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骨」正史談萬曆

明神宗萬曆皇帝，十歲即位 (1573)，而後在位四十八年，其間卻有近三十年不上朝理政，直至去世(1620)的歷史紀錄，這確實是中外所絕無僅有的怪事。也因此，後世學者對萬曆之所以不朝的原因，紛紛提出「合理」的解釋，有說他眈於酒色財氣，是以體弱無法上朝者，有說他沾癮大麻，昏昏然無法聽事者，也說人說他為了皇位子嗣之爭，與群臣鬥氣硬是不上朝者，還有人有說他自我放逐，消極怠工，就是無意臨政者。另外，還有人說他確實是身體病痛不適，是以無法臨朝聽事者！一個萬曆，居於極位，掌管著偌大的國家，卻偏偏幽居不出，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說他眈於「酒色」，萬曆確實「曾經」有過酒色徵逐的日子，但如果說皇權在握卻不曾放肆幾回，歷史上的皇帝也確實沒有幾位！何況後宮佳麗如雲，就皇上而言，確實很難堅守！但是否真是因漁色過度因而「體弱」，除其本人外，我們誰也不知！至於說他沾癮大麻，吸食毒品因而渾渾噩噩者，學者自己都知道那還是歷史公案，有待考究。而皇嗣之爭，早非一日，與群臣鬥氣而不上朝，看似有理，但似乎也沒啥必要！皇家之事，其實群臣只能不斷建請依祖制而行，哪裡真能「過問干預」？至於說他身體長年不適，所以無法臨朝者，說的若是有理，那萬曆就必需「長年臥病」在床，無法行走才能有所解釋！據考證，明朝皇帝上朝，由寢宮而至議政大殿，約需走逾五百公尺之距離，如果萬曆不乘龍輦，這五百多公尺，顯然會是個問題！但那個皇帝不乘龍輦而行？以余臆度之，上述理由互有交絡，所以萬曆一旦「習於」不上朝，慣性之下，自然就越來越不上朝了！

閻崇年先生說萬曆有「六不」：不郊（不祭祀天地）、不廟（不祭祀祖先）、不朝（不臨朝聽政）、不見（不接見大臣）、不批（不批核奏折留中不發）、不講（不參加經筵講習，努力學習）！揆諸史實，顯然有所失義，萬曆皇帝事實上並沒有那麼糟糕，講白一點，萬曆其實是心病加身病，是以不爽而不臨朝聽事！黃仁宇教授在《萬曆十五年》一書中這樣說：「皇帝的放棄職責並沒有使政府陷於癱瘓。文官集團有它多年來形成的自動控制程式。… 北京的會試、殿試照舊舉行；地方官和京官按時的考核也沒有廢止。派遣和升遷中下級文官，用抽籤的方法來決定。… 對於這些例行公事，皇帝照例批准點。」如此再參看其他諸史，萬曆確實有些怠惰，但到也沒讓政務完全停擺！清修《明史》，有謂：「論者謂明之亡，實亡于神宗！」此話顯然是將神宗以後，熹宗、思宗兩位皇帝對荒疏國務的「貢獻」，通通給抹煞了。

萬曆有病確實是真的，依申時行《詔對錄》所載：萬曆自言：「朕病癒，豈不欲出！即如祖宗廟祀大典也要親行，聖母生身大恩也要時常定省，只是腰痛腳軟，行立不便。」如此，萬曆有「腰與腳」兩大病徵。嗣後，神宗持續「面目發腫，行步艱難」、「足心疼痛、步履艱難」。從這些記錄，應該可以合理假設神宗有腎臟疾病所導致排尿不順之「水腫」，以及精緻食物所導致之「痛風」等疾病。依據定陵挖掘報告，「萬曆生前，體型上部為駝背，從骨骼測定，頭頂到左腳長1.64米」，而且萬曆棺內有兩只金製藥罐，「金罐表面有多處嗑碰磨損的痕跡！」再依據《風雪定陵》一書所言：「棺內萬曆右腿蜷曲的痛苦形狀，還是屍骨復原後，右腿明顯的比左腿短的情形，都足以證明這位皇帝生前確實患有嚴重的足疾。」如此，萬曆生前還患有骨骼相關的病症，是以「駝背」、「右腿明顯的比左腿短」。萬曆非天生有病如此，此類病症皆陸續得之，而皇帝盡享有天下最優之御醫與飲食，卻依然病痛如此！不也令人欷噓！

萬曆到底有何骨骼之病？當北京口腔醫學院周大成教授，在對萬曆皇帝的口腔及牙齒進行鑑定後，發現萬曆帝竟然有「氟牙症」並出現棕色斑點！足見萬曆體內的氟化物係經長年累積，先顯露於牙齒，而後蔓延全身骨骼，終而導致骨關節畸型、功能受損而失去行動能力。同時，也造成萬曆帝神經系統、泌尿系統、及腎功能的減退。依據醫學研究：「由於氟骨硬化、腎周圍組織骨化、椎管硬化和椎間孔變窄等，可使脊髓和神經根受壓，而出現腰腿疼痛。 當脊髓受壓時主要表現為肢體麻木、刺痛、感覺異常或軀幹束帶感，肌張力增加或截癱，大小便失禁。當神經根受壓時，可出現類似腰椎管狹窄症，表現為腰腿痛」。如此，萬曆皇帝之根本病因，顯係攝食過量之「氟元素」所致，終而侵入骨髓而成氟骨症，最後導致「腰痛腳軟，行立不便」、「面目發腫，行步艱難」、「足心疼痛、步履艱難」、「駝背」、「右腿明顯的比左腿短」。看來萬曆之苦，外表而外，也確實苦到骨頭裡去了！病痛纏身的難處，學史而不知醫的人，好像都難解其中蹊蹺！卻歸納成縱慾於酒色財氣之上，難怪萬曆帝要氣的將上書之人予以削職為民了。果如此，若不是萬曆服食含氟元素過量之丹藥，因而導致中毒，那北京當地之「水源」，在明代即有可能受到嚴重污染，方會使萬曆帝發生氟骨症的病徵，若不查明，其影響層面確實令人憂心！

趙明誠《金石錄》序有云：「若夫歲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考之，其柢梧十常三四，蓋史牒出於後人之，不能無失，而刻詞當時所立，可信不疑！」而今考萬曆帝不上朝之謎，當可以以「骨」正史！其人確有氟骨病痛有以致之，而絕非刻意荒疏國政！再從萬曆地宮所發現的孝靖皇后墓志，對照《明史》，發現其卒年應該是萬歷三十九年十月，而非《明史》所載之四十年四月！以出土文物證諸歷史，宋代趙明誠（李清照的夫婿）顯然已經相當清楚！只是，趙氏應當不知，除金石外，而今還可以以屍骨正史！

徽章不死，只是不再璀璨

父親軍旅屆齡退伍，轉戰商界，退休後讀書自娛，以寫作為樂以迄天命終老。我與父親相處四十三年，父親卻鮮少對我提及從前種種，偶見語及，也僅是在幾個舊友造訪的時候，淡淡的說上幾句，似有若無，一下子便帶過抗戰、內戰的日子！父親去後，家兄函信告知人在太原的堂姐，堂姐覆信：「叔叔走完了他傳奇的一生！」父親究有什麼傳奇？我確實不知，但我確信，父親多年掛在口中的「勝利獎章」乙事，則當值得為之一記。

八年抗戰，父親因「抗戰期間，著有勞績」，於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十日，獲當時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先生頒發「勝利獎章」及「證書」乙只。而後內戰轉劇，家父隨軍穿豫、過魯、次粵，而後血戰定海，懸頭顱於腰際，因命在度外不遑他顧，是以早將獎章遺失。雖如此，那枚遺失的獎章，較之其它所有勳獎，卻是父親口中最大的榮耀。父親說：「當時第一批獲頒勝利獎章者，山西省僅有三人！」如今雲煙已杳，父親所言是否確然，我無法查考，但那只證書，卻不斷激起替父親所勾勒的影像：「想當年鐵馬金戈，氣吞萬里如虎」！父親那段戎馬倥傯的歲月，他從不曾對我多言，或許「大陸都丟了」，又還有何榮耀可言？更何況，那段激情燃燒的年歲，是無數同胞所共同寫就的歷史，而父親只是有幸與英雄共事而已。也因此，在父親晚年的筆記中，對戰爭中所犧牲的同袍，以及面對生死所生成的堅貞情誼，有著無限的感激與懷念。

一年，母親不知於何處尋獲「失蹤」已然近四十年的那只證書。父親欣喜，總算可以「證明」當年之豪氣為真，遂請余妻代為框裱，妻因它故不克前往，遂囑余將之攜回。至店，師傅將裱框好的證書還予我，並說：「這麼舊的東西還要裱框幹啥？上面竟然還有蔣中正的名字！」我無以為言，父親當年「國民政府為李忠禮在抗戰期間著有勞績」的字跡尚且在目，而今垂耄老矣，殘存的當年之勇早不值一提，而剩下的，只是不負少年頭的煙塵回憶而已。師傅之言，顯然不解在那個年頭，中國軍民是如何用命、用血，做為換取勝利的代價。老兵已死，記憶早凋，那張泛黃斑駁的一只證書，如果我不記得，那還有多少人願意記得？

屬於父親的那枚獎章，遺失何處？語謂：「人亡弓，人得之」，或許真不需要予以計較，而撿拾者，也未必深知其意！至於那只多年後才裱框的證書，既已無人識得，則顯然也只是為了填實父親曾經的記憶罷了。徽章不死，只是不再璀璨，那些屬於父親所有的故事，屬於那個時代長輩們的點滴，不管有無傳奇，理應值得記憶，至少對那些在中國歷史上，用性命與血汗澆鑄抗戰勝利果實的同胞們，我們都應該給予當然的尊重與敬意。

父親晚年寫道：「甘於平凡、樂於平凡」，那曾有的傳奇、過往的激昂，都已嫣然一笑隨風而逝，而所留下的，則是金石可鏤的徽章，以及歷史的共同記憶，只是，一切的曾經，都已都不再璀璨！

求賢之詔，得賢之效

予觀「朱元璋」一劇，中有洪武三十年「南北榜」之爭，劇中大意說是李善長與宋濂兩人為主、副考官，榜發（春榜）之後，所取五十二名進士竟然皆為南方之人，因此引發北方考生不滿，以為其中必有貪墨之事，京城遂為之騷動。於是，朱皇帝下詔於大殿之上重驗諸卷，說是此為大明王朝第一次開科取士，怎麼可以重南輕北，盡取南方學子？而後，朱元璋替北方應試者另開一榜（夏榜），兩榜並立，以平息眾怒云云。雖說該劇為求 戲劇效果，難免誇飾而悖離史實，但因此一歷史事件對明後之科舉有重大影響，確實值得提提相關錯誤所在！

話說明朝立國，係於洪武三年頒佈「開科取士詔」，並令各省連試三年，以後再三年一試。開科之後，發現所取之人皆為年少書生，不識時務，遂下令停試直至洪武十五年方才恢復。再而後，洪武十七年，朱元璋頒佈「科舉成式」，自此明朝之科舉制度與標準正式確立。如此，洪武三十年的開科取士，已然有成例在前，絕非明朝之首回開科！至於所取五十二名進士皆為南人，顯然也是歷史際會的極大偶然！此為朱劇第一誤。

又，洪武三十年之主試官並非「李善長」與「宋濂」兩人，而是已經八十餘歲為人慷慨，不設城府，自號「坦坦翁」的劉三吳，以及白信蹈等二人。何況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長已經因「知謀逆不舉發，狐疑觀望懷兩端，大逆不道」的罪名給處死了，至於宋濂，更早早於洪武十年，因受其長孫宋慎牽連於胡惟庸謀反案內，於流放四川茂州之途中，因畏葸不測之罪，也於夔州自縊嗚呼哀哉了！此劇將李善長及宋濂的名字硬掛在「南北榜」上，無非盛名之累！自然，死人是不會當上主、副考官的，此為朱劇第二誤。

此外，當學子鬧事於春榜榜發後，朱元璋並非於大殿之中要求眾臣重新驗卷，而是將第一試的相關考官通通送進大牢，再命侍讀張信、侍講戴彝、右贊善王俊華、司直郎張謙、司經局校書嚴叔載、正字董貫、王府長史黃章、紀善周衡和蕭揖等人重新驗卷，並期簡選北人入榜！可惜張信一樣頑固，以北人文理欠佳不敵南人，只能列名於孫山之後，是以堅持不改春榜結果！朱元璋為此大怒，將下令白信蹈、張信以及同科試官司憲、王侈華、張諫、嚴叔載、周衡、王揖等一干考官問罪並凌遲處死，劉三吳則因年老並曾為太子之傅，遣戍邊關，其餘干係諸人則獲罪不一。之後，朱元璋親自進行策問，重新遴選六十一位進士，夏季榜發，所取則盡為北人！南榜之人全數罷黜斥退！史實如此，顯非劇中所謂「另發一榜」，兩榜並重，此為朱劇第三誤。

一場「平衡南北」的政治權術，打敗了應該以「文理論說」開科取士的公平原則，朱元璋雖然於次年日落棲霞長眠孝陵，但也自此開啟了考試加註「南、北卷」的特例，更於仁宗朝時，確立了會試按地域分配名額的「保障制度」！爾後，不止進士名額有了配比，連欽點之狀元，也會先考慮地域因素，而後傳臚報喜。清朝陽湖趙翼（甌北），殿試名列第一，本應大魁天下，卻因地域考量，為乾隆帝改置第三，而將未曾出過狀元的陝西人氏王杰，改列狀元，而此南北配比的制度，也一直維持到清朝光緒科舉落日為止！

方孝儒於洪武十五年，在其《與鄭叔度》一書中，曾悲痛的指稱：「近時海內之名之士，非貧困即死，非死即病」，這幾句話，其實暗指的是朱元璋稱帝後，透過「文字獄」，對文士所進行的殘殺行為，這也就難怪明朝士大夫上朝，都必需先與家人絕決，以免一朝罹禍，連句告別的話都來不及說！朱元璋雖說「惟才是與」，但取士後卻又多以細故而殺之，李善長、宋濂等尚不可免，何況他人？那些受朱元璋之命纂修《元史》的文士如高啟、王彝、陶凱、高遜志、傅恕、張孟兼、張宣等，獲罪無日，非死即流！幾人得有善終？南北榜後，朱元璋自言：「朕臨御三十年矣，求賢之心夙夜孜孜，而鮮有能副朕望，任風憲者無激揚之風，為民牧者無撫字之實」，「雖求賢之詔屢下，而得賢之效未臻」！此種慨嘆，實非他人之過，蓋遇有小錯即大加殺戮，賢者避禍唯恐不及，又何敢激揚以赴？

《說苑》裏有個故事，說是趙襄子被智伯圍於晉陽，圍解之後賞有功之臣五人，其中「高賀無功而受上賞」，張孟不解，問之趙襄子，趙回答說：「在拘厄之中，不失臣主之理，惟賀也！子雖有功，皆嬌寡人，與賀上賞，不亦可乎？」孔子聽到這事，感嘆的說：「趙襄子可謂善養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理矣！」我們回頭看朱元璋的例子，淮西勳舊在胡惟庸及藍玉兩案中，幾乎株連殆盡，昔日功臣，而今都成「嬌兵悍將」而盡殺之，何人還敢效力？而開國元勛如韓國公李善長，於七十七歲之齡亦難逃細故之死，至於宋濂等大儒，在朱的眼中，不過一介「文士」而已！既無感激更無尊重，如此開國皇帝，當然不是善於養士之人，而從於拘厄的淮西子弟，除湯和等少數人外，盡皆無法富貴而終，如此惡例於前，人才又哪裡願意投效身前？自然也就「求賢之效未臻」了！

士為知己而死，士亦因己知而去！取之則死之，去之則存之，有帝如此，即或廣求天下奇才茂等，為求一命，為「士」者，自然不立危牆之下，能不去之？

棗園著書，歷史如鏡

余讀《史記》，每每讚嘆史遷廣閱眾書，跡遍天下，方能「網羅天下放矢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成一家之言！然而，他所徵引的那些舊聞古書，早已百不一存，而史遷又不曾將徵引書目一一附錄，如今想要一窺太史公當日所徵所引諸書，亡逸無時下，已無由矣！想來心同此理，是以班固著《漢書》時，首創「藝文志」一例，將當代所傳書籍細予著錄，以供後人稽考。孔子嘗言：「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 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對於歷史文獻的整理、保存，其理易說，然苦於天災人禍，即或有金匱石室之所，想要傳諸永世，依然不易實現。

陳登原先生《古今典籍聚散考》一書，引《隋書 牛弘傳》，明言書有「五厄」，亦即：始皇焚書，赤眉入關，董卓移都，劉石亂華，魏師入郢，而後歷代續有兵燹之災、水火之禍、禁書之令，書之能否得傳，實亦有幸有不幸之別！李清照《金石錄後序》有云：「王播元載之禍，書畫與胡椒無異；長輿元凱之病，錢癖與傳癖何殊」、「蕭繹江陵陷沒，不惜國亡而毀裂書畫；楊廣江都傾覆，不悲身死而復取圖書」！書籍的命運，始終與人的命運連在一起，所愛、所藏、所惜，何得而永遠？蓋當時，因靖康之變，清照環視盈箱溢篋諸書「且戀戀，且悵悵，知其必不為己物矣」！無怪乎清照續云：「然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所以區區記其終始者，亦欲為後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昔曾寶之、珍之，重金而購之；而今，毀之、壞之，穴壁負而去之，多年積蓄眼見隨風而散，其心中之痛，自然不足為外人所道。

明末，天下洶洶，崇禛死難景山，南明傾覆四王，遺老而有氣節者，多半抗節不仕，拒受徵召，其中揚州興化之李清便屬其一。康熙徵修《明史》，清以年老而拒，隱逸於棗園三十八年，讀書寫作以終。其所做「三垣筆記」、「南渡錄」兩書，詳實記錄崇禛、弘光兩朝眼見耳聞之事，實可補明史之缺遺。此二書後由其子李楠進呈康熙，雖文字對清朝大有貶抑，然康熙竟不以為意卻予大加褒勉。嗣後，前述諸書又著錄於四庫全書之內，並有提要。無奈，依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考》記載，乾隆五十二年三月抽驗四庫，發現李清所著之《諸史同異錄》中「稱我朝世祖章皇帝，與明崇禛四事相同，妄誕不經，閱之殊堪駭異。」於是下旨要求將李清所有著錄於四庫中之書籍「俱著掣出銷毀」！因此，原已收錄之《諸史同異錄》、《南唐書合訂》、《南北史合注》、《歷代不知姓名錄》四種，自此查抄，而其他李清所著諸書，一併為官府所禁。今日李清之書得能留存，實為甘冒大不諱之不知姓名者，私下所抄存乃爾。李清以深厚之史學基礎，寫就《歷代不知姓名錄》一書，而其所著諸書，竟亦靠不知姓名者所抄存乃得流傳，實不知是歷史的偶然，抑或是命運的必然？

如今，《三垣筆記》有中華書局版，其中將崇禛猜疑寡斷之個性表露無遺，而《南渡錄》則有上海古籍版，裡面「楊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殘酷歷史，在此泣血呈現！於是乎，崇禛末年以及弘光朝之南明信史，得以留存至今。而李清於紹興任職時所著之《折獄新語》（即今日之法官判決書），亦有長春人民出版社版為之印就，書內詳實記錄了明朝的法令判例及其個人見解！一個李清，在今天留給我們的，有其抗節不仕的清高氣節、有其敦厚的史學涵養、也有其法學的剖析邏輯，然若非今世殘存諸書，又何以窺見李清之學養與傲骨？易安居士《後序》中有謂：「豈人性之所著，生死不能忘歟？或者天意以余菲薄，不足以享此尤物邪？抑亦死者有知，由斤斤愛惜，不肯留人間邪？何得之艱而失之易也？」以余意度之，一個經歷三十八年自我放逐，足不出棗園之外的李清，其書得能留傳，禁之而不絕，毀之而不滅，或許，這就是上天的福報，其意正欲留之予後世也。

無錫錢海岳先生，窮四十年之心力，耙梳蒐羅潛心研究，方乃完成《南明史稿》一書共百二十卷，其中引用典籍達三千四百餘種，而後先生受文化大革命之牽累，竟為紅衛兵強押至孝陵（明太祖朱元璋之陵墓）頂推下活活摔死。先生去後，該書草稿隨即失蹤，賴顧頡剛及錢先生後人之奔走搜尋，書稿乃由錢氏之女婿堵仲偉尋獲重現，再而後由中華書局校刊並於2004年印行。此書所引三千四百餘種文獻，絕大多數燬於文化大革命火炬之中，若非錢先生之徵引，在「文獻不足故也」之下，日後又有何人可窮四十年之力，專注於南明之史？此書文稿之再現，之得能印行而存世，正有若李清諸書，天不喪斯文，不知是明室之幸抑或今人之幸！而此書日後能否流傳，並如顧氏所言「置諸《明史》之後」，則非今日所能得知也。

書有幸與不幸，人何嘗而不然？我自高中開始購書，收之、藏之、寶之、惜之之書，當不下數千冊矣，覽之、觀之自得其樂，遂刻印「獨樂齋」一枚以誌之，如今雖亦盈箱滿篋，書滿為患，然他日我歿，去留何託？當亦「必不為己物」！遂思易安所言：「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聚散無常，於書亦是如此，試問《永樂大典》今何在哉？四庫館閣幾多存焉？所恨我輩難以看透七情六欲，所苦不亦正在斯中？難已哉！又何怪哉？我非易安筆下好古博雅之人，然書癡如我，既明聚散無時，是以謹檢附書房照片兩幀，以記今日所有，眾樂、獨樂又何所謂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