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

一個人的生命有限，有些人停在知命之年，有些人行在花甲之年，有些人上至古稀之年，還有些人可以一路走到朝枚之年，甚至期頤高夀！但不論如何自我珍攝，天命有終，在行將離開之時，捫心自問的，每個人可能都不一樣，但孔子提醒我們是「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想要留名，要怎麼留呢？又要留什麼呢？

一篇《先母鄒孺人靈表》，使我認識了汪中，而在深夜燈前，翻閱《容甫先生年譜》以及《汪荀叔自撰年譜》，這兩人一生的大要，也就寫在裡面了。汪中的《年譜》是他的兒子汪喜孫寫的，而喜孫生時也替自己寫了年譜，看著汪家兩代人經歷，一個七歲喪父，一個九歲失怙，都是在孤兒寡母的狀態下長大，兩人也都備嘗艱辛，但也非常慶幸的，兩人都替自己留下了歷史的名聲。

汪中是個大孝子，他是在母親鄒維貞含辛茹苦之下帶大的，因此於母親走後，待辦完七七，汪中卻依然在鄉裡間穿著孝服行走！在其《年譜》中，於乾隆四十一年時寫道，母親因足疾不愈，他於夜間一個人跑到城隍廟去祈求，當時廟門已閉，在求得廟祝幫忙進入後，唸完祈禱文便將之化給城隍，因汪已幾夜未寐，回家後遂忽忽睡倒。夢中，神明擲下簿記一本要他檢閱，當汪中翻完第十二頁後，神明突然用手按住簿記不准再翻下一頁，汪中也於此時醒來。十二年後待鄒孺人下世，汪中才知道夢中所翻的十二頁，即是母親的十二年陽壽，之後汪中「每痛哭言之，悲不自已」，恨不得當時能強求神明多番幾頁。

母親於乾隆五十二年走後，汪中竟然沒有餘貲可以操辦葬事（貧無以治殮），乃不得不將「所藏書畫，歸之畢侍郎始克成禮」。如此，汪中是用自己的書畫去跟畢侍郎換取葬資安葬母親的，這可是汪喜孫寫的原文，喜孫也沒有必要去傷害畢侍郎的名聲！文中所說的畢侍郎，就是時任河南巡撫的畢沅，因巡撫兼兵部侍郎銜，是以習慣上以中央的職銜稱之為畢侍郎，後來畢沅升至總督，兼兵部尚書銜，以後就稱做畢尚書了。但當我們檢閱晚清方濬師所寫的《蕉軒隨錄》，裡面《容甫書函》一篇，卻有兩處記載與《年譜》相當不同。因此一記載與汪中葬母有相當關聯，我們先予迻錄如下：
畢秋帆宮保撫陝西時，知先生名而未之見也。一日，先生忽以尺書報之。宮保拆視，乃箋紙一幅，上僅書四句云：「天下有中，公無不知之理；天下有公，中無窮乏之理。」畢公閱竟大笑，即以五百金持送其家。
文末還說，汪中之子喜孫與他的大伯父（方蓮舫）是同榜進士，這段歷史是他隨伺大伯父時告訴他的。

回到容甫先生的《年譜》，在乾隆五十四年中，提到畢沅推薦汪中，而汪中致書回謝的內容。其中提到：「嘉善謝侍郎為某舉主，某受恩最厚，今在江南，某義不可他往，來歲將事公於梁。有士如某，公無遐棄之道；天下有公，某無餓死之法。」細看這一段，哪裡有畢侍郎送五百金給汪中的內容？方濬師《蕉軒隨錄》裡面提到的四句「天下有中，公無不知之理。天下有公，中無窮乏之理」與汪中自己寫的「有士如某，公無遐棄之道；天下有公，某無餓死之法」，這兩者的含意其實是有一定差距的！畢沅沒有方濬師說的大器，汪中也沒有方濬師說的投書求金！汪中有他的堅持，而他人生最後的階段，還是靠校書及鑒別書畫獲取生活所資的，書生意氣如此，是不太會低聲下氣求人的，尤其像汪中這樣矜名負氣之人，在窮途潦倒之際更不會如此，他定是執意將書畫貸予畢沅換取葬資的！也因個性如此，汪中一生窮困！至於畢、汪兩人見面，那是在乾隆五十四年之際，《年譜》中稱：「是年遊武昌時，尚書開府湖北，禮延先君」，所提及的「尚書」就是乾隆五十三年五月以後擔任湖廣總督的畢沅。《年譜》稱畢沅為侍郎或尚書的時序寫的很清楚，《蕉軒隨錄》將畢沅的致金與汪中的致書內容混在一起，時間先後也有落差，汪冠而畢帶，應當是聽聞之間與想當然爾的落差吧！

上文中的謝侍郎，即是謝墉，浙江嘉善人（今上海金山區），謝墉在江蘇學政任上，錄取汪中為「拔貢生」，也是從這時開始，汪中才有了清政府給予的廩米，也才會有《先母鄒孺人靈表》中所提的：「迨中入學宮，遊藝四方，稍致甘旨之養」，沒有這些收入，汪中很難奉養母親，那句「稍致甘旨之養」對照《靈表》中所言：「每冬夜號寒，母子相擁，不自意全濟，比見晨光， 則欣然有生望焉」，令人有恍如隔世不勝唏噓之感！謝墉對於汪中而言，確實有知遇之恩，甚至可以說因為謝墉之故，汪中整個家庭才有了稍稍脫貧的轉機，因此汪中才會說：「嘉善謝侍郎為某舉主，某受恩最厚，今在江南，某義不可他往」，汪中是惜情重義之人，這在他後來拜訪故友，並大力幫忙故友的身後之事可以得見，這也跟他自己幼年喪父窮苦無依，以及當時葬母無資以書畫換抵的經歷，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汪中之子汪喜孫，顧名思義，這個名字是因奶奶鄒維貞「望孫甚切」而取的，汪中初娶孫氏，因婚姻不偕，岀妻後繼取朱氏，朱氏即是汪喜孫的母親。乾隆五十二年，汪喜孫兩歲時祖母棄世，《汪荀叔自撰年譜》中提到鄒太宜人「比卒而目不暝」，是到「喜孫侍床前乃暝」，鄒老夫人確實是非常疼愛這個孫子的。《自撰年譜》中另外有兩件事值得一提。汪中病於鼻衂（流鼻血）已有相當時日，在喜孫八歲時，因自知來日無多，遂將喜孫託孤給了鮑志道（字封翁），鮑是歙縣棠樾人，因少時家道不濟，因而棄學從商，而後擔任兩淮鹽務總商達二十年，也就是擔任兩淮鹽商工會理事長長達二十年之久！汪中將兒子託給商界中人，其目的應當也很明顯，身後必須無材米之憂！汪氏後來也確實受到鮑志道的協助，喜孫長大後也曾到鮑家當過教師，但喪父時孤兒寡母受旁人欺侮，終究是難免的事，汪喜孫在《自撰年譜》中，明確點出某些與父親生前交好，但故後卻毫無聞問的友人之名，他的心裡，真的如人飲水啊！人因無親友之義而留名，於此可見。

汪中因患哮喘之疾，在《年譜》最後《附馬秀才書事》的文末，提及汪中「痰喘不止…。舉手作勢云：『海蒲頭三錢』，語不分明，哮喘愈劇，頃刻而逝」。馬秀才不知道這個「海蒲頭」是什麼，詢問醫家也沒聽過這付藥名，因此特別遺憾。汪喜孫對於父親往生時的言語，一定會想弄個清楚明白，因此特別在《年譜》中提到那是：「石菖蒲」。這一段記述，載在《年譜》乾隆五十九年內，文中提到汪中替江御史德量撰寫墓誌時：「未終篇，掩卷而臥，病作強起，呼僕買石菖蒲。自述痰溢氣逆，上不可治」。由此可知，汪中臨終時索要的藥名並非是「海蒲頭」，而是「「石菖蒲」。此外，汪喜孫還提到父親下世那一年，有「受業儀徵諸生魏先生彝群同學表兄某」，用鎖將他打的頭破血流一事，魏先生可憐這個沒有父親的孩子，遂請他回家塾去讀書，不要繼續在這受欺侮了。汪喜孫特別記載了自己這一段失去父親受人欺負的歷史，想來下筆時必然記憶深刻，但汪喜孫也很善意的，將施暴的人名給抹去了，反而是將照顧他的魏先生，留名於此！人因慈善之念而留名，於此可見。

對於汪容甫、汪喜孫，史有其名、其事，我相信天下沒有幾個人會如明代的高拱，於死前將所有的譖恨，寫成《病榻遺言》一書用以傷害政治對手張居正，而在清代的年譜學下，我們確實可以看到許多人一生的大小之事，以及當事人自己的說法，或是如同紀傳與編年總匯的個人交遊網絡概要！我們大都不會在未來的《漢學師承記》留下片言支語，也難以在什麼《學案》中找到自己的名字，但誰都可以留下印記，只要我們用心良善，便會活在一定的記憶之中，等待有緣的攫取。

忽然想起于右任寫給經國先生的那幅名聯：「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 人生可以或計或求，也可以不伎不求，但一切都當準用「天理良心」四字，為圭臬、為繩墨，以求得良心應有的平安。

大孝終身慕父母

「每冬夜號寒，母子相擁，不自意全濟，比見晨光，則欣然有生望焉」，這是汪中在《先母鄒孺人靈表》中說明其父離世之後的貧苦狀況！該文提到汪母「乾隆五十二年（西元1787）七月辛丑朔卒，明年三月戊寅，合葬於先君子之墓」，而於合葬之時，汪中同時另有《江都縣學增廣生員先考靈表》一文，以追述其對父親的有限記憶，汪父乾隆十四年（西元1749）四月下世時，汪中那時才七歲，所存之記憶自然無多，這兩篇《靈表》的全文，可在汪中的《述學補遺》中得見。

《先考靈表》中，汪提到父親對他的特別寵愛，甚至連「鄉黨僚友莫不異之」！汪中回顧其因，猜想是「君於中，父子之恩至深，而為日至淺，故汲汲用之，唯恐其不盡，即君亦莫能解於心也。」也就是汪父自己都感覺會與孩子相處的時日很有限，因此才特別的予以呵護。汪中在合葬父母時，以兩份《靈表》寫下自己感恩與懷念，也用以彰顯父母的養育之恩，而《孺人靈表》中「先君子羸病，不治生」一句，更說明了汪中的父親身體始終不好，顯見汪中之母自始即承擔了鞠育之責。這位「九死流離，撫其遺孤」不凡的汪母，名喚鄒維貞，而「矜名負氣、淵靜好書」沒有廩米的汪父，是為汪一元。

無獨有偶，歐陽修《瀧崗阡表》內記載他「四歲而孤」，也是靠母親「居窮自力」撫養而成。歐陽修後有重名，而《阡表》內說他的父親於真宗「咸平三年（西元1000）進士及第」、「享年五十有九」，但他父親的名諱歐陽修始終沒有明說，只是用「皇考崇公」、「先公」予以替代，至於畫荻教子的母親「鄭氏」，史未載其名，《阡表》內也只說其母太夫人「享年七十有二」。歐陽修父母的實際卒年，宋人王明清在其《揮麈録》揮麈後録卷六中，因試圖替歐陽修的父親歐陽觀進行辯護，以有別於龍袞《江南野錄》中的「不當」記述，乃將歐陽修之父歐陽觀，以及其母鄭氏的卒年、地點予以記錄了下來，分別是：歐陽觀，真宗「大中祥符三年三月二十四日終於官」；鄭氏，仁宗「皇祐四年三月十七日卒於南京留守廨舍」。語謂：「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歐陽修四歲而孤，靠母親「守節自誓，居窮自立於衣食」方能有立，其記憶深刻如此，是以為《表》記述之時，是不可能不知道的！

歐陽修另於皇祐五年（西元1053年）寫有《先君墓表》，那時歐陽修四十七歲，其內容與六十四歲合葬父母時所寫的《瀧崗阡表》，在文字上多有刪潤。對於歐陽觀，歷史記載很有限，茲將保留在《揮麈録》中歐陽修「自識其父墓」的文字先迻錄如下：「文忠自識其父墓云：『太僕府君長子諱觀，字仲賓。咸平三年進士及第，以文行稱於鄉里。少孤，事母至孝。丁潘原太君憂時，尚貧，其後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歲時祭祀，涕泗嗚咽，至老猶如平生。喜待士，戒家人俸勿留餘，而居官以廉恕為本。官至泰州軍州判官，卒年五十九。（大中祥符三年三月二十四日終於官），葬吉水縣沙溪保之瀧崗，累贈兵部郎中。夫人彭城郡太君鄭氏，年二十九而公卒，居貧子幼，守節自誓，家無紙筆，以荻畫地，教其子修學書，卒年七十二（皇祐四年三月十七日卒於南京留守廨舍），祔葬瀧崗。（墓志起居舍人知制誥呂臻撰，二部郎中知制誥王洙篆蓋，大理平事陸經書石）。有子曰□，早卒；曰修。』」明顯的，歐陽修的父母年紀相差了三十歲，這與正常的婚嫁年齡，兩人相差顯然大了許多。

關於歐陽修父親歐陽觀是否有前妻一事，龍袞的《江南野錄》言之鑿鑿：「歐陽觀，本廬陵人。家世冠冕，一祖兄弟，自江南至今，凡擢進士第者六七人。觀少有辭學，應數舉，屢階魁薦。咸平三年登第，授道州軍州推官。考滿，以前官遷於泗州，當淮、汴之口，天下舟航漕運鱗萃之所。因運使至，觀傲睨不即見；郡守設食，召之不赴，因為所彈奏殆於職務，遂移西渠州，迨成資而卒於任所。觀有目疾，不能遠視，苟矚讀行句，去牘不遠寸。其為人義行頗腆。先出其婦，有子隨母所育。及登科，其子詣之，待以庶人，常致之於外。寒燠之眼，每苦於單弊。而親信仆隸。至死曾不得侍宴語。然其骨殖，卒賴其子而收葬焉。」（見《揮麈後録》「歐陽觀行狀異同」條）龍袞直言歐陽觀曾經休過妻，連同自己的孩子也同時一併踢出，等到歐陽觀得中進士後，孩子來看望他，他卻待之如外人，也不甚搭理！此一記述與歐陽修所描述的父親形象有相當之落差，也難怪王明清在《揮麈録》中，特別要予以辯護一番，但歐陽修四歲而孤，是不可能去拜見考上進士時的父親的，更無能力去收喪往生的父親的，故其中定有不為外人所知之事。

在《宋人軼事彙編匯編》卷八「歐陽修」條下，明確記載著：「龍袞著《江南野錄》，云歐陽觀義行頗腆，先出其婦，有子隨母所育。及登科，其子詣之，待以庶人，然卒賴其收葬焉。觀乃文忠父。文忠自識其父墓，初無出母之玷。袞與文忠為鄉曲，豈非平昔有宿憾，與夫祈望不至云爾，不可不為之辯。以上王明清《揮麈後錄》語。按歐公《瀧岡阡表》，以熙寧二年立，而云既葬之六十年，逆數之葬時，公才四歲耳。表內雖不見出婦事，然以志考之，按此所謂志，即歐公識父墓之文，《揮麈錄》已載之。觀年五十九卒官，而鄭夫人年二十九，必非元配。蓋觀已出婦，其子固難言之。歐公撰族譜云觀二子，此下似脫去修、昺二字。昺當是前婦之子，所謂卒賴以葬者也。文忠後任昺之子嗣立為廬陵尉，見焚黃祭文。又文忠貶滁州，謝上表云：『同母之親惟有一妹。』足見昺為前母之子無疑。仲言欲為歐公諱之其意甚美，然非事實。舊聞証誤。」經過一番邏輯推理，證實了歐陽修的父親應有一個前妻，他也還有一個同父異母的哥哥歐陽昺。前妻是誰我們已難考證，歐陽觀又何以休妻、踢出自己的子嗣也難尋其因由，至於後妻，當即是歐陽修的母親鄭氏，從歐陽觀死時年已五十九而妻子鄭氏才二十九歲觀之，歐陽觀有一位前妻，而鄭氏乃為續絃，這該是非常合理的推斷，否則也不需要用「同母之親」四字了。

依據宋人羅大經在《鶴林玉露》「仕宦歸故鄉」中的記載，《瀧崗阡表》是用「青州石」鐫刻的，「石綠色，高丈餘，光可鑑」，青州遠在山東，而葬地是在江西之「吉州吉水」，當時歐陽修為了這一塊阡表，運途遙遠，確實是煞費苦心的。《宋人軼事彙編匯編》中說：「《瀧岡阡表》成，勒諸石，遣吏齎之歸」等句，同時還記述了龍神借觀並「朱圈祭而豐不如養之薄八字」的故事！哪些真、哪些偽，其實一看便知，但也可見《瀧崗阡表》當時在士林中的份量。羅大經說歐陽修「自葬鄭夫人後，不復歸故鄉」，當時大家對歐陽致仕後還頗有微詞，但大家可能不知道，那時的歐陽修，身體狀況其實已經很不好了。歐陽修葬母時，替石槨另寫了《母鄭夫人石槨銘》（見《歐陽修集》外集卷十二），其辭曰：「惟皇祐五年癸巳六月庚午，匠作石槨。粵七月己亥，既成，銘曰：『於乎！有宋歐陽修母鄭夫人槨，既密既堅，惟億萬年，其固其安。』」歐陽文忠的母親有棺有槨、有表有銘，其本人於母親下葬後即不再「回首敝盧、息間喬木」，必然有其不願言明的理由。

南宋的孫奕，在其《履齊示兒篇》「祭文簡古」中說：「歐陽文忠公奉母夫人喪歸盧陵，道過臨江，李觀以著作郎知清江縣，太守命作祭文，應聲而成曰：『孟軻亞聖，母教之也。夫人有子如軻，雖死何憾？尚享。』公聽之甚悲感，且擊節稱賞。」祭文中對歐陽修、其母鄭氏都推崇備至，比之孟母、孟軻，看來這些早年喪父而後大有所成之人，母教之功且大且深，范仲淹如此，歐陽修如此，汪中亦如此。而孫奕寫的《履齊示兒篇》，裡面的序言提到：「…姑以示子孫耳，故名《示兒篇》，使後世賢，廣吾意；不賢，毋謂不汝誨也。吾子其懋戒哉。」可是孫奕的兒子是誰？後世子孫又有哪些？如今已完全無有訊息矣！語謂「大孝終身慕父母」，而教誨下一代，最好的示範無非以德、以功、以言，而使之能受良好之教育，自然也是必經之途，范仲淹如是，歐陽修如是，汪中亦如是。

想起自己的母親，耳邊生起母親呼喚的餘音，如今天人相隔已忽忽十七年矣，歸有光《先妣事略》謂：「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這最後幾句，讀之怎不令人泫然！

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

歷史是為明鏡，在時間縱軸下，將人與事串接而起，及或時有隱諱，偶有曲筆，仍能將許多的牽連糾葛，躍然呈現。唐太宗以銅為鏡、以史為鏡、以人為鏡，其實就是將自己放到歷史長河之中，試著平心靜氣的審視自己的得與失，並在雷同的史實裡，尋找可能的解答。

《史記》載孟嘗君名高震主為齊王所憎，因而失去相位，而後賴馮驩之力而復得，孟嘗對於被廢其間離他而去的賓客頗為不滿，意欲於再見之時「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很經典的說明了那皆是人性的必然：「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並希望孟嘗君大肚能容待賓客如故。孟嘗君對人性現實的體會，是極為現實的寫照，而且在歷史中將一次次又一次次的不斷呈現，理解事之固然後當如何自處，考量的不止是一個人的氣度，更可能是一個人對價值觀的拿捏。

《史記˙汲鄭列傳》中，司馬遷以武帝時任廷尉的翟公個人經歷，說明人情之冷暖：「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翟公在大門上所寫的文字，頗似孟嘗君心裡的不平，所不同的，翟公寫的是自己的體會，也是在問那些去而復來的賓客，你們良心平安嗎？而後司馬遷說出自己的感嘆：「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眾人乎！」權勢有高低，人情有冷暖，而有勢與無勢，卻成了彼此交往的重要指標，如若知道權力是兩者交往的前提，那就必需預知失卻權力後，溝水東西乃「事有固然」！誠然，富貴多士時，可以有攀附的雞鳴狗盜之徒，貧賤寡友後，則不知有沒有不離不棄的馮驩。

趙之廉頗於長平之戰時遭陣前免職，賓客盡去，再度為將後賓客為之復來，廉頗是個武將，很直接且不修飾的說：「客退矣（你走吧）！」結果竟換來一陣搶白：「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這位賓客說出「市道交」這三個字，一切以有權、無權為交往之基準，還要廉頗不當有所怨恨。什麼是「市道交」？亦即兩者交往係以買賣關係視之，你有買的能力，所以我接近你，你缺乏買的能力，因而我離開你！好比今天的業務從業人員，是要去找有購買能力的客戶是一樣的！總不能貼附在沒有市場潛力的人的身上，於是「炎而附，寒而棄」的外顯行為，便成就了趨炎附勢的深沉人性。

東漢的王符，在其《潛夫論》《交際篇》中，總結了他的觀察：「昔魏其之客，流於武安；長平之吏，移於冠軍；廉頗、翟公，載盈載虛。夫以四君之賢，藉舊貴之夙恩，客猶若此，則又況乎生貧賤者哉？」後世講交際應酬的「交際」二字便當出自於此。有錢有權的上位者，與無錢無權的低賤者，受到的世間對待是很不一樣的，是以「莫忘世上苦人多」一句，可以如此的觸動心弦。王符繼續他的觀察：「唯有古烈之風，志義之士，為不然爾。恩有所結，終身無解；心有所矜，賤而益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隘然後知其人之篤固也。」對於有恩於己之人，以一生回報，對於繫心於己之人，則不離不棄！馮驩之於孟嘗君，或許即是此類寫照之一，但世間能有多少這樣的人？

王符是東漢安定臨涇人，在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家時前往拜見。那時，皇甫規才剛剛謝絕了前雁門太守的造訪，對於王符的到訪，卻「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於是時下人說：「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將書生道義看的的遠比官場上送往迎來更為貴重。王符得知之後，相信其心中的冷暖，自知矣，自知矣！王符將自己的書名取做《潛夫論》，而不欲彰顯自身之名，是當知一切之富與貴，終如浮雲也，浮雲也！

當然，有難堪現實的「市道之交」，也有情義相挺的「八拜之交」，諸如伯牙子期的「知音之交」、廉頗相如的「刎頸之交」、陳重雷義的「膠膝之交」、元伯巨卿的「雞黍之交」、角哀伯桃的「捨命之交」、劉關張的「生死之交」、管仲鮑叔牙的「管鮑之交」、孔融禰衡的「忘年之交」！確實是不同時代不同人，不同性格不同命。市道交之外，還有完全相反不計較貧賤、身份的「杵臼之交」。《後漢書˙吳祐傳》記載東漢的公沙穆東遊太學，因缺資乏糧，便至吳祐家中幫傭舂米以換取微薄資糧，吳祐後與公沙穆閒聊，「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閒」，於是，貧賤與富貴此時已然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兩人對「士志於道」的看法一同。回頭看看王符在《交際篇》中說的竇嬰（魏其侯）、田蚡（武安侯）、衛青（長平侯）、霍去病（冠軍侯）、廉頗、翟公等人的際遇，與他自己在同篇中說的「夫與富貴交者，上有稱舉之用，下有貨財之益；與貧賤交者，大有賑貸之費，小有假借之損」，人與人交往，如何持平的去看待每一個個體，而非以現實的權勢做為依據，那是做人的一種考驗，也是價值觀的顯現。

已經過往的人，理當沒有持續依附的價值！但清人趙翼《檐曝雜記》《京官趨勢弔喪》一文中，記錄了傅恆隨同乾隆前往熱河時，他的哥哥「廣成」（擔任左都御史）在京往生了，廣成家中訂出受弔之期為某三天，但第一天、第二天都無人前去弔唁，直到第三天傅恆歸來之時「各部院大小百官無不畢至，雖與廣公絕不相識者，亦以文忠故致賻而泥首焉。輿馬溢門巷，數里不得驅而進，皆步行入。」那是什麼樣的場面？是生榮死哀？還是人世裡趨炎附勢的另一現實表徵？大家心裡應該都有答案，那面子終究是做給活人的。

一早，朋友傳來《別人為什麼願意跟你相處》一文，裡面提到朋友相處的六個理由「你有用」、「你有料」、「你有量」、「你有容」、「你有趣」、「你有心」。不一會，同學又傳來《圈子不同，不必強融》小文一篇，裡面提到朋友能否相處就看是否：「久談不厭」、「相處不累」、「互相讓步」，細看兩文數度，心有所感，遂下筆寫成此文。

處世樹為模，本固任從枝葉動；立身錢作樣，內方還要外邊圓

職位是一時的，眷戀也不可能保有，生命也是一時的，終究塵歸塵，土歸土，在擁有與失去之間，盡其在我，努力以赴，盡可能做到良心平安，並成就自己想成就的，以便回頭審視之時，得以心安，可以微笑。

明朝的嚴嵩以寫「青詞」起家，最終當上嘉靖皇帝的宰相，掌權近二十年，但在《大明王朝》一劇中，於嚴嵩行將落職之際，想起該替賣醬菜的「六心居」題個匾，卻為商家趙老闆所拒絕，試想嚴嵩一旦去職，難免積累的仇家會來尋釁，他的字就不再具有攬客的價值了！劇中，嘉靖問了嚴嵩是否商家真的「死活不肯要」！嚴嵩回答說那是「人之常情」，而嘉靖「不喜歡這樣的人之常情」，於是要嚴嵩現場做書，並將「六心居」，的心字加上一撇，改成「六必居」，而後鈐上皇帝的「忠孝帝君」之印，連夜刻好，要商家明天就掛起來。

嘉靖不喜歡喜新厭舊的「人之常情」，也不喜歡「人心各異」，所以硬是要嚴嵩寫了字，還鈐上了皇帝的寶印，以替嚴嵩的人與字同時背書！六心居先前附庸風雅的求字，之後又死活不要的棄字，仔細想想，也不過就是「此一時、彼一時」之故！人在其位有權，不在其位無權，水就下而人性從權，權衡自己的利弊得失做出選擇，雖無所謂對錯，但令人感傷則又確實無比！

有些字則不用求，順勢寫下便成後世的圭臬，「忠孝傳家久，詩書繼世長」、「平生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知成之必敗，則求成之心不必太堅；知生之必死，則保生之道不必過勞」。再怎麼樣，凡事都可依《圍爐夜話》所言「求個良心管我，留些餘地處人」向前行去，許多事需順勢而為，許多人也只能從眾而發，終究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求得飛黃騰達，也不是每件事都可以一帆風順，正是在起起落落間，跌跌撞撞裡，試煉一個人的心與志，磨難一個人的堅與毅，終而成就一個人的功與業。

詠春大師葉問，在真實世界裡，寫的一筆好字，也留下不同於拳腳功夫的做人道理。在《葉問：終極一戰》劇中，黃秋生飾演的葉問，在劇尾道出其立身處世的道理：「處世樹為模，本固任從枝葉動；立身錢作樣，內方還要外邊圓」，並且用特殊的筆法，將前聯寫了下來，或許那真的就是黃秋生自己的字。然而葉問的毛筆字，在還需入塾啟蒙的年代，跟他的武術一般，是練過且有根底的。除上聯之外，葉問尚有另一聯如下：「盡孝莫辞勞，轉眼便為人父母；施恩休望報，回頭但看爾兒孫」！詠春的功夫，在電視的渲染效果下，似乎已然天下無敵，但真正沁入人心，值得不斷思考咀嚼的，卻是他寫的那兩幅對聯，還有那字中所包涵的意義。孝親、助人、處世、立身，這些都不是拳腳，但卻比拳腳有更大的力量，來自人心裡的力量，難以衡量。

有意義的歷史，成為典故，而典故中，多有為人處世的道理。六必居的「必」字，意謂著為臣必需忠，為子必需孝，而「外圓內方」的立身原則，則標榜著凡事需有原則，但又需懂得權變的邏輯。二十年的權相，在幾百年的歷史中，化成一個故事，哪些可以與哪些不可以的故事！而二十年的葉問影視劇，則將中國人幾千年的立身處世道理，以葉問其人，如畫龍若點睛般的呈現於大家的眼前。

人孰是？人孰非？捫心自問可也，一切安則為之，不安則不為。

試清夜自思，在國在家曾行幾事？但設身處地，於今於古像個甚人？

年前，在市場邊見賣字者以金漆書聯，某遂刻意駐足而觀，但見其揮毫點橫豎鉤，運筆挑彎撇捺，慢條斯理的寫成王安石的名聯：「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

那一刻，我想起父親，想起父親總是在除夕當日，自己割好新買的紅紙，而後在聯上以己意寫出對來年的想望，想起父親年節總要穿起藍袍馬掛的過往，想起父親拱手賀年時的恭喜二字，想起年夜飯前的講話…。父親的字，總有著獨特的氣息，也似乎永遠帶著老家祠堂猶龍懿訓，旋馬高風的味道，有剛勁，有雅致，更有自賞的得意。家父早先懸筆為書，而後因年紀乃定肘而寫，父親下筆時的神情，深深的印在我的腦海。如今，父親蒼勁透背的書法已然無可再得，但我識得父親的筆跡，記得他提筆時的那種專注，還有提字予人時，落款所用的那幾枚特別章印，其中「晉宰仲舒」尤為深刻，而父親下筆時的心境與感觸，也踏踏實實的留在給予後輩的筆冊文字之內。父親去後，家中對聯由我書寫，然過往十七年來，每年僅草草一回，是以已遠無當年學書時或顏或柳的能耐，貽笑大方間，也僅能以對聯文字自嘲一二而已。

每個人的字，都是自己個性的展現，也是學習過程努力的結果！先賢讀書以求仕進，哪一個不需提筆為文以達己意？經童試、鄉試、會試、殿試乃有進士之名，就算是武科進士，也仍然需要最基本的提筆默書《武經七書》之能力！而父親能書能畫，知棋知音，當與祖母丁氏延攬清末大儒之啟迪教化有關。在傳統中國的體制下，拜師而後執弟子禮，是很嚴肅、慎重的一件事，因為「好老師」能夠說穿精髓，懂得運用，對學子的成長與日後自我的學習是有重大影響的，是以東翁聘請西席，西席執教使弟子成材以回敬東翁之禮敬，是相得益彰進行知識傳承的大美事。

在《雍正王朝》一劇中，四皇子胤禛請來烏思道當世子的西席大人，除親自率全家人鞠躬拜請外，另依儒家傳統堂屋坐拜，方正式成為世子之師傅。據父親所述，祖母當年禮敬西席甚為不斐，又何嘗不是為了孩子打下做人處事的基礎而有所不吝？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我們之所以成為今天的我們，不能不對歷來的老師有所感恩。回想余於博班畢業撥穗之時，除對指導教授惠馨老師行禮感恩而外，亦對左右在座之師長分別行禮，蓋不論是否親受其教，在各自的專業上，無不對我有所啟發，而今校多子少，師道艱難之下，對於做為「老師」的教者，相信更有特別之感慨。

父親何時對我手把手的教導我寫字，我已不復記憶，而我是在父親走後，才發現自己受到他有多大的影響！那是一種忽然的驚覺！驚覺自己從父親身上得到了無盡的寶藏，我很難說清楚那到底是什麼，但我不會忘記父親說的：「字如其人」，也不會忘記他送我的第一本書，那本封面黃白相間的：《曾文正公家書》，也不會忘記爾福伯送我印章時說的「楷字不遮羞」！一個在意一筆一畫的孩子，以後的苦自然需自己承受，而我的個性，當然也應該在字中可知，但現如今只見「打字」而非「寫字」，那一種字如其人的邏輯，也只能透過字裡行間所傳達的訊息去體會了。

明末的郭都賢，曾經提攜過抗清身殉的史可法，也曾經營救過變節降敵的洪承疇，在明帝國大廈將傾之際，郭都賢棄官而去削髮為僧，但依舊無所逃於清人文字之獄，最後終老於江寧承天寺，他曾經寫過一幅對聯，細審其意，也可用「良心平安」四字代表：
何以副生平，試清夜自思，在國在家曾行幾事？
不須談特起，但設身處地，於今於古像個甚人？
人的一生，午夜夢回之際，慎獨自省之時，能求得良心之所安，若能心定而不疑，也就不至於寢食難安、畏首畏尾，明代的郭都賢如此，而清代廉吏的代表于成龍，則是以「不以溫飽為志，勿昧天理良心」做為一切的準繩，于成龍所寫的「良心」二字，真的是行走天下的基石，求心之所安，是件容易的事，也是件極不容易的事。

「人生識字憂患始」，可是不識字，也無以表達思想情感，家裡掛著父親送我的對聯：「盡其心之所當為，盡其力之所能為」、「崩沙新改路，橫石自成橋」，但也是在很久很久以後，我才知道第一聯是閻錫山的名句，第二聯則是脫自南宋楊萬里的詩句：「危岸崩沙新改路，斷渠橫石自成橋」！父親在我搬離北投老家時，送給我這兩幅對聯，應當是對我的期許，也是對我離家後需自主自知的教誨。父親軍旅半生，休致後以讀寫為樂，但總有其志不遂的遺憾，是以有「棟樑之材棄之野，暮年徒負父母恩」的感慨，但父親對祖母的叮嚀「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也自豪的寫下：「吾守母教，自問無愧」，我相信「良心平安」四字，是最後必須守住的界線，也是做人處事最基本的道理。對於父親，我有無限的懷念與感思，更隨年紀之增長，也漸能體會他在暮年時的心境，於是在今年，我以下語做為今年的春聯：
春色絲絲入戶，數奇期遇有李廣
瑞氣條條映簾，白首待遣看馮唐
父親啊，兒想念您。

歲在辛丑，人已花甲，於人於事，誰毀誰譽皆已無妨，但求良心之所安而已。

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 - 重讀《封燕然山銘》

讀書是自己的事，識字也是自己的事，但如果書裡所載的字義，經過歷史長河所造成的訛變而讀錯了，那原屬於自己的事，可能就變成眾人之事了。

前數日，因及時訊息傳遞之便，同學傳來《論語․泰伯》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幾句話的「標點」爭議，而事實上，這一句話的解讀爭議由來已久，有興趣的朋友不妨讀讀清華大學丁四新教授在《東岳論叢》所發表的論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問題檢討與新解》就知道可能的答案了。但，不止句讀可以造成誤解，文字傳抄錯誤，或是因為避諱所用的「別字」也會產生不少歧異，而刻石碑文因年久漶滅，再透過拓本傳抄，可能造成錯誤的機會更是不小。

高中時讀王安石的《褒禪山遊記》，中有記述如下：「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為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王介甫見古碑上有「花山」二字，便將「華山」的「華」字，認為應將之讀為「花」音，實在也有些武斷。但，出土文物可以驗證歷史文獻，文獻也可以佐證文物，這確實是相得益彰的好事，只要不是兩腳書櫥，自然可以判定魯魚亥豕，烏焉成馬之誤，也必能分辨郭公夏五、郢書燕說之失。雖如此，即或金石可鏤，但馬援銅柱已無處可循，熹平石經也只剩殘石可藏，管它金匱石室重緘保慎，終究也敵不過歲月消磨與戰火無情！後人，只能在遺留的斷簡殘篇、破瓦碎石的刻痕中，試圖回復最原始的樣態而已！

四十餘年前，讀成惕軒教授選輯之《駢文選注》，首篇即為班固於東漢永平元年（西元八十九年）寫的《封燕然山銘》，通讀全書及註釋後，對駢文有了粗淺的認識，之後讀張仁青教授之《中國駢文發展史》，更對駢文之流變有了較多的理解，而那篇《封燕然山銘》，因可通篇背讀，自然也記憶尤深！2017 年八月，內蒙古杭愛山發現《後漢書》所記載的《封燕然山銘》，當時即汲汲想知道其中細節，然因工作轉換之間，未再切切追尋後續發展。牛年之前，偶過書肆，得見北京大學教授辛德勇先生所著之《發現燕然山銘》一書，索閱後對辛教授考證之功，確實倍感佩服！真不料當初所強記之銘，經過山石拓本考證之後，竟有不少差異，但成惕軒教授當年對此銘的註釋，才是我重新認識銘文的基礎，忽忽間四十三年過去了，如今重讀此銘，想起成惕軒、張仁青兩位教授，也想起當初編輯《詞林韻藻》，《曲海韻珠》的王熙元教授，而今三位前賢皆已作古，衷有起伏，對書而歎，不禁悵然若有所失。

班固當年隨車騎將軍竇憲出征，寫下了成就此「燕然勒石」的千古文章，但大勝後之三年（永平四年），竇憲以謀逆之罪迫令自殺，班固受竇憲之牽連，為洛陽令種競所收補，受笞辱而死於獄中。今所見之《漢書》，其內之《八表》及《天文志》，其實是由其妹班昭及同郡人馬續所續成的。對於竇憲的一生，范曄在《後漢書》中，引用了東方朔《答客難》中「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的名句！事實上，范曄似乎更有意的忽略了《答客難》的前幾句：「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顯然范曄對竇憲獲罪，最終為和帝迫令而死的人生結局，是有相當多的感慨的。至於班固，則是因為自己的駕車奴僕，在得勢時醉罵過洛陽令種競，便在竇氏失勢之後，也落得搜捕入獄而死的下場。班固死後，《後漢書》本傳中僅記載：「詔以譴責兢，抵主者吏罪」幾句，顯然種競只是受到了幾句口頭譴責，而最終抵罪的卻是「主其事」的不知名小吏，班固真的死的冤枉啊！

文字流傳的，未必為真，而文字不能傳的，大家就用笑去體會吧。有感於此，謹將初讀《封燕然山銘》時的註記筆跡，以及辛教授考證後之銘文文字一併附於此，以為自己四十三年前的點滴留下些許紀念。如欲閱讀辛教授的考證，請參閱「辛德勇：《燕然山銘》文本新訂定」一文。

以下是辛教授釋讀勒石銘文後，加上標點的《封燕然山銘》：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
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寅亮
聖皇，翼王室，納大麓。維清，乃與執金吾
耿秉，述職巡圉，治兵于朔方。鷹揚之校，
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胡烏
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三萬。
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雷輜蔽路，萬有三
千餘乘。勒以八陣，位以威神，玄甲耀日，
朱旗絳天。遂淩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絕
大漠。斬溫禺以釁鼓，血屍逐以染   鍔。
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埽，滌平萬里，野
無遺寇。於是域滅區落，反旆而還。考傳
驗圖，窮覽其山川：隃涿邪，進安侯，乘燕
然。汙冒頓之逗略，焚老上之龍庭。將上
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
安固後嗣，恢拓畺㝢，震大漢之天聲。茲
所謂壹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者也。乃
遂封山刊石，昭銘上德。其辭曰：
鑠王師，征荒裔。癹匈虐，釓海外。夐其邈，
亙地界。封神丘，建陸碣。熙帝載，振萬世。

所有知道我的名字的人啊，你們好不好？

同學之前傳來孔廟的照片，也附帶上七十二弟子牌位的照片，當年孔子周遊列國到處找工作而不遂其志，那些跟隨他的弟子一路吃苦受罪，實在也非常辛苦，然如今又有多少人還記得他們的名字？

清代的李清，寫過一本《歷代不知姓名錄》，書中所載之人並非無名無姓，但歷史卻遺憾的沒有留下具體的姓名！《史記․淮陰侯列傳》中，記載韓信窮困時曾寄食於南昌亭長家中，「亭長妻」不喜歡韓信吃白飯，遂刻意不給飯的屈辱了他，之後韓信垂釣城下，於饑腸轆轆之時，有位「漂母」不計較回報的資助了韓信的飯食！再之後，又出現一位「屠中少年」，在大庭廣眾之下，激怒韓信不成而使韓信承受了跨下之辱！「亭長妻」、「漂母」、「屠中少年」這三位留下了歷史的具體記錄，但卻沒有姓名寄存！

同樣的，《孟嘗君列傳》中，記載孟嘗君與賓客談話時，屏風後常有一位記載談話的「侍史」以便處理未盡事宜，而某日孟嘗君在吃晚飯時，因為燭火遮蔽之故，有「一客」以為飯菜有差，一怒之下遂輟食求去，而後孟嘗君出示自己的飯菜，主客菜色其實相等，該客遂羞赧自殺了！再之後，有狗盜者為之盜白狐裘，有雞鳴者為之引雞鳴，但「侍史」、「一客」、「狗盜者」、「雞鳴者」這四個人，也都史無其名！歷史的紀錄很有限，誰能留名，誰不能留名，端在史家下筆之時的一念之間爾。

梁啟超寫《王安石傳》，大量取材了蔡元鳳所寫的《王荊公年譜考略》，並且在該傳之「例言」中，刻意註記如下：「屬稿時所資之參考書不下百種，其取材最富者為金溪蔡元鳳先生之《王荊公年譜》。先生名上翔，乾嘉間人，學問之博贍，文章之淵懿，皆為近世所罕見，所著《年譜》凡二十五卷，《雜錄》二卷，成書時年已八十有八，蓋畢生精力瘁於是矣。其書流傳極少，而其人亦不見稱於並世士大夫，殆不求聞達之君子邪？爰志數語，以諗史官。」蔡元鳳乃乾隆二十六年辛巳恩科第三甲第二十名進士，同科的狀元為陝西韓城的王杰，探花則為江蘇陽湖的趙翼！蔡元鳳一生事蹟雖著錄無多，但靠梁啟超《王安石傳》例言之助，以及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所述之簡略數語，或可有幸留名於青史之中。

項羽垓下戰敗，脫逃至陰陵（今安徽定遠縣西北）時迷了路，乃向一位「田父」問路，田父不知出於何因，竟騙項羽向左，結果項羽的殘餘部隊遂陷入大澤之中而為漢兵所追及，項羽自知難再走脫，遂於回馬一戰時，先後又斬殺了「一將」、「一督尉」！而後一路南向戰至烏江之邊，「烏江亭長」請項羽上船東渡，以圖再起，但項羽以「天亡我」，且無顏見江東父老為由，最終自刎而亡！「田父」、「一將」、「一督尉」、「烏江亭長」，他們都是誰？歷史無可回復，這些代名詞遂成了他們永恆的姓與名。

立德、立功、立言，語稱三不朽，但歷史內的記述如此之多，人事時地物，又有多少人會清晰的記得那些與自己無關的過往？難怪唐朝李漢的《蒙求》，會在結尾時說：「浩浩萬古，不可備甄，芟繁摭華，爾曹勉旃！」我們確實讀不了那麼多，也記不得那麼多，但幸運的是，不論我們是否有緣讀了、記了，那些留下來的歷史，只要記述留存於世，即或不清晰真切，又或許缺了姓與名，都永遠在那，默默的等待大家的發掘與理解。凡走進歷史的，都只能由後人各自分說，已經閉上眼的，永遠不會再爭論了！王安石在《答韶州張殿丞書》中自言：「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俊烈，道德满衍，不幸不為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顯然，任何想將所言留存於世者，若無大公至正之心，不論方法為何，終究都會湮滅消逝而無人聞問！何況跟本進不了史冊之內？而事實上，不論自己生前多有心，留下多少豐功偉業，產出多少經國大業，白雲蒼狗五十年之後，還能記得你的，已然少之又少，至於那留下來與你有關的文字記載，歷史長河中也要有人願意讀，而且讀的進去啊！

絕大多數的我們，不會歷史留名，但不妨礙我們努力活的精彩，活時留下什麼，應該比死後留下什麼來的更好！《末代武士》一劇裡，針對勝元的死，明治天皇向歐格仁提問：「Tell me how he died.」而歐格仁的回答卻是：「I will tell you how he lived.」當然，我們不該是為死後所留下的歷史而活，而是為生時所創造歷史而過！看看南懷瑾先生面對生活所說智慧之語：「你的心大了，大事也變成小事；當你的心很小時，小事也變成大事；當你的心扭曲了，好事也會變成壞事；當你的心健康了，壞事也會變成好事。」有一顆活著且能感受的善良之心，去帶動生時的一切，遠比歷史能否留名，顯然來的更為重要！

此時，我只想問：「所有知道我的名字的人啊，你們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