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樓前送辛漸，隨園書中借黃生

唐詩三百首，中有王昌齡「芙蓉樓送辛漸」一詩，其中「一片冰心在玉壺」乙句，名傳千古，將王昌齡自己不苟於時的抱負，說的是冰清玉潔，但遺憾的是，這位在歷史上以「七絕聖手」聞名於世的詩人，竟然因「不護細行，屢見貶斥」（依《舊唐書》所言），最後在安史之亂時，「以刀火之際歸鄉里，為刺史閭丘曉所忌而殺」，一代詩人死的不明不白，只能令人抱憾。所幸因果報應循環，依辛文房《唐才子傳》所載：「後張鎬按軍河南，曉衍期，將戮之，辭以親老，乞恕，鎬曰：『王昌齡之親欲與誰養乎？』曉大漸沮。」最後是張鎬替王昌齡報了生死大恨。

「芙蓉樓送辛漸」係送給「辛漸」，而辛漸究為何人？便查諸書，均說是「作者朋友」，卻無具體記載。如此，顯然其人事蹟不顯，是以史失其名，然王昌齡與辛漸的感情卻似非比尋常，除此「芙蓉樓送辛漸」所做兩詩之外，王氏另有「別辛漸」一詩，詩云：「別館蕭條風雨寒，扁舟月色渡江看。酒酣不識關西道，卻望春江雲尚殘。」如此說來，辛漸與王氏之交情必有過於他人之處，否則不至兩送其人且皆有記詩。王昌齡於今存詩已然不多，而辛漸更是杳杳於史冊之外，若非昌齡「冰心玉壺」乙句，恐怕亦早已遺逸不知所蹤矣。

袁枚曾作《黃生借書記》一文，將其少時家貧借書不果之過程，寫之如下：「余幼好書， 家貧難致。有張氏藏書甚富。往借，不與， 歸而形諸夢！」如此，黃生者何？若非袁枚自敘於前「黃生允修借書。隨園主人授以書而告之」，則黃生之名必將失傳矣！而今黃生竟靠隨園主人一記而傳名於後，幸抑不幸邪？而記中所謂「張氏」，因借書不予，是以袁枚刻意諱之，並於記尾說道：「惟予之公書與張氏之吝書若不相類。然則予固不幸而遇張乎， 生固幸而遇予乎？」如此看來，袁枚雖隱諱張氏之名，但張氏之名，鑑於袁枚之盛名，於當世又豈真為人所不知？名之傳與不傳，隨時間之流逝必有不同結果！我輩真欲求名於後世，歷史也未必為我等傳名於後！黃生有幸，以袁枚一記，是以迄今尚能留名！惟他日此記若遭厄而失傳，黃生與張氏何異？又豈有其名哉！記，則可傳之；不記，則必亡之。試問：有誰能知當日袁氏向張氏所借之書，與黃生向袁氏所借之書，又究為何哉？

有幸有不幸，辛漸因王昌齡之詩句而傳名於世，黃允修則因借書於隨園之主人而留名，彼二人係有幸之人，較之史書中成千上萬不載其名之人物，當可以含笑而去矣！明末清初之李清，有感於人名之湮沒，遂以其史學修為，以二十一史為主，兼採稗官野史可信之事，將史傳中載其「事」而「有名無姓」或「有姓無名」者，錄成五十四類，蒐羅而成《歷代不知姓名錄》一書。如此，彼等雖不以姓名聞世，但也算是另類的青史留名！

人有記與不記之幸與不幸，而書亦有傳與不傳之幸與不幸，辛漸與允修是幸，然《歷代不知姓名錄》乙書，先入四庫，後又撤除銷毀，今傳孤本，雖藏於北大，卻已然殘缺不全，假以時日，此書能否續傳，端看後世記與不記，與幸與不幸而已。

讀書應心細，為文當小心

寫完蕭炅「伏獵侍郎」以及李林甫「弄獐宰相」兩則史實後，筆尖尚有餘意，遂續寫韓昶「根銀致誚」以及個人之故事如下。

韓愈號稱文起八代之衰，家世雖不顯赫，但也幾代官宦，頗具淵源。曾祖父韓仁泰曾任曹州司馬；祖父韓叡素歷官桂州都督府長史；其父韓仲卿則卒於祕書郎任內，與杜甫、李白皆係好友。傳至韓愈一代，長兄韓會，官至中書起居舍人；次兄韓介，曾任率府參軍；韓愈自己則曾官拜國子監祭酒；韓愈的長子韓昶曾任職戶部郎中；次子韓州仇則官至富平令。而韓昶之子，韓愈之孫：韓綰、韓袞兩人都是進士及第，同時韓袞還是唐懿宗咸通七年丙戌科的狀元！如此看來，韓愈一族，文風鼎盛，勇於仕進，八代不衰！

雖如此，「名父之子」韓昶在集賢院校書時，因史書研讀不精，曾經一再錯改「根」字為「銀」字，而受他人譏誚。唐朝李綽所著《尚書故實》有云：「史傳有金根車，韓昶以為誤，改根為銀。」此一故事不載於《新唐書》、《舊唐書》正史之內，而首為李綽所揭露。其後，五代劉重遠所著之《金華子雜編》記述同一故事如下：「集賢韓昶，名父之子，雖教有方，而性頗暗劣。及為校理，史傳中見說金根車處，皆臆斷之曰：“豈其誤歟？必金銀車。”悉改根字為銀字。至除拾遺，果有諫院不受。」再而後，宋朝黃朝英所著之《靖康緗素雜記》卷十也說：「韓愈之子名昶，嘗為集賢校理，史傳中有說金根處，皆臆斷之，曰：『豈其誤歟？必金銀車也。』悉改根字為銀字。」如此，韓昶將「根、銀」二字錯置的笑話，便藉著唐朝李綽、五代劉重遠、宋朝黃朝英所著之文章，一路流傳了下來。因為讀書細心不足，以己意誤置一字，便惹來那麼大的笑話！設若，韓昶不校書，抑或，他不是韓愈的兒子，狀元韓袞的父親，那麼這一個字，應該不會引起如此大的風雨。

宋洪邁《容齋隨筆》對於錯字議題，亦有如下記載：「文書一字之誤，有絕係利害者，余親經其三焉，至今思之，猶為汗下。」細看，洪氏將「長春」寫為「萬春」，將「不學詩，無以言」的言字寫成「立」字，將「茲屢夏正，載頒漢朔」的夏字寫成「周」字！於是洪邁「悚然面發斥」、「愧謝」指正之人。如此看來，洪邁確實相當謹慎自覺，也就莫怪他在「作文字要檢點」一篇中，更拘謹的寫道：「作文字不問工拙小大，要之不可以不著意檢點，若一失事體，雖遣詞超卓，亦云未然。」以此例觀之，錯字會是件「失事體」的大事，怎可輕忽？

余服役頭份時，佟振東長官，曾將我喚至副旅長辦公室門外，隨即將公文奮力擲摔於地，並且大聲斥責「你寫的什麼公文！」余撿回公文觀之，中有錯別一字。當時心中實有不服，奈何以一字之錯誤，需要將整份公文羞辱擲出門外？有此教訓，爾後呈送公文，遂小心謹慎唯恐有失。隔時，佟副旅長又將我喚往，入室，以公文復見一錯字示余，余羞赧不得言。副旅長遂謂：「先前擲公文於地，係要爾切記『文如其人』，不得輕忽。今既已長進，偶然錯誤，提點即可。」自是而後，余為文雖仍難免錯別，但謹慎在前，倘有誤植，當絕非輕忽所致。

弄獐宰相因「杕杖」不分貽笑大方，韓昶亦因「根銀」誤置而致誚後世，相較於前者，我輩何德何能？是以僅能效洪邁「作文字不問工拙小大，要之不可以不著意檢點」之精神，用心努力而已。「一字褒貶」歷來即為中國之歷史傳統，如此，「一字之差」，又豈能不謹慎者再？

選擇沈默，豈無主張

雍正王朝及朱元璋兩劇，不約而同的演出了兩段選擇沈默的劇情。其一是朱元璋面對陳友諒大軍來襲，詢問「戰」、「降」、「和」應對之策時，在諸將各自表述後，劉伯溫卻靜默不言，以沒有「想清楚」為由而暫不作答！另一則是雍正在提出旗人耕地務農自食其力的政策後，但見左右近臣各抒己見，獨唯張廷玉沈默不語！結果，此二人在庭議之後的獨對，均遭到上位者的斥責，指為「虛偽」，詈為「從眾」！是以強求兩人表達己見。於是，劉伯溫具體建議攻戰之策，而張廷玉也明確提出旗人耕地之方。

試問，兩人何以選擇於公眾沈默不言？卻於私下對問提出答案，且均切中上位者所想並為採用？在如今的公司會議裡，當主管詢問眾人建議，那一次不是膽敢發言且切中時弊者少有，而多數人則選擇「沈默」以對，其中道理究竟為何？想劉、張兩人胸中自有丘壑，於眾議之時，意在不以言舉禍而已！於大堂言之，得當，必遭小人狹心報復之禍，不得當，則進退難免失據，有失重臣體面，計算於心，是以靜默不言。待上位顯器重之意而予獨問，度上位之意而後言之，又豈有不中之理？韓非《說難篇》有言：「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與他人言，在體察彼等之意，而後以辭巧說之爾。

古來伴君如虎，今日企業何嘗不然？喜之愛之，則優渥有加言聽計從，惡之恨之，則以人廢言去之後快。喜怒哀樂愛惡欲，生死耳目口與鼻，有何人可以充分掌握上位之七情六欲？即或得能掌握一時，又豈能全終一生？豎刁、易牙、開方，為君烹子、閹身、避葬，其結果對君對國又如何？明乎此，愛君十分實不如多愛己一分，伺候他人之喜好愛惡，亦不如多給自己空間一方半畝，能不落入「不得已」之田地，自然天大地寬。

歷來能臣賢相，必先遇明君聖主，方得一展其華。有唐太宗李世民之恢弘氣度，乃有名相如房玄齡、杜如晦，有諫臣如魏徵者流；而世有宋高宗建康避禍之居心，是以秦檜能下十二道金令，網羅莫須有之罪名，即有岳飛、韓世忠等如虎名將，實亦孤臣無力回天。如此，臣之所以為能臣，之所以能克盡其力，實有賴上位賞識之，器重之、任用之、鼓勵之、不疑之。若上位者所用非人，卻一樣重用而不疑之，那屬下也只能選擇沈默，持祿養恩無所作為以避禍矣。

語謂：「企業之成長極限在於經理人能力之極限」，聧諸企業歷史，果然如此！企業經理人之眼界高低、心胸格局，確實影響著事業之成敗。然經理人之眼界與心胸，若非天縱英明或刻意培養，實亦不易獲致。因而輔佐企業經理人之各部門主管，便需分擔視野高低、格局空間此一責任與重擔。企業主有無能力慎選適合的主管齊心協力，恰如歷朝歷代君主之遴選宰輔一般，興亡成敗轉瞬之間，其責依然首在經理人身上。明崇禛皇帝有言：「朕非亡國之君，而臣皆亡國之臣」！哀哉！有如此昏聵君主，手握權柄卻卸責於屬下，宜乎明室之傾覆也。

近日，企業有求建言諍語以期突破，緘靜中，有噩噩之士；書諫內，有剴剴之言，若真能效朱元璋、雍正帝之「獨對」，許以暢所欲言，而非立即以既有知識做價值之判斷，則或許，有劉、張之才者，方得一展豪情大抒塊壘，除弊興利發聵振聾，若混諸公眾為大堂之言，或喝斥以顯職級之分，宜其沈默不言也矣，宜其持祿養恩也矣，能不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