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趙翼《簷曝雜記》「廷寄」一條，針對清代軍機處廷寄文件之急速有如下說法：「其遲速，皆由軍機司員判明於函外，曰馬上飛遞者，不過日行三百里。有緊急則另判日行里數，或四、五百里，或六百里，並有六百里加快者，即此一事，已為前代所未有。」如此，「六百里加快」應是清代軍機處在遞送機密文件時的最快要求了！我們遍查《清史稿》，在《交通志∙電報》裡曾出現「中國文書尚恃驛遞，雖日行六百里加緊，亦已遲速懸殊」之說法，但未見有「八百里加急」的傳遞方式，然而小說與電視劇卻往往創造出此一不存在的條件，這只能說是文學之士的想像使然。
在《宋史∙輿服志∙符券》中，對於軍事訊息的傳遞，有如下說明：「檄牌，其制有金字牌 、青字牌、紅字牌。金字牌者，日行四百里，郵置之最速遞也；凡赦書及軍機要切則用之，由內侍省發遣焉。乾道末，樞密院置雌黃青字牌，日行三百五十里，軍期急速則用之。」其中金字牌需「日行四百里」，則宋朝當時最快的馬驛，其條件應該也就是如此了！而當年岳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足見高宗從臨安應該也是於一天之內，前後發出過十二道「馬上飛遞」的軍事命令，所以也才能於一日之內先後到達岳軍駐所！而後「飛班師，民遮馬慟哭…飛亦悲泣，取詔示之」，可見金字牌只是用來標示傳遞的速度要求，並不是將命令直接寫在牌上，其實際內容還是寫在「詔書」之內，而且應該是置放在函匣之中的，但至於當時的詔書是如何加封於函匣之內，實際情形就能不完全知曉了。
據《宋史∙高宗本紀》中記載，岳飛是於秋七月壬戌，「以累奉詔班師，遂自郾城還」，這一天，也是岳飛口中「十年之功，廢於一旦，所得州縣，一朝全休，社稷江山，難以中興，乾坤世界，無由在復」的大日子，對照一下，那天是宋高宗紹興十年七月二十日（公元1140年9月3日），至於金字牌所傳詔書的內容，依據鄧廣銘先生的《岳飛傳》，是要岳飛「措置班師」，而馮建林，周俊玲所編《正說岳飛》一書，則據《三朝北盟會編》「班師二詔」，說是「卿孤軍不可久留，令班師，赴闕奏事」。岳飛接詔後，親手回覆高宗之《乞止班師詔奏略》如下：「契勘金虜重兵盡聚東京，屢經敗衄，銳氣沮喪，內外震駭。聞之諜者，虜欲棄其輜重，疾走渡河。況今豪傑向風，士卒用命，天時人事，強弱已見，功及垂成，時不再來，機難輕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圖之。」只可惜高宗早已執意退軍，忍令十年之功廢於一旦！從此，黃龍痛飲成為想望，二聖駕還亦為泡影，「有恢復之將而無恢復之君」的歷史殘酷，想必痛煞所有讀史之人！無疑的，那是南宋歷史屈辱轉折的一天！更當是中華民族難以忘記的一日！
清代俞樾的《茶香室叢抄》一書，在「金字牌」一條下引沈括的《夢溪筆談》有文如下：「『驛傳舊有三等：曰步遞、馬遞、急腳遞。急腳遞最遽，日行四百里。熙寧中，又有金字牌急腳遞，以木牌朱漆黃金字，光明眩目，過如飛電，望之者無不避路，日行五百餘里，有軍前機速處分，則自御前發下，三省樞密院莫得與也。』按岳忠武奉金字牌班師，即此。」據此，當時傳送詔書的金字牌，是用木牌涂上朱漆，然後再用金漆寫字，故而名之曰「金字牌」，而其速度則是「日行五百餘里」的金字牌急腳遞。而趙翼在「廷寄」一條說六百里加快（加急或加緊）係前代所無，應該也確實如此。至於金字牌所要求的實際速度，宋代沈括說是五百餘里，但這與清代六百里加快的速度，雖在數字上看來有百里的差異，但兩者應該也是不相上下的！
岳飛用了十年之功，一步步血戰方才推進至朱仙鎮，而高宗只用了五百里加急的金字牌，於一朝便瓦解了岳家軍的所有努力，可笑的是，如果沒有岳飛在前方的血戰開路，金字牌又哪裡能無慮的從後方送抵駐軍處所？一切都是歷史的悲哀！我們也只能在西湖的岳王廟前一起感嘆：
朱仙痛談班師詔
青史常留涅背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