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拿起的，就拿起，該放下的，就放下

十年前，父親因頸椎神經壓迫而入院，術後，在復健室中艱難的重複著那些無趣的拿起、放下的動作。父親蹙眉的眼神迄今記憶猶新，而我深信那時的父親，所期望的應該就是最簡單的「自如」二字！

近來，隨年紀漸長，同學不斷傳送來「學會放下」的簡報，好像人生至此，應該已經可以無所憂慮，凡事都可以隨時拿起，也得能輕鬆放下，自由自在想做什麼便做什麼了。然而年過五十，想的真是不再拿起而勇於放下？還是繼續拿起不該拿起的負擔，捨不得放下應該放下的心事？

國中時代的教務主任曹先生在公民課時常說：「每次讀一遍《論語》，便有一番新的體悟」，而我也常常在想到底四十不惑，那年孔子所惑的到底是什麼？五十知天命，而天命又指的是什麼？因為，如果知道什麼是惑，或許便可以解惑，如果知道何謂天命，也許即能認命隨遇而安，那也就什麼都可提起，什麼也都能放下！我很仔細的問過自己，也很嚴肅的查過《論語彙校集釋》的各家說法，當然這幾句名言有著無數的註解與說明，但孔子所說的惑，以及所指的天命具體為何，卻還是沒人能替我有效解惑。如此，反過來說，如果不知道惑之所由來，命之所由生，恐怕也就不知何時應當拿起，何時又該放下了。

我個人不太相信不惑即是「明知無疑」，而天命則是「個人窮通」。試想一個人四十歲便無所疑惑，那書也不必唸了，什麼也不必學習了，而五十歲便可以窮通無礙，那古人的致仕之年，也大可不必設定在七十歲了！我只能說，《論語･為政》篇中的話，應該是孔子自己七十歲後，凡事看開自我歸結一生大要的話！不惑，最直白的講就是隨便他人說什麼，自己有自己的看法，不是什麼偉大的明知無疑，而知天命，應該也就是自己盡心盡力後，生命的一切都隨上天安排的意思，跟個人窮通雖有關係，但也不見得與之全然相連，自來凡事不能盡然歸結予自己的，大概也只能交給不語的蒼天了！

要在有限的生命中不惑與知命，並不容易。屈原游於江潭、行吟澤畔做《天問》之時，大概也已六十出頭了，而認為「天亡我，非戰之罪也」的項羽，不論後世怎麼評說，在烏江邊上的那時，這個霸王也才三十歲啊！《論語･雍也》中：「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我們不能確知伯牛喪亡之日，但有德行卻行將離世的伯牛，不就正是碰到孔子自己說的「天命」？年紀不同的人，對於《論語》可以有著不同的解讀，但不論惑與天命到底應該如何解釋，隨著年歲的不同、經歷的不同、需求的不同、目的的不同，倒是一定有著不一樣的追求與各異的失落。

司馬遷在《報任少卿書》中舉例說：「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脩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這些人都離不開自己苦難的宿命，但卻都拿起了如椽大筆，寫下了他們所經歷的生命與感悟！隨年紀之不同，於少年之時、中年之際、老年之後，我們到底要拿起什麼？又要放下什麼？臥虎藏龍裡那個握不住沙的拳頭，真正要握住的是什麼？想要放開的又是什麼？那個答案，隨各自命運之不同，當然也兀自相異。然而，我們不能怪命，也不該有所疑惑，所有的際遇，都是命的一種，也都是緣的一類，命中有時終需有，緣起緣滅還自在，我們自己覺得該拿起的，就拿起吧，該放下的，就放下吧，那一刻的自如，不論日後的對錯，都無人能予替代。

浮沈於世，「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該拿、敢拿的就拿吧，「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該放、願放下的，也就放下吧，臨了，我們都需對自己負責。

今我游冥冥，弋者何所慕

在周紹良主編之《唐代墓誌彙編》中，於開元年中，收有徐安貞所撰之《唐故尚書右丞相贈荊州大都督始興公陰堂誌銘并序》一文，其後並有註記曰「周紹良藏拓本」，如此，該文係編者苦心所收錄之墓誌之一者。再查李錦全先生所著《嶺海千年第一相》一書，《陰堂誌銘》係於1960年7月出土於廣東韶關市羅源洞張九齡墓中，如此，合理推想周紹良先生所得之拓本，當即來自出土之張九齡墓誌。

該文末有如下數語：「嗚呼！嗣子拯，號速罔逮。而謀遠圖，刻他山之石，誌于玄室，人非谷變，知我公之墓於斯。」如此，《陰堂誌銘》當係張九齡之子於開元二十九（741）年，倩託徐安貞所撰，則此一墓誌距今已然一千兩百七十三年，而徐安貞之官職也可於墓誌中窺見，在撰此墓誌時，徐氏為掌管圖籍的集賢院學士。陰堂誌銘現藏於廣東省博物館，其文如下圖：

除前述徐安貞所撰之陰堂誌銘外，依據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卷九》所述，當另有長慶三年之《張九齡碑》一文，而《集古錄》針對《張九齡碑》之內容，則係歐陽修於北宋英宗治平元年二月考證碑文與《舊唐書》所載之差異之心得，其結論云：「所傳或有同異，而至於年壽、官爵、其子孫宜不繆，當以《碑》為是」，則歐陽修已知以碑文作為判別史料繆誤之依據，鄧寶劍先生說：「歐陽修的金石考評為中國金石學的開山之作」確為的論。至於歐陽修針對《張九齡碑》」之跋尾，其首云：「右《張九齡碑》」，但遺憾的並未說明該碑為何人所撰。

時至北宋末年，趙明誠於其《金石錄‧卷二十八》中，同樣提到《唐張九齡碑》，文首曰：「右《唐張九齡碑》，徐浩撰并書」，而後引歐陽修之《集古錄》之內容。之後另有考證如下：「今考之，徐浩撰《碑》時為嶺南節度使，在大曆間，距曲江之卒未遠，至長慶中，其家始刻石爾。」如此，依據趙明誠夫婦的考證，《唐張九齡碑》是徐浩在大曆年間（唐代宗的年號，766~779）所撰，但直至長慶年間（唐穆宗的年號，821~824）方才刻石！想趙氏夫婦以碑中已載入子拯、孫藏器之名，而碑後又載曾孫敦慶、玄孫景新、景重之名，故而合理推論徐《碑》當刻於穆宗長慶三年。

《全唐文‧卷四四〇》收有徐浩所撰之：《唐故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令集賢院學士知院事修國史尚書右丞相荊州大都督府長史贈大都督上柱國始興開國伯文獻張公碑銘》，此銘亦見於四部叢刊《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之內，而此文當即歐陽修、趙明誠夫婦所見之《唐張九齡碑》，如此則此碑文自長慶三年書就，流傳亦已一千一百九十年矣！歐陽修雖於《集古錄》中考定張九齡生年當為六十三並謂：「年壽、官爵、其子孫宜不繆，當以《碑》為是」，但於其與宋祁所修之《新唐書》內，卻依然依據劉昫《舊唐書》之說法：「俄請歸拜墓，因遇疾卒，年六十八」，而謂：「請還展墓，病卒，年六十八」，因此後世學者多不採徐浩《唐張九齡碑》生年六十三之說法，直至《陰堂誌銘》於韶關出土，張九齡之年歲方才得以確定。

而今《陰堂誌銘》之真跡尚在，然由九齡外甥徐浩所書之《唐張九齡碑》，其文雖尚在，但真跡早已不可復聞！徐浩乃唐代書法大家，與顏真卿並稱「顏徐」，倘《集古錄》與《金石錄》有其一完整存世，我們當可卻除不見真跡之遺憾矣。《陰堂誌銘》中言道：「序乎官次，存乎事迹，列於中原之碑，備諸良史之筆矣」，如此，則於開元二十九年之前，當另有更早之「中原之碑」已然敘明張九齡「凡十八徙」之歷任官職，然此碑何人所撰？何人所書？今又何在？恐更不可考矣！《荀子‧勸學》有謂：「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金石誠然可鏤，然鏤於金石，卻又未必可存，如此，人世豈真有不朽、不折者哉！

消愁解憤，賴此延年

我是在國中時因讀到楊朱「衣素衣而出，衣緇衣而反」一句，在體會到中文字詞性轉換之美後，才開始對於國文感到興趣的！而我也深切記得，那是在準備模擬考的深夜，因倦極而不得不停留在王安石「青苗法」的課本之上，但卻從此引發我繼續探究中國歷史的動機！那年，我不可能知道，一個「變法」竟然牽涉政治、經濟、財政、外交、人事那麼廣泛！而那夜，我沒讀完的宋代歷史以及王安石與司馬光的顛峰對決，誰也不知會在往後的日子裡，隨著閱讀與蘇軾相關的文獻，竟也都漸次的略有補足了。

書，自然是知識的集合，透過讀書並經過解讀消化，他人之知識便可成為自己的知識。讀書而能與逕予古人溝通，且知何處有曲筆以及何處有未盡之言，那就是另一層境界了。張潮《幽夢影》一書，將自己讀書的境界分為三個層次：「少年讀書，如隙中窺月；中年讀書，如庭中望月；老年讀書，如台上玩月」，我想我現在約莫正處於望月的階段，離玩月的能耐還頗有距離，但生理上的老年，已然無情快速驅至！張潮書中所列三階段的差別，應該不在年歲，而是在能否讀透作者的心思而言！一個「玩」字，大有從心所欲的感覺。元代的翁森，曾寫過《四時讀書樂》一詩，其中冬季「木落水盡千崖枯，迥然吾亦見真吾」一句，也該是翁氏於讀書時，心靈已然能與古人完全契合的寫照，所惜自身資質愚魯，不知有無期待「見真吾」的那麼一天。

父親是個非常喜好讀書的人，若非抗日軍興而在姬梅軒（姬鎮魁）先生遊說之下從戎赴命，那便當如父親所言，不是像祖父般貨殖南北，利從義湧，那便是沈浸於文史之中，耕讀為業！而後國共內戰，父親一生的命運，便與國家的命運一起移轉到了台灣。我在中學起開始對文史產生濃厚興趣，將父親當時所給的金錢，幾幾乎全用於書籍購置之上，進入大學，甚至寧願餓著肚子，也要買下心喜之書，那段流連於重慶南路的歲月，於國際學舍大小攤位駐足的日子，如夢似幻卻又憬然赴目！父親在我所購置的二十五史上，於閱後常有小字批注，當時的我愛書成癡，頗為不喜，誰知那些手批的一字一語，卻成為我父親留給我的最大瑰寶與慰藉。

父親在其所遺筆記本中，有《消愁解憤之良方》一文。父親自然從不曾使用過電腦，所記皆在腦海之中。我佩服父親的博文強記，也無法想像父親一生到底閱讀了多少書籍，記下了多少奇聞軼事，感悟了多少人間是非！父親在文中寫下丁雄飛的「九喜」，而我若不是因為一樣嗜書，是以略知丁氏乃明末藏書大家，否則我勢將無法體會何以「多藏書」會是丁氏的第一喜事。至於來知德（來瞿塘）的九喜以及今人所列之九喜，我就真是毫無所悉了！

父親所引「唐文正公的家書中」一句，實係清末藏書家錢泰吉於《曝書雜記》所言：「家下書籍用心收著，一本不可遺失。有人借，當定限取來。書冊愈舊者，愈當珍之，不可忽也。我回家賴此延年，此要務也。」一個人致仕或是歸去來兮返鄉後，生計上所能依靠的可能是祖業，然而精神上值得慰藉的，無疑則是所藏諸書！翌日待我無業之後，我所能自為喜事的，應該也是歷來所收之雜書，雖明知這些「几案羅列，枕席枕藉」的各種雜書，終究也逃不過「必不為己物」的宿命，但總希望子孫能寶之、惜之，直至「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必然之期。

李易安做《金石錄後序》係於「蘧瑗知非之兩歲」遍嚐憂患得失之後，而其年正與吾今日相當，蘇軾有謂：「人生識字憂患始」！或許，那些讀書識字而又易有感觸之人，在經歷過「何其多也」的憂患得失後，也只能以恆定的書中歲月，去替換那起伏無常的憂患人生了。

以下即是父親所寫的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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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愁解憤之良方

當一個人情緒低落時，假若能想想自己已經擁有了許多樂事，就可以消愁解憤了。

明末的丁雄飛自己認為很逍遙快樂，他所以快樂的原因是由於有九喜：
(1)多藏書：他認為自古至今，都在書裡，讀秦漢書，人就活到秦漢，讀六朝書，人就置身六朝，讓壽命能夠據書而上下延展千百年。步入晚年的人，書房乃是最佳的引退去處。誠然，在唐文正公的家書中寫道：「家中書籍，用心收著，我回家賴此延年」，書確是延年益壽靈藥。
(2)閨人習筆墨：有了男女平等的想法，家庭自然和樂，閨中多接觸知識，各方面生活水平才可能提高。
(3)不能飲：酒常引聚一些不必要的無聊人，而多飲的人常有一條煩人的舌頭，所以有人說：「酒桶底朝天，朋友各西東。」
(4)不能奕：下棋容易生出競爭心，勝了別人，別人以為恥，輸給別人，自己生悶氣，而且下棋越慢，人生消磨的越快。
(5)為世所棄：亂世中容易疏離世俗，也為世俗所疏離，不沾邊，要比沾邊以後再擺脫要容易些。陸放翁在家訓中希望子孫「勿漏所長，勿與貴達親厚」，身處亂世，深涵不漏英器，不廣泛應酬，以被棄為自得快樂。
(6)得名師：遇名師就像進入寶山見寶，不會空手歸來，攜春居山水間，定可多壽，山水的賞心悅目，再加上賢妻驥子，是上天最優厚的賜予。
(7)無病之人：人第一幸福當然是健康，古諺說：窮人沒病半富，富人沒病半仙」

來瞿塘的九喜（丁氏之前因為他身在太平盛世，其所列舉之九喜亦不同）：
(1) 生中華：當時中華文化舉世無匹，碩德偉望的人不少，適逢太平，沒有亂離傷痛，太平年代是非分明，讀儒書只聞詩書大道，不聞其他邪說，自得其樂，加之堂前骨肉團圓，膝下兒女成家，在人世沒有留下不了的顧慮，自然是幸福的人，常言道：「尊敬父母的人往往常壽」，所以在他六十開外身無痛疾，健康長壽大抵是通過簡淡節欲而實現的。
(2) 喜逢太平
(3) 喜聞儒道
(4) 喜父母兄弟壽攷
(5) 喜兒女婚嫁
(6) 喜無妄
(7) 喜壽至花甲
(8) 喜簡淡寬緩
(9) 喜無惡疾

其九喜中以無妄為特色，因為常想自己高出別人，自我膨脹，反而覺得天地間無處可以安頓了。人能覺悟別欺妄自己最多的，就是自我，真不容易。

近人亦有九喜： (1) 喜賢妻
(2) 喜子駿茂
(3) 喜環遊世界
(4) 喜精力用不完
(5) 喜鈔票不虞匱乏
(6) 喜心中佛光常飽滿
(7) 喜桌上新來園裏新花
(8) 喜不吸煙，不飲酒，不品茶
(9) 喜親朋往來沒有錢財援亂

若自問我的喜是什麼，他們說的我也有，但我所認定的喜，其境界完全不同，我認為喜與嗜同，有人喜搓麻將，輸與贏不關緊要，為需消遣一樂也。有人喜打高富、網球類活動，表面上耗體力，實乃健身運動亦樂也。喜身外事固為喜之活水，喜自己喜歡的事，不為他人所拘束亦為真喜。

居此亂世，可喜之事不多，故我亦有喜而均不喜，因在尚不見九州同也，喜其含怨，確實是。

陳家有女初長成，移植李家更茂盛

父親當年因國軍藝工隊之緣，將家在通霄白沙屯山裡的客家姑娘，介紹與家兄認識，在兄嫂交往過程，我有機會也曾在山裡盤桓過一小段時間，在樹上直接摘果子，龍眼、蓮霧俱已嚐遍，在溪裡抓蝦，與巴掌大的長螯在淺灘中搏鬥，那確實是一段無憂的日子，也是一段美好的回憶。

嫂嫂家裡農作物一應俱全，一日，見父親要得一個葫蘆剖開的浣水瓢杓，初不知其用意為何，而後見父親用藍色的粉筆，在瓢上題起字來，當時年幼，僅記得開首兩句：「陳家有女初長成，移植李家更茂盛」，多年以後，我才知道那是父親改寫自白居易《長恨歌》的名句。從此，李陳兩家成了兒女親家，而那幾句我已不復記憶的詩句，一定有比茂盛更多的深意在內。

近日，兒子也交了女友，恰巧也姓陳，以我如今的年紀去看自己孩子的感情，有著祝福，也有著關心，而關心的後面也就是擔心！人生日後的路，當然不是學生時代的感情所能逆料，我的關心與擔心，只能化成更大的祝福，希望他們日後的路，走的平順，且能面對必然有的風雨顛躓。一日，我特別問了一下小女生她的父母看法如何，很高興知道她的母親還幫助我兒與其交往，但她的父親，基於保護與嚴謹家教，顯然也會成為最後一個知道的人！如此的場景，使我想起曾經有位關愛女兒感情的母親，對其女兒說：「我不希望妳那麼早定下來！」而這句話，徹底曲折了那位被關愛女兒正在萌芽的感情。對於兒女的感情，我們只能給予關懷，也希望在彼此相互尊重下，孩子們在感情路上能走的順遂，那麼即或走不到禮堂，也不至於有所傷害。

父親對我的感情，從不直說過一句，然而在其所遺的筆記內，確有著對我無盡的關懷與期待。做為我的父親，何以不能直接表達卻需寫於筆冊之內？那是我之前所疑惑不解的問題，而今我面對自己孩子的感情，我開始瞭解長輩「多餘」的關心，不但不會為孩子們所接受，甚至有意無意間會成為揠苗助長的原因，進而破壞了成長過程所必須自己去體會與處理的感情問題。因此，除了關心，我似乎也不便直接表達什麼，感情的路，都需自己去走，自己去體會，有時快樂，有時也會痛苦，而後才能領悟與體悟如何處理情感，以及何謂真正的情感，這些無法教，也教不來，若是成就了，那是上天給的緣份，無奈受傷了，上蒼也會給予痊癒的養分。我想，就讓時間去提煉感情的純度，讓孩子們自己承擔自己所選擇的道路。自來癡心父母古來多，我們當然也在其中，可是也不能不學著放手。

我又想起那在葫蘆瓢上藍色的字跡，那曾是父親深深的期待，而我的期待，不正也一般？所不同的，也許我會續上兩句：「此路前去遇風雨，攜手相伴同此生」。孩子，父親當然給你最大的祝福。

大丈夫生於天地之間，不識其主而事之，是無智

歷史長河中，無論國家或是企業，都在尋找人才以求強國，以期財茂。但，人才在哪？如何尋找？哪些才是真正的人才？而之後又如何適才適所的予以運用？居上位的人在尋找答案，而自詡為人才的人，甚至連不自知為下駟之才者，也在尋找答案。彈鋏之人是不是人才？那要等到孟嘗失勢之後方才知曉，濫竽之人是不是人才，也要等到湣王就位一一聽之後乃能辨別。人才，確實不是一見可知，也無法嗟之即來，但絕對可以呼之便去。

官渡之戰，兩軍相持，而天下之爭成敗在此！袁紹不用田豐之謀，沮授之計，反之曹操卻從荀彧之策，許攸之言，因而大勝而出，終使袁紹敗亡！當時，袁、曹兩方各擁人才，無不出謀劃策以求其勝，但人才之言當如何判別與運用，其責任仍在其主之身。《三國演義》載田豐授死之際，曾感嘆言道：「大丈夫生於天地之間，不識其主而事之，是無智！」人主選擇其屬，其屬亦當選擇其主，若果真君臣相遇，上下同心，便可能出現貞觀大治，喝燕收趙之局，若其一有差，迎來的很可能則是煤山吊頸，萬人解甲之果。有智與無智，其責任在於雙方肩上，而非僅由單方承受。但，有有智之主，方見有智之臣，僅有有智之臣，卻乏有智之主，終就免不了沈淪一途。

《史記･樂毅列傳》中載有燕昭王「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的典故，《說苑･君道》中則對燕昭王築臺師事郭隗的歷史有所說明，而燕昭王屈己師事郭隗的最終目的，乃是在召集天下賢士，用以強大破敗的燕國。於是「人臣之才」、「朋友之才」、「師傅之才」如蘇子、鄒衍、樂毅、屈景、劇辛等紛紛投燕，終使燕國強大，事後方能一報齊國之仇。郭隗究為何人？其才能又如何？從有限的史料中，我們無法知道郭隗的真正本事，但《三國志》裴松之於《吳志》中，引《春秋傳》時說：「隗雖才小，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在《蜀志･法正傳》中，引法正之言如下：「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人以是謂主公為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裴松之亦註曰：「臣松之以為郭隗非賢，猶以權計蒙寵」。如此，郭隗的能力顯然是不被肯定的，但燕昭王能夠以一個能力不夠的郭隗，從而使天下「有為者亦若是」的賢士紛紛投效，這其中顯然絕不止於築台師事郭隗的緣由而已。燕昭王願意千金買骨，以才小非賢的郭隗為師，其結果竟未適得其反，而能招致天下賢士為其所用，想來也是歷史的因緣與偶然，燕國的福份與齊國的不幸吧。

《三國志》謂：「昔項羽背范增之謀，以喪其王業；紹之殺田豐，乃甚於羽遠矣！」人才之言，聽之可以興邦，不聽則足以喪邦，但聽或不聽，其責在於其主！而人才不識其主而事之，是無智，成為無智之人，其責任又豈單單在於人才之身？郭隗料定燕昭王一時無人，必用一人以求天下之才，因此「請從隗始」的邏輯才會有效，但郭隗成為燕國指標性人物之後，其之後的際遇，我們就難以知曉了。雖如此，我們知道范增與田豐的下場，也知道項羽與袁紹的結局，「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紹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形於色，而性矜愎自高，短於從善，故至於敗」，做為項羽與袁紹的屬下，不管之前多麼風光，一旦敗亡而失去逐鹿之能，便很難繼續用「不以成敗論英雄」的邏輯自我安慰了。明乎此，難怪孔子說：「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自詡為人才之人，一定要審時度勢，找對明主，但入與不入，居與不居，在變化詭譎的環境中，顯然也不是件簡單便可算計的事。

諸葛亮在《隆中對》中說：「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人謀需靠有智的謀臣與策士，如何虛己以得天下之「人臣之才」、「朋友之才」、「師傅之才」，那是居上位者的事，而如何有智的「識主」，那就是作屬下的事了，我們總期望「君臣相遇」，但事實上，就算君臣相遇，又真能有多長的時間呢？雍正曾手書予年羹堯如下之語：「我二人做個千古君臣知遇榜樣，令天下後世欽慕流涎就足矣！」然時移世變，年大將軍的下場復又如何？浪淘英雄，一切皆時也、命也、運也，歷史有太多偶然與轉折，而事後諸葛如我等，只能掩卷嘆息，但看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康熙遺詔，雍正繼位？

在土石流以及台鐵意外的新聞中，午後的跑馬燈突然出現這麼一則新聞：「康熙遺詔雍正繼位，沒竄改！」一晃即過下，我刻意等待該訊息再度出現，以確定所見為真。果然，二度出現的訊息，的確是說康熙遺詔是將帝位傳給了雍正。

電視沒有更多的新聞，於是我在網路上搜尋了一下，何以突然電視台會播放此一歷史懸案的解答：「沒竄改」！原來是大陸遼寧省檔案館的新館展出了康熙遺詔，而新心社的記者以「詔書是以漢滿蒙三文並列」為由，因此認定「不太可能造假」。的確，在我們所能看見的歷史資料，一面倒的以即位詔書認定雍正繼承大統有其正當性，而雍正自書的《大義覺迷錄》，甚至將當時竄改詔書的傳聞予以記下甚至親自批駁。然而雍正繼位過程到底如何，是否真有如多數影劇所說，是將「傳位十四皇子」之「十」字改成「傳位于四皇子」之「于」字而得天下？（事實上乾隆四十二年朝鮮人李玾，在其《燕行紀事》一書中，正是此種說法。）戲劇終究只是戲劇，但如果僅僅竄改一個字，便可以順利得到帝位，那清代的傳位制度也實在輕率的可以了，然而一個諾大如此的清帝國，在傳位的制度設計上，是絕不可能如此簡單的。此外，「血滴子」也向來是清代野史的熱門話題，說那是雍正的暗殺大隊，專門對付不聽話的大臣之用！而近來的香港導演所編製之「血滴子」一劇，劇者不也是將此一不存在的武器，說的活靈活現，演的煞有其事？回歸歷史，一切還是必須以證據說話。

對於雍正繼位之合法性議題，向來是清使研究之熱門話題！直至今日，依舊治絲愈棼，各有說法。然而依據金承藝先生之考證，康熙之四皇子（日後之雍正），確實是以不正手段取得帝位的。在金先生《清朝帝位之爭史事考》一書中，收錄了《以“胤禵”問題看清世宗奪位》、《胤禎：一個帝夢成空的皇子》、《胤禛非清世宗本來名諱的探討》、《一項有關清世宗是否奪位的重要問題之探討》四篇文章，將雍正奪位的史實以及重大可疑之處，臚列而出，直指雍正帝位取得之不正，也正因其得位不正，以及奪位後的種種湮滅證據的反常作為，方會導致傳說紛擾，讓其背上千古難以翻身的困擾。

清代沒有電話，沒有網路，命令傳達需靠紙筆，但得位者可以透過權利，全盤抹去先前之記錄，因此我們今天所能看見了史料，都是雍正得位後，經過檢查制度所「同意」留世的史料，因此不是有過刪修 ，便是經過竄改，事實上很難回覆原始之史料。記者所見的康熙遺詔，是歷史研究者所早就知道的史料，也是擁護雍正入繼大統正當得位的主要依據之一，但遺詔不論用幾種文字寫成，都可以經過竄改而呈現另一種說法。漢人不識清文，亦不識蒙文，但旗人在康雍乾三朝之時，可是有正規教育教導學習漢文與蒙古的，因此遺詔用三種語言寫成其實並不奇怪，我們沒見過康熙父親順治皇帝的遺詔，因此不知道用三種語言寫成遺詔的規定，是否始自康熙，還是雍正為「證明」自己得位有其正統性，因此而用三種語言同時寫成。我輩不是今之名嘴，可以從外太空到內子宮胡亂而言，亦非小說者流，明明不在現場，卻能將當事人之對白全盤重現！更非無冕之記者，可以一見遺詔，便可得出「雍正沒篡位」之結論。還原歷史，推論雍正是否係康熙所欽定之繼位皇子，在證據鮮少之下，也只能尋找旁證以為推論，若真有百分之百的可信事證，大概此一得位問題，也不會到今天還無法定讞。

余對清史所知有限，但願以金承藝先生於其四篇論文中之兩項重要論點分享於同好。金先生以為：

1.      康熙于暢春園辭世之時，身邊其實僅有隆科多一人（或許也有皇四子雍親王），《聖祖實錄》、《世宗實錄》與《大義覺迷錄》三種文獻都已經過雍正之刪修改動，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將皇十四子「胤禎」，改名為「胤禵」，以避免與其自己的名字「胤禛」過於相近，而「禎」與「禛」如此相近的漢字，不正好類似野史所說雍正改動了詔書內容？

2.      遺詔所說「雍親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登基，繼皇帝位」，其中說雍正「深肖朕躬」四字，實在與康熙之個性相去甚遠，而深肖朕躬所說，當為皇十四子胤禎。金先生以蕭奭的《永憲錄》及皇八子胤禩之子弘旺所著之《皇清通志綱要》、《上諭內閣》等資料，明確指出十四皇子胤禎離開軍營馳返京城，準備接受康熙繼任皇位之命，但卻於返回途中，康熙晏駕，雍正繼位，因此回京後始終處於幽禁狀態。足證康熙確實當有先前命皇十四子返京之旨，但已雍正所刻意銷毀了。

余以為金先生對於雍正本名非為胤禛，而皇十四子本名當為胤禎而非胤禵，是極重要之論述，如此在遺詔之滿文詔書中，方可蒙混後世之人，亦可於漢文詔書中輕易改動。試想，當滿文之胤禛與胤禎為一模一樣之字時，又如何於滿文寫就之《玉牒》中，區分兩人之身分？如此可見，雍正瞞天過海之計，做的還真徹底，但再怎麼徹底，終究百密一疏，天機盡漏。此外，十四子回京之路已逾三分之二，係於路途中方得知康熙已然晏駕、雍親王已經繼位之消息，一個大將軍王，怎麼可能會沒有皇命而擅離軍營？十四子離營之目的，當如金先生所說，正是為了接任皇位而回。所惜，命與運都沒有站在他的那一邊。當然，對於雍正繼位後大量竄改史實之說，甚至說他在繼位後大費周章的改變了自己的名字，仍有一定的疑問待解，我輩只能等待更多的史料及史家的耙梳，以確定金先生之所論。

 

金先生為滿族皇室後裔，以從心所欲之年終老於澳洲，其所提雍正奪位之其他證據與推論過程，請同好直接閱讀金先生之文章為好。金先生之文字邏輯思維架構清晰，循循然而善誘，讀之令人信服。余意以為，此一雍正奪嫡之論戰，雖不可能因金先生之所論而從此消弭，但切不可依名嘴之言、記者之詞、或偽造之檔案而做出錯誤之解讀。雖然，雍正為清代之君已成事實，然其奪位之過程，即或不能盡曉，但透過有限但可信史實之推論，當亦可知此君用心之殘酷與險惡矣。


 

捫牘知字

清俞樾《茶香室叢抄》記載：「國朝周亮工《書影》云：『楊公太初名肇基者，天啟末鎮上黨。其幕客有孫無屋者，能黯夜捫牘知文字，且成誦，不異在日燈前。』不知操何術。」如此，孫無屋顯然具有前台大校長李嗣涔教授所謂「手指識字」之能力。

《茶香室叢抄》捫牘知字的故事中，出現有兩個明朝末年的重要人物，一個是文士周亮工，另一個則為武員楊肇基。周亮工字元亮，崇禎十三年進士，明亡後仕清，曾官至二品之侍郎，而楊肇基則為沂州人氏，歷任總兵、指揮等職，崇禎初年，加銜至一品之太子太師。俞樾為一代樸學大師，其《叢抄》所記，係引自周亮工之《書影》，而《書影》所載，經查，又係引自夏振叔所著《借山隨筆》一書，輾轉之下，在「楊公太初名肇基者」之後，《借山隨筆》中原有「俶儻俊偉，所在招致技能異敏士立功名」等字，但俞樾卻未予抄錄，想俞樾當以《書影》其文可信，故而僅予摘節。

孫無屋生平事跡不見於史冊，然能做幕於明末大將楊肇基之門，也必然俱有一定之書判能力，很可能，孫先生是個落第舉子，也或許，無屋先生是候補無望的微員小吏，此外，他還具備了「技能異敏」的條件，是以能入於楊氏之門。惟取名「無屋」二字，實不知其父祖當初心中作何之想，如果讀書人認定「書中自有黃金屋」，則無屋勢必亦將無書矣！抑或，其父祖正是希望此子日後能不為經濟所累？不論如何，人生若真能不以貲財為鶩，那無屋先生應該是個單純且容易滿足的人。

李嗣涔教授之手指識字研究雖充滿科學爭議，但如就實驗過程而言，李教授透過各校不同之小朋友所進行之手指實驗，其所得之結論實亦有其一定之可信程度。而該研究之發現，與明末孫無屋所具備之能力事實上亦為一致。雖說：子不語怪力亂神，但透過實證研究所獲致俱有統計上顯著性之結論，也不宜再以怪力亂神視之。到底李教授之研究成果解答了什麼問題，亦或是創造了更多的問題，相信他於卸下台大校長一職後，應該會有更多「人體身心靈」的研究成果可以發表，進而解答更多「訊息場」之疑惑。而孫無屋除了具備一定的書判能力外，於入幕之時，當即具有技能異敏之捫牘識字能力。為了證明其確實俱有此類異能，他還特地的於夜間進行示範，並且更進一步的展示他「成誦」的記憶能力。孫先生若生於當代，如有意願，絕對會是李教授極有興趣的研究對象之一，畢竟李教授的研究樣本係以小學生為主，而類似孫無屋此類成年人之研究，迄今尚付闕如。

兩年前，我在「看那看不見的東西，聽那聽不見的聲音」一文中，曾以文字學的角度觀察了部分的「神聖字彙」，在過程中也確實感受到李教授所說的「信息場」三字，隱含著些許科學所無法解釋的現象。當然，李教授在面對如此多的科學，甚至偽科學的責難時，並無法單純引用古人的筆記，便能有效證明手指識字之能力確實存在，加之孫無屋一人僅存在於《借山隨筆》之中，若以科學「孤證不立」之邏輯而言，也確實難以用為證明，然而李教授以科學實驗方法一步步所得之結論，有統計數據，有可查之有效樣本，並且是透過重複之實驗，才確實「發現」了那些過去無法解釋之事實，這些無法以現階段所知之科學知識解釋的現象，只能有待來茲，也只能用身心靈去體會。

同學某，曾自述聽的見自己血液流動的聲音，同事某，曾言及具備看見陰界事物的天眼，而家父，也曾如李教授的同學般，在考試前一夜，夢見隔日的考試題目，並且一字不差！我自己，與神通無緣，但曾於夢中為他人告以隔日之中獎號碼，並在夢中一再要我記下以免忘記！我在夢中得意的覆誦了那些號碼，但醒後終究茫然！將記憶中殘存的三個號碼記下，並買下人生第一張的樂透！竟然，那三組號碼全都出現，而其他組號則因依稀之故，錯亂有誤。夢裡的事，不是手指識字，也不是耳朵識字，可以透過所謂科學實驗重複進行，如果一切都是巧合，那這種機率該如何估算？信賴區間又該如何說明？佛洛依德說夢是潛意識的呈現，但潛意識到底怎麼運作？與現實事務又如何相連？這些疑惑，也正是李教授需要持續探討的大問題！

我不是什麼科學家，但忝為知識追求者的一員，既不支持無神論者，也不擁護有神論者，卻深信冥冥中自有一種力量在牽引運作，我們若是順著那股力量，或許就是符合天意，也或許終究能夠天人合一。如果佛洛依德的解析，也只能顯露出潛意識的心理過程，卻又無法根本證明潛意識的深沈內容，那或許自來久矣的鬼神之辯，還是採取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為佳。李教授的科學試驗，不遠鬼神又無法充分解釋歷來之辯，雖有科學試驗過程並揭開了訊息場的大門，然而一旦牽扯與信仰相關的內涵，並將「神聖字彙」納入研究範圍，那招致科學的批判與責難，也就在所難免。

在李教授的講演中，他曾強調有數以百計俱有特殊異能的神通人士，在得知他是以嚴肅的態度進行研究時，便主動的與他聯絡，這其中有大學教授、校長，也有業界知名的企業家，而這些平常不願顯露自己俱有特異功能的人士，怕的就是為「一般人」視為神經有問題的異類，因此隱而不言。一樣的，孫無屋身在明朝末年，其所具備的特異功能，在夏振叔眼中，也只是個「不知操何術」的「術」而已！而引用其文的周亮工、俞樾，當然也做如是觀。顯然，孫先生的神通，在明末清初之際，不管多麼厲害，也還是需要找個合理解釋的答案，然而所謂答案，就算透過李教授縝密的研究過程科學與解釋，又有多少人願信其為真！
具備「神通」的人，他們所看到的，我們看不到，他們所聽到的，我們聽不到，這種感受，在精神科醫生的眼中，解釋起來便是幻聽、幻視，如果我們將彼等一概打入幻聽幻視一族，也就難怪我們難以互相瞭解了！Don McLean 在Vincent一歌這樣唱道：「Now I understand,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對於像梵谷這種俱有「特異功能」的人，他們的孤寂，本不是我們一般人所能理解的，他們所表達的，也不是我們一般人能接收到的！也或許「This world was never meant for one as beautiful as you.」

或許，每一個人的靈魂深處，都有未被釋放的特異功能，而我們卻渾然不覺，也或許，我們早已經世故的失去該有的功能而已。

誌謝詞 - 有涯之生，無涯之學

歲月自有其腳步，晃眼兩年已過，在政大的學習之旅，不論捨與不捨，自此也需劃下終點，然而學藝不精，所知有限，正因走過，所以必須給自己更大的警惕才行。謹將論文中的誌謝辭錄之於此，算是給自己日後識途之用的路標，也算是對自己走向另一段旅途前的浮生一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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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 謝

十七歲那年，在深夜昏黃的燈下，我一邊閱讀著《舊五代史》，一邊回答著母親何以購買二十五史的疑惑：「這些都是參考資料！」母親微笑的說：「喜歡讀書就好」！晃眼，三十六個年頭過去了，母親徹夜伴讀的身影已然遠離，而這些泛黃而又斑漬的老朋友，也不再有新印時的墨香，然而，或於慎獨孤寂之時，或於起伏幽憂之際，讀之卻越發有味。也許，隨年紀之漸長，對於人世裡的是是非非，越是有所感動與體悟吧，且讓我先謝謝這些始終在旁等待我的老朋友。當然，更要謝謝父母當年的支持，才讓我有機會陸陸續續認識這些好朋友，並將友誼持續到今天。

人生有不同的緣分。始終，我沒能走進史學研究的領域，但也幸運的因此可以悠遊而讀，冷眼而觀，放肆而想。猶記當年在印大圖書館內，我像書蟲似的日夜啃食著在台無法得閱的大陸書籍，那時書生一介負笈遠遊，就在飢讀與寒讀交織間，我由是識得了大多數的簡體字，也從而知道不同角度的歷史，確實會因不同的政治思維而產生差異。於此，當然得謝謝印大學圖書館的媒合，那裡面的書籍雖無易筋之能，但絕對對調整歷史視野的角度有所助益。

在企業服務後，隨著緣起緣滅，在或長或短的時間裡，於不同的領域中不斷接受著環境的試煉與挑戰，也因此得以繼續學習之旅，並化解隨時新起的困惑。兩年前，有幸進入政大法學院修習相關課程，歲月沒有忘記前行，學生也沒有遺漏課業，在陳惠馨老師的提攜並給予充裕的空間下，我放下對宋朝大詔令的偏好，卻隨緣走進清代法制史的世界。曾經，在列強侵凌的陰影下，我始終不願接觸在歷史長河中離我們最近的清朝，然而，我們也不得不承認，歷史自有其延續性以及屬於斷代的特色，而如果缺乏對清代的瞭解，那對今日我們所傳承的文化，便可能會有更多的誤解。於是，我將視野移注於此一躁動的帝國，以瞭解中國這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文官體制的運作大要，從而知道今日的文官制度，其實與清代的運作方式大同而小異。如此，我們還應當感謝清代的先賢，因為我們是在既有的基礎上，持續建設與補強，方能成就今日的文官體系。

學海無涯而生也有涯，謝謝在修習課業過程的所有授業老師，學生只能稍知其一，並盡可能的，於日後用更多的付出與努力，以求能略知其二。謝謝指導老師陳惠馨教授給予的信任以及揮灑空間，從您的身上，學生看到那永不休止的讀、寫樂趣。感謝賴惠敏教授及詹鎮榮教授在口試時所給予的指正與建議，兩位的風範使我更能感受「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這其中的差異所在，而如今天命既知，君子已無所爭，對於自己的小文，如有稍許覆醬燒薪之用，亦當足矣。此外，謝謝當初口試時的李治安教授、姜世明教授、沈宗倫教授，以及執行長王文杰教授，當初開門揖徒，賦予緣分，相信您們應該沒有失望。其他老師，授業有恩，傳道有術，卻又實難一一細表，僅能誠心的謝謝老師們所給予的提點及啟發，學子莘莘，子衿青青，英才作育，沈吟是憑，你們的一句話，即可以影響學生的未來發展。

這兩年一路走來，那些一百級同行的夥伴們，即或相聚如此短暫，且課後隨即各自東西，但我永遠感謝你們在此一過程所給予的協助與支持，如果同船而渡已然是緣，那同窗而學豈非更值懷念？謝謝德君、丞康、偉倫、育祺、政彰、盈潔、潔玲、王怡、家瑜、美珠、三凱、復閔、天立、芳正、守訓，還有嘉茵助教，許多事，如夢幻泡影但卻又點滴在心，也祝福同學一切順利。畢業已是昨日，而未來正從今天開始。

在寫作過程，同事佳慧、智惠、秀鳳、佳燕、瑤芬、韋禎、慧娟都曾於公事之暇義為相助，在此一併感謝。自來，得之於人者，滴水有恩，我雖無湧泉以報之能，但願誠摯的將諸位的支持，銘之於五內。其中，智惠、佳燕、韋禎自先前的博士學程即一路相挺迄今，更要謝謝妳們陪我走完這一段「以法相繩」的日子。當然，我更必須謝謝賢淑婉嫕的妻子美慧，長年晚歸之下，家中諸事也只能眣汝辦治，且讓我引用先前寫過的話：「謝謝妳在過去所有落寞中的默默付出，或貧或賤，是喜是哀，願能一生相守。」未來的路，我們一起前行。

每在深夜之際，我常不自覺的便想起父親與母親，如果五指山的雲霧真能替我捎去信息，我想您倆一定知道，您的孩子，仍在學習做人與做事，還在努力求知與解惑。而您那不斷振筆疾書的背影，即或已然不再，卻永遠刻印在腦海之中，而我又是多麼希望，能在十年後的今天，與您分享再一次的畢業感懷，那個曾經鮮少與您說話的孩子，如今是多麼希望上蒼能再給一次機會…！歲月有時，腳步難停，我們從歷史走來，也終將回到歷史中去…，我知道，我們會在歷史中相會。

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

隨手翻閱清代史玉涵所輯之《德育古鑑》一書，其中於《功過案》中，載有一則關於馮商拒妾得子的故事。大意是說，馮商壯年無子，其妻遂主動出資請其入京買妾，但馮商於京城「立卷償價」完成交易之後，在得知所買之妾之所以淪落，乃係因其「父居官，因綱運欠折，鬻妾賠償」，於是馮商遂將該妾送還其父，「不索其錢，不望其報」。還家不久之後，其妻遂有娠，生子之夕，「里人皆夢鼓吹暄闃，迎狀元至其家」，而當晚所生的孩子，便是之後連中三元的馮京！

馮京之名，因「錯把馮京當馬涼」俗語一句而為之大噪，然正史則未載其父馮商拒妾之事，然於明朝沈齡所著的傳奇《三元記》中，我們可以得知馮商之妻姓金，而所買之妾則為張姓，這些放闕佚文，連貫起來，遂使得馮商拒妾並因而得子的故事，顯得實在且生動。《德育古鑑》上說馮商是鄂州江夏（湖北咸寧）人，但這應是後人依據《宋史･馮京傳》倒推所得之結論，蓋馮京生於宜山龍水（廣西宜州），而後隨父先遷於藤州鐔津（廣西藤縣），最後才遷至江夏，因此馮商的祖籍仍宜以廣西宜州較為合理。

《德育古鑑》有所謂「父居官，因綱運欠折，鬻妾賠償」，但卻未將「綱運欠折」之具體過程說的清楚。查檢《三元記》第九齣《鬻女》，內文則明確的說：「下官姓張，名祖，昔舉孝廉，官居運使。不意折損官糧，家私俱以賣盡，尚然不足，如今只得把親生之女出賣與人」，以及第十齣《遣妾》：「只因綱運他方，欠折官糧一半」，如此，所謂「綱運欠折」，其實就是張祖在大批運送官糧的過程，因故折損了一半，在散盡家財抵賠後卻仍有不足下，遂無奈的以一百兩銀子將女兒賣給馮商，以求歸還官府得免牢獄之災！但，何以一個轉運使於折損官糧後，需要自己出資賠償折損之官糧，並走到需要鬻女的地步？這或許得從唐代的「公罪」、「私罪」之分說起。

中華民族的法律制度，上溯最具體可查的是為《唐律》，而後各朝亦皆以《唐律》為準，並隨環境漸次修正，隨後宋代的律法《宋刑統》，也是在《唐律》的基礎上修訂而成。《三元記》中的張祖既與馮商同時出現，當可推知兩人都應是宋英宗、神宗時代的人物，又依「官居運使」四字，張祖當時的官職是為「轉運使」一職，依據馬端臨《文獻通考‧職官考‧轉運使》所述，轉運使始置於唐朝，如今雖不知張祖當時折損官糧的實際狀況如何，但可確定還不上欠折的銀兩，張祖勢必就要入監並受笞仗之刑了。針對公罪、私罪之分，《唐律疏議》中即有相關說明，公罪之定義為：「私、曲相須。公事與奪，情無私、曲，雖違法式，是為公坐」，亦即凡非官員個人之私心私利所造成之職務執行錯誤，皆屬於「公罪」，至於私罪，《唐律疏議》之定義則為：「私罪，謂不緣公事，私自犯者，雖緣公事，意涉阿曲，亦同私罪」，亦即承辦公事係出於私心私利，甚至在公事上迎合上級主官，而不依原來之規定從事，也屬於私罪之認定範圍。從《唐律疏議》觀之，私罪之懲罰顯較公罪為重，此中原因當係私罪所牽涉者，乃施政官員之貪污受賄、或貪贓枉法等具體犯罪之行為，同時也是吏治腐敗的外在主要表徵，是以在《唐律疏議》中對私罪的處罰較公罪為重。此一公罪、私罪之區分，自唐後便一直影響著其後歷朝歷代的法律操作，擔任職務之各級官員，對於可能觸犯之公、私兩罪，因此都必須有所瞭解，以免不經意而有所觸犯。《宋刑統》一書依據《唐律疏議》，於《名例律》中亦說：「私罪，謂私自犯及對制詐不以實，受請枉法之類，…公罪，為緣公事致罪而無私、曲者。」因此宋人晁說之所著之《晁氏客語》即曾引楊中立之言，轉述范仲淹對於公、私兩罪之看法如下：「作官，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足見即或對范仲淹這樣的重臣而言，觸犯公罪並不可恥而且似乎也不可避免，但對觸犯私罪則期期以為不可。

回到張祖「綱運欠折」因而「折損官糧」的問題上，我們便可發現張祖應當是於擔任或執行公務之時，自己或屬下發生了不預期的官糧折損問題，從而需要針對所折損之部分進行賠償，而所觸犯的應當是屬於「不可無」的公罪性質，我們也可從《三元記》第九齣中「懼法朝朝樂，欺公日日憂」的欺公二字，看出大概的端倪。所惜，我們現在已經無法確知轉運使於宋代折損官糧後，應受到的實際懲罰，但依據《宋史･職官志七》所載：「都轉運使、轉運使、副使、判官，掌經度一路財賦，而察其登耗有無，以足上供及郡縣之費；歲行所部，檢察儲積，稽考帳籍，凡吏蠹民瘼，悉條以上達，及專舉刺官吏之事」，由是可知，張祖在轉運使一職上綱運欠折，很可能是下屬登耗不實而其又失於稽考之故。所幸中華歷史既然一脈相成，雖不完全準確，但我們仍有機會透過清代《吏部則例》一書中《處分則例》對官員的懲處方式，以「類推」的方式，推想宋代轉運使所可能遭受的處分情形。

乾隆四十八年版之《吏部則例》中，雖說明於議處官員引用律文時，需分別公罪、私罪，但在該版《處分則例》中，並未明確將公罪與私罪標明清楚。而後嘉慶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四日另有上諭，其中有言：「著吏、兵二部，各將《處分則例》悉心確覈，於各條下皆註明公罪、私罪字樣，…各纂成例冊等呈覽。」於是自此之後的《吏部則例》，則皆依嘉慶的旨意，明確註明公罪、私罪。但不論如何清楚標示，一般官員想要從一千六百餘條之《處分則例》中找到所犯疏失之罰則，依舊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何況官員出身科舉，多半倚靠的是對四書五經的瞭解，對於刑名之學，在《吏部則例》不得私自刊印之下，是很難事先有所瞭解的。因此，除非是當官有年，或是極為嫻熟律文與則例之老吏，想要明確理解何為公罪，何謂私罪，必有相當程度之困難，或許也正因為為官者無法盡曉律例，乃使得胥吏替代官員成為實際的法律執行者。

張祖所犯的公罪，顯然是屬於經濟處罰的一種。如依據清代《吏部則例》之《處分則例》，官員之處分方式計分為罰俸、降級、革職等三大類。罰俸從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半年、九個月、一年、以至兩年，共分為七個等級；降級又分降級調任與降級留任兩類，降級調任可從降一級調任到降五級調任分成五個層次，而降級留任則有降一級留任、降兩級留任、降三級留任三類，惟降級留任者三年無過失者可以開復；最嚴重之革職則區分為革職留任及革職永不敘用兩類，其中革職留任者四年無過失者亦可開復。設若革職之處分尚不足以處罰官員之重大罪過，則需交刑部議處，「此類處置有笞、杖、流放、充軍、沒官為奴、抄家、死刑緩期執行（斬監候）」。徐春霞、甘迎春兩位教授在研究清朝的州縣官的懲處制度時，將清代州縣官的懲處分為「行政處分」、「刑事處罰」、以及「經濟處罰」等三種，其中所謂之經濟處罰則是指州縣官若虧空錢糧、職務疏失或有貪贓情事，需補齊及追回前述虧空，若自身補賠不足，子孫需累代賠償直至補足為止。此外，若下屬虧空款項，上級長官亦需負連帶賠償之責任，足見行政處分之外，清代之文官尚另有受刑罰及經濟上的制裁可能。張祖散盡家財填賠尚有不足，顯然是屬於經濟上之處罰。又依據第九齣《鬻女》中所述：「賣女兒怎生濟得你的急，我明日稟了官，只是監著你」、「這聘財，將去完官庫藏來，免得鞭笞刑禁又受人欺害」，足見張祖若是填賠不足，不但要入監服刑，還有鞭笞之刑在等著他的。

張祖的事情發生在北宋年間，但如不是馮京之父馮商拒妾得子的故事有所流傳，加上《三元記》劇本的推波，恐怕也沒幾個人知道轉運使鬻女抵賠的箇中原委，然而依據劉建臻《王念孫賠款始末》一文，即或如清朝大儒王念孫，也曾於任職永定河道一職時，因河水漫濫而受需賠銀兩萬七千兩之處分！而另一位清朝知名學者蔣士銓，於《先考府君行狀》一文，亦曾記述其父蔣堅曾遊幕於澤州佟國瓏之下，後因高平縣令侵漁庫藏至二萬金，遂逮「舊牧」以分賠。佟國瓏既為舊牧而又財貲有限，因此下獄幾死，後賴蔣堅為新任之澤州太守析解疑獄，並由鄉紳墊償五千金後方才出獄。我們不知張祖所需填賠的實際金額如何，但以其轉運使之身分，在散盡家財又需鬻女填賠尚且不足下，由此可見所需賠償之金額應該不低。再看看清朝的王念孫或是佟國瓏，所需賠償之金額動不動便以兩萬兩起算，可見「公罪不可無」的邏輯，不管在宋在清，最好還是不要發生為好。

清代《瀛寰志略》的作者徐繼畬，即曾上書言道：「嘗見各直省州縣有蒞任不及一年，而罰俸至數年十數年者，左牽右掣，動輒得咎。且議處愈增愈密，規避亦愈出愈奇，彼此相遁，上下相詭，非所以清治道也。」官字兩個口，怎麼說都對，但當我們瞭解當官者左牽右掣，動輒得咎的實際難處，以及當官的也可能「官不聊生」之時，我們對於古人為官之道應有許多好處的想像，或許也要重新思考一番。出仕為官，其中風險之兇惡，恐怕不是我們現代人所能確實理解與掌握的。

周星馳在其《九品芝麻官》一劇中，透過宋世傑的口說出：「官啊！…真是了不起」，但，「這一票人」的難處，我們又豈能盡知？或許，在知道《處分則例》有一千六百餘條之後，我們可能真的要對那些在宦海中浮沈的官啊，少一點嘲諷，多一點同情吧！

破癰潰痤，舐痔結駟

曾經看過一則笑話，大意是說，身體的器官在一起開會，在各論述自身的功能後，都認為自己最重要！最後輪到肛門說話，肛門則簡單的說明自己的排泄功能很重要，在其他器官一陣訕笑之後，肛門生氣了，之後便罷工四天，待到第四天，其他器官如眼睛看不清了，口腹之慾消失了，腦袋發漲了，腸胃鬱結了，於是所有器官最後一致決議：肛門最重要！果然，有進而不出，身體確實是消受不了的。

器官當然不可能在一起開會，但人體的器官各有功能，有時也互相牽引，舉例而言，切除膽囊的人容易腹瀉，因為沒有膽汁的的平衡，故而無法承受過於油膩的食物，而胰臟不佳的人，血糖的穩定度會受到影響，進而形成糖尿病，而導致其他的併發症。至於直腸出口的肛門，最常發生的問題自然就是痔瘡了。痔瘡本不需諱疾忌醫，不論內痔或外痔，也不過就是直腸出口發生病變，需要適當的治療而已，而身體器官能不發生病變的，大概也只有「血之餘」的毛髮吧！痔瘡該怎麼醫？西醫方法眾多，但都免不了一定程度的手術作為，而中醫可就不同了，基本上還是使用傳統的內服、外敷二法，而其中，竟然還有一種用舌「舔」的治療方法。

《莊子∙列御寇》上說：「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其中「破癰潰痤」還不難理解，應該是屬於治療腫毒的過程，但用破、潰二字形容，看來是必需動點外科手術了！但「舐痔」二字，所舔的應該就是直腸出口的痔瘡！我們從「所治愈下」四字觀察，舐痔就是舔肛，這也應該是相當肯定的答案！在二十五史中，《莊子》的故事不斷為後人引用，諸如：《後漢書》中有「舐痔結駟」、《晉書》中有「舐痔兼車」、《魏書》有「舐痔嘗癰」、《南史》有「折枝舐痔」，無疑的，「舔痔」二字儼然已成為無恥以求富貴的代名詞。雖如此，痔瘡可否真的可以舌舔而治愈？

依據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口津唾」一條，李先生說唾液主治「瘡腫、疥癬」、「明目退翳、消腫解毒」，而外痔屬於瘡腫一類，故而還真可以以人體唾液進行治療。胡適先生小時曾得過眼翳病，在其《母親的教誨》一文中，曾提到胡母「聽說眼翳可以用舌頭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真用舌頭舔我的病眼」！但文中沒說明是否因此真治好了眼翳。如此，人類的唾液，既治腫瘡，又治眼翳，然而李時珍本人，在其《本草綱目》中針對「脫肛」、「痔漏」的處理方法上，卻始終沒寫下「舔痔」的解法。李時珍本人雖未中舉，但也是個秀才，在那個以科舉應試的時代，應該不會不知道列御寇的故事，我想他應該是刻意避諱，而將舔痔的治法主動移除了。

我們不知道舔痔以醫痔的起源，是否是因為觀察到動物舔舐傷口而引起的結果，但唾液俱有抗菌劑的成分，則已為現代醫學所證實，而在中國人的眼中，唾液還是「金津玉液」，更是道家修練「吞津」養生法所必要的素材，而中國人視為養顏盛品的燕窩，其實也就是燕子的唾液而已。如此，唾液拿來醫痔，拿來養生，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只不過人體之津液難以大量取得，不得已也只好用舔的了。

如果舔痔是無恥的作為，那嚐糞更是如此，人類的一張嘴，可以禍從口出，也可以福從口得，至於怎麼使用這雙唇與一舌，也各有各的道理吧。

 

丙等文官，去留驚心

我們從歷史中走來，有時，也需要回到歷史中尋求答案。中國經歷五千年的治亂興衰，如果要探詢人性的美醜善惡，我相信「求之於史」應是相當合理的答案。

我國考試院院長關中先生，數年前提出公務人員需有固定三個百分點的人考績列為丙等。此案一出，公務員群情譁然，於是考試院提出《公務人員考績法修正草案說帖》及《公務人員考績法修正草案問答集》特別為之釋疑，然因爭議過大，《考績法修正草案》迄今仍躺在立法院等待主動發掘！未料此一議案竟然在近日《公務員退休撫卹法草案》審議時突然復活，立法諸公不分黨派，竟一致同意若公務員考績十年三丙，或連續兩年考績為丙者，便可予以強制資遣！此案一出，又是天下洶洶物議沸騰，所謂公務員的尊嚴、公務員的信賴保護、考績之公平性值得懷疑、人事的背景後台、以及政黨屬性可能造成的偏頗等等說法又紛紛出籠不一而足，雖各有說法，但也都有其一定之合理性。然而說穿了，考績與當年年終之實際金錢利益相結合，也與日後之升遷有相對的連動關係，如果考績列入丙等，當事人除於當年無法獲得年終獎金外，現在又多出一個可能為之淘汰的結果，而現行之考績制度，在不成文之規定下，每年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公務員，其考績可列於甲等，剩餘之二十五則幾乎皆為乙等，蓋丙等無年終，丁等則將淘汰，是以少有此兩類之考績人員。

何以公務員如此反對《考績法》之改變？其實這根本不需探討也知道答案，而文官體系之公務員是否適合透過類似民間企業之末位淘汰方式，用以甄汰不適任之人員，這倒是有相當之論述空間。「公務人員」係經國家考試而任用者，俱有國家所賦予之公權力，因此也負有刑法上所謂公務員所需承擔之責任！基此，公務人員當然與「民間企業」所任用之員工不同，若硬是將兩者相提並論，一視同仁，甚至作為政府改革的當然標的，在缺乏有效溝通又遭致不利益的憤怒下，引發公務體系的反彈實為理有必然。關先生引用孫先生的話說：「不達目的，絕不終止」，但此一目的，很可能不會在他的任上自然實現！忽略人性，急於改革，一旦失敗而終，除徒留自身遺憾之外，其實是換不到歷史定位的。

康熙帝在位之時，曾於康熙七年及二十三年，透過當時「京察」與「大計」的考績制度，在「校以四格」定考績，以及「糾以八法」定去留的規則下，分別甄汰了三十七位及三十六位的官員，其中於二十三年所甄汰的文官，係以「從四品」的王三省為首，而從四品的官位有多大？其官職約末相當於今日的局處首長！康熙帝終其六十一年的在位期間，也不過就進行了這麼兩次的末位淘汰，而且還是以「指名題叅」方式進行。說白了，也就是康熙自己下令點名淘汰！除此之外，康熙帝從沒有大動作的進行過任何一次的官員淘汰作為，而且「京察」制度或行或廢，始終沒能固定下來。一直到他的兒子雍正繼位，將京察視為好東西，方才以三年為定制，持續予以推動，但於《清史稿》中，並沒有為我們留下雍正帝如何淘汰官吏的具體作為！

回到歷史，何以康熙帝如此難為？何以京察或行或停？何以需要他個人指名題叅？又何以雍正帝認為京察是個好東西，並將這個早已相傳多年的考績制度，固定下來以三年行之？歷史往往不會直接告訴我們答案，因為答案不在制度本身，而在執政者的心境及如何權利運用之上。清代規定，京察時名列一等者（相當於今日甲等），僅為所有文官的七分之一（即14.28%），剩下的當然自然就是二等及三等，此一規定明列於《清史稿》之內，但京察後屬於末位的佔多少百分比則史無明文？我們依據柏樺先生《濫設與額設—中國古代刑罰政治觀》一文知道：「康熙年間不包括八旗武職, 文武官員的定額是15,602員，其中在京正雜大小官2,546員，直隸及各省正雜文職6,404員，學官3,001員，各省武職2,651員」，如此，康熙年間的官員總數視為2,546員，如以36人最為七年及二十三年所甄汰的官員計算，淘汰比例約為1.41%，而如果前述兩年之甄汰數字正好反映出清代的淘汰制度，那無疑的，當時文官體制在康熙指名題叅下，所能淘汰的文官比例還不及1.5%！將第一等及末位者合併計算約為15%，那剩下的85%，就是績效在二等、三等的官員了。

如果康熙帝在京察或停或行之下，也只能淘汰1.41%的官員，那今天關中先生不達目的絕不中使的3%使命，又有多少機會可以獲致？古代文官在正常管道下，係透過正途的科舉制度而取得任官身份，而今日之公務人員則以國家考試取得合法之任用資格，如果強欲剝奪文官已取得之任用資格，似不宜純以績效十年為丙，連續兩年得丙，以及強迫分配3%得丙作為基準，畢竟在強迫分配之下，人數相對較少之單位必有困擾，因此採行「輪流得丙」的邏輯似乎很難避免，且得丙者當年無年終，這又豈是政府期望一般民間企業皆為「幸福企業」的常例？馬先生不是康熙，關先生也不是雍正，兩人之任期皆有限，而且從大歷史的角度而言更是很有限，看來在達到目的之前，兩人皆已為任期制度所淘汰矣。

政府真正要做的，是提昇效率，而提昇效率不是純靠績效考核便可做到，人才之積極延攬，人才之充分培育，恐怕才是正軌，如果政府只是為了撙節開支，那其實只要調整甲、乙兩類考績者的年終多寡便可達到目的！或是效法清代之制，一等只佔七分之一即可！75%的甲等去掉15%，政府即可省下60%公務員的年終預算，這比淘汰制度似乎更為可行，也更為單純快速。當然，對於優秀的一等公務員，也實在不該僅以一個月之年終作為上限！而今公務體系之人員無民間企業之福利，卻要承擔悠悠之口，成為政府開鍘改革的主要標的，實在令人遺憾與費解！政府無為，莫此為甚！試想今日政府所所作所為，無一不招人怨懟，實是缺乏人才，且不理解改革需以人性處理方可致之。關先生的大刀，看來多了些利字的考量，而少了些義字的內涵，而馬先生的改革，看來更缺乏歷史教育的涵養，缺乏歷史教育涵養的改革，那又哪裡能掙來成功的歷史定位？

文安立教授於其近著《躁動的帝國》一書中嘗言：「規則和儀式是中國許多思想系統（不僅只限於儒家思想）中重要的部分。這些規則是由中國菁英為自己所制訂，用以規範在他們底下的人。這些概念大部分清楚地界定出階層，也訂定社會各階層相互的責任與義務。」試問：誰來替關先生打考績？誰又能為馬先生論績效？他們的官位顯然都遠在從四品之上！但，如果現今將此兩位「菁英」放在考核體制之中，而不是「規範在他們底下的人」，或許他們會更清楚公務人員應有的責任與義務！我們不反對改革，但請從歷史走來，看看人性，考慮環境，思索制度面的建立需照顧多數人的福祉，而後有所堅持，那才能走向成功的歷史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