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熟有期，身退功成

人生在職場上能在一家公司服務直到退休，那真是件不容易的事。然而自今年起，公司陸續的有同仁退休離去，雖然年紀上不算告老，到還真有點還位致仕的味道！為了給退休的朋友留點紀念，同仁總希望在紀念牌上寫點什麼，當然，「惠我良多」、「○○之光」、「功在○○」這類的寫法永遠不退流行，但這種文辭實在過於形式，缺乏感情而且還有點敷衍的味道，因而出於真心，替下述同事、朋友寫了幾句以為留念，不求對仗，但希望能替彼等在公司服務的歲月，留下點足資懷想的紀念。

○榮兄榮退紀念：
從來竭力不求報，自見心安於福田
伏櫪早定千里志，摶飛萬里入青天

○行兄榮退紀念：
行腳二十五，意健仍如初
梧桐棲不住，振翼展鴻圖

蔡○○榮退紀念：
武勇少年，潛龍入大江，先天下之憂而憂
瞿鑠老驥，騰馬越五溪，後天下之樂而樂

○明兄退休紀念：
晶技相隨，十年若一夕
身退功成，千尺話離情

○董事榮退：
斯言斯力，身啟晶技大業
載欣載奔，面迎山海新局

安○兄榮退紀念：
將軍此往，大樹見飄零之憾
搏遊今來，鯤鵬奮雄展之姿

○書財務長 退休惠存
陳橋龍興名胤，計會簿書譽享四海
葵丘瓜熟有期，解罘放麟摶飛九天

每個人的退休，背後都有一段說不完也說不清的故事，然而離開崗位，是真可以雲遊四海以享清福，還是另一段與未知挑戰拔河的開始？只不知哪天換我退休，有誰願意替我寫點什麼！晃眼已然五十，視茫髮蒼之際，理應知天命，可以學易矣！但半百，怎麼說來就來了呢？

寒花十歲媵有光，虛丘葬妾擬北邙

父親喜歡歸有光的小品，對《項脊軒志》記憶尤深，想父親因抗戰而離家，此後歸鄉無期，是以因項脊軒而想念舊時窗稜讀書之苦樂，此間道理自可想見。歸氏另有《寒花葬志》一篇，全文僅百餘字，歷來皆認為此文乃震川先生為其婢女寒花所做。然依其孫歸濟世所輯之《震川先生未刻稿》，《寒花葬記》文中則多出二十三字！而此二十三字，卻透露出寒花之身分實有別於卑下之媵或婢。

《未刻稿》中所多出的二十三字為：「生女如蘭，如蘭死，又生一女，亦死。予嘗寓京師，作《如蘭母》詩。」如此，如蘭的身份不再是剛來時的「媵」，也不再是《葬志》中所提的婢，而是與歸有光有枕席之親的「妾」，文中一個「事」字耐人尋味，顯然不只是單純的伺奉之義，所以才會替歸有光先後生了兩個女兒！可惜先後早夭，這對身為母親的寒花，打擊不可謂不大。有關《葬志》所提之寒花身份問題，上海復旦大学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鄔國平教授，在比對流傳之《寒花葬志》及《震川先生未刻稿》中的《寒花葬記》後，於二零零七年第六期之《文藝研究》中寫有《如蘭的母親是誰》專論一篇，主要亦在說明《未刻稿》與流傳之《寒花葬志》有所差異，且《葬志》當是為如蘭之母寒花所寫，而非僅為一小妾而發，並以之為其重大之發現！對於《震川先生文集》之刻板流傳過程，可參見邵毅平先生《震川先生集編刊始末》及楊峰先生《歸有光文集的主要刻本和抄本概述》兩文。

我們知道如今之《歸震川先生集》，乃歸有光之曾孫歸莊千辛萬苦四處求人所努力之成果，而《震川先生未刻稿》則係歸有光之孫歸濟世所輯，事實上在明末之時，歸震川的文集已經有所散失，到了歸莊與錢謙益編次《震川先生文集》時，顯然曾以己意有所改動，因此浙江吳興人董說，在其評點《歸有光先生集》時，即這樣嚴厲批判：
《未刻稿．寒花葬記》，非《葬志》。「婢，魏孺人媵也」，其下有二十三字：「生女如蘭，如蘭死，又生一女，亦死。余嘗寓京師，作《如蘭母》詩。」哪可削？得元公之誤如此！

據此，歸莊「改動」曾祖歸有光的文字當不只一處！但其據何而進行改動，則已不可徹知！但我們知道當時號稱清初三大家的汪琬，為了《歸震川文集》的文字變動，曾跟歸莊有極大的齟齬，雙方魚辯雁駁很是不快！或許我們可以猜想，由於寒花出身寒微，原只是元配夫人魏氏之婢女，依鄔國平教授之考證，寒花應該是在魏氏下世後，於嘉靖十二年十月左右，方與震川有夫妻之實，加之所生二女又已早夭無有可資對證之人，是以歸莊刻意改動了《寒花葬記》原文面貌，藉此隱瞞曾祖與寒花間曾有的準婚姻關係！至於為何要隱瞞？真正的原因應該只有歸莊自己知曉，或許，正因為歸有光沒有明媒正娶寒花入門，因此歸莊也就加之刪除，以符合歸有光《請敕命事略》一文向朝廷請求授與父母及夫人封號的前後關係吧。楊峰教授對於歸莊擅改文集則不諒解的寫道：「寒花是否為歸有光侍妾？如蘭的母親何人？後人對此雖有猜測，但又難有定論，這一事實不清，歸莊的臆改難辭其咎！」

對於《寒花葬記》的疑問，顯然是從歸莊改動文句才開始的，不曾比對過《震川先生未刻稿》的讀者，當然不知道其中差異。但對歸有光《項脊軒志》一文，則從未有任何爭議，貝京博士在其「《項脊軒志》細讀」一文中，引用清人王拯的敘述，將《項脊軒志》當成歸熙甫最受大眾喜愛的文章，並說：「清人如此，現代人也如此」，隨後又用錢基博教授在《中國文學史》一書的話來描述其中真正的原因：「睹物懷人，此意境人人所有，然而以『極淡之筆』寫『極摯之情』，此妙筆人人所無」，我想錢先生說的沒錯，正是歸氏能言人之所欲言而不能言者，所以《項脊軒志》才會如此受人喜歡。

林佳和教授曾以「中國古代女性妾的法律地位」作為考題，結果學生竟以「做小三也很好，因為小三很厲害」回答！我相信林老師即或搔破頭皮，也很難將妾與小三劃上等號而給個分數吧！好在林老師沒有以「中國古代女性媵妾的法律地位」為題，否則學生該怎麼回答？老師又該怎麼改呢？那恐怕就更費心思了。

以下是歸有光《寒花葬記》的全文：
婢，魏孺人媵也。生女如蘭，如蘭死，又生一女，亦死。予嘗寓京師，作《如蘭母》詩。嘉靖丁酉五月四日死，葬虛丘。事我而不卒，命也夫！

婢初媵時，十歲，垂雙鬟，曳深綠布裳。一日天寒，爇煮荸薺熟，婢削之盈甌，予入自外，取食之，婢持去不予。魏孺人笑之。孺人每令婢傍几旁飯，即飯，目眶冉冉動，孺人又指予以為笑。

回思是時，奄忽便已十年。吁，可悲也已！

不識好歹學好歹

現存中國歷史上的第一篇判決書，是周朝時期的「亻朕」匜（音ㄓㄣˋㄧˊ）。此一青銅器係於一九七五年出土於陝西岐山董家村，其實際製作日期不明，但據金石學家考證，因現有出土匜器皆厲王以後所做，故此器或亦如此，古史既然稽考為難，就權且將年代議題先置諸腦後。

亻朕匜器、蓋合計共一百五十四字，賴古文字家唐蘭先生之考證，因而得以識其大要，內容係判官「伯揚父」對上官「師亻朕」與下屬「牧牛」間，針對五位奴隸之爭議所下之判決。由於此一青銅器所載內容為現存中國第一篇之「判決書」，因此又有「青銅法典」之雅稱。

對於文字部分，在楊一凡先生所編之「中國法制史考證」一書中，收錄有「亻朕匜釋文」及「亻朕匜研究」兩篇文獻，大家可以自行參閱，而我個人有興趣的，則是其中第一行第五字，以及第二行第四字，這兩個明顯都共同帶有「𣦵」字邊的兩字。已知第一字是「𣦵」加「人」，也就是個「死」字，另一個字雖現今不存，但顯然上端是「𣦵」加上一隻右「手」，也就構成了「𣦼」字（讀若殘），然後在「𣦵」字正下方，還有一個貝殼的「貝」字。

細看兩字，裡面都擺著一個「𣦵」，文字演變後，也就是現在的「歺」字（讀若歹），我們常說「不知好歹」，那歹字的原意到底是什麼？何以「好歹」連用以示相反之意？我們先看看歹字從甲骨到楷書的演化過程：

歹字的甲骨字型（𣦵）有點特別，一下子看不出所以然來，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沒收歹字，但有「歺」部，並註釋說：「𠛱骨之殘也」，《康熙字典》則這樣解釋：「〔古文〕𡰮。同𣦵，俗省。本作𣦵，隷作歺。《俗書正誤》歹，音遏。《長箋》今誤讀等在切，爲好字之反。𣦵字原从卜从冂作。」我們越看越糊塗，𣦵字跟骨頭有何關連？而拆解開來真會是「从卜从冂」？卜字字型大家一望可知，但事實上我們真不知𣦵字之上，那是不是就是個卜字。此外，「冂」（音ㄐㄩㄥ）的意思是「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冂」，也就是遠方之意，果如此，這可就真的越扯越遠了，「从卜从冂」的說法應當有誤。我們還是先從「歺」字（音ㄜˋ）的原意到底是什麼開始著手。

解歺之前，先看「𣦼」字（請見亻朕匜上的第二行第四字）。《說文》這麼說：「殘穿也。从又从歺。凡𣦼之屬皆从𣦼。讀若殘，昨干切。」清代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也附和說：「殘穿也。殘穿者，殘賊而穿之也。䜭字下曰。𣦵，殘也。亦謂殘穿。从又𣦵。又所以殘穿也。殘穿之去其穢襍。故從又。㑹意，𣦵亦聲。昨干切。十四部。𣦵讀若櫱。十五十四合韵也。凡𣦼之屬皆从𣦼。讀若殘。」所以兩位文字大師都說「𣦼」這個字是「殘穿」的意思！右邊的「又」字，本義是「右手」的象形，但拿著左邊的東西（𣦵，也就是歹），於是就變成了殘穿的意思，但這樣的解釋顯然不通順。

我們再看看「死」字（亻朕匜上的第一行第五字）：

右邊是一個正常「人」，可是一旦接觸到左邊的「𣦵」字，便死定了！那「𣦵」顯然不是個好東西，𣦵在小篆時已經寫成「歺」，按照清代陳昌治《說文解字》刻本的講法：「𠛱骨之殘也，从半冎。凡歺之屬皆从歺。讀若櫱岸之櫱。𡰮，古文歺，五割切。徐鍇曰：『冎，剔肉置骨也。歺，殘骨也。故从半冎。』」這裡面也明確的界定「歺，殘骨也」，也就是說「歺」是將肉剃掉以後所留下的殘骨，甲骨學大師羅振玉亦以為死字是「生人拜於朽骨（𣦵）之旁，死之誼昭然矣！」但「𣦵」或「歺」的原意，真的是就是殘骨嗎？

當本義不解時，我們只能試著以具有同形邊旁的他字做一比較，以「餐」為例，餐是「𣦼」 加「食」字，如果說𣦼是「右手持殘骨」，那再加上一個食字，就應該是「用餐後剩下殘骨」之義，但餐就是「食」，就是「吃」，不見得一定跟吃肉剔骨手拿殘骨相關！因此，「𣦼」字應該不是持殘骨的意思！我們再看「粲」字，段注《說文解字》針對此字有如下重點解釋：「稻米十斗，舂之爲六斗大半斗，精無過此者矣。」也就是說，經過細選後的白米是為粲。於此，我們不經要問：白米需如何精挑細選？經過舂擣過就可以？還是有其他的邏輯？米如果要精，又跟「𣦼」字何關？

細究過「𣦵」、「歺」、「歹」的字型，再經過「死」、「餐」、「粲」等字的組合，我們應該可以感覺「𣦵」、「歺」、「歹」的原意，應當不是殘骨！而應該是一個可以「致人於死」（死字）的刑具，一個可以碎貝取肉（亻朕匜中的「𣦼」加貝字），的物具，一個可「協助取食」的餐具（餐字），以及一個可以將糙米「去蕪存菁」的舂具（粲字）。簡單說，「𣦵」、「歺」、「歹」三字同源，它應該就是個象形字，而不是《說文解字》上所說的𠛱骨之殘也！《說文》會將之視為殘骨，顯然是因為小篆的死字字型，其左側的「𣦵」邊，與「冎」（音ㄍㄨㄚˇ）字的小篆略有類似之故，我們藉此先看看「別」字：

明顯的，別字的左側真是個「冎」字，而冎的意思是「剔人肉置其骨也。象形，頭隆骨也」的意思！用刀剔肉，當然就剩下骨頭了。冎的小篆與「𣦵」字的小篆略有形似，但又不完全相似，所以許慎將之說成「半冎」，這應當是想當然爾的錯誤解釋。不過，在東漢未見甲骨的年代，許先生經過大想像，努力的猜一猜也是很正常的。

依我的猜想，「𣦵」字應該是個器具，其上部那個類似「卜」字的東西，或許個方便使用的把手，而下半部則可能是個斜邊狀的小剃刀，將之連在一起，可能是個「有把手的斜邊形剃刀」，故而加諸於人則人死，加之於貝則貝破，用之於餐則可進行切割而不必在整塊拾起吞嚥，用之於粲則可去糠而舂出精米，如此說來，「𣦵」字在在有物具使用，取其精華的含意在內。或許，許慎在這個字的解譯上，極有可能是判讀錯誤了。

字形的演變，有時也未必那麼精確，父親曾經寫過：「寺在竹下是為等」，大有表示寺中有竹，修行漫長之味。當然，父親當時並未詳考此字來歷，雖如此，我還真覺得「寺在竹下是為等」這類類推直解，不是也很有深意？古人測字，雖需有一定之文字條件，但演繹的功能還是少不掉的。如此一來，許先生當年上窮碧落下黃泉的說文、解字，也確實真是辛苦了！

以下是亻朕匜全文的拓片：

知我向無溫飽志，累君時作稻梁憂

週
日回至北投，在村尾橋頭巧遇久已不見的李媽媽，她有點佝僂的慢慢的走來，緩緩的對我說：「孩子，你回來啦，我沒有你的電話，李伯伯已經走了兩、三個月了，九十五啦，他這麼一走，我的日子也不多了。」我楞在當場，看見李媽媽泛紅的眼眶，做為一個晚輩，一時實在不知道該說什麼。我小心的問：「也在五指山嗎？」李媽媽點點頭，說了些我聽不太清楚的話，而在雲蒸霧霨之間，五指山上又多了一位埋骨異鄉的遊子。

八年前父親離開，喪殯期間，李媽媽還常常上樓與母親談上幾句，而今長輩離開，我們似乎不能跟李媽媽多說些什麼。我走進父親的房間，一切都沒改變，是不想變，也不願變。忽然，想起哥哥所說：「或許我們該把爸媽的遺物都送走，這樣，我們或許會好過些！」然而迄今，我們沒有送走任何東西，那怕是一條領帶，一件舊衣，一支墨筆！舊時情景彷彿都在，父親還在那振筆而書，而母親則依舊默默靜坐，然而睹物思人，思念怎不使人難過？此時，我剎時懂得蓼莪中「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的真實感受，誰也不捨得丟棄父母與自己連結的記憶，即或是在淚水之中！

翻閱起父親所遺的書簡，裡面夾著一張楷筆工寫的紅包袋，上有父親為母親題下的詩句。當時父親已然賦閒有年，早無餘貲，因此家中開銷多由母親掌管。父親在歲末寫下：
寫給親愛的雲
同甘共苦五十年，海外偷生歲悠悠
知我向無溫飽志，累君時作稻梁憂

此詩出自內心感受而成，一片赤誠，字字血淚，禱天佑君健康身。拿您的錢，再給您，一笑。
忠禮 八十二年除夕

父母於三十八年來台，在那個一路苦難的歲月，以及父親事業遇挫友朋鮮至的艱困之時，一直到病榻疾甚祝福之聲不再，父親寧可自苦其身，也從不放棄道義堅持有累他人！年少夫妻，老來為伴，如此一路行來起落無常，母親默默相守從未離棄，也因父親志在千里，是以濟人而不自濟，孓然落拓之後，卻將其一片赤誠，寫在字字真情之內。父親與母親所走過的路，所吃過的苦，真不是我們作兒女的所能想見！

民國九十年，父親已然八十有一，再度寫下「慰妻」一詩：
國事蜩螗已感傷

半生戎馬髮盡蒼

憐伊相隨無限苦
願奉餘年侍紅妝

父母間的愛，完整的呈現在這短短的詩句中，父親纏綿病榻，語不及它，卻一直重複著這樣一句話：「你母親這一生沒有跟我過過一天好日子」，父親無愧於人，卻對自己結髮的妻，有著難言的遺憾！父親於九十二年年初下世，而母親亦於同年年底隨去，是父親離不開母親，而母親亦離不開父親吧。李媽媽說：「他這麼一走，我的日子也不多了！」聽聞此言，我的難過只能使我楞在當場無言為繼！人生不過百年，相隨相伴，而能執子之手與子偕老，這是多麼多麼不容易的事。

「歲月流轉，憂喜糾錯」，當面臨死別大難，即或是連理締結多年的夫妻，也只能放下分飛，讓所有糾錯的憂喜，隨風漸去，然而父親對母親的愛，則早已化成文字，流入我的血液，也留在我的生命之中，也在五指山的微風細雨裡，兀自傾訴。

看那看不見的東西，聽那聽不見的聲音

陳履安先生任國家科學委員會主委時，曾邀集學者研究「氣功」，以證明氣之存在及其功效。對於氣，某之朋友以經絡治療師之認知，曾有如下醒語：「西醫以解剖認識人體，資訊來自死人，中醫以經絡瞭解人體，資訊來自活人，死人已然絕氣，而活人則氣轉全身！經絡就是在瞭解人體氣的運行。」誠然，人體內的「氣」以及運轉方式、行經位置，確實是門大學問，然而氣來自何處？又具有什麼能量？

在國科會的計畫中，其間曾引一位氣功師傅，以「殺念」對某一包裝緊密的盒子發功，發現盒內有物體與其相抗，於是氣功師傅便引氣與盒內物體進行對抗，結果盒內的對抗力道越來越弱終至於無，打開包裝，原來盒內是條電鰻，但已經被氣給殺死了，隨後氣功師傅也一連生了好幾天的病！之後，又再引一師傅以佛心的「善念」對另一包裝盒內發功，幾小後打開包裝盒，發現裡面的大腸桿菌竟增長了百分之二十五！氣功師傅根本不曉得盒內裝有何物，但結果證明，帶有意念的氣，可以有正向或是反向的功效！難怪佛家會特別強調「起心動念」的重要，但念起於哪裡？何以具有如此能量？

國科會的氣功研究，不意竟引發了另一個極具爭議的「手指識字」研究。當時任職台大電機系的李嗣涔教授，透過科學性的氣功研究後，發現具備特異功能之人士，可以以「手指」辨識文字與圖像，而一般幼童，經過一定之訓練，多半也可以擁有此類特殊技能，還有些甚至可以以身體的其他部位如耳朵、腋下進行文字辨識！此一研究已然引發爭議，但真正令學術界大受刺激的，則是李嗣涔教授因手指識字而發現「訊息場」的研究，所謂訊息場，即是來自「靈界」的訊息，但可以透過具有特異功能的人士，經由開通天眼而予以呈現。

在研究手指識字之時，參與研究而潛修佛學的陳建德教授，請李教授試以「佛」、「菩薩」、「藥師佛」等佛家用語進行測試，之後亦用密宗、基督教、回教的字彙如「耶穌」、「阿們」等字眼進行辨識。不料，受試者一碰到此類字彙時，腦中便呈現一片「亮光」、「很亮」、「非常亮」的印象，而且對於出現的人物「看不清楚」！為確認受試者腦中所見之印象為真，李教授特別將佛字改為「彿」字，將藥師佛減去一字改為「藥師」，還將佛字拆成「亻」及「弗」左右兩個字，奇怪的是，去掉佛字的藥師，多加一撇的彿，以及拆成「亻」及「弗」兩個單獨的字後，亮光便消失不見了，而受試者也還能明確的寫出「藥師」、「彿」、「亻」、「弗」等字，李教授經此手指識字的科學研究，遂將那些引發亮光，具有「殊勝意義」的字彙，稱之為「神聖字彙」。自此，李教授也不得傾向於相信「信息場」（靈界）的存在！當時，邀請李嗣涔教授進行演講的天文學家孫維新教授，還受到不少衛道及學術界知名人士的勸阻！但我們不禁要問，悠悠渺渺的訊息場到底在哪裡？哪裡又來的光？那些看不清楚的「人」，又為何看不清楚？

我們對於未知，誰都希望能夠充分掌握，於是古人卜筮，燒灼甲骨以問鬼神，今人擲爻，焚香助禱以求開解！而對有一定學識背景的人，則懂得用各種預測模式以及應用軟體，去估算未來的可能，但不論使用哪一種方法，大家都是在尋找未來的答案，雖說上帝不會跟我們玩骰子，但誰又知道哪一個預測模式，才能找到真正的最適解？誰又能授我等予錦囊，一路引領逢凶時的應變做為？還是，所有的風險評估機制，都能找到該有的答案？三十一歲那年，我也曾在百般無奈下入得廟宇，向恩主公求問不解之事，由於第一次所得籤詩為余所不喜，遂決定另求新籤，此時我的科學精神忽然發作，心裡暗想：「如果我一直求籤，豈不是必會將所有籤詩抽完？那是不是也一定會抽到我所期望的答案？」不料，所抽得之第二籤即是：「訟已勝，莫再問！」當時我確實是嚇出了一身冷汗，是神佛真知我心？還是統計學上的機率使然？還是，一切本就是沒有什麼道理的巧合？套句李嗣涔校長在講演「手指辨識」時常說的話：「幻覺呢？還是接到外面的世界，搞不清楚」。

我們不知道佛字何時出現於中國，但東漢許慎作《說文解字》時，已經收錄了此字，並解釋為：「見不審也，从人弗聲」，清朝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則將之解釋為：「仿佛也，依《玉篇》。與全書例合。按髟部有髴。解云：髴，若似也，卽佛之或字。」段氏雖將佛字解釋為「若似」，但他自己也有所質疑，所以說那是「佛之或字。」而許慎的原文則是「見不審」，兩者應該有所不同。審是「悉」，也就是細察清楚的意思！《禮記．月令》上說：「審卦吉凶」，就是細看卜筮之卦象以辨明吉凶，故而「見不審」三字，講白了應該就是「看不清楚」的意思，而不是段玉裁說的「若似」、「彷彿」！許慎對於「佛」字，是看不清楚的，難道他也跟李嗣涔教授進行手指識字時的受試者一般，一看到佛字，腦中便一片亮光，雖知道是個如人的形體，但卻「見不審」的看不清楚？我們已不能問解字的許慎，只能對見不審的佛字多看上幾眼。

依據梵語意譯，佛是「覺」的意思，並有「自覺」、「覺它」、「覺行圓滿」三個層次，那覺又是什麼意思？《說文》上說：「覺，悟也」，但悟到什麼？《尚書．兌命》裡有句重要的話：「惟教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顯然理解事物的順序是學、教、覺這三個字，而此三字內都帶有「爻」字，爻是由兩個「卜」字所組成，也就是甲骨經燒灼龜裂後所呈現的線條。「學」字即是雙手把弄甲骨的「爻」進而學習其含意，而「教」字則是老師教導學生把弄甲骨（教字左側為孝字，孝字上半部的「土」，在甲骨文上其實是個爻字），不好好學就「以教鞭擊之」，教字右側的「攴」字，正是以棍棒擊打的意思。至於「覺」字，顯然是學到、也看的到爻字線條背後的意思，也就是弄懂了、察覺了、學會了，見到了！但我不禁好奇的想問，故人造字，透過甲骨教學，進而體會弄懂，到底又「見」到了什麼，終而可以覺悟？如果真的見到了，又何以「見不審也」？

《說文解字》是中國的第一部字書，雖說許慎因未見甲骨，所以有時難免解釋錯誤，但他探本究源的精神，不得不令人由衷敬佩，然而把玩甲骨不是誰都可以做的事，卜筮在商朝時須由專人（卜師，亦即貞人）為之，進而予以吉凶解讀，這顯然不是一般人都可以當差的事。我們不難想像，當卜筮的結果與商王的重大期許有所落差時，卜官是不是也需操弄一下解讀的方向，以免引禍上身？大家也可以想像一下，同一件問事，如果使用不同的甲骨，再由三、五個人同步進行卜筮，那甲骨上的裂痕會完全一致的機率，絕對是很小、很小、很小了！而我們更好奇的是，當時號稱「五經無雙許叔重」所寫的《說文》，裡面竟沒有收錄《論語》與《國語》都有的「廋」字，但卻收錄了「瘦」字，顯然，許慎在試圖解讀廋字時一定出現了麻煩，因為他「看不見」廋的字義，那再怎麼解釋也解釋不通了！「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這是《論語》的名句，廋如果真是「隱藏」的意思，那為何需要隱藏？「叟」字上下左右總共三隻手，那些手到底在把玩什麼？又為何需要隱藏？我們後來才知道老祖宗造字的神妙，有些字是「見不審」，有些字是「不給見」的，我想「廋」字就是後者！廋是躲在房間裡男子自慰的意思，兩隻手這次所握的「∣」，正是男根，所以「須臾」二字，表示自慰時間不長，廋與臾，明顯來自同樣一個字根。我個人深信，把玩甲骨所看見的，覺得的，推估的，其背後的意義絕對是想要看見那看不見的東西，也許有些應驗了，有些也必然猜錯了！

在甲骨文中，已然有所謂「數字卦」與「畫卦」，數字刻於甲骨，據已知，似乎都是以「三」個或是「六」個數字做為卜卦的基準，而所謂畫卦，則在刻在銅器之上，似乎是以「四」條或是「五」條線為基準。畫卦用的是「—」、「---」，與今日易經所見的陽爻與陰爻沒有多大分別，古人所說的「連山易」，應與所見之連三（---）有所關連。用三個數字排列，即是八卦中之一卦，如用六個數字，則顯然已經發展到六十四卦的地步了，如果繼續發展，還可以用九個線條，或是十二個線條持續衍生，但到了四零九六卦，有誰還記得清楚呢？用六十四卦歸結萬事萬物，或許已經很足夠了，何況大家還可以自由的配上五行、風水，自由解說一番。但不論使用哪一種卦法，其目的還是在用龜蓍探求未知！《楚辭．天問》裡，鄭詹尹「釋策」而回答屈原的疑惑說：「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說的就是用龜蓍卜卦，也不能解決屈原的大哉問！龜策裡，本來就沒有所有的答案，何況是屈夫子自己看不開的事。

李嗣涔教授以手指識字的研究，發現了所謂「信息場」，而且那是一個網址的概念，一個字都不能錯，但他自己在演講時也一再強調「幻覺呢？還是接到外面的世界，搞不清楚」，可是經過科學性重複實驗的結果，他也越來越相信「信息場」（靈界）的存在，甚至透過特異功能人士與靈界的溝通詢問，指出外星人所在的位置，因而使他的學術研究愈發產生爭議。先前他也上過歷史學家李敖的節目，在回答有關鬼神的詢問時，他的答案也是傾向於相信！李校長的實驗雖然可以重複，但是只能透過特異功能人士，或是經過訓練的小孩的溝通進行，雖如此，鬼神依然無法目見，信息場依然飄渺，我想這便是李校長想要取信多數學者時最大的困擾！然而，古人由畫卦、數字卦而至《周易》，靈不靈驗事後都可以驗證，依據文字學家考證，商人以甲骨文占卜，所詢問的可不是「明天」下不下雨，而是「明天某時」下不下雨，這種高難度、高精確度的詢問，卜師要找到一個靈驗的鬼神，鬼神要當一個稱職的全能者，兩者顯然都要有相當的功力才行，李老師所找到的訊息場，看似實在，但製造的問題，好像比解決的問題還多。

史書上明確記載卜卦以定吉凶的例子確實不少，《左傳．襄公》九年有如下記載：「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我們在這裡看到卜師為了討好主子而自行「變卦」的例子，雖如此，但穆姜並不相信隨卦會有好運，最後果然還是死在東宮，但卜師操弄卦象的事實已明顯可現。同樣的，我們在《漢書》裡，看到漢武帝征和三年卜伐匈奴時的卦象，當時卜得一個「大過」卦（☱上☴下），由於武帝好大喜功，解卦人自然會以武帝的意念做為解卦的依據，於是在精通《周易》的官員及術士的共同看好下，武帝以三路出擊，並親點李廣利為將。結果貳師將軍李廣利與重合侯馬通竟全軍覆沒被俘投降，兩路合計喪師十一萬人！卜筮者對於卦象有無作假，有無曲解，歷史不會告訴我們全部的真相，但我們看到對於未知的事，難免作假，難免曲解，只要各取所需，其它的，就交給冥冥中的定數吧！

孫維新教授本身鑽研物理及天文，但他卻在李嗣涔校長所著《難以置信Ⅱ尋訪諸神的網站》一書序言中說：「書中內容多處讓人驚嘆，我卻隱約感覺，自古以來儒釋道基督天主的各家各派，似乎逐漸能在一個統一的框架之中獲得解釋」！孫教授是天文學家，是物理學家，他能用「隱約」，用「似乎」來帶出他的感覺，在面對眾多的質疑中，在這樣類似談玄說理的訊息場環境裡，我想他雖然「見不審」，但應該也是有覺悟吧，然而「統一的框架」又到底是什麼？有時，我不禁要問：有誰能看見那看不見的東西，聽見那聽不見的聲音？

天地有正氣，兄弟有義氣

電視上又開始播放替天行道的《水滸傳》，裡面打打殺殺，不管是官兵捉強盜，還是強盜打家劫舍，都很難想像那就是中國歷史上集文化之勝的北宋王朝。

當然，故事開始總要有個三山聚義的邏輯，所以鋪張出官逼民反的各種場景，但那些落草成為強人的水滸英雄，有些確實是被「逼」上梁山，有的則是被「賺」上梁山，還有的則是重新尋找立身之地，想要幹一番事業，殺殺貪官污吏自詡正義！但不管這些好漢是怎麼上的梁山，擁有什麼樣的超群武藝，又帶著何種血海深仇的背景，這些英雄畢竟還是血肉之軀，是必須吃飯與給養的，梁山上再怎麼可以「成甕喝酒，大塊吃肉」（第十五回），總必須有個經濟的來源才行！

《水滸傳》沒有多交代這些替天行道的梁山好漢，有無做些什麼樣的正常買賣，但我們看到「打家劫舍」的字樣不斷的在各回重複出現，我們細看梁山兄弟，先後於祝家莊、高唐州、青州城、大名府、曾頭市、東平府經歷大小戰役，其中尤以遠離巢穴千里奔襲大名府，以營救入獄的河北玉麒麟盧俊義最為令人結舌！如果梁山「賊寇」都可以有這樣的千里出征能力，那彼等的後勤補能力便實在令人無法想像。千里奔襲，糧草器械、吃、住及隱密性都是問題，宋朝的官軍真的那麼腐敗無能，可以放任賊寇流竄至此？以八百里水泊的條件，魚產或許不成問題，但一旦「兵多將廣」將隊伍擴充至兩萬餘人，那些吃用的花銷便實在不可小覷，如此水滸英雄的財務規劃，到底是如何籌思的？又由何人進行操盤？

我們知道軍師吳用出謀劃策，談的還是行軍打仗的事，並沒有提及經濟或財務的議題，而攻下一城一縣後，重點也是搶奪糧食輜重，最終還是要運回到水泊梁山，據險固守。因此水泊聚義的基本邏輯，看來也只是圖個安身立命之所，並不似意欲推翻現有政權如唐時之黃巢、清時之太平天國所可比擬，而彼等所喊出的口號則是忠君報國，替天（皇帝）行道（正義），以期在擊退官軍累積談判籌碼後，透過招安重作良民！這種「以戰從良」的矛盾邏輯，也就難免落入高俅的借刀殺人之計，出征方臘後，水滸兄弟的實質戰力，便一個個在高俅的計算中喪失殆盡。

我們在第七十一回，找到了梁山糧食補給的答案：「若有錢糧廣積害民的大戶，便引人去公然搬取上山，誰敢阻擋？但打聽得有那欺壓良善暴富小人，積攢得些家私，不論遠近，令人便去盡數收拾上山，如此之為，大小何止千百餘處！」原來梁山好漢所謂替天行道，其實一直幹的就是打家劫舍、劫富濟貧的做為，「何止千百餘處」一句，傷害的人會少嗎？而彼等心裡卻還一直想著回歸良民的身份，豈不知政治漂白的代價，其實不會是如此容易的！但，如果宋徽宗時的世道真是如此晦暗，小人成群而又居於高位，那就算金人不來攻掠，西夏不來擾邊，趙家的政權應該也不能維繫太久了。

水滸兄弟其實不是英雄，而所謂義氣，與黑道的圍事似乎也相差不遠，我們其實不需替這些亡入水泊的好漢太過難過，但真要替喪失正義的宋代司法同聲嘆息，更要替皇帝老兒的未來一掬同情之淚。劫富濟貧不是正義，打家劫舍更不是，出口鳥氣因而殺人放火的私刑也不是，至於替天行道，如用「哥哥」、「兄弟」的義氣來執行，那也只能在看小說時鼓掌叫好，現實生活裡，誰不是避之唯恐不及？

仰觀星象，落子棋盤

宋朝羅大經《鶴林玉露》一書，記載陸象山學碁之奇特過程如下：「陸象山少年時，常坐臨安市肆觀碁，如是者累日。棋工曰：『官人日日來看，必是高手，願求教一局』」，陸象山說還不行，然後於三天後買了一副碁局「歸而懸之室中。臥而仰視之者兩日，忽語曰：『此河圖數也』，遂往與棋工對，棋工連負二局。…其聰明過人如此」。若真如此，陸象山之所以通曉棋藝，竟然是仰視棋盤兩天的結果，能「看」上兩天便可比對出「河圖」與「碁技」的關係，也難怪陸象山會成為「心學」大師。

坦白說，我們無法透知躺在床上的少年陸象山，當年年紀何許，出神仰視碁局兩天後，悟出的「河圖之數」又到底是什麼！但我們知道，圍棋盤縱橫一十九路，與南宋理學大師朱熹置於《周易本義》卷首的河圖圖案，都是「四方形」，圍棋有黑子、白子以示尊卑，河圖亦有黑點、白點以表陰陽，圍棋圍子圈地以定勝負，河圖交黑錯白卜成凶吉。至於象山先生如何藉此了悟棋道，我們只能敬佩但也不可能一窺堂奧了。孔子未滿五十時曾謙虛的說：「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待年過七十則總結的說：「五十而知天命」，及其年老，據《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讀《易》能讀到居則在席，行則在橐，終至韋編三絕，能有這樣的興趣與毅力，看來我輩，如不能如孔子、陸象山、朱晦庵三位通曉《易經》，想要「知天命」確實是很難的了。

朱熹比陸九淵大上九歲，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年已四十六，而陸則年在三十七，兩人應三十九歲的呂祖謙之邀，在江西上饒鉛山縣鵝湖山上各抒己見，以期調和「理學」與「心學」之差異，舌戰三日，兩派雖不分軒輊，但顯然雙方也都不甚滿意，朱熹尤其不悅。據白壽彝《周易本義考》所述：「《周易本義》底初稿，大概在淳熙二年朱熹四十六歲時開啟起草」，再據廖名春之考證，《周易本義》於淳熙十五年（1188年）當已草成，但直至慶元四年朱熹（1198年）「近覺衰耄，不能復有所進」才最後封筆。另據馮時《中國天文學考古》一書所述，也是在《周易本義》出版之後，河圖、洛書方才正式定型。如此，朱熹撰寫《周易本義》應當與鵝湖論戰有關，事實上，論戰之後，他寫給呂祖謙的信上說：「吾痛不得自鵝湖，遂入懷玉，深山靜坐數月」，所謂「不得自」、「靜坐數月」，顯然與朱熹重新思考如何處理陸九淵兄弟於鵝湖所提的問題有關！而《周易本義》一書於辯後開始起草，應當也歸納了朱熹在鵝湖之辯後對陸氏兄弟的回應與解答，或許，以河圖、洛書啟首解易的《周易本義》一書，就是對陸九齡、陸九淵兄弟質問朱熹學問「支離破碎」的直接回答，雖然，「以圖書解易，確實是朱子易學的敗筆」（廖名春教授語）。所可惜的是，鵝湖山上三天的論理說道，似乎沒有一問一答的所有詳實紀錄，但我們依然很難想像年晚朱熹九歲的陸九淵，當著諸多學者逼問朱熹：「堯舜之前有何書可讀？」時是什麼一個畫面！這也就難怪「朱熹不慊」，而在其《答張敬夫》一信中發抒了他的感慨：「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卻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卻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為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過人者。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

以下是朱熹《周易本義》卷首所描繪的河圖（左）洛書（右）：

 

朱熹所見之河圖、洛書，依據馮時先生《中國天文學考古》所說，係來自其四大弟子之首的蔡季通（字元定），而蔡季通的圖、書，又是從「蜀地」獲得的，我們在《周易本義》卷首的河圖洛書之後，也可以看到朱熹引用蔡元定的說法。現今，我們只能假定朱熹列在《周易本義》中的河圖洛書，確實就是蔡元定所給的原圖，如真如此，那河圖的衍生過程，必然跟蜀地有一定的關係。我們很慶幸的，在陳久金、張明昌兩位先生合著之《中國天文大發現》一書中，得知如下資訊：「河圖洛書的數序，均出自『尚書．洪範』，即生成序五。所謂相生序五行，則是另一種排列方式，它又與河圖中的排列序方向相對應，不僅數序對應，方向也對應於季節，這反應出十月曆中兩種不同的曆法系統」，原來，洛書是「十月曆」（一年僅區分為十個月）的表示方式，而劉曉漢教授所發現的「彝族十月太陽曆」，顯然與中國上古的《夏小正》同屬十月曆系統，只可惜十月曆的曆法失傳已久，因而無法直觀河圖與十月曆間的關係。據此，河圖中的數序，也就有了月份的明確邏輯！而蔡季通從蜀地所發現的河圖、洛書，顯然當與彝族十月曆來自同一個起源！當中國將一年區分為十二個月後，已然無法一下子理解河圖之起源，原來是來自以十個月區分一年的曆法！馮時先生說的好：「由於這些圖像太樸素也太簡單，給人留下了無窮的想像空間，因而各種附會之說接踵而起」，大家逛逛書店，信乎此言之不假也。

以下是「彝族十月太陽曆」的圖像，各月份是用十種動物名稱命名的：

西元二〇〇九年，景曉東先生出版《失落的天網》一書，此書的重點，在敘述「碁」（棋）字，其實就是古代觀查天象的用具，亦即他所說的「天網」。景先生窮盡所能，將古文中的「其」字及「網」字，均將之解釋為古人用來觀天並進行記錄的「繩盤記錄器」，而繩盤記錄器最後即保留在現今的圍棋棋盤之中。景先生說：「遠古觀天科技實踐中最核心的關鍵技術，就在於如何解決提供記錄手段這一難題。繩盤記錄器，就是華夏遠古觀天氏族，在天象記錄工具方面的天才發明。」景先生對古文字的解讀，自成一家令人信服。依其所述，在觀天術及網形觀天工具的失落後，「曾是先民中無比重要，無比熟悉的『河圖』記憶，終於…由繩網上的天河之圖，傳說為『黃河中龍馬背上的神圖』」，而「宋代河圖、洛書中所包含的無非是黑白兩色的圓形符號，垂直、水平與斜向的連接線段，以及中心、週邊、方向、位置、形狀、數字與有序性。總之，無非是畫出真正的天象圖，星圖所必備元素與手段而已。」曉東先生所歸納出的解釋，對解讀遠古的觀天術及其工具，確實如醍醐灌頂。

以下是景曉東先生猜想中的觀天「繩盤記錄器」，其中1是繩盤（即右邊之方格），2是吊繩，3是支架，4是窺孔：

如果景先生所說：「無非是畫出真正的天象圖，星圖所必備元素與手段」為真，那歷史上必然留有相對應的證據可供參考。劉操南先生在其《古代天文曆法釋證》一書中，認為所謂河圖、洛書，其實就是「占星術的占書」，但因為：「經學家忽視，因而治《易》的把它遺忘了。」劉先生認為這些占書裡面記載了大量的天文歷史資料，「是個礦藏，可發覺與利用」，同時，劉先生還順道修理了一下南宋的理學家如下：「宋人更虛構《河圖》、《洛書》兩個數陣，尤為荒謬，使天生神物，進一步神秘化，有的玩弄思想遊戲，故弄虛玄，有的宣揚術數迷信，裝神弄鬼。」朱熹如果讀到這段話，恐怕又要再入懷玉之山，深山靜坐不止數月了。

景先生大膽的說：「依筆者之淺見，此所謂河圖也者，不過是在棋盤上如此這般的擺上五十五粒棋子，不過是在演示一種簡單而含意模糊的圖形與數字之遊戲。何來高深？何來神異？」余自五十以學易迄今，這大概是讀來最讓人痛快的一段文字。我不知道景先生是否瞭解鵝湖之辯的細節，但他借《鶴林玉露》象山棋所描述的過程，將朱王的心結講的明白：「少年陸象山當初將棋盤『懸之室中，臥而仰視之者兩日』，大概便猜出了此節 – 於是他才說：『此河圖數也』。於是他才始終看不起極力推崇此『河圖』的朱熹。」的確，廖名春教授所謂「以圖書解易，確實是朱子易學的敗筆」，與曉東先生「簡單而含意模糊的圖形與數字之遊戲。何來高深？何來神異？」所述雷同，這應該也是陸象山看不起朱熹的真正原因！朱熹前後花了約末二十五年的時間（淳熙二年至慶元四年）完成《周易本義》一書，但到頭來，除了使多數人更為糊塗，又真解決了什麼？

以下是景曉東先生「圍棋盤數理應用」的圖例，左圖下為河圖，上為洛書，右圖則為先天八卦：

羅大經《鶴林玉露》的隨手之筆，其背後竟有這麼多天文背景知識，有人出神看了兩天，便可以得出「此河圖數也」的結論，平凡如我輩如細看河圖、洛書，再對照一下十九路棋盤，或許也會慨嘆的說：「何來高深？何來神異？」吧！

識人以德行學識

雍正王朝一劇主題曲，在劉歡特別的唱腔中，將「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歷史含意，凸顯的壯闊蒼涼！而在宰相劉羅鍋一劇中，無獨有偶的，「天地之間有桿秤」的主題，在謝東的演繹下，將「那秤鉈是老百姓」的嚴肅議題，卻又顯的那麼輕鬆無奇！芸芸百姓，真的是秤鉈？也真支柱的起天下？

《孟子·離婁篇》上說：「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我們將此段話順序調整一下，也就成了：「與聚所欲，勿施所惡則得心，得心則得民，得民則得天下」。如此，什麼該給，什麼不該給，以及怎麼公平的給，便成了是否擁有天下的最基本邏輯，因而所謂得天下，在古代其實就是滿足民心的結果。反之，不得民心，天下是會易主的。可惜的是，歷朝歷代的君王，不管是開國之君，承襲之主，還是亡國之君，真正疾民所苦的君王，確實是極為少數的！

如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那麼要治理這麼大的天下，君王是一定要用賢舉能，並透過制度才能有效管理的！於是，馬上得天下的開國之主，他自己都要懂得改弦更張轉換頭腦，下馬以治！而那些打仗時用來贏取民心的口號，也都必須逐項落實，才能穩固江山。於是，不管是抄襲還是更名，做為進身之階的考試與任官制度便應運而生，文官與武官各有詮選，什麼大司馬、大將軍、左丞相、右丞相，在清朝黃木驥所編的《歷代職官表》中，都可一覽無遺，而這些綁住人才未來出路的制度，相對也穩定了一個政權。但，授官雖有制度，真正能給予官職的，還是那位擁有權力的上位之主。

羅吉甫先生在其《蜀亡關鍵人物之一：陳祗》文中，這樣描述蜀漢亡國的原因：「有人認為蜀漢之亡，始於陳祗。是他提拔黃皓，給了黃皓亂政的台階，讓黃皓一路爬升。但這麼看來，真正源頭，還是在皇帝─後主劉禪（阿斗）身上」。此話說的沒錯，授予權柄的皇帝，如果沒有識人與用人之明，做不好承襲之主，便有可能成為亡國之君。試想，當時在白帝城內，如果諸葛真的聽了劉備的臨終遺言：「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那天下又會是怎樣的局面？劉備定然有識人之才，也才會說出：「君才十倍於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可惜的是，這種當著大家的面說出的托孤之言，只能使諸葛亮更受感動，繼之以死，而蜀漢的未來，在日後阿斗的當政下，其命運也已決矣。

有時，我們也很同情承接糜爛天下的新皇帝，宋徽宗當了二十六年的皇帝，享盡人間富貴，卻將《水滸傳》現實寫照的混亂世道，在金人圍攻之際交給了欽宗！而欽宗即位僅年餘，便與徽宗一同成為金人的俘虜，北狩不返，最後困死於黑龍江依藍縣的五國城，《宋史．欽宗本紀》結尾，脫脫這樣說：「帝在東宮，不見失德。及其踐阼，聲技音樂一無所好。靖康初政，能正王黼、朱勔等罪而竄殛之，故金人聞帝內禪，將有卷甲北旆之意矣。惜其亂勢已成，不可救藥，君臣相視，又不能同力協謀，以濟斯難，惴惴然講和之不暇。卒致父子淪胥，社稷蕪茀。帝至於是，蓋亦巽懦而不知義者歟！享國日淺，而受禍至深，考其所自，真可悼也夫！真可悼也夫！」這其中「亂勢已成，不可救藥…，考其所自，真可悼也夫」等字，讀之不得不令人掩卷嘆息！帝王之家，享天下至大之權力，當然也必須承受至大之責任，乃至亡國的最大痛苦。

皇帝的才能有限，當然必須依靠臣僚同心協力，治理國家，但臣僚怎麼選？除卻制度而外，《貞觀政要》一書給了我們不少啟示：「唐太宗謂侍臣曰：『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理。今所任用，必須以德行、學識為本』。」原來，貞觀之治的秘訣，在晉用同時具備德行與學識的臣僚！蜀漢後主用了陳祗、黃皓，宋徽宗用了蔡京、童貫，宋欽宗能竄殛王黼、朱勔，然而天下，只要不適任的僚屬身居要職，用人以非才，便有可能導致「亂勢已成，不可救藥」的慘痛局面，識人與用人，是多麼嚴重的議題！王夫之曾說：「宋之亂，自神宗始」，細思此言，那麼宋之亂，就開始亂在神宗用人不當的決策錯誤之上。

歷史是面鏡子，古今多少事，有時可以笑談，有時卻不得不嚴肅面對！「為政之要，惟在得人」，而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如何得人？如何用人，那正是起落興亡的大事，如果失國的桓靈令人嘆息痛恨，那徽欽又何嘗不讓人惋惜傷悼？顯然的，「親賢臣、遠小人」永遠是治理天下的不變法則 。

賢進惡退，辨是分非

宋朝蘇洵《辨姦論》一文，自清朝李黻《書辨姦論后》翻案之後，真偽迭有爭論，但不論其真偽如何，辨姦文中提到的王衍以及盧杞二人，確實都不是正直之士！而其中：「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兩句，借用山巨源（竹林七賢之山濤）以及郭汾陽（郭子儀）的話語，確實將王衍、盧杞二人，說的不堪聞問！而蘇洵自己，也將晉惠帝之無能，唐德宗之鄙暗，毫不避諱的表達出來！當然，文中也暗譬王安石有巨奸大惡之表徵，實不宜為明主所重用。

試想，當他人聽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的論述，對王衍、盧杞會產生什麼樣的負面看法？而此二人，又能否擺脫如此負面評論的包袱？還是，從此人言可畏，烏雲罩頂下仕途蹇躓？如果說話的人，其本身便行為偏頗並非君子，那豈不是對另一端的對立人物，產生極不公平的抹黑效應？自來，歷史上便有君子小人之分，長時互為水火，兩相傾軋！但，誰是君子？何謂小人？與蘇洵同時代的歐陽修，在其《朋黨論》一文中，用「利祿財貨」及「信義忠信」作為兩者特質之分野，但重點是由誰來分辨君子與小人？歐陽永叔說：「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顯然的，一個時代的盛衰興亡，一切，都在上位者的用人進、退決策之中！

《東坡志林》中《真宗仁宗之信任》一條，有如下記載：「真宗時，或薦梅詢可用者，上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時沆之沒，蓋二十餘年矣。」此事引起歐陽修的注意，於是問蘇子容：「宰相沒二十年，能使人主追信其言，以何道？」子容的回答是：「以無心故爾」！無心，顯然就是有公心而無私心，正因為李沆能去私欲而存公義之心，是以一朝之言，卻能為人主終生所記。我們翻開《宋史》，《李沆傳》中記載梅詢不可用的緣由則更為清楚：「契丹犯邊，真宗北幸，命沆留守，京師肅然。真宗還，沆迎於郊，…。真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矣。』」如此，梅詢與曾致堯，在李沆眼中，俱是「浮薄新進喜事」之人！不論彼等書讀的再好，只要沆在職管事，彼等之升遷，恐怕只能透過長時間的等待了。雖如此，我們很難知道梅詢因李沆而致的「不遇」，是幸還不幸，正因為梅詢的仕途未能顯赫，姪子梅堯臣才有可能跟著他四處歷練，最後卓然成家。

《宋史李沆傳》中，還記載了李沆不用丁謂的歷史背景：「寇準與丁謂善，屢以謂才薦於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準後為謂所傾，始伏沆言。」從這段記載，顯然的，李沆識見卓越，看人看的既準又遠，也才能夠預見丁謂前可拂鬚拍馬，其後則又翻臉不認人的小人能耐。丁謂得勢任宰相後，「凡與準善者，盡逐之」，最後還將寇準貶至雷州任司戶參軍的小職，其氣度如何，不問可知，但寇萊公硬是看不見的事，李沆卻早早就預見了。如此，李沆的識人之才，確實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但李沆可以攔阻不適任的人出任要職，但卻不能抵擋真宗任用丁謂的權威，當年寇準貶官至雷州後，一日宋真宗忽問丁謂：「吾目中久未見寇準，何也？」試想，他的股肱大臣都已經貶至雷州了，真宗竟然一無所知，這又是什麼樣的糊塗皇帝？

我們不知李沆一生，到底阻擋了多少不堪大用之人無法獲致不適宜的官位，但我們知道這位當時號稱的「聖相」，以五十八歲之年便鞠躬盡瘁而去，真宗親至其家弔喪，而且大哭、慟哭！仁宗即位後，下詔「配享真宗廟庭」，所謂生榮死哀，李沆應該俱得之矣。至於蘇軾所記「時沆之沒，蓋二十餘年矣」看來當為誤記，蓋李沆卒於宋真宗景德元年（西元1004年），而真宗自己則崩於乾興元年（西元1022年）。如此，「蓋二十餘年矣」，只能是十餘年的誤記，但李沆言梅詢不可用的說法，應該是在相位時說的，以時間推之，真宗記得這話，倒是應該超過二十年了。

同樣的，清朝的曾國籓，在湘軍攻克武昌漢陽後，上表報捷，咸豐皇帝原本大樂，並說：「不意曾國藩一書生，乃能建如此奇功」，但軍機大臣此時提醒他：「曾國藩以侍郎在籍，猶匹夫耳。匹夫居閭里，一呼蹶起，從之者萬餘人，恐非國家福也」！於是，咸豐皇帝改變曾國藩出任湖北巡撫的初衷，也將「十年七遷」官運亨通的曾國藩，冷凍起來一至於「九載虛懸」直至咸豐十年四月！據太平天國史學專家朱東安先生的考證，對曾國藩有意見的前述軍機，很可能是彭蘊章，而非薛福成所指稱之祁寯藻，但不論是彭是祁，曾國藩的仕途，確實因為一人之言，而有了重大轉折。誰毀？誰譽？歷史的道理，豈能輕易分說？

晉惠帝用了王衍，唐德宗用了盧杞，宋真宗用了李沆，退了梅詢、曾致堯，但也用了寇準、丁謂、王欽若等人為相，待到明朝，三楊死後，明英宗用了王振，以致有土木堡之變！而清朝的咸豐，則在太平天國戰火延燒之際，擔心曾國藩總攬兵權尾大不掉，遂用彭蘊章之建議，調整了曾氏的權力，也使曾國藩因缺乏必要的週邊支援，兵敗幾死，使不太平的天下，又延宕了好幾年！進人、退人，責任在上位者的手上，而輔佐上位者的宰輔之臣，其責任自亦不遑多讓。但天下的盛衰興亡，依然是權力最終者的責任。

王朝的更迭，企業的盛衰，其實，道理都一樣，上位者，等到發覺「吾目中久未見寇準」之時，許多事已經晚了！以大識見綜觀全局，進賢退不肖，並防患於未然，那長治久安的期望，才有可能實踐！《資治通鑑》也好，《冊府元龜》也罷，那些原本寫給皇帝的大部頭書籍，反倒成為下僚臣屬必讀之書！上位者讀書，都必須腦袋清楚的讀到賢進惡退之理，也才能收防微杜漸之效。

黃帝，駕車放牛的孩子

高一時，家姐送了我一套《史記》，隨後也掀起我讀《史記》的興趣。《五帝本紀》擺在卷一，第一段有這麼幾句：「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對我而言，不是黃帝的偉大，而是那個「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的黃帝，竟然能夠像泰山一樣，驅使各種動物為其作戰出力，原來納米雅的傳奇，遠古的中華歷史早就為之寫好了劇本。

當然，我們很難相信黃帝可以令使動物出戰！因此那個「教」字，不太可能是說給動物聽的！就算黃帝是古今第一流的馴獸師，他也不可能訓練出那麼多可以作戰的猛獸吧！所以，合理推估，那個「教」字，最終還是說給「人」聽的。可是「熊羆貔貅貙虎」不都是動物嗎？沒錯，但那些動物，應該都是「氏族」的旗徽，絕不可能是動物本身的。所以熊、羆、貔、貅、貙、虎，每一個都代表一個氏族，有這些氏族替黃帝出戰，黃帝才可能「三戰，然後得其志」，否則野獸驅使一次後也就該鳥獸散了，那能連驅三次呢？《史記集解》引譙周之話說：「有熊國君，少典之子也」，如果此話為真，「教熊羆貔貅貙虎」中的「熊」字，確實就應該是有熊國的戰士，而不是指動物而言。

我們可以設想，各族戰士，在各自旗幟之引領下就戰鬥位置，然後負責一方，否則各族戰士通通混在一起，人情不通，溝通欠缺，又怎麼能夠交由主帥統御作戰打勝仗呢？我們不知道當年阪泉一戰時，各族族徽的真實的形狀如何，但多半也少不了動物的圖形！就連今天的職業棒球、籃球，不也多是以動物之名為名？以動物之形為吉祥物嗎？事實上，「族」字，本身就是繫有飄逸條幅的旗竿，而且還帶著一個箭簇的「矢」字！保衛這個氏族與旗號，顯然是要有一定的武力做為後盾的！

至於我們的老祖宗「黃帝公孫軒轅」，我個人感覺他的家族旗號，應該跟「車子」脫不了關係，這車子應該是用牛拖的（軒字的右側，是個長角牛），而且車駕上還有些部分是用衣布包裹起來的（袁的本意與衣服相關），「少典之子」，應該是放過牛、駕過車的！當然，這僅是我大膽的猜想，大膽猜想一下不是褻瀆，大家看看就好，否則污衊老祖宗的罪名，我可是擔不起的。

除了動物類的「熊、羆、貔、貅、貙、虎」，以及以物具如軒轅做為氏族族徽外，自然還有其他的族徽型態，在甲骨文中，有些無法有效解讀有如圖畫的符號，多半應當就是「族徽」了。郭沫若在其《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一文中說：「凡圖形文字之作鳥獸蟲魚之形者，必係古代民族之圖騰或其孑遺，其非鳥獸蟲魚之形者，乃圖騰之轉變，蓋已有相當進展之文化，而脫去原始畛域者之族徽也。」所以「鳥、獸、蟲、魚」都可以是族徽，而現今之文字，應該有不少也曾經是氏族的族徽，難怪孔子要我們多讀讀《詩經》，因為至少可以「多識於蟲魚鳥獸之名」！這些族徽，也有學者稱之為「圖形文字」，王心怡在其所著之《古代圖形文字藝術》一書中，即將圖形文字劃分成十三類：「人體、自然物、植物、動物、衣著、建築、田域、車舟、器物、兵器、數字、冊亞」，我們的老祖宗到底來自於哪一族，哪一類，大家可以於讀後自己猜猜。

大陸近來於網路上流傳所謂「百家姓家族圖徽」，細審該圖，作者有美工作畫之本事，也有相當之文字學基礎，所以可以結合二者而成頗見創意的圖徽。合理而言，那些都是想像中的產物，真實的歷史資料，則都刻在鐘鼎金文之中，不過，如果不以學術探究的眼光加以挑剔，參考一下作者的工筆能力，應該也可令多數人一發思古幽情！以下即為網路流傳的兩幅「百家姓家族圖徽」：

 

 

世故無涯方擾擾，人生如夢竟昏昏

父親一直是個巨大的影子，雖然他早已安息於五指山上，卻時不時的以文字的形式，出現在我的眼前！

因協助小兒寫作「論蘇軾貶官之心境」一文，遂檢索家中所藏與東坡相關書籍以供閱讀，蘇軾在人生最後一年，曾這樣總結自己：「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於是，小兒以東坡在前述三地所寫的小文：「記承天夜遊」、「記游松風亭」、「在儋耳書」，做為說明其貶官謫居時的心境點滴，雖有侷限，似也不無道理。寫作完畢，小兒歸還所借諸書，中有林語堂所著之「蘇東坡傳」一書，那是我三十五年前於高一時所買的舊書，撫摩之間，有點恍惚如夢的感嘆！信手翻閱已然泛黃的書冊，赫然發現扉頁夾有白紙半張，檢翻過視，沒錯，那是父親錄寫東坡詩句的手跡！

父親寫下：「百年三萬日，老病常居半。其間迕憂樂，歌笑雜悲歎。顛倒不自知，直為神所玩。須臾便堪笑，萬事風雨散。自從識此理，久謝少年伴。」那是蘇軾於熙寧八年正月所寫《喬太博見和復次韻答之》一詩中的前半段，自覺愚懵之昧，去日苦多之感，以及萬般堪笑之嘆，俱在字中。我不知道父親何時將此字條夾於書中，但此書置於婚後所購之書櫃已久，加之書櫃前後兩層又是如此之重，父親實不可能自行推移取出，因而合理估計，那至少是二十多年前此書尚未置入書櫃前，父親翻閱後所寫下的句子。父親事業遇挫後賦閒已久，而又於余婚前一月，突然罹患胃癌，當時，父親生命短長已不可期，而胸中意願則尚未盡解之下，或許正是父親錄寫下東坡「百年三萬日，老病常居半」自嘆之詞的主因。

當年黃公望因捲入上司貪墨一案而無端入獄，是以寫詩予楊載一訴心情，楊載《次韻黃子久獄中見贈》中有這麼一句：「世故無涯方擾擾，人生如夢竟昏昏」，囹圄大獄之後，一切如夢，而父親一樣於中年事業遇挫，友朋幾無，也只能徒呼負負而書蘇軾之詩，在顛倒不自知的自嘲中，期盼萬事風雨散了！紛紛擾擾的人生，世故如此難料，是真的可以難得糊塗，還是誰也都逃不掉昏昏的迷茫？

父親不曾跟我提過蘇軾的點滴，但我相信，當父親長期賦閒百般無聊之際，信手翻閱架上諸書，相信也一定看到了蘇軾於熙寧八年所寫的兩首《江城子》，正因有「夜來幽夢、相顧無言」的深厚情感，也才會年年腸斷，熱淚千行！至於另一首以「老夫聊發少年狂」為首的詞，不正也是父親老驥伏櫪不甘隱沒的寫照？「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父親的願望，最後還是只能在遙望西北的寂寞裡，落空了！看著蘇軾對時政所發的牢騷，也體會著東坡的個人情感，進而投射到自己離鄉棄里無法奉養老母的心境，以及投閒置散多年志有未甘的現狀！父親的心境，我怎麼可能在當時可以體會？

人生百年也不過三萬餘日，何況生年不滿百？光陰，確實是在憂樂笑悲中走過的，而世故無涯、人生如夢，我們是否真的能以一個不變的方向向前而進？還是，我們也不過都是隨世浮沈，顛倒而不自知的芸芸眾生？

 

 

所好所能，高下等級

史稱孟嘗君善養士，門下食客三千！這些食客，平日吃飯之外，必要的時候，當然還需替主子分勞解憂。王安石《論孟嘗君》說：「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但是，孟嘗君門下也確實有個「為君市義」而無「纖介之禍」的的馮諼，方可狡兔三窟，屹立不搖！

當年，馮諼於孟嘗門下，連續落寞的說了幾次「長鋏歸來乎」，一會要「魚」，一會又要「車」，沒多會還要求安「家」，結果孟嘗君都一一答應了，答應馮諼時，孟嘗這樣說：「食之，比門下之魚客」、「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雖然我們不知道在戰國時代，食客是否真的有明確等級之分，但單從「魚客」、「車客」，以及馮諼剛剛投入孟嘗門下時「賤之，食以草具」等語，我們可以看出孟嘗門下的食客，應該是有一定等級區隔的！賤客只能享有草具，而條件高一點的，則食有魚，出有車，至於馮諼，最後還硬坳到了老母親的奉養之資！

在《史記‧孟嘗君列傳》裡，我們看到馮諼彈鋏一次，孟嘗君便將福利調整一回，初來乍到，馮諼原本是「置之傳舍十日」的，但在彈鋏抱怨食無魚後，經傳舍長回報，孟嘗遂給了魚並且「遷之幸舍」，而後再歌曰出無車，孟嘗便撥給了車，又將之「遷之代舍」！於是，我們或許可以這樣說，草客居「傳舍」，伙食不佳，魚客居「幸舍」，伙食加碼一級，而車客居「代舍」，還有駕車的勤務兵呢！我們實不能確知這些食客是以什麼樣的條件進行分類！但馮諼當年自己寄食孟嘗門下時說：「客無好也！」「客無能也！」或許，孟嘗就是用「個人喜好」與「特殊才能」這兩個條件，對門下客進行高低分類的吧！遺憾的是，我們不知道那個會特殊口技的「雞鳴」客，以及會在夜半潛行偷東西的「狗盜」客，到底是會住在哪一舍之內，伙食又是如何！

如果孟嘗門下的賓客確有等級，那現代企業職等職級依「學歷」、「經歷」、「年資」、「證照」，以及過去的「職掌範圍」，做為薪資福利的基準也就不足為怪！面試者初試時通常都必需回應否具備「專業技能」的問題，而此一問題，看來在戰國時代便已如此，早該不足為奇了！如果面試者的回答也是馮諼式的「無所好」、「無所能」，那便不能責怪企業不予錄取，或將之以最低條件起用了。據此，面試者當然必需培養「所好」，更必需具備「所能」，還要懂得自我包裝與表達，如此方能立足於現今的職場之中！

我們不理解何以馮諼在孟嘗君親自「面試」時，說自己「無所好」、「無所能」，或許，馮的說法純粹是自謙之詞，也或許，馮懂的太多，實不容易以幾句話就說清楚自己的所好所能！事實上，當一個人的知識廣度越大，除了自然謙虛之外，也就越難說明說自己懂的哪些。所幸，馮諼的才能，在孟嘗君因食客過多所導致的「客奉將不給」的壓力下，一年多後才顯露出來！我們不能確知馮諼客食的頭一年，何以一直「無所言」，要不，他就真是個大睿大智懂得運用時機之人，也只有在孟嘗發生財務危機而無以為解的時候，才能讓志得意滿的孟嘗君，聽的進諫言。

當年孟嘗君公開遍問門下：「誰習計會，能為文收債於薛者乎？」計會，就是會計，孟嘗原來找的是懂會計的收租人員，但馮諼想的更遠，所具備的規劃能力，也遠超過基本的會計條件！他想的是經營人心，而非計算薛人所積欠的利息！看來，要想出人頭地，光有「一能」、「一好」當然是不夠的，如能具備多能與多好的條件，還可以以不同角度審視大環境，那閣下便可能是另一個馮諼！當然，千里馬常有而伯樂難尋，就算你真是馮諼，也必需要找到另一個懂得禮賢下士的孟嘗君才行！

歷史長河，湮滅者多矣！能否出人頭地，何嘗不是一種緣分！

我有小名，生來如此

歷史上的鄭莊公名喚「寤生」、齊桓公名喚「小白」、晉文公名喚「重耳」、魯成公名喚「黑肱」、晉成公名喚「黑臀」，這些名字看起來都很寫實，其背後應該也有一段故事！

上述這些歷史大人物，名字是誰取的，我們不能完全盡知，但可以確定的是，當時取名，可都是其來有自！依據《左傳‧桓公六年》的記載，魯大夫申繻與魯桓公對話時曾說：「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也就是說：「依照嬰兒出生時的狀況記實取名，就做『信』，對嬰兒的氣質及日後的期望取名的，叫做『義』，依照嬰兒出生時的生理特徵取名的，叫做『象』，假借周圍事物取名的，是為『假』，而以小孩與父親相同點取名的，叫做『類』。」如此，鄭莊生「寤生」（難產，腳先頭後），應該就是「信」這一類，至於晉文公、齊桓公、魯成公、晉成公等，就應該都是「象」類了。

司馬遷說舜是「重瞳子」，照理一個眼睛裡不會有兩個眼珠，但舜的眼睛有所異常應該是不爭的事實！至於晉文公「重耳」，顧名思義，也應該不是一邊有兩個耳朵，而是長了小耳朵的原因（耳邊有肉瘤）！否則晉文公一人四耳豈不成了怪物？齊桓公「小白」則比較容易理解，大概是出生時細皮嫩肉，白淨潔皙，所以按照「象」（像）的邏輯，取了小白之名。魯成公「黑肱」、晉成公「黑臀」，當然就更不難想像，不是出生時帶有明顯的黑色胎記，要不就是該身體部位特別的黑了！

吾輩讀史，或許可以效法孟子所說：「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的邏輯，先從它們的名字記起，然後再貫穿以經，交織以緯，否則等到彼等人物功成名就，那麼多大大小小的官銜、尊稱、別名、諡號，誰又記得起來呢？

你說，是「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好背，還是「玄燁」好記？是「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好唸，還是「朱重八」比較貼近人生？人的一生，記憶最深刻的，應該是自己的名字，而不是後來加上的東西南北。

東門之眼，屬鏤之劍

《史記‧伍子胥列傳》載子胥諫吳王夫差暫勿伐齊，而需防備「腹心之病」的越國，可惜夫差不聽，再加上太宰伯嚭的離間，於是夫差賜給伍子胥「屬鏤之劍」，令其自裁！伍子胥自刎前憤恨的說：「一定要在我的墳頭種梓樹，將來好（給吳人）做棺材，還要挖出我的眼睛，懸在東門之上，讓我能看到越國滅吳的過程」！吳王聽後大怒，不給下葬，而將子胥的屍體，以鴟夷革包覆後直接拋進江裡！

在整個「防越」的思維上，除了子胥之外，吳國士大夫幾乎沒有聲音，就算有，大概也被伯嚭給壓掉了！然而子胥不斷進諫防越，吳王何以不聽？也許，吳王看的到問鼎中原的好處，卻看不見臥薪嘗膽的潛在風險！吳王一旦在政策上有所定奪，其他人自然也就說不上話。顯然的，吳國之亡，亡於佞臣伯嚭，亡於子胥之諫無效，更亡於政策訂定錯誤的吳王。

自來諫者之言，不論對錯，必需由決策者進行判斷！而決策者擁有權力與資源，因此當然也需負最後的責任！《貞觀政要》記載太宗問魏徵：「何謂為明君暗君？」魏徵說：「…明者，兼聽也；…暗者，偏信也！」然後舉出秦二世偏信趙高，梁武帝偏信朱异，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三個例子，說明天下大亂而不得聞知的原因，都是偏信錯誤訊息的結果！但，偏信不是僚臣，而是上位者的責任。

有時，上位者聽到些許聲音了，也試著做進一步瞭解，但回報資訊刻意有誤下，即或是聰明的上位者，似乎也不能有效分辨。新朝王莽聽聞長安鬧飢荒，便問王業是否如此？王業於是到長安賣肉的店鋪，買了梁飯肉羹回報王莽說：「城內人民吃的都是如此啊！」飢饉不單是有沒有賣肉賣米的，而是供給量多寡，以及有錢無錢的問題，但王莽竟然相信了王業的回報！同樣的，天寶十三年連續下了六十多天的大雨，唐玄宗於是憂心大雨會毀了禾苗稻穀，時任宰相的楊國忠於是取來沒有受損的稻禾對玄宗說：「雨雖然大，但是沒有傷害到莊稼！」楊國忠連根挖來未受損的稻禾，真能說明百姓的苦楚？唐僖宗咸通十一年，陝州大旱，時任陝州觀察使的崔蕘，對於前來求情減免租稅的百姓，竟然指著庭中之樹，拍案大罵說：「樹上都還有葉子，那能說有旱災？」隨後還仗責求情的農民。上位者，耳朵沒聾，眼睛沒瞎，但心在哪裡？

唐代宗大歷十二年，京畿水澇為患，京兆尹黎幹上報災情慘重，但度支使韓滉則以為無有大礙，而渭南令劉藻竟也謊報無有災情。於是，代宗命御史趙計前去調查，但不知出於何因，趙計竟也回報渭南無災，代宗因回報差異過大覺得事有蹊蹺，於是再度派御史朱敖前去，朱敖回報實際災情後，代宗方才知道水患真相，並免了劉藻和趙計的官職！然而一個已然互有回護不能運轉的行政體系，又怎能免於滅亡的命運？唐僖宗乾符初年，蝗災大起，吞盡莊稼！但京兆尹楊知至竟然上奏說蝗蟲不食莊稼，而且自動抱荊棘以死！百官於是相互慶賀自我麻痺！隨後，王仙芝、黃巢紛紛起兵，大唐王朝也就離日落不遠了。

企業何嘗不然？決策者在資訊有限下，對內外情勢的演變，都必需做出一定的抉擇，如果資訊來源有誤，甚至對於正確資訊的提供者給予「屬鏤之劍」，那又怎能免於覆敗的命運？何況，古往今來，又有幾個決策者擁有不世出的天縱英明？魏徵當時勸諫太宗說：「故人君兼聽納下，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顯然是明瞭上位者是很容易被為下屬所壅蔽的，而所有的決策者，在面臨資訊不一、或是資訊匱乏的時候，如想防微杜漸，或許都該師法唐代宗處理水患時追根究柢的態度。否則，東門之眼，既已看盡吳宮花草，晉代衣冠的風華起落，相信也不缺再看一回。

積學不倦，落華成實

依蘇轍《東坡先生墓誌銘》所載，蘇軾的母親程夫人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時，「慨然嘆息」，於是蘇軾問母親：「如果有天我成為范滂，母親會同意嗎？」程夫人答的很簡單：「你能當范滂，我難道不能像范滂的母親嗎」！這段對話，依據孔凡禮先生《蘇軾年譜》的考證，那年蘇軾年僅十歲，於此可見東坡讀書，從小便有自己的想法，也早早預告了其不凡的一生！

我們不知道當時程夫人教授蘇軾讀書的順序如何，但我們知道《漢書》確實對蘇軾有重要的影響。二００四年，元智大學羅鳳珠教授在其《蘇軾詩典故用語研究》一文中，歸納了蘇軾「用典」多寡的來源，發現蘇軾引經據典的前二十五種典籍中，以史部最多，其次則為子部，其前五名分別是《晉書》、《漢書》、《後漢書》、《史記》、《莊子》，第十名則為《三國志》。如此，顯然早年在程夫人的教導下所領會的讀書經驗，使得蘇軾對《漢書》情有獨鍾！在南宋陳鵠所撰的《西塘集耆舊續聞》一書中有《東坡鈔漢書》一條，其中描述蘇軾於謫居黃州時，與司農朱載上自述其讀《漢書》的過程如下：「某讀《漢書》，至此凡三經手鈔矣！初則一段事，鈔三字為題，次則兩字，今則一字。」試想，熟讀至此而最後能用一個字來替代一段話，這是多麼奇特的讀書方法，而一字一段，那個「代表字」顯然也必需自成其理才行！東坡做筆記的功力，我想歷史上大概也找不到第二個人了，至於那本手抄《漢書》如果能夠流傳至今，相信也絕對可以以密碼學的研究方法進行探究。

北宋曾慥的《高齋漫錄》一書，也記載了蘇軾與《漢書》的姻緣如下：「三蘇自蜀來，張安道、歐陽永叔為延譽於朝，自是名譽大振。明允一日見安道，安道問云：『令嗣看甚文字？』明允答以：『軾近日方再看《漢書》。』安道曰：『文字尚看兩遍乎？』明允歸，以語子瞻。子瞻曰：『此老特未知世間人尚有看三遍者！』」這段對話記載的是蘇軾與父親蘇洵，弟弟蘇轍剛剛入京的過程，時間是在宋仁宗嘉祐元年五月（西元一０五六年），那年蘇軾剛滿二十一，而《西塘集耆舊續聞》所說的，則是蘇軾謫居黃州的事，時間是在宋神宗元豐三年二月（西元一０八０年）之後，由此觀之，蘇軾勤讀《漢書》並有「一字一段」手鈔稿，應該是在「入京之前」就完成的事了！因此《耆舊續聞》裡朱載上等待蘇軾「日課」的時候，蘇軾讀的，應該是自己的手鈔稿，而不是《漢書》本文。張安道（字方平）自幼穎悟，並且讀書過目不忘，也就難怪他會說出「文字尚看兩遍乎」的邏輯，至於蘇軾，即或道大才高，還是必需以勤讀、勤寫筆記的方式，來增加自己的記憶能力。

蘇軾的記憶能力除了展示在《耆舊續聞》中以一字代表一段，並且可以背誦原文之外，在北宋朱弁所著之《曲洧舊聞》中，另有記載如下：「東坡在儋耳，為子過曰：『吾嘗告汝，我決不為海外人，近日頗覺有還中州氣象。』乃滌硯索筆焚香，曰：『果如吾言，寫吾平生所做八賦，當不脫誤一字。』既寫畢，讀之大喜，曰：『吾歸無疑矣。』」寫過去做的八賦而且一字不差，是可以證明蘇軾的頭腦到了六十多歲還是清醒異常的。

東坡歿後，蘇門六君子之一李薦所寫的祭文，更是替蘇的起伏，做了最好的結尾：「道大不容，才高為累，皇天后土，鑒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識與不識，誰不盡傷；聞所未聞，吾將安放。」大江已東去矣，然其千古英靈，何處不在？人的一生，有幸有不幸，就連糞便也是如此！《曲洧舊聞》中《東坡謂糞時幸時不幸》敘述如下：「東坡…語過曰：『王僧虔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子孫賢實謙和，時人稱馬糞諸王為長者。東漢（註：此指《後漢書》）贊論李固曰：『視胡廣、趙戒如糞土。』糞土云穢也，一經僧虔，便為佳號，而以此比胡、趙，則糞有時而不幸，汝可不知乎？」同樣的，以東坡祭文名滿天下的李薦（字方叔），即或也是才華洋溢，卻終生不第鬱挹而終。

哲宗元祐年間，蘇軾《答李方叔書》剴切的說：「冀足下積學不倦，落其華而成其實。深願足下為禮義君子，不願足下豐于才而廉於德也。…足下但通道自守，當不求自至。若不深自重，恐喪失所有。言切而盡，臨紙悚息。」讀書若欲有成，需要積學不倦方能落華成實，或許蘇軾三讀《漢書》，一字一段的勤做筆記可以做為眾人學習之鑒，但至於做人，能不能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進而通道自守，豐才有德，君子們就請自己謹慎拿捏吧！

獬豸復出，恐龍退位

朱熹在其《中庸或問》一書中，曾經這樣說：「古語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蓋言其法之同」。明顯的，這裡頭真正的重點是那個統一規格的「法」字，而不是開門關門，或造車造轍的問題！反過來說，如果「法不同」，出門不合轍的情形也就在所難免，但，法該怎麼個同法？而世間又有多少空間可以不同？

「法」到底是什麼字？其意義又究竟為何？或許，我們可以從法的古字上略做推敲。古法字原寫做「灋」，左為水旁，表示度事時需以水之平為準，也以就是公平之意，右上為「廌」（音ㄓˋ），乃古時能判別是非之獨角神獸，右下則為「去」字，寓意分辨是非後能去除惡事，合三者而言，即公平辨別善惡之事並去除其惡者！但，用一隻已然不見蹤跡的獨角獸做為判斷的基準，顯然頗有趣味。因此，讓我們稍稍談一下這隻神獸「廌」。《說文解字》上說：「廌，解廌，獸也，似牛，一角，古者訴訟，令觸不直者」。而「解廌」（音ㄒㄧㄝˋ，ㄓˋ）也寫成「獬豸」，由於此一傳說中的神獸今已杳然不見，因此其長相如何，也就只能從甲骨文或金文的白描中，隱約窺其原貌。

從上述的象形字觀之，這隻「廌」原來應該有兩支角，而且生的大頭大眼，至於具體長相，我們也只能用尚存於世的獨角犀牛略加想像了。《後漢書‧輿服志》說：「獬豸，神羊，能別曲直，楚王嘗獲之，故以為冠」，然後到了清朝康熙年間，海寧人陳元龍在其所著《格致鏡原》一書中，則引《神異經》這樣說︰「東北荒中有獸如羊，一角，毛青，四足，性忠直…，名曰獬豸，一名法獸。故立獄皆東北，依所在也。」看來廌的長像，一如古史層壘說般，從雙角到單角，從似羊到似牛，到清朝時，連毛色都確定是青色了（應該是指黑色），甚至連棲息處所，也明指在「東北荒中」，由於其「性忠直」、「能別曲直」，故而獬豸也成為中國法務人員「故以為冠」的圖騰象徵。甲骨文隨體白描當本有其物，或許，在神性的想像中，也該替刻畫的本主，留點獸性！

如何能明辨曲直？《管子‧明法篇》對法度規矩說的明確：「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也。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威不兩錯，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軸偽；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因此，管子是以具體的「法度」、「權衡」、「尋丈」來判斷是否逾格的準則，而這些準則的訂定，顯然也必需有個「立法」的單位，以便將「制」、「稱」、「數」予以清楚定義！如此，從定義的角度觀察，當年秦始皇囊闊四海併吞八荒後，進而將七國之「度、量、衡」予以統一，確實是件極為了不起的大事，但制訂衡量不變物具的基準，與訂定評斷多樣行為的法規，明顯的是不一樣了兩件事。統一度量衡是始皇的意思，而徙木立信以申法治的精神，則是商鞅的手段，一切，都要有個喊水成凍的決策者才行！

蘇軾《刑賞忠厚之至論》裡有如是一段：「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如果依照管子的邏輯：「不淫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那該殺則殺，該宥則宥，又怎會舉錯二門？持有不同的意見？我們不知爭議後的最後結果是殺，還是宥，但在合理猜測下，應該是堯說的才算數吧！如果堯的時代也有成文的律法，那在殺與宥之間，行政裁量權的空間竟是如此之大！當然，皋陶與堯的對話是蘇軾「想當然爾」的邏輯，但到底是要「執法之堅」還是要「用刑之寬」，則在於執法者心中，那一條永遠也不能具體劃清的線邊！

宋朝羅大經《鶴林玉露》載張詠「一錢斬吏」之故事如下：「張乖崖為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鬚傍巾下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乖崖命仗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仗我耶？爾能仗我，不能斬我也！』乖崖援筆判曰：『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階斬其首，申臺府自劾，崇陽人至今傳之。」明顯的，張詠治崇陽時，殺人並不依「法」，否則小吏也不會說出「爾能仗我，不能斬我」的話，而張詠也不需「申臺府自劾」。在《宋史‧張詠傳》中，另有記載其治蜀時的舉措：「詠剛方自任，為治尚嚴猛，嚐有小吏忤詠，詠械其頸。吏恚曰：『非斬某，此枷終不脫』，詠怒其悖，即斬之。」顯然，被枷的小吏罪不及死，但張詠卻仍因「忤」、「悖」二字，硬是將該人就枷斬之！坦白說，即或亂世需用重典，但張詠兩次殺吏顯然都不符合《大宋律》的規範，可是，我們倒也沒有看到張詠因此而受處分的歷史紀錄。如此，張詠仗人、械人、殺人的處理邏輯，其心中的界線到底又在哪裡？

執法，當求正義，但正義二字，君子與小人都各自用自己的角度進行解讀，也因解讀差異，一旦掌權，便以自己的詮釋施行其正義做為！青苗法、保甲法，對「新黨」的王安石而言，絕對是求取國家富強的正義做為，但對所謂「舊黨」的司馬光來說，均屬擾民不義之舉，於是，上下起伏間，宋朝之國力幾乎內耗殆盡。我們看到掌權者所訂定之政策，以及為施行該政策所立之法，都只能適合一部份人的正義邏輯，至於是非對錯，則有待於後世之檢驗。日前，總統府因提名判決女童性侵案之「恐龍」法官因而引發眾議，隨後總統親自道歉，並說明「未來大法官提名審查作業…，會考慮社會觀感」。該承審法官對其之判決自覺有理，並在《法官論壇》中公開發表看法，以「止謗莫若無辯」回應眾議！當然，我們對於該法官的法學修為表示尊重，但也必需對社會的觀感表示肯定，一個三審定讞的判例，我們只能表達遺憾！因為所謂正義，永遠由掌權者進行解釋，不論對或錯。

對於法，有立法之機構，有司法之單位，立法者，依社會觀感與需要而立法，司法者，依立法之法條而予以執行，我們看到立法者之問政水平，也見到司法者之法學素養，它們都握有真正的權力，但小小國民的社會觀感，其聲音之微弱，豈能上達至彼當政者之耳？法庭上，我多次聽過「法官大人」這四字，但坦白說，我實不知這些人民公僕，到如今何以仍被稱為大人？然後漸漸的，我知道有司法黃牛，以及不解世事的娃娃法官，和那不知社會觀感的恐龍法官，當然還有因為充分瞭解法律，因而濫權貪污的民選總統！如果真是這樣，我們還不如找回滅絕多年的獬豸主持正義，好在它身披青毛，不分藍綠，而且「性忠直，見人鬥則觸不直，聞人論則咋不正」，應當可以替我們衝撞那不公不義、不直不正的人生百態吧。

崔烈銅臭，張詠鈔香

《後漢書‧崔駰列傳》載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有差」，講白了就是政府公然賣官鬻爵。諸葛亮所謂「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顯然有其深沈之處！榜出，此時冀州名士崔烈，竟也花了五百萬買下「司徒」官位。其後靈帝在授官之日，竟嫌棄的對親信說應該出價千萬才對！靈帝褓姆程夫人坦言崔烈原本不會買官，是她出面遊說才談下來的！自此，崔烈聲名大壞，「議者嫌其銅臭」！

「銅臭」當然不是個正向的形容詞，但銅本身雖有其金屬的味道，但也不能說是臭味，因此所謂臭味，應該是銅板經多次過手後，表面上帶有人體手中的油漬以及其他污漬，再經過細菌分解而產生的。如果說銅臭是來自「氧化」，那銅板不是沒用多久便無法辨識了嗎？嗅覺是鼻腔內的嗅細胞，在接收到散發在空氣中的分子後所得的感受。曹植《與楊德祖書》中的「蘭茞蓀蕙之芳」，說的是草的香味，而「海畔有逐臭之夫」，指的是「人的體臭」而不是「魚腥味」，但不論哪一種嗅覺，必然可以透過檢驗所散發的分子，而得出化學成份為何。因此，如果將銅臭經過SGS公司正式檢驗，那銅臭所代表的，也不過就是一些化學名詞而已，好像也不那麼負面，更何況在笑貧不笑娼的年代，恐怕還有不少人希望能多一點臭味吧。

古人以銅鑄錢，至少可以遠溯自商朝時代，銅幣的成份，銅之外可另外加進鉛、錫、鎳、鋁、鋅等成份，這些金屬成份的比例，便決定了銅錢的硬度與色澤。台灣目前的五元與十元硬幣，可稱為「白銅」，其成份為百分之七十五的銅與百分之二十五鎳的成份，至於流通的一元硬幣，黃銅的成份便多到百分之九十二，剩下的則是鎳與鋁！如果硬幣的金屬成份失衡而導致硬幣易於磨損，進而導致幣值標示漫渙不清時，這些硬幣便需早早回收，而先前所花費的鑄造成本，自然也就付之東流！同時，如果硬幣中金屬成份的市價，超越了硬幣本身的流通價值，也會發生收購硬幣以抽取其中高價金屬物質的情形，進而導致「錢荒」！當然，「損毀國幣」是犯法的行為，但為利所驅者所在多有，自古以來也是禁之不絕的。

硬幣而外，北宋時的益州，因銅錢為政府刻意輸往京城開封，在缺乏新鑄銅幣條件下，限定益州僅能使用「鐵錢」，但鐵幣實在流通不易，因此商家自行發展出了流通財貨的代用品：「交子」，這種類似支票的紙幣，便是用來替代搬運不易的官造「鐵幣」，而益州的交子，也是全世界最早發行的紙幣。隨後因商家的信用良莠不一，交子兌換能力時有爭議，於是在真宗咸平五年張詠第二次鎮蜀後（西元一００二年），由其擇選一十六家殷實舖戶重新發行，於是這種私自印製的交子（私交子），在官府的支持下，開始有了更明確的保障。雖說張詠「發明」交子略有誇大，但如果不是他在益州以官府力量的支持，交子未必會有進一步的發展。

依據北宋釋文瑩《湘山野錄》的說法：「公以劍外鐵緡輜重，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一界換之。始祥符辛亥，今熙寧丙辰，六十六年」。如此推算私交子的發行時間，是在宋真宗祥符四年（西元一０一一年），但張詠鎮蜀既然是在真宗咸平五年，因此私交子的發行時間，應該更可能是在咸平五年（西元一００二）至咸平六年（一０零三）之間。私交子是否分界並有期限的議題，學界歷有爭議，時至二００九年一月，四川杜晉康先生在古玩店淘到「交子印版」後，此一問題應已得到妥善解決！杜先生所淘到的殘版尚有「拾柒日終，丙午歲，第貳界」等字，而宋真宗景德三年（一００六），正為「丙午」年，上距咸平六年也正好三年，如此可以推知，張詠確實是在咸平六年發行第一界的交子，而杜晉康所持有的殘版，正是交子第二界的印版，至於「拾柒日終」等字，應該就是期限的明確說明了。

十六戶連保的私交子在運行進二十年後，也因經營不善，發生了無法兌現的困擾，於是宋真宗於天禧五年（一０二０）廢十六戶連保之交子。四年後，宋仁宗天聖二年，從薛田及張若谷之諫，置「益州交子務」重新由官方發行交子，這也是歷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發行的法定紙幣！七十六年後，一一０一年，宋徽宗即位，為滿足他「驕奢淫佚之志」（語見《宋史》），他分別在一一０二年增印兩百萬貫交子、一一０四年增印壹仟倆佰肆拾參萬貫交子、一一０五年增印伍佰零七萬貫交子、到一一０七年時，竟然一次增印了倆仟陸佰玖拾肆萬貫交子，將幾無擔保的交子無線上綱，終於導致通貨膨脹下，交子信用全部破產！於是，宋徽宗竟將流通在外的四十一至四十三界交子予以作廢，然後依宰相張商英之建議，重新發行「錢引」！當時那些遍讀孔孟之書的大臣，顯然對貨幣供給的經濟學議題均束手無策！二十年後（欽宗靖康二年，西元一一二七年），北宋的大好江山便喪亡在這位「妄耗百出，不可勝數」的帝王之手！《宋史》本紀在結尾時這樣寫道：「自古人君玩物而喪志，縱欲而敗度，鮮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為戒。」濫發交子的故事，我們也當引以為戒！

交子當時採行兩面印製，並有暗記以防偽造，但由於紙張保存不易，如今依然欠缺實物佐證，因此交子所用的油墨顏色與內容，到今天仍無法確知。杜晉康先生所淘到的交子殘版，雖然解決了交子的發行時間問題，但卻無法滿足一睹北宋交子實體的渴求！但我們可以想像，在北宋之時，新印行的交子正如同今天的新印紙鈔一般，有著油墨的香味，但北宋善良的老百姓，誰又會知道這些還散發著香味的紙鈔，竟可一日作廢！昨日還腰纏萬貫的，但今日便一貧如洗了。北宋的交子已難尋覓，先前只剩日人於三０年代於中國所收購的拓本正面可以一探縹緲，二０一０年八月，弘二先生自謂於日本京都石川君手中，親見抄本原物，並將該交子的背面攝像公諸於世。從背面的文字可知，此交子發行於天聖元年（即北宋仁宗繼位之第一年，西元一０二三年），如洪二先生所見之物確係真品，這該是目前所存唯一一張北宋交子真品了。宋室已亡，此交子當然已無擔保「兌換」的價值，但其所存的歷史價值，則已無法估計。

日前美國聯準會主席柏南奇，決定以購買美國國債的方式，自二０一０年十一月至二０一一年六月，每個月向市場倒進柒佰伍十億的美鈔！無疑的，美國是藉由發行鈔票，以企圖增加其企業與民眾借款，進而增加消費和就業。然而此舉，因貨幣供給量的增加，無疑的會引發全球的通貨膨脹！宋朝的交子今已不在，而如今美國的美鈔，是不是也會在增印之下，面臨交子所經歷過的敗亡命運？當年的交子僅是一州一國之事，而如今的美鈔，在全球流通之下，那可是各國政府的大問題啊！

硬幣可以銅臭，鈔幣可以墨香，但如果沒有保值的能力與信用，不管是鑄上孫中山或是印上華盛頓，香與臭又有什麼分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