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厚留有餘地步、和平養無限天機

《宋史．蔡確傳》記載，哲宗初立高太后掌朝，蔡確因屬新黨，遂先後出知陳州（今河南淮陽）、亳州（安徽亳州）。元祐二年，確因其弟收贓納賄之牽連而貶官安州（今湖北安陸）。確於安州，依據楊仲良《續通鑑長編記事本末》所記：「其所居西北隅有一舊亭，名為車蓋，下瞰涢溪，對白兆山，公事罷後，休息其上，耳目所接，偶有小詩數首」，此即「安陸十詩」，也就是致使蔡確竄貶新州的「夏日登車蓋亭」詩。想披山攬勝吟風誦月之句，本來即是騷人墨客的特質之一，何況身居相位益遭貶謫之後？安陸十詩現存於清人厲鶚輯撰之《宋詩記事》之中，我們細看蔡確詩中所述，實在不知有何譏諷之處，但此十詩卻為其少年學賦恩師陳處厚刻意「箋釋」後，以「內五編皆涉譏訕，而外編譏訕尤甚，上及君親，非所宜言，實大不恭」為由而上奏朝廷，蔡確幾經分晰而終不自白，最後惹來竄逐新州（今廣東新興縣）的命運，確至新州未久，隨即嗚呼而去！

蔡確祖籍泉州，生於仁宗景祐四年 (1037)，其父蔡黃裳則為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之進士。因家道中落，確早年遂寄讀於陳州泗縣寺中，然以貧寒而為寺僧所厭，感慨之下，確乃題壁詩一首以明志：「窗前翠竹兩三竿，瀟灑風吹滿院寒。常在眼前君莫厭，化成龍去見應難」，此詩與呂蒙正未顯達前受寺僧所欺而所書之「上堂禪位各西東，慚愧只聞飯後鐘」頗見雷同，但在氣度上則大有差異，若以陳勝「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相較，則蔡確沖天之志更為顯而易見！後蔡確果於仁宗嘉祐四年(1059)登第，並在新法推動時，完成「常平」（有如今日平抑物價之規定）與「免役」（即以繳交賦稅代替服徭役之規定）兩法，王安石去相後，蔡確賡續新法的推動，直至元豐八年神宗去世為止。《宋史》上說蔡確：「確自知制誥為禦史中丞、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咄罵，而確自以為得計也！」因此將之列入《奸臣傳》，但卻沒有提及蔡確在經濟上的長才，很遺憾的，以蔡確之政黨屬性或是其個人之人格特質而將之列入《奸臣傳》，實在有失厚道，如能將之寫入與國際民生相關的《貨殖傳》或《食貨傳》，或許更能彰顯其人在經濟上的實質貢獻。

以常理衡之，懂得平抑物價以及用稅賦替代勞役的蔡確，是不可能不知道經濟學上的「供需理論」的！如果西方的供需理論確實於西元十四世紀方漸次為學者所通曉，那宋神宗在西元一〇六七年開始的熙寧變法，無疑領先了西方約有四百年的時間！宋神宗時代，即或黨爭不斷，但對於那些堅持變法的人，以及透由新法所成就的經濟效益，我們不得不由衷佩服！「堅持」二字寫來容易，但當事涉身家性命，還能把持不變之人，幾希矣！林語堂曾說：「王安石鼓吹的那套道理與中國當時所付出的代價，至今我們都還沒有弄個清楚。」但在所謂的「當時」，中國的經濟入不敷出，兼併日烈，北遼夏西壓力奇大，又有多少「文人」能體會神宗必須變法的經濟與軍事原因？聖人之道，有的是做人處事的哲學以及仁義道德的規範，但卻沒有太多「言利」的經世致用經濟概念啊！對於蔡確，我們可以因「起獄奪人位而居之」而不齒他做人的方式，但對於他在新法上的付出與成果，實在不能隨手抹煞，更「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語見《宋史．范純仁傳》），對於蔡確，是應該給予他更多正面的歷史評價。

在《宋史．蔡確傳》正後，一併附載了吳處厚的生平事蹟，兩人同列於《奸臣傳》之內，確實也令人欷噓，畢竟，吳處厚還曾經教過蔡確如何寫賦！最後師徒成仇，而且是「二十年深仇」（語見南宋王明清所著之《揮麈錄》），一個懷恨在心的人，處心積慮的想要報復，那確實是件難過且可怕的事，何況積攢了竟然有二十年之久。《揮麈錄》又說：「世謂處厚首興告訐之風，為搢紳復讎禍首，幾數十年」，吳處厚所累積的怨恨，不但太深、太難解，竟然還成為其他人士仿效的範本，此又何其不幸！其子吳柔嘉對於其父箋注蔡確安州十詩深深以為不妥，哭著對父親說：「此非人所為…，將何以立於世？」，果然，蔡、吳兩人在歷史上誰也不得著令名美譽，是以南宋楊仲良《續通鑑長編記事本末》上說：「士大夫固多疾確，然亦不直處厚云。」

蔡確掌權時，曾主導「陳世儒案」及「烏台詩案」兩大政治案件。陳世儒一案，蘇頌、呂公著、司馬康等舊黨大臣一併為之入獄，而烏台詩案則幾乎使蘇軾無端冤死於牢獄之中！風水輪轉，夏日登車蓋亭十詩，在陳處厚無中生有下，最後也成為舊黨借以反擊新黨的依據，冤冤相報，莫此為甚。語云：「忠厚留有餘地步、和平養無限天機」，做人忠厚，餘地自留，處事平和，天機無限，這或許也就是經濟學上「利人利己」的另一種寫照吧。

以下係清代山西祁寯藻所寫的對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