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人以德行學識

雍正王朝一劇主題曲，在劉歡特別的唱腔中，將「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歷史含意，凸顯的壯闊蒼涼！而在宰相劉羅鍋一劇中，無獨有偶的，「天地之間有桿秤」的主題，在謝東的演繹下，將「那秤鉈是老百姓」的嚴肅議題，卻又顯的那麼輕鬆無奇！芸芸百姓，真的是秤鉈？也真支柱的起天下？

《孟子·離婁篇》上說：「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我們將此段話順序調整一下，也就成了：「與聚所欲，勿施所惡則得心，得心則得民，得民則得天下」。如此，什麼該給，什麼不該給，以及怎麼公平的給，便成了是否擁有天下的最基本邏輯，因而所謂得天下，在古代其實就是滿足民心的結果。反之，不得民心，天下是會易主的。可惜的是，歷朝歷代的君王，不管是開國之君，承襲之主，還是亡國之君，真正疾民所苦的君王，確實是極為少數的！

如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那麼要治理這麼大的天下，君王是一定要用賢舉能，並透過制度才能有效管理的！於是，馬上得天下的開國之主，他自己都要懂得改弦更張轉換頭腦，下馬以治！而那些打仗時用來贏取民心的口號，也都必須逐項落實，才能穩固江山。於是，不管是抄襲還是更名，做為進身之階的考試與任官制度便應運而生，文官與武官各有詮選，什麼大司馬、大將軍、左丞相、右丞相，在清朝黃木驥所編的《歷代職官表》中，都可一覽無遺，而這些綁住人才未來出路的制度，相對也穩定了一個政權。但，授官雖有制度，真正能給予官職的，還是那位擁有權力的上位之主。

羅吉甫先生在其《蜀亡關鍵人物之一：陳祗》文中，這樣描述蜀漢亡國的原因：「有人認為蜀漢之亡，始於陳祗。是他提拔黃皓，給了黃皓亂政的台階，讓黃皓一路爬升。但這麼看來，真正源頭，還是在皇帝─後主劉禪（阿斗）身上」。此話說的沒錯，授予權柄的皇帝，如果沒有識人與用人之明，做不好承襲之主，便有可能成為亡國之君。試想，當時在白帝城內，如果諸葛真的聽了劉備的臨終遺言：「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那天下又會是怎樣的局面？劉備定然有識人之才，也才會說出：「君才十倍於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可惜的是，這種當著大家的面說出的托孤之言，只能使諸葛亮更受感動，繼之以死，而蜀漢的未來，在日後阿斗的當政下，其命運也已決矣。

有時，我們也很同情承接糜爛天下的新皇帝，宋徽宗當了二十六年的皇帝，享盡人間富貴，卻將《水滸傳》現實寫照的混亂世道，在金人圍攻之際交給了欽宗！而欽宗即位僅年餘，便與徽宗一同成為金人的俘虜，北狩不返，最後困死於黑龍江依藍縣的五國城，《宋史．欽宗本紀》結尾，脫脫這樣說：「帝在東宮，不見失德。及其踐阼，聲技音樂一無所好。靖康初政，能正王黼、朱勔等罪而竄殛之，故金人聞帝內禪，將有卷甲北旆之意矣。惜其亂勢已成，不可救藥，君臣相視，又不能同力協謀，以濟斯難，惴惴然講和之不暇。卒致父子淪胥，社稷蕪茀。帝至於是，蓋亦巽懦而不知義者歟！享國日淺，而受禍至深，考其所自，真可悼也夫！真可悼也夫！」這其中「亂勢已成，不可救藥…，考其所自，真可悼也夫」等字，讀之不得不令人掩卷嘆息！帝王之家，享天下至大之權力，當然也必須承受至大之責任，乃至亡國的最大痛苦。

皇帝的才能有限，當然必須依靠臣僚同心協力，治理國家，但臣僚怎麼選？除卻制度而外，《貞觀政要》一書給了我們不少啟示：「唐太宗謂侍臣曰：『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理。今所任用，必須以德行、學識為本』。」原來，貞觀之治的秘訣，在晉用同時具備德行與學識的臣僚！蜀漢後主用了陳祗、黃皓，宋徽宗用了蔡京、童貫，宋欽宗能竄殛王黼、朱勔，然而天下，只要不適任的僚屬身居要職，用人以非才，便有可能導致「亂勢已成，不可救藥」的慘痛局面，識人與用人，是多麼嚴重的議題！王夫之曾說：「宋之亂，自神宗始」，細思此言，那麼宋之亂，就開始亂在神宗用人不當的決策錯誤之上。

歷史是面鏡子，古今多少事，有時可以笑談，有時卻不得不嚴肅面對！「為政之要，惟在得人」，而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如何得人？如何用人，那正是起落興亡的大事，如果失國的桓靈令人嘆息痛恨，那徽欽又何嘗不讓人惋惜傷悼？顯然的，「親賢臣、遠小人」永遠是治理天下的不變法則 。

賢進惡退，辨是分非

宋朝蘇洵《辨姦論》一文，自清朝李黻《書辨姦論后》翻案之後，真偽迭有爭論，但不論其真偽如何，辨姦文中提到的王衍以及盧杞二人，確實都不是正直之士！而其中：「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兩句，借用山巨源（竹林七賢之山濤）以及郭汾陽（郭子儀）的話語，確實將王衍、盧杞二人，說的不堪聞問！而蘇洵自己，也將晉惠帝之無能，唐德宗之鄙暗，毫不避諱的表達出來！當然，文中也暗譬王安石有巨奸大惡之表徵，實不宜為明主所重用。

試想，當他人聽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的論述，對王衍、盧杞會產生什麼樣的負面看法？而此二人，又能否擺脫如此負面評論的包袱？還是，從此人言可畏，烏雲罩頂下仕途蹇躓？如果說話的人，其本身便行為偏頗並非君子，那豈不是對另一端的對立人物，產生極不公平的抹黑效應？自來，歷史上便有君子小人之分，長時互為水火，兩相傾軋！但，誰是君子？何謂小人？與蘇洵同時代的歐陽修，在其《朋黨論》一文中，用「利祿財貨」及「信義忠信」作為兩者特質之分野，但重點是由誰來分辨君子與小人？歐陽永叔說：「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顯然的，一個時代的盛衰興亡，一切，都在上位者的用人進、退決策之中！

《東坡志林》中《真宗仁宗之信任》一條，有如下記載：「真宗時，或薦梅詢可用者，上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時沆之沒，蓋二十餘年矣。」此事引起歐陽修的注意，於是問蘇子容：「宰相沒二十年，能使人主追信其言，以何道？」子容的回答是：「以無心故爾」！無心，顯然就是有公心而無私心，正因為李沆能去私欲而存公義之心，是以一朝之言，卻能為人主終生所記。我們翻開《宋史》，《李沆傳》中記載梅詢不可用的緣由則更為清楚：「契丹犯邊，真宗北幸，命沆留守，京師肅然。真宗還，沆迎於郊，…。真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矣。』」如此，梅詢與曾致堯，在李沆眼中，俱是「浮薄新進喜事」之人！不論彼等書讀的再好，只要沆在職管事，彼等之升遷，恐怕只能透過長時間的等待了。雖如此，我們很難知道梅詢因李沆而致的「不遇」，是幸還不幸，正因為梅詢的仕途未能顯赫，姪子梅堯臣才有可能跟著他四處歷練，最後卓然成家。

《宋史李沆傳》中，還記載了李沆不用丁謂的歷史背景：「寇準與丁謂善，屢以謂才薦於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準後為謂所傾，始伏沆言。」從這段記載，顯然的，李沆識見卓越，看人看的既準又遠，也才能夠預見丁謂前可拂鬚拍馬，其後則又翻臉不認人的小人能耐。丁謂得勢任宰相後，「凡與準善者，盡逐之」，最後還將寇準貶至雷州任司戶參軍的小職，其氣度如何，不問可知，但寇萊公硬是看不見的事，李沆卻早早就預見了。如此，李沆的識人之才，確實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但李沆可以攔阻不適任的人出任要職，但卻不能抵擋真宗任用丁謂的權威，當年寇準貶官至雷州後，一日宋真宗忽問丁謂：「吾目中久未見寇準，何也？」試想，他的股肱大臣都已經貶至雷州了，真宗竟然一無所知，這又是什麼樣的糊塗皇帝？

我們不知李沆一生，到底阻擋了多少不堪大用之人無法獲致不適宜的官位，但我們知道這位當時號稱的「聖相」，以五十八歲之年便鞠躬盡瘁而去，真宗親至其家弔喪，而且大哭、慟哭！仁宗即位後，下詔「配享真宗廟庭」，所謂生榮死哀，李沆應該俱得之矣。至於蘇軾所記「時沆之沒，蓋二十餘年矣」看來當為誤記，蓋李沆卒於宋真宗景德元年（西元1004年），而真宗自己則崩於乾興元年（西元1022年）。如此，「蓋二十餘年矣」，只能是十餘年的誤記，但李沆言梅詢不可用的說法，應該是在相位時說的，以時間推之，真宗記得這話，倒是應該超過二十年了。

同樣的，清朝的曾國籓，在湘軍攻克武昌漢陽後，上表報捷，咸豐皇帝原本大樂，並說：「不意曾國藩一書生，乃能建如此奇功」，但軍機大臣此時提醒他：「曾國藩以侍郎在籍，猶匹夫耳。匹夫居閭里，一呼蹶起，從之者萬餘人，恐非國家福也」！於是，咸豐皇帝改變曾國藩出任湖北巡撫的初衷，也將「十年七遷」官運亨通的曾國藩，冷凍起來一至於「九載虛懸」直至咸豐十年四月！據太平天國史學專家朱東安先生的考證，對曾國藩有意見的前述軍機，很可能是彭蘊章，而非薛福成所指稱之祁寯藻，但不論是彭是祁，曾國藩的仕途，確實因為一人之言，而有了重大轉折。誰毀？誰譽？歷史的道理，豈能輕易分說？

晉惠帝用了王衍，唐德宗用了盧杞，宋真宗用了李沆，退了梅詢、曾致堯，但也用了寇準、丁謂、王欽若等人為相，待到明朝，三楊死後，明英宗用了王振，以致有土木堡之變！而清朝的咸豐，則在太平天國戰火延燒之際，擔心曾國藩總攬兵權尾大不掉，遂用彭蘊章之建議，調整了曾氏的權力，也使曾國藩因缺乏必要的週邊支援，兵敗幾死，使不太平的天下，又延宕了好幾年！進人、退人，責任在上位者的手上，而輔佐上位者的宰輔之臣，其責任自亦不遑多讓。但天下的盛衰興亡，依然是權力最終者的責任。

王朝的更迭，企業的盛衰，其實，道理都一樣，上位者，等到發覺「吾目中久未見寇準」之時，許多事已經晚了！以大識見綜觀全局，進賢退不肖，並防患於未然，那長治久安的期望，才有可能實踐！《資治通鑑》也好，《冊府元龜》也罷，那些原本寫給皇帝的大部頭書籍，反倒成為下僚臣屬必讀之書！上位者讀書，都必須腦袋清楚的讀到賢進惡退之理，也才能收防微杜漸之效。

黃帝，駕車放牛的孩子

高一時，家姐送了我一套《史記》，隨後也掀起我讀《史記》的興趣。《五帝本紀》擺在卷一，第一段有這麼幾句：「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對我而言，不是黃帝的偉大，而是那個「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的黃帝，竟然能夠像泰山一樣，驅使各種動物為其作戰出力，原來納米雅的傳奇，遠古的中華歷史早就為之寫好了劇本。

當然，我們很難相信黃帝可以令使動物出戰！因此那個「教」字，不太可能是說給動物聽的！就算黃帝是古今第一流的馴獸師，他也不可能訓練出那麼多可以作戰的猛獸吧！所以，合理推估，那個「教」字，最終還是說給「人」聽的。可是「熊羆貔貅貙虎」不都是動物嗎？沒錯，但那些動物，應該都是「氏族」的旗徽，絕不可能是動物本身的。所以熊、羆、貔、貅、貙、虎，每一個都代表一個氏族，有這些氏族替黃帝出戰，黃帝才可能「三戰，然後得其志」，否則野獸驅使一次後也就該鳥獸散了，那能連驅三次呢？《史記集解》引譙周之話說：「有熊國君，少典之子也」，如果此話為真，「教熊羆貔貅貙虎」中的「熊」字，確實就應該是有熊國的戰士，而不是指動物而言。

我們可以設想，各族戰士，在各自旗幟之引領下就戰鬥位置，然後負責一方，否則各族戰士通通混在一起，人情不通，溝通欠缺，又怎麼能夠交由主帥統御作戰打勝仗呢？我們不知道當年阪泉一戰時，各族族徽的真實的形狀如何，但多半也少不了動物的圖形！就連今天的職業棒球、籃球，不也多是以動物之名為名？以動物之形為吉祥物嗎？事實上，「族」字，本身就是繫有飄逸條幅的旗竿，而且還帶著一個箭簇的「矢」字！保衛這個氏族與旗號，顯然是要有一定的武力做為後盾的！

至於我們的老祖宗「黃帝公孫軒轅」，我個人感覺他的家族旗號，應該跟「車子」脫不了關係，這車子應該是用牛拖的（軒字的右側，是個長角牛），而且車駕上還有些部分是用衣布包裹起來的（袁的本意與衣服相關），「少典之子」，應該是放過牛、駕過車的！當然，這僅是我大膽的猜想，大膽猜想一下不是褻瀆，大家看看就好，否則污衊老祖宗的罪名，我可是擔不起的。

除了動物類的「熊、羆、貔、貅、貙、虎」，以及以物具如軒轅做為氏族族徽外，自然還有其他的族徽型態，在甲骨文中，有些無法有效解讀有如圖畫的符號，多半應當就是「族徽」了。郭沫若在其《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一文中說：「凡圖形文字之作鳥獸蟲魚之形者，必係古代民族之圖騰或其孑遺，其非鳥獸蟲魚之形者，乃圖騰之轉變，蓋已有相當進展之文化，而脫去原始畛域者之族徽也。」所以「鳥、獸、蟲、魚」都可以是族徽，而現今之文字，應該有不少也曾經是氏族的族徽，難怪孔子要我們多讀讀《詩經》，因為至少可以「多識於蟲魚鳥獸之名」！這些族徽，也有學者稱之為「圖形文字」，王心怡在其所著之《古代圖形文字藝術》一書中，即將圖形文字劃分成十三類：「人體、自然物、植物、動物、衣著、建築、田域、車舟、器物、兵器、數字、冊亞」，我們的老祖宗到底來自於哪一族，哪一類，大家可以於讀後自己猜猜。

大陸近來於網路上流傳所謂「百家姓家族圖徽」，細審該圖，作者有美工作畫之本事，也有相當之文字學基礎，所以可以結合二者而成頗見創意的圖徽。合理而言，那些都是想像中的產物，真實的歷史資料，則都刻在鐘鼎金文之中，不過，如果不以學術探究的眼光加以挑剔，參考一下作者的工筆能力，應該也可令多數人一發思古幽情！以下即為網路流傳的兩幅「百家姓家族圖徽」：

 

 

世故無涯方擾擾，人生如夢竟昏昏

父親一直是個巨大的影子，雖然他早已安息於五指山上，卻時不時的以文字的形式，出現在我的眼前！

因協助小兒寫作「論蘇軾貶官之心境」一文，遂檢索家中所藏與東坡相關書籍以供閱讀，蘇軾在人生最後一年，曾這樣總結自己：「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於是，小兒以東坡在前述三地所寫的小文：「記承天夜遊」、「記游松風亭」、「在儋耳書」，做為說明其貶官謫居時的心境點滴，雖有侷限，似也不無道理。寫作完畢，小兒歸還所借諸書，中有林語堂所著之「蘇東坡傳」一書，那是我三十五年前於高一時所買的舊書，撫摩之間，有點恍惚如夢的感嘆！信手翻閱已然泛黃的書冊，赫然發現扉頁夾有白紙半張，檢翻過視，沒錯，那是父親錄寫東坡詩句的手跡！

父親寫下：「百年三萬日，老病常居半。其間迕憂樂，歌笑雜悲歎。顛倒不自知，直為神所玩。須臾便堪笑，萬事風雨散。自從識此理，久謝少年伴。」那是蘇軾於熙寧八年正月所寫《喬太博見和復次韻答之》一詩中的前半段，自覺愚懵之昧，去日苦多之感，以及萬般堪笑之嘆，俱在字中。我不知道父親何時將此字條夾於書中，但此書置於婚後所購之書櫃已久，加之書櫃前後兩層又是如此之重，父親實不可能自行推移取出，因而合理估計，那至少是二十多年前此書尚未置入書櫃前，父親翻閱後所寫下的句子。父親事業遇挫後賦閒已久，而又於余婚前一月，突然罹患胃癌，當時，父親生命短長已不可期，而胸中意願則尚未盡解之下，或許正是父親錄寫下東坡「百年三萬日，老病常居半」自嘆之詞的主因。

當年黃公望因捲入上司貪墨一案而無端入獄，是以寫詩予楊載一訴心情，楊載《次韻黃子久獄中見贈》中有這麼一句：「世故無涯方擾擾，人生如夢竟昏昏」，囹圄大獄之後，一切如夢，而父親一樣於中年事業遇挫，友朋幾無，也只能徒呼負負而書蘇軾之詩，在顛倒不自知的自嘲中，期盼萬事風雨散了！紛紛擾擾的人生，世故如此難料，是真的可以難得糊塗，還是誰也都逃不掉昏昏的迷茫？

父親不曾跟我提過蘇軾的點滴，但我相信，當父親長期賦閒百般無聊之際，信手翻閱架上諸書，相信也一定看到了蘇軾於熙寧八年所寫的兩首《江城子》，正因有「夜來幽夢、相顧無言」的深厚情感，也才會年年腸斷，熱淚千行！至於另一首以「老夫聊發少年狂」為首的詞，不正也是父親老驥伏櫪不甘隱沒的寫照？「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父親的願望，最後還是只能在遙望西北的寂寞裡，落空了！看著蘇軾對時政所發的牢騷，也體會著東坡的個人情感，進而投射到自己離鄉棄里無法奉養老母的心境，以及投閒置散多年志有未甘的現狀！父親的心境，我怎麼可能在當時可以體會？

人生百年也不過三萬餘日，何況生年不滿百？光陰，確實是在憂樂笑悲中走過的，而世故無涯、人生如夢，我們是否真的能以一個不變的方向向前而進？還是，我們也不過都是隨世浮沈，顛倒而不自知的芸芸眾生？

 

 

所好所能，高下等級

史稱孟嘗君善養士，門下食客三千！這些食客，平日吃飯之外，必要的時候，當然還需替主子分勞解憂。王安石《論孟嘗君》說：「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但是，孟嘗君門下也確實有個「為君市義」而無「纖介之禍」的的馮諼，方可狡兔三窟，屹立不搖！

當年，馮諼於孟嘗門下，連續落寞的說了幾次「長鋏歸來乎」，一會要「魚」，一會又要「車」，沒多會還要求安「家」，結果孟嘗君都一一答應了，答應馮諼時，孟嘗這樣說：「食之，比門下之魚客」、「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雖然我們不知道在戰國時代，食客是否真的有明確等級之分，但單從「魚客」、「車客」，以及馮諼剛剛投入孟嘗門下時「賤之，食以草具」等語，我們可以看出孟嘗門下的食客，應該是有一定等級區隔的！賤客只能享有草具，而條件高一點的，則食有魚，出有車，至於馮諼，最後還硬坳到了老母親的奉養之資！

在《史記‧孟嘗君列傳》裡，我們看到馮諼彈鋏一次，孟嘗君便將福利調整一回，初來乍到，馮諼原本是「置之傳舍十日」的，但在彈鋏抱怨食無魚後，經傳舍長回報，孟嘗遂給了魚並且「遷之幸舍」，而後再歌曰出無車，孟嘗便撥給了車，又將之「遷之代舍」！於是，我們或許可以這樣說，草客居「傳舍」，伙食不佳，魚客居「幸舍」，伙食加碼一級，而車客居「代舍」，還有駕車的勤務兵呢！我們實不能確知這些食客是以什麼樣的條件進行分類！但馮諼當年自己寄食孟嘗門下時說：「客無好也！」「客無能也！」或許，孟嘗就是用「個人喜好」與「特殊才能」這兩個條件，對門下客進行高低分類的吧！遺憾的是，我們不知道那個會特殊口技的「雞鳴」客，以及會在夜半潛行偷東西的「狗盜」客，到底是會住在哪一舍之內，伙食又是如何！

如果孟嘗門下的賓客確有等級，那現代企業職等職級依「學歷」、「經歷」、「年資」、「證照」，以及過去的「職掌範圍」，做為薪資福利的基準也就不足為怪！面試者初試時通常都必需回應否具備「專業技能」的問題，而此一問題，看來在戰國時代便已如此，早該不足為奇了！如果面試者的回答也是馮諼式的「無所好」、「無所能」，那便不能責怪企業不予錄取，或將之以最低條件起用了。據此，面試者當然必需培養「所好」，更必需具備「所能」，還要懂得自我包裝與表達，如此方能立足於現今的職場之中！

我們不理解何以馮諼在孟嘗君親自「面試」時，說自己「無所好」、「無所能」，或許，馮的說法純粹是自謙之詞，也或許，馮懂的太多，實不容易以幾句話就說清楚自己的所好所能！事實上，當一個人的知識廣度越大，除了自然謙虛之外，也就越難說明說自己懂的哪些。所幸，馮諼的才能，在孟嘗君因食客過多所導致的「客奉將不給」的壓力下，一年多後才顯露出來！我們不能確知馮諼客食的頭一年，何以一直「無所言」，要不，他就真是個大睿大智懂得運用時機之人，也只有在孟嘗發生財務危機而無以為解的時候，才能讓志得意滿的孟嘗君，聽的進諫言。

當年孟嘗君公開遍問門下：「誰習計會，能為文收債於薛者乎？」計會，就是會計，孟嘗原來找的是懂會計的收租人員，但馮諼想的更遠，所具備的規劃能力，也遠超過基本的會計條件！他想的是經營人心，而非計算薛人所積欠的利息！看來，要想出人頭地，光有「一能」、「一好」當然是不夠的，如能具備多能與多好的條件，還可以以不同角度審視大環境，那閣下便可能是另一個馮諼！當然，千里馬常有而伯樂難尋，就算你真是馮諼，也必需要找到另一個懂得禮賢下士的孟嘗君才行！

歷史長河，湮滅者多矣！能否出人頭地，何嘗不是一種緣分！

我有小名，生來如此

歷史上的鄭莊公名喚「寤生」、齊桓公名喚「小白」、晉文公名喚「重耳」、魯成公名喚「黑肱」、晉成公名喚「黑臀」，這些名字看起來都很寫實，其背後應該也有一段故事！

上述這些歷史大人物，名字是誰取的，我們不能完全盡知，但可以確定的是，當時取名，可都是其來有自！依據《左傳‧桓公六年》的記載，魯大夫申繻與魯桓公對話時曾說：「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也就是說：「依照嬰兒出生時的狀況記實取名，就做『信』，對嬰兒的氣質及日後的期望取名的，叫做『義』，依照嬰兒出生時的生理特徵取名的，叫做『象』，假借周圍事物取名的，是為『假』，而以小孩與父親相同點取名的，叫做『類』。」如此，鄭莊生「寤生」（難產，腳先頭後），應該就是「信」這一類，至於晉文公、齊桓公、魯成公、晉成公等，就應該都是「象」類了。

司馬遷說舜是「重瞳子」，照理一個眼睛裡不會有兩個眼珠，但舜的眼睛有所異常應該是不爭的事實！至於晉文公「重耳」，顧名思義，也應該不是一邊有兩個耳朵，而是長了小耳朵的原因（耳邊有肉瘤）！否則晉文公一人四耳豈不成了怪物？齊桓公「小白」則比較容易理解，大概是出生時細皮嫩肉，白淨潔皙，所以按照「象」（像）的邏輯，取了小白之名。魯成公「黑肱」、晉成公「黑臀」，當然就更不難想像，不是出生時帶有明顯的黑色胎記，要不就是該身體部位特別的黑了！

吾輩讀史，或許可以效法孟子所說：「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的邏輯，先從它們的名字記起，然後再貫穿以經，交織以緯，否則等到彼等人物功成名就，那麼多大大小小的官銜、尊稱、別名、諡號，誰又記得起來呢？

你說，是「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好背，還是「玄燁」好記？是「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好唸，還是「朱重八」比較貼近人生？人的一生，記憶最深刻的，應該是自己的名字，而不是後來加上的東西南北。

東門之眼，屬鏤之劍

《史記‧伍子胥列傳》載子胥諫吳王夫差暫勿伐齊，而需防備「腹心之病」的越國，可惜夫差不聽，再加上太宰伯嚭的離間，於是夫差賜給伍子胥「屬鏤之劍」，令其自裁！伍子胥自刎前憤恨的說：「一定要在我的墳頭種梓樹，將來好（給吳人）做棺材，還要挖出我的眼睛，懸在東門之上，讓我能看到越國滅吳的過程」！吳王聽後大怒，不給下葬，而將子胥的屍體，以鴟夷革包覆後直接拋進江裡！

在整個「防越」的思維上，除了子胥之外，吳國士大夫幾乎沒有聲音，就算有，大概也被伯嚭給壓掉了！然而子胥不斷進諫防越，吳王何以不聽？也許，吳王看的到問鼎中原的好處，卻看不見臥薪嘗膽的潛在風險！吳王一旦在政策上有所定奪，其他人自然也就說不上話。顯然的，吳國之亡，亡於佞臣伯嚭，亡於子胥之諫無效，更亡於政策訂定錯誤的吳王。

自來諫者之言，不論對錯，必需由決策者進行判斷！而決策者擁有權力與資源，因此當然也需負最後的責任！《貞觀政要》記載太宗問魏徵：「何謂為明君暗君？」魏徵說：「…明者，兼聽也；…暗者，偏信也！」然後舉出秦二世偏信趙高，梁武帝偏信朱异，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三個例子，說明天下大亂而不得聞知的原因，都是偏信錯誤訊息的結果！但，偏信不是僚臣，而是上位者的責任。

有時，上位者聽到些許聲音了，也試著做進一步瞭解，但回報資訊刻意有誤下，即或是聰明的上位者，似乎也不能有效分辨。新朝王莽聽聞長安鬧飢荒，便問王業是否如此？王業於是到長安賣肉的店鋪，買了梁飯肉羹回報王莽說：「城內人民吃的都是如此啊！」飢饉不單是有沒有賣肉賣米的，而是供給量多寡，以及有錢無錢的問題，但王莽竟然相信了王業的回報！同樣的，天寶十三年連續下了六十多天的大雨，唐玄宗於是憂心大雨會毀了禾苗稻穀，時任宰相的楊國忠於是取來沒有受損的稻禾對玄宗說：「雨雖然大，但是沒有傷害到莊稼！」楊國忠連根挖來未受損的稻禾，真能說明百姓的苦楚？唐僖宗咸通十一年，陝州大旱，時任陝州觀察使的崔蕘，對於前來求情減免租稅的百姓，竟然指著庭中之樹，拍案大罵說：「樹上都還有葉子，那能說有旱災？」隨後還仗責求情的農民。上位者，耳朵沒聾，眼睛沒瞎，但心在哪裡？

唐代宗大歷十二年，京畿水澇為患，京兆尹黎幹上報災情慘重，但度支使韓滉則以為無有大礙，而渭南令劉藻竟也謊報無有災情。於是，代宗命御史趙計前去調查，但不知出於何因，趙計竟也回報渭南無災，代宗因回報差異過大覺得事有蹊蹺，於是再度派御史朱敖前去，朱敖回報實際災情後，代宗方才知道水患真相，並免了劉藻和趙計的官職！然而一個已然互有回護不能運轉的行政體系，又怎能免於滅亡的命運？唐僖宗乾符初年，蝗災大起，吞盡莊稼！但京兆尹楊知至竟然上奏說蝗蟲不食莊稼，而且自動抱荊棘以死！百官於是相互慶賀自我麻痺！隨後，王仙芝、黃巢紛紛起兵，大唐王朝也就離日落不遠了。

企業何嘗不然？決策者在資訊有限下，對內外情勢的演變，都必需做出一定的抉擇，如果資訊來源有誤，甚至對於正確資訊的提供者給予「屬鏤之劍」，那又怎能免於覆敗的命運？何況，古往今來，又有幾個決策者擁有不世出的天縱英明？魏徵當時勸諫太宗說：「故人君兼聽納下，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顯然是明瞭上位者是很容易被為下屬所壅蔽的，而所有的決策者，在面臨資訊不一、或是資訊匱乏的時候，如想防微杜漸，或許都該師法唐代宗處理水患時追根究柢的態度。否則，東門之眼，既已看盡吳宮花草，晉代衣冠的風華起落，相信也不缺再看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