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旬九食，捉衿見肘

鄭板橋在其《宦況》一詞中，曾經這樣寫到：「十年蓋破黃綢被，盡歷遍，官滋味。雨過槐廳天似水，正宜潑茗，正宜開釀，又是文書累。」一個文人在一片吆呼碎的傀儡生涯中，竟以一條跟了他十年的綢被，最後蓋破收場，足見板橋道人的官運著實不怎樣，這位「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其清廉自持應當也是實況！人生沒有幾個十年，十年的被子之所以「黃」，應當是表述「陳舊」之故吧！鄭氏，真是無奈啊！

無獨有偶，陶淵明在其《擬古》詩中，自述其生活窘狀如下：「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辛勤無此比，常有好容顏。」如據梁啟超《陶淵明年譜》一書，此詩作於宋武帝永初三年，而那年五柳先生已然是七十一歲的老人了！一個年逾古稀的長者，如果真的三十天才吃上九頓飯，恐怕其命難永！但十年中只有一頂帽子，這帽子再怎麼保養，以古人外出著冠之習慣，恐怕也是破爛不堪，難掩其羞矣！陶氏，真是窮啊！

在《莊子‧讓王》一篇中，有故事如下：「曾子居衛，…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如此，這位學而時習之的孔子得意門生曾參，也困阨的可以，三天吃不上一餐，十年買不起一件衣服，整理一下帽子，帽帶就斷了，拉一下衣服，破爛處就跑出來了，穿個鞋子，腳後跟都露出來了！在居衛的期間，看來曾參的難過，與顏回比其來，真是不相上下！曾氏，真是苦啊！

曾參的窮困，其中或許也有點效法古人節儉的味道，《禮記‧檀弓》有謂：「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如此看來，齊國的晏嬰，極為寶惜他的狐裘，竟然可以一用三十年而不壞！只不知，這個狐裘，是不是就是齊景公所賜予的那個白狐裘。《晏子春秋》一書上說：「景公賜晏子狐之白裘，元豹之茈，其貲千金，使梁丘據致之，晏子辭而不受，三反。」如果真是那個來自國君所賜的白狐裘，除了自我節約之外，如此寶惜也就有了另外一層的道理。晏氏，省而不窮！

與晏子以節約齊名的，為東晉末年的長孫道生，《魏書‧長孫嵩‧長孫道生列傳》上說：「長孫道生，嵩從子也…。道生廉約，身為三司，而衣不華飾，食不兼味。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嬰。」毀宅誡儉的典故，即是來自長孫道生訓誡子孫的故事。此處的「鄣泥」即是置於馬鞍下用以阻擋泥土的馬韉，一副馬韉可以用上數十年，除了愛惜，當然也是寶用之故，長孫道生如若軍務倥傯而需南征北討，這馬韉能否還用上十年，則自然令人質疑。長孫氏，儉而不奢！

南朝宋開國君主劉裕，依《宋書‧武帝本紀》所載：「上清簡寡慾，嚴整有法度，未嘗視珠玉輿馬之飾，後庭無紈綺絲竹之音。…故能光有天下，克成大業者焉。」可是到了他的孫子孝武帝劉駿，則驕奢淫逸，決定拆毀爺爺的臥房起蓋「玉燭殿」，拆屋之時，發現劉裕臥室內「床頭有土鄣，壁上挂葛燈籠、麻繩拂」（床頭擺著有土漬的馬韉，牆上掛著葛草編的燈籠，以及麻草擰成的撣子），此時侍中袁顗盛便盛讚武帝儉樸美德，但孫子孝武帝劉駿當下不表示意見，但離開現場後，劉駿竟不屑的說：「田舍公得此，以為過矣」（鄉巴佬留著這些玩意，實在太離譜了！）語謂：「由儉入奢易，由奢反儉難」，祖上勤儉的美德，到底能傳留幾代而不墜？

人生在世，萬盅粟，食不過一張嘴，千重屋，睡不過一張床，本來足用即可！然近聞高雄某十四歲之學童名喚「阿勇」者，因母親羸弱無法工作，而致饔飧不繼至食餿水度日者！如此窘狀，非窮非苦，非省非儉，而是居上位者忙於外在表象，而疏於實質照顧之故！想父母官得能安枕於暴雨之際，遮掩於事發之後，茲事亦不足怪矣，然百姓何辜，何處又得以申訴其內心之苦！三旬九食，捉衿見肘的年代，其實並沒有離開我們，只是我們看不見而已。

卜宅南村，賞奇析疑

大學時代，因修習目錄學之故，故而曾在系館內索閱過由昌彼得老師所寫的《說郛考》一書，經此機緣，因而得知《說郛》乃元末陶宗儀所寫的類書，隨後更因而識得陶氏所寫的另一本筆記《南村輟耕錄》。「南村」是陶宗儀自取的號，而輟耕錄三字，顧名思義則為其躬耕農暇之時所寫的筆記。

陶宗儀本係黃岩清陽（今浙江台州）人，於元末至正八年舉功名不第，加之同里方國珍為田主所誤，憤而起兵抗元， 陶氏為避兵禍，而不得不東遊西走於浙省之間。未幾，入贅松江費氏，遂與其妻費元珍客居雲間（江蘇松江）之泗涇南村，躬耕之餘並開館授課，爾後不應科舉，亦不受元末各家豪傑之徵辟，因自號南村，故其筆記由門人弟子袞輯而成《南村輟耕錄》一書。

真正吸引我的，不是《說郛》，亦非《南村輟耕錄》，而是「南村」二字。蓋陶淵明有《移居詩》兩首，其一曰：「昔欲居南村，非未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鄰曲時來往，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如此，南村之人，絕非鄉野村夫之白丁，而是談笑自若之鴻儒！陶宗儀書香世家，雖不知其是否為淵明陶姓之後，但以其於元時舉進士不第一節，也必然是飽讀群書之輩，加之又授徒開館，對陶淵明之詩文內容有所熟悉當不意外，故其引用五柳先生筆下之「南村」二字以為己號，當係自譬其乃不慕功名之賢者矣！

「南村」究竟在哪？朱自清先生《陶淵明年譜中之問題》一文，說是在「尋陽附郭」，古直先生的《陶靖節年譜》則說的更明確：「南村（亦曰南里）果在何處？…南村之在尋陽附郭，萬無可疑已」。陶潛乃東晉潯陽柴桑人，而潯陽柴桑即為今江西九江西南，如此，所謂「南村」，亦當在今天的九江附近了。南朝宋顏延年作《靖節徵士誄》時，稱陶淵明於「元嘉四年某月日，卒於潯陽縣之某里」，此處所謂「某里」，應該也就是淵明先生埋骨之南村（南里）了！

陶宗儀取號南村，顯然是以此二字自譬陶淵明的清高與不仕，然而陶淵明之文集，自南朝梁昭明太子即為之輯為八卷，往後歷代刻印不絕，而仿陶氏寫作《和陶詩》之文人，自蘇軾、蘇轍以來亦所在多有。反觀元末明初陶宗儀之《說郛》一書，雖集其一生功力，然因部帙龐大刻印不貲，是以只能輾轉手抄因而幾乎遺軼！今日尚能得見，或許也是陶氏家族的庇佑。

歷朝歷代號「南村」者多矣，想來亦係和陶之故，而余固陋不學，似未聞以「北村」名其號者！若有，可又比得上兩位陶先生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之亮潔高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