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年的志氣與一千年的能耐

後周顯德七年（西元九六〇年）正月初一，鎮、定二州節度使奏稱契丹與北漢連兵進犯，當時後周皇帝柴宗訓年僅七歲，慌亂間宰相范質與王溥「倉促遣將」，命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率禁軍北上禦敵，兵至陳橋驛，高懷德、趙普、趙匡義等人發動「陳橋兵變」，以黃袍加諸於趙匡胤之身，隨即於初三快速回軍汴梁。當時，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韓通欲率軍抵抗，但於府邸為追及之王彥升所害！據史料所載，韓通竟是唯一一個在趙氏代周時所罹難臣子！我們不禁想問：為何只有韓通？而韓通以死效忠後周，是對還是錯？

明崇禎十七年（西元一六四四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禎於五鼓天明之際，親自撞擊景陽鐘五十四響，但文武百官竟無一人前來，崇禎愕然呆立片刻後，隨即與太監王承恩步入內苑萬歲山壽皇亭，此時崇禎嘴中唸唸有辭：「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無一人相從？」之後又自我解嘲道：「想此輩不知，故不能遽至爾！」而後遂自縊於槐樹之下。當時，隨同自縊者僅有王承恩一人！據史料所載，王承恩亦是大明朝唯一一位以身殉主的太監！但我們也不禁想問：五十四響的景陽鐘，為何換不來一人相隨？殉主的卻只有王承恩一個太監？

一個朝代的殞落，後周僅有一個韓通殉國，朱明則見一位太監殉主，那當一個公司行將走到盡頭，又會有多少員工願意隨之共沈？還是早早便梧桐它棲另謀高就？如果，沒有一個員工願意和企業共存亡，那企業主又何需自始要將員工視為珍貴的資產？事實上，隨著經營環境的變動，不管有多麼努力的經營者、企業又有多麼宏大的願景與堅毅的志氣，也都難保永續經營基業長青！如此，資產當然可以添置、可以變賣、可以捨棄，何況就企業而言，員工本就是擁有自主流動意識的流動資產。如此，環境的壓力使得「企業無情」，也因而使具備流動能力的「人才不忠」！我們到底是該從企業的角度器去看員工，進而體諒企業的難為，還是從員工的角度審度企業，因此感慨員工的無奈？

崇禎死後，大順軍以柳木棺將屍體殮放於東華門外旋茶庵，滿朝文武竟然只有三位敢於前往祭奠，隨後棺木由德勝門送出草草掩埋於昌平明陵，據明朝遺老文秉所著之《烈皇小識》所述，前往拜祭的明朝舊臣：「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人，餘皆睥睨過之！」這些食君之祿，應該擔君之憂的文武大臣，此時早已自顧不暇，而君臣之分，一旦不再有體制的約束與事實的酬庸，君臣之禮，也就可以棄若敝屣了！同理，一個企業的沉落與衰敗，除了無所他就的老員工或許還有些興亡之感外，那些有能力另謀他就的其他員工，也早該在另一個天地裡為自己的生活與生存繼續努力了。所謂的是非成敗，也只能活在教科書裡的案例任人評說，並在學生的教案或作業裡，一次次接受睥睨的論斷吧。

企業與員工的關係，互為依存，企業是員工暫時寄居的依賴，員工是企業生財的流動資產，兩者關係之維繫，在現實中還帶點上下同儕間的情分以為接著，走到裁員、減薪、無薪假成為常態的今天，所有的接著劑都會慢慢失效，要使員工與企業持續接合一起並發揮功效，顯然必須有不同於其他企業的競爭力才行！然而企業的競爭力來自專業並深根的技術與服務，才能使產品在被模仿抄襲成大眾化商品之前，開創另一個藍海天地，或是透過專利與技術的阻絕，使產品在法定年限內無法為他人所抄襲與模仿，若是失去這些由人才所發揮出來的競爭力，一切終歸於枉然！於是我們不禁要問，何謂人才？人才又如何致之？

想要可大可久的企業，其所招募的員工，絕不能走入韓信「多多益善」的邏輯，企業的戰爭靠的是腦力，不是人力，拼的是智力，不是員工的資歷！所以資本密集的企業，比諸勞力密集的企業，當然擁有較多的智慧資本，也相對擁有更精實的戰力！因此，老弱殘兵當然敵不過精兵良將，比資歷多寡的企業，自然強不過論智力高低的小公司。簡言之，企業存活的訣竅，是擁有可以持續發揮腦力作戰的員工，而此類員工才是所謂人才，也才是徵才所要的才幹之士，而人才才是公司的資產，非此類員工，將都屬於配角，而這類跑龍套的配角，其數量還不能太多，否則便是冗員、便是負擔，更是郭語錄中的三閒之一！所謂閒與不閒，才與不才，談得不是絕對利益，而是比較利益！也只有能永遠相對優秀的企業與員工，才不會落入敗部復活艱辛之路。

企業可以有一千年的志氣，但不能沒有持續存活一千年的能耐，企業可以有宏偉的願景與使命，但不能沒有具備達成願景與使命的步驟與資源，談什麼都可以，但一切都必須回到根本，亦即：企業到底有沒有幹才？能不能招募幹才，能不能保有幹才，沒有人才的企業也就不必問了，那些有人才的企業卻不能使之優勝劣敗，那才是真正的悲哀，有這樣的悲哀，願意一殉企業的員工，自然也就不存在了。韓通與王承恩的際遇如此，顯然要先瞭解背後大環境的人才競逐之路是怎麼一回事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