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

午後雨作停歇，於樓頂見大蝸牛一隻，緩緩挪移，觸角高舉，想係覓食而動，只不知此物從何處來，侷促於樓頂幾坪雜土之間，又能往何處去？

忽然想起白居易的《對酒》詩：「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於是細觀其角，忽高忽低，或短或長，綿綿細細，兀自探索，而兩角未見交集，角端無有多少「空間」，實不知又如何而爭？莊子當年以蝸牛左角之「觸氏」與右角之「蠻氏」爭地而戰，做為無謂之爭之寓意，應該也是一時興起之比喻。

蝸牛種類甚多，莊子於戰國時所見之蝸牛，與白居易於唐時所見之蝸牛，或也不同，體積越小者，觸角越小，角端之空間就更為微小矣！以角端之空間做地域爭奪之比喻，則莊子彼時所見之蝸牛，一定較今日所見之蝸牛為小。

民歌《蝸牛與黃鸝鳥》如是寫道：「阿門阿前一棵葡萄樹 ，阿嫩阿嫩綠地剛發芽。蝸牛背著那重重的殼呀，一步一步地往上爬」，詞中之蝸牛品種為何？不知也！但爬上葡萄樹應該是受葡萄香氣所指引的吧！至於「重重的殼」，那顯然是體積上的比喻了。蝸牛需食，人亦需食，蝸牛需有一方之土，人也需有一方之地，一方需有多大？又需要爭些什麼？人生在世，萬盅粟，食不過一張嘴，千重屋，睡不過一張床，懂得知足而不爭，僅取生養之所需，這需要時間的焠練方能有所體悟。

白居易寫《對酒五首》，寫作時不知有無酒意，還是單單借酒抒發？那年的白居易，不當是「君子無所爭」，而是晚年之際已然無需爭矣。同學寄來盛傳一時的大陸高考作文《酒》，不同情境不同解讀，但到人生暮年，還是需接受「隨富隨貧且歡樂」的人生，以及「不開口笑是癡人」的豁達。

忘了告訴大家，不論是莊子的蝸牛角或是白居易的蝸牛角，也無論蝸牛之品種為何，那個「角上」，其實是蝸牛的「眼睛」，可不是什麼能爭之地啦。

一朝一姓的歷史興衰，諸人諸事的歷史定位

歷史的記述角度不同，說法難免不同，但時日不當有誤，畢竟是哪一天就是哪一天，記述錯誤，也只能說先時資訊不對稱的情形相對嚴重，因誤聽而有所誤記，或因消息來源不同，是以差異在所難免。

康熙先滅了南明政權，而後平了三籓之亂，再之後便是收台灣，從此天下一統全部歸於清之版圖。可是，收台灣之前是先攻取澎湖，鄭軍澎湖海戰失利，台灣便隨之請降了。電視劇《康熙王朝》裡的情節，有相當部分背離史實很遠，原本無需多說，但收台灣究竟是哪月哪日，因記載詳略有差，值得提提。

《清史稿˙鄭克塽列傳》中，大要記述澎湖之戰如下：「（康熙二十二年）六月，琅師乘南風發銅山，入八罩嶼，攻澎湖，擊沈錦師船二百，斬將吏三百七十有奇、兵萬餘。」所以我們知道清軍海師是從福建「銅山」（今東山縣）出發，而後進入「八罩嶼」（今澎湖縣望安島），然後向北攻打「澎湖」（今馬公島），寥寥數語間，關係收台灣的重大戰役便結束了！然後便是「七月吳啟爵持榜入臺灣諭軍民薙發，克塽使請降」，再之後便是「八月，琅督兵至鹿耳門，水淺不得入，泊十有二日，…克塽及國軒、錫範率諸將吏出降。」簡單說，澎湖大敗之後，鄭氏便失去了抵抗的能力，而鄭克爽及掌政的馮錫範，也沒有試圖於台灣再做其他抵抗，而是於安平鹿耳門「迎於水次」，很平順的請降於施琅。

當時鄭將劉國軒將精兵約兩萬囤於澎湖，「蜂擁於風櫃尾、牛心灣等處」（此據《台灣通史˙施琅列傳》），事實上，除了上述兩處，據《劉國軒列傳》所載，鄭軍在澎湖之「雞籠嶼」、「中灣」、「四角山」（四角嶼）、「內塹」（龜山）、「外塹」（西台古堡）、「東峙」（案山）等處皆有駐軍且建有礟台，「沿海巨舟，星羅棋布，環設礟城，凌師以守」。風櫃尾與牛心灣的名字迄今都未曾改動，風櫃尾在今馬公市馬公灣的對面，牛心灣則在西嶼鄉東側，而「風櫃尾」其實才是施琅當時所稱的澎湖，透過掌握「風櫃尾」、「牛心灣」兩處，便可箝制整個澎湖灣，至於劉國軒何以不駐軍於八罩嶼（望安島），那是因為：「國軒知八罩嶼惡，望間當有颶至。」（據《台灣通史˙劉國軒列傳》）可見劉國軒對於澎湖的地形、氣候狀況是有深刻瞭解的。《孫子兵法˙地形篇》云：「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劉氏為將多年，知天曉地，海上有兩大主力艦隊遏抑澎湖灣口，陸地則有戎旗一鎮吳潛鎮守於風櫃尾，劉國軒雖然於海戰戰敗時逃遁回台，並於日後向清降清，但戰力有限，真的也只能徒呼負負！雖如此，連橫對他卻有很高的評價，將之比為秦將白起、王翦：「以國軒之武略，使乘風雲而建旗鼓，豈不足烜赫一世？而終為敗軍之將者，何哉？語謂：『大廈將傾，非一木之所能支』…時之不得假也，悲夫！」有如此體諒之言，真的也不枉了，但劉最終以降清做結苟全一命，成為清朝之天津總兵，那又何必一定要在戰場中犧牲這麼多的將士性命？

《康熙王朝》中不斷提到「風信」（風向）一事，這在史書上有明確記載。依據雍正年間陳倫炯所著之《海國聞見錄˙自序》，其內有這麼幾句話：「聖祖仁皇帝命征澎、臺，遣靖海侯施公琅提督諸軍；旁求習於海道者。先公進見，聚米為山，指畫形勢，定計候南風以入澎湖。」可見「等待南風」一事確實是當時的共識，至於陳倫炯的父親「陳昴」有沒有那麼厲害，有否「候南風」之建言就無須考究真偽了，畢竟雍正時台灣早已納入清之版圖，就算是掠人之美，也無從確悉矣。《清史稿˙施琅傳》中，針對征討台澎，康熙二十年施琅即有疏：「俟風便，可獲全勝」，於二十一年又提及：「但遇風利，即可進行」，至於「風利」與「風便」是什麼並中沒有多說，但隨後於「二十二年六月，瑯自桐山攻克花嶼、貓嶼、草嶼，乘南風進泊八罩」幾句，則明確點出是「南風」，而且進兵的順序也非常清楚，這與《海國聞見錄》內容相符。考之《台灣通史˙施琅列傳》，裡面提到施琅與李光地的對話，李光地提出大家的疑問：「南風不利行軍」是何道理？施琅完整的說出了他對海象的掌握，簡言之就是：「北風猛烈，入夜更甚」，船隊很難展開，只能魚貫而行，而且還很可能會因之吹散，加之所有島嶼為鄭軍所據，到達澎湖會沒地方可以停泊。但是「夏至前後二十日，風微夜靜，海水如練，可以碇泊，聚而觀釁，舉之必矣」，所以施琅的結論是：「用北風者邀倖於萬一，而南風則十全之算也。」如此，施琅確實在等南風之便，而且是「夏至前後二十日」，這比劉國軒：「知八罩嶼惡，望間當有颶至」知道的還更清楚！《諸葛亮集˙將苑》「腹心」中說：「故善將者，必有博聞多智者為腹心，沈審謹密者為耳目，勇悍善敵者為爪牙。」陳昴或許就是施琅的腹心，是以有「候南風」之謀，而劉國軒可能沒有腹心可資參詢，或是已知清軍有南風之便，卻硬是忽略了這一風險！所以方能讓施琅一路先攻佔花嶼、貓嶼、八罩嶼，而後乘南風北向順風而戰！

兩軍於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六日黎明接戰，施琅身中三矢又受礟傷，不利而退至八罩嶼！二十二日再戰，「有風從西北來，渰浥蓬勃，逢迎清軍，士皆股栗」，當時因風向大不利於清軍，戰士信心遂幾近崩盤！施琅此時「大驚禱天」，結果竟然風雷大發「立轉南飇」，決戰之下，據《台灣通史˙劉國軒列傳》，鄭軍「損兵一萬兩千有奇，沈失大小師船一百九十四艘」，內容較《清史稿》更為精確，而死難的鄭軍諸多將領姓名、職銜，也都明確予以記載，包括此時守在西嶼頭的陸軍將領吳潛，望見海軍戰敗卻無舟可往救援，有所自慚乃拔劍自刎殉國！連橫如此明確的記載鄭軍英勇陣亡將士，其用意是很明顯的。至於施琅禱天的內容，《施琅列傳》中記述如下：「唯天唯皇上之靈，尚克相余」，也就是老天啊，皇上啊，請你們都要幫我啊！「唯天之靈」可以理解，但說「皇上之靈」，怪怪的，有意收台的康熙可還沒死啊！

澎湖海戰於康熙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結束，鄭軍敗績，鄭克爽聽從劉國軒之建議遂向清廷請降。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十八日，琅至，克爽迎之」（據《台灣通史˙施琅列傳》！至此，鄭成功的「東寧王國」正式結束，而明朝的正朔，也從此劃下終點！清代江日昇的《臺灣外記》，說施琅是在八月十三日，進入台灣受降，《清史稿˙施琅列傳》日期未詳細記載，但提及因水淺，故而在外海多停留了十二天，是以至少也該是八月十二日以後的事了！清初劉繼莊的《廣陽雜記》卷一記載：「施琅於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破澎湖，七月十三日自澎湖進兵，十九日至鹿耳門，入台灣。二十二日，延平王鄭克爽…奉表歸降。」所載則與《台灣通史》相異。劉繼莊（獻廷）於康熙二十六年入北京，與萬斯同等曾同修《明史》，是與施琅同時代的人物，且學術地位為同時代領袖人物所景仰，或許劉繼莊記之載較為切實，而連橫之《台灣通史》寫於清末，蒐羅諸書而集大成，又專論台灣之史，也或許所言更為可信！至於屬於正史的《清史稿˙聖祖本紀》載：「閏六月戊午，施琅克澎湖」、「八月…戊辰，施琅疏報師入臺灣，鄭克塽率其屬劉國軒等迎降，臺灣平」，《清史稿˙施琅傳》提及：「八月，琅統兵入鹿耳門…。台灣平，以海道捷報。疏至，正中秋，上賦詩旌琅功」，如此，推算施琅是應是在八月十五日前至少五、六日，就寫了疏報！《聖祖本紀》的八月「戊辰」實為八月二十九日，平台日期各家所記略有差異，孰是，孰非？因個人所見文獻甚為鮮少，阮旻錫《海上見聞錄》、施琅《靖海紀事》、夏琳《海紀輯要》等諸書亦尚未得見，不可盡知也屬正常。

施琅於八月十八日後「越數日」（日期不詳），「刑牲奉幣」，前往祭拜鄭成功之廟，並朗讀了一篇自己所寫的祝禱文，此文完整收錄於《台灣通史˙施琅列傳》之內，裡面提及與「賜姓」（鄭成功）有君臣知遇之恩，也有弒父殺兄之仇，而如今站在清廷的立場收服台灣，是「公義私恩」的無奈，言畢也為之淚下。事實上施琅對於收取台灣一事，只要一有機會，便上書說明攻台之策，他整整花了二十多年的心血，一直到鄭經死後，鄭克爽年幼而台灣內部又彼此不合，才給了施琅報仇血恨的機會！澎湖海戰，於接戰之前，劉國軒不能聽從所屬建議，擊敵於立足未穩之時，而首戰之時，清軍失利，施琅本身面目受創幾不可免，而劉國軒又不敢乘勝追擊，二度錯失良機，方會在決戰之時，因風向突然轉變，給了清師轉圜的勝利之機，但清軍實乃慘勝，並非如施琅原本所預估的可一戰而下！如果我們處在同樣的時代，遇著與鄭、施一樣的情況，待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塵埃落定之後，於告廟之時，往事總總席捲而來，恐怕也會感慨不已！

清朝康熙二十二年的那一月、那一天，明朝永曆三十七年的那一月、那一天，成就了清朝的天下統一，也成就了明朝的歷史終章，而我們於幾百年後的今天，已然無所在意於究竟是哪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之後，看我們這段歷史的人想必也如是，這使我突然想起杜牧的《阿房宮賦》：「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重複的是一朝一姓的歷史興衰，而展現的卻是諸人諸事的歷史定位。

「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為之奈何？」

以下為明鄭澎湖砲臺位置圖，可參見：http://thcts.sinica.edu.tw/themes/rb06.php

訴不完人間恩怨，世世代代都是緣

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八十五歲的乾隆皇決定傳位十五子顒琰（嘉慶帝），但歸政後卻持續以太上皇之位主導政局，直至嘉慶四年正月初三日駕崩為止，也就是說，嘉慶君作了整整三年半的「象徵性」皇帝。

這三年半的時間，透過閱覽各地大小官吏的奏摺，以及觀察父皇乾隆的人事用退決斷，嘉慶應有足夠的時間與機會，去瞭解各省封疆大吏的個性以及各地的民情狀況，進而發展出自己對國家治理的決斷能力。但太上皇還在，嘉慶無用人之實權，一切都要等到乾隆過世之後，才能一展身手！有機會等待其實並不是件壞事，也可以讓自己準備的更好，但時間與機會，往往都稍縱即逝，一旦錯失便不再來。

嘉慶實際掌權的第一個正式政治動作，便是處置和珅，而且是在乾隆駕崩後五日便成功發動，最後以二十條大罪加於和珅並賜自盡！但和珅到底貪墨了多少銀兩可使「和珅跌倒，嘉慶吃飽」，此一公案爭論多年，2009 年江蘇如皋戴時祥先生出示祖傳之《嘉慶四年正月丁卯抄檢和珅相府物品清單》後，或可獲得一致的答案。和珅任官後所積累的財富，最終都入了嘉慶的口袋，或許這真是乾隆有意留給嘉慶的一大聚寶盆，也或許是天理昭彰，報應不爽的真實寫照，只可惜大清朝於嘉慶後國事日非，這些由戶部掌管的國家財富，很快的便因四地而起的變亂，在龐大的軍費開支下耗用而盡。

和珅之所以是第一個倒台的大臣，絕對是嘉慶隱忍三年半間，看盡和珅貪贓不法的事實後所做出的決定，也應是嘉慶殺雞儆猴用以立威的最佳範本，所羅列的二十條大罪，梁章鉅的《歸田瑣紀》「和珅」一文中有翔實之記載，其中第十六條到二十條，都跟和珅貪墨金銀財寶有關。梁章鉅的資料是於嘉慶年間入值軍機處後查檢檔案所得，因此當無作假或不實之虞。但去除一個和珅，無法立即刷新積弊已久的官場陋習，清代官員俸祿有限，《欽定戶部則例》中明載各級官員的年俸多寡，倘能出現「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現象，那絕非正俸可以獲致。在前述二十條大罪中，「川楚教匪滋事，各路軍營文報，任意延擱不遞」是第五大罪，也就是這一條，讓另一個與和珅有所干係的大臣畢沅，於死後為之籍沒家產。

和珅能深受乾隆器重並任事多年，必有其因。依照陳康祺所著《郎潛紀聞》「和珅蒙恩眷之緣」一文，和珅開始受到重視，是於扈從乾隆出宮時，乾隆於乘輿中獲知「有要犯逃脫」之邊報，於是發話問：「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眾人無語下，和珅接話：「爺（乾隆）謂典守者不得辭其責爾」，加上對乾隆之詢問對答如流，是以從此恩禮日隆，破格拔擢！依據和珅的履歷，這該是乾隆三十七年 (1772) 和珅擔任三等侍衛時的事，而那年和珅才二十二歲。《紀聞》中又說和珅「才敏給，遇事機牙肆應，尤善揣人主喜怒」，也就是懂得吹噓溜馬、逢迎巴結，這種能力確實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畢竟對於重視氣節的讀書人，若是「棄禮義，捐廉恥」便能「自致卿相」，那是顧及廉恥之家所絕不願為的。嘉慶四年 (1799) 乾隆駕崩，和珅隨即失勢伏法，那年的和珅也才四十九歲！風雨人生之路，此時可呼風喚雨，彼時則落拓潦倒，起落難測間，對於和珅的最終下場，陳康祺於結尾時說：「鑒之哉！鑒之哉！」這當是對所有在公門中人說的。

和珅位高權重樹大根深，內外交絡綿密，嘉慶想要立威，若單以一個和珅做為儆猴之用恐怕有所不足，加之乾隆五十九年白蓮教起事於陝西安康及四川大寧後，民變迭發不止，嘉慶雖尚無實權，但心裡想必也是七上八下！而此時受乾隆重用擔任湖廣總督的畢沅，也正奔波於各地鎮撫亂事，以文人掌軍事，難免紙上談兵，加之和珅將「各路軍營文報，任意延擱不遞」，就算貴為總督的畢沅，於處理教匪之亂事上，其實定然也有其難處。畢沅於軍務倥傯中，依《清史稿》本傳所載，先後駐於荊州、常德、辰州、枝江、荊州、湖南、辰州等地，後於嘉慶二年六月中風手足麻木，七月便病逝湖南辰州（今湖南省洪江市）當陽旅館，享年六十有七。這位身兼兵部尚書銜的畢沅，與和珅有多深的交往未見多少具體事實，然而其所奏報的教匪細節，確實有可能過於疏略，甚或受和珅之指使而有意忽略某些狀況，再加上和珅的遷延耽擱，清政府確實有可能因而錯失了迅速平亂的時機。

《清史稿》中說：「川、楚教匪，沅當其始，久而後定」，又言：「（嘉慶）四年，追論沅教匪初起失察貽誤，濫用軍需帑項，奪世職，籍其家。」可見教匪初起之時，正好在畢沅的治轄區域，至於是哪些人失察因而貽誤軍機，嘉慶皇帝自有判斷。在王鍾翰先生所校之《清史列傳》中，記載了嘉慶四年九月的上諭如下：「迄今匪徒蔓延，皆由畢沅於教匪起事之初，辦理不善，其罪甚重。…沅既經貽誤地方，復將軍需帑項任意濫支，結交饋送，執法營私，莫此為甚。倘畢沅尚在，必當重治其罪。今雖已身故，豈可復令其子孫仍在官職？」，而在《嘉慶朝實錄》中，亦記載：「自剿辦教匪以來，迄今四載，所費帑項多至七千餘萬。賊匪滋擾，始自湖北，而軍營饋送之風，亦始自湖北。畢沅身為總督，公然提用軍需正項，信任胡齊侖一人經理，恣意侵扣，實為首先作俑，如畢沅尚在。朕必立寘重典也。」說穿了，教匪之亂，嘉慶將檢討的對象放到了於嘉慶二年已然身故的湖廣總督畢沅身上，理由大約就是：「貽誤軍機」、「苛扣軍餉」這兩大條。當然，這兩大條如果影響嚴重軍務，吏部於裁量之時，就都不會是微罪。

民變四起，必如「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一般，何況乾隆晚期，天下已然隱患遍伏，即或某些是癬疥之疾不久即平，但也顯示出整個國家的動亂徵兆。很不幸的，白蓮教起事於川楚，正為畢沅署理之區，是以理當有責，但要說苛扣軍餉一事，即或法有明文嚴予禁止，但那也是從上到下行之有年的陋習了。嘉慶要立威，當然也要有個合理的理由，以白蓮教起事處理不當做為懲戒一位已然故去之總督大員，其理不能說不夠充足，而且影響層面也在控制之中，但那終究只是對系統性貪墨不法的敲山一擊而已，畢沅於法不冤，但就官場而言，他應該只是拿來懲貪戒墨的另一個範例而已。

就貽誤軍機而言，《大清律例》《兵律》中的「軍政」門內，有「飛報軍情」一例，其內明言：「凡飛報軍情，…若互相知會，隱匿不速奏聞者，杖一百，罷職不敘。因而失誤軍機者，斬。」畢沅當時就白蓮教民變一案，若真的「失察貽誤」而有貽誤軍機之事實，則確實可以論死。至於「苛扣軍餉」，在《欽定兵部處分則例》中，無論八旗或是綠營都有明確的條例規範。在《八旗處分則例》中有「苛扣錢糧」一條：「若放餉時佐領、驍騎校不驗看，散給託付領催以致侵漁缺少者，佐領、驍騎校降一級調用（私罪），明知領催剋扣不即申報者，降三級調用（私罪），通同剋扣者，革職（私罪），交刑部治罪。」而在《綠營處分則例》中，亦有「剋扣虛冒」一條：「營員剋扣兵餉或虛冒兵丁者，革職提問（私罪）。…若總督、巡撫、提督、總兵提叅疏內，不將未經揭報之該管各官職名指叅，或並不將知情失察分晰聲明者，提督、總兵罰奉一年（公罪），總督、巡撫交吏部議處。」畢沅就「剋扣軍餉」一事，罪責如何最後當由「吏部議處」，透過行政處分而決定畢沅的去處，可惜他已作古，是以只能以他法做為懲處。

嘉慶對畢沅「死後追罪」，說是人若還在，必「重治其罪」、「立寘重典」，然人已死，又不能鞭屍或挫骨揚灰，最後也只能以奪世職（削奪世襲之二等輕車都尉）、籍其家（籍沒所有家產）之方式處理。畢沅到底與和珅有多少交往？依據錢泳《履園叢話》耆舊門「秋帆尚書」一文，畢沅「為人仁而厚，博而雅，見人有一善，必咨嗟稱道之不置。好施與，重然諾，篤於朋友」，可見在他幕下之人如錢泳，如果沒有溢美，對畢沅是極為稱道的。畢沅寫詩祝賀和珅不惑之壽，錢泳規勸畢沅少與和珅往來，畢沅也遵聽其言，之後遂「終其身不交和相」。看來和珅與畢沅間的關係，應該也止於公務上基本聯繫而已，這也是公事上不得不有的關係，而沒有「特別」的往來。另就陳康祺《郎潛紀聞二筆》內「畢秋帆賀和珅詩」一文，對於錢泳「邀功」不結交和相的說法，做了些許不以為然評論，但也肯定畢沅「愛古憐才，人所共仰，其交和珅，懾於權勢，未能泥而不滓，亦人所共知。」可見陳康祺對於畢沅的為人，也持肯定之態度，且對和畢之交乃屬公事上必有的無奈。

不同人，月旦臧否之間看法不同皆屬正常，愛新覺羅昭槤所寫的《嘯亭雜錄》卷十內「畢制府」一文則說：「（畢沅）性畏懦無遠略，教匪之始，畢受相國和珅指，不以實入告，致使蔓延日久，九載始靖，人爭究之。」從這一段屬於滿人的敘述，應該可以反映出當時滿族的上層階級，對於畢沅於白蓮教叛亂初始之無為而致孳蔓的憎恨，畢竟天下洶洶，總有其因，而這個因，不能歸給十全武功的乾隆，更不能歸給今上的嘉慶，自然就歸給了下世的畢制府以及賜死的相國和珅！昭槤在《湖北謠》一文內，藉由湖北的鄉言俚語，對畢沅又增加了一些指控：「畢性迂緩，不以公事為務。…畢如蝙蝠，身不動搖，惟吸所過蟲蟻。…故激成教匪之變，良有以也。今畢公死後，籍沒其產，…人皆恨之。」昭槤對畢沅的個性多有責難，但歷來牆倒眾人推，對於昭槤的指控，定然有所誇大，否則乾隆識人之不明也難辭其咎矣。《論語》上說：「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畢尚書乃狀元出身，獎掖文士且編書有成，當不在下流之列，而昭槤卻歸惡如此，其然乎，其不然乎？

嘉慶帝對畢沅的譖恨，很難說清，但下手做的很絕：「今雖已身故，豈可復令其子孫仍在官職？」畢沅抄家時，畢氏家族皆受波及，其兄畢瀧所藏書畫同時遭到收繳，而依據錢大昕《潛研堂集》中的《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湖廣總督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公墓誌銘》所載，畢沅共有三子五女，三個兒子（畢念曾、畢嵩珠、畢鄂珠）在畢沅下世時都只是「候補員外郎」，另外還有兩個孫子（畢蘭慶、畢芝祥），一位承襲二等輕車都尉，另一則為候選員外郎。可惜畢沅身後還沒兩年，這些孩子的仕進之途就都被徹底截斷了，而畢氏家族曾有的風光，以及乾隆賜給畢沅母親張藻的褒揚「經訓克家」，也隨風揚去，畢竟：「萬里江山萬里塵，一朝天子一朝臣」！也果然，訴不完人間恩怨，世世代代都是緣。

和珅賜死，畢沅籍家，兩把火燒下來，嘉慶君其實並沒有將已然敗壞貪墨成風的吏治有所澄清，而清代的「嘉道中衰」，與和畢的「家道中落」，從此便永遠的綁在一起了。

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

一個人的生命有限，有些人停在知命之年，有些人行在花甲之年，有些人上至古稀之年，還有些人可以一路走到朝枚之年，甚至期頤高夀！但不論如何自我珍攝，天命有終，在行將離開之時，捫心自問的，每個人可能都不一樣，但孔子提醒我們是「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想要留名，要怎麼留呢？又要留什麼呢？

一篇《先母鄒孺人靈表》，使我認識了汪中，而在深夜燈前，翻閱《容甫先生年譜》以及《汪荀叔自撰年譜》，這兩人一生的大要，也就寫在裡面了。汪中的《年譜》是他的兒子汪喜孫寫的，而喜孫生時也替自己寫了年譜，看著汪家兩代人經歷，一個七歲喪父，一個九歲失怙，都是在孤兒寡母的狀態下長大，兩人也都備嘗艱辛，但也非常慶幸的，兩人都替自己留下了歷史的名聲。

汪中是個大孝子，他是在母親鄒維貞含辛茹苦之下帶大的，因此於母親走後，待辦完七七，汪中卻依然在鄉裡間穿著孝服行走！在其《年譜》中，於乾隆四十一年時寫道，母親因足疾不愈，他於夜間一個人跑到城隍廟去祈求，當時廟門已閉，在求得廟祝幫忙進入後，唸完祈禱文便將之化給城隍，因汪已幾夜未寐，回家後遂忽忽睡倒。夢中，神明擲下簿記一本要他檢閱，當汪中翻完第十二頁後，神明突然用手按住簿記不准再翻下一頁，汪中也於此時醒來。十二年後待鄒孺人下世，汪中才知道夢中所翻的十二頁，即是母親的十二年陽壽，之後汪中「每痛哭言之，悲不自已」，恨不得當時能強求神明多番幾頁。

母親於乾隆五十二年走後，汪中竟然沒有餘貲可以操辦葬事（貧無以治殮），乃不得不將「所藏書畫，歸之畢侍郎始克成禮」。如此，汪中是用自己的書畫去跟畢侍郎換取葬資安葬母親的，這可是汪喜孫寫的原文，喜孫也沒有必要去傷害畢侍郎的名聲！文中所說的畢侍郎，就是時任河南巡撫的畢沅，因巡撫兼兵部侍郎銜，是以習慣上以中央的職銜稱之為畢侍郎，後來畢沅升至總督，兼兵部尚書銜，以後就稱做畢尚書了。但當我們檢閱晚清方濬師所寫的《蕉軒隨錄》，裡面《容甫書函》一篇，卻有兩處記載與《年譜》相當不同。因此一記載與汪中葬母有相當關聯，我們先予迻錄如下：
畢秋帆宮保撫陝西時，知先生名而未之見也。一日，先生忽以尺書報之。宮保拆視，乃箋紙一幅，上僅書四句云：「天下有中，公無不知之理；天下有公，中無窮乏之理。」畢公閱竟大笑，即以五百金持送其家。
文末還說，汪中之子喜孫與他的大伯父（方蓮舫）是同榜進士，這段歷史是他隨伺大伯父時告訴他的。

回到容甫先生的《年譜》，在乾隆五十四年中，提到畢沅推薦汪中，而汪中致書回謝的內容。其中提到：「嘉善謝侍郎為某舉主，某受恩最厚，今在江南，某義不可他往，來歲將事公於梁。有士如某，公無遐棄之道；天下有公，某無餓死之法。」細看這一段，哪裡有畢侍郎送五百金給汪中的內容？方濬師《蕉軒隨錄》裡面提到的四句「天下有中，公無不知之理。天下有公，中無窮乏之理」與汪中自己寫的「有士如某，公無遐棄之道；天下有公，某無餓死之法」，這兩者的含意其實是有一定差距的！畢沅沒有方濬師說的大器，汪中也沒有方濬師說的投書求金！汪中有他的堅持，而他人生最後的階段，還是靠校書及鑒別書畫獲取生活所資的，書生意氣如此，是不太會低聲下氣求人的，尤其像汪中這樣矜名負氣之人，在窮途潦倒之際更不會如此，他定是執意將書畫貸予畢沅換取葬資的！也因個性如此，汪中一生窮困！至於畢、汪兩人見面，那是在乾隆五十四年之際，《年譜》中稱：「是年遊武昌時，尚書開府湖北，禮延先君」，所提及的「尚書」就是乾隆五十三年五月以後擔任湖廣總督的畢沅。《年譜》稱畢沅為侍郎或尚書的時序寫的很清楚，《蕉軒隨錄》將畢沅的致金與汪中的致書內容混在一起，時間先後也有落差，汪冠而畢帶，應當是聽聞之間與想當然爾的落差吧！

上文中的謝侍郎，即是謝墉，浙江嘉善人（今上海金山區），謝墉在江蘇學政任上，錄取汪中為「拔貢生」，也是從這時開始，汪中才有了清政府給予的廩米，也才會有《先母鄒孺人靈表》中所提的：「迨中入學宮，遊藝四方，稍致甘旨之養」，沒有這些收入，汪中很難奉養母親，那句「稍致甘旨之養」對照《靈表》中所言：「每冬夜號寒，母子相擁，不自意全濟，比見晨光， 則欣然有生望焉」，令人有恍如隔世不勝唏噓之感！謝墉對於汪中而言，確實有知遇之恩，甚至可以說因為謝墉之故，汪中整個家庭才有了稍稍脫貧的轉機，因此汪中才會說：「嘉善謝侍郎為某舉主，某受恩最厚，今在江南，某義不可他往」，汪中是惜情重義之人，這在他後來拜訪故友，並大力幫忙故友的身後之事可以得見，這也跟他自己幼年喪父窮苦無依，以及當時葬母無資以書畫換抵的經歷，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汪中之子汪喜孫，顧名思義，這個名字是因奶奶鄒維貞「望孫甚切」而取的，汪中初娶孫氏，因婚姻不偕，岀妻後繼取朱氏，朱氏即是汪喜孫的母親。乾隆五十二年，汪喜孫兩歲時祖母棄世，《汪荀叔自撰年譜》中提到鄒太宜人「比卒而目不暝」，是到「喜孫侍床前乃暝」，鄒老夫人確實是非常疼愛這個孫子的。《自撰年譜》中另外有兩件事值得一提。汪中病於鼻衂（流鼻血）已有相當時日，在喜孫八歲時，因自知來日無多，遂將喜孫託孤給了鮑志道（字封翁），鮑是歙縣棠樾人，因少時家道不濟，因而棄學從商，而後擔任兩淮鹽務總商達二十年，也就是擔任兩淮鹽商工會理事長長達二十年之久！汪中將兒子託給商界中人，其目的應當也很明顯，身後必須無材米之憂！汪氏後來也確實受到鮑志道的協助，喜孫長大後也曾到鮑家當過教師，但喪父時孤兒寡母受旁人欺侮，終究是難免的事，汪喜孫在《自撰年譜》中，明確點出某些與父親生前交好，但故後卻毫無聞問的友人之名，他的心裡，真的如人飲水啊！人因無親友之義而留名，於此可見。

汪中因患哮喘之疾，在《年譜》最後《附馬秀才書事》的文末，提及汪中「痰喘不止…。舉手作勢云：『海蒲頭三錢』，語不分明，哮喘愈劇，頃刻而逝」。馬秀才不知道這個「海蒲頭」是什麼，詢問醫家也沒聽過這付藥名，因此特別遺憾。汪喜孫對於父親往生時的言語，一定會想弄個清楚明白，因此特別在《年譜》中提到那是：「石菖蒲」。這一段記述，載在《年譜》乾隆五十九年內，文中提到汪中替江御史德量撰寫墓誌時：「未終篇，掩卷而臥，病作強起，呼僕買石菖蒲。自述痰溢氣逆，上不可治」。由此可知，汪中臨終時索要的藥名並非是「海蒲頭」，而是「「石菖蒲」。此外，汪喜孫還提到父親下世那一年，有「受業儀徵諸生魏先生彝群同學表兄某」，用鎖將他打的頭破血流一事，魏先生可憐這個沒有父親的孩子，遂請他回家塾去讀書，不要繼續在這受欺侮了。汪喜孫特別記載了自己這一段失去父親受人欺負的歷史，想來下筆時必然記憶深刻，但汪喜孫也很善意的，將施暴的人名給抹去了，反而是將照顧他的魏先生，留名於此！人因慈善之念而留名，於此可見。

對於汪容甫、汪喜孫，史有其名、其事，我相信天下沒有幾個人會如明代的高拱，於死前將所有的譖恨，寫成《病榻遺言》一書用以傷害政治對手張居正，而在清代的年譜學下，我們確實可以看到許多人一生的大小之事，以及當事人自己的說法，或是如同紀傳與編年總匯的個人交遊網絡概要！我們大都不會在未來的《漢學師承記》留下片言支語，也難以在什麼《學案》中找到自己的名字，但誰都可以留下印記，只要我們用心良善，便會活在一定的記憶之中，等待有緣的攫取。

忽然想起于右任寫給經國先生的那幅名聯：「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 人生可以或計或求，也可以不伎不求，但一切都當準用「天理良心」四字，為圭臬、為繩墨，以求得良心應有的平安。

大孝終身慕父母

「每冬夜號寒，母子相擁，不自意全濟，比見晨光，則欣然有生望焉」，這是汪中在《先母鄒孺人靈表》中說明其父離世之後的貧苦狀況！該文提到汪母「乾隆五十二年（西元1787）七月辛丑朔卒，明年三月戊寅，合葬於先君子之墓」，而於合葬之時，汪中同時另有《江都縣學增廣生員先考靈表》一文，以追述其對父親的有限記憶，汪父乾隆十四年（西元1749）四月下世時，汪中那時才七歲，所存之記憶自然無多，這兩篇《靈表》的全文，可在汪中的《述學補遺》中得見。

《先考靈表》中，汪提到父親對他的特別寵愛，甚至連「鄉黨僚友莫不異之」！汪中回顧其因，猜想是「君於中，父子之恩至深，而為日至淺，故汲汲用之，唯恐其不盡，即君亦莫能解於心也。」也就是汪父自己都感覺會與孩子相處的時日很有限，因此才特別的予以呵護。汪中在合葬父母時，以兩份《靈表》寫下自己感恩與懷念，也用以彰顯父母的養育之恩，而《孺人靈表》中「先君子羸病，不治生」一句，更說明了汪中的父親身體始終不好，顯見汪中之母自始即承擔了鞠育之責。這位「九死流離，撫其遺孤」不凡的汪母，名喚鄒維貞，而「矜名負氣、淵靜好書」沒有廩米的汪父，是為汪一元。

無獨有偶，歐陽修《瀧崗阡表》內記載他「四歲而孤」，也是靠母親「居窮自力」撫養而成。歐陽修後有重名，而《阡表》內說他的父親於真宗「咸平三年（西元1000）進士及第」、「享年五十有九」，但他父親的名諱歐陽修始終沒有明說，只是用「皇考崇公」、「先公」予以替代，至於畫荻教子的母親「鄭氏」，史未載其名，《阡表》內也只說其母太夫人「享年七十有二」。歐陽修父母的實際卒年，宋人王明清在其《揮麈録》揮麈後録卷六中，因試圖替歐陽修的父親歐陽觀進行辯護，以有別於龍袞《江南野錄》中的「不當」記述，乃將歐陽修之父歐陽觀，以及其母鄭氏的卒年、地點予以記錄了下來，分別是：歐陽觀，真宗「大中祥符三年三月二十四日終於官」；鄭氏，仁宗「皇祐四年三月十七日卒於南京留守廨舍」。語謂：「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歐陽修四歲而孤，靠母親「守節自誓，居窮自立於衣食」方能有立，其記憶深刻如此，是以為《表》記述之時，是不可能不知道的！

歐陽修另於皇祐五年（西元1053年）寫有《先君墓表》，那時歐陽修四十七歲，其內容與六十四歲合葬父母時所寫的《瀧崗阡表》，在文字上多有刪潤。對於歐陽觀，歷史記載很有限，茲將保留在《揮麈録》中歐陽修「自識其父墓」的文字先迻錄如下：「文忠自識其父墓云：『太僕府君長子諱觀，字仲賓。咸平三年進士及第，以文行稱於鄉里。少孤，事母至孝。丁潘原太君憂時，尚貧，其後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歲時祭祀，涕泗嗚咽，至老猶如平生。喜待士，戒家人俸勿留餘，而居官以廉恕為本。官至泰州軍州判官，卒年五十九。（大中祥符三年三月二十四日終於官），葬吉水縣沙溪保之瀧崗，累贈兵部郎中。夫人彭城郡太君鄭氏，年二十九而公卒，居貧子幼，守節自誓，家無紙筆，以荻畫地，教其子修學書，卒年七十二（皇祐四年三月十七日卒於南京留守廨舍），祔葬瀧崗。（墓志起居舍人知制誥呂臻撰，二部郎中知制誥王洙篆蓋，大理平事陸經書石）。有子曰□，早卒；曰修。』」明顯的，歐陽修的父母年紀相差了三十歲，這與正常的婚嫁年齡，兩人相差顯然大了許多。

關於歐陽修父親歐陽觀是否有前妻一事，龍袞的《江南野錄》言之鑿鑿：「歐陽觀，本廬陵人。家世冠冕，一祖兄弟，自江南至今，凡擢進士第者六七人。觀少有辭學，應數舉，屢階魁薦。咸平三年登第，授道州軍州推官。考滿，以前官遷於泗州，當淮、汴之口，天下舟航漕運鱗萃之所。因運使至，觀傲睨不即見；郡守設食，召之不赴，因為所彈奏殆於職務，遂移西渠州，迨成資而卒於任所。觀有目疾，不能遠視，苟矚讀行句，去牘不遠寸。其為人義行頗腆。先出其婦，有子隨母所育。及登科，其子詣之，待以庶人，常致之於外。寒燠之眼，每苦於單弊。而親信仆隸。至死曾不得侍宴語。然其骨殖，卒賴其子而收葬焉。」（見《揮麈後録》「歐陽觀行狀異同」條）龍袞直言歐陽觀曾經休過妻，連同自己的孩子也同時一併踢出，等到歐陽觀得中進士後，孩子來看望他，他卻待之如外人，也不甚搭理！此一記述與歐陽修所描述的父親形象有相當之落差，也難怪王明清在《揮麈録》中，特別要予以辯護一番，但歐陽修四歲而孤，是不可能去拜見考上進士時的父親的，更無能力去收喪往生的父親的，故其中定有不為外人所知之事。

在《宋人軼事彙編匯編》卷八「歐陽修」條下，明確記載著：「龍袞著《江南野錄》，云歐陽觀義行頗腆，先出其婦，有子隨母所育。及登科，其子詣之，待以庶人，然卒賴其收葬焉。觀乃文忠父。文忠自識其父墓，初無出母之玷。袞與文忠為鄉曲，豈非平昔有宿憾，與夫祈望不至云爾，不可不為之辯。以上王明清《揮麈後錄》語。按歐公《瀧岡阡表》，以熙寧二年立，而云既葬之六十年，逆數之葬時，公才四歲耳。表內雖不見出婦事，然以志考之，按此所謂志，即歐公識父墓之文，《揮麈錄》已載之。觀年五十九卒官，而鄭夫人年二十九，必非元配。蓋觀已出婦，其子固難言之。歐公撰族譜云觀二子，此下似脫去修、昺二字。昺當是前婦之子，所謂卒賴以葬者也。文忠後任昺之子嗣立為廬陵尉，見焚黃祭文。又文忠貶滁州，謝上表云：『同母之親惟有一妹。』足見昺為前母之子無疑。仲言欲為歐公諱之其意甚美，然非事實。舊聞証誤。」經過一番邏輯推理，證實了歐陽修的父親應有一個前妻，他也還有一個同父異母的哥哥歐陽昺。前妻是誰我們已難考證，歐陽觀又何以休妻、踢出自己的子嗣也難尋其因由，至於後妻，當即是歐陽修的母親鄭氏，從歐陽觀死時年已五十九而妻子鄭氏才二十九歲觀之，歐陽觀有一位前妻，而鄭氏乃為續絃，這該是非常合理的推斷，否則也不需要用「同母之親」四字了。

依據宋人羅大經在《鶴林玉露》「仕宦歸故鄉」中的記載，《瀧崗阡表》是用「青州石」鐫刻的，「石綠色，高丈餘，光可鑑」，青州遠在山東，而葬地是在江西之「吉州吉水」，當時歐陽修為了這一塊阡表，運途遙遠，確實是煞費苦心的。《宋人軼事彙編匯編》中說：「《瀧岡阡表》成，勒諸石，遣吏齎之歸」等句，同時還記述了龍神借觀並「朱圈祭而豐不如養之薄八字」的故事！哪些真、哪些偽，其實一看便知，但也可見《瀧崗阡表》當時在士林中的份量。羅大經說歐陽修「自葬鄭夫人後，不復歸故鄉」，當時大家對歐陽致仕後還頗有微詞，但大家可能不知道，那時的歐陽修，身體狀況其實已經很不好了。歐陽修葬母時，替石槨另寫了《母鄭夫人石槨銘》（見《歐陽修集》外集卷十二），其辭曰：「惟皇祐五年癸巳六月庚午，匠作石槨。粵七月己亥，既成，銘曰：『於乎！有宋歐陽修母鄭夫人槨，既密既堅，惟億萬年，其固其安。』」歐陽文忠的母親有棺有槨、有表有銘，其本人於母親下葬後即不再「回首敝盧、息間喬木」，必然有其不願言明的理由。

南宋的孫奕，在其《履齊示兒篇》「祭文簡古」中說：「歐陽文忠公奉母夫人喪歸盧陵，道過臨江，李觀以著作郎知清江縣，太守命作祭文，應聲而成曰：『孟軻亞聖，母教之也。夫人有子如軻，雖死何憾？尚享。』公聽之甚悲感，且擊節稱賞。」祭文中對歐陽修、其母鄭氏都推崇備至，比之孟母、孟軻，看來這些早年喪父而後大有所成之人，母教之功且大且深，范仲淹如此，歐陽修如此，汪中亦如此。而孫奕寫的《履齊示兒篇》，裡面的序言提到：「…姑以示子孫耳，故名《示兒篇》，使後世賢，廣吾意；不賢，毋謂不汝誨也。吾子其懋戒哉。」可是孫奕的兒子是誰？後世子孫又有哪些？如今已完全無有訊息矣！語謂「大孝終身慕父母」，而教誨下一代，最好的示範無非以德、以功、以言，而使之能受良好之教育，自然也是必經之途，范仲淹如是，歐陽修如是，汪中亦如是。

想起自己的母親，耳邊生起母親呼喚的餘音，如今天人相隔已忽忽十七年矣，歸有光《先妣事略》謂：「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這最後幾句，讀之怎不令人泫然！

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

歷史是為明鏡，在時間縱軸下，將人與事串接而起，及或時有隱諱，偶有曲筆，仍能將許多的牽連糾葛，躍然呈現。唐太宗以銅為鏡、以史為鏡、以人為鏡，其實就是將自己放到歷史長河之中，試著平心靜氣的審視自己的得與失，並在雷同的史實裡，尋找可能的解答。

《史記》載孟嘗君名高震主為齊王所憎，因而失去相位，而後賴馮驩之力而復得，孟嘗對於被廢其間離他而去的賓客頗為不滿，意欲於再見之時「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很經典的說明了那皆是人性的必然：「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並希望孟嘗君大肚能容待賓客如故。孟嘗君對人性現實的體會，是極為現實的寫照，而且在歷史中將一次次又一次次的不斷呈現，理解事之固然後當如何自處，考量的不止是一個人的氣度，更可能是一個人對價值觀的拿捏。

《史記˙汲鄭列傳》中，司馬遷以武帝時任廷尉的翟公個人經歷，說明人情之冷暖：「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翟公在大門上所寫的文字，頗似孟嘗君心裡的不平，所不同的，翟公寫的是自己的體會，也是在問那些去而復來的賓客，你們良心平安嗎？而後司馬遷說出自己的感嘆：「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眾人乎！」權勢有高低，人情有冷暖，而有勢與無勢，卻成了彼此交往的重要指標，如若知道權力是兩者交往的前提，那就必需預知失卻權力後，溝水東西乃「事有固然」！誠然，富貴多士時，可以有攀附的雞鳴狗盜之徒，貧賤寡友後，則不知有沒有不離不棄的馮驩。

趙之廉頗於長平之戰時遭陣前免職，賓客盡去，再度為將後賓客為之復來，廉頗是個武將，很直接且不修飾的說：「客退矣（你走吧）！」結果竟換來一陣搶白：「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這位賓客說出「市道交」這三個字，一切以有權、無權為交往之基準，還要廉頗不當有所怨恨。什麼是「市道交」？亦即兩者交往係以買賣關係視之，你有買的能力，所以我接近你，你缺乏買的能力，因而我離開你！好比今天的業務從業人員，是要去找有購買能力的客戶是一樣的！總不能貼附在沒有市場潛力的人的身上，於是「炎而附，寒而棄」的外顯行為，便成就了趨炎附勢的深沉人性。

東漢的王符，在其《潛夫論》《交際篇》中，總結了他的觀察：「昔魏其之客，流於武安；長平之吏，移於冠軍；廉頗、翟公，載盈載虛。夫以四君之賢，藉舊貴之夙恩，客猶若此，則又況乎生貧賤者哉？」後世講交際應酬的「交際」二字便當出自於此。有錢有權的上位者，與無錢無權的低賤者，受到的世間對待是很不一樣的，是以「莫忘世上苦人多」一句，可以如此的觸動心弦。王符繼續他的觀察：「唯有古烈之風，志義之士，為不然爾。恩有所結，終身無解；心有所矜，賤而益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隘然後知其人之篤固也。」對於有恩於己之人，以一生回報，對於繫心於己之人，則不離不棄！馮驩之於孟嘗君，或許即是此類寫照之一，但世間能有多少這樣的人？

王符是東漢安定臨涇人，在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家時前往拜見。那時，皇甫規才剛剛謝絕了前雁門太守的造訪，對於王符的到訪，卻「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於是時下人說：「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將書生道義看的的遠比官場上送往迎來更為貴重。王符得知之後，相信其心中的冷暖，自知矣，自知矣！王符將自己的書名取做《潛夫論》，而不欲彰顯自身之名，是當知一切之富與貴，終如浮雲也，浮雲也！

當然，有難堪現實的「市道之交」，也有情義相挺的「八拜之交」，諸如伯牙子期的「知音之交」、廉頗相如的「刎頸之交」、陳重雷義的「膠膝之交」、元伯巨卿的「雞黍之交」、角哀伯桃的「捨命之交」、劉關張的「生死之交」、管仲鮑叔牙的「管鮑之交」、孔融禰衡的「忘年之交」！確實是不同時代不同人，不同性格不同命。市道交之外，還有完全相反不計較貧賤、身份的「杵臼之交」。《後漢書˙吳祐傳》記載東漢的公沙穆東遊太學，因缺資乏糧，便至吳祐家中幫傭舂米以換取微薄資糧，吳祐後與公沙穆閒聊，「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閒」，於是，貧賤與富貴此時已然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兩人對「士志於道」的看法一同。回頭看看王符在《交際篇》中說的竇嬰（魏其侯）、田蚡（武安侯）、衛青（長平侯）、霍去病（冠軍侯）、廉頗、翟公等人的際遇，與他自己在同篇中說的「夫與富貴交者，上有稱舉之用，下有貨財之益；與貧賤交者，大有賑貸之費，小有假借之損」，人與人交往，如何持平的去看待每一個個體，而非以現實的權勢做為依據，那是做人的一種考驗，也是價值觀的顯現。

已經過往的人，理當沒有持續依附的價值！但清人趙翼《檐曝雜記》《京官趨勢弔喪》一文中，記錄了傅恆隨同乾隆前往熱河時，他的哥哥「廣成」（擔任左都御史）在京往生了，廣成家中訂出受弔之期為某三天，但第一天、第二天都無人前去弔唁，直到第三天傅恆歸來之時「各部院大小百官無不畢至，雖與廣公絕不相識者，亦以文忠故致賻而泥首焉。輿馬溢門巷，數里不得驅而進，皆步行入。」那是什麼樣的場面？是生榮死哀？還是人世裡趨炎附勢的另一現實表徵？大家心裡應該都有答案，那面子終究是做給活人的。

一早，朋友傳來《別人為什麼願意跟你相處》一文，裡面提到朋友相處的六個理由「你有用」、「你有料」、「你有量」、「你有容」、「你有趣」、「你有心」。不一會，同學又傳來《圈子不同，不必強融》小文一篇，裡面提到朋友能否相處就看是否：「久談不厭」、「相處不累」、「互相讓步」，細看兩文數度，心有所感，遂下筆寫成此文。

處世樹為模，本固任從枝葉動；立身錢作樣，內方還要外邊圓

職位是一時的，眷戀也不可能保有，生命也是一時的，終究塵歸塵，土歸土，在擁有與失去之間，盡其在我，努力以赴，盡可能做到良心平安，並成就自己想成就的，以便回頭審視之時，得以心安，可以微笑。

明朝的嚴嵩以寫「青詞」起家，最終當上嘉靖皇帝的宰相，掌權近二十年，但在《大明王朝》一劇中，於嚴嵩行將落職之際，想起該替賣醬菜的「六心居」題個匾，卻為商家趙老闆所拒絕，試想嚴嵩一旦去職，難免積累的仇家會來尋釁，他的字就不再具有攬客的價值了！劇中，嘉靖問了嚴嵩是否商家真的「死活不肯要」！嚴嵩回答說那是「人之常情」，而嘉靖「不喜歡這樣的人之常情」，於是要嚴嵩現場做書，並將「六心居」，的心字加上一撇，改成「六必居」，而後鈐上皇帝的「忠孝帝君」之印，連夜刻好，要商家明天就掛起來。

嘉靖不喜歡喜新厭舊的「人之常情」，也不喜歡「人心各異」，所以硬是要嚴嵩寫了字，還鈐上了皇帝的寶印，以替嚴嵩的人與字同時背書！六心居先前附庸風雅的求字，之後又死活不要的棄字，仔細想想，也不過就是「此一時、彼一時」之故！人在其位有權，不在其位無權，水就下而人性從權，權衡自己的利弊得失做出選擇，雖無所謂對錯，但令人感傷則又確實無比！

有些字則不用求，順勢寫下便成後世的圭臬，「忠孝傳家久，詩書繼世長」、「平生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知成之必敗，則求成之心不必太堅；知生之必死，則保生之道不必過勞」。再怎麼樣，凡事都可依《圍爐夜話》所言「求個良心管我，留些餘地處人」向前行去，許多事需順勢而為，許多人也只能從眾而發，終究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求得飛黃騰達，也不是每件事都可以一帆風順，正是在起起落落間，跌跌撞撞裡，試煉一個人的心與志，磨難一個人的堅與毅，終而成就一個人的功與業。

詠春大師葉問，在真實世界裡，寫的一筆好字，也留下不同於拳腳功夫的做人道理。在《葉問：終極一戰》劇中，黃秋生飾演的葉問，在劇尾道出其立身處世的道理：「處世樹為模，本固任從枝葉動；立身錢作樣，內方還要外邊圓」，並且用特殊的筆法，將前聯寫了下來，或許那真的就是黃秋生自己的字。然而葉問的毛筆字，在還需入塾啟蒙的年代，跟他的武術一般，是練過且有根底的。除上聯之外，葉問尚有另一聯如下：「盡孝莫辞勞，轉眼便為人父母；施恩休望報，回頭但看爾兒孫」！詠春的功夫，在電視的渲染效果下，似乎已然天下無敵，但真正沁入人心，值得不斷思考咀嚼的，卻是他寫的那兩幅對聯，還有那字中所包涵的意義。孝親、助人、處世、立身，這些都不是拳腳，但卻比拳腳有更大的力量，來自人心裡的力量，難以衡量。

有意義的歷史，成為典故，而典故中，多有為人處世的道理。六必居的「必」字，意謂著為臣必需忠，為子必需孝，而「外圓內方」的立身原則，則標榜著凡事需有原則，但又需懂得權變的邏輯。二十年的權相，在幾百年的歷史中，化成一個故事，哪些可以與哪些不可以的故事！而二十年的葉問影視劇，則將中國人幾千年的立身處世道理，以葉問其人，如畫龍若點睛般的呈現於大家的眼前。

人孰是？人孰非？捫心自問可也，一切安則為之，不安則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