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岳王廟所懸的對聯「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無辜鑄侫臣」，應該是自宋高宗以下所共同認定的答案，而面嶽飛跪在那裡的，即包括受高宗指使而構陷岳飛致死的秦檜。
岳飛如何被構陷，已無大理寺之案卷可稽，但秦檜以「莫須有」回答韓世忠的質疑對話，也已說明瞭一切。「莫須有」三字該確實無法服天下，但此三字若以最直觀的方式理解，就是「不須有」，朝廷宰相對大將韓世忠說出這樣的理由，表示秦檜早已得到高宗的默許，而這個默許，就是宋金議和的必要條件：「必殺飛，始可和。」而秦檜乞和，又何嘗不是金國放歸秦檜的期待？
靖康之變後，秦檜隨徽、欽二帝北虜，而後於金人攻楚州（今江蘇省淮安市）時，檜為完顏昌（撻懶）修書勸降守將趙立，惟楚州堅守不降長達九個月，待金人攻下楚州，秦檜隨即被完顏昌放歸南宋。秦檜對於自己如何南歸，始終說得不合邏輯，依據《宋史》，秦檜自謂：「殺金人監己者奔舟而來」，但秦檜是與「妻王氏及婢僕一家，自軍中取漣水軍水砦航海歸行在」，依常理而言，一個被俘之人，怎能於殺監己者後，還能偷「取漣水軍水砦」船隻而全家安返南宋？這完全不合情理！因此南宋朝中大臣幾乎也無人相信。
這一段秦檜歸宋歷史，在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中，特別取朱勝非《秀水閒居錄》、許翰的《林泉野記》、王明清的《揮塵錄餘話》，以及洪適為父親洪皓所寫的《行述》，證明秦檜能夠自金返宋，其實並不是透過殺監己者而「逃歸」，而是金國有意與南宋達成和議，是以「放歸」傳達金國和議的一枚棋子。李心傳在《繫年要錄》中，特別詳載岳飛之事，是以對秦檜放歸一事，舉三例以反駁「殺監己者」之說。
南宋的陸放翁，在《老學庵筆記》卷一中，也專門記載了秦檜從山東欲「逃歸」時，與監軍某的對話，監軍問道：「如果秦檜願意南返，怎知南宋會認為他有忠心而不被猜疑呢？」最後並說道：「公若果去，不必顧我。」秦檜回應說：「公若見諾，亦不必問某歸後禍福也。」監軍遂許諾了秦檜的返歸。這一段話，說明秦檜不是殺監己者逃歸，而是與監軍達成協議後，在「舟楫已具」的前提下，全家同行，甚至連婢僕都沒少的自北航海而歸。
我們不清楚這位監軍是誰，按照《宋史》的記載，當即是完顏昌（撻懶），有許多未能記載的話語，盡在不便明言的字裡行間，但我們相信必有雙方的基本協議內容，否則何能全家而返？還能「取千緍贐其行」？依據以上敘述，秦檜明顯不是「逃歸」，而是被金軍所「放歸」！秦檜不將自己與金軍的約定坦然相告，那是賭定宋高宗意欲和談而無繼續作戰的意願，才敢欺君如此。秦檜帶回南宋的，合理推論，其所帶回者，應包含金軍提出的和議基本條件。
《宋史·岳飛傳》有金朝統帥完顏宗弼（金兀朮），寫給秦檜一信，內有：「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岳飛的悲劇，就在這封信後，在高宗默許下，以「莫須有」的罪名走進歷史，而那個臨時首都臨安（杭州），便從「行在」變成「行都」，最終成了南宋偏安的「國都」。
在那個兵馬倥傯的年代，南宋財賦有限，欲與金廷議和似乎也言之成理，明朝的張岱、清朝的趙翼，乃至民國的胡適，都替秦檜主張和議而有所開脫，大意都是南宋財賦與軍事能力皆有限，不具備與金人進行作戰的條件。但，我們回頭看中國抗日的歷史，汪精衛主張與日和談，偽軍也處處都有，但抗日的決心來自「地不分東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皆有守土抗戰之責。」成敗或許無法預知，但決心必須先定。
歷史的走向，在當時的環境時空下，由當時的掌權人所決定，後人看前人之決策，只能如杜牧《阿房宮賦》所言：「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秦氏後人秦大士，在岳王墓前，賦聯如下：「人從宋後羞名檜，我到墳前愧姓秦」，對於曾發生的事，不同時代依舊有著相同的感受。歷史的對錯，的確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身處於風口浪尖之人，需由自己抉擇是非。
那年，岳飛選擇了踏破賀蘭山缺，意欲「直搗黃龍與諸將痛飲」，也以「天日昭昭」之心，將自己交給了歷史，而秦檜，卻在《宋史·奸臣傳》中留下定論：「檜兩據相位者，凡十九年，劫制君父，包藏禍心，倡和誤國，忘仇斁倫。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其頑鈍無恥者，率為檜用，爭以誣陷善類為功。」至於在背後影武的高宗，誰都知道他才是真正下達殺令的人！至於其後的宋孝宗，所面對的處境，恰如王夫之所言：「高宗朝有恢復之臣而無恢復之君，孝宗朝有恢復之君而無恢復之臣。」時移事變，朝權更迭，當十二道金牌召回岳飛後，南宋也能偏安一隅了。
以下，為陸游《老學庵筆記》所記內容：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