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可得聞，而口不可得言 - 遺忘的美德

漢朝伏波將軍馬援，在前往交趾的征戰過程中，曾寫過一封家書，訓誡自己的兩個侄子，後世將此家書取名為：《誡兄子嚴、敦書》，其中良言美句甚多，而其中：
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
耳可得聞，而口不可得言
兩句，在八卦充斥的今天，看來令人格外醒目！

何以馬援對後輩要特別提醒「得聞不得言」這樣一個訊息？顯然，「流長斐短」的話自古以來就有，而「曾參殺人」傳言壓力所造成的「人言可畏」，想必也困擾著大將軍馬援吧。尤其在上位的人，稍有言語，作為屬下的人，輕則「揣摩上意」、「加油添醋」、「以訛傳訛」，重則「狐假虎威」、「拿著雞毛當令箭」，更何況是道聽途說所知道的「他人之過」？談論他人過失，很容易，要自己不犯指證的缺失，很難！但重點是一旦他人知道你在談論他的是非，天下實沒幾個兼容並蓄肚大能容的老好人，口舌之爭一旦引起，是又何苦？因此馬援以「可聞而不可得言」，要子侄輩一個字都不講，以沈默作為戒慎誡懼的要求。

以前我很好奇，何以馬援還允許子侄「聽之」？卻不要求「聽都不聽」！隨年紀漸長，才知道「聽都不聽」對別人也是不敬，要是聽都不聽，不也斷了訊息來源？「眾口鑠金」的狀況自來有之，所以重點還是「勿妄言之，勿妄聽之」，視、聽、言、動之間，一定要有自己的判斷能力。而一旦言之，便需對自己的話語負責，今日所言「傳聞證據」四字，將責任歸給上一手所傳遞的人，而不歸咎自己未予查證便擅加傳播，其實是相當沒有道德的。

「興訟」這年頭成了家常便飯，實不知與人有怨，訴諸法律，贏了面子又如何？如果說這就是所謂「找回是非正義」，那天下人心中便不需存有道義，只需在乎律法即可，也正因如此，如今的社會，才會訟案不絕，是非莫衷！待法院判下，正義不是來的太遲，就是更加混淆！古人常以：「這是什麼個世道」來形容是非渾沌的年代，而今之社會，大概也去古未遠！如以法律所謂「負面表列」的硬性文字，當作行為的基準，當然會發生諸多「不違背法律，但不合乎道義」的現象。茲舉一例，大水來時，有人行將滅頂，而記者在旁，花時間大做說明卻不伸援手，如此，不違法律但豈合道義？為人處世，首重道義，無道義方循法律，一旦循之法律，是一方已棄道義矣！用法律當話說，真是何其不幸！

古風既失，興訟成為常態，而「按鈴申告」更成為博取鏡頭的秀場！在清朝，民告官，那是要「滾釘板」的！而民互告，也要先「打板子」，以確保人民不會「好訟成性」，電視上看到的「擊鼓申冤」，是古代版的「按鈴申告」！而所謂滾釘板，不是在板子上釘滿釘子，然後叫人一路滾過去，而是要人拿了木製的「放告牌」（今天是一張紙叫做民事訴訟書，若是刑事罪變會直接提起公訴，是不採行「告訴乃論」的），然後身體向下，全身躺在像是插花用的鐵板上，鐵板上佈滿鐵針，由差役四人扛進去官衙，對承接訴狀的執事官員，一個字一個字的將訴狀內容「背出」，只要有一字背錯，執事官員便不予受理，算是白告白挨了！如果都背對了，還是要自己從鐵板上站起來，那時已經一身是血，至於那個放告牌，是拿來護住心臟部位用的，要不一針扎深了，就掛點啦！今日，如果打板子的規矩還在，又如果滾釘板的制度也未廢止，應該是不需要那麼多法律相關人員吧！

在宋朝，犯人服刑至囚所，入得牢房，是要挨足一百「殺威棒」的！顧名思義，就是拿木棒打一百下，至於打「哪裡」，可就沒說一定是屁股了！明朝初期，原本還有「廷仗」制度，就將得罪皇帝的大臣，在朝廷上直接以木棒「侍候」！廷仗打哪裡，打多少下，規定不同，重要的是還有一種叫做「脊仗」，脊仗就是打背部，弄不好，脊椎都給打斷了！那人也就廢了，不是嗎？藉此，看你還敢不敢胡作非為！殺威棒也罷，廷仗也好，較之今天看守所的待遇，好的太多了。所謂「牢獄之災」，在以前要是能活著出來，不容易啊！也因此，想盡辦法花錢打通關節，以免去非死即傷的牢獄之災，也是可以想見的了。

「獄」這個字的造型，左右兩隻犬，中間夾個「言」字，看來是用兩隻狗來看住多口舌之爭的人了（「言」字本義就是以口、舌說話的意思）！如果不多言惹禍，那兩隻「看門狗」當然也就可以省省了！言語上的紛爭，進而惹起粗暴行為，所以說「一言不合，打將起來」！而最後，就得以妨害治安進得牢獄囉。許多事，耳中聞得，嘴上言不得！看得，亦做不得，成語說：「能忍自安」，還真是有些道理！

馬援一書，講的其實就是「慎言」二字，進而使自身「敦厚周慎」、「謙約節儉」，一位出征在外的老將軍，戎馬倥傯之際，於千里之外對自己的子侄寫了這麼封信，想必是有很大的憂心的，而掛慮的竟是子侄「好議論人短長」的口舌是非，其諄諄之語，耿耿之心，夜來讀之，心裡確實有一陣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