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賢之詔，得賢之效

予觀「朱元璋」一劇，中有洪武三十年「南北榜」之爭，劇中大意說是李善長與宋濂兩人為主、副考官，榜發（春榜）之後，所取五十二名進士竟然皆為南方之人，因此引發北方考生不滿，以為其中必有貪墨之事，京城遂為之騷動。於是，朱皇帝下詔於大殿之上重驗諸卷，說是此為大明王朝第一次開科取士，怎麼可以重南輕北，盡取南方學子？而後，朱元璋替北方應試者另開一榜（夏榜），兩榜並立，以平息眾怒云云。雖說該劇為求 戲劇效果，難免誇飾而悖離史實，但因此一歷史事件對明後之科舉有重大影響，確實值得提提相關錯誤所在！

話說明朝立國，係於洪武三年頒佈「開科取士詔」，並令各省連試三年，以後再三年一試。開科之後，發現所取之人皆為年少書生，不識時務，遂下令停試直至洪武十五年方才恢復。再而後，洪武十七年，朱元璋頒佈「科舉成式」，自此明朝之科舉制度與標準正式確立。如此，洪武三十年的開科取士，已然有成例在前，絕非明朝之首回開科！至於所取五十二名進士皆為南人，顯然也是歷史際會的極大偶然！此為朱劇第一誤。

又，洪武三十年之主試官並非「李善長」與「宋濂」兩人，而是已經八十餘歲為人慷慨，不設城府，自號「坦坦翁」的劉三吳，以及白信蹈等二人。何況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長已經因「知謀逆不舉發，狐疑觀望懷兩端，大逆不道」的罪名給處死了，至於宋濂，更早早於洪武十年，因受其長孫宋慎牽連於胡惟庸謀反案內，於流放四川茂州之途中，因畏葸不測之罪，也於夔州自縊嗚呼哀哉了！此劇將李善長及宋濂的名字硬掛在「南北榜」上，無非盛名之累！自然，死人是不會當上主、副考官的，此為朱劇第二誤。

此外，當學子鬧事於春榜榜發後，朱元璋並非於大殿之中要求眾臣重新驗卷，而是將第一試的相關考官通通送進大牢，再命侍讀張信、侍講戴彝、右贊善王俊華、司直郎張謙、司經局校書嚴叔載、正字董貫、王府長史黃章、紀善周衡和蕭揖等人重新驗卷，並期簡選北人入榜！可惜張信一樣頑固，以北人文理欠佳不敵南人，只能列名於孫山之後，是以堅持不改春榜結果！朱元璋為此大怒，將下令白信蹈、張信以及同科試官司憲、王侈華、張諫、嚴叔載、周衡、王揖等一干考官問罪並凌遲處死，劉三吳則因年老並曾為太子之傅，遣戍邊關，其餘干係諸人則獲罪不一。之後，朱元璋親自進行策問，重新遴選六十一位進士，夏季榜發，所取則盡為北人！南榜之人全數罷黜斥退！史實如此，顯非劇中所謂「另發一榜」，兩榜並重，此為朱劇第三誤。

一場「平衡南北」的政治權術，打敗了應該以「文理論說」開科取士的公平原則，朱元璋雖然於次年日落棲霞長眠孝陵，但也自此開啟了考試加註「南、北卷」的特例，更於仁宗朝時，確立了會試按地域分配名額的「保障制度」！爾後，不止進士名額有了配比，連欽點之狀元，也會先考慮地域因素，而後傳臚報喜。清朝陽湖趙翼（甌北），殿試名列第一，本應大魁天下，卻因地域考量，為乾隆帝改置第三，而將未曾出過狀元的陝西人氏王杰，改列狀元，而此南北配比的制度，也一直維持到清朝光緒科舉落日為止！

方孝儒於洪武十五年，在其《與鄭叔度》一書中，曾悲痛的指稱：「近時海內之名之士，非貧困即死，非死即病」，這幾句話，其實暗指的是朱元璋稱帝後，透過「文字獄」，對文士所進行的殘殺行為，這也就難怪明朝士大夫上朝，都必需先與家人絕決，以免一朝罹禍，連句告別的話都來不及說！朱元璋雖說「惟才是與」，但取士後卻又多以細故而殺之，李善長、宋濂等尚不可免，何況他人？那些受朱元璋之命纂修《元史》的文士如高啟、王彝、陶凱、高遜志、傅恕、張孟兼、張宣等，獲罪無日，非死即流！幾人得有善終？南北榜後，朱元璋自言：「朕臨御三十年矣，求賢之心夙夜孜孜，而鮮有能副朕望，任風憲者無激揚之風，為民牧者無撫字之實」，「雖求賢之詔屢下，而得賢之效未臻」！此種慨嘆，實非他人之過，蓋遇有小錯即大加殺戮，賢者避禍唯恐不及，又何敢激揚以赴？

《說苑》裏有個故事，說是趙襄子被智伯圍於晉陽，圍解之後賞有功之臣五人，其中「高賀無功而受上賞」，張孟不解，問之趙襄子，趙回答說：「在拘厄之中，不失臣主之理，惟賀也！子雖有功，皆嬌寡人，與賀上賞，不亦可乎？」孔子聽到這事，感嘆的說：「趙襄子可謂善養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理矣！」我們回頭看朱元璋的例子，淮西勳舊在胡惟庸及藍玉兩案中，幾乎株連殆盡，昔日功臣，而今都成「嬌兵悍將」而盡殺之，何人還敢效力？而開國元勛如韓國公李善長，於七十七歲之齡亦難逃細故之死，至於宋濂等大儒，在朱的眼中，不過一介「文士」而已！既無感激更無尊重，如此開國皇帝，當然不是善於養士之人，而從於拘厄的淮西子弟，除湯和等少數人外，盡皆無法富貴而終，如此惡例於前，人才又哪裡願意投效身前？自然也就「求賢之效未臻」了！

士為知己而死，士亦因己知而去！取之則死之，去之則存之，有帝如此，即或廣求天下奇才茂等，為求一命，為「士」者，自然不立危牆之下，能不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