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闕皇嗣，處厚諫廟食

偶讀宋人陳處厚《青箱雜記》，卷九內有謂：「神宗朝，皇嗣屢闕，余嘗亦詣閣門上書，乞立程嬰、公孫杵臼廟，優加封爵，以旌忠義，庶幾鬼不為厲，使國統有繼」云云。而在所提及之「上書」內文，亦有「太祖啟運，太宗承祧，真宗紹休，仁宗守成，英宗繼統，陛下纘業…」等字。如此，兩處提及神宗，則處厚上書之對象顯為英宗之子宋神宗。

考之《宋史》，神宗有子十四人，所生之前十子中，成年者僅有二人，其後由第六子趙煦繼位（即哲宗），故而處厚所謂「神宗朝，皇嗣屢闕」確實無誤。因此我們可以確知，處厚上書當是在神宗早年屢喪皇嗣之時。他藉著程嬰、公孫杵臼二人保全趙氏孤兒卻「未見褒表，廟食弗顯」的理由，以及「故仁宗在位，歷年至多，而前星不耀，儲嗣屢闕，雖天命將啟先帝以授陛下，然或慮二人精魄，久無所歸，而亦因是為厲也」的歷史事實，提醒神宗之所以無子，可能是鬼神詛咒之故。由此觀之，處厚雖提及仁宗無嗣，但其上書之對象必為神宗無誤！

然依《宋史．吳處厚傳》，其中卻言：「仁宗屢喪皇嗣，處厚上言：『當屠岸賈之難，程嬰、公孫杵臼盡死以全趙孤…』」，則明顯將上書對象之神宗誤成仁宗，足見史謂《宋史》成書倉促，脫誤不實之處所在多有確然不假，《四庫全書總目》也直言《宋史》「其大旨以表章道學為宗，餘事不甚措意，故舛謬不能殫數」，史家有意無意的錯誤，確實會使後世讀史之人，多了份辨析是非的責任。雖如此，仁宗在位計四十二年，其間亦曾育有楊、雍、荊三王，但皆不幸蚤夭，故拖拖有此魯魚亥豕之誤，恐怕也是疏於辨析考證的結果！想國學大師錢穆當年隨父兄讀書，講至湘軍平洪楊事時，其父謂：「讀書當知言外意，寫一字，或有三字未寫，寫一句，或有三句未寫，遇此等處，當運用自己聰明，始解讀書」，而後錢穆在國學領域卓然有成，對運用自身聰明以解語中隱晦處的能耐，自然已非常人可及。

當年仁宗無子，遂過繼從兄弟趙允讓第十四子趙曙為皇子，之後並繼位是為宋英宗。英宗既已過繼仁宗為後，以今日之法律視之，仁宗當即為英宗之養父，是以英宗自然繼承養父之權利義務並最終繼承九五大位。但，無論如何，就血緣關係而言，英宗生身之父究為濮安懿王趙允讓，是以英宗即位後，欲尊稱其生父趙允讓為「皇考」，並獲得韓琦、歐陽修等人之附和，然司馬光、范純仁、呂大防等人，則欲依據已然發生之出繼事實，認為應稱生父為「皇伯」，於是兩派互有攻訐，此一事件即史稱之「濮議」。然此種爭論，表面上看起來是與「禮節」相關的諡法問題，但實際上又何嘗不是另一種宗室權利的爭鬥？英宗於1063年即位，但直到1066年，他才終於在濮議爭議上做出最後結論。英宗決定將自己得生父趙允讓禮稱之為「親」，而非兩派爭議的皇考與皇伯，尷尬是消除了，但士大夫間的爭議，卻埋下了日後黨爭的導火線，然而英宗隨即在1067年正月下世，替自己不過五年的皇帝生涯劃上句點，至於所有的爭論，也在神宗即位後自然的不了了之，因為神宗帶來了更多、更大、更值得爭論的「變法」問題！神宗繼統後，國家財政困難，王安石因而得勢，在「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大纛下，大舉改弦更張，於是新舊黨爭漸次開始，宋朝的混亂也由此肇基。王夫之在《宋論》中說：「宋之亂，自神宗始」，此話說的貼切確實，如果神宗與王安石等用人得宜，又懂得調和鼎鼐適度妥協，趙宋河山又何至於淪落於金人鐵蹄之下，甚且皇族為虜？

林語堂先生在其《蘇東坡傳》中曾這麼說：「王安石鼓吹的那套道理與中國當時所付出的代價，至今我們都還沒有弄個清楚。」誠然，如果仁宗有子，如果不是英宗繼紹大統，又如果英宗不將皇位傳給神宗，如果神宗早年生的皇嗣能夠存活而非由哲宗嗣統，如果十八歲親政的哲宗能夠聰明的記取宣仁皇太后的老成，又如果哲宗不將天下傳給「輕佻」的端王（以後的徽宗），那宋室的天下將何其不同，中國又何需付出靖康國恥的代價！我們實在弄不清楚這一連串的錯誤，到底該由誰擔負起責任，但總不可能是化為厲鬼的程嬰與公孫杵臼兩人吧！

吳處厚以程嬰、公孫杵臼搶救趙氏孤兒而未受敬拜因而鬼魂為厲的理由，讓神宗信以為真，遂於求訪後，下令於絳州太平縣為二人立廟旌表。廟立之後，神宗的六子趙煦也真的存活下來（以後的哲宗，他的五個哥哥率皆早折），可惜的是，有子無子以及子孫之賢或不肖，又豈真是鬼魂為厲所能左右？吳處厚的上書，為的該不是神宗的子嗣，而是自己的出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