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

《東坡志林》記歐陽文忠之語如下：「少時有僧相我，耳白於面，名滿天下；唇不著齒，無事得謗。」果然，歐陽修以文名滿天下，然亦無端得究，為言官以閨閫誣訕。據東坡所言，歐陽耳白於面為「眾所共見」，但不敢問是否「唇不著齒」。由此描述，歐陽修的面貌及膚色應該異於常人。所謂耳白於面，雖不知有多白，但既然眾所共見，可見倒也白到一定程度，有異他人。而唇不著齒，當指「唇部外突」而與齒間留有縫隙。基於上述，歐公似有兔唇，又似乎患有基因病變之白化症，果如此否？則值得細部一探。

據孔平仲《談苑》一書：「永叔嘗自言上有一兄，未晬而卒，母哭之慟，夢神人別以一子授之，白毫無數，永叔生，毛漸脫落。」基此，其母懷永叔時，已然白毫滿身，生後方漸次脫落，因而歐陽永叔承繼基因耳白於面，並為相人所指出，也就應該不是什麼怪異之事。至於其人是否兔唇，蘇軾雖親見其人，但「不敢問」，是以今日已然無從查考，但至少歐公的唇部異於常人（或為厚唇），當屬合理假設。以「唇不著齒」為訕謗之立論基礎，顯係以唇、齒兩者之「間隙」推知，又以耳白於面為名滿天下之推因，則或係「雖不見其面、卻耳聞其名」為緣故。要言之，歐陽永叔之臉部外觀，就唇耳言之，必有不同於常人者。

歐公一生曾遇兩次大謗。仁宗慶曆年間，御史錢明逸因歐陽修所修之《新五代史》內文，貶抑其先祖五代十國之吳越錢氏，是以懷恨於心，遂而誣陷歐陽修私貪公帑。御史中丞彭思永、殿中侍御蔣之奇兩人，亦承流言劾奏歐公「私通子婦」吳氏！仁宗詔彭、蔣二人「具語所從來」（細問是哪裡聽來的），兩人「無以對」，遂「具坐謫官」。然，中書舍人錢穆及其父錢勰，卻堅持彈劾歐陽修，仁宗為免黨議，無奈之下，乃於慶曆五年，放歐陽修於滁州，時歐公年方三十九，遇此無端遷謫，此後便自號醉翁，酒不醉人而其自醉於酒矣。

神宗熙寧年間，又有臺官以閨閫誣訕，言其與外甥女張氏不倫！內外洶洶，幾無一言為之辯護。歐陽修上章力乞辨明，神宗久積黨爭經驗，方寸明白，故以手詔賜書曰：「數日來，以言者誣卿以大惡，朕曉夕在懷，未嘗舒釋，故累次批出，再三詰問其從來事狀。…使內外知為虛佞，事理既明，人言亦釋，卿直起視事如初，無恤前言。」如此，賴上位者之信賴，歐陽修乃能力保其位，然兩次私德受謗，難免惶恐鬱鬱，只不知所受之譖，是否真出於唇不著齒之故？抑或人處世間，終有君子小人之爭，我不犯人便為他人所犯？曾經，屈原忠而被謗，信而見疑，行吟澤畔，形容憔悴，顏色枯槁，十九連問而龜耆所不能知！是是非非，曲曲直直，又待何人可判？

歐陽修《蔡州再乞致仕第一表》，自述其身體狀態如下：「臣年日加老，病益交攻。新春以來，舊苦增劇，中痟渴涸，注若漏巵；弱脛零丁，兀如槁木。加以睛瞳氣暈，幾廢視瞻，心識耗昏，動多健忘。」所謂「中痟渴涸」，就是中醫之消渴之疾（亦即現今之糖尿病）；而「注若漏巵」，即為頻尿、漏尿症（亦即攝護腺肥大，外加膀胱無力）；「弱脛零丁，兀如槁木」，則顯指體態病弱，身形極其消瘦；「睛瞳氣暈，幾廢視瞻」，當是高度近視加上年邁老花，已然幾乎看不見了；至於所謂「心識耗昏，動多健忘」，無疑即為日漸老年癡呆，體力、記憶力大幅衰退之意。終於，熙寧四年，歐公於六十五歲之際，致仕（退休）引退田園。歐公致仕前一年，以至情至性，寫下《瀧岡阡表》一文，藉由母親的記述，將父親事親之孝心孝行，任事之求全細膩，對子輩之深切期許，點滴寫下，用以表彰去世已然六十年的父親歐陽觀。《瀧岡阡表》寫就後，歐公請石氏鐫之，並遣吏齎歸。據當時士林傳說，載舟夜過鄱陽湖時，龍神為之借觀，並朱圈「祭而豐不如養之薄」八字！余每讀此文至此，實亦對此八字深有所愧！惟風木不止，感嘆晚矣、遲矣！倘龍神真予借觀朱圈，是亦有憾於其祖乎？

近日老家來電，略謂家父所書懷母石碑，已於遷葬時所壞，而新立者，則係仿刻之文！想歐陽文忠所鐫《瀧岡阡表》，其原石早已漶漫難辨存字無多，是以僅能以拓本行世，以是知縱有金石可鏤之文，封樹又何能長保無毀？而子孫賢肖更豈能先而知之？如歐陽享三朝錫命者尚且如此，則無所依託如余家將更遑論矣！王安石《祭歐陽文忠公文》首云：「公生而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人生確實如此，上下往復，世路崎嶇，設有生榮死哀之「足」，自不待金石之文與封樹之壯闊矣，既以寂滅為樂，又何從悲之？

人生自有定分

接連參與長者告別，心為黯然，雖說人皆有死，無需避諱，然喪家之痛，豈真能為外人所感？舉香茗壺觴以悼，以誠慰之而已。

何伯伯（輔峰）突逝於西安，卻決定安骨於台。善欣攜二子在側，因久不見其人，幾已不識，送別時忽言「老矣」二字，令人慨嘆語塞！語謂：「父母在，不言老」，而善欣於父親告別之日言及此，余為之憮然。何伯伯先公何日章先生為圖書館學大師，於任職河南博物館館長時，曾協同史語所挖掘殷墟甲骨，多有貢獻，而其仿杜威所創之中文圖書十進分類法，迄今猶為政大、輔大所用，於教育之推廣有大助焉。其曾祖何元杰，乃前清翰林大學士，祖何承傳則為清末秀才，書香門第，子孫克紹箕求皆有所成，而余眛然直至當日閱讀事略，如此錯失一窺堂奧之機，是余緣份之淺薄，福份之不惠也。

何伯伯為家兄之義父，其長女善裕為妻當時之同事，而次女善欣則為余大學之同學，然吾等竟彼此不知，實亦咄咄為怪。余家當時不通閩語，提親有難，遂商請何媽媽予以牽成，如今何伯伯終老天命，笑聲遠颺，後期又必不可，感物悽然，實難勝懷，而忽忽間，某亦年近五十矣，當時牽成之恩，只能祝禱以報。想何伯伯於大陸撤守後，勇毅而為，輾轉千辛萬苦，由京至港而後入台，於此蜩螳季世，眼見生死流離，無是有非，當亦知命矣，而死生既有命，或富貴功名，或福祿年壽，是皆有定分爾，如何可求？

陸機思親有云：「感瑰姿之晚就，痛慈景之先違，天步悠長，人道短矣，異途同歸，無早晚矣」，庾信傷心而賦：「二王奉佛，二郗奉道，必至有期，何能相保？一朝風燭，萬古埃塵，丘陵兮何忍，能留兮幾人」？我輩思親、傷心送人於今日，而他日異途終將同歸，塵埃萬古，何人得留？每思人世是非，無一不取決於人，而百年光陰，逝水如斯，但能滄海一聲笑爾！人生確有定分，強求憑添遺憾而已。

諸葛神威，七擒孟獲

《三國志》中，陳壽寫諸葛進兵南中僅寥寥數語如下：「（建興）三年春，亮率從南征，其秋悉平。」再依《出師表》所載「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八字，可知諸葛平南中所費時間，加計軍次往返，大約僅有五個月左右！速度如此之快，顯示南中之亂，不至動搖國本，故爾忍之三年，依舊可以迅速蕩平。也正因陳壽所述不及「七擒孟獲」乙事，是以學者對擒縱真偽歷來互有爭辯。

七擒孟獲之說，最早出現在裴松之《三國志注》內，裴引習鑿齒《漢晉春秋》一書曰：「亮在南中，所戰皆捷，聞孟獲者，為夷、漢所並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如何？』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祇此爾，即定易勝爾。』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嗣後，晉常璩之《華陽國志‧南中志》、宋司馬光之《資治通鑑》，均師從裴注所引，進而使七擒七縱幾成歷史定論。此外，據《三國志集解》所載，張若驥《滇云記略》一書，甚至明指諸葛七擒孟獲之處；而馮甦《滇考‧武鄉侯南征》亦列出武侯擒服孟獲七處，再加上羅貫中《三國演義》之添油加醋推波助瀾，彝族孟獲，便成為武侯手中捉放隨意的角色。然則，孟獲真的為之七擒，孔明又真的予之七縱嗎？

歷史本為勝利者所寫，然陳壽乃巴西郡安漢（現四川南充）人，先仕蜀任觀閣令史，後仕晉至著作郎，並曾撰編《蜀相諸葛亮集》。據此，若諸葛確有七次擒縱大事，壽理當通曉並入載史籍！縱使壽與諸葛有刑上生父之恨（壽父因馬謖街亭之失，致受髡刑），並於《傳》尾以「應變將略，非其所長」做結，然綜觀《亮傳》，壽以「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也」為結語，並以「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為諸葛開脫，是以不能盡謂壽有報復之私心。如此，《三國志》一字不錄孟獲擒放之事，足見此事縱有傳聞，當亦為陳壽所疑，此為擒縱不可信之理由一。

就史而論，章武三年先主劉備下世（即後主建興元年），「南中諸郡，並皆叛亂」，諸葛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直至建興三年春始「率從南征」，而以未逾五個月的時間「悉平」南中。三年之亂短時而定，足見南中亂源並非大禍，直待諸葛意欲北伐穩固後方時，方予經略盪清。如以《滇云記略》及《滇考》所論擒服孟獲七處，實遍及雲南各地，以當時諸葛「深入不毛」之交通狀況而言，榛莽絕域進退為難，絕無如此速戰之可能，此為七擒七縱不可採之理由二。

兩軍交戰，如能擒得其首，左右護衛必然俱歿於戰或從而受擄，其眾則亦必如山倒而潰。若孟獲七次受擒，豈能始終不受創傷，嗣後又還能不斷聚眾以戰？如此戰況結果，實在無法想像。而一常敗將軍，又豈能持續匯聚人氣並號令他人與蜀軍作戰？至於兵馬、輜重、補給屢喪漢軍，又如何於崇山峻嶺間獲得足夠補充？彝族驍勇理所自然，也正因此，倘拼死以戰仍七敗於蜀，其損失也必然巨大。如此，在兵員、糧餉、以及醫療三缺之下，合理推斷，彝族實不可能屢挫屢戰，至七戰蜀軍而後止，此為捉放孟獲七次不可信之理由三。

自來兵貴神速，若諸葛師老兵疲於南郡山嶺，勢將無法有效匯聚精力北伐曹魏，甚至為魏吳所趁。因此，若擒得首腦如孟獲者，又真欲以政治手段征服其心是以放之，亦不過一、二次而已，何能再而三、三而四？遑論至於七次？武侯若需七戰以勝孟獲，擒放隨意，其本身所喪之兵、所損之將、所耗之財、所費之時，必然無從向蜀中父老交代，以諸葛日後處理失街亭之軍法嚴明，如此兒戲擒放，不恤軍士出生入死之情，實無可能，此為孟獲七縱猶戰不可採之理由四。

建興三年，自春至秋，速戰而定南中後，依習鑿齒《漢晉春秋》所言，諸葛武侯以夷治夷，欲「不留兵、不運糧」，然南中「其秋悉平」後，依《志》所言，已然成為蜀國「軍資所出，國以富饒」之地！足見南中絕大部分已在蜀漢控制之下，然「南彝復叛，殺害守將」（見《三國志‧張嶷傳》）依然存在。如此言之，若孟獲真有控制能力，撂下「南人不復反矣」之言，又何來「復叛、殺將」之史實？足見武侯平南中後，必然留有「守將」以觀後效，如此「不留兵、不運糧」之說，也就自然無據矣！此為孟獲七擒不可信之理由五。

綜理而言，武侯平南中，因需深入不毛，補給受限，乃決定採行速戰而決之策，因此費時僅五月左右，如若不然，北有魏、東有吳，以蜀之國力，又如何進行三面作戰？是以如前述，孟獲七擒七縱之說，實有五不可信之理由：或史不載、或地理不通、或餘勇未鼓、或耗損難捱、或反復無常。因此，《習慣領域》一書所言：「孔明經營蜀國時，他曾七擒七縱孟獲，最後孟獲感於孔明的仁德，而真誠（當為臣字）服於蜀國，便是很好的例子」，實乃受《演義》影響所做之錯誤解讀。至於書中「如果能欣賞敵人，真誠的愛我們的敵人，最後敵人也會被我們所感動」數語，則顯然為不知兵之書生言論矣。蓋兩軍對峙，一旦正式交兵，即成生死大事，何來感動之言、相愛之理？結論如此，瀘水之濱的悠悠羈魂，能不喈咨者再？

中山亡國，實趙非楚

游伯龍教授所著《習慣領域》一書，在談到相互回報時，以白話引《戰國策中山策》「中山君饗都士大夫」之故事為例如下：
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二人：「子奚為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餐餌之。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喟然而仰歎曰：「與不期眾少，其於當厄；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餐得士二人。」
於是作者說：「中山君因為一杯羹而亡國，卻因為一壺食而得到兩位壯士」。事實上，中山國之所以「亡國」，絕非單純因司馬子期享受不到羊羹所致，檢視《戰國策》一書，於不同篇章所述之各種原因，中山國亡之因，其實有著差異極大的說法與成因，值得稍做探討。

首先，中山國係春秋時鮮虞族所建之國，然因史料殘缺，難徵究竟！清王先謙有感於此，曾撰《鮮虞中山國事表》，一次排比先秦史料，旁徵博引下，依舊未見重大突破。直至一九七七年，河北平山縣發現中山國王墓，得大鼎一（有文四百六十九字），方壺一（有文四百五十字），圓壺一（有文兩百又四字），據此可稍補文獻之不足，然史實依然晦暗，無利於中山國興亡事蹟之大白。據清朝張琦（張惠言之弟，乾隆時人）所著《戰國策釋地》一書所言：「中山之境，自今直隸（河北）保定府之唐縣、完縣，正定府之獲鹿、井陘、平山、靈壽、無極、定州、新樂、行唐、區陽，兼有冀州之地。」如此，中山國境，處在河北、山西之交，當時為趙、魏、齊、燕等大國所環繞。也正因此，清朝全祖望《經史問答》卷八云：「中山於楚，真風馬牛，楚雖強，不能越魏逾趙過代，而集矢於中山，……而知中山必不受兵於楚也。如策文所云羊羹，蓋襲華元之事，所云壺餐，蓋襲趙盾之事，本附會也！」因此，說中山國亡於楚，確實是值得再商榷的。

由於中山、楚國各處一方遠懸南北，因此中山策裡的「亡」字，先前各家注本均以「流亡」或「逃亡」做解，而非「滅國」之意！注本如此做注，實是因為《中山策》中「亡於楚」的記載，既屬孤證，且與其他史證不符，疑義下雖不敢盡棄，但更有力的資料顯示，中山國實係亡於推動胡服騎射之趙武靈王之手。因此，《習慣領域》一書如明言係引自《國策》，即可免於誤導讀者之失，日後改版，或可略做修正。雖如此，「一杯羹亡國，一壺餐得士」的故事，則已成為後世讀書人掩卷感嘆：「是故立國者擇士不可不審，用人不可不慎矣」的教訓了！至於此處之司馬子期究為何人，實亦語焉不詳，若不細審年代，相互勾稽，司馬子期將成為背負中山滅亡的戴罪之人。

有關中山亡國的說法，《戰國策》中尚有其他記載，如在《趙策》中說：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秦為齊王上書說趙王曰：「……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恃韓未窮，而禍及於趙。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今燕盡韓之河南，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三。…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群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之也。」
此段大意，依照鮑彪的說法，乃是：「楚受秦伐，趙國無患，故破中山滅之」，而元朝吳師道引南宋呂祖謙《大事記》則說：「中山恃魏，楚魏久連兵，中山失助而亡。」如此說來，中山亡國的導火線，是因為中山國原來的憑藉（或楚或魏）連年征戰自顧不暇，所以給了趙國攻打中山，進而滅之的大好時機。據此，中山明顯係趙國所滅。

又，《戰國策》之《燕策》中，亦有中山亡國的另一說法：
或獻書燕王：「……今韓、梁、趙三國已合矣。秦見三晉之堅也，必南伐楚。趙見秦之伐楚也，必北攻燕。物固有事異而患同者，秦久伐韓，故中山亡；今久伐楚，燕必王。」
如此，中山國係因秦、韓交攻，兩國皆無力協助中山下，故而中山為趙國趁機所破。足見中山必需倚靠他國之助而存。而此處秦、韓兩國，反都成為中山存續不可或缺之潛在屏障。戰國時期，各國彼此錯綜複雜的微妙關係於此也可見一斑。

此外，《魏策》中也有中山亡國的紀述：
闕文謂魏王曰：「昔曹恃齊而輕晉，齊伐厘、莒而晉人亡曹。繒恃齊以悍越，齊和子亂而越人亡繒。鄭恃魏以輕韓，伐榆關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翟以輕晉，秦、翟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此五國所以亡者，皆其所恃也。非獨此五國為然而已也，天下之亡國皆然矣。」
依據此文所說，中山之亡，乃因齊、魏兩國連兵伐楚，中山失去後盾，趙國遂得隙出兵而亡中山！齊、魏將重兵力集結於南向伐楚之戰，無法兼顧他國之下，中山乃亡於趙國之手。

《齊策》之中，還有另一個中山滅國的原因：
天下遍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
據此，則中山之亡，仍係趙國乘齊、燕大戰方酣無力分兵之際，趁隙而舉兵破中山之國。同理，秦、楚、韓、魏四國混戰，宋國與越國乃得以逞其爭霸之心。戰國時的政治，合縱連橫，像是一個大型賽局，無一不精於算計。

綜觀中山亡國之因，除《中山策》所言「羊羹不遍」孤證而外，其餘皆係他國用兵無暇兼顧之際，趙國趁勢興兵而破中山！所惜史載有限，中山國之興亡史記，始終淹沒於荒煙蔓草之中，直至平山縣王墓之發現！然後知「中山」也曾以千乘之國，與齊國聯兵伐燕，破燕後得其「吉金」，遂自鑄鼎壺寶器。然天下情勢我虞爾詐，隨後國破於趙，君走齊而死之，再而後即國亡祀絕！令人慨嘆者再。

簡言之，亡中山者，乃趙非楚也！《習慣領域》一書，以白話例舉《中山君饗都士》一文而未明其出處，並以「亡」為亡國之亡，當為無心之失。為免誤解中山滅國實際之因，謹將《國策》各策所述中山國史實，徵引原文略述如上，用以明一國之亡，實非羊羹不遍，而係錯處五國之間，強凌弱，眾暴寡，以小事大既難，遑論內政不修、行伍不振矣！當時七雄爭戰，無一不有包舉宇內之心，囊括四海之意，審時度勢稍有不慎，便祀絕國破矣。而中山之亡，僅其一例而已。

何浩先生《司馬子期的國別與「楚伐中山」的真偽》一文，以「楚」字乃「趙」之訛寫，細審二字左側，魯魚亥豕之失，亦不無可能，豈其然乎？豈其不然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