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讀清人劉大櫆《祭舅氏文》，此文短短一百四十九字，原為奠祭舅氏楊稚棠傷逝之文，結果重點卻落在自己「零落無狀」的自傷之辭！這位號稱桐城三祖之一的「醫林丈人」，又何以將自己落魄之悲形容的如此不堪？
劉大櫆生於康熙三十六年（1698），雖然自青年時期便文名遠播，但應童子試，亦即考秀才，竟然花了十年的時間，一直到二十九歲方才得中！爾後三次應鄉試（考舉人），兩中副榜，一遭黜落，而終不獲舉！而黜落劉大櫆的不是別人，正是時任宰相的桐城前輩張廷玉！此時大櫆已然三十有九，後受方苞及張廷玉之薦，先後於四十及五十四歲再赴京應博學鴻詞科及經學試，然仍落榜！汲汲營營，卻一生時運乖蹇、鋦蹐窮年，只能說是應驗了破窯賦「此乃時也，命也，運也」的定論！試想桐城一地，光在清朝就出了246位進士，那對也是出身桐城，又是方苞之徒，姚鼐之師的劉大櫆而言，其「功名」僅止於秀才，又必須窮於應付生計，那用「零落無狀」四字來形容自己，似乎也不為太過。
《清史稿．文苑》裡說劉大櫆：「修幹美髯，能引拳入口。縱聲讀古詩文，聆其音節，皆神會理解。」如此，劉大櫆外型不差，朗讀古文帶有勁道，才會說他能「引拳入口」，也正因此，他對文章的音節要求頗為嚴格，袁枚的《隨園詩話》裏便說劉大櫆「詩勝於文」，周振采則將劉詩比之鮑照、李白！如此，講平仄，論對偶，劉大櫆也確實有他人不及之處，只可惜其考運不濟，終生與科舉功名無緣，依照吳孟復先生所編之《劉海峯簡譜》一書，得知其《祭族長嗣宗先生文》一文當作於雍正十三年，如此，依據先後時序排列，其《祭舅氏文》亦應作於順天鄉試被黜南歸前後，亦即劉氏三十九歲左右！此前，劉大櫆已然於雍正七年及十年鄉試兩中副榜，十一年鄉試竟被黜落！故而此時正是他心情落在谷底，人生面臨重大抉擇之時，因此用「零落無狀」來形容其落魄之悲與科場失利，讀來確實令人遺憾！
無獨有偶，以《聊齋誌異》聲名大噪的蒲松齡，早年也是文名籍甚，十九歲時縣、府、道三試皆奪其冠！然此後一直考到近七十歲，卻再也難進一步！因此其命運也恰如劉大櫆一般，只能以塾師為業，並以「我為糊口耘人田」自嘲自況。蒲氏嘗有座右：「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關終屬楚。苦心人，天不負，臥薪嚐膽，三千越甲可吞吳。」只可惜，讀了一輩子的書，考了一輩子的試，到頭來，有志無成，苦心天負，科舉與功名對蒲氏而言，最後都是一場大夢。康熙四十九年，七十一歲的蒲松齡終於成為貢生，但縣令卻始終沒有給這位老貢生樹匾及給付貢銀，於是老人家撇下老臉，還不得不進書上呈，向縣令討匾索貢！康熙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七十五歲的蒲松齡依窗危坐而卒，他最後心中所想的，不知道是貢生哪幾兩縣令始終不付的銀子，還是他一生心血畢具吟而成癖的聊齋？漢學大家王立教授在蒲公墓前有聯語如下：「一世無緣附驥尾，三生有幸落孫山」，科舉的無緣成為聊齋的有幸，一切都是時也、命也、運也！造化弄人，有時只能欷噓！
友朋傾十年之力，年過五十也終於取得博士學位，是其時命運皆優於醫林丈人與聊齋先生，回思唐太宗所謂「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一句，是我輩入彀而終能出彀，應該也屬於天下英雄一流吧，所憾者：鳳銜金榜出門來，人生快意能幾何！我們在彀中，太久、太久了。
今年一月十四選舉之日，見對門廖家之長孫椅推廖叔前去投票，不意廖叔今亦不良於行矣，待得過年，見其春聯依舊未換，還是「有錢有錢更有錢，發財發財發大財」兩句，心想，該是無心更換，抑或貼春聯此一習俗也漸漸為人所遺棄？
下筆之時，心理浮現出桃花源記的景象：「晉太原中，武陵人…」，隨即又浮現出漁人明明記得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卻又於既出之後「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雖說漁人本無保密之義務，但也確實未遵守洞中人之期望！所幸「尋向所誌，不復得路」，終而再無問津之人。
誰是武陵太守？誰是漁人？村中黃髮垂髫者又姓何名誰？南陽劉子驥的一生梗概如何？如今俱不可考矣，而我也沒有陳寅恪作《桃花源記旁證》時博採古書以證其來有自的興趣，只是，我確實對桃源中人與世無爭，因而能怡然自樂的生活感到有所欣羨，自避秦亂後隨即不知朝代更替，在別有洞天之內自成天地，沒有稅賦，沒有殺戮，沒有胥吏之干擾而能怡然自得，那當然是一種幸福！
反之，桃源外，武陵中，有著紅塵俗世的各種渴望，漁人如此、太守如此、高尚士的劉子驥恐亦如此！彼等殷勤尋覓的，其實不是桃花源的無爭，而是物質社會的慾望渴求！所幸，偶然可遇，迷則不能再得，一個迷字，迷失的是方向，也是迷失在俗世裏無法逃脫的各種羈絆，似名、若利，不復得路，是卸不下在身的桎梏，也是解不開長年連身的枷鎖吧。
我欲乘風歸去，是蘇子之想，也是我這迷茫之人的渴望，於是，成句如下，以為今春對聯：
桃源裡外人間隔怡然自樂不知有漢
武陵中笑問何世殷勤問津無論魏晉
如往例，家姐索聯於余，另取元朝翁森《四時讀書樂》中春、冬各兩句，集成另一聯以贈家姐，其句如下：
人生惟有讀書好讀書之樂樂何如
木落水盡千崖枯迥然吾亦見真吾
迷世多少年了，真吾可見，恐怕也只有在靈光一閃之間吧。
後周顯德七年（西元九六〇年）正月初一，鎮、定二州節度使奏稱契丹與北漢連兵進犯，當時後周皇帝柴宗訓年僅七歲，慌亂間宰相范質與王溥「倉促遣將」，命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率禁軍北上禦敵，兵至陳橋驛，高懷德、趙普、趙匡義等人發動「陳橋兵變」，以黃袍加諸於趙匡胤之身，隨即於初三快速回軍汴梁。當時，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韓通欲率軍抵抗，但於府邸為追及之王彥升所害！據史料所載，韓通竟是唯一一個在趙氏代周時所罹難臣子！我們不禁想問：為何只有韓通？而韓通以死效忠後周，是對還是錯？
明崇禎十七年（西元一六四四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禎於五鼓天明之際，親自撞擊景陽鐘五十四響，但文武百官竟無一人前來，崇禎愕然呆立片刻後，隨即與太監王承恩步入內苑萬歲山壽皇亭，此時崇禎嘴中唸唸有辭：「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無一人相從？」之後又自我解嘲道：「想此輩不知，故不能遽至爾！」而後遂自縊於槐樹之下。當時，隨同自縊者僅有王承恩一人！據史料所載，王承恩亦是大明朝唯一一位以身殉主的太監！但我們也不禁想問：五十四響的景陽鐘，為何換不來一人相隨？殉主的卻只有王承恩一個太監？
一個朝代的殞落，後周僅有一個韓通殉國，朱明則見一位太監殉主，那當一個公司行將走到盡頭，又會有多少員工願意隨之共沈？還是早早便梧桐它棲另謀高就？如果，沒有一個員工願意和企業共存亡，那企業主又何需自始要將員工視為珍貴的資產？事實上，隨著經營環境的變動，不管有多麼努力的經營者、企業又有多麼宏大的願景與堅毅的志氣，也都難保永續經營基業長青！如此，資產當然可以添置、可以變賣、可以捨棄，何況就企業而言，員工本就是擁有自主流動意識的流動資產。如此，環境的壓力使得「企業無情」，也因而使具備流動能力的「人才不忠」！我們到底是該從企業的角度器去看員工，進而體諒企業的難為，還是從員工的角度審度企業，因此感慨員工的無奈？
崇禎死後，大順軍以柳木棺將屍體殮放於東華門外旋茶庵，滿朝文武竟然只有三位敢於前往祭奠，隨後棺木由德勝門送出草草掩埋於昌平明陵，據明朝遺老文秉所著之《烈皇小識》所述，前往拜祭的明朝舊臣：「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人，餘皆睥睨過之！」這些食君之祿，應該擔君之憂的文武大臣，此時早已自顧不暇，而君臣之分，一旦不再有體制的約束與事實的酬庸，君臣之禮，也就可以棄若敝屣了！同理，一個企業的沉落與衰敗，除了無所他就的老員工或許還有些興亡之感外，那些有能力另謀他就的其他員工，也早該在另一個天地裡為自己的生活與生存繼續努力了。所謂的是非成敗，也只能活在教科書裡的案例任人評說，並在學生的教案或作業裡，一次次接受睥睨的論斷吧。
企業與員工的關係，互為依存，企業是員工暫時寄居的依賴，員工是企業生財的流動資產，兩者關係之維繫，在現實中還帶點上下同儕間的情分以為接著，走到裁員、減薪、無薪假成為常態的今天，所有的接著劑都會慢慢失效，要使員工與企業持續接合一起並發揮功效，顯然必須有不同於其他企業的競爭力才行！然而企業的競爭力來自專業並深根的技術與服務，才能使產品在被模仿抄襲成大眾化商品之前，開創另一個藍海天地，或是透過專利與技術的阻絕，使產品在法定年限內無法為他人所抄襲與模仿，若是失去這些由人才所發揮出來的競爭力，一切終歸於枉然！於是我們不禁要問，何謂人才？人才又如何致之？
想要可大可久的企業，其所招募的員工，絕不能走入韓信「多多益善」的邏輯，企業的戰爭靠的是腦力，不是人力，拼的是智力，不是員工的資歷！所以資本密集的企業，比諸勞力密集的企業，當然擁有較多的智慧資本，也相對擁有更精實的戰力！因此，老弱殘兵當然敵不過精兵良將，比資歷多寡的企業，自然強不過論智力高低的小公司。簡言之，企業存活的訣竅，是擁有可以持續發揮腦力作戰的員工，而此類員工才是所謂人才，也才是徵才所要的才幹之士，而人才才是公司的資產，非此類員工，將都屬於配角，而這類跑龍套的配角，其數量還不能太多，否則便是冗員、便是負擔，更是郭語錄中的三閒之一！所謂閒與不閒，才與不才，談得不是絕對利益，而是比較利益！也只有能永遠相對優秀的企業與員工，才不會落入敗部復活艱辛之路。
企業可以有一千年的志氣，但不能沒有持續存活一千年的能耐，企業可以有宏偉的願景與使命，但不能沒有具備達成願景與使命的步驟與資源，談什麼都可以，但一切都必須回到根本，亦即：企業到底有沒有幹才？能不能招募幹才，能不能保有幹才，沒有人才的企業也就不必問了，那些有人才的企業卻不能使之優勝劣敗，那才是真正的悲哀，有這樣的悲哀，願意一殉企業的員工，自然也就不存在了。韓通與王承恩的際遇如此，顯然要先瞭解背後大環境的人才競逐之路是怎麼一回事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