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生命有限，有些人停在知命之年，有些人行在花甲之年，有些人上至古稀之年，還有些人可以一路走到朝枚之年，甚至期頤高夀！但不論如何自我珍攝，天命有終，在行將離開之時，捫心自問的，每個人可能都不一樣，但孔子提醒我們是「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想要留名，要怎麼留呢？又要留什麼呢？
一篇《先母鄒孺人靈表》，使我認識了汪中，而在深夜燈前，翻閱《容甫先生年譜》以及《汪荀叔自撰年譜》，這兩人一生的大要，也就寫在裡面了。汪中的《年譜》是他的兒子汪喜孫寫的，而喜孫生時也替自己寫了年譜，看著汪家兩代人經歷，一個七歲喪父，一個九歲失怙，都是在孤兒寡母的狀態下長大，兩人也都備嘗艱辛，但也非常慶幸的，兩人都替自己留下了歷史的名聲。
汪中是個大孝子，他是在母親鄒維貞含辛茹苦之下帶大的，因此於母親走後，待辦完七七，汪中卻依然在鄉裡間穿著孝服行走！在其《年譜》中，於乾隆四十一年時寫道，母親因足疾不愈，他於夜間一個人跑到城隍廟去祈求，當時廟門已閉，在求得廟祝幫忙進入後，唸完祈禱文便將之化給城隍，因汪已幾夜未寐，回家後遂忽忽睡倒。夢中，神明擲下簿記一本要他檢閱，當汪中翻完第十二頁後，神明突然用手按住簿記不准再翻下一頁，汪中也於此時醒來。十二年後待鄒孺人下世，汪中才知道夢中所翻的十二頁，即是母親的十二年陽壽，之後汪中「每痛哭言之，悲不自已」，恨不得當時能強求神明多番幾頁。
母親於乾隆五十二年走後，汪中竟然沒有餘貲可以操辦葬事（貧無以治殮），乃不得不將「所藏書畫，歸之畢侍郎始克成禮」。如此，汪中是用自己的書畫去跟畢侍郎換取葬資安葬母親的，這可是汪喜孫寫的原文，喜孫也沒有必要去傷害畢侍郎的名聲！文中所說的畢侍郎，就是時任河南巡撫的畢沅，因巡撫兼兵部侍郎銜，是以習慣上以中央的職銜稱之為畢侍郎，後來畢沅升至總督，兼兵部尚書銜，以後就稱做畢尚書了。但當我們檢閱晚清方濬師所寫的《蕉軒隨錄》，裡面《容甫書函》一篇，卻有兩處記載與《年譜》相當不同。因此一記載與汪中葬母有相當關聯，我們先予迻錄如下：
畢秋帆宮保撫陝西時，知先生名而未之見也。一日，先生忽以尺書報之。宮保拆視，乃箋紙一幅，上僅書四句云：「天下有中，公無不知之理；天下有公，中無窮乏之理。」畢公閱竟大笑，即以五百金持送其家。
文末還說，汪中之子喜孫與他的大伯父（方蓮舫）是同榜進士，這段歷史是他隨伺大伯父時告訴他的。
回到容甫先生的《年譜》，在乾隆五十四年中，提到畢沅推薦汪中，而汪中致書回謝的內容。其中提到：「嘉善謝侍郎為某舉主，某受恩最厚，今在江南，某義不可他往，來歲將事公於梁。有士如某，公無遐棄之道；天下有公，某無餓死之法。」細看這一段，哪裡有畢侍郎送五百金給汪中的內容？方濬師《蕉軒隨錄》裡面提到的四句「天下有中，公無不知之理。天下有公，中無窮乏之理」與汪中自己寫的「有士如某，公無遐棄之道；天下有公，某無餓死之法」，這兩者的含意其實是有一定差距的！畢沅沒有方濬師說的大器，汪中也沒有方濬師說的投書求金！汪中有他的堅持，而他人生最後的階段，還是靠校書及鑒別書畫獲取生活所資的，書生意氣如此，是不太會低聲下氣求人的，尤其像汪中這樣矜名負氣之人，在窮途潦倒之際更不會如此，他定是執意將書畫貸予畢沅換取葬資的！也因個性如此，汪中一生窮困！至於畢、汪兩人見面，那是在乾隆五十四年之際，《年譜》中稱：「是年遊武昌時，尚書開府湖北，禮延先君」，所提及的「尚書」就是乾隆五十三年五月以後擔任湖廣總督的畢沅。《年譜》稱畢沅為侍郎或尚書的時序寫的很清楚，《蕉軒隨錄》將畢沅的致金與汪中的致書內容混在一起，時間先後也有落差，汪冠而畢帶，應當是聽聞之間與想當然爾的落差吧！
上文中的謝侍郎，即是謝墉，浙江嘉善人（今上海金山區），謝墉在江蘇學政任上，錄取汪中為「拔貢生」，也是從這時開始，汪中才有了清政府給予的廩米，也才會有《先母鄒孺人靈表》中所提的：「迨中入學宮，遊藝四方，稍致甘旨之養」，沒有這些收入，汪中很難奉養母親，那句「稍致甘旨之養」對照《靈表》中所言：「每冬夜號寒，母子相擁，不自意全濟，比見晨光， 則欣然有生望焉」，令人有恍如隔世不勝唏噓之感！謝墉對於汪中而言，確實有知遇之恩，甚至可以說因為謝墉之故，汪中整個家庭才有了稍稍脫貧的轉機，因此汪中才會說：「嘉善謝侍郎為某舉主，某受恩最厚，今在江南，某義不可他往」，汪中是惜情重義之人，這在他後來拜訪故友，並大力幫忙故友的身後之事可以得見，這也跟他自己幼年喪父窮苦無依，以及當時葬母無資以書畫換抵的經歷，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汪中之子汪喜孫，顧名思義，這個名字是因奶奶鄒維貞「望孫甚切」而取的，汪中初娶孫氏，因婚姻不偕，岀妻後繼取朱氏，朱氏即是汪喜孫的母親。乾隆五十二年，汪喜孫兩歲時祖母棄世，《汪荀叔自撰年譜》中提到鄒太宜人「比卒而目不暝」，是到「喜孫侍床前乃暝」，鄒老夫人確實是非常疼愛這個孫子的。《自撰年譜》中另外有兩件事值得一提。汪中病於鼻衂（流鼻血）已有相當時日，在喜孫八歲時，因自知來日無多，遂將喜孫託孤給了鮑志道（字封翁），鮑是歙縣棠樾人，因少時家道不濟，因而棄學從商，而後擔任兩淮鹽務總商達二十年，也就是擔任兩淮鹽商工會理事長長達二十年之久！汪中將兒子託給商界中人，其目的應當也很明顯，身後必須無材米之憂！汪氏後來也確實受到鮑志道的協助，喜孫長大後也曾到鮑家當過教師，但喪父時孤兒寡母受旁人欺侮，終究是難免的事，汪喜孫在《自撰年譜》中，明確點出某些與父親生前交好，但故後卻毫無聞問的友人之名，他的心裡，真的如人飲水啊！人因無親友之義而留名，於此可見。
汪中因患哮喘之疾，在《年譜》最後《附馬秀才書事》的文末，提及汪中「痰喘不止…。舉手作勢云：『海蒲頭三錢』，語不分明，哮喘愈劇，頃刻而逝」。馬秀才不知道這個「海蒲頭」是什麼，詢問醫家也沒聽過這付藥名，因此特別遺憾。汪喜孫對於父親往生時的言語，一定會想弄個清楚明白，因此特別在《年譜》中提到那是：「石菖蒲」。這一段記述，載在《年譜》乾隆五十九年內，文中提到汪中替江御史德量撰寫墓誌時：「未終篇，掩卷而臥，病作強起，呼僕買石菖蒲。自述痰溢氣逆，上不可治」。由此可知，汪中臨終時索要的藥名並非是「海蒲頭」，而是「「石菖蒲」。此外，汪喜孫還提到父親下世那一年，有「受業儀徵諸生魏先生彝群同學表兄某」，用鎖將他打的頭破血流一事，魏先生可憐這個沒有父親的孩子，遂請他回家塾去讀書，不要繼續在這受欺侮了。汪喜孫特別記載了自己這一段失去父親受人欺負的歷史，想來下筆時必然記憶深刻，但汪喜孫也很善意的，將施暴的人名給抹去了，反而是將照顧他的魏先生，留名於此！人因慈善之念而留名，於此可見。
對於汪容甫、汪喜孫，史有其名、其事，我相信天下沒有幾個人會如明代的高拱，於死前將所有的譖恨，寫成《病榻遺言》一書用以傷害政治對手張居正，而在清代的年譜學下，我們確實可以看到許多人一生的大小之事，以及當事人自己的說法，或是如同紀傳與編年總匯的個人交遊網絡概要！我們大都不會在未來的《漢學師承記》留下片言支語，也難以在什麼《學案》中找到自己的名字，但誰都可以留下印記，只要我們用心良善，便會活在一定的記憶之中，等待有緣的攫取。
忽然想起于右任寫給經國先生的那幅名聯：「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 人生可以或計或求，也可以不伎不求，但一切都當準用「天理良心」四字，為圭臬、為繩墨，以求得良心應有的平安。
