鶴立雞群，到底是哪一種鶴？

《晉書嵇紹傳》有言：「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于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群。』戎曰：「君複未見其父耳。」這裡的嵇紹（竹林七賢嵇康之子），就是那隻「野鶴」，也是《正氣歌》「為嵇侍中血」一句中，為晉惠帝擋刀擋槍流血而死的忠臣！

嵇紹已經「鶴立雞群」如此之高？那嵇康又有多高？《世說新語》一書說：「嵇康身長七尺八寸，偉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飾厲，而龍章鳳姿，天資自然。」依據中國歷代度制演變簡表，一尺十寸，而一寸等於今日之2.42公分，如此，嵇康身高近190公分了！兒子嵇紹在遺傳之下，「昂昂然」顯然也不會差到哪裡。

鶴跟雞比，自然不能比，但為何以鶴為比呢？中國的鶴，歷史悠久，《詩經‧小雅‧鶴鳴》「鶴鳴於九皋，聲聞於野」，鶴在叫了；《小雅‧白華》「有鶖在樑，有鶴在林」，鶴在歇息了；《大雅‧靈台》「麀鹿濯濯，白鳥鶴鶴」，鶴在展示羽毛了！而《左傳》裡衛懿公好鶴，致使亡國，是鶴成為玩物喪志的對象了，蘇軾《放鶴亭記》裏鶴的遨翔自在，又成為束縛心靈的寄託了！在《浮生六記》裏的「鶴戾雲端」，把蚊子都比成鶴了！至於「閒雲野鶴」是種悠閒，「風聲鶴唳」是種緊張，「焚琴煮鶴」是種無趣，「不舞之鶴」是種無能，如此，鶴在不同的時機，確有截然不同的意義。

雞之高不過三十公分，而鶴之長約在一百五十公分。如此，鶴之高度是雞之五倍，如果嵇紹也如其父有著190公分的身高，依據比例，一般的人豈不都成侏儒了？文人之筆，誇飾而已，嵇紹高是高，但中國鶴有二屬九種，比喻其人的「野鶴」，真不知是類比於哪一種！古人說：「落難鳳凰不如雞」，而正氣歌裏另有一句：「雞棲鳳凰食」，看來嵇紹只能是頭野鶴，還不夠格當鳳凰呢！

嵇紹之父嵇康書《與山巨源絕交書》一文，隱喻司馬氏篡位之意而為司馬昭所殺，然嵇紹竟忘父仇仕晉而任侍中之職。最後，在八王之亂中，因保護幾近弱智的晉惠帝而死於蕩陰之役。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五十一《嵇紹論張華》一條，大罵嵇紹「身污偽命」忘卻父仇，「責人重，責己輕」！顧炎武在《日知錄》卷十三《正始》篇中，也重責嵇紹「紹之於晉，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其非君，當其未死，三十餘年之間，為無父之人，亦已久矣。而蕩陰之死，何足以贖其罪乎？」如此，這隻看似高人一等的野鶴，在清朝王、顧兩位史學家眼中，是個忘君父之仇的敗類！然而在宋末的文天祥口中，則是個盡忠盡義，不屈權勢，以命護主的大忠臣，如此，文天祥顯然是用嵇紹的不屈之節，凸顯自己必死之心吧！時代不同，進退的認知，竟可以有如此的天差地別。

今日之天空，想做野鶴恐怕機會甚難，而高人一等「卓卓然」、「昂昂然」的結果，被打斷腿的，多半也都是那隻鶴吧！出頭鳥，自古似乎都沒啥好下場。放鶴亭裡，鶴飛去兮，豈真能縱其所如？而現實生活中，鶴歸來兮，繞樹三乍，又有何枝可依？西山而放，東山而歸，看看天下，哪裡適合留隻鶴呢？。

守珪執送敗軍將，玄宗宥放安祿山

高適《燕歌行》一詩，收錄於《唐詩三百首》中，有序言道：「開元二十六年，客有從御史大夫張公出塞而還者，作《燕歌行》以示適，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並留下「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名句，戰士明朝生死難卜，也就只能珍重今宵，縱情醉臥於美人帳下了。而此處之張公，所指乃是時任幽州長史之唐朝名將張守珪，張氏也是安祿山的義父，史思明的第一位伯樂（安、史兩人皆為曾任范陽節度張守珪之「捉生將」）！

張守珪，唐陝州河北人（今山西省平陸縣人），《燕歌行》一詩稱其為御史大夫，乃指張守珪於開元二十一年調任幽州長史後，因舉措得宜，屢次大破契丹及奚兩部，加之成功計殺契丹主將可突於、契丹王李屈烈，及蕃酋怒厥娘等，一洗幽州先前兩任主官趙含章、薛楚玉之敗績，因而甚為當世所重。開元二十三年一月，當張守珪捷報傳至行在，玄宗本欲授守珪予宰相之職，而後經過幾番折衝，終為宰相張九齡所諫阻。二月，玄宗賜守珪「輔國大將軍、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等職，因此詩中用御史大夫以稱張守珪，實無任何貶抑之意於內。

嗣後，依附東突厥之契丹及奚部又叛，侵擾唐邊。開元二十七年守珪部將趙刊、白真陀羅假傳守珪將令，命平盧節度使烏知義擊奚而敗績，事後又諱敗為勝，並賄賂玄宗派遣調查事件真相之牛仙童，東窗事發後，為玄宗貶至括州（今浙江麗水）縣。到任未幾，於廿八年五月六日遘疾，疽發背，薨於廨舍。依《張守珪墓誌銘》所載：「上聞而傷之，有詔贈涼州都督。以開元廿八年十月廿日返葬於北邙之新塋，禮也。」足見玄宗對此鎮邊將軍之功績，依然盈掛於心。而高適此詩寫於開元二十六年，乃附和當時出塞而還友人而作，而守珪彼時仍掛帥幽州，與二十七年諱敗之事仍有一年之隔，因此說《燕歌行》一詩乃譏刺守珪軍備廢弛、縱容屬下之作，實不知何所為據。而近人又以開元二十四年安祿山進擊奚、契丹等部之敗績為由，將此詩所諷諭之對象改為安祿山本人，則亦錯亂時序，誤植史實矣。想安祿於二十四年後以白衣展效（亦即撤去官職戴罪立功），而二十五年時，守珪仍以少兵獨自大破契丹，是以《燕歌行》一詩，既不諷張，亦不諷安，所諷者，連年兵禍，民難安生而已。

話說開元二十四年，守珪鎮幽州並獲玄宗賜爵御史大夫後，再度派平盧將軍安祿山進擊契丹與奚，祿山因輕敵冒進，為敵所敗，守珪遂依軍法奏斬祿山「執送京師，請行朝典」，將祿山生殺之權交付上級裁奪。當時宰相張九齡奏劾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教戰，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但玄宗「特捨」之，張九齡覆奏道：「祿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臣請因罪戮之，冀絕後患。」玄宗見文，竟然批示：「卿勿以王夷甫知石勒故事，誤害忠良」，宥免了祿山的死罪。此後，安祿山平步青雲，於太平期間，身兼河北三鎮（平盧、范陽、河東）節度使，並受封為東平郡王，直至天寶十四年十一月，終於起兵反唐，成就了《長恨歌》裡「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的經典名句。

趙翼在其《二十二史劄記》中，針對安祿山執送京師之事，先抱懷疑態度，以為是「乃傳聞之訛」，然後又說是「是祿山送京當斬被赦，又係當時共見共聞之事」。蓋趙翼以《唐書‧張九齡傳》有執送之事，資治通鑑亦載之，然《唐書‧張守珪傳》則付之闕如故有此問。惟考之唐姚汝能所撰《安祿山事跡》一書，則明載「二十四年，祿山為平盧將軍，討奚、契丹失利，守珪奏請斬之…，玄宗惜其勇銳，但令免官，白衣展效。九齡又執奏，請誅之。」而兩《唐書》所載事跡，亦不外於如此，是以安祿山「執送」京師一事，當屬事實。至於《資治通鑑》兩百一十四卷所載：「開元二十四年，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左驍衛將軍安祿山討奚、契丹叛者，祿山恃勇輕進，為虜所敗。夏四月，辛亥，守珪奏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耶，奈何殺祿山？』所歸亦惜其驍勇，乃更執送京師」等語，實乃誤錄《安祿山事跡》中所載安祿山未發跡前之史實：「開元初，…張守珪為范陽節度使，祿山盜羊姦發，追捕至，欲棒殺之，祿山大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兩蕃耶？而殺壯士！』守珪奇其言貌，乃釋之。」由是知，精確如司馬氏之《資治通鑑》，難免亦有其失。

安祿山始受知於張守珪，從捉生將、偏將、養子、員外左騎衛將軍、衙前討擊使，以至平盧將軍，在在皆守珪提攜之恩！然一旦討奚、契丹失利，守珪依然依律奏請軍法從事，毫無妥協情面，以是知守珪軍令嚴明，不分親貴，而絕非後人以高適《燕歌行》一詩所述故事，逕以為乃譏刺守珪之含沙之言。而祿山執送京師後，雖兩經張九齡請行朝典斬首，然命大不死，終為玄宗以「王夷甫知石勒故事」為由所宥。此後安氏攀龍附鳳，賄賂關節，因而一路青雲扶搖直上，大權在握、重兵在手，乃能於天寶十四年十一月九日「以馬步相兼十萬，鼓行而西，以誅楊國忠為名」攻略京畿，釀成唐室大禍，直至史朝義於寶應元年十二月為李懷先所殺，前後擾攘中原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亂」方才蕩平。此後，唐室元氣大傷，國運沒落！就在籓鎮割據，節度使擁兵自重下，再經黃巢之亂，京畿復陷，中國歷史「五代十國」的紛擾命運，也就難以避免了。

祿山「受知」於張氏守珪，知其驍勇善戰，因而官運亨通，亦「受知」於張氏九齡，知其面有逆相，幾乎梟首示眾！人生時運之不同，遇人之差異，真何可以道理計哉？

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小兒誦讀白居易《琵琶行》，首言：「元和十年，予左遷九江郡司馬」，遂問我白居易到底為什麼會貶官到江州！誠然，《琵琶行》與《與元微之書》兩文，確實皆未言明白氏遷謫江州之故，因此略敘梗概，以為其解。

話說唐獻宗元和十年六月，宰相武元衡遇刺於家門口，白居易聞聽後立即上書，奏請輯補盜賊「以雪國恥」，並替武元衡申冤。然當時宰相以為居易之職屬於宮官之「太子左贊善大夫」，不當先諫官言事，心裡已經老大不愉快了！而此時居易的政敵，竟也說他「浮華無行」，並舉白氏母親因看花而落井身亡，但白居易竟還寫《賞花》及《新井》兩詩，是以不合理教，更不宜繼續留在宮中。因此，宰相遂奏貶白氏為「江表刺史」。無奈詔出後，中書舍人王涯又落井下石再度上疏，認為白居易所犯的罪狀，不適合給予治郡的刺史之職，於是後詔追前詔，改授白氏為「江州司馬」。如此，白居易上書為武元衡被刺請補盜賊乙事，本來是件理有必然的事，但竟成為政敵攻擊的口實，為此貶了官，出了京，多少令人有些想不通前後所以。

至於武元衡被刺，則是因為元和八年武氏再任宰相後，力主譾除籓鎮勢力，以鞏固憲宗的領導地位，而當時吳元濟（淮西節度使之子）、王承宗（承德節度使之子）、李師道（淄青節度使）三人暗通款曲一直與朝廷作對，其中王承宗又因上書請求朝廷赦免吳元濟叛亂所寫的文件「辭禮悖慢」，受到武氏喝斥，因此王承宗也立即上書憲宗參了武元衡一本，兩人在皇帝面前彼相攻訐鬧的很不愉快！顯然，王承宗將武元衡持續主戰，且不給面子的情形，一五一十的都告知了死黨李師道，李師道於是買下殺手，在六月三日武元衡上朝東方未白之際，便給了武氏致命一擊，先是重擊了他的左股，而後將他的頭顱都給揣懷了去，唐朝宰相橫死街頭，這是什麼景象！

武元衡之死，必需回溯至元和九年閏八月十二日，吳元濟父親淮西節度使去世，元濟請朝廷同意委為「留後」（續任節度使之意），但朝廷於憲宗即位起，便力主削籓，因此未予准許。元濟遂起兵反唐侵佔河南諸縣，並割據申、光、蔡三州。憲宗於是發六路兵近十萬人進討，雙方大戰僵持不下。於是元濟陸續上表請求赦免叛變之罪，然朝廷在武元衡、裴度等人之主政下，堅持不准，王承宗亦上表為元濟疏通，但為伍元衡所喝斥。於是，與吳元濟、王承宗互有勾結之淄青節度使李師道，遂暗下盤算，意欲刺殺堅持主戰之武元衡及裴度二人。

元和十年六月三日清晨未曉之際，武元衡為盜割去頭顱，橫死於宅東北隅牆之外，而裴度亦遭狙擊，一出家門便遇賊三次攻擊，傷首、墮馬、入溝，並賴從人王義捨身護主，方逃過一劫。一日之間，重臣一死一傷，多數大臣遂建議罷兵赦免元濟，但憲宗此時卻堅定異常，執意繼續譾除籓鎮。元和十二年，裴度自請赴前線督師，唐鄧節度使李愬雪夜襲蔡州，擒下吳元濟。十三年，王承宗獻地謝罪，十四年二月，李師道為自家大將劉悟所殺，於是，天下大定，史稱憲宗「元和中興」。就此觀之，憲宗之中興大業，與武元衡之死、裴度之傷有重大關係，而白居易在此過程中，首先上書請補盜賊，並因而遭貶出京，而後方有《琵琶行》之作，歷史的脈動，將所有的偶然連在一起，白居易躬逢其勝，也算是留名青史了。

武元衡是死了，但諫官竟然未立即上書，反倒讓白居易這個「太子左贊善大夫」搶了頭香，這或許也是白氏受人糾舉，硬是說他「浮華無行」、「甚傷名教」的原因之一，白氏越俎代庖，而又奪了他人的禁臠，能不得罪人嗎？只是，背後的原因不能明說而已！此外，憲宗曾經對李絳說：「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於朕，朕實難奈。」趁此機會，皇上給白氏一點顏色，讓他知道皇帝才是老大也是有可能的。

白居易真的「浮華無行」、「甚傷名教」嗎？白居易確有能歌善舞的歌妓「樊素」、「小蠻」兩人，也曾寫過：「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的詩句，今天形容女子所用的「櫻桃小口」、「小蠻腰」，其實都是白居易替大家留下的文化遺產！至於《長恨歌》、《琵琶行》裏的名句，就多的不便數了！唐代文人狹妓成風，白居易應當不怎麼例外，如是，又何必眾人皆醉白獨醒呢？那些歷史上的是是非非，也如其詩所述：「來如春夢不多時，去似朝雲無覓處」，一切就樂天隨緣吧。

元和十年，白居易的好友元稹亦貶為通州司馬，聞居易左遷，悽然的寫下他的心境：「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坐起，暗風吹雨入寒窗」，樂天讀至此，也心痛的回應：「此句他人尚不可聞，況僕心哉！至今每吟，猶惻惻耳」！而那個在《琵琶行》裡「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的「長安倡女」，在默守空船之際，心中又有多少的空虛無奈？至於身首異處的宰相，誰又能還得其命？歷史上，淪落天涯的，永遠不止一人，得能相逢，就都當作故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