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登原先生《古今典籍聚散考》一書，引《隋書 牛弘傳》，明言書有「五厄」，亦即：始皇焚書，赤眉入關，董卓移都，劉石亂華，魏師入郢，而後歷代續有兵燹之災、水火之禍、禁書之令，書之能否得傳，實亦有幸有不幸之別！李清照《金石錄後序》有云：「王播元載之禍，書畫與胡椒無異；長輿元凱之病，錢癖與傳癖何殊」、「蕭繹江陵陷沒，不惜國亡而毀裂書畫；楊廣江都傾覆，不悲身死而復取圖書」！書籍的命運，始終與人的命運連在一起，所愛、所藏、所惜，何得而永遠？蓋當時，因靖康之變，清照環視盈箱溢篋諸書「且戀戀，且悵悵，知其必不為己物矣」！無怪乎清照續云：「然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所以區區記其終始者，亦欲為後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昔曾寶之、珍之，重金而購之；而今，毀之、壞之，穴壁負而去之，多年積蓄眼見隨風而散，其心中之痛，自然不足為外人所道。
明末，天下洶洶，崇禛死難景山，南明傾覆四王，遺老而有氣節者，多半抗節不仕，拒受徵召，其中揚州興化之李清便屬其一。康熙徵修《明史》，清以年老而拒，隱逸於棗園三十八年，讀書寫作以終。其所做「三垣筆記」、「南渡錄」兩書，詳實記錄崇禛、弘光兩朝眼見耳聞之事，實可補明史之缺遺。此二書後由其子李楠進呈康熙，雖文字對清朝大有貶抑，然康熙竟不以為意卻予大加褒勉。嗣後，前述諸書又著錄於四庫全書之內，並有提要。無奈，依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考》記載，乾隆五十二年三月抽驗四庫，發現李清所著之《諸史同異錄》中「稱我朝世祖章皇帝，與明崇禛四事相同，妄誕不經，閱之殊堪駭異。」於是下旨要求將李清所有著錄於四庫中之書籍「俱著掣出銷毀」！因此，原已收錄之《諸史同異錄》、《南唐書合訂》、《南北史合注》、《歷代不知姓名錄》四種，自此查抄，而其他李清所著諸書，一併為官府所禁。今日李清之書得能留存，實為甘冒大不諱之不知姓名者，私下所抄存乃爾。李清以深厚之史學基礎，寫就《歷代不知姓名錄》一書，而其所著諸書，竟亦靠不知姓名者所抄存乃得流傳，實不知是歷史的偶然，抑或是命運的必然？
如今，《三垣筆記》有中華書局版，其中將崇禛猜疑寡斷之個性表露無遺，而《南渡錄》則有上海古籍版，裡面「楊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殘酷歷史，在此泣血呈現！於是乎，崇禛末年以及弘光朝之南明信史，得以留存至今。而李清於紹興任職時所著之《折獄新語》（即今日之法官判決書），亦有長春人民出版社版為之印就，書內詳實記錄了明朝的法令判例及其個人見解！一個李清，在今天留給我們的，有其抗節不仕的清高氣節、有其敦厚的史學涵養、也有其法學的剖析邏輯，然若非今世殘存諸書，又何以窺見李清之學養與傲骨？易安居士《後序》中有謂：「豈人性之所著，生死不能忘歟？或者天意以余菲薄，不足以享此尤物邪？抑亦死者有知，由斤斤愛惜，不肯留人間邪？何得之艱而失之易也？」以余意度之，一個經歷三十八年自我放逐，足不出棗園之外的李清，其書得能留傳，禁之而不絕，毀之而不滅，或許，這就是上天的福報，其意正欲留之予後世也。
無錫錢海岳先生，窮四十年之心力，耙梳蒐羅潛心研究，方乃完成《南明史稿》一書共百二十卷，其中引用典籍達三千四百餘種，而後先生受文化大革命之牽累，竟為紅衛兵強押至孝陵（明太祖朱元璋之陵墓）頂推下活活摔死。先生去後，該書草稿隨即失蹤，賴顧頡剛及錢先生後人之奔走搜尋，書稿乃由錢氏之女婿堵仲偉尋獲重現，再而後由中華書局校刊並於2004年印行。此書所引三千四百餘種文獻，絕大多數燬於文化大革命火炬之中，若非錢先生之徵引，在「文獻不足故也」之下，日後又有何人可窮四十年之力，專注於南明之史？此書文稿之再現，之得能印行而存世，正有若李清諸書，天不喪斯文，不知是明室之幸抑或今人之幸！而此書日後能否流傳，並如顧氏所言「置諸《明史》之後」，則非今日所能得知也。
書有幸與不幸，人何嘗而不然？我自高中開始購書，收之、藏之、寶之、惜之之書，當不下數千冊矣，覽之、觀之自得其樂，遂刻印「獨樂齋」一枚以誌之，如今雖亦盈箱滿篋，書滿為患，然他日我歿，去留何託？當亦「必不為己物」！遂思易安所言：「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聚散無常，於書亦是如此，試問《永樂大典》今何在哉？四庫館閣幾多存焉？所恨我輩難以看透七情六欲，所苦不亦正在斯中？難已哉！又何怪哉？我非易安筆下好古博雅之人，然書癡如我，既明聚散無時，是以謹檢附書房照片兩幀，以記今日所有，眾樂、獨樂又何所謂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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