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September 22, 2025
碑前駐足:一段關於興衰與血脈的追問
日前在臉書上留下幾句話:「闔上萬卷書走出萬里路,九月中去了日本幾天,入宮而不拜,但卻在這塊碑前駐足有頃。內容不藏在書內,就直接鐫刻在石上,惟需理解歷史背景,才知道內文所言何事!」並將「和魂漢才碑」的照片貼於其內,而後希杰問我:「日本人看的懂嗎?」,我的回應是:「正常猜想,多半人看不懂這個「和魂漢才」碑。
那天下午,我確實在太宰府這塊碑前駐足再三,看著「和魂漢才」以及落款「安政五年」這幾個字,腦海中所浮現的,是被茅海建教授稱為「苦命天子」的咸豐皇帝。那一年,是清咸豐八年(西曆1858年),也就在那一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戰敗後,清廷於五月到六月間,陸續與俄國、美國、英國、法國簽訂了《中俄璦琿條約》、《中俄天津條約》、《中美天津條約》、《中英天津條約》、《中法天津條約》!也是在那一年的七月至十月,日本經過先前黑船事件的驚嚇後,德川幕府在外國的強大軍事壓力下,未經孝明天皇之應允便於安政五年,逕與美、荷、俄、英、法等國簽訂了《安政五國條約》。孝明天皇於是發出《戊午密敕》,意圖鏟除主導的大老井伊直弼,進而引發井伊反撲的「安政大獄」,以及之後幕府的倒台!1858年,對清政府及日本而言,無疑都在外力之下,經歷著歷史的重大轉折。
於安政五年簽訂的《安政五國條約》,因其不平等的對待,成為催化日本明治維新的關鍵,因而全面重塑了日本的國力,進而對其週邊國家有了更大的野心。而清廷,則仍陷於太平天國與捻亂的漩渦中,直至同治七年平定捻亂,並在漸次西化與自強與洋務運動中而有了短暫的「同光中興」!但日本的維新與清廷的自強,最終在光緒二十年的甲午一戰中,分出了強弱,並於次年簽訂了割讓台灣、澎湖群島、遼東半島的「馬關條約」!《安政五國條約》除與美國是在「波瓦坦號」(USS Powhatan) 簽訂外,其他四國的簽訂地點就所知均僅提及江戶(東京),那一段屈辱的歷史,似乎不像下關的「春帆樓」般值得日本記憶。
「和魂漢才碑」上的「安政五年初秋」,正是日本經歷大變化的時刻,碑上「經革命之國風,深可加思慮也」一句,說的當即是此事,於是曾經是日本師法的中國,隨外國軍事力量之壓迫,漸漸由「和魂漢才」轉變成了「和魂洋才」,這一歷史的轉折,說明了日本學習對象的快速轉變,從「漢才」變成到「洋才」,唯一不變的是「和魂」的主體,而那個曾經的中國,已經不再是日本從唐朝以來學習模仿的對象!
在安政五年所立的和魂漢才碑前,我的思維圍繞著自清末以來中國蛻變的過程,如果一個碑,能顯現了日本決定調整師法對象的意念,並從國外壓力中懂得維新強國,那中國何以在清末的各種運動後,最終敗下陣來?春帆樓的圖像,當如被焚燬的圓明園般,是歷史的傷疤,也是永恆的惕勵!想起黃靜嘉老師的詩句:「眼前曾是傷心地,一到維舟萬感集,逾百年來多少事,春帆樓前晚濤急」,這種萬感交集與傷心,不就是黃令儀女士所言:「我最大的心願,是匍匐在地,擦乾祖國身上的恥辱」,想來便不禁感慨萬千。
清末以來的中國,經歷過無數內憂外患的多重交逼,驗證著金一南將軍所言,從「器不如人」到「制不如人」,再到「思想文化不如人」的思維調整中,試圖找出民族救亡圖存的方法。直到「地無分東西南北,人無分男女老幼」的抗戰興起,才將中國各族人民團結一致,而對抗的是那曾經師法中國幾個朝代的日本!可惜戰後大江大海的分隔與分治,將難有的凝聚,分裂成競爭與對抗的兩岸,而這種的悲痛也呈現在于老的詩中:「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只有痛哭」。
我相信能連結起兩岸的,還是真實的歷史與血緣的脈絡。歷史的豐碑總會漫渙,而血緣的傳承則將永續,我也永遠相信,只要史實能夠真實呈現,人心裡便有最真實的答案。
以下是「和魂漢才碑」的碑文:
凡神國一世無窮之玄妙者,不可敢而窺知。雖學漢土三代周孔之聖,經革命之國風,深可加思慮也。
凡國學所要,雖欲論涉古今、究天人,其自非和魂漢才不能闞其閫奧矣。
以下,黃靜嘉老師的詩句:
Sunday, September 14, 2025
走過春帆樓,喚起辛酸的歷史
每個人會感動的事都不一樣,一則短文、一幀圖片、一件器物、一個景象、一句話語,都可能令人心有所感,至於為何感動,也一定跟自己的經歷有關,所以稱為「共情」,但能與自己共情的朋友,往往卻又有限,「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或許就是這種感觸。
曾在一則視頻中,兵馬俑的攝影師述說他看到秦俑身上「指紋」的悸動,感覺製造兵馬俑人的工匠就在眼前,於是眼淚不禁奪框!也曾看過一則泥板,上有古代小狗行走時留下的「足跡」,於是發現者也不由得興奮與感嘆!過去時光留下的記憶,在現時的環境中重新發現,有有感而共情的人,也有無感而訕笑的人,與自己共情,顯然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1895年4月17日,李鴻章於下關的「春帆樓」二樓與日相伊藤博文簽訂了《馬關條約》,割讓臺灣、澎湖與臺澎附屬各島嶼,連雅堂先生有感於斯,遂發憤而著《台灣通史》,「起自隋代,終於割讓」,在其自序以「國可滅而史不可滅」,並流露對於民族精神、人群龜鑑的重視,希望透過此一通史,「以昭示後人」!同樣的,抗戰期間,錢賓四先生在雲南的偏鄉僻壤,抱著「中國人寫中國最後一本史書」的心情,寫下《國史大綱》,以期萬一中國戰敗覆亡,依然能讓後世知道中國的歷史與文明。《台灣通史》與《國史大綱》,顯然都有著一個目的:不忘本,並盡可能留給後世前世之事。不論批評者如何論斷連、錢所著二書,兩書中內含的中國國族精神,又如何可以否認?
今年的九三,是對日抗戰勝利八十週年的日子,曾經的二十二場大會戰:松滬、南京、太原、徐州、蘭封、武漢、隨棗、第一次長沙、桂南、棗宜、豫南、上高、晉南、第二次長沙、第三次長沙、浙贛、鄂西、常德、豫中、長衡、貴柳、湘西,那一次不有著中國軍民的重大犧牲?用生命澆灌而鑄就的勝利成果,自然當留存於歷史而永不可忘!所以,我們不會忘記率領八百壯士死守四行倉庫的謝晉元將軍,更會記得葬在重慶北碚梅花山的張自忠將軍。
1945年的9月9日,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在南京的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大禮堂,遞交降書!而今雲蒸霞蔚的五指山國軍公墓中,仍保留著一份日本降書副本,「有幸身為軍人後,祖德留芳萬世名」,我的父母來自山西與河南,父親也曾在晉南(中條山)會戰中與袍澤們一同付出,然最終老於斯也葬於斯,大時代的車輪如此,事先誰又能料到?
原有的春帆樓已毀於戰火,而舊式的「日清講和紀念館」則矗立於新建的春帆樓旁。日本在館內還原了下關條約簽約的場景,當年李鴻章、李經方父子與馬建忠以及日方代表伊藤博文、陸奧宗光的對坐座位,靜靜的擺在玻璃櫥窗之內。「日清講和」是大清帝國與大日本帝國所簽,但大清代表的就是「中國」,雙方在簽訂《馬關條約》後,臺灣之後發生的抗日事件,或許大家在《賽德克.巴萊》一劇中仍可窺知一二。而後,中華民國替代了大清帝國,也同時承認了清朝所簽訂的諸多不平等條約,國父遺囑中那一句:「廢除不平等條約」,大家可還知道背後的原因?所幸,中國艱苦抗戰取得勝利,南京的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大禮堂的記憶,取代了下關春帆樓的歷史意義,而中華民國也取回了台灣與澎湖,漸次廢除了不平等條約,只不知這一段歷史,可還存在於台灣學子們的教科書中?
1911年,林獻堂先生邀請梁啟超先生來台,梁先生在3月25日乘「笠戶丸輪」經過春帆樓時,有感而發寫下《馬關夜泊》一詩:「明知此是傷心地,亦到維舟首重回。十七年中多少事,春帆樓下晚濤哀」,兩日後再寫下「漢家固是負珠崖,覆水東流豈復西,我遇龜年無可訴,聽談天寶只傷悽」!那時梁啟超對於「亡台」所生的複雜與哀痛心境,已流露於詩中實無需多問。1955年,黃靜嘉老師赴日並於春帆樓前懷想過往,並於2004年出版《春帆樓下晚濤急:日本對臺灣殖民統治及其影響》一書,黃老師將梁任公原詩改易一字為其書名,並將其對日本殖民臺灣的評價寫進了書中。黃老師於2017年1月7日清晨於睡夢中安詳辭世,然而他所喚醒的春帆樓歷史記憶,則也將永存於歷史之中。
2025年9月6日下午,我看著重修的春帆樓以及日清講和紀念館,心理五味雜陳,那甲午戰爭不曾親歷的歷史的現場,以及父親曾寫下的抗戰、離鄉棄里的所有記憶,卻洶湧澎湃於心中,然而同行能與我共情者卻幾無其一!誰是李鴻章?誰又是李經方?這些人的一生以及彼等在歷史中的定位,對「年輕人」似乎毫不重要!如果想起李鴻章,一定會連結到《馬關條約》,而同時代的左宗堂,則一定會與「收復新疆」綁在一起。以前的讀書人,追求立德、立功、立言的歷史定位,而現在在臺灣的讀書人,想的會是什麼呢?還是,我們已然失落了讀書種子?
1895年下關的春帆樓,在中國抗戰勝利後定然失去了光澤,而南京陸軍軍官學校大禮堂中,日本駐中國派遣軍參謀長小林淺三郎鞠躬遞交降書的一幕,則重新燃起了中華民族的榮光,何應欽將軍說:「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有意義的一個日子,這是八年抗戰的結果。中國將走上和平建設大道,開創中華民族復興的偉業。」隨後,1945年得10月25日,臺灣地區的受降儀式在台北公會堂(如今的中山堂)舉行,中方代表為陳儀將軍,日方則為第十方面軍安藤利吉司令官,先前提到的林獻堂,也以人民代表的身分出席儀式,如今的「臺灣光復節」,即因此日而訂定!歷史總有一枝筆,書寫著各自的曾經,不管用哪一種史觀審視過往的曾經,史實依舊還是史實。
走過春帆樓,喚起辛酸的歷史,中日自甲午戰爭以來的所有過往,都應銘記而不忘,不是為了仇恨,而是為了不重蹈錯誤的腳步。
以下為「日清講和紀念館」遠照
以下為秦俑上之指紋
以下為蘇美泥板上之小狗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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