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人以德行學識

雍正王朝一劇主題曲，在劉歡特別的唱腔中，將「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歷史含意，凸顯的壯闊蒼涼！而在宰相劉羅鍋一劇中，無獨有偶的，「天地之間有桿秤」的主題，在謝東的演繹下，將「那秤鉈是老百姓」的嚴肅議題，卻又顯的那麼輕鬆無奇！芸芸百姓，真的是秤鉈？也真支柱的起天下？

《孟子·離婁篇》上說：「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我們將此段話順序調整一下，也就成了：「與聚所欲，勿施所惡則得心，得心則得民，得民則得天下」。如此，什麼該給，什麼不該給，以及怎麼公平的給，便成了是否擁有天下的最基本邏輯，因而所謂得天下，在古代其實就是滿足民心的結果。反之，不得民心，天下是會易主的。可惜的是，歷朝歷代的君王，不管是開國之君，承襲之主，還是亡國之君，真正疾民所苦的君王，確實是極為少數的！

如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那麼要治理這麼大的天下，君王是一定要用賢舉能，並透過制度才能有效管理的！於是，馬上得天下的開國之主，他自己都要懂得改弦更張轉換頭腦，下馬以治！而那些打仗時用來贏取民心的口號，也都必須逐項落實，才能穩固江山。於是，不管是抄襲還是更名，做為進身之階的考試與任官制度便應運而生，文官與武官各有詮選，什麼大司馬、大將軍、左丞相、右丞相，在清朝黃木驥所編的《歷代職官表》中，都可一覽無遺，而這些綁住人才未來出路的制度，相對也穩定了一個政權。但，授官雖有制度，真正能給予官職的，還是那位擁有權力的上位之主。

羅吉甫先生在其《蜀亡關鍵人物之一：陳祗》文中，這樣描述蜀漢亡國的原因：「有人認為蜀漢之亡，始於陳祗。是他提拔黃皓，給了黃皓亂政的台階，讓黃皓一路爬升。但這麼看來，真正源頭，還是在皇帝─後主劉禪（阿斗）身上」。此話說的沒錯，授予權柄的皇帝，如果沒有識人與用人之明，做不好承襲之主，便有可能成為亡國之君。試想，當時在白帝城內，如果諸葛真的聽了劉備的臨終遺言：「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那天下又會是怎樣的局面？劉備定然有識人之才，也才會說出：「君才十倍於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可惜的是，這種當著大家的面說出的托孤之言，只能使諸葛亮更受感動，繼之以死，而蜀漢的未來，在日後阿斗的當政下，其命運也已決矣。

有時，我們也很同情承接糜爛天下的新皇帝，宋徽宗當了二十六年的皇帝，享盡人間富貴，卻將《水滸傳》現實寫照的混亂世道，在金人圍攻之際交給了欽宗！而欽宗即位僅年餘，便與徽宗一同成為金人的俘虜，北狩不返，最後困死於黑龍江依藍縣的五國城，《宋史．欽宗本紀》結尾，脫脫這樣說：「帝在東宮，不見失德。及其踐阼，聲技音樂一無所好。靖康初政，能正王黼、朱勔等罪而竄殛之，故金人聞帝內禪，將有卷甲北旆之意矣。惜其亂勢已成，不可救藥，君臣相視，又不能同力協謀，以濟斯難，惴惴然講和之不暇。卒致父子淪胥，社稷蕪茀。帝至於是，蓋亦巽懦而不知義者歟！享國日淺，而受禍至深，考其所自，真可悼也夫！真可悼也夫！」這其中「亂勢已成，不可救藥…，考其所自，真可悼也夫」等字，讀之不得不令人掩卷嘆息！帝王之家，享天下至大之權力，當然也必須承受至大之責任，乃至亡國的最大痛苦。

皇帝的才能有限，當然必須依靠臣僚同心協力，治理國家，但臣僚怎麼選？除卻制度而外，《貞觀政要》一書給了我們不少啟示：「唐太宗謂侍臣曰：『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理。今所任用，必須以德行、學識為本』。」原來，貞觀之治的秘訣，在晉用同時具備德行與學識的臣僚！蜀漢後主用了陳祗、黃皓，宋徽宗用了蔡京、童貫，宋欽宗能竄殛王黼、朱勔，然而天下，只要不適任的僚屬身居要職，用人以非才，便有可能導致「亂勢已成，不可救藥」的慘痛局面，識人與用人，是多麼嚴重的議題！王夫之曾說：「宋之亂，自神宗始」，細思此言，那麼宋之亂，就開始亂在神宗用人不當的決策錯誤之上。

歷史是面鏡子，古今多少事，有時可以笑談，有時卻不得不嚴肅面對！「為政之要，惟在得人」，而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如何得人？如何用人，那正是起落興亡的大事，如果失國的桓靈令人嘆息痛恨，那徽欽又何嘗不讓人惋惜傷悼？顯然的，「親賢臣、遠小人」永遠是治理天下的不變法則 。

賢進惡退，辨是分非

宋朝蘇洵《辨姦論》一文，自清朝李黻《書辨姦論后》翻案之後，真偽迭有爭論，但不論其真偽如何，辨姦文中提到的王衍以及盧杞二人，確實都不是正直之士！而其中：「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兩句，借用山巨源（竹林七賢之山濤）以及郭汾陽（郭子儀）的話語，確實將王衍、盧杞二人，說的不堪聞問！而蘇洵自己，也將晉惠帝之無能，唐德宗之鄙暗，毫不避諱的表達出來！當然，文中也暗譬王安石有巨奸大惡之表徵，實不宜為明主所重用。

試想，當他人聽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的論述，對王衍、盧杞會產生什麼樣的負面看法？而此二人，又能否擺脫如此負面評論的包袱？還是，從此人言可畏，烏雲罩頂下仕途蹇躓？如果說話的人，其本身便行為偏頗並非君子，那豈不是對另一端的對立人物，產生極不公平的抹黑效應？自來，歷史上便有君子小人之分，長時互為水火，兩相傾軋！但，誰是君子？何謂小人？與蘇洵同時代的歐陽修，在其《朋黨論》一文中，用「利祿財貨」及「信義忠信」作為兩者特質之分野，但重點是由誰來分辨君子與小人？歐陽永叔說：「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顯然的，一個時代的盛衰興亡，一切，都在上位者的用人進、退決策之中！

《東坡志林》中《真宗仁宗之信任》一條，有如下記載：「真宗時，或薦梅詢可用者，上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時沆之沒，蓋二十餘年矣。」此事引起歐陽修的注意，於是問蘇子容：「宰相沒二十年，能使人主追信其言，以何道？」子容的回答是：「以無心故爾」！無心，顯然就是有公心而無私心，正因為李沆能去私欲而存公義之心，是以一朝之言，卻能為人主終生所記。我們翻開《宋史》，《李沆傳》中記載梅詢不可用的緣由則更為清楚：「契丹犯邊，真宗北幸，命沆留守，京師肅然。真宗還，沆迎於郊，…。真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矣。』」如此，梅詢與曾致堯，在李沆眼中，俱是「浮薄新進喜事」之人！不論彼等書讀的再好，只要沆在職管事，彼等之升遷，恐怕只能透過長時間的等待了。雖如此，我們很難知道梅詢因李沆而致的「不遇」，是幸還不幸，正因為梅詢的仕途未能顯赫，姪子梅堯臣才有可能跟著他四處歷練，最後卓然成家。

《宋史李沆傳》中，還記載了李沆不用丁謂的歷史背景：「寇準與丁謂善，屢以謂才薦於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準後為謂所傾，始伏沆言。」從這段記載，顯然的，李沆識見卓越，看人看的既準又遠，也才能夠預見丁謂前可拂鬚拍馬，其後則又翻臉不認人的小人能耐。丁謂得勢任宰相後，「凡與準善者，盡逐之」，最後還將寇準貶至雷州任司戶參軍的小職，其氣度如何，不問可知，但寇萊公硬是看不見的事，李沆卻早早就預見了。如此，李沆的識人之才，確實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但李沆可以攔阻不適任的人出任要職，但卻不能抵擋真宗任用丁謂的權威，當年寇準貶官至雷州後，一日宋真宗忽問丁謂：「吾目中久未見寇準，何也？」試想，他的股肱大臣都已經貶至雷州了，真宗竟然一無所知，這又是什麼樣的糊塗皇帝？

我們不知李沆一生，到底阻擋了多少不堪大用之人無法獲致不適宜的官位，但我們知道這位當時號稱的「聖相」，以五十八歲之年便鞠躬盡瘁而去，真宗親至其家弔喪，而且大哭、慟哭！仁宗即位後，下詔「配享真宗廟庭」，所謂生榮死哀，李沆應該俱得之矣。至於蘇軾所記「時沆之沒，蓋二十餘年矣」看來當為誤記，蓋李沆卒於宋真宗景德元年（西元1004年），而真宗自己則崩於乾興元年（西元1022年）。如此，「蓋二十餘年矣」，只能是十餘年的誤記，但李沆言梅詢不可用的說法，應該是在相位時說的，以時間推之，真宗記得這話，倒是應該超過二十年了。

同樣的，清朝的曾國籓，在湘軍攻克武昌漢陽後，上表報捷，咸豐皇帝原本大樂，並說：「不意曾國藩一書生，乃能建如此奇功」，但軍機大臣此時提醒他：「曾國藩以侍郎在籍，猶匹夫耳。匹夫居閭里，一呼蹶起，從之者萬餘人，恐非國家福也」！於是，咸豐皇帝改變曾國藩出任湖北巡撫的初衷，也將「十年七遷」官運亨通的曾國藩，冷凍起來一至於「九載虛懸」直至咸豐十年四月！據太平天國史學專家朱東安先生的考證，對曾國藩有意見的前述軍機，很可能是彭蘊章，而非薛福成所指稱之祁寯藻，但不論是彭是祁，曾國藩的仕途，確實因為一人之言，而有了重大轉折。誰毀？誰譽？歷史的道理，豈能輕易分說？

晉惠帝用了王衍，唐德宗用了盧杞，宋真宗用了李沆，退了梅詢、曾致堯，但也用了寇準、丁謂、王欽若等人為相，待到明朝，三楊死後，明英宗用了王振，以致有土木堡之變！而清朝的咸豐，則在太平天國戰火延燒之際，擔心曾國藩總攬兵權尾大不掉，遂用彭蘊章之建議，調整了曾氏的權力，也使曾國藩因缺乏必要的週邊支援，兵敗幾死，使不太平的天下，又延宕了好幾年！進人、退人，責任在上位者的手上，而輔佐上位者的宰輔之臣，其責任自亦不遑多讓。但天下的盛衰興亡，依然是權力最終者的責任。

王朝的更迭，企業的盛衰，其實，道理都一樣，上位者，等到發覺「吾目中久未見寇準」之時，許多事已經晚了！以大識見綜觀全局，進賢退不肖，並防患於未然，那長治久安的期望，才有可能實踐！《資治通鑑》也好，《冊府元龜》也罷，那些原本寫給皇帝的大部頭書籍，反倒成為下僚臣屬必讀之書！上位者讀書，都必須腦袋清楚的讀到賢進惡退之理，也才能收防微杜漸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