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師表》中有如下一句：「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大家可知於敗軍之際，所需承擔的壓力究竟有多少？諸葛於傾覆之刻接下任務，生死存亡毫不可知，這幾句話，說的也是劉備命運轉折的起點。「如魚得水」，那是劉備的感慨，而「繼之以死」則是諸葛的一生。
曹操與袁紹於官渡決戰，有四位謀士於戰前戰後，各自所表現的氣節，值得一記。先是田豐，多次替袁紹出謀化策著有功績，但於官渡戰前，田豐建議以持久戰消耗曹軍，然袁紹不聽，甚至拘禁田豐。官渡大敗後，在逢記的慫恿下，袁紹因不用田豐之言，成為他人之笑柄，於氣憤之下殺了田豐。
另一謀士沮授，於官渡戰前提出「三年疲曹」之策，但為袁紹所拒，官渡戰後為曹操所俘，但堅持不降。曹操基於舊念，並未追究且給予厚待，但沮授仍密謀逃歸袁紹，事洩，為曹操所殺！
袁紹另有謀士許攸，也曾多次向袁紹提供建議，袁紹亦不聽，在其家人犯法為審配所執之下，投奔了曹操，並提供出兵烏巢以斷袁紹糧道的建議，最終導致袁紹官渡大敗。之後，許攸復獻計決漳河之水，以淹袁紹的根據地冀州，鄴城被破後，許攸自此居功自傲，屢屢輕慢曹操，終因出言不遜，為曹操所殺。
至於留守鄴城的審配，用法極嚴，拘禁過許攸的家人，也殺過投曹的辛毗兄長辛評一家，待鄴城被破，審配不降並與辛毗當眾對話，最後辛毗放聲大哭，曹操遂決定殺了審配。審配就刑之際，以「我君在北」為由，遂面向北方受刑而亡。
前述四位都是袁紹的謀臣策士，除田豐為袁紹所殺之外，沮授、許攸、審配皆為曹操所弒。四位中，除許攸投曹之外，餘皆忠於袁紹至死，而投曹的許攸，如果懂得略微謙遜，也不致走入死路。做為決策者，握有生殺予奪大權，至於怎麼用，那是一門政治與管理的藝術。
古人雖講究「忠君」，但於敗軍之際還忠於原主之人，是不懂得審時度勢，還是只知愚忠不改？當初的三國，互有投奔之人，尤其於戰場之上，一人反叛便可導致戰局逆轉，試問，直此傾覆之際，是要就義而不改，還是棄械而降，留此有用之身？人的「氣節」在這生死有攸關的一刻，便可充分顯現。
為彰顯忠義之氣節，自《晉史》之後，正史中開始有了《忠義傳》，其目的無非強調於乾坤顛倒之際，需堅持個人的氣節，而非隨即倒向勢大之一方。宋末，厓山一戰，十萬軍民跳海殉宋，但明末，卻只有太監王承恩一人，孤伶伶的於煤山與崇禎一同殉死，待至清末，除大儒王國維有殉清一說外，又有誰聽過為清而殉國的？
氣節來自長期的教養，缺乏教養，在心理上便無認定的圭臬，是以可東可西，可曹可漢，誰當家、誰勢強便傾向於誰，但求一身之利益而已。當「失根的蘭花」此一認知不再復見，剩下的就是自己所認定的良知，以及對承諾的堅守了。
效國以忠，是歷來做臣子的核心思想，也是儒家傳承的基本信仰。但對於企業，若要員工不論所得高低、工作成就、未來期待，卻期望彼等忠心耿耿，無非緣木求魚。而今的企業，與員工本是「契約關係」，可以強調對職業道德的尊重，以及對自我價值實現的追求，但如果單邊期望於員工的多，而付出與回報，卻不符員工對此一關係中的對價期待，那員工何來長久之計？心若不在，一切就都不在了。這兩者間的落差，多半卻又來自缺乏實質且有效的內部溝通。員工關係若存在不想談、不願談、不敢談、不能談的環節，員工難以真心相對的。
重新審視「企業無情，人才不忠」一話，確實感慨殊多。企業要留才，不能單方面的要求忠心，而需視企業的整體環境，能否讓員工的心有所穩定，進而自願留下來與企業共同打拼，否則，古時良臣擇主而事，今時員工梧桐它居，不也正常無比？所有的口號與所謂的企業文化，如果不具備使員工安定的環境，以及付出與所得匹配的制度，那所有的強調，也都只能淪為口號管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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