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至縱倖進非據，亦當戮力所司；時乖雖桎梏在身，猶宜慎獨修己

記得第一次引用《鶡冠子》，那在前東家的年終檢討會之時。當時，之所以引用其中的「名不出家」，主要是想與大家分享的，是那些默默努力做事的朋友，雖有貢獻但卻往往難以被他人所看見，但絕不應予以忽視！至於其他巧言如簧的善說者，雖往往聚焦於鎂光燈下，更不時的出現在企業主的眼前，卻未必比真正付出的人來的更有價值。無奈的是，企業主在所喜之人的圍繞之下，便會不自覺的發生「偏聽」的結果！

《宰相劉羅鍋》一劇中，曾有一幕劉墉於連貶八級外放後，朝堂在和珅黨徒的一片報喜聲中，乾隆再也聽不到「反對」的聲音，直到乾隆忽然驚覺怪怪的，於是發現劉墉已經離京十月，遂自己說出：「十個月，一個女人懷娃娃的時間」。居上位者，到什麼時候警覺已然偏聽而不再有不同意見的時候，那便是需立即警醒之刻，否則於一言堂下，再良善有益的建議，都會因無法或不敢表達，而使可能的錯誤決策持續並加大負面的效果。而今，每一天都可能會發生驚天動地的大事，那「十個月」，對企業或是國家，又可發生多少翻天覆地的危機？

「兼聽」二字，見於《資治通鑑》魏徵對唐太宗的對話：「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而「偏聽」則見於《史記》：「偏聽生姦，獨任成亂。」企業主需要努力的，其實正是兼聽，而要極力避免的，則是偏聽、偏信、任獨，或說是「選擇性」聆聽、單信少數人的話語！只可惜所有人基本上都喜歡活在與自己「氣息相通」的環境之中，於是當周邊已被同一類人所圍繞時，想要兼聽實已難以獲致。也因此，企業主對於各類訊息的掌握以及過濾，不管是透過哪一種管理方法，於下定決策前都需要相當的判斷能力。設若周邊之人在知識、經驗、能力上具備一定的多元性，便可藉由不同角度的思考，使最終的決策更能肆應變局的可能。

俾便於偏聽與糾錯，古代設置了「御史」制度，讓御史能暢所欲言以糾正主上以及百官的缺失，現代則藉由「稽核」與「獨立董事」的制度，從而完善企業的公司治理。如果上位者真的是不世出的「英明」，「御史」可以的發揮的功能會自然的退縮，但世間的上位者或企業主，應該都有自己知識、經驗、能力上的限制，是以需要「現代御史」的協助，在政府對所屬百官的糾舉是監察院，但對總統、副總統的罷免與彈劾則是立法院，而企業內的糾舉，則是稽核與獨立董事！

《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明訂立法院對總統與副總統有提出「罷免案」與「彈劾案」之權！所不同，是立院之「罷免案」通過後，需要「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總額過半數之投票，有效票過半數同意」方為通過，而「彈劾案」則需「聲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經憲法法庭判決成立。」罷免需人民投票同意，彈劾則需「大法官審理」、「憲法法庭判決成立」方為成立！以上憲法規定適用於總統與副總統。我國還沒有罷免總統的案例發生，而其他公職人員則是依照《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進行罷免程序。前述《罷免法》所規定的公職人員，中央公職人員指的是立法委員），而地方公職人員則是縣市長、縣市鄉鎮議員、代表等。

中國的封建歷史中，帝王的下台，多半是透過政治或軍事手段進行，是以「流血」是為常態，當然還有號稱主動退位讓賢的「禪讓」，禪讓到底是怎麼回事？其實可以看看曹丕竄漢的歷史。曹丕曾三次推卻漢獻帝禪讓，並於第四次「受禪」後說：「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所謂禪讓，絕對沒有想像中的那麼自然、平靜與美好，真實的逼迫與假意的推遲才該是歷史的真相，獻帝禪讓帝位後受封成了「山陽公」，有幸在封地濁鹿（今河南焦作東部）安渡了十四年的歲月。各位可能不知道的，是這個「山陽郡」其實就是漢廢帝劉協被罷黜帝位前的原來封地「昌邑國」，是因被罷黜才「除國為郡」的。

曹丕口中的「舜禹之事」到底又是怎麼一回事？古本《竹書記年》裡面明確記載：「堯德衰，為舜所囚。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父子不得相見也。」而《荀子》〈正論〉說的更直白：「夫曰堯舜禪讓，是虛言也，是淺者之傳，是陋者之說也。」可見舜禹的禪讓，當是政治的催逼戲碼！如果選擇相信儒家的禪讓說法，可能與真實的歷史有所距離。

歷史上，「漢廢帝」劉賀才上任27天，因政治利益的嚴重衝突，便為龐大的霍光勢力所「廢黜」，原來的班底也為霍光所屠戮殆盡，劉協之後被送回原來的「昌邑國」受嚴密監控，這個過程除了留下歷史的迷團外，更應證了一句名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透過政治的廢黜手段，劉賀之後被漢宣帝封為「海昏侯」並徙至豫章郡。這位廢帝在豫章度過了人生最後的15年，直到他的墓葬於2011年重見天日，劉賀的名字與歷史，才又再度為史家以外的世人所聽聞。這位漢廢帝，應該明確的算是被罷免的先河！

無獨有偶，王莽竄漢時，依據《資治通鑑》，王莽於毒死漢平帝後，立兩歲的「劉嬰」立為皇太子，也就是史稱的「孺子嬰」，當時劉嬰就是一個約末兩歲的小孩，王莽自己則擔任「攝皇帝」，所以劉嬰的第一個年號是為「居攝」，但劉嬰並未正式稱帝，只是一個超小號的傀儡立牌。之後王莽假藉一堆異象符瑞，快速的接受了「禪位」並改國號為「新」，於是劉嬰莫名其妙成了被罷免的「准皇帝」，至於准皇帝的禪位程序，王莽也都直接給免了！之後劉嬰被嚴格禁錮於長安近十五年，之後被方望、弓林等於臨涇立為皇帝，而這位為王莽於五歲所罷黜的孺子嬰，卻在二十一歲那年，死在與自己爭天下的同宗劉玄（更始帝）之手。

歷史有其殘酷的一面，明英宗朱祁鎮於土木堡為瓦剌擄去，明代宗（景泰帝）朱祁鈺在大臣擁護下繼位以與瓦剌抗衡。而後明與瓦剌議和，英宗遂為也先所放回，但景泰帝之後將自己的哥哥英宗幽閉於南宮整整七年！而後景泰八年，朱祁鎮在石亨、曹吉祥、徐有貞等人之協助下，趁朱祁鈺病重之際，撞開南宮奪回帝位（史稱「奪門之變」），並將罷黜重病的景泰帝廢為郕王軟禁於西苑。郕王被廢後恨快的便一命嗚呼，英宗給這個弟弟一個「郕戾王」的惡諡！從明英宗的行為以及惡諡推估，被「罷黜」後快速死亡的景泰帝，合理推估應該有人為加速的因素在內。

封建時代已過，現今如欲罷免（罷黜）總統、副總統，需靠立法院依程序進行，至於大法官能否秉公衡平處理，這需倚靠大法官的良心！不過，就學法的我而言，這兩屆的大法官，在衡平事理上似乎與正常邏輯有所差異！我也甚為不解幾位我的老師，何以願冒清譽受損的風險，去承接可以實在不需要的職務。「良心」的基石一旦偏頗，就不會有以「良知」、「良能」所衡平的結果。看看明代的石亨之流當政後，于謙又有什麼可以辯解的空間呢？

《明史》〈于謙傳〉記載，當于謙與王文二人被污謀逆而為都御史蕭惟禎處以極刑時，王文不服極力抗辯，而于謙則苦笑著說：「亨等意耳，辯何益？」的確，當主上心意已決，是非對錯便早已無關，有關的是那些懂得順風使舵者，可以透過政治正確的「法律解釋」而獲致所欲之權勢。自來望風梯榮者又何曾少哉？〈于謙傳〉中說：「一時希旨取寵者，率以謙為口實」，比之於今日，又何其類似，可悲也夫！

「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諸葛說的沒錯，然而史載斑斑殷鑑不遠，對於一個國家或一家企業，當政者應以兼聽取代偏聽，而知道如何親賢遠小，也才能持盈保泰期許獲致長治久安！那些名不出家卻能在本分位置上默默耕耘的朋友，是實際的貢獻者與大局的安定者，身在上位之人更該懂得察納雅言，多聽聽他們的低微的聲音，提供必要的資源，解決無名者的需求，方能安定內部以對外開展，沉默的大多數一直才是穩定的力量。

擺渡於歷史的長河，人生也就約末三萬餘天！在航向終點的過程，運至縱倖進非據，亦當戮力所司；時乖雖桎梏在身，猶宜慎獨修己，至於要成為哪一類人，如果可能又想留下什麼，自己想清楚就好，然後活成自己，活出自己。

以下為《三國志》〈文帝紀〉中有關獻帝封於山陽的記載，裴松之附註引《魏氏春秋》中所言「舜、禹之事，吾知之矣！」亦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