姓名錄》，書中所載之人並非無名無姓，但歷史卻遺憾的沒有留下具體的姓名！《史記․淮陰侯列傳》中，記載韓信窮困時曾寄食於南昌亭長家中，「亭長妻」不喜歡韓信吃白飯，遂刻意不給飯的屈辱了他，之後韓信垂釣城下，於饑腸轆轆之時，有位「漂母」不計較回報的資助了韓信的飯食！再之後，又出現一位「屠中少年」，在大庭廣眾之下，激怒韓信不成而使韓信承受了跨下之辱！「亭長妻」、「漂母」、「屠中少年」這三位留下了歷史的具體記錄，但卻沒有姓名寄存！

同樣的，《孟嘗君列傳》中，記載孟嘗君與賓客談話時，屏風後常有一位記載談話的「侍史」以便處理未盡事宜，而某日孟嘗君在吃晚飯時，因為燭火遮蔽之故，有「一客」以為飯菜有差，一怒之下遂輟食求去，而後孟嘗君出示自己的飯菜，主客菜色其實相等，該客遂羞赧自殺了！再之後，有狗盜者為之盜白狐裘，有雞鳴者為之引雞鳴，但「侍史」、「一客」、「狗盜者」、「雞鳴者」這四個人，也都史無其名！歷史的紀錄很有限，誰能留名，誰不能留名，端在史家下筆之時的一念之間爾。

梁啟超寫《王安石傳》，大量取材了蔡元鳳所寫的《王荊公年譜考略》，並且在該傳之「例言」中，刻意註記如下：「屬稿時所資之參考書不下百種，其取材最富者為金溪蔡元鳳先生之《王荊公年譜》。先生名上翔，乾嘉間人，學問之博贍，文章之淵懿，皆為近世所罕見，所著《年譜》凡二十五卷，《雜錄》二卷，成書時年已八十有八，蓋畢生精力瘁於是矣。其書流傳極少，而其人亦不見稱於並世士大夫，殆不求聞達之君子邪？爰志數語，以諗史官。」蔡元鳳乃乾隆二十六年辛巳恩科第三甲第二十名進士，同科的狀元為陝西韓城的王杰，探花則為江蘇陽湖的趙翼！蔡元鳳一生事蹟雖著錄無多，但靠梁啟超《王安石傳》例言之助，以及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所述之簡略數語，或可有幸留名於青史之中。

項羽垓下戰敗，脫逃至陰陵（今安徽定遠縣西北）時迷了路，乃向一位「田父」問路，田父不知出於何因，竟騙項羽向左，結果項羽的殘餘部隊遂陷入大澤之中而為漢兵所追及，項羽自知難再走脫，遂於回馬一戰時，先後又斬殺了「一將」、「一督尉」！而後一路南向戰至烏江之邊，「烏江亭長」請項羽上船東渡，以圖再起，但項羽以「天亡我」，且無顏見江東父老為由，最終自刎而亡！「田父」、「一將」、「一督尉」、「烏江亭長」，他們都是誰？歷史無可回復，這些代名詞遂成了他們永恆的姓與名。

立德、立功、立言，語稱三不朽，但歷史內的記述如此之多，人事時地物，又有多少人會清晰的記得那些與自己無關的過往？難怪唐朝李漢的《蒙求》，會在結尾時說：「浩浩萬古，不可備甄，芟繁摭華，爾曹勉旃！」我們確實讀不了那麼多，也記不得那麼多，但幸運的是，不論我們是否有緣讀了、記了，那些留下來的歷史，只要記述留存於世，即或不清晰真切，又或許缺了姓與名，都永遠在那，默默的等待大家的發掘與理解。凡走進歷史的，都只能由後人各自分說，已經閉上眼的，永遠不會再爭論了！王安石在《答韶州張殿丞書》中自言：「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俊烈，道德满衍，不幸不為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顯然，任何想將所言留存於世者，若無大公至正之心，不論方法為何，終究都會湮滅消逝而無人聞問！何況跟本進不了史冊之內？而事實上，不論自己生前多有心，留下多少豐功偉業，產出多少經國大業，白雲蒼狗五十年之後，還能記得你的，已然少之又少，至於那留下來與你有關的文字記載，歷史長河中也要有人願意讀，而且讀的進去啊！

絕大多數的我們，不會歷史留名，但不妨礙我們努力活的精彩，活時留下什麼，應該比死後留下什麼來的更好！《末代武士》一劇裡，針對勝元的死，明治天皇向歐格仁提問：「Tell me how he died.」而歐格仁的回答卻是：「I will tell you how he lived.」當然，我們不該是為死後所留下的歷史而活，而是為生時所創造歷史而過！看看南懷瑾先生面對生活所說智慧之語：「你的心大了，大事也變成小事；當你的心很小時，小事也變成大事；當你的心扭曲了，好事也會變成壞事；當你的心健康了，壞事也會變成好事。」有一顆活著且能感受的善良之心，去帶動生時的一切，遠比歷史能否留名，顯然來的更為重要！

此時，我只想問：「所有知道我的名字的人啊，你們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