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弊保護」立法的些許感想

我國《揭弊者保護法草案》自2012年8月委託政大李聖傑老師進行研究迄今，幾經行政院、立法院、法務部、廉政署等單位之研擬、協商、決議、修正、審查，法務部終於今年三月四日以「第15版」送交行政院審查，至於行政院何時會有結果，就得看行政院的效率如何而定，然而經過十年持續不斷的修訂，也顯現出該法所牽涉的層面，需要極為謹慎的字斟句酌！

依據法務部廉政署所公開之最新資訊（發佈於去年八月八日，確定當為舊版），可見之《揭弊者保護法草案》總計十九條，而所謂之「弊案」，則定義於該法第三條之中，共有八項，其中第六項之下又有十四款違規行為之態樣！另據行政院網站所揭漏之草案內容（不確定版次），第三條所列之弊案共計八條，其中第七項、第八項分別以附表一、附表二列明所謂之「公告之犯罪、處以罰鍰之違規行為、應付懲戒之行為」，附表所涵蓋之法律規範甚廣，共四十三項法令、法規，足見該法所欲「揭弊」之內容與打擊之不法對象既深且廣。

至於對揭弊者之保護條文，則列於該法第七條，除法院之行政程序如舉證責任倒置等有利條款外，特別著重於保護揭弊者之「工作權」，包括「禁止不利於當事人之措施」、「回復原狀」、「損害賠償請求權」、「待業補償金」、「禁止揭弊條款約定無效」等等。訂定這些法條所欲得到之法律效果，其目的當在於提供揭弊者應有之保護，以及一旦遭受「不利對待」時，可以獲致必要之工作保障及損害賠償。雖如此，除非絕絕對對的必要，又有多少人願意走這一趟可以預期費時甚長的法律程序，而讓自己陷於「訟累」甚至「工作困擾」之中？

且讓時間回到王安石變法的年代！那時王安石大力推動《青苗法》，但下屬的執行單位，總會變出花樣做出違背該法本意的事，於是原本要貸給農民的「常平錢」（即是貸予農民用於青苗的貸款），下屬州縣竟然敢「不出本錢」卻向百姓討要利息這樣荒誕的事！這件事透過諫官李常傳達到了宋神宗的耳中，宋神宗於是詰問王安石何以如此，王安石聽聞後便要求李常告知是發生在哪些州縣的事，還要李常告知該州縣官的名字（所謂「具官吏主名」）。李常以諫官體制之故，不願揭露官吏的名字，於是被貶為管理書籍的「校理」閒官，然後外放華州當個通判！

李常是國家的諫官，基於職責，本就該無話不說，但宋神宗還是選擇支持了王安石，李常的職務也就不得不變動了！而變動的理由顯然就是「隱匿」甚至「說謊」，因為李常就是不願提供發生不出本錢卻索討利息的州縣官姓名。試問：李常在「上與安石如一人」的政治現實環境下，揭弊真有用嗎？王安石要求確認是哪些州縣又有錯嗎？匿名檢舉不對嗎？而具名檢舉又真的有用嗎？檢舉事件，一旦牽涉到具有權力的當權者，若如果沒有更高權利者的支撐，替自己帶來的，可能沒有什麼好處。顯然，鼓勵事後的揭弊，還不如慎選官吏及謹慎施政來的對國家、對人民有利。

回想1949年那個動盪的年代，台大學生李玉成因「檢舉」同學于凱，竟然遭到校長傅斯年與訓導主任鄭通和「開除學籍」的處分！結果，雖經議會、立委的多方疏通，當事人的多方陳情，甚至連老總統也接見了李玉成，但最後接替傅斯年的校長錢思亮，硬是依舊以「違反校規」為由，沒有讓李玉成復學。而于凱，最後也因政治因素為當局所抓補，最終成為六張犁亂葬崗中的一員！李玉成這個檢舉的代價，牽涉政治，牽扯兩岸，牽扯人事傾軋，牽涉校方的堅持，於是李玉成的復學希望最終成了無奈的犧牲品，但這段特別的歷史也永遠印記在下一代的記憶之中！請聽其女李芸玫在瞭解父親所遭遇的對待後，重溫父愛的講述，那是一段含著淚水與愛的心痛過往。試問：檢舉、揭弊、吹哨，真是一部法律可以解決的嗎？

曾經，有一個叫做「最高法院檢察署特別偵查組」的單位，其功能係在於「專責偵辦中華民國總統、中華民國副總統及五院院長、立法委員等中央政府高層官員貪污或重大經濟舞弊案」，於是在轟轟烈烈的辦過扁家密帳以及林益世受賄等案後，這個在2007年4月成立的「特偵組」，經過政黨輪替，於2017年1 月為蔡政府所裁撤，有如曇花一現，一現十年！然而隨政治氛圍的變化以及人民對清明政治的期待，「特偵組」三字在今年總統大選時再度浮上檯面，「恢復特偵組」成為候選人的政見之一，其目的即是在「查弊」，而且是察「大弊」，但這個政見隨當事人之落選而無法成就。如果本以「揭弊」為目的的特偵組都無法恢復，那一部《揭弊者保護法》，又可以產生多大的揭弊功能？

大家想像一下王安石當時面詰李常，要求出示州縣官姓名時的「畫面」，也試著感受一下李玉成檢舉于凱後，為學校退學求助復學無門的「辛酸」！在《揭弊者保護法草案》第十五版送達行政院重新審查的當下，你若是那個知道弊案的人，會有多少所謂的「道德勇氣」去做揭弊的行為？又能否承受揭弊後可能的不利結果？試問：「偵察不公開」有多少是真的不公開的？牆，豈真能不透風？偵察過程，知道的人一定不會僅止於「四知」而已。

具名陳述本就是困難的事，因為發生在網路世界中「肉搜」，以及「鍵盤俠」、「酸民」的大量攻擊下，眾口爍金確實難以自明，因此才會發生「匿名發表」，這種夏學理教授稱之為「不樂見之慣見」結果。如果匿名已成常態，某些因涉及刑事罪名所以要求具名檢舉的法令、法規，又真有多少人願意直接「驗明正身」的揭露自己？揭露自己的風險到底有多大？試問法律的保護又真的足夠嗎？就算足夠，當事人若想想公開自己身份的壓力，會有能力承受嗎？

美國總統選舉時的「水門案」發生於1972年6月，但一直到2005年5月，這名揭發竊聽案的「深喉嚨」才正式為社會所知曉！這超過三十年的隱匿，是為了什麼？答案大家應該不問可知。而我國的社會環境、政治制度、國民的法學素養都到位了嗎？還是，這就是打開潘朵拉盒子的必經之途？特偵組的檢察官，當年不都受人厚誣而不能自明？而依法審理扁案的法官，又何嘗不是為許多如今顏色正確的人所深深不諒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也都可以有政治立場，但「法」即是規範，可以有一定之量刑基準，但除法有規範外，不當因面對之人而有異，否則準繩既失必致紛亂。

只不知匿名「風聞言事」的時代，又要來了嗎？抑或，這個「廣開言路」的歷史篇章，會使更多的檢察官、法官依政治傾向而辦事？畢竟不是人人皆可為李常，有著自反而縮的能力，具備「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魄！然後，我們或許可以預知，會有更多的書記官、檢察官、法官累倒在持續增加的勞形案牘之中，甚至想不開？試問：「政治清明」會是因為法律的完備，還是人民具有良好的公民素養使然？再次想起《論語˙為政》的話：「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戒律遠不如倡律有用，人心之內，那裡面才有長治久安之道。

回看這幾年為人民所詬病的弊案，以及職司相關部門主管的回應，問題顯然不在法律之多寡，而在面對事情的擔當與態度！當前行政蘇院長回應立委詢問何謂「四維八德」時，院長的回應竟然是：「四尾土龍、土虱」、「桃園有八德」的解讀時，我們便可以知道，我們欠缺的，應該不是更多的法律，而是需要重構喪失已久的「品德教育」，以及淪喪於政治漩渦之中的「廉恥價值觀」。

讀過法律的我，對《揭弊者保護法》之立法雖樂觀其成，然而對其實際揭發重大弊案的效用則有所存疑。雖如此，我相信既有的歷史，總能給出許多值得深思的深刻教訓。

負篋曳屣則衷有足樂艱勤何計，慕義強仁乃必合茲土利器且懷

今年過年，因心境特殊，故以「負篋曳屣則衷有足樂艱勤何計，慕義強仁乃必合茲土利器且懷」為聯。友朋問我此聯寓意為何？由於一時難以說明，就藉著宋濂《送東陽馬生序》以及韓愈《送董邵南遊河北序》，試著將此聯的用意說明一下。

宋濂為明初大儒，他於馬君則回鄉省親之際，特別寫了《送東陽馬生序》這篇贈序給他，除了褒獎刻苦勤學的馬生之外，也提到自己從師就學時，在窮冬烈風大雪深數尺「負篋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的辛苦，而於客居旅社時，則「缊袍敝衣」一日僅能吃上兩餐！可是他內心「中有足樂」，從不覺得比別人過的不好，並將「勤且艱」當成自己稍有成就的根本原因。東陽即今之浙江金華，而馬君則之名則藉宋濂之筆而廣傳後世，然而馬生一生之行誼，則湮沒於歷史難以追考，反倒是宋濂讀書的刻苦，成了後學讀書上進時的榜樣。

至於董邵南，也因韓愈《送董邵南遊河北序》此序而名傳天下，此序本是韓愈《嗟哉董生行》樂府詩的序文，在詩中，可以看到董邵南既屢困於科場，州官也不與理會，故而只能鬱郁謀走河北以求安身之所！韓愈說董生「懷抱利器」，凡「慕義強仁者皆愛惜焉」，也相信董生於河北必能找到合適的職務。但，董邵南最終僅能在韓愈接連的「嗟哉」聲中，隱居於安豐之田野之中，至於那「必有合」的期待與功名利祿，最終都未臨門。董邵南乃今安徽壽縣人，一篇韓愈的送序，雖使他四海揚名，但仕宦之運卻始終沒有照顧他，他也成了其它不遇的文人自嘆時的另一種寬慰！

人一生的命與運，就是那麼奇妙，董、馬二人借韓、宋之筆而名揚天下，但兩人之一生在史書中卻沒有留下多少餘痕可尋，所有的世事，努力之外都需要機緣，有了機緣還需要有人賞識方能有用，否則就只能效《莊子》所言，說自己：「無用之用是為大用」了，畢竟不論自己有多少才能、懷抱多少利器，又如何努力的「求用」，勢必都需要上蒼與貴人的眷顧才行，否則馮唐易老、李廣難封，也只能兀自興嘆。董邵南回至安豐之時，馬君則回鄉之後，又會怎麼回頭看看自己遇與不遇的一生？而如今的我們，又有多少人知道曾經有過董邵南、馬君則這兩位人物?

宋濂靠著「勤且艱」當上翰林學士，韓愈則因「狷與直」貶為潮州刺史，然而想不到的，宋濂於告老休致之後，卻因其孫宋慎牽連胡惟庸謀反一案，全族為之謫往茂州，宋濂也就在前往謫所的夔州時病死於途！而韓愈，不論其真實想法如何，卻懂得於受貶潮州後主動上表謝罪，希望肅宗能「哀而憐之」遂得改任袁州，之後乃能受穆宗重新啟用而返回長安，最後在吏部侍郎任內告病，辭世於長安家中。猶記少時，學者郭壽華推論韓愈係因得「花柳病」而亡，竟然導致韓愈後人將之告上法院，千載之後，誰又真能清楚明白韓愈當時的風流韻事呢？朋友曾對我說：「命不好，便要造命」，而所謂造命，或許就是不要有太多的堅持，懂得需順應大環境的趨勢吧！而人的命與運，起與落，又有多少可以由自己決定？

宋濂因為「中有足樂」，所以讀書不計艱勤，借用馬君則的向學之心說明自己進學時的過往；而韓愈則因「發言真率」，無所畏避下屢屢得罪上司而受貶謫，但也試著藉用董邵南河北之行，暗喻若「慕義強仁」再加上自身的能力，必能有一方之任！宋濂對馬君則的肯定，一如韓愈對董邵南的期待，然而沒有人可以確知未來，只能盡力將自己做到最好，並期望上蒼恩賜予適當的機緣，但我相信那時的馬、董二人，在得序之後對於自己的未來應該有很不一樣的期待，只是這個期待，有多少得以實現。

而今，我已年過韓愈，日奔宋濂之期，雖非老驥，但負篋曳屣之心依舊有之，希以持續砥礪之利器，合於茲土之艱勤，獻予慕義強仁之人。得其時，則窮思畢精，以盡己力，不得，則衷有足樂亦無所伎求，想董生有安豐之野，他人豈無常樂之所？

寫給自己，留為他日懷想，送給他人，以做惕勵之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