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紹良主編之《唐代墓誌彙編》中，於開元年中，收有徐安貞所撰之《唐故尚書右丞相贈荊州大都督始興公陰堂誌銘并序》一文，其後並有註記曰「周紹良藏拓本」，如此，該文係編者苦心所收錄之墓誌之一者。再查李錦全先生所著《嶺海千年第一相》一書，《陰堂誌銘》係於1960年7月出土於廣東韶關市羅源洞張九齡墓中，如此，合理推想周紹良先生所得之拓本，當即來自出土之張九齡墓誌。
該文末有如下數語：「嗚呼！嗣子拯，號速罔逮。而謀遠圖，刻他山之石，誌于玄室，人非谷變，知我公之墓於斯。」如此，《陰堂誌銘》當係張九齡之子於開元二十九（741）年，倩託徐安貞所撰，則此一墓誌距今已然一千兩百七十三年，而徐安貞之官職也可於墓誌中窺見，在撰此墓誌時，徐氏為掌管圖籍的集賢院學士。陰堂誌銘現藏於廣東省博物館，其文如下圖：
除前述徐安貞所撰之陰堂誌銘外，依據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卷九》所述，當另有長慶三年之《張九齡碑》一文，而《集古錄》針對《張九齡碑》之內容，則係歐陽修於北宋英宗治平元年二月考證碑文與《舊唐書》所載之差異之心得，其結論云：「所傳或有同異，而至於年壽、官爵、其子孫宜不繆，當以《碑》為是」，則歐陽修已知以碑文作為判別史料繆誤之依據，鄧寶劍先生說：「歐陽修的金石考評為中國金石學的開山之作」確為的論。至於歐陽修針對《張九齡碑》」之跋尾，其首云：「右《張九齡碑》」，但遺憾的並未說明該碑為何人所撰。
時至北宋末年，趙明誠於其《金石錄‧卷二十八》中，同樣提到《唐張九齡碑》，文首曰：「右《唐張九齡碑》，徐浩撰并書」，而後引歐陽修之《集古錄》之內容。之後另有考證如下：「今考之，徐浩撰《碑》時為嶺南節度使，在大曆間，距曲江之卒未遠，至長慶中，其家始刻石爾。」如此，依據趙明誠夫婦的考證，《唐張九齡碑》是徐浩在大曆年間（唐代宗的年號，766~779）所撰，但直至長慶年間（唐穆宗的年號，821~824）方才刻石！想趙氏夫婦以碑中已載入子拯、孫藏器之名，而碑後又載曾孫敦慶、玄孫景新、景重之名，故而合理推論徐《碑》當刻於穆宗長慶三年。
《全唐文‧卷四四〇》收有徐浩所撰之：《唐故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令集賢院學士知院事修國史尚書右丞相荊州大都督府長史贈大都督上柱國始興開國伯文獻張公碑銘》，此銘亦見於四部叢刊《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之內，而此文當即歐陽修、趙明誠夫婦所見之《唐張九齡碑》，如此則此碑文自長慶三年書就，流傳亦已一千一百九十年矣！歐陽修雖於《集古錄》中考定張九齡生年當為六十三並謂：「年壽、官爵、其子孫宜不繆，當以《碑》為是」，但於其與宋祁所修之《新唐書》內，卻依然依據劉昫《舊唐書》之說法：「俄請歸拜墓，因遇疾卒，年六十八」，而謂：「請還展墓，病卒，年六十八」，因此後世學者多不採徐浩《唐張九齡碑》生年六十三之說法，直至《陰堂誌銘》於韶關出土，張九齡之年歲方才得以確定。
而今《陰堂誌銘》之真跡尚在，然由九齡外甥徐浩所書之《唐張九齡碑》，其文雖尚在，但真跡早已不可復聞！徐浩乃唐代書法大家，與顏真卿並稱「顏徐」，倘《集古錄》與《金石錄》有其一完整存世，我們當可卻除不見真跡之遺憾矣。《陰堂誌銘》中言道：「序乎官次，存乎事迹，列於中原之碑，備諸良史之筆矣」，如此，則於開元二十九年之前，當另有更早之「中原之碑」已然敘明張九齡「凡十八徙」之歷任官職，然此碑何人所撰？何人所書？今又何在？恐更不可考矣！《荀子‧勸學》有謂：「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金石誠然可鏤，然鏤於金石，卻又未必可存，如此，人世豈真有不朽、不折者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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