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中央政府（朝廷），或是地方政府（衙門），只要是有權利與權力的糾葛，便都有著人與人間，人與事間的互動難處，於是怎麼為人處世，懂得做人與為官，便成為歷來的大學問。人處其間，可以自命清高踽踽獨行，當然也可以隨世浮沈好好隨眾，其實滄浪之水或清或濁，兩者之分在於取用之人而已。
歷來，長袖善舞於人際關係者，爵祿扶搖直上；不識人情又闇於機宜者，仕途偃蹇難安！而如今的職場，其實也上演著同樣的戲碼，只是戲棚的大小、傾軋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所以自認不遇之人總要問：「為何升官的不是我」，而遭時竊位者，也總要說聲：「謝主隆恩」。懂得善用權柄者，知道領導統御的「心術」，而不善於運用權柄，則可能導致分崩離析，倉皇下台。管理與其說是門「藝術」，還不如單說就是一個講究方法的「術」字，再加上衡平事理的「心」字，術用好，心擺正，這就是管理學！
政府如此，企業亦如斯，於是不論問題的深淺大小，總要有人做出裁決，並試圖用最適當的資源解決問題。但再怎麼天縱英明，世間沒有具備所有能力的領導人，於是政府或企業都架構了組織，充實了人力，並由各種專職人員各司所職，成就一個解決問題的運作體系。然而隨問題的不同，解決方法的有異，不同意見者隨權利之有無，認知之差異，便可能形成「君子與小人」之爭。君子是小人的對稱，而自認君子者，往往將另執其他意見者視為小人，最終成為「黨爭」或「派系之分」，而使整體力量分散難以聚合，但基本上沒有人會將自己視為小人，小人都是他人，而他人也如此思考。
有智慧的領導人，不論是乾剛獨斷或是折衷眾議，總能使國家或企業蒸蒸日上，而不具備智慧的領導人，則會使之日漸衰微！史家說宋仁宗什麼都不能做，只能當皇帝，而宋徽宗則什麼都能做，唯獨不能當皇帝！皇帝是國家的領導人，最重要的就是「用人」，而用人又以「相位」最為重要！用錯宰相就是用錯權力，想要不亂也難。唐朝張九齡去相，李林甫成了亂唐的根源，而宋朝神宗以王安石進行變法，也成了宋亂之始，一直傳到了荒唐治國的徽宗，自己跟兒子欽宗都為金國所擄去，成了靖康國恥的最大憾恨。國家與企業之領導人絕不可亂，受命輔佐與幕僚之屬也不可亂，畢竟「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亂者不治也，治者理也，理亂之所分都在「人」身上！只有術用好，心擺正，才能有效治理國家與企業。
王旦是宋真宗時的名相，王旦病重時真宗問誰可接任宰相之位，王旦竟唯一推薦寇準，但神宗認為寇準「剛褊」而未採納其言，待王旦故去年餘，真宗最終還是立了寇準為相。立寇準為相這是真宗的決定，是王旦生前的唯一建議，當然也是寇準自身能力獲得賞識的結果。但寇準昇任後，絕對沒有想到會因丁謂之故而罷相被貶雷州，而丁謂自己也絕對不會想到，因為同黨雷允恭「擅移皇堂」（改動真宗的陵寢位置）之罪，而被繼位的宋仁宗貶於崖州。歷史確實有許多偶然，丁謂前往崖州路過雷州時，寇準遣人於途中送給丁謂「蒸羊」一隻，卻又拒絕與丁謂見面！
一個人的際遇，在人與人的權力爭奪中，似乎冥冥中有著不可移易的定數。那隻蒸羊，絕不是寇準有心的送別大餐，而是對丁謂遠貶崖州「你也有今日」的極度諷刺，因為前去瘴厲之地海南崖州，日後丁謂還有無機會吃上蒸羊，誰也不知。然而，寇準隨即於仁宗天聖元年九月（1023年），病死在雷州司戶參軍職位之上，而丁謂卻能於貶竄後回至中土光州（河南潢川），於景佑四年四月（1037年）方才故去，整整比寇準多活了十五年！天道、地道、人道，又該怎麼說呢？
王旦有三個兒子，亦即王雍、王沖、王素，這些三槐王氏的子孫，都有著良好家庭教育與家風。依據《王文正公遺事》一書所載，長子王雍於王旦故去之後，前去見擔任宰相的寇準「求以自效」（找份工作），寇準問王雍希望要怎樣的工作，王雍說依照過往慣例，應當放外省專職於一事的地方官（釐務官），可見王雍並沒有任何多餘的要求，然而寇準認為王雍乃「賢人之子」，不應到地方去當個小官，於是替王雍安排了「同判太常院」的職務！可好笑的是，寇準身為宰相，竟然不知道太常院根本沒有「同判」這個職缺，也沒有安排王雍應有的俸祿。故人之子，寇準的處理的竟是如此隨意，確實令人心寒。
王旦當年極力推薦寇準，並對寇準大度能容從不計較，宋真宗曾說：「卿（王旦）雖稱其美，彼（寇準）專談卿惡」，可見王旦與寇準的氣度差異有多大，而寇準對於王旦的後人，卻連個合法且正常的安排，都處理的一塌胡塗毫不上心，這又該怎麼說呢？後來王雍的職務安排報到真宗那裡，真宗特別為旦子「各改一官」，應當就是為王旦三個兒子的職位予以「提升一級」的意思。我們查看宋代蘇舜欽所著的《兩浙路轉運使司封郎中王公墓表》一文，針對王雍的官銜，裡面有如下記載：「文正公（王旦）薨，恩授光祿寺丞，服除特授大理寺丞，俄又遷太子中允，同判太府寺」，可見宋真宗對王旦後世子孫安排的上心，遠遠大過寇準的隨便，足見王旦在真宗心中的地位，是極為重要的。
權力在手，宋真宗可以決定是否御駕親征，可以大搞「天書封祀」，也可以拔掉寇準的相位，而既位的宋仁宗也可以藉故拿掉丁謂的相權，之後的宋英宗則可以在「濮議之爭」中堅持己見，弄的君臣對立、群臣對立，而神宗則在推行變法所引起的一波波的反彈中，使宋朝陷入長期的動盪！在仁宗朝出生的蘇軾，對於黨爭的種種，顯然一切都看在眼裡、放在心裡，畢竟他一定清楚的知道，他的老師歐陽修以及其他前輩們，在仁宗朝「慶曆新政」失敗後的貶謫經歷，可是他的一支筆，卻無法不抒發他的思緒與想法，最終導致「烏台詩案」的發生，以及隨後黃州、惠州、儋州一生的顛沛流離。
真宗「天書封祀」、仁宗「慶曆新政」、英宗「濮議之爭」、神宗「熙寧變法」，因皇帝與士大夫間，士大夫與士大夫間意見大幅對立，在彼此傾軋而難以取得共識下，遂導致宋朝元氣大傷，之後哲宗既位，新舊黨人士在向太后與皇帝間職務的忽起忽落，以及徽宗「元祐黨人碑」對士大夫氣節的持續摧殘，最後再加上徽宗本身的好大喜功與昏聵，北宋的基業終於走到傾頹的盡頭。
至於蘇軾，這位以為「致君堯舜，此事何難」中國歷史上的大才子，處在對立與矛盾的黨爭之中，新也不是，舊也不對，只能在政治與理想的夾縫中，透過一支筆，持續抒發他豐沛濃郁的情感，然後看似看開，實折無奈的繼續走下去，直到蒼老的在北返的路途中，終於看清自己「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的實景，並將自己的生命，淡淡的飄落於常州。
蘇軾曾經寫過《明君可以為忠言賦》一文，裡面說：「上之人聞危言而不忌，下之士推赤心而無損」，將君臣間的信任關係，以及對上位者察納雅言的期待，寫的清楚明白，但誰也不知，文章可以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卻也可以是憂患之始，桎梏之由，畢竟有「明君」時，「忠言」方有其用，若上位者「聰明蔽於嗜好，智慮溺於愛憎」，那多言自也無用，只是遺禍自身而已。
世事紛紛，四海擾擾，有感於人事之變遷及給諫與納諫之不易，遂以「上之人聞危言而不忌則去昧而無蔽，下之士推赤心而無損是有忠而可安」做為癸卯兔年之對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