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四招劍法沒有學全

兩個月前，金庸以九十四歲高齡辭世，而在其所著的「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小說中，江湖內的恩怨，武林中的情仇，生命中的起伏，還有歷史裡的際遇，卻仍將不斷延續下去，對不同的讀者，反射出不同的感情與感觸。

朋友說他的兒子是金庸迷，於是將「降龍十八掌」給「背」了一遍，這些出自《易經》的名稱，可以是小說中的武功招式，但也可以是易學中的道理，我輩習不通深奧的武學，但至少可以理解些許易理，金庸以易作招，以招涵易，也確實令人驚嘆不已！我雖背不得十八掌，但卻透過易經的哲理，永遠記得做人定有「潛龍勿用」般的隱藏蟄伏，並要懂得「見龍在田」的等待與忍耐，若有一朝「飛龍在天」，也須知謙益滿損，以及「亢龍有悔」盈不可久的必然。如此，人生的道理幻化在招式之中，而招式之中則蘊含人生的道理，只不知以幾招幾式便能行走江湖？

劉兆玄先生曾經說：「我身在江湖，但江湖上卻沒有我的名字！」我的江湖在哪我還真不清楚，所以那裡面大概也沒有我的名字，但我確知：「你有四招劍法沒有學全」，而這四招，或許即足以當作我的名字。在《劍雨》一片中，路竹發現細雨的辟水劍有四招劍法沒有學全，「將來遇上高手，一旦看出破綻，必死無疑」，於是以消業了孽的心境，將這四招傳給了細雨：「藏巧於拙，用晦而明，寓清於濁，以屈為伸」，在禪機已到之際，路竹用自己的生命點中細雨，而後細雨也是以這四招，在對戰強敵時轉敗為勝，重新贏回失去的人生。

路竹的師父說：「佛祖點化世人，講究機緣，禪機一過，緣即滅矣，而禪機未到，雖點亦不中」，路竹於禪機到臨之際，將三個月的緣，轉化成另一個五百年的緣，而點化細雨的這四招，實出自洪自誠的《菜根譚》一書：「藏巧於拙，用晦而明，寓清於濁，以屈為伸，真涉世之一壺，藏身之三窟也。」回想自己在國三那年，首次接觸《菜根譚》，但覺文字有味而未能盡解其意，遂於日後又刻意買來一本不知何人所著的《菜根譚詳解》，才能更掌握書中文字內的道理。而今年近耳順，已漸漸懂得「緣」與「圓」的不易，「點」與「中」的難為，而願意承受三個五百年的等待，又需要多麼深的承諾與緣分，《昔時賢文》中說：「百世修來同船渡，千世修來共枕眠」，阿難化身石橋，累百成千，愛與不愛，願與不願，修與不修，一切均來自一個緣字。

我也曾行過幽谷，體會顛躓，在幾許風雨中讚嘆生命的起伏，是以多少知道人情世故裡的是非與起落，那四句話的意思或為：「看似笨拙愚魯其實機靈聰巧，看似幽暗隱晦其實清楚明白，有若渾濁同處其實清白自持，看似卑躬屈抑其實直挺傲立！」若真能己身力行，方可成為「一壺三窟」，進而避禍保身！只可惜，每個人都有難以改變的個性，與生俱來的執著，因此涉世艱難，難以高枕而臥。《戰國策》上說：「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只不知，於「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敵國滅、謀臣亡」之際，三窟之狡兔，幾窩之走狗，又真可以免其禍乎？若兔狗不免，謀臣又當如何？

《水滸傳》裡，魯智深在杭州六和寺之夜間，忽聽得錢塘江潮水聲起，以為是戰鼓聲響敵軍殺至，小僧說那乃是潮信之聲，於是憶起師父智真長老對其所說的話：「聽潮而圓，見信而寂」！因不解圓寂之意，於是問得小僧解語：「佛陀之死，為收迷界之化用而入悟界，既已圓滿諸德，寂滅諸惡，故稱圓寂。」花和尚乃知生死之禪機已至，遂回房換了僧衣、寫好頌子、燒上好香、坐禪而化！那偈《頌》上寫的是：「平生不修善果，只愛殺人放火。忽地頓開金繩，這裡扯斷玉鎖。咦！錢塘江上潮信來，今日方知我是我。」那一個表示讚嘆與驚訝的「咦」字，正是潮信到來之時，也正是了悟禪機之字！而八月十五當夜三更，更是月圓之時，放下牽絆人生的金繩玉鎖，圓滿了諸德，寂滅了諸惡，走的圓圓滿滿，無牽無掛，但卻讓留在牽絆中的人，繼續受修煉之果報！

在《水滸傳》中唸出魯智深偈頌的是軍師吳用，而在《劍雨》中道出一壺三窟四句的是路竹，無奇不巧的是，這兩個要角都由李宗翰飾演，試想人生無處不機緣，但能在緣滅之前能適切點中，只能托給一個「悟」字！

去年將去，來年將來，去年去了多少迷，來年喚出多少悟，又學全了幾招？就留給行將到來的機緣，以及一點即中的禪機吧！

功名身外事，大就何妨小就何妨；富貴眼前花，早開也得晚開也得

十一月二十三日的晚間，李佳芬以一句閩南語的俗諺：「醜醜的菜一步燒、醜醜的妻一步笑」，替大家留下相當溫馨感人的一刻。這句來自阿公的交代，說的是不言的用心，也代表著不語的誠意，做為妻子的支持，一切盡在不言中，而俗諺的深刻智慧，也足以令人細思良久。 

韓先生則在訪談時，談及離開政壇十七年間，於沈寂光陰中所感受的人情冷暖：「一貴一賤，交情乃見」。這出自《史記•汲鄭列傳》的成語饒有深意，引錄如下：「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其中「門可羅雀」便是衍生的成語，而「交情」深淺也成為檢驗朋友情誼的依據。韓先生曾經門前冷落多年，而今有緣復起前呼後擁，「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眾人乎」的感慨恐怕只會更深！至於我等「眾人」，處於生死、貧富、貴賤的人世起落間，唏噓當亦不少，試問：是錦上添花的人多，還是雪中送炭的人少？ 

在《神醫喜來樂》一劇中，喜來樂於深夜替殉國的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的夫人瞧病，而劇中沒有交代的，是丁汝昌提督甲午海戰戰敗，並於回絕日軍勸降之後，服鴉片自殺以謝國人！而光緒帝下旨籍沒家產，同時要求丁之遺體需著黑色囚服，棺木亦需漆為黑色，棺上再加三道銅箍以示棺主帶枷有罪，並且只能磚封於原籍村頭，不許下葬。在清政府公開批判丁氏之時，喜來樂竟然膽敢前去給丁氏遺族看病，能不令人感慨萬千？於此國家大敗之時，這一生一死間無懼牽連、不取分文的情義，又能不令人動容？無獨有偶，《大盛魁》劇中，王相卿替家道中落的孫文舉，以重金贖回了孫家百年老宅並回贈給孫家的老東家，同時以德報怨，又替競爭的老對手盛德裕擔保周轉，不但保留了對手的顏面，更從而徹底悟通了「貪心惹禍，十分仍不滿足，乃人生大病；捨利招財，一味就學吃虧，乃處事良方」的道理，於人生晚年之際，與對手一起感受這一貧一富間的起落與差距，體會捨名、捨利、捨家的過程，誰人能不感慨！ 

人與人交往，朋友間可成八拜之交，如伯牙與子期的「知音之交」、廉頗與藺相如的「刎頸之交」、陳重與雷義的「膠漆之交」、范式與張劭的「雞黍之交」、角哀與伯桃的「捨命之交」、劉備與關張的「生死之交」、管仲與鮑叔牙的「管鮑之交」、孔融與禰衡的「忘年之交」！這些都是益者三友的類型，但反過來，友便僻、友善柔、友扁佞之損者三友亦復不少！選擇朋友，選擇部屬、乃至選擇老闆，其實都是自己的責任，因此《墨子•所染》上說：「舜染於許由、伯陽；禹染於臯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立為天子，功名蔽天地，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而到過來，「夏桀染於幹辛、推哆；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厲王染於厲公長父、榮夷終；幽王染於傅公夷、蔡公穀。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為天下僇，舉天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如何與人交往，還能事先預知往後之交情與交態，確實是件不容易的事，墨子悲絲，楊朱泣歧，確實其來有自。 

漢朝大臣息夫躬，「進見言事，論議亡所避」，因而得罪不少公卿大臣。而後息氏獲罪返國寄居丘亭，此時有位叫「賈惠」的同鄉跟息說：「以東南方向長出的桑樹枝做為匕首，晚上朝北斗七星比畫一番，便可防止宵小！」息氏遂於夜間依言照辦，但「隨即」便有人上書指息氏訕笑朝廷而遭逮捕，就在審訊前，息氏鼻耳出血僵仆驟死！息夫躬返國後什麼都有沒說，但比畫ㄧ下就獲罪了！這顯然是有人設下了連環套，以報其先前歷詆公卿之仇，而那位「賈惠」的干係也不用多說，返家的息氏，無權無勢、無富無貴，無居無所，交態何其窘哉，卻還是受人陷害致死！東晉的殷浩，北伐失利後流放於東陽郡信安縣，每天依舊談詠不輟，口無怨言，可是卻整天「書空」寫著「咄咄怪事」四字！殷浩不是不想寫，是不能寫，他不是不想說，是不能說，他在送外甥韓伯返家時，還是感慨的以曹顏遠（即曹攄）的詩句：「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道出了他心靈深處的感受，並隨之泣下難遏。貧賤、富貴之間，不獨朋友間的交情乃現，親戚間的親情又何嘗不如此！ 

從顛峰瞬間滑落到低谷，個中滋味，只有經歷過的人才能體會，自古至今，無數的人體會著這峰谷間的高低滋味，透過生死、貴賤、貧富，交情與交態隨之交替的顯現著，「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如子貢，「貧而樂，富而好禮」如夫子，人生之路，隨年歲、隨際遇、隨心境，感受確實無從代受。 

今年開春，我以自己的心境寫下：「功名身外事，大就何妨小就何妨；富貴眼前花，早開也得晚開也得」，對於所有汲汲於富貴功名的人們，或許都可以稍稍停下來，想想交情與交態的現實，以及這些現實背後所隱含的人生意義，畢竟這一切，無非都是體會得到的身外事，看的見的眼前花而已。

三條舌頭一掌經，三根扁擔一條心

以山西商人於俄蒙貿易為主體的大陸劇《大盛魁》，近日在電視中開播，但似乎未獲多少迴響，或許此劇並非時下流行的「宮廷劇」，缺乏皇上王爺的政治傾軋，也沒有宮嬪后妃的勾心鬥角，敘述的就是大盛魁商號創業過程中的風雨顛躓，加上俊男美女有限，因此反應熱絡不足。據父親所述，以及山西省《高平縣志》所載，祖父李資泉當年以「意逢源」商號之名及其精釀的白酒，也曾透過駱駝走出西口，響噹噹的在民國初年行銷蒙、俄之地，…。那些我不曾經歷的精彩與跌宕，似乎透由大盛魁的點滴，傳達出自己老家中的過往總總，於是親於土，親於人，引起我對祖父那一輩創業匪艱的無限敬意，也使我想提提大盛魁劇中的幾個商業與法律的主軸。

戲劇與事實當然有所落差，因此略過內容不談，但大盛魁的經營之術，與如今的企業運作確實頗有雷同。大盛魁以肩挑扁擔起家，透過人情世故裡的成敗起伏，創造出它的「經營理念」，亦即：「讓利招財，學吃虧」。此話這無非就是「薄利多銷」的另一種表達，也帶有「同甘共苦」含意在內。當一個懂得讓利與人的商號，日後必會換來以義相挺的回報，尤其在產品相似而商號雲集的競爭環境下，有義方有利，這並非什麼義利之辯，而是以義取利的運作思維。商業講究信用，大盛魁在生意「做塌」（血本無歸）的時候，依然將本金還給了出資的同業，這就是吃虧，但也是佔便宜的開始，因為一旦學到以義換利，以義牟利，生意便可以走的更遠更長！試看：大盛魁的生意從清代的康熙，一路做到國民政府離開大陸前為止，如此長青的基業，即或最終仍不免散夥收場，也值得學習與尊重！

大盛魁招收學徒，學徒入行叫「入號」，號就是「行號」、「商號」，既然是做生意的場所，尤其是小型店鋪，多少都需要前後吆喝一下，所以「號」的古字「号」，其上為口，其下為丂（氣欲舒出），依據《說文》，也就是「呼號」的意思。早些時候在店裡招呼客人，可沒有什麼電子設備，無非前台、後台以口傳達交代而已，現今的交易所俗稱「號子」，正因與早期的商店一樣，所有的買賣交易，都必須以聲音傳遞之故。雖如此，一般商號學徒三年出師，大盛魁則需十年之功！店小二幹上十年，耳濡目染熟能生巧，該出師的也就出師了，若真笨拙的還升不上掌櫃，也怨不得他人。入號並非賣身，當然有權可以選擇離開，但滾石不生苔，轉業難聚財，做生意的基礎本事若沒有學好，出了此號進入他號，看似高昇也不見得可以鴻圖大展。

入號後便需遵守「號規」，號規就是號子裡的規範，有如今日之公司規定，層次高的可以是「公司章程」，低一些的則是行政規則，也有如公司的「員工手冊」或是「從業人員規範」一般，都是要遵守的內外部行規。大盛魁十年出師的號規，一開始確實嚇走不少人，但十年磨一劍，一旦出師成了掌櫃，便有「頂身股」可以參與分紅，也因此成為吸引人才，以及降低人事流動的有效規範！大盛魁號規規定，三年分紅一次，較之現今勞基法以當年度做為年終獎金發放的基準的，確實多出兩年，但大家可以將多出的兩年，約略視為股票的「閉鎖期間」，也只有繼續留下來的人，才能參與三年所累積的紅利，一次發上三年的年終獎金，無論是白花花的現銀，還是一張油亮亮的匯票，怎能不令人垂涎心癢？畢竟，過盡千帆，無非名與利，而生意二字，也就是利人（提供滿足需求的商品）因而利己（獲取商品售價的超額報酬）的經濟行為而已！生意可以讓利，但絕不能永遠讓利而「無利可圖」！

大盛魁的三位創始人決定不設「財股」，所謂財股，也就是籌設行號時原始股東所出的股本，沒有財股，就沒有「股東」，沒有股東，自然就不需替股東負責，而是替「自己」的經營成果負責。大盛魁的夥計一旦出師成為一員掌櫃，便都可以擁有一份「頂身股」，這相當於公司現金增資時保留給「員工認股」的股份，有了頂身股而沒有「財東」（就是東家，老闆的意思），自己就是自己的老闆，也就必需替自己的經營成果擔負全部的責任，這也正是時下流行「當責」二字的精神。我們無法看到大盛魁的所有號規，但有理由相信，號規對於當責後的分紅多寡，一定有明確的規定，績效高者尾牙自然上坐主桌，而績效差者便無奈「敬陪末座」，而職務上的高低差別也就更不必多說。

十年學徒在學什麼？劇中說要學「三條舌頭一掌經」，三條舌頭就是三種語言：漢語、蒙古語、俄羅斯語，其實就是學習快速雙向溝通，跟蒙古人及俄國人做生意，如果不通曉對方的語言，誤會與障礙會增多，而效率與速度會降低，一個學徒要同時通三種語言，確實需要相當的時間，而「一掌經」就是一手打算盤，另一手記帳，同步多工執行，以現在的話說，就是要懂會計及管理，打算盤是會計，記帳核對則是管理與統計，再加上在號子裡給夥計發工資給銀子，處理各項買賣的進項與開銷，這些與管理會計及人事管理都脫不了關係。相較其他商號三年為徒便可出師，大盛魁的人事管理邏輯，以及培養幹部的訓練機制，確實有其獨到之處，只不知學徒的這十年，有沒有具體的課程安排與考核期程，還是只是透過商場上的實際演練以及平日的肉眼觀察，即做為能力認定的依據，學徒如果硬熬十年最終卻「少三缺一」，那就真徒然浪費了時間。

創業不易，中國人常說富不過三代，因此企業經營永遠有接班問題，一如老皇帝永遠有繼位人的困擾。大盛魁在第一代三位創始人史大學、王相卿、張杰老年之際，同樣產生了嚴重的接班問題！以傳統而論，接班人當在三姓後人之中，但還是可以推翻傳統，外傳給他姓之人。最後的結論，是替三姓後人立上財股，但後人卻永不得進入商號參與經營。至於商號的大掌櫃，則需由各地掌櫃推舉，以有德、有能者居之！這好比公司治理中董事會的成員（掌櫃）票選出新的董事長（大掌櫃）一樣！然而新董事長絕不能是擁有財股的三姓後人，此條號規（章程）成為大盛魁之後將經營權與股權予以分離的典範之一！擁有財股股權的後人永世享有股利，但不得介入經營，而是將經營權交給具備足夠知識與能力，且為號子內出身熟悉產業專業知識的掌櫃，如此人人有機會，也都可以在頂身股的分紅機制下，一併享有經營的果實。但頂身股人在股在，百年後便結算退股而出交予後人，這與《民法》人之權利「終於死亡」的邏輯一致，也才不會使大盛魁的經營衍生出「繼承權」的困擾，畢竟任何人，在大盛魁都必須經歷入號學徒的階段，才可以擁有頂身股，而不能直接繼承。

大盛魁一劇，裡面有晉商的仁和與現實，有商業的競爭與殘酷，有風險分擔的觀念與做法，有天災的難測與投機，而最重要的，則是企業運作必須掌握人性、掌握趨勢、掌握產品的經營邏輯，基業如欲長青，若能掌握前三項重要觀念，或許開展過程可以較為平順一些。猶記《喬家大院》一劇中，喬致庸受困山西無法外出經商甚是鬱悶，但每於年節之時，總坐著繫掛上鈴鐺的馬車，逐家逐戶的給村裡人送臘肉的場景，鈴鐺聲音的遠近，表示馬車的遠近，車走遠了，人才出來拿取臘肉，這樣才不會失了拿取臘肉鄰家的臉面，這是何等的切中情理！我每每在此便想起我的祖母，當年我的祖母丁氏，也正是如喬氏那般，挨家挨戶的替經濟情況不好的人家送去臘肉，不求回報，只期助人！大盛魁的大掌櫃王相卿，回到老家替家道中落的孫家買回老宅，並重新回贈給孫父時，不由得使我想起劇中蒙古王爺說的話：「錢這個東西，不能看的太重了！」然後他悠悠的以蒙古語唱到：
天上的風啊; 永不停息
世上的人啊; 不會常在
長生的聖水; 誰能嚐到
今兒個就該; 盡情享受
而後，王爺遂百年一夢，從此天上人間。

人活一世，草木一秋，成敗難長久，興亡轉瞬間，我們活著的時候可以成就什麼？走後又真能留下什麼？及身而終的名利終將飄散，後世子孫的記憶必難永存，唯有真正令人景仰及效法的風範，方能與天地同在，而大盛魁的王相卿，不論劇中劇外，從隨軍做蠅頭生意的小挑夫，到商場中懷黃無數的大商賈，錢財已不重要，而是他那種永不退縮的進取精神，以及不計前嫌的豁達大度，皆庶幾得之也值的後人追念，而那幅由老采頭留下，秦鉞對出，再由王相卿改定的對聯，或許真可以作為所有從商之人的細思之語：
貪心惹禍，十分仍不滿足，乃人生大病。
捨利招財，一味就學吃虧，乃處世良方。

照見不足的自己，想見成就的未來

六月的畢業典禮中，致詞的貴賓講述了一段他考研究所時的特殊經驗：一位穿黑衣夾克的陌生人，在大雨中騎著摩托車，逆向送他去考場的際遇，從而使其人生的道路有了很不一樣的發展…。而結尾，則以人生之路，正如「路」字一般，就是「各」走「各」的路，誰也不知未來如何，但卻需「各自負責」以鼓勵畢業學子。

誠然，誰也不能確知未來如何，「路」字左「足」右「各」，在中文的本意中，「出」字是離家的腳，「各」字乃返家的足，有出有入，或去或返，總有一個使人安心的家在等待！然而在人生的過程，家也不是一生不變，有祖父母的家，有父母的家，而後有自己的家，再之後還會有子女的家，彼此獨立而又相連！然而一生所走的路，或平順或顛躓，誰也不知，有些一生一次，另一些重複而履，人們只能隨時間而向前，隨機緣而變動，也正如「步」字的本義一般，或南或北、或東或西，我們也都必須謹慎小心的，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

《淮南子》中：「楊子見歧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楊朱因人生之路「可以南，可以北」感概而哭，歧路亡羊的過程中，「歧路中，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那頭迷途的羔羊是追不到了，但追者卻可以原路折返而回。墨子的感受與楊朱一般，因為人亦如練絲一般「可以黃，可以黑」，接受什麼就成為什麼，因而《墨子》說：「所入者變，其色亦變，…故染不可不慎也。」當年孟母三遷，擔心的正是孟子未來之路，近墓則為「墓間之事」，近市則為「炫賣之事」，而近於學宮，則為「俎豆之事」，一個人的未來，跟鄰里左右有關，跟相處之人有關，跟追隨之人亦相關，仔細想想，一個人耳濡目染的，不就是價值觀的養成過程？劉向在《說苑》中說的再明白不過：「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

去年七月底，同事為我照了一張離開前公司的畢業照，辦公室內已空無一物，來時我不知帶來什麼，去時也不知帶走什麼，那一剎間，興起「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的感慨，離開時，我喃喃自語的告訴自己：「路在前方，不在後方」，而後我加入新的公司，在置入所有私物之前，同時也拍了一張照片做為紀念，其內空無一物，又使我引起「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的悸動，我沒有一顆了然不動的心，確有著隨世浮沈的多愁與善感！而今年的六月，拍取離校的畢業照時，心中所浮起的，則是父親在我國中時，引用松下幸之助期勉於我的話：「路是無限的寬廣」，然而前路在哪裡？後路又在何處？我想，歲月往前，記憶往後，人生其實是沒有回頭路的，出路只會出現在前方，而經歷過的所有起起伏伏，終將成為自己記憶中的一部份，好的、壞的、記得的、不記得的都如此，也永遠都是自己的。

賈伯斯在2005年史丹佛大學的畢業典禮上，將自己成長的過程說的看似簡單，實則禪理無限：「You can’t connect the dots looking forward, you can only connect them looking backwards.  So, you have to trust that the dots will somehow connect in your future.  You have to trust in something, your gut, destiny, life, karma, whatever.  Because believing that the dots will connect down the road will give you the confidence to follow your heart, even when it leads you off the well-worn path, and that will make all the difference.」賈伯斯的一生，走著自己的路，連結出自己的過去與未來，也替時代連結出一段不同凡響的科技與人生的故事。我們也走著自己的路，何時會如張良般碰上一個瘋瘋癲癲的沂上老人？何時又會碰上一個願意載著自己的黑衣騎士？改變一生的際遇，只可遇，不可求。但使自己有機會碰上可以改變一生的機緣，則當如孟母一般，理應求，不應遇。

在台上的，是傳道、授業、解惑的教授，而「貴賓」則是出任行政院政務委員的羅姓畢業校友，而台下的，則是今年畢業行將走出舒適校門，尋找未知出路的莘莘學子，我亦忝列其中。上台撥穗時，除了向指導教授行禮之外，同時也向左右兩列的老師們深深鞠躬誌謝，此時，我已不擔心所謂的「出路」，而是需時時提醒自己，應將自己所有「來時路」的經驗，分享給那些面對鏡子，看的見自己，卻還照不到前方之路的學子們。但願，所有步出校門的學子，都懂得勤勞的去拂拭自己的心，以照見不足的自己，想見成就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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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定河、賀蘭山；夢裏人、匈奴血

晚唐詩人陳陶，其《隴西行》有名句如下：「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對比夢裏之人與河邊白骨，令人慨嘆唏噓！漢代李陵，於武帝天漢二年（公元前九十九年），率五千步卒與匈奴八萬騎兵對戰，最後在距離漢塞百餘里之處兵敗投降，我們不能確定陳陶此詩，到底是純粹在悼念漢代李陵喪師的無奈，還是用來借喻唐末北方邊境的戰事不堪！由於唐代北方的外患，早已從「匈奴」成為「突厥」，因此推估陳陶所言，應是感嘆李陵的悲劇較為可能。

據《漢書》：「吾為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奴」，可見陳陶所言之五千人，所指即應是李陵的軍隊而言，而「陵敗處去塞百餘里」、「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兩句，也知陳陶詩中所指的「無定河」（位於陝北榆林縣境內），如不是李陵戰敗左近之處，就該是以「無定」之河，借諭「無常」之運而已，河之無定，運之無常，李陵出塞兩千餘里的命運，盡在變化的沙中呈現。至於李陵兵敗之處到底在哪裡，兩千餘年後的今天，也只能在四方拂來的風中尋覓！

宋朝的岳飛，在與金人的戰爭中金戈鐵馬，於鎮守鄂州（武昌）時，寫下傳唱千古的《滿江紅》，其中：「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幾句，將「金人」比成了「匈奴」，而靖康之難，徽欽二帝連同宗室、大臣、婦女等為之北擄而去，同時舉行獻俘虜的「牽羊禮」，北宋隨之滅亡。如此國仇，所有屈辱，盡寫在宋人确庵、耐庵所編寫的《靖康稗史》之中，岳飛身歷其事，是以直欲吃其肉、喝其血。然而詞中的「賀蘭山」究竟係指何處，近來卻引起學者的探究。岳飛一生不曾到過寧夏的賀蘭山，故而賀蘭山一詞，應當也僅是借喻而已。

漢朝霍去病於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年）夏天的河西之戰，由公孫敖率軍出隴西郡由東向西進攻，霍去病則領騎兵出北地郡，過黃河，延賀蘭山向西北而上，穿越賀蘭山後，橫過大漠，再由居延澤轉向西南出現在匈奴防線背後，從而大敗匈奴休屠王、渾邪王，斬殺三萬餘人，岳飛所言「踏破賀蘭山缺」，所指就是這一段奔襲的歷史。匈奴於五胡十六國後其名已然消失，迨至宋朝，北方先是契丹的遼，後是女真的金，最後則是蒙古的元，因此岳飛詞中的匈奴，是漢代的敵國，也是金人的代稱，至於「踏破賀蘭山」，所指應是出奇不意，快速進兵攻伐敵人並取得大勝的意思。後人以方志（康熙四十二年之《磁州志》）所言之賀蘭山（河北邯鄲磁縣），做為岳飛進兵之地，顯屬旅遊所需之張冠李戴。

從夏代的「葷粥」，商代的「鬼方」，周朝的「戎狄」、「玁狁」，秦時的「匈奴」，一直到「突厥」、「契丹」、「女真」、「蒙古」，中土的外患始終來自於北方的「夷狄」，因此當清末「洋人」從東南海上侵略中國，李鴻章感慨的在其《籌辦夷務始末》中說：「實爲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並把這些「西夷」，說成「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時至今日，「國際」間的爭戰仍時有所見，或冷戰或熱戰，或經濟貿易戰，依然遵循著「強淩弱、眾暴寡」的古老定律，但中土北邊的夷狄，顯然已經在各族的融合中，隨時間而化為中華民族的一份子，而所謂的「南蠻鴃舌」，也不過是「方言」一種而已。歷史不能遺忘，但當我們吟唱《滿江紅》時，難道還要繼續喝那「匈奴血」嗎？而匈奴又在哪裡呢？中華民族的土地上，套句曹操在《讓縣自明本志令》內的話：「不知當有幾人稱王，幾人稱帝」，一個「朝代」，有起有落，起始有高祖，末代為哀帝，不論哪一個朝代，用什麼名稱，為王為帝者，大概都不會懷疑自己的血脈根源與姓氏來源，不忘本，是為人的基本。

一九四三年出生於重慶的席慕容，父母皆為蒙古族，她曾經在台寫過令人讀之落淚「父親的草原母親的河」這麼一首詩，而此詩也廣泛流傳於蒙古大草原之中：

父親曾經，形容草原的清香，

讓他在天涯海角也總不能相忘；

母親總愛，描摹那大河浩蕩，

奔流在蒙古高原，我遙遠的家鄉。

如今，終於見到這遼闊大地，

站在這芬芳的草原上，我淚落如雨。

河水，在傳唱著祖先的祝福，

保佑漂泊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

啊，父親的草原，

啊，母親的河！

雖然已經不能用母語來訴說，

請接納我的悲傷、我的歡樂。

我也是高原的孩子啊，心裡有一首歌，

歌中有我父親的草原、母親的河！

誰都可以「想家」，想「故土」，誰也都可以想自己的「親人」，而此時誰是匈奴、誰又是契丹、女真、蒙古，抑或滿人？試問：我們需要的是敵人，還是朋友？是同胞，還是寇讎？尤其當我們共同的血緣，都來自同一個根源之時？

以下為霍去病出擊匈奴路徑，以及《磁州志》中河北邯鄲磁州賀蘭山示意圖：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這是一個畢業的季節，每一個畢業生都將走向自己的另一段人生，而原來的軌道，以及在那軌道中所認識的朋友，日後或能偶一相聚，但絕大多數將成為記憶的一部份，分飛之後，各自尋覓，各自一端，只能思之念之，將緣分交給未知的命與運。 

兩三年前，台南市議長李先先，曾經用「勞燕分飛」四字比喻擬行將畢業的同學，於是惹來一陣是否適用的爭議，甚至還引來政治對手的嘲諷！「勞燕分飛」寓意夫妻因故離散無法相聚，其原典則見於《樂府詩集》之《東飛伯勞歌》：「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但就文字本意而言，「勞燕分飛」當然也適用於「離散」的情況，李議長當年引此語以謂行將離散的同學，其實並無不妥，只是一旦牽扯政治，對錯忽然便模糊了起來！於是，罄竹難書可以解釋成「該做的事太多」，而自自由由可以變成「自自冉冉」，典型宛在可以改為「典型苑在」！人們無心為過，改之可也，若有心為過，自作其孽而已！但竹苑無奈、勞燕無辜，沒有必要受政治口水的滋養。

伯勞與燕是兩種鳥類，「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飛」原本是非常正常的情形，而李宗盛在其《凡人歌》中，也有：「多少同林鳥，已成了分飛燕」的說法，但勞燕分飛此一成語的背後，其實有著另一段故事。

先說說伯勞吧！在古書《爾雅∙釋鳥》篇中說：「鵙，伯勞也」，所以伯勞就是鵙鳥，《禮記·月令》中說：「仲夏之月，鵙始鳴」，《詩經∙豳風∙七月》則說：「七月鳴鵙，八月載績」，可見鵙鳥是夏天常見的鳥，到了秋天就慢慢藏起來了！依據《說文》，鵙本做「鶪」，而鶪字「從鳥狊聲」，而狊字音「ㄐㄩˊ」，所以「鵙」、「鶪」是六書中的「形聲」字，而「狊聲」，其發音其實就是我們常聽到的「啾啾」聲。除了「鵙」、「鶪」之外，此字還有另一個字形「鴂」或「鴃」，「夬」邊在左或在右都可，而「夬」音「ㄍㄨㄞˋ」，分決兩端的意思，所以《孟子·滕文公》上說：「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顯然戰國時之南蠻之人，其語言發音與中土不一，所以孟子鄙視學習南蠻語言的人！長期以來，中原人士以天朝上國自居，故而對「蠻夷之邦」的語言有所不尊，到了清末，學者魏源依舊有「師夷之長技以治夷」的想法，語言是活文化，是溝通工具，只有發音上的差異，並沒有什麼中土夷狄之分，「鴃舌」怪音，說穿了又有何怪呢？

除了唧唧、吱吱、喳喳之外，啾啾是另一種鳥聲，但啾啾又往往帶有揪心、悽婉的感覺，杜甫的《兵車行》：「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應該可以當成代表。不管如何，鳥叫聲通通帶著一個「口」邊，所以「鳴」字是鳥叫聲的統稱。鵙鳥之鳴聲為「啾」，依據高明乾等所著之《詩經動物釋詁》一書，它就是現在俗稱的「棕背伯勞」，伯勞是不遷徙的留鳥，而不似燕會隨時間而移動居地的候鳥。勞燕分飛，如果生硬硬的做一番解釋，其實是燕子飛走了，而伯勞留下了！勞伯是食肉型猛禽，高誘注《呂氏春秋》時，針對《月令》的「鵙始鳴」做出如下解釋：「伯勞夏至後，應陰而殺蛇，礫之於棘而鳴於上」，這其實就是描述猛禽自空而下，於補抓蛇後，將之至於荊棘叢上，一小口一小口啄碎，吃飽了，而後快樂的鳴叫的畫面，並沒有什麼「陰陽五行」的問題，純粹是生物鏈的自然之道而已。倒是《詩經》「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的畫面，始終成為天文與時節變換的一個象徵，父親向我解釋「授衣」就是「授寒衣」，要授給誰呢？「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寒衣不是只給自己，同時是要給鄰里左右經濟情況不好的鄉親的！喬家大院一劇中，喬致庸過年給鄰里送臘肉的畫面，也正是祖母丁氏當年在高平常樂時的寫照。揚之水先生在《詩經名物新證》中，將伯勞說成俗稱之「虎伯拉子」，但虎伯拉子的叫聲是「嘶啦、嘶啦」，與伯勞的叫聲確實有所差異，其中或許有所誤植。

《曹子建集》卷十中，有一段伯勞鳥不討人喜的故事，雖說曹植自己也知道這是傳聞，但依舊在《令禽惡鳥論》中將之迻錄了下來：「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俗傳云：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游於田，見鳥鳴於桑，其聲噭然，吉甫動心，曰：『無乃伯奇乎？』鳥乃撫翼，其音尤切。吉甫曰：『果吾子也。』乃顧曰：『伯勞乎？是吾子，棲吾輿；非吾子，飛勿居。』言未卒，鳥尋聲而棲於蓋。歸入門，集於井幹之上，向室而號。吉甫命後妻載弩射之，遂射殺後妻，以謝之。故俗惡伯勞之鳴，言所鳴之家，必有尸也。此好事者附名為之說，令俗人惡之，而今普傳惡之，斯實否也。」曹植知道這是「好事者附名為之說」，然伯勞鳥「所鳴之家，必有尸也」便成為中國自古以來的傳聞，而「伯勞」之鳥便成了「伯奇」之人，而伯奇已逝，只能在他弟弟所寫的《黍離》詩句中，探詢那曾有的兄弟親情：「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曹植在文中還說：「賊害之鳥，其聲鵙鵙然，故俗憎之」，伯勞的叫聲「鵙鵙」然，所以伯勞不會是虎伯拉子的「嘶啦、嘶啦」，對於伯勞鳥背負著沒有必要的罵名，我們只能感嘆的說，那本是人禍不解，卻將之嫁禍於鳥，伯勞其實確實是無辜的。

「子不能革子之音，則吳楚之民不異情也」，一個人有一個人的本性，一隻鳥有一隻鳥的原音，人與人間的差異，在溝通失靈下，往往導致相互的攻訐謾罵，君子不黨但朋黨之禍興焉，鳥與鳥間的不同，卻在誤認與曲解之下產生惡鳥之名，於是鵙鳥所鳴之家，必有尸也！烏鴉就是烏鴉，因人也不會改變，伯勞就是伯勞，聲音到哪裡也都一樣，或荊楚或吳越，一切但作自己就好。

東飛伯勞西飛燕，誰去哪裡都未知，但有誰能體會《黍離》詩中「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的這一句，講的其實是「知」與「不知」呢？

人重官非官重人，德勝才毋才勝德

歷史是面明鏡，人性盡在其中，走進歷史的先人，透過史家的記述，卻可以走出來給後人鮮明的教訓。

明代的李廷機，福建晉江（泉州）人，是鄉試的解元，會試的會元，並以榜眼及第。他當過神宗的宰輔，但隨即陷入無奈的政爭，雖想自清於濁，卻無法脫身於宦海浮沈！自萬曆三十六年四月至四十年九月，有近四年半的時間他杜門不出，但繁言欬疏卻依舊不斷！最後他只得先送回家小，一人避居在京城的真武廟內，因而有了「廟祝閣老」的外號！這段期間，他前後寫了一百二十餘封辭官的疏奏，但神宗竟都置之不理！《明史》記載廷機「陛辭出都待命」，也就是冒著不理皇命的風險自行回籍。人去樓空後，神宗不得不同意了他的辭疏！並有良心的「加太子太保，賜道里費，乘傳，以行人護歸」，也算是給了廷機應有的尊重。回算廷機總計入閣六年之久，但真正當差的時間竟只有九個月！「輔臣以齮齕受辱，屏棄積年而後去」，這是歷史長河中個人際遇的偶然，卻也是黨爭後人才棄置的必然。

李廷機的「字」是「爾張」，字是自己成年後取的，推估應是廷機對自己有很深的期許，故而字中有「張顯自我」的意思，而他的號是「九我」，這顯然是廷懷念父母昊天之恩，因而引用《蓼莪》：「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這九個我以為己號。對自己的成就有所期許，對父母的深恩抱有懷念，看來廷機時時刻刻無不以聖人的古訓為念，這也就難怪他在當祭酒（教育部部長）時，一直以嚴字為念。

李廷機一路解元、會元拔籌，但殿試的狀元卻點給了浙江秀水的朱國祚（朱彝尊的高祖父）。清代談遷寫的《棗林雜俎》中，有一段關於廷機的心事敘述：「九我賜第，後見秀水頗怏怏。一日秀水疾，九我過候。坐榻推窗，庭松蟠屈，笑曰：『弟嘗夢歷此景，或云功名在是，今得之矣。名次兄後，非豫兆耶？』自是歡洽無間。」我們不知道廷機何時做的夢，而「庭松蟠屈」又何以可以做為名次屈於朱國祚之後的預兆！看來居於秀水的「國祚」，硬是要比晉江「爾張」來的高些，或許「國」為大而「爾」為小，李廷機無法大魁天下，在名字中已然有了必然的答案。

萬曆四十年九月回籍四年後，廷機過世，過世前他選定泉州南門外亭店村李厝山做為葬址，並先行書寫「息我處」三字以為石碑之刻文，昔日之爾張如今我息矣！《莊子》謂：「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廷機七十五年的形生老死，替泉州的歷史，留下另一個難以忘記的驚嘆！由於神宗皇帝最後還是批准了他的辭呈，而辭官時的廷機已然符合致事（退休）的年紀，在領有固定不會打折的退休金條件下，廷機人生的最後幾年，合理推估應該不至於無法持生才是！但我們可以想見，退休前先是「請辭待命」了那麼多年，最後還不得不拜疏自去「陛辭出都待命」，都已經七十多歲了，他落寞與憔悴的心情應該是可以想見的，他曾說：「人重官非官重人，德勝才毋才勝德」，他不吝棄官而歸，一生廉潔無偏，對照他自己的座右，絕對可以無憾，良心也自然平安！

廷機讀書有方是不用多說的，《明史藝文志》中有他的許多著作，有與玄奧易學相關的著述，也有跟知名大臣相關的《閣臣錄》、《明臣錄》等等，但真正使他不朽的反而是俗稱《五字鑒》的《鑒略妥注》，此書以五字為句，將明以前的中國歷史，用最簡單的方式予以呈現，故而南懷瑾先生說：「《鑒略》是全部中國通史濃縮再濃縮的書」！誠然，如果我們讀過《三字經》，大概就不應該忽略《五字鑒》，茲舉其中東漢末年的最後幾句：「董卓多欺狂，號聞牛宰相。欲奪漢家權，寵用奸謀將。卻遭呂布誅，天下人歡唱。中郎蔡伯喈，棄親不奉養。趙五娘獨賢，剪髮為埋葬。」透過簡單幾如白話的文字以及韻腳，東漢末年董卓亂政，以及蔡邕外放難歸的窘境，也就躍然紙上，只不知，大家是否知道除有三字之經，尚有此五字之鑒！

於斯，為廷機贊語如下：
號為九我，報親之恩，連捷鄉會，奪魁有振，張爾形才，息我勞神，
歸我故土，鑒略終成，千載而後，諭示後人，德才兼重，聲名自生，
官在宰輔，莫忘白身，風聲雨聲，讀書有稱，知往鑑來，五字相贈，
心憂如是，我心如秤，定盤有星，必於其倫，是非有定，日月星辰。

曲解「失期」的「起義」

秦二世元年秋七月，於秦代蘄縣之大澤鄉，發生了反秦的陳勝、吳廣起義事件，史稱「大澤起義」。這一段歷史，隨著睡夢虎秦簡的出土，而有了更多關於秦律的研究，尤其是司馬遷於《陳涉世家》中所謂「失期，法皆斬」的嚴肅探討。

《漢書》抄襲《史記》的記載，有些許不同的文字敘述，但對於「失期，法皆斬」的寫法，班固只刪去一字，而用「失期，法斬」。可見「失期」（未能依指定時間到達）的處分，司馬遷與班固的看法皆是一致的，就是「斬」，也就是屈原所說「首身分離」，斷頭的意思。這一歷史公論，千百年來，並未有什麼爭議，直到雲夢睡虎地秦簡的出土，經解讀之後，而有了極為重大的轉折，因為秦簡中對於失期的處分，並非斬首，而僅是罰鍰而已！於是，是司馬遷、班固記錯了秦律，還是陳勝、吳廣誤解了秦法？

陳勝、吳廣在大澤鄉起義，最根本的原因，依據《史記》、《漢書》，就是因為大雨阻期，確定無法依照原訂期程到達北方之戍地漁陽，於是陳、吳合力殺死了一起北赴的兩個尉將，並對北戍的九百人說：「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弟令毋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也就是對戍者說：「你們不死於失期之罪，也將死於戍守之所」，而後再配合一些設計過的愚人手段，即將這九百人裹脅成了抗秦的家底！「失期」到底該不該斬，其實陳勝、吳廣已經有所陳述：「藉弟令毋斬」，也就是「即使不受斬刑」之意，這也表示失期是有可能不需問斬的，而如果秦法真的嚴苛到「失期必斬」，那兩位尉將何以在確定失期之後，依舊能喝酒為醉，也不趕緊溜之大吉？又何以在吳廣「數言欲亡」後，仍不與陳、吳一同起義，反而對吳廣所言有所忿恚？所謂「失期，法皆斬」的講法，其中顯有漏洞。

睡地虎秦簡中，第一一五簡被歸類為《徭律》，其內對百姓服徭役的規範如下：

御中發徵，乏弗行，貲二甲。失期三日到五日，誶；六日到旬，貲一盾；過旬，貲一甲。其得（也）及詣水雨，除。  興。

前段文字的解釋，若依王偉先生的說法，此簡最後之「興」字，當是另一條「興律」的起始，而其下的文字，當斷成十八種秦律以外的第十九律：「興律」，也就是徵發戍卒戍邊的軍事動員法律，亦即是秦朝「軍律」。而上述《徭律》簡文的大意是：「為朝廷征發徭役，如耽擱不加徵發，應罰二甲。遲到三天到五天，口頭斥責；遲到六天到十天，罰一盾；超過十天，罰一甲。所徵發人數已足額時，應盡速送抵服役處所。遇大雨，可免除此次徵發。興律」。果如此，若徵發遲到，僅需罰以等同價位之「物資」（甲與盾），而非「皆斬」。且若遇有天雨無法成行之客觀事實，遲到（失期）便可「免除」罰則。換句話說，因天雨而失期，便有阻卻違法之事實而無須接受懲戒。

通過簡文觀察，陳勝、吳廣二人於大澤鄉因「失期，法當斬」而起義抗秦的歷史，其實是兩人刻意曲解秦法，以遂行彼等鴻鵠大志的藉口而已，而那兩位冤死的尉將，因懂得真實的秦法律文，在必然阻撓大計之下，不得不以激怒的手段，以營造一定需動手的合理理由並予滅口！至於那九百位屯守的戍卒，最後都成了陳、吳裹脅造反的從犯而已。而這九百位戍卒，在陳吳抗秦的六個月（秋七月到臘月）中，想必也都陸續陣亡於一連串的戰陣之中。陳、吳兩人的起義，反應的不是秦法嚴苛，而明顯是曲解法令的「叛亂」，更當不起「起義」二字。惟秦末之亂起自陳吳，之後乃有漢室江山，是以司馬遷將之列入了《史記》的《陳涉世家》之中。

《陳涉世家》首載：「陳勝者，陽城人也，字涉。吳廣者，陽夏人也，字叔」。陽城與陽夏兩地皆在現今之河南，而大澤鄉則在東方之江蘇，於是何以一行人由西向東南而行，而非逕朝北方之漁陽而去？又成了另一個千古之謎。孫順霖先生於一九八八年曾寫過一篇《陳勝戍邊走向析》，大意是說陽城與陽夏之正北皆為湖澤之地，又逢七月霏霏霪雨之季，故而需先取道東南，避開水澤之阻，之後再往北行云云。此一所謂「千古之謎」，個人認為實與班固之《漢書》改寫《史記》之內容有關。試看《史記》：

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

上述文字，明顯的說明九百人屯駐之地就在大澤鄉，而陳勝、吳廣就是這九百人中的屯長！至於冤死的二尉，依據司馬貞《史記索隱》所註：「《漢舊儀》：『大縣二人，其尉將屯九百人』」，可見尉將二人，正該當是大澤鄉左近大縣的尉將。而此一大縣，依據徐廣的《史記集解》，即是「沛郡蘄縣」。所以兩位尉將當是秦朝於蘄縣指揮閭左戍卒的軍官。此一行人，在大澤鄉受霏霏霪雨之阻道，經過估算，已然無法準時到達北方的戍地漁陽。

而班固的《漢書》改動了《史記》的文字，原本看似彌補了《史記》的不足，但也正因這些添足畫蛇的文字，害壞了《史記》的原意。《漢書》說：

秦二世元年秋七月，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勝、廣皆為屯長。行至鄿大澤鄉，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斬。

於是，明明屯駐於大澤鄉的九百人（《史記》：九百人屯大澤鄉），變成了不知來自何地的「九百人」（《漢書》：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而「屯大澤鄉」更變成了「行至鄿大澤鄉」，至此「屯駐點」變成了「行至點」，這些不甚清楚的改動，使得陳勝、吳廣二人，似乎就是從兩人的河南老家（陽城、陽夏），由西一路率領戍卒九百人，東向大澤鄉而來，然後再準備轉北而行！我們不能確知何以陳勝、吳廣二人，會遠離家鄉而屯於東方之大澤鄉，並當起了五人之首的屯長！但我們不難知道，陳、吳能以楚國之人而當上屯長，《史記》中還特別記註了他兩人的「字」，表示這兩人之家族，應當具有一定之身分地位，畢竟一般老百姓是不會有「字」的！

據上，陳、吳二人於蘄縣的大澤鄉，經由不正當之手段，刻意曲解了秦國之法令《徭律》，冤殺了尉將以置自身於死地，並裹脅了九百戍卒成為從犯，進而使彼等成為抗秦的「義軍」，只可惜忽忽半載，鴻鵠之志便墜落九淵，身死城父於御者莊賈之手，唯《史記》以《陳涉世家》入冊，如此當不枉其大起大落驚鴻之一瞬！

下圖為睡虎地第一一五號秦簡之圖示：

「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 張文節的訓儉

司馬光的《訓儉示康》一文中，有這麼一句名言：「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但這句話並非是司馬先生所說，而是引自張文節對親朋質疑過儉的回應。

張文節即是「張知白」，知白是他的本名，用晦是他的字，文節則是他物故後的「諡號」。《宋史》本傳中說：「知白在相位，慎名器，無毫髮私。常以盛滿為戒，雖顯貴，其清約如寒士。」這也就是司馬光所說：「自奉養如為河陽掌書記時。」一個人不論官職大小，卻能始終如一的以清約自處，這是相當不簡單的事，他活在當下，可以但卻並沒有及時享樂！因為他想的不是當下，而是自己的以後，還有子孫輩養成習慣的以後！處於高位，他仍非常清楚：「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畢竟，沒有人有一輩子的職務與待遇，也無不死之人。

無論居於什麼職務，都有去職卸任之一日，在公部門可以說「宦海浮沈」，而在私人企業則是「去留難測」，即或付出努力，但日後成敗依舊難言。清代不知名的小官吳毓蘭，不意竟在揚州瓦窯鋪，幸運的擒獲捻軍的主帥賴文光，從此平步青雲官位扶搖直上。《清史稿》這樣說：「李鶴章（李鴻章之弟）才績出眾，堪膺大用，後竟不出。吳毓蘭以擒獲巨憝顯名。功名之際，遭際固難測哉！」人的機緣固難測哉，是否真為命定？還是有注定一生的命，一時所走的運，以及那隨風而來的緣？

龔自珍於道光十九年倉皇的辭官離京，在《已亥雜詩》中寫到：「浩蕩離愁白日斜，吟鞭東指即天涯。落紅不是無情物，化做春泥更護花。」確實沒有一輩子的職務，龔自珍走的倉倉皇皇，急急忙忙，依他自己的說法：「余不攜眷屬僕從，雇兩車，以一車自載，一車載文集百卷出都」，為何要這麼倉皇？又何以需要一人出京？他沒有明說出來的，恐怕正是要他走的無情壓力！以詩書畫三絕聞名的鄭板橋，也很清楚人生無非都是如夢的過程，所以他說：「十年蓋破黃綢被，盡歷遍官滋味！」經歷過後，他已懂得職場並非靠自己便能掌握，所以隨時有準備離開的打算，於是他寫下：「立朝何必無纖過？要在聞而遽改之，千古怙終原寵戀，問君戀得幾多時？」該來的，會來，該去的，會去！在《道情》中他這樣說：「許多後輩高科中，門前僕從雄如虎，陌上旌旗去似龍，一朝勢落成春夢」，沒錯，波峰之後便是波谷，最終就是一場煙雲，帶不來，攜不走，袖底藏清風而已。

司馬光的文章說張文節曾在「河陽掌書記」，也就是在河陽當過「掌書記」這個官職。至於掌書記的實際工作職掌，我們必需回到《宋史∙職官志》去看看。《宋史》說掌書記是「幕職官」之一，並說明：「掌裨贊郡政，總理諸案文移，斟酌可否，以白于其長而罷行之。凡員數多寡，視郡小大及職務之煩簡。」可見掌書記是一個處理文件簽核程序的幕僚職，至於掌書記的收入，《宋史》中也明確記載，就是給「職田」三頃五十畝，用職田的地產收入以為養活之資。又，依據北宋的行政區域劃分方式，就層級高低及轄域大小而言，分別區分為路、府、州、軍、監等五級，「河陽」屬於州級單位，歸屬於「京西北路」，也就是今天河南的孟州一帶。可是依據張文節的後代張秀民所寫《宋張文節公（知白）年譜》一文，張文節二十九歲中進士後，是在「定武軍掌書記」，這也是《年譜》中唯一一次提到「掌書記」此一職銜。但「定武軍」屬於河北西路的「中山府」，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中、南部深州、安平一帶。若以時代作為考量，張文節掌書記任官之所，應該仍以司馬光的「河陽」為主，而非張秀民《年譜》內的「定武軍」，畢竟司馬光與張知白是約莫同時代的宋代人物，司馬心儀之人，記錯居官所載的機會當會小些。

《宋史》本傳記載張知白身體一向羸弱，最後：「在中書忽感風眩，輿歸第。帝親問疾，不能語，薨。」從風眩而需以「輿」扛回家，張知白的病況應該已經嚴重到一個程度，才會有「帝親問疾」的需要，再從「不能語，薨」的說法，病徵看起像是因中風急症而亡的結果！在宋代能活到六十八歲，早已經過了致仕之年，但張知白卻能一路做到人生終了，卻也是另一種「遭際固難測哉」的顯現！

「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不管人生際遇如何，宦海沈浮的結局又何如，透過謹慎清約的習慣，不貪活在當下的一時之樂，那生命若是久長，則「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那晚景又何至淒涼無所託？「儉，德之共也」，其言確然。

逆作者竟至順成，善始者不必善終

今天是大學學測放榜的日子，有人志願全部得上，也有人無一錄取！考試本就是件需要緣分的事，如有範圍而且準備充分，高中機率不小，反之無有範圍缺乏預習，則難有上榜機緣。古代讀書人「進京趕考」的故事，中與不中，黃榜揭曉，而大家可能不知道的，需要進京赴考之人，可都已經是經過鄉試錄取，具有「舉人」身份了！會試高中之後，最後再經過殿試一關，就是「進士」了，有了進士身份，家門前可以立起旗竿，榮耀自己的身份呢！

隨手檢閱清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一書，第十卷中「鄉試錄」一則，裡面有記載如下：「予家有康熙四十一年江南鄉試錄。考試官，吏部文選司郎中陳汝弼，山東福山人；工科給事中黃鼎楫，直隸宣化人。」其序云：『先以御史臣朝楠貳之，繼命給事中鼎楫來代。』」錢大昕是清朝的文史學家，參與過《續文獻通考》及《續通志》的修纂，寫過《二十二史考異》，是跟陽湖趙翼（甌北）及崑山顧炎武（亭林）齊名的大學者，因此《養新錄》所載之內容有相當的可信度，也為史家所稱道，阮元就稱道其書：「皆精確中正之論，即瑣言剩義，非貫通原本者不能，譬之折杖一枝，非鄧林之大不能有也。」另依據夏維中、孟義昭兩位先生所撰《清代江寧的江南貢院與上、下江考棚》一文所錄，該科鄉試還有其他同考官如下：「《易》共設五房，分別由含山縣、霍山縣、鳳陽縣、祁門縣、興化縣知縣及運城縣教諭張洞宸擔任；《詩》也設五房，分別由懷遠縣、全椒縣、碭山縣、寶應縣、宜興縣知縣擔任；《書》共設四房，分別由江陰縣、華亭縣、蒙城縣、上海縣知縣擔任；《春秋》、《禮記》各一房，分別由盱眙縣、臨淮縣知縣擔任。」足見古代科舉考試的繁複性、綿密性，實非現代人可以簡單想像的，否則也不需要有《欽定禮部則例》，《欽定科場條例》進行細部的規範了。

該則「鄉試錄」內錄有「序言」，可知錢氏是以實物做為寫作依據，查法式善於嘉慶年間所著之《清秘述聞》卷三之內容，裡面有雷同之記載如下：「康熙四十一年壬午科鄉試，江南考官吏部郎中陳汝弼字踽菴，山東福山人，乙未進士。工科給事中黃鼎楫，字巨公，直隸宣化人，乙丑進士。題『智者動仁』四句，『天下末能   載焉』、『為巨室則  任也』。」如此，則《清秘述聞》與《養新錄》內針對考官之資訊，可以相互參證以為補正。但考題「智者動仁」等，則需稍做說明，至於題目中「空一格」的寫法，其實就是現在慣用的「…」，意為省略其中語句的意思。

「智者動仁」四字，所指係《論語∙雍也》篇中：「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的後十二個字，考官應該是要考生回答「智者」與「仁者」何以有動靜樂壽的差別吧！但若能忘情於山水之間，難道就真能兼得仁者與智者之內涵？恐怕也未必。至於「天下末能   載焉」，其語出自《中庸》：「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一題目考問的是「君子之道」高低深淺的問題，最後「為巨室則  任也」一題，語出《孟子∙梁惠王》篇：「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 。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這下談的是有才學、有想法的人，能否在所處環境中，發揮其能力的議題。鄉試考文秀才的題目，出的都是四書的內容，但如何搖筆自成一家之言，進而勝出於同朋之上，那就靠自身本事加上些許運氣了。有運，測一「因」字，可以解成「國內一人為大」，也就是說會高中狀元，若是時運不濟，另一個人同樣寫一個因字，則可解成「有心寫因」，只能「恩科得中」了，誰知道未來呢？測字、解字，靠的是文字學的底字，但機緣，未必都在字中。

一個鄉試，出題三道，並以三道試題論高低！這跟黃藥師選女婿一樣，但所不同的，文鄉試只考四書五經，而郭靖卻還有比試武功的「術科」，這點與「武鄉試」考馬步箭、弓刀石則略微相同。《養新錄》中還說：「是科始編官卷」，表示康熙四十一年開始，才開始有所謂的「官卷」，而「官卷」就是官宦子弟應考時的答卷，因考生的身份特殊，所以特別給予差別待遇，這群擁有考試特權的權貴子弟，比之透過依據大省、中省、小省等「分省取士」標準作業模式方能進入宦途的寒門之士，其入仕的機會自然相對較優。

陳汝弼的資料頗為有限，在《清史稿》的《聖祖本紀》及《李光地傳》中，可以見著部分記載。依據時間順序，《李光地傳》中的記述是「給事中王原劾文選郎中陳汝弼受贓，法司論絞。汝弼，光地所薦也。上察其供證非實，下廷臣確核，得逼供行賄狀，汝弼免罪，承讞官降革有差，原奪官。」而《聖祖本紀》中則是：「上親鞫郎中陳汝弼一案，原汝弼罪。刑部尚書安布祿、左都御史舒輅以失獄免職。」另外在「陳汝弼-福山明清七十五進士」一文中，提到陳汝弼臉有異象，半邊白，半邊黑，實足黑白郎君的樣子，而他本身因剛正不阿，得罪官場同僚，終而為之羅織入獄，先判「立斬」，後論「立絞」，都是立即處死的意思，最後靠康熙親自審訊此案方得無罪脫身，至於羅織陳汝弼入獄的一干「失獄」（也就是現在的冤獄）官員，隨後則有四十餘人因此掉官罷歸。

至於另一個考官（副考官）黃鼎楫，《清史稿∙李光地傳》中，也僅有一段記載如下：「（康熙）四十三年，給事中黃鼎楫、湯右曾、許志進、宋駿業、王原等合疏劾光地撫綏無狀，致河間饑民流入京畿，並寧津縣匿災不報狀。光地疏辨，引咎乞罷，詔原之。」可見黃鼎楫與李光地不怎麼搭嘎，一劾一辨，都要康熙親自裁決。在清朝當個皇帝，真的是需要宵旰從公不眠不休的，大小奏折也是看不完的，而且多半都是由飽讀詩書的大臣寫成的文言文耶！哪有可能天天周旋在後宮美女之中呢？依據《清朝進士提名錄》一書所載，黃鼎楫是康熙二十四年乙丑科，三甲第一百一十七名進士，差一點點就名落孫山了。隨便檢視ㄧ下，同榜進士中還有編纂《格致镜原》的陳元龍，稗官野史說陳元龍其實才是是乾隆的生父！此外，還有對杜甫詩有特別研究的汪灝、仇兆鰲兩人，汪灝曾經官至河南巡撫，並且寫了二十四卷的《知本堂讀杜》，而仇兆鰲則曾擔任吏部右侍郎，另有二十五卷大名鼎鼎的《杜詩詳注》，同榜人對杜甫都有興趣，該是緣分吧！

康熙四十一年的壬午科鄉試，注定要不同凡響，該榜解元（舉人第一名）吳楚奇日後因南山戴名世案被去革去功名，從此蕩漾山水之間，因此除畫作幾許外，存世著述甚為鮮少。為此，李山嶺先生特寫成《吳楚奇著述考》一文，並發表於《古籍研究》，以紀念這位江南大才子。壬午該年，陳汝弼及黃鼎楫，連同其他考官十五人，以及中式之舉人張維煦等七十四名，共同立了一個《壬午科两大主考公正廉明碑》，此碑現存放於江南貢院之內，因難得提及清代考試，特將此碑記內文複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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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我國家升平日久，禮樂文章之化漸被無外。凡山陬我對澨、窮鄉下邑呫嗶之士，無不磨厲以須期一得，當以無負皇上教育人材之意。而歲在壬午，適值鄉舉之期，一時左右大臣咸能仰體聖意，其于直省應為主試官者，必慎簡，乃屬各舉所知聞，自五月至於七月，莫不次第得人，以往惟是。

大江南北宿號材藪，非得至公且明遠勢違利者，以司其事，則往往事後率有浮儀，故當其任口正難其人。於是皇上獨出賽鑒，顧視廷僚，至再至三，乃於吏部得我山左夫子陳公為之主，而以新晉工科口毅州夫子黃公副之。二公既後受命，皆即日就道，江南人士踴躍歡慶，知口二公受聖天子知遇之深之奇，方將得人以圖報效。豈肎脂韋遷就，若彼庸庸者之所為，以聊且塞司衡之責耶?及事竣榜發，楚奇等愧非一時之選，而江南人士雖戰藝而北者，其稱說口二公之公且明，未有異辭。且曰：「二公可謂不廢上命，將必有大快於此者矣。」而不知口二公因不以此自多也。

於公宴之日，集各州縣分校諸公及諸生，而命之曰：「國家三年賦士於鄉，非徒取得一二章句之儒，以應故事，將謂負姿標格卓犖奇傑之士由此而出，諸生此後試於禮部，選於吏部，其文章當有進於是者。而學術、人品、功業所為修於已報朝廷者，維余有厚望焉。」庶其勉諸楚奇等，退晉謁日考諸公，則又語之曰：「二公之公且明，江南人士諒所眾知，而口二公之所以得行其公且明者，殆有故也：向來制科定例，凡鄉舉直省試，卷必經部科磨勘，雖一字句之纇不敢少寬，其始意不過以防奸弊，而不謂弊端即由此而泣。部科磨勘之法益嚴，則司衡彌縫之術不得不工。雖數十年來，部科與司衡者皆清白公正，自持無複宿弊，而分校之官、待舉之士，積疑未破。自一入試之後，作文者斂息才氣，務為揣摩洗刷，惟恐一字句之纇，致以遺誤；閱文者其畏葸尤基，至有托他故，謝不與分校為幸者。其弊殆不勝言也。」二公既膺簡拔，稔知部科原無苛索司衡之心，甫入棘闈，隨後為同考，聲言其意以破解向來之疑。故同考得竭其心思，目力搜剔其異以薦之。口二公而口二公亦得行其至公且明之心，以仰答聖天子側席求賢之盛舉也。於是楚奇等既心知其所由然，而江南人士亦莫不聞之。乃相與悚然歎翼，而有言曰：「二公不採聲望，不徇私情，不顧勢利，則天下之至公；而原本經史取裁，先正文之高下工拙，不爽毫釐，則天下之至明。其清已往往陋規，塞將來之弊竇，則其廉潔嚴正之所為，遺之無窮，以為江南人士將來之慶，則所以仰晞口二公之徳之望者，政未有既也。」於是楚奇等不敢隱而不言，亦非二公所能禁，顧鐫其事于石，豎之衡鑒堂中。若夫諫頌之辭，出於受知之口，無論為口二公所惡，而亦楚奇等自貽之恥也。而況口二公廉潔嚴正之性，至往來交際饋之常，亦絕而不相通者，又豈志士語言所及表暴乎哉！故承江南人士之誠心而記之若此。

陳公諱汝弼，號愧輔。吏部文選司郎中，山東福山人，己未進士。黃公諱鼎楫，號巨公，工科給事中。北直宣化人，乙丑進士。

大清康熙四十一年，歲次壬午，秋九月穀旦同考試官：詩二房，全椒縣知縣袁家麟；易五房，興化縣知縣王渭鼎；易三房，鄆城縣教諭張洞宸；易一房，含山縣知縣許士貞；易二房，霍山縣知縣徐天德；易四房，鳳陽縣知縣黃簡；詩一房，懷遠縣知縣張夢熊；詩三房，碭山縣知縣黃華袞；口口口，祁門縣知縣魏郊；春秋房，盱眙縣知縣周振舉、書縣張増；詩五房，宜興縣知縣蔣尚緝；書二房，華亭縣知縣苟鴻儒；書四房，上海縣知縣李發枝；禮記房，臨淮縣知縣高天挺。

中試舉人張維煦、陳起春、李茂林、吳楚奇、袁天衢、馮皓、王式丹、金碩任、徐駿、王麟、吳樞、胡伯炯、劉植敬、張有右、喬儆、劉嘉本、彭隅、周金簡、喬兆棟、張公望、柯天健、黃運開、李射鬥、王霖、朱基慶、過崧孫、張自超、曹士奇、陳洯、劉應褒、馬益、王粵、楚重光、褚愈、許攀桂、王應佩、周憲、鄭祿天、陳蔚、陶立忠、朱琬、錢口口、曹恩義、潘寀鼎、荊雲駿、楊淮、包爾純、範仁沛、張觀光、周天成、楊企震、程瓍、陸應龍、朱纘、黃師瓊、口方泓、口以忠、成口申、楊口潭、林殿楨、華口進、張口思、徐口口、黃呈鷺、韋玉樹、賈邦植、劉朝遒、吳作舟、鄗芭傳、汪鈞、陳之謨、張聖教、陳元廣、趙炳文。
（註：「口」字係漶漫難辨之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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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夏維中、孟義昭先生論文中的同考官資料，其實就是迻錄此一碑文之內容而得。錢氏《十駕齋養新錄》中所記錄的康熙四十一年鄉試，在此「壬午科两大主考公正廉明碑」中又再度生動鮮活了起來。陳汝弼、黃鼎楫兩位鄉試正、副考官，及或史料記載有限，但終究金石可鏤，聲名不朽！至於江南才子吳楚奇，既已深知「逆作者竟至順成，善始者不必善終」（見吳楚奇《龍津史談序》），在轟動大案戴名世發生革除功名之後，後人也不必替他的際遇，多做嘆息。終究，上榜雖需自己的努力，但也無非機緣，至於浮世功名，則僅為一時之榮耀而已，唯有自身所認定與在乎的價值，才能讓自己心安理得的，不忮不求的蕩漾於山水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