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策‧秦策二》中有一段「秦武王告甘茂曰」的故事，而在這一段故事中，甘茂又講了另一個故事：「三人告曾參殺人」，曾參殺人的典故相信大家都聽過，講的是眾口爍金使母親不再相信兒子的過程，但在此先予略過。而同一段中「甘茂」與秦武王約定「息壤在彼」的典故，大家可能比較陌生。「息壤在彼」予以直譯就是：「大王還記得我們在息壤的約定嗎？」至於那個約定，就是給予充分信任，不要聽信讒言。
「秦武王告甘茂曰」一文中的「樗裡疾」是秦國的重臣，而「公孫衍」則長時與甘茂意見相左！當時甘茂領兵攻打韓國有重兵把守的宜陽，因遠離國門強攻堅固之郡，是以難度很高，需要的時間也不會很短，因此甘茂提醒秦武王，如果事情進展不順，背後的閒言雜語一定很多，而他自己如果沒有國君的充分信任，是不可能有效執行這項艱鉅任務的。於是，在與武王的對話中，甘茂舉了曾參母親連續聽到三次「曾參殺人」的說詞後，連曾母都開始懷疑兒子了，何況是沒有得到充分信任的我呢？甘茂用此提醒武王讒言難當，若曾母尚且如此，我一個是外來客卿（甘茂原是楚人），在信任度上無疑是會更難的！日後，秦昭王繼位，甘茂受到向壽與公孫奭的讒毀，遂選在出國攻打魏國蒲阪的時後，離營投向了齊國，並在齊國擔任上卿而不再返秦！可見「信任」二字言之容易，但做起來有多難！一時的信任尚不容易，而長期信任則難上加難！「息壤在彼」的誓言，秦武王是信了，但到了昭王就不信了！一朝天子一朝臣，作為屬下的，要取得長期的信任，真不容易啊！何況是一個必須做出一定決策，也必然會得罪一定同僚的上層主官。
甘茂身為秦國大將，為何還要逃跑？答案其實很簡單，不跑連命恐怕都沒了！秦武王在與甘茂已有息壤之盟的前提下，都還曾動過退兵宜陽之念，如不是甘茂「息壤在彼」鏗鏘有力的提醒，再加上武王自己不服輸的個性，秦軍退兵恐怕也無法避免！而如果拔取宜陽「無功」而退，那甘茂就成了「有罪」之人，其個人的結局就很難說了！之後秦武王因鬥力舉鼎絕臏而死，武王之弟秦昭王嬴稷即位，隨即重用了少時的好友向壽。而後在合縱連橫的國際情勢下，甘茂主張歸還「武遂」一地（今山西省垣曲東南）予韓國，昭王同意甘茂的主張而否決了向壽及公孫奭的反對意見，從此向壽及公孫二人便成了甘茂死敵，在秦王面前不斷詆毀甘茂。
甘茂之後領兵在外攻打魏國蒲阪，背後的閒語不斷又無法親自辯解，幾經反覆思考，為免不測，甘茂決定出逃齊國，並請齊國「蘇代」幫忙照顧留在秦國的家人。蘇代入秦，兩手策略，左邊對秦王說甘茂多好多好，右邊又借秦王給甘茂的厚賜，對齊王說甘茂多好多好，最後齊王給了甘茂上卿的位置，甘茂從此便留在了齊國。當時宰臣級的大臣出逃他國，對各國都是件大事，而沒有替自己規劃好未來便出逃的甘茂，顯然有難言之隱，如果不是聽到什麼，預測到什麼，應該是不會於領兵的半途出逃的！而有權能取他性命的，不正是用他的秦昭王？用之又因讒言而欲殺之，甘茂夾在沒有轉圜的空間內，又缺乏與昭王間應有的信任，離開也只能是唯一的選擇了！而且他是淨身出逃，可見逃的有多麼的倉促與狼狽！
唐太宗時，擔任大理寺丞的張蘊古負責審理「李好德謀反」一案，因認定李好德有精神障礙，遂向太宗疏言李有癲病，不應判處死刑！太宗同意了，但張蘊谷不知何故，竟然跑到牢裡去跟李好德「博戲」起來，並且將太宗的決定先行告訴了李好德！這裏的博戲，並不是賭博，而是下棋！時任「持書侍御史」的權萬紀發現後，彈劾了張蘊谷，並說張因老家就在相州，而相州刺史李厚德又是李好德的兄長，故而刻意輕判李好德以討好相州的父母官李厚德！太宗大怒之下，理智昏沈，下令斬張蘊谷於東市！但隨即反悔，卻怪罪宰相房玄齡說：「公等食人之祿，需憂人之憂」，說房等沒有針對張蘊谷判死一案再次提出上奏，所以他才會於一時之怒下錯殺了張！房玄齡是跟李世民一起籌劃玄武門之變的首謀五人之一，對他這位老闆李世民的個性是一清二楚的，這類羞赧推諉之詞，只能默默接受，所以也沒有多做陳述，靜靜領旨！
張蘊古死後，太宗或許想起了他寫的《大寶箴》，也或許憶起了他「背碑覆局」過目不忘的能力，痛定思痛下，決定以後的死刑，凡是要到他那裡決斷的，執行前都要「五覆奏」確定後才能執行，以免於盛怒時做出錯誤的決定。太宗因錯殺張蘊谷，導致了刑法制度中針對死刑「五覆奏」的變革，張蘊谷的命算是沒有白丟，但回想戰國時秦國的甘茂，秦武王當時幾乎做出退兵的決定，而秦昭王在多方讒言干擾之下，甘茂的命運又將如何？難卜之間恐怕就是一個凶字，否則也不需急忙出逃齊國了。「伴君如伴虎」自古皆然，而對於現今企業而言，為避免高階主管的決定影響投資人的權益，董事會的多元化以及公司治理委員會的設立，不就如同「五覆審」的概念一般，希望透過組織的設計以及功能機制，對高階主管的決策能有所制衡，從而以減少錯誤機率的發生。
國之君，業之主，對於自己權利的拿捏，要如何自我節制與限縮，那是屬於自律的事，如自律不能，便需以它律為之。治理國家與治理企業，其理如一，倘能有效運用權力又能夠自我限縮權力的，還懂得聽取建言的，不論是國之君或是業之主，都應有相當的成就而為人所稱道！而那些能夠獲得上位所充分信任的僚屬，也才有於後世博得賢良名聲如「房謀杜斷」的機會，但遇與不遇，則是難求的機緣！
「信任」二字，相信而委予責任，這絕不是一天兩天、三言兩語的事，須積累而得！而「懷疑」二字，懷藏不安而心生猶疑，可因小事而起，快速推翻先前積累的信任而生譖恨，是以自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做為君、做為主，做為臣，做為屬，心中那條區分信任與懷疑的界線，一定要很清楚才行！畢竟人沒有了信任，你就什麼都不是了。
以下是《戰國策》中「秦武王謂甘茂曰」的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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