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丈夫生於天地之間，不識其主而事之，是無智

歷史長河中，無論國家或是企業，都在尋找人才以求強國，以期財茂。但，人才在哪？如何尋找？哪些才是真正的人才？而之後又如何適才適所的予以運用？居上位的人在尋找答案，而自詡為人才的人，甚至連不自知為下駟之才者，也在尋找答案。彈鋏之人是不是人才？那要等到孟嘗失勢之後方才知曉，濫竽之人是不是人才，也要等到湣王就位一一聽之後乃能辨別。人才，確實不是一見可知，也無法嗟之即來，但絕對可以呼之便去。

官渡之戰，兩軍相持，而天下之爭成敗在此！袁紹不用田豐之謀，沮授之計，反之曹操卻從荀彧之策，許攸之言，因而大勝而出，終使袁紹敗亡！當時，袁、曹兩方各擁人才，無不出謀劃策以求其勝，但人才之言當如何判別與運用，其責任仍在其主之身。《三國演義》載田豐授死之際，曾感嘆言道：「大丈夫生於天地之間，不識其主而事之，是無智！」人主選擇其屬，其屬亦當選擇其主，若果真君臣相遇，上下同心，便可能出現貞觀大治，喝燕收趙之局，若其一有差，迎來的很可能則是煤山吊頸，萬人解甲之果。有智與無智，其責任在於雙方肩上，而非僅由單方承受。但，有有智之主，方見有智之臣，僅有有智之臣，卻乏有智之主，終就免不了沈淪一途。

《史記･樂毅列傳》中載有燕昭王「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的典故，《說苑･君道》中則對燕昭王築臺師事郭隗的歷史有所說明，而燕昭王屈己師事郭隗的最終目的，乃是在召集天下賢士，用以強大破敗的燕國。於是「人臣之才」、「朋友之才」、「師傅之才」如蘇子、鄒衍、樂毅、屈景、劇辛等紛紛投燕，終使燕國強大，事後方能一報齊國之仇。郭隗究為何人？其才能又如何？從有限的史料中，我們無法知道郭隗的真正本事，但《三國志》裴松之於《吳志》中，引《春秋傳》時說：「隗雖才小，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在《蜀志･法正傳》中，引法正之言如下：「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人以是謂主公為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裴松之亦註曰：「臣松之以為郭隗非賢，猶以權計蒙寵」。如此，郭隗的能力顯然是不被肯定的，但燕昭王能夠以一個能力不夠的郭隗，從而使天下「有為者亦若是」的賢士紛紛投效，這其中顯然絕不止於築台師事郭隗的緣由而已。燕昭王願意千金買骨，以才小非賢的郭隗為師，其結果竟未適得其反，而能招致天下賢士為其所用，想來也是歷史的因緣與偶然，燕國的福份與齊國的不幸吧。

《三國志》謂：「昔項羽背范增之謀，以喪其王業；紹之殺田豐，乃甚於羽遠矣！」人才之言，聽之可以興邦，不聽則足以喪邦，但聽或不聽，其責在於其主！而人才不識其主而事之，是無智，成為無智之人，其責任又豈單單在於人才之身？郭隗料定燕昭王一時無人，必用一人以求天下之才，因此「請從隗始」的邏輯才會有效，但郭隗成為燕國指標性人物之後，其之後的際遇，我們就難以知曉了。雖如此，我們知道范增與田豐的下場，也知道項羽與袁紹的結局，「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紹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形於色，而性矜愎自高，短於從善，故至於敗」，做為項羽與袁紹的屬下，不管之前多麼風光，一旦敗亡而失去逐鹿之能，便很難繼續用「不以成敗論英雄」的邏輯自我安慰了。明乎此，難怪孔子說：「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自詡為人才之人，一定要審時度勢，找對明主，但入與不入，居與不居，在變化詭譎的環境中，顯然也不是件簡單便可算計的事。

諸葛亮在《隆中對》中說：「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人謀需靠有智的謀臣與策士，如何虛己以得天下之「人臣之才」、「朋友之才」、「師傅之才」，那是居上位者的事，而如何有智的「識主」，那就是作屬下的事了，我們總期望「君臣相遇」，但事實上，就算君臣相遇，又真能有多長的時間呢？雍正曾手書予年羹堯如下之語：「我二人做個千古君臣知遇榜樣，令天下後世欽慕流涎就足矣！」然時移世變，年大將軍的下場復又如何？浪淘英雄，一切皆時也、命也、運也，歷史有太多偶然與轉折，而事後諸葛如我等，只能掩卷嘆息，但看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