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皇帝諸多不同的稱謂中，「陛下」、「萬歲」、「天子」是大家比較熟悉的，而近日的電視劇中，宋代的皇帝稱做「官家」，明代的皇帝則是「上位」，名稱不同，寓意也有別，值得玩味些許。
話說秦王嬴政統一天下後，以「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所以要求屬下「議帝號」，最後嬴政決定合用三皇的皇，五帝的帝字，便成了沿用後世的「皇帝」，那年是西元前221年。同時，李斯等人還建議以「命為『制』，令為『詔』」，這些創制也為後世沿用，「奉天承運，皇帝詔曰」這句很熟悉吧！當然，政令的擬定與發布，不同朝代自有差異，而宋代替皇帝起草文書的筆桿子，官職就是「知制誥」，我們熟知的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蘇軾、蘇轍等都擔任過此一職務。蘇軾文集中的「外制集」和「內制集」，裡面即是擔任知制誥時起草的各式文書。如今的公文體制，其實都是先前制度的延續。
皇帝二字始於秦皇，而「紀元」則是創始於漢武帝劉徹。自有皇帝之稱整整一百年後（西元前122年），依據趙翼的考證，漢武帝於登基十九年後第一次使用了「元狩」的年號，並追認元狩前的三個年號：「建元」、「元光」和「元朔」。自此，過往的「帝王紀年法」改成了「年號」制，而中國人對「歷史時點」的記憶，便又更複雜了一些，天干地支之外，還要加上紀元與年序，是以若不使用中西曆對照表，時序還真的很難捋的清楚。好在朱元璋開創大明後，決定採用「一世一元制」，也就是一個皇帝僅使用一個年號，這個決策亦為清代的皇帝所採用，而後待皇權結束年號泯滅，民國繼起紀元丕變，對於時間的記憶，已然簡易了許多，而西曆記年在國際交流頻繁之下，也漸漸為大眾所接受。
宋代的皇帝被稱為「官家」，連宋太宗自己都不知道原因，在宋代田況《儒林公議》一書中，即記載宋太宗謂杜鎬：「今人皆呼朕為官家，其意未審，何謂也？」杜鎬的回答是：「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考諸古誼，深合於此。」所以「官家」，就是天下的最高統治者，不過是一朝一姓的天下！官家二字，其實於南北朝時即已使用，唐代亦復如此，但到宋代就成為皇帝的慣稱了，所以史家常以「李唐」、「趙宋」用一個姓氏，代表一個朝代，這與家天下是脫離不了關係的。至於宋太宗出身於軍人世家，雖然繼位後著重儒學之推廣，但對官家二字的原委理解有所不及，應該也很正常。至於杜鎬，他的事蹟見於《宋史˙儒林傳》，宋代《冊府元龜》此一皇皇巨著的類書，即是由杜鎬主導編修的。
「上位」二字，很好理解，我們在戰國的《管子》中見過：「故上位不能，而疆求為治者，智者亦不能矣！」此處之上位顯然就是一國之君，之後此二字在史書中持續出現，唐宋時期的文獻中也依然可見。到了明朝，史集與個人筆記中對於皇帝的代稱，使用上位二字便已習以為常，或許多少都有「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的心態在內，一個朝代，總會有些標新的事情出現吧。
企業也有上位者，不管使用哪一個名稱，都必須是許倬雲先生所稱，引領眾人承擔責任的「頭馬」。當然，是頭馬決定了群體的方向，還是群體的動向選擇了頭馬，我們都必須在每一個歷史的個案中，替英雄與時勢尋找最適切的答案。但，一旦站在頭馬的位置，就必須擔負對群體的責任，那絕不會是一個輕鬆或簡單的職位。
記得歐陽修《瀧崗阡表》的結尾：「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每個人對於自己的職位，需記得都是一時的，都是多重緣分下獲得的，其中當然有自己的努力，更有老天爺與祖先的庇佑。惟不論自己的職位如何，長存憂患意識，懂得先憂後樂，或許能承擔的更好與更久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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