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丈夫生於天地之間，不識其主而事之，是無智

歷史長河中，無論國家或是企業，都在尋找人才以求強國，以期財茂。但，人才在哪？如何尋找？哪些才是真正的人才？而之後又如何適才適所的予以運用？居上位的人在尋找答案，而自詡為人才的人，甚至連不自知為下駟之才者，也在尋找答案。彈鋏之人是不是人才？那要等到孟嘗失勢之後方才知曉，濫竽之人是不是人才，也要等到湣王就位一一聽之後乃能辨別。人才，確實不是一見可知，也無法嗟之即來，但絕對可以呼之便去。

官渡之戰，兩軍相持，而天下之爭成敗在此！袁紹不用田豐之謀，沮授之計，反之曹操卻從荀彧之策，許攸之言，因而大勝而出，終使袁紹敗亡！當時，袁、曹兩方各擁人才，無不出謀劃策以求其勝，但人才之言當如何判別與運用，其責任仍在其主之身。《三國演義》載田豐授死之際，曾感嘆言道：「大丈夫生於天地之間，不識其主而事之，是無智！」人主選擇其屬，其屬亦當選擇其主，若果真君臣相遇，上下同心，便可能出現貞觀大治，喝燕收趙之局，若其一有差，迎來的很可能則是煤山吊頸，萬人解甲之果。有智與無智，其責任在於雙方肩上，而非僅由單方承受。但，有有智之主，方見有智之臣，僅有有智之臣，卻乏有智之主，終就免不了沈淪一途。

《史記･樂毅列傳》中載有燕昭王「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的典故，《說苑･君道》中則對燕昭王築臺師事郭隗的歷史有所說明，而燕昭王屈己師事郭隗的最終目的，乃是在召集天下賢士，用以強大破敗的燕國。於是「人臣之才」、「朋友之才」、「師傅之才」如蘇子、鄒衍、樂毅、屈景、劇辛等紛紛投燕，終使燕國強大，事後方能一報齊國之仇。郭隗究為何人？其才能又如何？從有限的史料中，我們無法知道郭隗的真正本事，但《三國志》裴松之於《吳志》中，引《春秋傳》時說：「隗雖才小，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在《蜀志･法正傳》中，引法正之言如下：「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人以是謂主公為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裴松之亦註曰：「臣松之以為郭隗非賢，猶以權計蒙寵」。如此，郭隗的能力顯然是不被肯定的，但燕昭王能夠以一個能力不夠的郭隗，從而使天下「有為者亦若是」的賢士紛紛投效，這其中顯然絕不止於築台師事郭隗的緣由而已。燕昭王願意千金買骨，以才小非賢的郭隗為師，其結果竟未適得其反，而能招致天下賢士為其所用，想來也是歷史的因緣與偶然，燕國的福份與齊國的不幸吧。

《三國志》謂：「昔項羽背范增之謀，以喪其王業；紹之殺田豐，乃甚於羽遠矣！」人才之言，聽之可以興邦，不聽則足以喪邦，但聽或不聽，其責在於其主！而人才不識其主而事之，是無智，成為無智之人，其責任又豈單單在於人才之身？郭隗料定燕昭王一時無人，必用一人以求天下之才，因此「請從隗始」的邏輯才會有效，但郭隗成為燕國指標性人物之後，其之後的際遇，我們就難以知曉了。雖如此，我們知道范增與田豐的下場，也知道項羽與袁紹的結局，「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紹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形於色，而性矜愎自高，短於從善，故至於敗」，做為項羽與袁紹的屬下，不管之前多麼風光，一旦敗亡而失去逐鹿之能，便很難繼續用「不以成敗論英雄」的邏輯自我安慰了。明乎此，難怪孔子說：「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自詡為人才之人，一定要審時度勢，找對明主，但入與不入，居與不居，在變化詭譎的環境中，顯然也不是件簡單便可算計的事。

諸葛亮在《隆中對》中說：「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人謀需靠有智的謀臣與策士，如何虛己以得天下之「人臣之才」、「朋友之才」、「師傅之才」，那是居上位者的事，而如何有智的「識主」，那就是作屬下的事了，我們總期望「君臣相遇」，但事實上，就算君臣相遇，又真能有多長的時間呢？雍正曾手書予年羹堯如下之語：「我二人做個千古君臣知遇榜樣，令天下後世欽慕流涎就足矣！」然時移世變，年大將軍的下場復又如何？浪淘英雄，一切皆時也、命也、運也，歷史有太多偶然與轉折，而事後諸葛如我等，只能掩卷嘆息，但看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康熙遺詔，雍正繼位？

在土石流以及台鐵意外的新聞中，午後的跑馬燈突然出現這麼一則新聞：「康熙遺詔雍正繼位，沒竄改！」一晃即過下，我刻意等待該訊息再度出現，以確定所見為真。果然，二度出現的訊息，的確是說康熙遺詔是將帝位傳給了雍正。

電視沒有更多的新聞，於是我在網路上搜尋了一下，何以突然電視台會播放此一歷史懸案的解答：「沒竄改」！原來是大陸遼寧省檔案館的新館展出了康熙遺詔，而新心社的記者以「詔書是以漢滿蒙三文並列」為由，因此認定「不太可能造假」。的確，在我們所能看見的歷史資料，一面倒的以即位詔書認定雍正繼承大統有其正當性，而雍正自書的《大義覺迷錄》，甚至將當時竄改詔書的傳聞予以記下甚至親自批駁。然而雍正繼位過程到底如何，是否真有如多數影劇所說，是將「傳位十四皇子」之「十」字改成「傳位于四皇子」之「于」字而得天下？（事實上乾隆四十二年朝鮮人李玾，在其《燕行紀事》一書中，正是此種說法。）戲劇終究只是戲劇，但如果僅僅竄改一個字，便可以順利得到帝位，那清代的傳位制度也實在輕率的可以了，然而一個諾大如此的清帝國，在傳位的制度設計上，是絕不可能如此簡單的。此外，「血滴子」也向來是清代野史的熱門話題，說那是雍正的暗殺大隊，專門對付不聽話的大臣之用！而近來的香港導演所編製之「血滴子」一劇，劇者不也是將此一不存在的武器，說的活靈活現，演的煞有其事？回歸歷史，一切還是必須以證據說話。

對於雍正繼位之合法性議題，向來是清使研究之熱門話題！直至今日，依舊治絲愈棼，各有說法。然而依據金承藝先生之考證，康熙之四皇子（日後之雍正），確實是以不正手段取得帝位的。在金先生《清朝帝位之爭史事考》一書中，收錄了《以“胤禵”問題看清世宗奪位》、《胤禎：一個帝夢成空的皇子》、《胤禛非清世宗本來名諱的探討》、《一項有關清世宗是否奪位的重要問題之探討》四篇文章，將雍正奪位的史實以及重大可疑之處，臚列而出，直指雍正帝位取得之不正，也正因其得位不正，以及奪位後的種種湮滅證據的反常作為，方會導致傳說紛擾，讓其背上千古難以翻身的困擾。

清代沒有電話，沒有網路，命令傳達需靠紙筆，但得位者可以透過權利，全盤抹去先前之記錄，因此我們今天所能看見了史料，都是雍正得位後，經過檢查制度所「同意」留世的史料，因此不是有過刪修 ，便是經過竄改，事實上很難回覆原始之史料。記者所見的康熙遺詔，是歷史研究者所早就知道的史料，也是擁護雍正入繼大統正當得位的主要依據之一，但遺詔不論用幾種文字寫成，都可以經過竄改而呈現另一種說法。漢人不識清文，亦不識蒙文，但旗人在康雍乾三朝之時，可是有正規教育教導學習漢文與蒙古的，因此遺詔用三種語言寫成其實並不奇怪，我們沒見過康熙父親順治皇帝的遺詔，因此不知道用三種語言寫成遺詔的規定，是否始自康熙，還是雍正為「證明」自己得位有其正統性，因此而用三種語言同時寫成。我輩不是今之名嘴，可以從外太空到內子宮胡亂而言，亦非小說者流，明明不在現場，卻能將當事人之對白全盤重現！更非無冕之記者，可以一見遺詔，便可得出「雍正沒篡位」之結論。還原歷史，推論雍正是否係康熙所欽定之繼位皇子，在證據鮮少之下，也只能尋找旁證以為推論，若真有百分之百的可信事證，大概此一得位問題，也不會到今天還無法定讞。

余對清史所知有限，但願以金承藝先生於其四篇論文中之兩項重要論點分享於同好。金先生以為：

1.      康熙于暢春園辭世之時，身邊其實僅有隆科多一人（或許也有皇四子雍親王），《聖祖實錄》、《世宗實錄》與《大義覺迷錄》三種文獻都已經過雍正之刪修改動，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將皇十四子「胤禎」，改名為「胤禵」，以避免與其自己的名字「胤禛」過於相近，而「禎」與「禛」如此相近的漢字，不正好類似野史所說雍正改動了詔書內容？

2.      遺詔所說「雍親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登基，繼皇帝位」，其中說雍正「深肖朕躬」四字，實在與康熙之個性相去甚遠，而深肖朕躬所說，當為皇十四子胤禎。金先生以蕭奭的《永憲錄》及皇八子胤禩之子弘旺所著之《皇清通志綱要》、《上諭內閣》等資料，明確指出十四皇子胤禎離開軍營馳返京城，準備接受康熙繼任皇位之命，但卻於返回途中，康熙晏駕，雍正繼位，因此回京後始終處於幽禁狀態。足證康熙確實當有先前命皇十四子返京之旨，但已雍正所刻意銷毀了。

余以為金先生對於雍正本名非為胤禛，而皇十四子本名當為胤禎而非胤禵，是極重要之論述，如此在遺詔之滿文詔書中，方可蒙混後世之人，亦可於漢文詔書中輕易改動。試想，當滿文之胤禛與胤禎為一模一樣之字時，又如何於滿文寫就之《玉牒》中，區分兩人之身分？如此可見，雍正瞞天過海之計，做的還真徹底，但再怎麼徹底，終究百密一疏，天機盡漏。此外，十四子回京之路已逾三分之二，係於路途中方得知康熙已然晏駕、雍親王已經繼位之消息，一個大將軍王，怎麼可能會沒有皇命而擅離軍營？十四子離營之目的，當如金先生所說，正是為了接任皇位而回。所惜，命與運都沒有站在他的那一邊。當然，對於雍正繼位後大量竄改史實之說，甚至說他在繼位後大費周章的改變了自己的名字，仍有一定的疑問待解，我輩只能等待更多的史料及史家的耙梳，以確定金先生之所論。

 

金先生為滿族皇室後裔，以從心所欲之年終老於澳洲，其所提雍正奪位之其他證據與推論過程，請同好直接閱讀金先生之文章為好。金先生之文字邏輯思維架構清晰，循循然而善誘，讀之令人信服。余意以為，此一雍正奪嫡之論戰，雖不可能因金先生之所論而從此消弭，但切不可依名嘴之言、記者之詞、或偽造之檔案而做出錯誤之解讀。雖然，雍正為清代之君已成事實，然其奪位之過程，即或不能盡曉，但透過有限但可信史實之推論，當亦可知此君用心之殘酷與險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