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

隨手翻閱清代史玉涵所輯之《德育古鑑》一書，其中於《功過案》中，載有一則關於馮商拒妾得子的故事。大意是說，馮商壯年無子，其妻遂主動出資請其入京買妾，但馮商於京城「立卷償價」完成交易之後，在得知所買之妾之所以淪落，乃係因其「父居官，因綱運欠折，鬻妾賠償」，於是馮商遂將該妾送還其父，「不索其錢，不望其報」。還家不久之後，其妻遂有娠，生子之夕，「里人皆夢鼓吹暄闃，迎狀元至其家」，而當晚所生的孩子，便是之後連中三元的馮京！

馮京之名，因「錯把馮京當馬涼」俗語一句而為之大噪，然正史則未載其父馮商拒妾之事，然於明朝沈齡所著的傳奇《三元記》中，我們可以得知馮商之妻姓金，而所買之妾則為張姓，這些放闕佚文，連貫起來，遂使得馮商拒妾並因而得子的故事，顯得實在且生動。《德育古鑑》上說馮商是鄂州江夏（湖北咸寧）人，但這應是後人依據《宋史･馮京傳》倒推所得之結論，蓋馮京生於宜山龍水（廣西宜州），而後隨父先遷於藤州鐔津（廣西藤縣），最後才遷至江夏，因此馮商的祖籍仍宜以廣西宜州較為合理。

《德育古鑑》有所謂「父居官，因綱運欠折，鬻妾賠償」，但卻未將「綱運欠折」之具體過程說的清楚。查檢《三元記》第九齣《鬻女》，內文則明確的說：「下官姓張，名祖，昔舉孝廉，官居運使。不意折損官糧，家私俱以賣盡，尚然不足，如今只得把親生之女出賣與人」，以及第十齣《遣妾》：「只因綱運他方，欠折官糧一半」，如此，所謂「綱運欠折」，其實就是張祖在大批運送官糧的過程，因故折損了一半，在散盡家財抵賠後卻仍有不足下，遂無奈的以一百兩銀子將女兒賣給馮商，以求歸還官府得免牢獄之災！但，何以一個轉運使於折損官糧後，需要自己出資賠償折損之官糧，並走到需要鬻女的地步？這或許得從唐代的「公罪」、「私罪」之分說起。

中華民族的法律制度，上溯最具體可查的是為《唐律》，而後各朝亦皆以《唐律》為準，並隨環境漸次修正，隨後宋代的律法《宋刑統》，也是在《唐律》的基礎上修訂而成。《三元記》中的張祖既與馮商同時出現，當可推知兩人都應是宋英宗、神宗時代的人物，又依「官居運使」四字，張祖當時的官職是為「轉運使」一職，依據馬端臨《文獻通考‧職官考‧轉運使》所述，轉運使始置於唐朝，如今雖不知張祖當時折損官糧的實際狀況如何，但可確定還不上欠折的銀兩，張祖勢必就要入監並受笞仗之刑了。針對公罪、私罪之分，《唐律疏議》中即有相關說明，公罪之定義為：「私、曲相須。公事與奪，情無私、曲，雖違法式，是為公坐」，亦即凡非官員個人之私心私利所造成之職務執行錯誤，皆屬於「公罪」，至於私罪，《唐律疏議》之定義則為：「私罪，謂不緣公事，私自犯者，雖緣公事，意涉阿曲，亦同私罪」，亦即承辦公事係出於私心私利，甚至在公事上迎合上級主官，而不依原來之規定從事，也屬於私罪之認定範圍。從《唐律疏議》觀之，私罪之懲罰顯較公罪為重，此中原因當係私罪所牽涉者，乃施政官員之貪污受賄、或貪贓枉法等具體犯罪之行為，同時也是吏治腐敗的外在主要表徵，是以在《唐律疏議》中對私罪的處罰較公罪為重。此一公罪、私罪之區分，自唐後便一直影響著其後歷朝歷代的法律操作，擔任職務之各級官員，對於可能觸犯之公、私兩罪，因此都必須有所瞭解，以免不經意而有所觸犯。《宋刑統》一書依據《唐律疏議》，於《名例律》中亦說：「私罪，謂私自犯及對制詐不以實，受請枉法之類，…公罪，為緣公事致罪而無私、曲者。」因此宋人晁說之所著之《晁氏客語》即曾引楊中立之言，轉述范仲淹對於公、私兩罪之看法如下：「作官，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足見即或對范仲淹這樣的重臣而言，觸犯公罪並不可恥而且似乎也不可避免，但對觸犯私罪則期期以為不可。

回到張祖「綱運欠折」因而「折損官糧」的問題上，我們便可發現張祖應當是於擔任或執行公務之時，自己或屬下發生了不預期的官糧折損問題，從而需要針對所折損之部分進行賠償，而所觸犯的應當是屬於「不可無」的公罪性質，我們也可從《三元記》第九齣中「懼法朝朝樂，欺公日日憂」的欺公二字，看出大概的端倪。所惜，我們現在已經無法確知轉運使於宋代折損官糧後，應受到的實際懲罰，但依據《宋史･職官志七》所載：「都轉運使、轉運使、副使、判官，掌經度一路財賦，而察其登耗有無，以足上供及郡縣之費；歲行所部，檢察儲積，稽考帳籍，凡吏蠹民瘼，悉條以上達，及專舉刺官吏之事」，由是可知，張祖在轉運使一職上綱運欠折，很可能是下屬登耗不實而其又失於稽考之故。所幸中華歷史既然一脈相成，雖不完全準確，但我們仍有機會透過清代《吏部則例》一書中《處分則例》對官員的懲處方式，以「類推」的方式，推想宋代轉運使所可能遭受的處分情形。

乾隆四十八年版之《吏部則例》中，雖說明於議處官員引用律文時，需分別公罪、私罪，但在該版《處分則例》中，並未明確將公罪與私罪標明清楚。而後嘉慶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四日另有上諭，其中有言：「著吏、兵二部，各將《處分則例》悉心確覈，於各條下皆註明公罪、私罪字樣，…各纂成例冊等呈覽。」於是自此之後的《吏部則例》，則皆依嘉慶的旨意，明確註明公罪、私罪。但不論如何清楚標示，一般官員想要從一千六百餘條之《處分則例》中找到所犯疏失之罰則，依舊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何況官員出身科舉，多半倚靠的是對四書五經的瞭解，對於刑名之學，在《吏部則例》不得私自刊印之下，是很難事先有所瞭解的。因此，除非是當官有年，或是極為嫻熟律文與則例之老吏，想要明確理解何為公罪，何謂私罪，必有相當程度之困難，或許也正因為為官者無法盡曉律例，乃使得胥吏替代官員成為實際的法律執行者。

張祖所犯的公罪，顯然是屬於經濟處罰的一種。如依據清代《吏部則例》之《處分則例》，官員之處分方式計分為罰俸、降級、革職等三大類。罰俸從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半年、九個月、一年、以至兩年，共分為七個等級；降級又分降級調任與降級留任兩類，降級調任可從降一級調任到降五級調任分成五個層次，而降級留任則有降一級留任、降兩級留任、降三級留任三類，惟降級留任者三年無過失者可以開復；最嚴重之革職則區分為革職留任及革職永不敘用兩類，其中革職留任者四年無過失者亦可開復。設若革職之處分尚不足以處罰官員之重大罪過，則需交刑部議處，「此類處置有笞、杖、流放、充軍、沒官為奴、抄家、死刑緩期執行（斬監候）」。徐春霞、甘迎春兩位教授在研究清朝的州縣官的懲處制度時，將清代州縣官的懲處分為「行政處分」、「刑事處罰」、以及「經濟處罰」等三種，其中所謂之經濟處罰則是指州縣官若虧空錢糧、職務疏失或有貪贓情事，需補齊及追回前述虧空，若自身補賠不足，子孫需累代賠償直至補足為止。此外，若下屬虧空款項，上級長官亦需負連帶賠償之責任，足見行政處分之外，清代之文官尚另有受刑罰及經濟上的制裁可能。張祖散盡家財填賠尚有不足，顯然是屬於經濟上之處罰。又依據第九齣《鬻女》中所述：「賣女兒怎生濟得你的急，我明日稟了官，只是監著你」、「這聘財，將去完官庫藏來，免得鞭笞刑禁又受人欺害」，足見張祖若是填賠不足，不但要入監服刑，還有鞭笞之刑在等著他的。

張祖的事情發生在北宋年間，但如不是馮京之父馮商拒妾得子的故事有所流傳，加上《三元記》劇本的推波，恐怕也沒幾個人知道轉運使鬻女抵賠的箇中原委，然而依據劉建臻《王念孫賠款始末》一文，即或如清朝大儒王念孫，也曾於任職永定河道一職時，因河水漫濫而受需賠銀兩萬七千兩之處分！而另一位清朝知名學者蔣士銓，於《先考府君行狀》一文，亦曾記述其父蔣堅曾遊幕於澤州佟國瓏之下，後因高平縣令侵漁庫藏至二萬金，遂逮「舊牧」以分賠。佟國瓏既為舊牧而又財貲有限，因此下獄幾死，後賴蔣堅為新任之澤州太守析解疑獄，並由鄉紳墊償五千金後方才出獄。我們不知張祖所需填賠的實際金額如何，但以其轉運使之身分，在散盡家財又需鬻女填賠尚且不足下，由此可見所需賠償之金額應該不低。再看看清朝的王念孫或是佟國瓏，所需賠償之金額動不動便以兩萬兩起算，可見「公罪不可無」的邏輯，不管在宋在清，最好還是不要發生為好。

清代《瀛寰志略》的作者徐繼畬，即曾上書言道：「嘗見各直省州縣有蒞任不及一年，而罰俸至數年十數年者，左牽右掣，動輒得咎。且議處愈增愈密，規避亦愈出愈奇，彼此相遁，上下相詭，非所以清治道也。」官字兩個口，怎麼說都對，但當我們瞭解當官者左牽右掣，動輒得咎的實際難處，以及當官的也可能「官不聊生」之時，我們對於古人為官之道應有許多好處的想像，或許也要重新思考一番。出仕為官，其中風險之兇惡，恐怕不是我們現代人所能確實理解與掌握的。

周星馳在其《九品芝麻官》一劇中，透過宋世傑的口說出：「官啊！…真是了不起」，但，「這一票人」的難處，我們又豈能盡知？或許，在知道《處分則例》有一千六百餘條之後，我們可能真的要對那些在宦海中浮沈的官啊，少一點嘲諷，多一點同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