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奎兄近日提到替「老兵父親」立傳的念頭，以便將老兵父親對家庭的大功、大德、大言傳諸後世子孫，而此念頭的興起，則是其父親有感於生命漸逝的叮囑！見到鳳奎的文字，不由得使我想起，自己的父親當年在醫院的病榻前，氣息低弱的叮嚀我，希望能將其文字集結出書的點滴！人生注定無法不朽，但似乎傳統思維中的「立言」一事，依舊縈繞在老人家的心中。
那個時代，因國共內戰而來台的老兵及其眷屬，其實並沒有多少選擇，便應著時代的要求，順著遷徙的洪流而來到台灣，先是「反共抗俄、殺朱拔毛」，而後則「立足台灣、胸懷大陸」，而當年在竹籬笆內成長的小孩，而今也都該年過知命，甚至已然七十有餘了！「老兵」注定隨時間而凋零，但對老兵的孩子，那些凋零的身影中，都有著無數辛苦奮鬥的記憶，畢竟追隨國軍部隊來到台灣，除了一條命之外，又還能帶來什麼？有幸者，家眷隨之至台，次幸者，於台成家下有子嗣，而不幸者，軍旅一生，孓然獨老，死後由政府處理後事！台北榮總懷遠堂旁，那個供奉無後人的「老兵靈位」，訴說的正是時代的悲哀以及家國的不幸。
今年甫逝世的郝柏村將軍，於前往大陸各地祭拜抗日陣亡將士時，習慣用「抗戰老兵、陸軍一級上將」落款，郝先生走過抗日的硝煙戰火而倖存，來台後復經八二三的砲火洗禮，隨後一路受上官之垂青，最後以一級上將軍銜退伍。如此經歷，較之陣亡於戰場中的各級將校士官兵，郝先生無疑是極為幸運的，郝先生確實是抗戰的老兵，只不過這位老兵，憑藉著努力與機緣，最終升至上將，並與其他有功於國家的老兵們，一同安眠於五指山上。郝先生安葬當日，哲嗣郝龍斌先生神情肅穆悲戚的站於墓前，交握雙手並凝視著父親的照片，他心裡的悸動、難過、不捨，還有諸多回憶所串起的點點滴滴，我相信我都懂得！此情此景，那年安葬父親於五指山的記憶，便自然的浮現眼前。父親與郝先生同年同月而生，而忽忽間，也是抗戰老兵的父親，竟然已經離開十七年了…。我也不禁想起，懷遠堂旁那無後人供奉的老兵靈位，又有誰能替他們報喪於遠方的親人？那種病不知時，歿不知日，生不能相養，歿不得盡哀的悲痛，或許還是永遠不知道為好…。
隨軍而來台的老兵們，無論軍銜高低，都走過物質奇缺的年代，借米賒油是為常態，缺東少西亦是必然，大家也都必需在思鄉難歸的窘境中，為生存而努力，而這些為生存所做的努力，正是所有「老兵父親」們所經歷的過程，也都需在不利的環境夾縫中，為自己、為家人找到生存的空間，而這個有限的空間，卻隨政治、軍事、經濟之情勢變化，多變難測。在「夾縫中求生存」，該是老兵父親們的共同回憶，而後輩的我們，或許聽到過但卻未必知道那種壓力，畢竟也有相當的人，努力但並沒有走過去…。
《絕地救援》一片中，馬鈴薯於火星的溫室中冒出芽來，但之後也在失壓後立即死亡，長芽是生命力的展現，而枯萎則是生命遭受剝奪的結果。於片尾，男主角未刻意的，低頭看見從沙土中冒出的小小樹芽，遂不自主的俯身撫觸了樹苗一下，他想起的，該是生命的不容易吧！雖說生命確實會自己找尋出路，但一時的出路，卻未必保證之後可以持續茁壯成長。三年前，在行走的路途中，發現一株攀附於牆面而存活的木本植物，心裡為之一震，遂照了幾幀照片，替這不屈的生命留存紀念。近日行過該處，發現該樹莖條已然越發粗壯，不由得擔心起這牆面是否能持續承受這樣的攀附，也不知這一堅韌的生命力，最後是否會為屋主人所逕予清除？而在另一處，有不知名人士，硬是將蘭花定著於其他樹木之上，讓其自生自滅，蘭花沒有失根，但也沒有可以長期倚靠的土地以維持生命，這一象徵父親的石斛蘭，在風中堅持於其他樹木之上，也並不比攀附於牆面的樹木，有更好的生存空間，蘭花或可綻開於一時，但之後呢？誰又可以為之呵護而續存於世？
生命之路是不容易的，不預期的變化發生，生命便隨之終止；學習之路也是不輕易的，付出的努力不夠，成果便無法見著。不說話的馬鈴薯豆芽與消失於無形的恐龍，見證了環境的變化與無情，而歐幾里得與托勒密的對話，則應證了學習有時間之不可壓縮性，以及怠惰終究於事無補！夾縫哪裡都有，哪裡也都可以暫時生存，但問題是可以存活多久？而存活後又留下些什麼見證，這些見證對後人又會有多少意義？或許，也正因為人無不朽，是以想以立德、立功、立言，將自己化為不朽吧！
老兵父親們，漸漸都已走入歷史，而歷史對時代洪流中的小人物，恐怕記述極為有限，如想靠自己的記述以期留下些許生活梗概，大概也只適宜於傳家留後，好讓後人知道前人的辛苦與努力，而莫忘了努力才能生存的道理。但我相信，能有這樣的成果也就很夠了，至於能留傳多久，就交給有情的譜牒與無情的歷史做決定吧，記得的，也就記得了，不記得的，也就湮沒了。終究，今日刻意留下的，後世卻未必會刻意的記得，不知道也就不知道了。
兩千多年前，司馬遷的《自序》中，曾經總結過「前人」著述之源由：「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對於老兵父親們，我知道你們替國家所做的犧牲與付出，而國家卻未必給予你們應有的尊重與對待！你們鬱結於抗日的歷史行將消失於無形，我完全理解，而你們多數人也無由以自己的筆，去陳述自己低微的聲音，我也知道。這個時代，哪裡可以去尋找太史公的直筆或曲筆，而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的文官，置個人死生於度外的武官，還有推不忍人之心，行期無刑之政的法官，可能也為數極為有限！這是一個多麼令人費解的年代，又是怎樣一個迷失價值的時代？
老兵父親們，漸漸的你們都走了，而那些曾經走過的艱辛，所做的貢獻，必然都將融入於歷史之中，而歷史絕非一時之歷史，是非曲直也終有大白之一日。此時，且讓我們回味于右任先生的《壬子元日》二首：
其一：
不信青春喚不回，不容青史盡成灰。低徊海上成功宴，萬里江山酒一杯。
其二：
開國于今幾歲更，艱難日月作長征。元戎元老騎龍去，我是攀髯一老兵。
近來，對許多事總有莫名的感慨，先是以為年紀使然，而後驚覺年齡其實不是主因，而是自身的經歷之故，一旦所遇所聞之經歷「入之於心」並生共鳴，感慨便由之而來！
隨著年紀，我們必然會經歷一些事，接觸一些人，讀過一些書，也因為這些走過的痕跡，與自己的所聞、所見、所讀、所想有所相應，觸動了隱藏於內心深處的心弦，慨嘆便油然而生，或掩卷嘆息，或拔劍擊柱，或發抒為文，或一掬清淚。家父常說：「窮人的孩子早當家」，當家庭受環境所困，承受生活的壓力的孩子，便過早需接觸人情冷暖中的現實與殘酷，自然也就特別早熟，畢竟當家為難何況還是個孩子。我們都隨年紀、經歷、觸心而得到的感受，無疑也就特別的深刻，不惟古人如此，今人何嘗不然？真正的「懂」，其實是心裏的了然，至於能否釋懷，只能去問自己的心。
老朋友說：「人到一定年紀，眼淚很難掛的住」，我想，那不是因為「老」，而是因為「了」！張忠謀先生的名字，出自《論語》「三省吾身」中「為人謀而不忠乎」一句，由此，我們可以感受張父取名時的深切期望，而王陽明先生《傳習錄》一書，取名則來自「傳不習乎」四字！藉此，王陽明傳授所知所學的自我期許，當然也就清晰可見！當我們懂得了張父、陽明先生的真實心念，許多類似的事，也就隨之了然。但，了然明顯是一個經思慮而有所悟的過程，其深淺也隨人而不同，有人僅能道聽而塗說，有人則真切的感同身受，心靈若曾真實的觸動過，體悟便有所不同，一旦碰到那些自身經歷以及感動的事，眼淚便簌簌然不聽使喚。
伯牛病篤，冒著被感染的風險，夫子前往探視時說：「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凡曾探視過臨終之人者，便知孔子說的，也就是對生命的無常、患病的無奈的深沈感嘆，並且將伯牛的不幸歸諸於無法掌控的「命」！同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則正是夫子際遇不順時的牢騷之言！凡有過於職場建言不聽而需轉換工作經驗的，應該都可了解夫子的鬱悶心情。至於公冶長，《論語》上說：「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這不就是孔子對當時對「司法不公」，以及冤獄所做的抗議陳詞？為了證明自己的信念，孔子還將女兒嫁給了公冶長！白居易《琵琶行》序言中說：「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覺有遷謫意」，一個「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的歌女，透過琵琶聲的跌宕起伏，全然劃開了白氏內心隱藏兩年的傷口，於是「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乃發抒而成。那位歌女青春已遠，夫婿又浮梁買茶未歸，但是我們知道，白氏保留而未寫出的，該是商人在浮梁花天酒地以及逢場作戲的一幕！走過商場，便懂得那些不健康的「商人」常態，五光十色所在多有！朱自清的《背影》，提到朱父說：「膀子疼痛厲害，舉箸提筆，諸多不便」，試問：那不正是「五十肩」的病徵？以當時年歲的朱自清，他能理解嗎？但朱自清心裏清楚的知道，父親替他買橘子的那一段，是父愛，是關心，是不捨，更是止不住的眼淚！年紀到了，經歷過、體會過、入心過，很多沒由來的感觸，也不需要明說、明寫，過來人也就了然了。
歐陽修說「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試問「窮」是什麼，是窮理盡性？是寒倀窮酸？是絞盡腦汁？是際遇困窘？還是兼而有之？寫出自己的心境，是要或推或敲的撚斷幾莖鬚，還是要先歷經人生難堪之境？自己經歷過這些年的人與事，是與非，起與落，靜待冷暖入心一一之後，漸漸覺得，「窮」該像是悲歡離合的歷經，陰晴圓缺的感受，以及酸甜苦辣的轉折，至於能否於水窮之處，還有心境坐看雲起，那種曲曲折折而換得的焠煉人生智慧，無人可以代勞與代受，眼前是山是水，抑或不是山不是水，就權且問問自己走過的路，還有見過的人吧！須臾與無窮的感嘆，就在流轉的時間之中，也在無常與有常之內，而其中死生之大事，尤其令人唏噓！
忽忽間，走了大學的同窗，去了菲國的好友，但畢業時相約千禧年的承諾仍在，重回海景戲鬥小丑尼莫的期許依然，然而這些都不能履行了！時間，攜來生時「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的感嘆，也必帶來去時「逝日長兮生年淺，憂患眾兮歡樂尠」的哀傷！心理的起伏，隱隱約約又真真實實的帶著誰也難知的痛感，《韭露》、《蒿里》的歌該怎麼唱？潘岳的《悼亡》該怎麼讀？《蓼莪》的生鞠撫畜育又該怎麼回報？的確，是年紀到了，是經歷過了，也該是實實在在、沈甸甸的入於心內了，才生出那麼多的感慨與難言的哀思，還有管不住的眼淚，至於他人知與不知，本來就不曾考慮。
清人筆記《冷盧雜識》中說：「黃莘田悼亡詩，情真語摯，淒惋動人，遠勝王阮亭所作」，而《苦榴花館雜記》則說：「潘岳悼亡詩，千古傳誦。其次則王阮亭所作，亦復淒惋動人，然以黃莘田八首，似又遜之。」於悼亡詩中去評價淒惋的高低，實在是對作者情感表達的污辱！這些年來，進入我心內最深的，仍是潘安仁的《哀永逝文》！潘與妻子楊氏結親於十二歲之時，婚後則約末一同生活了二十四載。此文所書，正是潘岳妻子出殯當天的實境：「去華輦兮初邁，馬回首兮旋旆」，才剛剛想起初嫁入門的場景，怎變成下葬回程時的悲戚，「昔同塗兮今異世，憶舊歡兮增新悲」，曾經出雙入對而今卻幽冥永隔，過去的歡笑已遠，卻不斷換來新增的悲傷！對於逝去的同窗與朋友，權且借用「思其人兮已滅，覽餘跡兮未夷」兩句以為悼念，先前我記得你們，一切都有希望，爾後我懷念你們，不會有所遺忘。
年紀，使人有機會歷練增加，而歷練，則使人在酸甜苦辣中獲致深沈的感觸，不過，不也正是這些入於心的感觸，使成熟成為可能，感傷成為容易。至於眼淚掛不住，那當是同理心的釋放，與歲月悠悠間便所剩無幾的感傷！一切，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也如同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
而今，那顆依然跳躍悸動的「心」，裡面安的，是天理良心以及無限的情感，是以無論如何，將仍以是非為度，以平安為要！
都說戲如人生，人生如戲！但戲是要人演的，而人生是要過的，自己的人生自己過，別人則只能用「演」的，還需要有相當的演技，才能表達出真實的情境：那種冷暖自知的酸甜苦辣。人生，我們應當在乎現在怎麼過，真實的史筆如何寫，而非在意以後會怎麼演！
宋代有位大臣王嗣宗，一生頗有些傳奇，只可惜歷史劇中沒有他的戲份。據宋代陳鵠《西塘集耆舊續聞》一書所載：「王嗣宗，太祖時以魁甲登第，多歷外郡，晚方入朝。真宗時為副樞，以老辭位，真宗遽止之，嗣宗謂：『臣力不任矣，但恨天眼遲開二十年』。」這短短的幾句，對照一下《宋史》本傳，知道他是在「開寶八年，登進士甲科」，但是他的狀元不單單是靠文采，同時還是「以手博得狀元」（見司馬光《涑水記聞》卷六），而跟王嗣宗打架搶狀元的對象，則是個童山濯濯的陳識（司馬光則說是趙昌言）。博力中，嗣宗搶了陳識掉下來的帽子，便向宋太祖說是自己得勝了，而一個靠博力取帽得到的狀元，顯然很難獲得文人的敬重！《大宋傳奇趙匡胤》一劇，很可惜沒有兩個文人博力的戲碼，而趙匡胤要求兩人博力以取狀元的要求，也確實匪夷所思，自古文人相輕，武人相忌，趙匡胤乃武夫出身，科舉大典時將文場當成武場，應該是那一科的不幸，也是歷史的鬧劇！
此外，《續聞》說王「為副樞，以老辭位」，我們知道真宗大中祥符年間，寇準與王嗣宗同時間擔任樞密使與副使之職（1014～1015），再對照一下《宋史》：「嗣宗與之（寇準）不協，累表解職」，便可知《續聞》中說「以老辭位」只是一種曲筆，說穿了，其實就是王嗣宗與寇準難以合作的緣故！但如果上推二十年，王所祈求早開的「天眼」，就該是宋太宗而不是宋真宗了，這多少有點怪罪皇上不識人才的味道。寇、王兩人不合是有多不合？王持續上書請求解職，幾經轉折，最後終於如願外放出治河南府（西京）。幾年後，於天禧二年，西京洛陽鬧出一個「帽妖案」，說是天上出現一個外型似帽但會飛，半夜還會入戶吃人的怪物，嚇得百姓與軍士晚上都不敢睡覺，並以相連的嚎叫，以期阻止帽妖加害侵擾！如此謠言及脫序行為，震動了京師及真宗，最後致使無所作為的王嗣宗徙治陝州（知州），日後並在寇準的堅持下，以左屯衛上將軍告老退休。未幾，王於天禧五年病逝，得年七十有八。
如有戲劇，將如何演繹王嗣宗處理「帽妖」一案的無所作為？又當如何將這個實質上具有政治爭議的異象，歸類為「不明飛行物」的目擊事件？還是鬼怪異談？又該如何將王嗣宗與寇準前前後後的恩怨情仇，不保留的，用寇準強行要求王氏退休的過程予以表達？又如何將寇準日後因與丁謂不合，而一路累貶至雷州司戶參軍的過程，絲絲入扣的表達出來？寇準與王嗣宗不協，丁謂與寇準不合，在互相傾軋上台下台間，卻真真實實的留下宋末葉李的感慨：「君來路，吾歸路，來來去去何時住？公田關子竟何如，國事當時誰與誤？雷州戶，崖州戶，人生會有相逢處，客中頗恨乏蒸羊，聊贈一篇長短句」，沒有人可以在台上一輩子，鞠躬轉身的一天總會到來。清代彭元端《宋四六話》一書如是記載：「宋亡，葉仕元，至中書右丞，見《西湖志餘》」。在黨同伐異下，趙家之天下終成異姓之國，而異姓之國，卻又從來不是有意為官者不仕的考量。而今，有誰為我們演繹寇準與丁謂，或是葉李與賈似道路途相遇的心境？尤其是那種亡國之後，又入仕他朝為官者的心境？
王嗣宗的真實劇本沒人編寫，姚啟聖的歷史新篇卻登上台面。在《康熙帝國》一劇中，姚啟聖不真不假的，成了清朝平定台灣最主要的功臣。編劇將姚啟聖從一個衣衫襤褸「老的掉渣」的從九品司廏開始出場，而後透過周培公的強力推薦、皇子海上追寇的重大失利，康熙「誅心」的收攏手段，再到「三必撫、三必剿」的平台方略，便快速的得到了康熙授予征台的專權！當然，劇本可以如是說，但史實卻不能如是寫，姚啟聖其實是一步一印，透過一場場的戰功，以及康熙帝的堂兄康親王的賞識及推薦，才得到屬於自己的職位的，當天下悠悠之際，豈有掉下來的功名可享？施琅於康熙二十二年六月攻克台灣時，姚啟聖正坐鎮廈門並焦頭熱腦的負責著所有的後勤補給，未料收台後的同年十一月，一如楚之范增、漢之劉表、魏之曹休、唐之孟浩然、宋之宗澤一般，姚啟聖也因「疽發背」而卒，這個「疽發背」三字，似乎都帶有死有未甘的意涵在內。
真實的姚啟聖，於福建布政使、福建總督任內曾與鄭明多次交手，對清廷收台確實有功，但大部隊渡海作戰終究不同於陸戰，是以後由水師提督施琅統總攻台之責，終而先取澎湖、後下台灣。然姚啟聖與施琅皆生於明季，最後卻都效死於清廷，楚材晉用於先，甘為貳臣於後，與葉李實無其異！待至乾隆修《明季貳臣傳》，其詔曰：「此等大節有虧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勳績，諒於生前；亦不能因其尚有後人，原於既死。今為準情酌理，自應於國史內另立《貳臣傳》一門，將諸臣仕明及仕本朝各事跡，據寔直書，使不能纖微隱飾」！幸運的，姚啟聖與施琅都不在《貳臣傳》內，然而即或不在傳內，仍在人心之內，是非終有曲直，對錯豈無分野？當時誰誤國事，必有史筆刪削！
先祖教導家父，切勿學曾國藩之為人，先父則告知不學其人需知其事，方知何以不學。元代宋、明代元、清代明，於其鼎革之際，有多少「其人」、「其事」不可學而需知？又有多少可為榜樣而需學且需知？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且展風簷之書，照取古道之色。
歷史上有個人，在七十餘歲時將自己一生的過程，以成數為段，說了這麼段話：「吾十又五而致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之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孔先生這七十三年的各個階段，也成了後世檢視自我成果的指標。至於我，晃眼，六十歲矣！歲月有腳，不論快慢，我依著歲月，也真的走到耳順之年了。
夫子說：「六十而耳順」，我常想，「耳順」，其實不是真的聽什麼都無所謂、都順耳，而是因為年紀大了，「耳背」聽不清楚下，所以別人說什麼都好！也或許，六十歲了，又有何可爭？所以外在的訊息，就「假裝」聽不見、聽不清就好了，到了這年紀，不但要懂得「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還要懂得「開一隻耳、關一隻耳」才行。所以，年紀越大，不論是否耳背，倒是一定要懂得耳順，日子才過的可以愉快、簡單些！當然，我們也可以很嚴肅的依據《論語會校集釋》，將耳順解為「學問廣博，故入耳皆順」，但讀書，總會有自己的想法，甲說乙說之外，我們不是也可以自己說說？
要達到眼睛或睜或閤，耳朵或開或閉的「耳順」境界，其實不一定要等到花甲之年。據史，三國時的龐德公首將孔明、龐統、司馬徽稱為「臥龍」、「鳳雛」、「水鏡」先生，而司馬徽又是首位向劉備推薦諸葛孔明、龐士元之人，可惜司馬徽留下的史料有限，我們只能在《襄陽記》中，推想水鏡所說：「識時務者，在乎俊傑」的「時務」，竟然可以是孔明三分天下的雄策偉略，也可以是龐統「論帝王之秘策，攬倚伏之要最」的管理心得，更只能在《三國志․魏書》中，體會司馬徽用《易經》坤卦的內容，摸著於講台上戲耍僅僅十歲劉廙的頭說：「孺子，孺子，『黃中通理』，寧自知不？」那到底有什麼特殊的含意在內？司馬徽人稱「水鏡先生」外，還因為他「口不談人之短。與人語，莫問好惡，皆言好」，所以又稱為「好好先生」！那時的水鏡，年紀恐才三十有餘，但早已練就了《世說新語》中「婉約遜遁」的能耐，如此八面玲瓏，左右逢源，耳朵可開可閉，眼睛能睜能閤，嘴巴左好右好，可見一個人有無耳順之能耐，除天生個性之外，所讀之書、所交之友、所處之境，也都有些連帶的因果關係！
《康熙帝國》一劇中，納蘭明珠於康熙二十七年被劾罷政前，將逢六十大壽，康熙請李光地特為送上「亮輔良弼」條幅一禎，比之諸葛與張良，而李光地於壽辰之同時則送上「彈劾大學士明珠貪賄壞法結黨營私疏」，還說明珠「豺狼心、蛇蠍性、鬼蜮行、奸臣術」！當然，戲劇講求戲劇效果，劇情與文字都不需當真，但明珠確實是因結黨營私而倒台，其起因還與時任湖廣巡撫之鄉先賢「張汧」有關，此段以後有機會再敘！所幸，余六十而在家，沒啥足資可賀，蛋糕自買自切，但有網路祝賀之音，絕無臨門送禮之客，也無甚天地之悠，或古人或來者，終究滄海一粟，白駒過隙而已，此期間但求博學而參省，明思而無過也矣。
清代歐陽兆熊於《水窗春囈》一書中，對丁日昌有如下評語：「丁雨生中丞，吏治精敏，綜覈名實，為近日督撫之冠，而虛懷納諫，能受盡言，尤不可及。」書中同時講述了歐陽送別丁雨生之時，丁突然問歐陽：「先生會客之所，窗間有所見否？」歐陽往前趨視，竟然寫有：「丁成亡八蛋」五字！原來「丁成」是歐陽家的幫傭，而那五字則是其他僚僕戲書之言但丁卻以為指己。之後歐陽寫信向丁解釋，並有「閣下指日封疆，方欲出而任天下之事，凡任事者難免怨謗，…吾恐從此以後，天下人以此三字相贈者，尚不乏人也，又何足介意乎」數語，丁則回覆道：「得書據悉，此中已冰釋矣。至書中難免怨謗一語，千古至論，謹當書紳。」從這段記載，丁日昌先生的胸襟甚大，從眼耳不順到「虛懷納諫，能受盡言」，不也是另一種調適後的耳順？「凡任事者難免怨謗」，似乎是所有有能之「任事者」，所必需要經過的嚴肅試煉。
何紹基在《絜園記》一文中，對丁日昌稱道有加：「自余少壯來，即遍交天下士，深衷篤行及魁龐奇瑋、英辨博識之倫，靡不諧際，要以一清徹骨爲最勝流。然何其罕遇也。蓋一清徹骨者，其情必定，其度必沖， 其見事必豫，其任事必果，於升沉得失利害毀譽之來於前，不以澆其自得之天，固宜其遘之難也。不意垂老之年，得之丁君雨生。」《清史稿》記載：「何紹基，…咸豐二年，簡四川學政。召對，詢家世學業，兼及時務。紹基感激，思立言報知遇，時直陳地方情形，終以條陳時務降歸。」足見何自己就是個博覽群書，直言「時務」以進之人，並因此而降歸返里，如果有人再問我何謂「耳順」，我想何紹基對丁日昌「一清徹骨」的定義與評論，應該就是最好的答案，而丁日昌的生年，也正好就是六十整歲！
歐陽兆熊對曾國藩了解甚深，是以在曾之軍中「只求閒住，不受差遣」，但他對丁卻給予隆譽深讚！而何紹基之《絜園記》寫於同治四年，那時的何已然六十六歲，一位年近從心所欲的何，對年在四十四歲的丁，給出「朋友之道，貴相規勉，今將譽之而已耶？夫甘能受和，白能受采，既清且絜，學以濬之，才以擴之，根所性而益大厥施，位業方隆。所以佐中興之猷，增慈闈之慶者，庸可量哉？」這樣的厚愛評語，丁的才學與識見，若無實學，是不會同時受到歐陽與何的讚譽的！丁後來成立「江南製造局」，此為中國的第一家軍工廠，之後又為福建巡撫兼台灣學政，其功業如何，自有公評於後。
恍惚間余亦六十，然歲月匆匆書劍無成，徒負父母之恩，至於「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所寓之理也難透悟，較之十歲餘之劉廙尚且不足，遑論比之封疆之丁雨生？所幸：「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是以迄今猶然喜讀雜書而有志於學，語謂：「學然後知不足」，期待先前之不足，假年於天，於此六十之後，仍有緣、有時可得漸漸補之也。
明末學者吳偉業，號梅村，崇禎四年的榜眼，當過國子監司業、左庶子等官職！清兵入關後，在弘光帝一朝擔任過詹事府少詹事一職，然以國事倥傯，遂請假歸鄉！而後清軍直撲南下，梅村先生舉家避難，之後有十年時間不應舉薦，直至順治十一年，梅村接受了清朝內翰林秘書院侍講職銜，從此成了「貳臣」，並在順治十三年當上了國子監祭酒。康熙十年十二月，梅村似因哮喘之疾發作而逝。
世人皆知其寫《圓圓曲》以譏諷吳三桂降清一事，其中「慟哭六軍俱縞素，衝冠一怒為紅顏」尤為大眾所傳誦，姑不論吳三桂降清一事之前後因由如何，但當時梅村先生在明代遺老間的地位，是可想而知的！然而一旦入仕清朝，清譽自難維持。是以方浚師所著《蕉軒隨錄》上說：「向使梅村能取義成仁，或隱身岩穴間，其節概文章，皆足以為後學標準，而天下所推為一代冠冕者，亦將不在阮亭而在梅村，豈不尤可惜哉？」可不可惜，為了自己的「前程」，吳偉業有自己的判斷，至於旁人怎麼說，那終究是旁人的事！然而終究眾口鑠金，是要維持清譽，還是要圖享官聲，吳梅村直到將死之時，才說出了多年隱諱的心事。
清初劉獻廷所著《廣陽雜記》一書，清楚的記載了吳梅村應順治帝之召時的情景如下：「順治間，吳梅村被召，三吳士大夫皆集虎邱會餞。忽有少年投一函，啟之，得絕句云：『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語婁東吳學士，兩朝天子一朝臣。』舉座為之默然。」試想，江南地區一千多人的名士聚集在安溪，替吳偉業北上入朝而餞行的畫面，其聲勢何其浩大哉！但明亡未久，在座的士大夫卻已經明朝、清朝的官各佔一半矣！至於最後一句「兩朝天子一朝臣」，較之吳偉業自己的名句「衝冠一怒為紅顏」，又何其諷刺哉！這位「少年」是誰？吾等不知，但應該是位讀過聖賢之書，而有氣節的年青人，至於「舉座默然」，相信那是發自心中無限感嘆後的靜默，一種自愧自慚，羞恥羞赧的闃靜。其中，或許有人但求生存不得不爾，也或許有人投機取巧望風梯榮，但舉座千人不敵一位少年之語，而今視之，也是感慨萬千。
《清史稿》本傳記載：「（偉業）性至孝，生際鼎革，有親在，不能不依違顧戀，俯仰身世，每自傷也。臨歿，顧言：『吾一生遭際，萬事憂危，無一時一境不歷艱苦。死後斂以僧裝，葬我鄧尉、靈岩之側。墳前立一圓石，題曰『詩人吳梅村之墓』。勿起祠堂，勿乞銘。』」對於吳偉業的變節事清，《清史稿》將之歸因於梅村對母親的孝順，所以不得不「依違顧戀」，但他自己也知道大節有虧，所以對於身後事，交代的極簡單，墓碑上的字，他也做了要求，不落官銜，不提朝代，只說自己是個「詩人」而已。
同代人王士禎，在其《池北偶談》卷十一中，有《梅村病中詩》一則，裡面說辛亥元旦之際，梅村作夢「上帝招其為泰山府君」，梅村自知病篤，於是有《絕命詩》三首，其一曰：「忍死偷生廿載餘，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債需填補，縱比鴻毛也不如！」對於自己的一生，說成一身罪孽，所以死時較鴻毛還輕，顯然自知成為貳臣而有愧明朝之恩。同則內容內，王士禎還提到吳偉業於病中寫過《賀新郎》一詞，裡面有「追往恨、倍淒咽…人世事，幾完缺」幾句，對於自己走過的一生路，因鼎革之際所遭遇的無奈與悔恨，梅村先生確實有著難言的淒涼苦楚！
吳偉業絕對是個詩人，但他也是明末清初文壇名士，在明朝中所敘之職銜也不低，甲申之變後閉門約有十年，最後不管是因事母之故，抑或是為己之因，最終還是入仕清朝，而為貳臣之一。那首《賀新郎》中有幾句是這樣說的：「故人慷慨多奇節，為當年沈吟不斷，草間偷活。艾炙眉頭瓜噴鼻，今日須難決絕。」他的感慨是有原因的，那麼多的好友為明朝抗清而效死，其中諸如夏允彝、夏完純父子，而他自己呢？卻苟且偷生於病中，想死都不知該如何死，確實難堪非常！
「受恩欠債需填補，縱比鴻毛也不如」，人的一生，只要行的正，坐的穩，所為所作對的起天地良心，而能夠良心平安的面對國家、社會、父母、自己，真的比什麼都重要，正有如夏允彝投江自盡前所言：「人誰無死，不泯者心」，而人這一生要修的，就是一顆良善平安的心！
術後養病於家，足不出戶已一月矣，雖說有網路與視訊依舊可以處理公務，但閉門謝客獨自一人，在面對無可代受的病痛中，自然也有種難言的孤寂！此其間，「君子慎獨」四字時常縈繞在心，也許真的只有在全然獨處之下，自己一個人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才能顯現出《禮記》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最隱蔽的東西最能體現一個人的品質，最微小的東西最能看出一個人的靈魂）的實際情形。
有機會靜心體會同仁間的對話、貼圖，以及反應，忽然間又體悟了禪門：「釋迦拈花，迦葉微笑」可傳卻又無法言傳的感受！人的反應及心態，在所有的對話、貼圖及反應間，不懂的人，迷霧一團，懂的人，抿嘴笑笑，因為看穿其中的機巧後，實在也無從隱藏其本意。佛曰：「不可說」，那其實是不願說破而已，說破了，當事人自行體悟的感受也就無有了，不是自己體會的，學到的總是少那麼一分！
古人在獨處的時候，會想些什麼？自己走過的路，做過的事，對應過的人？還是是是非非，起起伏伏，對對錯錯？人與人，有合有不合，不合者則「對面隔山丘」無話可說，合者則「夜半虛前席」聽之不厭，人與人間的相處都有一個自我，也必然有一個對我，衡量他人之時，所用的標準又何在？又如何期許自我在看待另一造的時候，所用的是合宜的標準？歷代黨爭，相互詆毀或彼此傾軋，為的是君子與小人的扞格，是仁義與利益的對衝，還是權利與名位的爭奪？一旦居處上位，對於是非的衡量，那把尺的刻度與基準，是極為重要的。
諸葛治蜀，以明法、用法而知名，是以陳壽《三國志》評價諸葛：「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誡明也」，而張儼與袁準在討論諸葛治蜀的得失時，袁準也稱道諸葛：「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可見不是不能用重法、嚴法，而是事前是否曉諭的清楚明白。諸葛在其文集內，有《自勉》一篇，這該是其慎獨時所悟出的道理：「聖人則天，賢者則地，智者則古。驕者招毀，妄者稔禍，多語者寡信，自奉者少恩，賞於無功者離，罰加無罪者怨，喜怒不當者滅。」要自己找到師法的對象，並且要切忌不能成為驕者、妄者、多語者、自奉者、賞無功者、罰無罪者、喜怒不當者！其中，「不賞無功」，「不罰無罪」，賞罰分明下，當是民心「悅服」與「不怨」的根本原因。
「夫人善於見人，而闇於自見」，能夠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時刻警醒自己的人，看人也才看的清，看的明。諸葛一身操持蜀國軍政大權，在魏吳的環伺之下，用人舉政實在不能不慎，另一篇《知人性》中，他以自身的經驗，寫出了七項「知人之道」：
一、「間之以是非而觀其志」：用閑言雜語各類八卦，看看當事人的看法
二、「窮之以辭辯而觀其變」：用機巧言辭辯駁，看看他會不會改變想法
三、「咨之以計謀而觀其識」：用已定的計謀詢問，看看有無更高的見識
四、「告之以禍難而觀其勇」：告知即將來到的禍事，看看當事人的勇氣
五、「醉之以酒而觀其性」：看看當事人在酒醉後的性情行為如何
六、「臨之以利而觀其廉」：看看當事人在利誘下的廉潔狀況如何
七、「期之以事而觀其信」：看看當事人對約定事項，是否有信用
諸葛檢討自己方有《自勉》一文，借鏡於古乃成《知人性》一篇，這些都必須在慎獨的「靜」中得來，無怪乎他在《戒子書》中，一而再，再而三的強調靜字：「靜以修身」、「寧靜以致遠」、「學需靜也」！「靜坐」顯然不是冥想，諸葛在山林隱蔽的隆中，想必已然靜思而多得，方有天下三分的大策略。
余於此番病中，可謂靜極思動而不能動，實則雜思翻騰而不能靜，何其不耐與無奈哉！只能繼續默坐於桌前，以公務為念並持續叨擾他人，此時身獨而實不獨，心欲靜而誠難靜，但願病體早癒，重得一個真正的靜字，並能享受慎獨後的神思！
近來，「北投社三層崎公園」花海景點突然熱門了起來，此處離北投家宅甚近，遂於假期中尋幽訪勝走了一圈，看看這個號稱「小富良野」的最新景點究竟如何。當絕大多數人都在為花海而拍照時，我與家兄卻從高處，特別看到一個從小熟識，卻已很久不曾再往的特殊標誌：政治作戰學校「精神堡壘」。
父親在政戰學校（以前的政工幹校）服務多年，是以從小便有機會在裡面進進出出，在草地上抓「紡織娘」是我最喜歡的事，紡織娘的鳴叫聲，很特別的！拉開紡織娘的翅膀，有青色的，有粉紅色的，很薄也非常好看，後來，我才知道紡織娘就是《詩經》所稱的「螽斯」，這是多麼文雅又特殊的稱呼啊！而我每天早上，也都是聽著軍中的起床號長大的！所以等到自己服役時，什麼「雄壯、威武、嚴肅、剛直……」，我都早已熟稔於心，完全不用強記。
小時候，常與母親前往北投丹鳳山上的陳濟棠墓，該墓園頗大且果樹甚多，不時的還有免費落地的蓮霧可以食用，我也常騎在墓碑後「橢圓型」的墓上玩耍，直到有天母親告知，墓地下面住有一個「往生」之人，才嚇的不敢再騎，後來聽說他的後人將山上的墓地給賣了，骨骸也移回大陸安葬。陳濟棠將軍是廣東人，陳將軍曾經是「南天王」，他的事蹟可在其所自著的《陳濟棠自傳藁》一書中得知，而他個人對中華民國最特別的貢獻之一，應該就是自費購買緬甸翠玉一塊，而後捐贈給國家鐫刻「中華民國之璽」吧，不管誰當中華民國總統，這塊傳國玉璽，便是中華民國存在與正統的象徵。陳在廣東的長期經營成果，兩廣事變後便由老總統接收，而他所孕育與培植的空軍，也由黃光瑞將軍帶領投奔了南京中央，之後八一三松滬戰役爆發，這批空軍健兒及所屬戰機，也就成為中華民國空軍當時的主要戰力之一。陳將軍的女兒陳寶馨女士，依其父志，在來台後創辦了「德明中學」，幾經改名，也就是現在的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其校內鐫「篤信好學」四字以為校訓，此後從文而入大學之道，以期止於至善
政戰學校紅色磚樓的精神堡壘上，有老總統所親題的四個字：「復興武德」，而所謂武德，就是孫子所說的「智、信、仁、勇、嚴」，老總統將此五字解釋為：「機智」、「信義」、「仁愛」、「勇敢」、「嚴重」，而且不斷的對革命幹部闡述其中涵意，不信且看政戰學校校歌的首兩句：「看陽明山前革命幹部，氣壯如山；聽復興基地的怒吼聲響，衝破長空」！我因受家庭環境影響，最後還寫了篇與清代武職人員相關的博士論文，同時對「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的軍人，確實有著無比的崇敬。因此，我也曾特別到位於重慶北碚張自忠將軍的墓前鞠躬行禮。過去那種「我生則國死，我死則國生」的犧牲精神，那種抱著炸藥包，說出：「報告連長，來生再見」便向日寇坦克撲去的效死精神，如今也已難再現，一個時代，一種態度，一個信念，一種作為，是以當沈一鳴總長因直昇機失事而殉國時，使我想起的，卻是抗戰時期，空軍劉粹剛烈士因暗夜迫降之故，撞於山西高平魁星樓失事而亡的景象！而今的年青人，既不經其事，又不聽其言，復不讀其書，是以不信其事，國家並非無史，但卻似乎已然無史，這絕對是極為沈重的悲哀！
「復興武德」四字，從高處無從一睹，堡壘的高度，較之其他建築也越來越相形見絀，但我仍可依稀的聽到岳飛當初所說的話：「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如今的天下，看似太平，但卻離真正的太平，太遠、太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